乐府诗是古体诗中的一种 所以格式也限於古体诗.
古体诗: 1乐府诗 、2古诗
近体诗: 1绝句 、2律诗
新诗就是现代诗 白话诗 完全没有格律可言. 最严的就是近体诗 再来才是古体诗.

古体诗:
字数不限 句数不限 对仗不限 平仄不限 押韵则是要双数句 但可以换韵. 乐府诗和古诗不同的是句法、 乐府诗多为长短句，古诗句式整齐多五言七言 两者皆可以合乐.

近体诗(今体诗):
句法必须五言或七言 平仄有定格 双数句必须要押韵 不可换韵. 绝句和律诗多有不同 很好判别: 绝句:五言为20字 七言28字 句数4句 对仗不限 、律诗:五言40字 七言56字 句数8句 三四句五六句必须对仗 两者皆不合乐.

关于唐诗三百首的排序，我不知道你所见到的版本如何，反正我手边的版本其目录大致如下：卷一 五言古诗：张九龄《感遇》——孟郊《游子吟》卷二 七言古诗：陈子昂《登幽州台歌》——杜甫《古柏行》卷三 七言古诗：杜甫《观公孙大娘笛子舞剑器行并序》——李商隐《韩碑》卷四 七言乐府：高适《燕歌行》——杜甫《哀王孙》卷五 五言律诗：唐玄宗《经鲁祭孔子而叹之》——僧皎然《寻陆鸿渐不遇》卷六 七言律诗：崔颢《黄鹤楼》——沈佺期《独不见》卷七 五言绝句：王维《鹿柴》——李益《江南曲》卷八 七言绝句：贺知章《回乡偶书》——杜秋娘《金缕衣》很明显，编者是以诗体分类，再按作者年代为序排列下来的。并且诗体的先后也是依照诗歌发展状况排列的：古诗、乐府在前，律诗、绝句在后。

古诗、绝句、乐府、律诗有何区别联系

首先，古代诗歌分两类，一是古体诗，一是近体诗，而近体诗包括律诗和绝句。

再者，汉乐府与近体诗的区别在于：句式比较灵活自由，比兴的大量运用，形式多样，语言活泼生动。而绝句，律诗讲究严格的格律、平仄、押韵，讲究语言的凝练，意境的营造等。

近体诗
近体诗是相对古体诗而言的，产生较晚，起源于南朝，至唐初成熟。其中的律诗，形式固定，格律严密，每首八句。单句叫出句，双句叫对句，合起来称为一联。一二句叫首联，三四句叫颔联，五六句叫颈联，七八句叫尾联。颔联、颈联一般要对仗。首句可用韵可不用韵，通常押平声韵。五言简称“五律”，七言简称“七律”，十句以上的称排律。其中的绝句，又称绝诗、截句。它好像截取律诗的一半，每首四句。就其规格看，有的后一联对仗，类似律诗的首联、颔联；有的前一联对仗，类似律诗的颈联、尾联；有的两联都对仗，类似律诗的颔联、颈联；有的不用对仗，类似律诗的首联和尾联。绝句的韵脚在二、四两句，通常押平声韵。第一句如押韵，也押平声字。绝句有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两种，简称“五绝”和“七绝”。

近体诗包括

绝句
中国诗体。又称截句、断句、绝诗。每首四句，通常有五言、七言两种。简称五绝、七绝，也偶有六绝。它源于汉及魏晋南北朝歌谣。唐以后盛行近体绝句，格律同于八句律诗中的前、后或中间四句。所以，唐人有的在诗集中把绝句归于律诗。后来也有学者认为绝句是截于律诗之半而成。绝句灵活轻便，适于表现一瞬即逝的意念和感受，广为诗人所采用，创作之繁荣超过其他，绝句也被人视作唐人乐府（后面还有详细说明)。
律诗
中国近体诗的一种。格律严密。发源于南朝，律诗要求诗句字数整齐划一，每首分别为五言、六言、七言句，简称五律、六律、七律，其中六律较少见。通常的律诗规定每首8句。如果仅6句，则称为小律或三韵律诗；超过8句 ，即10句以上的 ，则称排律或长律。通常以8句完篇的律诗，每2句成一联，计四联，习惯上称第一联为破题，第二联为颔联、第三联为颈联、第四联为结句。每首的二、三两联（即颔联、颈联）的上下句必须是对偶句。排律除首末两联不对外，中间各联必须上下句对偶。小律对偶要求较宽。律诗要求全首通押一韵，限平声韵；第二、四、六、八句押韵，首句可押可不押，律诗每句中用字平仄相间。上下句中的平仄相对，有“仄起”与“平起”两式。另外，律诗的格律要求也适用于绝句。
总而言之，区别在于绝句是四句，律诗是八句。

