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道义经济学》是一本由[美]詹姆斯·C.斯科特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元，页数：32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精选点评：

　　●第一、二、六章最为精彩。农民的社会公平检验标准往往是“还剩下多少”而不是“被拿走多少”，这使得农民似乎为了一些补偿性的安全保障，而宁愿忍受不公平。农民们忍无可忍地发动暴力的目的，也往往并不是想要打倒精英，而是强迫他们履行其道德义务。

　　●斯科特的文字游走于农民“揭竿而起”的临界点，研究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样一个切中要害而显价值和重要的问题。当农民“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遭受威胁，他们所承担的剥削无法生存时，只能是绝望的反抗。现代社会，政府的道义早已不是少取的问题，而是多予的问题。农民对政府的服务要求水涨船高。

　　●着重讨论了东南亚农民的农业收入、税收和地租等问题。在书中讨论的核心是农民基于生生存目的而建立起得的道义模式。这种道义模式包括：互惠的行为规范、生存的基本需求稳定与安全的保障，以及建基于道义模式上的村庄共同体，以及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剥削”关系。

　　●農民研究的典範，可以作為國內幾十年來的農民問題研究的反思起點，特別是農民戰爭，階級鬥爭研究。

　　●似乎他的结论事先都知道，但是分析过程也没什么出奇，难道是我不用心？

　　●完善的因果推论。

　　●读下来感觉，农民要的东西真的是很少的，而在很少的东西都得不到满足的下，历史被创造出来了…

　　●小恩小惠换取感恩戴德

　　●“道义”的不是小农，是地主、是氛围、是一种社会形态。农民的角色从顺服走向反叛，绝不是“道义”的破产，而是物质财富分化与异质的结果。 出于对现况的被动接受，如今的农民再一次步入了“道义”的窠臼。丧失了斗争性的他们，也再一次地被社会驯化。 由此看来，这种“道义”也只是温和地抽在农民身上的皮鞭。

　　● 对“利益”概念本身的重构，使得传统期望效用模型需要进一步被解释。对“剥削”的概念应该被放置于不同语境下的解读，也是来自现象学的诘问。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读后感(一)：未看完

　　gt;> “农村人口的境况”，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 >> 如何用农民对饥荒的恐惧来解释农民社会的许多奇特的技术的、社会的和道德的安排。 >> 把生存作为目的的农民，在规避经济灾难而不愿冒险追逐平均收入最大化方面很有代表性。 >> 《土地制度变革的政治经济学》 >> 《土地革命》 >> 顺便提一下，我的妻子和孩子们都有自己的学术兴趣和其他爱好，因而他们同本书实际上毫无关系。当我开始研究和写作的时候，他们并不特别地理解或予以帮助，而是尽可能地拉我去享受家庭生活的许多乐趣。但愿永远如此。 >> 有些地区农村人口的境况，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 >> 在不可抗拒的中央集权化和商品化世界上，他们寻求封闭的、自治的农民乌托邦。 >> 在农民社会里当受害者认识到剥削的时候，剥削的性质如何；什么东西会形成社会的爆炸性形势，而不讨论社会爆炸本身。 >> 许多看似古怪奇特的村庄活动，实际上具有隐蔽的保险功能。 被抛弃的穷人很可能成为富裕村民的真正和现实的威胁。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读后感(二)：To rebel or not to rebel

　　（翻出本科时候一篇作业，当时读得固然不得要领，不过今天看来，这本70年代的书仍然切切相关）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一书考察了农民的生存与反叛问题。作者从东南亚农村社会的历史分析入手，探讨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央集权的现代国家对传统农业社会造成的冲击。

　　东南亚自然条件恶劣，周期性地产生食物危机，农民长期生活在接近生存线的边缘（齐脖深的河水中），由此产生的人们对食物短缺的恐惧，使“安全生存”问题成为农民的首要问题，“安全第一”、不冒风险准则——而不是理性计算、收益最大化——是农民生存的首要准则。这些生存保障的愿望，培育了农民的习俗和道德标准，产生了社会上一系列的道德期待以及相应的技术和社会制度安排，也就是“道义经济”。

　　“道义经济”的合理性和约束性，连贯地体现在农民实际偏好的一系列整体结构中，包括（1）职业偏好，小农主>佃农>雇工。（2）制度化的乡村互惠模式，包括富人为了维持地位需要满足村民福利需要，公有地等等，以保证所有村民家庭起码的生存条件。（3）租佃关系中，对租佃契约的评价，地主承担风险>风险共担>佃户承担风险；地主和佃农保护-被保护人的关系，地主权力的运用是仁慈的。（4）政府税收，荒年有补助>固定比例税收>固定地租，而被认为是剥削的地租，农民会采取逃税、逃走甚至反抗的行动。

