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化决定论的批判

一般来说，当我们谈起中西方差异的时候，有三种维度，

其一、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普世性。马克思在理解历史的时候，他是把历史看成是一个普世性的存在，尽管他也不否认特殊性，但是终归，他是阶段论者，认为人类的历史的发展有其普遍性的一面，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必然要把生产方式扩散到全球，以至于民族文化的消失

其二、是制度差异。有些人认为，中西方的核心差异就是制度性差异

其三，是文化差异，有些人认为，中西方的差异根源在于文化差异，是这个文化差异给出了制度的差异。进一步僵化理解，会把文化差异理解为人格性，诸如中国人的劣根性的批判。

在这本书之中，作者基本上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认为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应该是从人在共同体依附性解放出来，实现个体独立。而中国人的所谓”劣根性“的一面，本质上是在权力-依附社会基本结构不变的情况下的结果。

当这个结构不变，无论是提倡集体主义，还是提倡所谓个人主义，无不被异化。于是就会产生，所谓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循环，这恰恰是在这个结构中的产物。

所以笼统地说，中国人人格有不同于西方的一面，倒不如说，就是人身依附关系与人格独立关系的区别。

尤其可以知道，说中国人缺乏理性，这也不假。但是为什么呢？列维布留尔认为，理性精神是人独立性伸展的结果。在人还处于共同体遮蔽情况下，他的思维是互渗的机体无意识的附属物，只有当主体能够独立出来，他才能从抽象的逻辑结构之中，从混沌超验的集体表象之中解放出来（这个观点与黑格尔的观点基本一致，黑格尔就认为东方民族，还处于抽象的直接性之中，这一点我们会在后面谈论抽象的农民提及，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那样，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之所以在这个阶段，中国处于理性无法伸展的状态，恰恰是因为中国困于共同体束缚的结果）

所以，我们应该从玄虚的文化批判之中解脱出来，放在整个社会的批判上

2、阿Q的劣根性从何而来？

在近代启蒙时代，鲁迅着力批判了中国人的劣根性，并且造出了一个阿Q的形象，那么这个形象背后是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导致了呢？

根据马克思的历史观，他把人类历史理解为一个从不自由的状态向自由状态的过渡，其中资本主义社会处于一个非常矛盾的状态。

一方面，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人从共同体束缚下解脱出来，从而出现个体独立性伸张的时代，另一方面马克思又认为，这种个体的独立，又是建立在货币为中介的生产方式上，他导致了个体的异化，于是他相信我们可以通过扬弃资本主义，来完成本质的复归。

那么，我们可以对此进行一个二分，基本上前半部分是马克思对于人类历史的一个摹绘，也基本符合历史，但是后一个阶段的异化扬弃，倒不如说是马克思的一个价值性诉求，而不是一个事实描述。

那么，中国长期处于前现代社会，他是基于人身依附的宗法共同体的束缚下生存着，于是必然积淀一些所谓的文化心理或人格也是可能的。但是这种人格并非是不可改变，一旦这个共同体彻底被消除，这种人格自然就消失了。

同样的，马克思的思想和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就是个人独立性的伸张，这一点法西斯主义反倒看得明白。但是区别在于，自由主义的理念在马克思看来是建立在异化基础上的，两者的根本区别便在这里。

那么，对于共同体与个体来说，有着双重性，一方面共同体对于个体有束缚的功能，这是个体力图逃避，并且力图革命消除的东西。另一方面，共同体对于个体有保护的功能，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在存在之中，反而有不在家之感。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随着共同体的压迫消除，个体反而有了逃避自由之感，便是明证。

束缚和保护是对立统一，在中国古代，当共同体官逼民反之时，就是束缚压倒了保护功能，农民不得不依附于一个新的强权，以重建共同体，这就是中国人存在的宁为太平犬，莫为乱世人。因为乱世意味着共同体的保护功能的消失。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始终出现周期性的改变，而无法走向现代化。

当我们不清楚这一点，如果我们认为，封建社会的问题是地主和小农的问题，仿佛打倒了地主和小农，就把封建消除了，实际上封建会借尸还魂到新的共同体之中完成代际。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近代的启蒙最终却沦为新的封建的原因。