古体诗包括

古体诗特点

　　古体诗, 与近体诗相对而言的诗体。近体诗形成前，除楚辞外的各种诗歌体裁。也称古诗、古风，有“歌”、“行”、“吟”三种载体。古体诗格律自由，不拘对仗、平仄，押韵较宽，篇幅长短不限，句子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体和杂言体。

　　四言诗，在近体诗中已经不存在了，虽不加“古”字，但不言而喻，就知道是古体诗。《诗经》中收集的上古诗歌以四言诗为主。两汉、魏、晋仍有人写四言诗，曹操的《观沧海》、陶渊明的《停云》都是四言诗的典型例子。

　　五言和七言古体诗作较多，简称五古、七古。五古最早产生于汉代。《古诗十九首》都是五言古诗。汉代以后，写五言古诗的人很多。南北朝时的诗大都是五言的，唐代及其以后的古体诗中五言的也较多。而七古的产生可能早于五古。但在唐代以前不如五古多见。到了唐代，七古大量地出现，唐人又称七古为长句。

　　杂言诗也是古体诗所独有的。诗句长短不齐，有一字至十字以上，一般为三、四、五、七言相杂，而以七言为主，故习惯上归入七古一类。《诗经》和汉乐府民歌中杂言诗较多。汉魏以来乐府诗配合音乐，有歌、行、曲、辞等。唐人乐府诗多不合乐。唐宋时代的杂言诗形式多种多样：有七言中杂五言的，如李白的《行路难》；有七言中杂三言的，如张耒的《牧牛儿》；有七言中杂三、五言的，如李白的《将进酒》；有七言中杂二、三、四五言至十言以上的，如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有以四、六、八言为主杂以五、七言的，如李白的《蜀道难》。

　　此外，古绝句在唐时也有作者；都属古体诗范围。古体诗在发展过程中与近体诗有交互关系，南北朝后期出现了讲求声律、对偶，但尚未形成完整的格律，介乎古体、近体之间的新体诗。唐代一部分古诗有律化倾向，乃至古体作品中常融入近体句式。但也有些古诗作者有意识与近体相区别，多用拗句，间或散文来避律。

古体诗分类

古体诗格律自由，不拘对仗、平仄，押韵较宽，篇幅长短不限，句子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体和杂言体。

四言体

　　四言体盛行于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除《楚辞》外，其他诗作出现不多。

　　四言诗是古代产生最早的一种诗体。《诗经》中的《国风》、《小雅》、《大雅》等都是以四言诗为基本体裁。在先秦两汉的其他典籍里，如《史记》所载《麦秀歌》，《左传》所载《宋城子讴》、《子产诵》等，也都是以四言体为主。可见，在西周到春秋时期，无论是社会上层还是下层，娱乐场合还是祭祀场合，最流行的诗体是四言诗。

五言体

 　五言诗，古代诗歌体裁。是指每句五个字的诗体，全篇由五字句构成的诗。五言诗可以容纳更多的词汇，从而扩展了诗歌的容量，能够更灵活细致地抒情和叙事。在音节上，奇偶相配，也更富于音乐美。因此，它更为适应汉以后发展了的社会生活，从而逐步取代了四言诗的正统地位，成为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初唐以后,产生了近体诗,其中即有五言律诗、五言绝句。唐代以前的五言诗便通称为“五言古诗”或“五古”。

　　五言诗是每句五个字的诗体。它作为一种独立的诗体，大约起源于西汉而在东汉末年趋于成熟。当然，《诗经》中早就有五言的句子，如《召南·行露》：“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汉魏六朝时期的诗作，以五言为主。说明五言诗形成于此一时期。古代本有五言诗起于李陵《与苏武诗》的说法，但后人多加以否认，如苏软题(文选动便说：“李陵、苏武，五言皆伪。”又有说五言起于《古诗十九首》，也未获广泛赞同。大抵五言诗系吸收民歌的形式而成。