　　作者强调道义经济的几点假设：缺乏土地、缺乏资本、缺乏外部就业机会，劳动是惟一相对充足的生产要素；自然条件恶劣，人口多，产量变化大，收益低。作为对比，在东南亚雨水相对富裕、收益好的地方，互惠模式等对所在社会的权利要求就相对轻一些。

　　殖民地政府、世界市场的兴起，日益侵犯道义经济的传统，体现在（1）市场不安全性，收入变动幅度更大。（2）破坏了乡村、家庭分担风险的保护性功能，富人不再依赖内部合法性，得到法院、警察等外来力量。（3）减少传统生存“安全阀”（辅业），地方手工业、贸易市场遭到破坏，森林资源、公共荒地等“大自然免费赠品”消失，农民只得进一步走进市场。（4）地主和佃农越来越成为不受情感影响的契约性关系，地主权力不断增长，很少提供社会安全保障。（5）政府税收沉重，税种层出不穷，强大的国家机器让农民无法逃脱。

　　农民的收入愈接近生存极限，愈变化不安，经济上的任何索取愈可能被认为是剥削性的、威胁性的。下缅甸、越南地区，特有的人口结构压力、市场波动、政府行为激起实际的农民反叛。1930年之前，动乱迹象已不罕见，但1920年代的出口激增作为一个缓冲器，蒙蔽了危机；1930年的经济萧条，以及地主、政府更加严酷收租税，终于导致农民诉诸暴力行动。作者分析了义安-河静苏维埃起义和沙耶山起义两个案例，起义精英借重农民的生存危机与道德规范，而农民借助了起义精英提供的动力、援助和超地方组织，展开反纳税、平等分配粮食的生存斗争。沙耶山起义尤其具有建立“没有政府，没有税收”的太平盛世的理想色彩。

　　通过分析东南亚的历史，引证大量的历史材料和个案，作者建立了“生存境况—>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技术、社会、道德的安排（道义经济）”，“殖民地变革—>侵犯道义经济—>被农民认为是剥削—>反叛”两个描述性的分析链条。边缘耕作者的生存问题是世界上多数农民的一般命运，因此，作者的论证也试图解释更加一般的农民政治活动，农民的公平、剥削标准。作者承认不确定性的存在——文化、经济条件和历史经验的多样性，但是农民由于处于社会结构中相似地位，同样面临着生存、租税问题，很可能使他们对公正和剥削培育出共同的感觉。

　　作者的因果推论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农民的道义经济之下的道德规范是农民对于剥削或公平认知的基础。对于剥削和公平，作者反对抽象的、演绎的规范标准，而认为要从实际行为者的价值标准出发。农民的公正思想和合法性观念来自于互惠准则和随之而来的保障农民生存这一精英义务（既农民权利）。由于侵犯互惠准则、拒绝履行精英义务，精英也就丧失了合法性。而农民的公正意识，使其能够判断自己是否受到了剥削，从而行动起来，不仅为了生存，还为了争取自身权利。这里，剥削是一个道德问题，而不仅仅是家庭预算、利益的经济问题。

　　资本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用契约市场和法律剥离了传统社会惯例，拒绝给予农民保护，反而造成了农民生活更大的不确定性、增大了索取，因而加剧了导致反叛的紧张关系。农民揭竿而起，是因为道德义愤，其目标常常是有限的——不是为了打倒精英，而是为了强迫他们履行道德义务、争取他们根植于习惯和传统的权利。

　　第二，作者从反叛的结构性背景、农民的社会结构等角度分析了剥削存在时，哪些因素增加了反叛的可能性，而哪些因素减小反叛的可能性。剥削作为反叛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剥削的突发性、大规模更可能导致反叛。其余还有一些结构性背景很可能增加反叛的可能性，（1）土地制度。人口增加、政府和精英的榨取、乡村援助减少、市场商品生产的风险、政府权力较大等因素缩小农民生存空间，农民更容易受到生存威胁伤害。（2）集体冲击性。一些村庄因为生态脆弱、更加卷入世界市场、作物专业化单一化等原因，收入更加脆弱，更容易受到大的集体冲击。

　　但是，不应因为对反叛的大篇幅分析而忽略真实的历史图景：和反叛相比，农民更可能不反叛。作者区分了两类不反叛者：（1）因为反叛的风险（如国家更大的权力）而屈服、不能反叛。（2）有一些适应性生存策略而不会反叛。这些生存策略包括（1）地方自助形式。（2）对经济中非农业部门的依赖。（3）对政府资助的保护和援助形式的依赖。（4）对宗教的或反对派的保护和援助机构的依赖。但是，这些解决办法又要求某种经济增长率、一定的财力和一定形式的政府（在东南亚是欠缺的）。

　　不断加深的剥削和经济不安全没有导致反叛，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害怕政府与农村精英可能强加于未来反叛者的致命危险。没有反抗，不意味着农村的阶级关系和谐。1930年代缅甸地主的所要权下农民的和平，更可能是镇压之下的和平，而不是得到满足的和平。遭受挫折的农民，培育了一种亚文化，一种与精英创造的社会秩序不同的道德观念。通过考察农民文化，可以看出农民是否遭受越来越大的剥削并引发生存危机，来估量反叛的可能性。