那么，既然共同体有两种功能，那么他要么力图发展存在自由个性的农民，即发展出农民的私有性，彻底消除共同体首长。要么就是在外来资本的介入下，资本和地主的联合，剥夺农民，导致农民一无所有，农民又有重建共同体的愿望。

后者，就会激起农民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想，而这股思想如果被利用，也就会造成了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但是归根到底他是建立在古代封建共同体诉求下，其实只不过是一种新时代的再版。

我们常常会看到，往往城里人反而比农民有更多的农民意识，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城市人反而有更多的依附情结呢？

其实这不难解释，这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趋向。当某个国家宣称自己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才能完成的工作。那么客观上，农民的心理和社会发展出现了脱节，在未改革之前，大部分还是农民，但是短短几十年，尽管高楼大厦可以拔地而起，但是农民的心理却根深蒂固地存在。

并且这种局面会有一种非常不利的情结，就是反对现代化，反对资本主义的状态，当某个国家的改革是以剥夺起家，此时农民心理对于田园牧歌的向往，必然会逃避现代化，最终产生一种对于现代化的反动情绪。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二律背反现象。

中国的知识分子呈现出一个非常奇怪的状态，首先中国的知识分子实际上就是农民，只不过是掌握了更多的知识的农民。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他深深打上了农民的印记，另一方面他毕竟又不同于农民。

前者给予了知识分子的被束缚感，缺乏所谓独立人格。后者又给予所谓清高感，仿佛知识分子高高凌驾于农民之上。于是知识分子成为两头不是人的状态。

但是西欧的知识分子就不是如此，西欧的知识分子是从基督教分化出来，他们的独立人格相对更强，并不会受到政权的威胁，尽管宗教力量也会束缚他们，但是基督教仍然存在一定的自由。

所以，在近代启蒙时候，知识分子要么被质疑他们成为”御用文人“，要么被质疑自命清高，不肯跟劳苦大众站在一起。

同样的，农民也有所谓完全相反的特性，有人认为中国的农民唯唯诺诺，只知道青天大老爷，不知道民主自由。另一方面又有认为中国农民散沙，散漫。两者何以能够同时存在呢？

其实很简单，主要就是后者并非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要突出个体的伸张。但是后者的散漫（毛泽东意义上的所谓自由主义，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谈，他把自由理解为就是任性，散漫，丝毫不知道自由主义的本来意义），恰恰是基于共同体的束缚下才会出现的特性。

所以M有很强的国民性改造的诉求，但是当他看到所谓的任性的”自由主义“力图排斥，力图一个大共同体把所有人管起来，但是整个方向都是错的，自然结果也是不尽如人意。

所以二律背反的农民和二律背反的知识分子就成为这样的状态，知识分子在古代，要么平时奴性十足，所谓”平时袖手谈心性，临事一死报君王“，要么失意时读读佛老之学，仿佛矫情十足。这就是中国人的人格性上的奇怪特质。两者看似矛盾，其实是互补互强。

但是这种特质完全是基于个体被共同体所压迫，以至于无法伸张的状态。

中国的知识分子又有两种特质，即，一方面在知识意义上，有着强烈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特性，另一方面在价值论又有反功利主义的观点。

前者和后者看似矛盾，实际上是一个结构的产物。之所以中国人不喜欢所谓形而上学，是因为在这种宗法结构下，理性无法伸张（因为人类理性是面对复杂局面，且个体伸张开，才有可能出现，否则只能停留在黑格尔所谓的抽象的直接性那里），另一方面在宗法结构之中，为了维护血缘纽带，必然强调义，而不是利。

3、具体农民和抽象农民的二律背反

根据前面所说，中国的农民是处于共同体束缚下的农民。马克思曾经对此有过一个精彩的论述，他说

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式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