　　【五言诗】

　　秦始皇时的民歌《长城谣》：“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就是使用五言。汉代的乐府诗如《江南》、《白头吟》、《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等也是五言。文人作的五言诗，一般认为最早的要算班固的《咏史》。五言的句式是在四言的基础上每句增加一个字，在句子的节奏上增加了一拍，形成了二二一或二一二的节拍群。由于不同节奏在诗中交错运用，就使句式更富于变化，更具有音乐感。

六言体

　　六言诗是旧诗的一种体裁，全诗都是六个字一句，不太流行。在《诗经》中已有萌芽。其后诗人也偶尔写过六言四句的短诗，如王维的《田园乐》：桃红复含宿雨，柳线更带朝烟。花落家僮未归，鸟啼山客犹眠。

　　六言散句最早散见于《诗经》。其中有单句，亦有偶句。如“室人交遍谪我”、“室人交遍摧我”(《邶风·北门》)，“行役夙夜无已”、“行役夙夜无寐”(《魏风·陟岵》)，“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豳风·七月》)，“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魏风·伐檀》)。正是因为《诗经》中有这么多的六言句，挚虞和刘勰论六言诗的起源，才追根溯源到这里。但是，《诗经》中的六言诗仅是散句，既比较少见，又没有两句以上的六言句连续出现的情况。所以，如果以为在《诗经》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完整的六言诗，显然缺少足够的证据。

　　到了《楚辞》，六言句不仅较为常见，而且有连续四句以上的情况出现。《离骚》的基本句式是上七下六，如“驷玉虬以乘笲兮，溘埃风余上征。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玄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珥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这样一种句式，如果去掉上句的“兮”字，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六言诗的雏形。《九辩》中甚至出现了连续的六言句：“慷慨绝兮不得，中瞀乱兮迷惑。私自怜兮何极，心怦怦兮谅直。”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因为，作为一种诗歌体式，如果能够独立成为一首诗，至少应该有四句以上，否则只能算是诗句，而不能算是一首完整的诗歌。可以说，《离骚》的上七下六句式及《楚辞》中大量出现的整齐的六言句，为六言诗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

　　完整而规范的六言诗是在建安时期才出现的。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六言诗，是孔融的三首六言诗。孔融是建安七子之一，诗文俱享名于当时。在诗歌创作上，他在借鉴《诗经》、《楚辞》和两汉乐府六言散句的基础上，创作出了完整的六言诗：

　　汉家中叶道微，董卓作乱乘衰，僭上虐下专威，万官惶怖莫违，百姓惨惨心悲。

   　郭李纷争为非，迁都长安思归。瞻望关东可哀，梦想曹公归来。

　　从洛到许巍巍，曹公忧国无私，减去厨膳甘肥。群僚率从祁祁，虽得俸禄常饥，念我苦寒心悲。

　　孔融之后，曹丕、曹植兄弟皆有六言诗传世。曹丕有六言诗三首，其中《黎阳作诗》和《令诗》是规范的六言诗；《寡妇诗》形式为六言，但因每句第四字为“兮”字，因而可视为六言别体。《黎阳作诗》是曹丕早晨经过黎阳，准备东渡黄河时所作。诗人在黎山之上四面望去，“北观故宅顿倾，中有高楼亭亭，荆棘绕蕃丛生。南望果园青青，霜露惨凄宵零”，不由得生出“彼桑梓兮伤情”的感慨。《令诗》是曹丕即将称帝时所作，前三句“丧乱悠悠过纪，白骨纵横万里，哀哀下民靡恃”，表达了对即将禅位的汉献帝的谴责之意，而“吾将以时整理”之句，不经意间流露出诗人志在天下的抱负和雄心。

七言体

　　七言诗包括七言古诗（简称七古）、七言律诗（简称七律）和七言绝句（简称七绝）。

　　七言体古代诗歌体裁，全篇每句七字或以七字句为主的诗体。它起于民间歌谣。先秦时期除《诗经》，《楚辞》已有七言句式外，《荀子》的《成相篇》就是模仿民间歌谣写成的以七言为主的杂言体韵文。西汉时期除《汉书》所载的《楼护歌》、《上郡歌》外，还有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等七言通俗韵文。东汉七言、杂言民谣为数更多，如东汉末年的《小麦谣》、《城上乌》（司马彪《续汉书·五行志》）、《桓灵时童谣》"举秀才"（葛洪《抱朴子·审举》）都是很生动、通俗流畅的七言和杂言民间作品。相传汉武帝曾会聚群臣作柏梁台七言联句,但据后人考证,实系伪托，并不可靠。魏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的第一首文人创作的完整七言诗。以后汤惠休、鲍照都有七言作品。鲍照的《拟行路难》18首,不仅在诗歌内容上有很大扩展,同时还把原来七言诗的句句用韵变为隔句用韵和可以换韵，为七言体的发展开出了新路。从梁至隋七言体诗歌逐渐增多,至唐代七言诗才真正发达起来。七言诗的出现,为诗歌提供了一个新的、有更大容量的形式，丰富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表现力。