　　这里作者将反叛置于更加普遍的条件下进行理论分析，建立一个理论框架，提出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需要经验研究进一步论证。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读后感(三)：译者感言摘录

　　光阴荏苒。转瞬间，案头摆上来自大洋彼岸的本书英文版的复印件，快满十个月光景了。此时此刻的心情，大概如同怀胎十月的待产妇期待婴儿啼哭般的兴奋与急切。老实说，完成这部译稿后盼望其早日付梓面世的心情，比以往同类情境下的同样心情要迫切得多。大半年来艰辛忙碌的结果，确证了译者初见原著时的直觉——为了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和中国社会科学的真正繁荣，中国学术界不能不了解该书作者詹姆斯·Ｃ. 斯科特其人其书。

　　扼要说来，斯科特是活跃在西方社会科学界很有影响的学者，现执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系。他在东南亚问题和农民政治的研究领域卓有建树，其学术成就受到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学者的广泛关注。斯科特不是纯粹的理论家，也很少援引他人的纯粹理论，其研究工作主要建立于个案分析的基础之上。从东南亚的村庄，到都铎王朝的英格兰，到社会主义的中国，都是斯科特研究案例的发生地。他的研究案例虽然不少取自别人的第一手材料，但相当多的案例来自于亲身的实地考察；其丰富性、多样性和地域的广阔性，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几乎无出其右。正是通过对大量个案的精辟分析和独到把握，他对当代社会科学中的若干关键问题作出了创造性的理论贡献。

　　1976年出版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一书，是体现斯科特的个案分析和实证研究特色的主要代表作之一。在这本书中，他从东南亚农民的反叛与起义问题入手，探究了市场资本主义的兴起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冲击。在他看来，贫困本身不是农民反叛的原因；只有当农民的生存道德和社会公正感受到侵犯时，他们才会奋起反抗，甚至铤而走险。而农民的社会公正感及其对剥削的认知和感受，植根于他们具体的生活境遇，同生存策略和生存权的维护密切相关。因此，如果不去仔细考察各种地方性的传统和文化特质，不去探寻那些看似琐碎的农民日常行为的丰富涵义，人们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便会误入歧途，就可能将农民隐蔽的抵抗与积极的合作混为一谈，从而作出错误的政治、经济决策，诱发社会动乱。

　　需要指出的是，该书出版后不久便引发了一场颇有影响的“斯科特—波普金争论”。Ｐ.波普金和斯科特二人对于伴随殖民扩张而兴起的市场经济制度持有不同的价值判断，其重要分歧是：资本主义市场究竟给农民以及其他贫困人口带来了机会以使其得以逃出封建藩篱，还是不道德地瓦解了传统社会，使富贵强权者得以进一步强化对贫穷弱势者的盘剥？“在今天全球性的拥抱市场的潮流中，人们很容易接受波普金的观点而拒绝斯科特对传统社会‘过于浪漫’的描绘。但是，在彻底摈弃斯科特之前，我们也许仍然需要仔细地思索这样一个问题：在市场不断产生胜者与败者的‘游戏’中，为什么那些旧体制中的强势者往往又会在市场的新体制中成为赢家？在当代经济体制中，有许多人虽然渴望但却无力在市场中成功。摧毁曾为贫穷者提供生存庇护的旧体制也许的确促进了经济效率，但也会使那些失去了生活保障的人们相信，他们为此承受了极度的不公。”（参见刘擎、麦康勉：《政治腐败·资本主义冲击·无权者的抵抗》，载于《读书》，1999年第6期。）

　　且不论“斯科特—波普金争论”的是非曲折，单就激发起人们对“这样一个问题”的认真思索而言，斯科特对“东南亚农民的反叛与生存”的精致研究，对于当前正处在市场经济变革过程中的广大中国读者来说，对于始终强调“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之重要性的中国社会决策者来说，对于强烈关注“社会公正”和“经济伦理”问题的中国理论界来说，无疑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展示这一启发意义，是我们乐于从事此项繁难译事的重要考虑之一。另外一项重要考虑，就是书中体现的学术品格对学者们可能产生的激励意义。让我们掩卷而思：像斯科特及其引证的众多国外学者那样，走出“象牙之塔”，深入民间生活，摈绝空虚玄妙、华而不实之学风，关注社会底层之道德诉求——这种学术品格，对于当代中国的志在“立德、立功、立言”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多么难能可贵啊！

　　鉴于作者独特的国际学术地位和富有竞争力的深入民间的调查研究精神，有人预言，这本译著的出版，或许“是一个迹象，表明中国学界对当代西方学术的引介已不再限于反复言说几位名家大师，而进入到了一个更为广阔和细致的层面。”（同上注。）但愿预言成真，不辜负“人文与社会译丛”主编和译林出版社为发展中国社会科学而付出的不懈努力。