在这里就体现出具体农民和抽象的农民的二律背反。

具体的农民是处于自然的状态，是处于互相隔离的状态，所以他无法建立起发达的交换经济，另一方面他又要附属于一个抽象的农民，即所谓的共同体。

所以具体农民和抽象农民的矛盾，就体现出一系列的二律背反，

1、比如说，具体农民需要得到共同体保护，但是得来的却是束缚

2、具体农民试图追求自给自足的经济，讨厌命令经济。但是没有命令经济，宗法共同体在缺乏交换的情况下难以生存，于是又需要命令

3、具体农民讨厌父权的强横，但是抽象的农民却是一副严厉的父权面孔。等到具体农民翻身做主人之时，他又比他的父亲更加严厉地摆出父权的面孔。

一方面，具体农民是极端功利主义，以至于什么小便宜都占，但是抽象的农民极端排斥功利主义。

正是这种具体农民和抽象农民的二律背反，会造出一种所谓的农民社会主义，因为抽象的农民有共同体保护的诉求，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诉求，但是一旦出现共同体，共同体必然压迫具体的农民。

在这个二律背反之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农民领袖难以被我们所理解的行为。

农民领袖是抽象的农民，或共同体的人格化代表，他代表整个农民的诉求，但是只是抽象农民的诉求。

在农民起义之中，有个经典案例，即所谓张献忠屠蜀。

张献忠为什么屠蜀？张献忠作为所谓农民领袖，为什么要滥杀无辜，而自绝于农民？

据说有一个七杀碑，立碑明志，上书“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意思是，老天赋予万物给四川人，但是四川人没有什么东西给老天爷，所以七个杀。

但是据说这个碑文是虚构的，真实的碑文是这么写，

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意思跟上面差不多，就是老天爷给了万物给四川人，但是四川人没有东西给老天爷，你们自己好好想想吧。

所以在原来意识形态浓厚的时代，有人认为这是封建势力对于张献忠的污蔑。也有人认为，张献忠蜕变为封建帝王。

但是在本书之中，作者认为，这是因为张献忠没有蜕变，才导致了他这么丧心病狂。

为什么呢？

这仿佛不合逻辑，但是这全然是与农民这个角色，或者严格说是抽象农民这个角色相关。

我们来看看这里所说的”天“，这里的天，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的范畴。

但是这里的天是什么？是一个极其神秘的概念，历代皇帝声称自己奉天承运。也有所谓替天行道。其实，黑格尔在理解中国的”天“，曾经一语道破天机，他认为所谓的天，就是一种抽象的直接性，也就是沉溺于感性，理性还没有自觉的那种状态。

如果我们进行唯物地思考，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所谓的抽象的天，恰恰是抽象的农民的象征。一个个具体的人，受他保护，也受他束缚，他对于一个个人有了生杀予夺的权力。

而农民领袖恰恰是这个抽象的农民的人格化代表，也就是天的代表，所以才有替天行道之说。

因此，张献忠说的没有错，所谓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这里的天，就是他自己的意思，所以四川人没有什么东西给他，他就可以杀四川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大多走向悲剧，也正是如此。

那么，农民在近代化会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他有可能产生一种所谓的”农民民主主义“的特点。

农民民主主义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民“是抽象的民，而不是一个个具体的个体，所谓卢梭之公意不就是这个代表呢？以此导致的暴民政治，也正是如此。

这种抽象的农民，与之同构就是共同体的人格化，也就是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的首领。对于我们来说更为熟悉的话，就是所谓的大救星。

所以，为什么一边唱着世界上没有救世主，另一方面就是东方红太阳升，正是这种农民民主主义的代表。

这种农民民主主义，毋宁说就是民粹主义，他是多数压倒少数，为了多数，完全可以不顾少数的死活。这与现代代议制，以个体独立的民主制，可知有多大的区别呢？

4、农民文化的伦理学

很多不理解这种农民文化特质的人，往往被农民文化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所迷惑，认为中国古代早有西方的人文主义的思想。