杂言体

　　杂言诗，因诗中句子字数长短间杂而得名，其句中字数不定，最短仅有一字，长句有达九、十字以上者，以三、四、五、七字相间者为多。其特点是形式比较自由，便于无所拘束地表达思想感情。凡是以情致或气势胜的诗人，对于杂言诗都有极大的偏爱。

　　中国古代诗歌整齐划一的格律诗发展到中唐达到巅峰状态（代表诗人是杜甫），因为其形式上的诗美空间已经被唐代的大诗人挖掘而所剩有限，因此唐末五代中国的格律诗向杂言诗发展，形成一个对整齐划一而导致形式有些僵化的格律诗的反拨，而最终定型为“词”这一杂言诗体制形式。而词，最终发展到了“一代之文学”的高度，取得伟大成就。

汉乐府　

      乐府是自秦代以来设立的配置乐曲、训练乐工和采集民歌的专门官署，汉乐府指由汉时乐府机关所采制的诗歌。这些诗，原本在民间流传，经由乐府保存下来，汉人叫做“歌诗”，魏晋时始称“乐府”或“汉乐府”。后世文人仿此形式所作的诗，亦称“乐府诗”。

　　据《汉书·艺文志》载，“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可见这部分作品乃是汉乐府之精华。《史记乐书》载，汉乐府的设置不晚于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但搜集民歌俗曲于汉武帝时，已知搜集于东汉末年，共搜集民歌俗曲138篇。宋人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100卷，分12类（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歌辞，横吹歌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氏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著录，是收罗汉迄五代乐府最为完备的一部诗集。《乐府诗集》现存汉乐府民歌40余篇，多为东汉时期作品，广泛而深刻地反映当时底层人民日常生活的艰难与痛苦，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表现了激烈而直露的感情，形式朴素自然，句式以杂言和五言为主，语言清新活泼，长于叙事铺陈，为中国古代叙事诗奠定了基础。

　　汉乐府是继《诗经》之后，古代民歌的又一次大汇集，不同《诗经》（《诗经》亦是现实主义），它开创了诗歌现实主义的新风。汉乐府民歌中女性题材作品占重要位置，它用通俗的语言构造贴近生活的作品，由杂言渐趋向五言，采用叙事写法，刻画人物细致入微，创造人物性格鲜明，故事情节较为完整，而且能突出思想内涵着重描绘典型细节，开拓叙事诗发展成熟的新阶段，是中国诗史五言诗体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汉乐府在文学史上有极高的地位，于与诗经，楚辞可鼎足而立。

　　《陌上桑》和《孔雀东南飞》都是汉乐府民歌，后者是我国古代最长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与《木兰诗》合称“乐府双璧”。[2]

创作背景

汉代从武帝开始，就频繁地发动战争，大量地征调行役戍卒，造成人民的大批死亡，也使很多家庭遭到毁坏。《战城南》的笔触不仅涉及到战场上凄惨荒凉，还延伸到广阔的社会空间，写出战争造成的社会秩序的破坏、农业生产的荒废。《十五从军征》，以“十五从军征”与“八十始得归”写出了兵役制度的黑暗，两个数字之间巨大的距离令人心惊，它带来的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造成家庭“松柏冢累累”的惨象。

故事取材

热闹的场所（酒店、京都），突发性的事件，都是作者喜好描述的对象。

         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讲述了具有完整情节的故事。如《妇病行》《孤儿行》、《孔雀东南飞》等等。有时情节还曲折多变。《孔雀东南飞》扣住兰芝夫妇的坚贞爱情与封建专制的矛盾，展开了丰富而曲折的情节。兰芝不堪刁难，自请遣归，掀起波澜；仲卿求情，似乎能平息矛盾，但焦母态度蛮横，矛盾反而更加尖锐。焦刘分手前的盟誓，使矛盾稍缓。而兰芝被逼再嫁，又使矛盾激化。情节跌宕起伏，一波三折。　汉代乐府诗塑造出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写人的手法十分娴熟。或通过人物言行表现人物性格，或利用环境、景物衬托人物形象。《妇病行》《孤儿行》的细节、《陌上桑》中的对话、《孔雀东南飞》中人物的行为以及环境气氛，都有效地刻画了人物。