　　有机缘同出版社签约主持本书翻译，端赖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问题专家、留美学者刘建的推荐，称程某人系“留英哲学博士”，“长期致力于伦理学和社会公正研究，近年来又从事企业文化、经济伦理的教学与研究”，“实为翻译‘道义经济学’的适当人选”云云。我只能说“或许如此”，但究竟“适当”与否，还得由读者诸君来检验与评判。我还要感激地说，签约之后，若非刘君加盟相助，亲自译出了同其学术专长最为切近的两章，并且为解决越南、孟加拉等多语种的不少生僻地名、人名和术语的翻译难点提供了“个体图书馆”式的贡献，我们断难履约如期按质地交稿。顺便提一下，这是我们二人将近二十年来的第二次合作翻译。伦理学界的朋友们或许记得，我和刘君等人80年代初第一次合作翻译的美国大学教科书《伦理学理论与实践》（Ｊ.Ｐ.蒂诺著），曾经对“文革”后我国伦理学的重建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一次的合作成果，我希望并且相信，至少可以为伦理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道义经济学”与“经济伦理学”——在我国的建立与发展，多少起点推动作用。这种对社会效益的预期，加上已经品尝到的集体合作的愉悦，使我因倾心此项翻译而延误了个人专著的遗憾得到了足够的补偿。同时，我也不禁为国内学术界流行甚广的“翻译吃亏”论而叹息。此论根据之一，是由于不少高校在作为晋职晋级之重要依据的文科科研统计中不包括翻译成果。其实，翻译的艰辛与价值，岂是东拼西凑、废话连篇的所谓“学术论著”所可比拟？故社会上轻视翻译价值之举，早已为有识之士所诟病。对待诸如此类的社会现象，恐怕也得进行相关的“道义经济学”的分析研究。

　　感言至此，应当循例交代一下本书合作翻译者的具体责任了：刘建译第四、第五两章，骆颖浩、钱跃飞分别译第二、第六章的部分内容和“索引”，其余部分皆由程立显翻译；全书的统校工作由成力负责。

　　作为本书翻译工作的主持人，我要向为此悉心合作的朋友们致以诚挚的谢意；还要特别感谢彭刚博士，感谢他在本书翻译的全过程中给予译者的积极配合与热心指导。

　　我们期待着读者诸君对译著错谬之处的教正。

　　程立显

　　2000年4月23日，北京大学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读后感(四)：道义经济下农民的隐忍与反叛 ——基于生存需要的东南亚小农经济

　　一、政府、地主与农民 殖民地政府。与传统国家政府相比，新政府的强制力空前绝后，伴之，纳税制度的执行力远胜于过去，推行也得更为全面——法律条款涉及各个领域，也包括不少农民认为无法理解的“哼猪”税、水税、住房税之类赋税。这也使得原有的对农民的保障不复存在，此时，官民矛盾走向了彻底的不可挽回。 地主。事实上，地主也是殖民侵略的直接受害者。为了摆脱甚至是放弃原有的社会控制，他们不再履行“满足佃户最低限度福利需要”的个人义务，肢解了农民赖以为生的完全的生存危机保险，同时恶化了自身与农民尤其是佃户向来不错的互惠关系。实际上地主是在自身难保的窘状下向农民转嫁危机以保全自己。 农民。小农、佃户和雇工。小农相对而言是农民阶级中最为保守和固执的社会群体，他们拥有属于自己的田地，可以只用依靠自己的辛勤劳作而不是依赖他人的意愿而活，但是随着商品化经济浪潮的席卷，现金生产成本显著增加，不少的小农出卖了自己的田地以换取稳定的收入来应对荒年或是青黄不接的时令。此时，小农群体范围缩小，佃户和雇工的数量则在剧增。 而佃户和雇工在失去了固有的生存自救保障后，越发依赖于非正式社会救助，换言之，此时的从属者接受并顺从了掌权集团的剥削与压迫。然而，矛盾却并未因救助而缓解，因为救助者就是他们的压迫者。