但是是这样的吗？当然不是。人文主义是西方文艺复兴产生的思潮，他的特点就是对于人的重视。更为确切地说，就是对于人的权利、独立性和自由的重视。

但是我们在西方中世纪还是中国古代，都没有这种思想。所以人文主义恰恰是近代化的产物，绝不是前现代化的过程。

中国古代的仁者爱人这些观点，其实是拟血缘的观点，他是维系血缘共同体的温情脉脉的要求，根本不是人的独立。这也就是说，我们常说，中国往往会以爱名义伤害人。

为什么呢？就是被爱的对象自身的个体性不独立。

我们还有另一个理解，就是人和民的不同。

中国古代有民本主义思想，但是没有人本主义思想。为什么呢？

因为民本之民，是一个抽象的民。而人则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如果存在人人平等，还需要所谓父母官来为人民服务吗？为人民服务不是已经暗含着官民的不平等吗？

其次，西方的人本主义，是建立在两个极端上，一个是把神压抑人，另一个是把人理解为物的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正是在这个两点上，才会出现人。因此人是一个历史产物，而不是一开始就有的。

那种建立在人格不独立基础上的”爱“，难道不是爱得越多，被爱的人反而越不舒服的吗？至于打着爱的名义，危害人的，更是比比皆是。

这种人情关系，是维系宗法共同体的面纱，这个面纱比法律更难逃脱，以至于他弥漫于整个社会，完成共同体对于人的束缚。

除了这种虚假的人本主义之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农村的性开放。

在我们的印象中，农民应该是保守，尤其是在性这方面。

但是，我们都知道一首歌，叫做《老司机带带我》，这里面的语言粗俗，让人城会玩的城市人都瞠目结舌。再比如所谓的闹洞房局面。

甚至在当前的农村，在白事场合大玩脱衣舞都不是什么新鲜事情。

这绝不是现在才有的现象，人类学家很早就发现，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无论是古代还是今天，农民的性开放都是一个现象。

但是，难道那些贞节烈女的故事是假的吗？难道所谓存天理灭人欲也是假的吗？

实际上两者都是真的，农民的性开放与宗法礼教的性禁锢是互为因果的。

因为共同体成员是处于物的孤立性和人的依赖性的二元生存状态，所以，一方面物的孤立性造出鲁滨逊化，另一方面人的依赖性又建立起命令经济。

前者是自然人的私欲的无规范释放，后者则是共同体的约束，这正是农业社会的散漫性和专制性的对立统一。

性散漫，而非性自由，是两者的不同。现代的性自由往往认为，人的身体属于我，所以我有支配权，这种观点完全是个体的独立性的产物。

但是农村的性散漫，只不过是一种压抑下的非理性之释放，所以他是无法建立起两性平等的观念，这种性散漫如同动物般的发泄。比如说阿Q的名言，吴妈我要和你困觉

但是这种散漫恰恰与专制是同构的，散漫也好，平均也好，丝毫不会阻碍权力的肆意妄为。

由此可见这种蒙昧状况的粗俗本能，并不等于个性解放。

此外，在人情社会之中，是建立起一个同心圆结构，即亲疏有别的状态，这种状态既是束缚，也是保护。像是阿Q那样，没有人情庇护的人，死了都没有人管的。我们也可以看出这里的人情淡漠的一面，两者又是对立统一的。

所以，我们或许能够明白中国人所谓之看客心态，更能明白，小悦悦事件的中国人的冷漠。这种冷漠恰恰是建立在人情关系基础上的。

尤其是，中国人往往有纵向的盲目和横向的快速传播。比如说这个村子里面，哪哪发生了一件事情，立马传遍全村，所谓”张家长李家短，王家媳妇不要脸“，但是对于中央之政治变革，帝力于我何有哉。

但是共同体或血缘共同体却有着另一面，即反抗专制或大共同体的一面。专制皇权最憎恶也是小共同体，正如商鞅变法一个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起小家庭制，使得那种散漫的农民与系统性的皇权对抗的不可能。

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令人疑惑的情况，为什么越是南方，宗族越盛行。按道理，南方经济发达，封建要素更加少。但是原因恰恰因为经济发达，小共同体势力兴起，对抗大共同体。

实际上，同样的道理，罗马时代的家族观念，到了拜占庭帝国，跟中国一样，大共同体力图消灭小共同体加强极权，也就导致了罗马的公民社会消失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