扩充发展

　　西汉乐府的扩充和发展是在武帝时期，《汉书·礼乐志》云：“至武帝定郊 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 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乐府的职能在武 帝时进一步强化，它除了组织文人创作朝廷所用的歌诗外，还广泛搜集各地歌谣。 许多民间歌谣在乐府演唱，得以流传下来。文人所创作的乐府歌诗也不再像《安 世房中歌》那样仅限于享宴所用，还在祭天时演唱，乐府诗的地位明显提高。据 《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武帝时，乐府令下设三丞。又据《汉书·礼乐志》 所言，至成帝末年，乐府人员多达八百余人，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音乐机构。武 帝到成帝期间的一百多年，是乐府的昌盛期。哀帝登基，下诏罢乐府官，大量裁 减乐府人员，所留部分划归太乐令统辖，从此以后，汉代再没有乐府建制。

　　东汉管理音乐的机关也分属两个系统，一个是太予乐署，行政长官是太予乐 令，相当于西汉的太乐令，隶属于太常卿。一个是黄门鼓吹署，由承华令掌管， 隶属于少府。黄门鼓吹之名西汉就已有之，它和乐府的关系非常密切。至东汉， 由承华令掌管的黄门鼓吹署为天子享宴群臣提供歌诗，实际上发挥着西汉乐府的 作用，东汉的乐府诗歌主要是由黄门鼓吹署搜集、演唱，因此得以保存。　郊庙歌辞：主要是贵族文人为祭祀而作的乐歌，华丽典雅，没有什么思想内容。如《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楚音）、《郊祀歌》十九章

　　音乐背景：来源：（1）秦国音乐（2）楚国音乐

　　1、鼓吹曲辞：又叫短箫铙歌，是汉初从北方民族传入的北狄乐。歌辞是后来补写的，内容庞杂。主要是民间创作。

　　2、相和歌辞：音乐是各地采来的俗乐，歌辞也多是“街陌谣讴”。其中有许多优秀作品，是汉乐府中的精华。

　　3、杂曲歌辞：其中乐调多不知所起。因无可归类，就自成一类。里面有一部分优秀民歌。

唐诗三百首的顺序为何如此

        首先，《唐诗三百首》是一部什么性质的选集呢？很明显，孙洙在自序中说的比较明白：
“世俗儿童就学,即授《千家诗》,取其易于成诵,故流传不废,但其诗随手掇拾,工拙莫辨,且止五七律绝二体,而唐、宋人又杂出其间,殊乖体制.因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每体得数十首,共三百馀首,录成一编,为家塾课本,俾童而习之,白首亦莫能废,较《千家诗》不远胜耶?谚云：“熟能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也会吟.” 请以是篇验之”
显然，这部选集是作为童子学习的家塾课本，一本入门性质的选集。作为儿童读物需要考虑的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浅显易懂，易于成诵。从这个角度考虑，有格律要求的近体诗（律诗与律绝）较之于古体诗是更朗朗上口的，并且在长度上一般来讲律诗（特别是律绝）都要更短一些，更易于记诵。按照这样的考虑，那么为什么最后呈现出来的是古诗、律诗、绝句这样的排列顺序呢？
显然，作为一部入门选集，孙洙考虑的还有什么才是学习诗歌的正确道路问题，即入门需正。这大概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内容的正；一是技艺的正。内容的正主要就是思想态度价值观的问题，跟题目关系较小，不展开。说一下技艺的正。从唐代开始，对古诗和律诗就有风骨和声律的讨论。即古诗多重风骨，主抒情言志，重比兴；而律诗的产生之初由于对声律技巧的追逐，文人之间游戏炫技的意味较重，对于表达情感这块比较缺乏。所以一般认为一开始便学习律诗容易由于对声律的追逐而流于浮泛，而正确的路径的是先从重风骨的古诗入手，以重情志，培养底气。
而律诗与绝句之间，又一般认为绝句体制短小，容易逼仄，尤为难写。所以根据这样的一种诗学观念，《唐诗三百首》最终呈现出古诗、律诗、绝句这样的排列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