　　二、生存、安全与道义 生存风险。对农民尤其是在生存边缘徘徊的那一部分人而言，回避风险是安全第一原则最直接、最显著的表现——宁可选择低收入但低风险的事，而不是收入能翻几番但存有一定的风险的做法，这种搏命式行为也许会葬送自己原本稳定的一切。 由于纳税制度要求农民交出除满足生存及兑换成必要的生活开支之外的所有粮食，一旦他们选择后种做法，势必影响来年甚至是未来若干年的生活，致使基本生存保障变成不确定的结果，尤其在地方经济融入世界市场失效后。 生存保障。为了避免荒年饥馑，通常情况下农民会选择“自我压榨”，包括努力耕种、荒年勒紧腰带、放弃一定的自主权换取保障，除此之外，还有亲友邻居互惠、社会保障与救助一整套的网络与机构救助机制，充当社会资源的再分配，满足农民及其家庭最低的生存保障需要。 生存道义。对于生存风险的判断、生存保障的依靠之类皆能从生存道义方面找出缘由。这种生存的的社会权利，对于处在生存边缘的人们而言显得异常重要。 正如文中所言：“不安全的贫困比仅仅贫困更加痛苦，更加具有爆炸性”。对农民而言，后续的一切必须建立在能生存下来的基础之上。安全或者说稳定是第一位，之后才有公平与剥削，一旦无法保障，政治斗争与起义便是在死亡边缘挣扎的农民被迫的、唯一的解决当前困境的有效手段。

　　三、剥削、反叛与革命 民众的生存社会权利基于这样的生存道义观念：即使出于实际需要，对资财的索要，也只有在地方生存得到满足之后，才能算是合法的。 剥削。直接表现在纳税制度方面。剥削并不会直接催生反叛或革命。由于农民的生存伦理决定了在剥削尚未触及其生存底线时任何反叛或革命都是得不偿失的错误做法，剥削是被农民普遍认可的官方行为——不限于政府，地主的盘剥亦是如此——作为代价农民能够在荒年或者其他困难的时候，算是一种互惠与交换的平衡。 反叛。阶级矛盾升级、民愤积蓄至爆发时便成了农民起义与暴乱。在传统的社会保障瓦解后，压抑着紧绷神经的农民的生存变得异常脆弱，尤其在他们的道义经济和生存伦理被殖民地政府所无视，现实困境使得农民不得不加入反叛的队伍。 革命。东南亚地区的共产主义势力乘势发展壮大，反叛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势力不断扩大，尤其是在两条风险警戒线——出现在一向自给自足的小农主失去了赖以较好地自我维持生计的土地之时；出现在依赖关系中的生存保障崩溃之时——被剥削者的做法触及时。

　　四、基本生存胜于一切 对于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地的农民而言，生存是第一位的，即便这个生存是低水平的、仅仅是满足一家人的基本生存需要。 农民的生存本就是受天公、政府和地主的压迫与剥削。在传统的社会保障与救助机制面临崩溃时，农民的道义经济变得不再适用，殖民地政府、地主与农民三方关系不断恶化，为利益“扭打”至“你死我活”，此时的农民是最直接的、最深层次的受害者。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下，农民为了维持低水平的稳定，愿意出让自己全数的政治权利、牺牲自己部分的耕作收入，政府、地主与农民三方相互依偎，达到一种关系的动态平衡。然而，殖民经济的侵略，让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社会保障机制不复存在，道义经济与生存伦理几乎陷入绝境，生存诉求变成一种奢求，于是，农民奋起反抗甚至投身革命，而这一切都源于对生存的本能和天然欲望。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读后感(五)：农民的生存、道义与反叛

　　本书是通过定性研究探寻因果关系的一个比较好的范例。作者深入考察传统东南亚农业社会中农民面临的生存压力、以及在这种压力之下形成的独特的伦理观念，反思了这种生存处境如何影响农民“服从还是反叛”的行动选择。作者提出，殖民者的到来使得殖民地经济与世界经济体系成为一体，农业市场化、商品化进程不断深入发展，从而在经济、政治、社会伦理等各个方面冲击了殖民地的原有秩序，加重了农民的生存压力，减少了传统社会中的生存保障，从而加大了东南亚农民反叛的内在潜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东南亚农民的反叛，恰是反抗殖民者带来的市场秩序、试图恢复传统农业秩序的一种尝试，有其内在的逻辑自洽性和合理性。农民伦理与生存逻辑看似缺乏理性计算，却并非来源于一些学者提出的来自于对剥削感知的“错觉”。

　　本文是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的读书报告，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我将梳理本书的篇章结构和每一部分的主要内容。其次，我将整理本书的逻辑结构，思考其因果分析的过程，并提出一些自己的反思。

　　一.篇章结构与主要内容

　　本书共七章，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包括第一、二章，考察了东南亚农民将生存安全作为首要目标的“生存伦理”，并反思了这种生存伦理具有的道德意义。

　　第二部分包括第三、四章，考察殖民主义的历史背景下，东南亚殖民地在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发生的一系列变革，以及这些变革对于农民生存状态造成的影响。其中，地租和赋税的加重以及地主和国家的征收能力的上升，是这一部分的考察的主要对象。

　　第三部分即第五章，考察了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几个主要的农民叛乱事件的背景、条件与内在逻辑，证明殖民地的经济变革与生存伦理的交互作用是起义爆发的重要背景，而经济萧条则是叛乱行动的导火索。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在具有特定制度土壤的地区，叛乱甚至是难以规避的。

　　第四部分包括第六和第七章，是作者对于东南亚农民的生存选择与道德伦理的反思。第六章反思了之前学界的一些关于“剥削”的定义，并指出这些定义在东南亚农民的案例之中可能存在解释力不足的问题，由此构建了适用于东南亚案例的“剥削”概念，并指出这些概念的几种意涵。第七章中，作者考察了有利于农民叛乱和不利于（压制或者消解）农民叛乱的一些因素，试图在其中探寻一种不定型的因果关系模式。另外，作者反驳了农民不反抗的一种替代解释，即神秘化的宗教观念使得农民具有服从的社会伦理；他认为农民之不反抗更多来自于外部力量的打击与镇压。

　　以下对每一部分进行概括和梳理。

　　①.第一部分：农民的生存道义

　　作者提出：作为一个消费单位，农民家庭追求以稳定可靠的方式满足人的最低限度的需要，以规避在生存、身份和家庭内聚力等方面的质的退化 。生存安全对于农民而言是第一原则，而不是经济收益最大化。这种对风险的回避能够以牺牲较高的平均收益为代价，这也是部分农民不愿采用新技术和种植经济作物的原因 ，大部分农民对于商业冒险采取规避的态度。相反，农民的革新行为常常来自于无法保持旧有生存方式的孤注一掷 。

　　农民在四个方面的偏好体现了农民对于安全的追求，以及这种追求对于其价值观念的影响 。首先，在职业偏好上，人们更乐意成为掌握自己生存手段的小地主，其次乐意成为可以利用地主资源、得到保护的佃农，而最不乐意成为没有保障的工资劳动者。安全保障的失去常常带来猛烈的抵抗。其次，在乡村生活中，富裕村民常常被要求付出财富提供安全保障和社会服务以换取声誉和支持，村庄中经常存在保障穷苦农民生存的共有地，这些风险保障形式常常得到舆论的支持。第三，佃农对于土地租佃制度的评价标准常常基于其提供的生存条件的可靠性，使农民承担收成风险并且常常失去地主的大量帮助的固定地租被看作是最沉重的负担（尽管可能增加其平均收益），而分成地租被看作是相对而言更公正的形式；为农民提供各种贷款、帮助、服务、灾年减免的地主被看作好地主。第四，通过各种形式帮助农民渡过荒年，并且乐意采取比较宽松仁慈、变通灵活的税收政策的国家，是农民更乐意接受的国家，而殖民地政府则打破了这种期待。

　　在面对风险时，农民家庭中存在“自救”的生存方案，包括副业、移居他乡、减少消费等。男性亲属、朋友、村庄互助、保护人、政府等社会制度安排也可能帮助他渡过难关，但这些帮助常常以让渡农民自己的人力财力资源甚至人格尊严为代价 。

　　农民判断一种制度的剥削性的大小，不以自己劳动成果被剥夺的总量为衡量标准，而是以留下的资源是否能够使自己长期保持在生存线以上为衡量标准。精英与国家对于农民的索要若是侵害到了农民的生存权利，就被看作是不正当的，这提供了一个独特的道德标尺 。

　　②.第二部分：殖民化变革对生存道义的背离

　　在殖民地的社会转型期，小地主、佃户、农业工人的生存稳定性都有所下降，这导致了农民的反抗的潜在可能性的上升。这种不稳定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农民面临新的市场不安全性的威胁 。与世界经济体系的接轨使得农民被整合进波动性较大的世界市场中，价格波动影响到其收入水平；土地的日益集中剥夺了许多小地主的土地，也使得他们其受到市场力量的冲击更加剧烈。另外，农民的现金生产成本上升。

　　第二，乡村和家族分担风险的保护性弱化 。乡村掌握的资源日益减少，整体不断遭受歉收打击，提供保障能力下降；富人对地方支持的依赖性减少，强制索取的力量上升，没有必要再主动提供传统上的安全保障和服务；另外，市场价格波动和人口增长也使得强制再分配可行性下降。

　　第三，许多农民可以从事的辅助性职业和生存手段逐步消失 。地方手艺和贸易市场遭到了专门化生产的巨大破坏；由于增长人口的占用和地方显贵对共有土地的占有权，地方森林资源、村有荒地和公共牧场逐步消失了。这使得农民不得不购买许多必需品，进一步受到价格波动的伤害，维持生存更加困难，并且对地主和政府的索取的应对能力更加薄弱。

　　第四，地主与佃农/农业工人的关系明显发生了不利于后者的变化 。首先，“交易平衡”被打破，地主提供较少的服务而获得更多的回报；其次，契约性关系取代了家长式关系，地主不再为农民提供生存保障，而是往往通过固定地租的形式将风险转嫁于佃农，甚至采取现金固定地租的形式将价格波动风险也转嫁于佃农。这种增强的剥削能力来自于地主对稀缺生产要素的占有和政治强制权力的增强。在这种背景下，土地使用权经常丧失保障，佃农与农业工人出现普遍的向下流动，地主与佃户关系中也出现不断增长的敌意，农民们常常通过拒付地租、私自收割、携款出逃等方式进行反抗，甚至演化为暴力反抗，而地主的统治也越来越依赖暴力手段。作者具体考察了下缅甸和越南的交趾支那的案例。

　　作者提出，这种趋势并非来自于个人层面的选择，而是与东南亚与世界经济体系相融合带来的社会结构变迁密切相关 。一方面，土地价格飞涨，在市场中对利润的追逐和对亏本的规避促使地主不愿投资于土地，或是削减劳动力成本；另一方面，东南亚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受害者能够将损失转嫁于比自己弱的阶层，而地主和债权人能够将损失转嫁于佃户和工人，这导致阶级关系进一步恶化，农民的反抗强度逐步上升，直到地区性暴动。事实上，世界市场大规模损害了传统的社会保障并且逐步消除了零散的地方经济的特性。

　　第五，国家索取税收的能力上升和税收性质的变化严重增加了农民的负担 。殖民政府的税收形形色色，内容广泛，且往往是固定费用，将农业和市场风险转嫁于农民。其严格的人口统计、土地记录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使得逃避税收极其困难，政府牺牲农民利益以保证自身利益的能力大大增加。这都使得殖民政府相对于传统社会的政府带给农民更大的税收压力。税收量往往更大，甚至具有累退性，可能拉大贫富差距；此外，还存在官员腐败的问题。

　　政府往往不考虑农村的具体生存情况，一视同仁地对待情况不同的所有地区（漠视歉收），并且偏好简单易行的税收形式（例如人头税）；中央集权政府中的官员急于讨好中央而无意于维持民心；另外，对收益稳定性的追求使得政府更愿意接受现金而非实物，这使得农民不得不面临市场风险。即使存在减税，手续也极其复杂，而且减税额并不高。税负的压力给农民的生存安全造成巨大威胁，与地租类似，也导致了大量的农民反抗。

　　作为例证，作者考察了缅甸的人头税和土地税，越南的人头税、土地税以及酒和食盐的专卖权。

　　③.第三部分：经济萧条导致的起义

　　第五章考察了经济萧条背景之下，农民起义的条件、过程与结果。在经济危机之下，农民的现金收入往往大幅度下降。自身处于困境且有足够的强制手段的地主和政府往往横征暴敛，给已经面临困难的农民造成巨大负担，农民的生存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在起义中，税负往往是激起农民反抗的核心问题。

　　作为例证，作者考察了三个区域的农民起义，它们具有不同的特点。

　　交趾支那的“红色恐怖” ：在经济萧条之下，关税有较大损失，政府严重依赖不受经济波动影响的人头税收入。由于农民交税的苦难，收税中的暴力手段开始增加。另外，自身也面临压力的地主也减少了对农民的帮助，农村阶级矛盾也有所激化。农民或者采取避税与自助的方式，或者进行抗议，这种抗议日益由平和走向暴力。这里的暴乱具有零散和地方主义的特点。

　　义安与河静的苏维埃 ：这一起义曾经夺取政权，创造了一种反映自身价值观念的农村秩序，最后被击溃。这一地区的脆弱性体现为：土地贫瘠，降雨波动大；崎岖地貌和文人聚集使得叛乱非常便利，且这一区域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此区域土地日益集中，无地者阶层扩大，生存状况及其不稳定，受到地主、税收的严重盘剥，与此同时，保护人制度、公有地等传统安全保障制度却在瓦解。1930年的经济危机的衍生后果产生了严重的饥荒，农民在绝境之中起义。这一起义的中心地带，南坛、清忠和英山，都是对生态波动和经济波动双重过敏的区域，受到经济危机的打击也尤其严重。起义由相对平和的反税示威发展为攻击公共建筑、销毁税收记录的暴力行动，人们常常将富人家的粮食再分配给农民，且这种分配被准公众的伦理所制约。这场起义在30年代初被镇压。一些共产党人虽然参加了这次起义，但是并不被共产党总部所承认，他们采用了农民的纲领而非共产主义纲领。

　　下缅甸的沙耶山起义 ：这次起义的特点在于使用佛教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与“小传统”联系更加密切。这次起义之所以能够成为群众运动，同样是借助了农民的生存危机，在宣传和纲领中，沙耶山都表达了对人口税的反对，许诺了一个没有税负的太平盛世。这场起义后来发展为一系列独立的地方叛乱，1932年被平定。

　　④.第四部分：对东南亚农民叛乱的反思

　　以东南亚经验事实为基础，作者反思了学术界对于“剥削”的定义。作者提出，之前的“剥削”定义往往建立在客观标准上，但是这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学者们定义的正义标准在道德上可能是让人难以接受的，另一个问题是这种先验的剥削概念很难与被剥削者的主观情感产生共鸣和联系，学者们认为的被剥削者的“错觉”或许正是来自于与学者不同的价值标准。作者考察了之前的几种关于剥削的客观标准 ，即生活水平、“仅次于最好的选择”、互惠与平等交换，提出这些概念都有其局限性，最后提出，确定“剥削”程度的正义标准必须考虑社会成员对于交换的期望以及其中的价值共识。在东南亚农民的剥削概念中，必须考虑其社会文化中的道德诉求，包括“互惠与交换的平衡”、“保障穷人基本生存”、“社会精英必须以家长式关怀和保护换取合法性”等几个基本意涵 。当发生不利于农民利益的调整时，农民将视其为对传统的践踏并诉诸传统。农民在反叛中表现出来的愤怒，并不仅仅是出自于相对剥夺感或是现实与期望相比的失落，而是一种道德义愤，其反叛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看作恢复传统社会秩序的努力。

　　在对本书的总结中，作者考察了除剥削之外的一些能够促进或是阻碍农民反叛的社会条件。首先是可能促进反叛的社会条件 。作者提出，使得农民不得不反叛的压力往往出于两个方面，一是农业产量与农民收入不断下降，二是不断增长的波动与风险。自然产量的波动、世界市场的波动、单一作物价格的波动，都是农民收入易变性的重要来源。虽然具有强烈公有传统、没有尖锐内部阶级差别的农民群体受到经济冲击的行为方式更为一致，并且有更大的能力采取集体行动，但是这些地区受到市场混乱的伤害不如商业力量发达的地区，也能通过再分配缓和社会矛盾，所以很难说特定的社会结构与反叛有必然的联系。其次，作者考察了可能阻碍农民反叛的社会条件 。作者提出，在发生生存危机时，反叛并非农民的第一选择，而是积极寻找其他出路。地方自助形式、经济中的非农业部门的工作机会、政府提供的保护与援助、以及宗教和反对派组织的保护与援助，往往都能在短期内提供缓和社会矛盾的途径，但从长期来看都并非能够彻底解决社会矛盾的方式。这四种方式每一种都会对地方的政治形态产生独特的影响，从而影响到农民反叛的潜力。最后，作者考察了农民不反叛的原因，质疑了之前学者提出的“宗教神秘化意识形态要求农民服从，从而遏制农民反叛”的观点，认为农民不反叛并非自愿，更可能出于对镇压的恐惧。作者从两个方面论证了这一观点：在国家强制压力减小的地区，农民反叛的数量和力度都有所增加；而在那些农民并未反抗的地区，也能够通过观察强制权力的不断强化、农民对地主使用的骗术和诡计、以及农民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例如语言、民歌、宗教信仰）发现农民对于主流价值观念的拒斥。由此，作者认为，镇压是阻碍反叛出现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本书的逻辑结构与因果分析

　　如图所示，作者最终要确立的关系是从东南亚的殖民地变革→东南亚农民大量反叛的集中爆发。

　　第1、2章确立了关联A，第3、4章确立了关联B。整个因果链条是从右向左推的，最后聚集于一个最终的结构性因素，即东南亚殖民地变革。在第7章，作者引入了复杂性C，即一些无法被这个单一的因果囊括在内的因素，例如某个区域的生态独特性、农业专业化程度、政治传统等等。

　　作者的因果关系分析非常有说服力，主要是因为如下的原因。首先是整个因果关系链条中，存在对因果机制的比较完整的说明。从东南亚的殖民变革到农民反抗的集中爆发，每一步都有比较细致的分析，环环相扣，都是比较符合日常生活常识的，整个逻辑比较流畅。其次是，虽然因果机制是纷繁复杂的，但是整个逻辑链条的开头和结尾被归结为单一的因果，这使得整个分析有比较强的思想力度。最后一点是复杂性C的引入，使得整个因果分析的视角更加客观。C是一些的确会对因变量产生影响、但无法被自变量概括在内的因素。考察这些影响因素有利于确立复杂现实中的因果关联，例如：如果忽视生态脆弱性在地区之间的差异，可能误认为殖民地变革在一些地区引发暴乱、另一些地区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事实上这些地区的人们的生活安全相比之前都有所下降，只是一些地区还勉强保留在生存线上罢了。即使是表面上并没有反抗和暴动，“殖民地变革→压迫加深→破坏农民的生存安全、违反生存道义→农民的反叛与愤怒”的逻辑链条仍然是可以成立的。

　　不过，一个可能的质疑是：“殖民地变革→东南亚农民反叛的集中爆发”这一逻辑链条虽然成立，但自变量能够解释因变量的百分之几仍然是未知数。当然，这不是质疑本书的价值，毕竟能够解释到20%就已经是极大的学术贡献了。但是一些其他的可能的解释，例如农民可能因为相对剥夺感产生反叛，或者是农民可能因为现实与期望的差距产生反叛 ，在本书中是作者直接否认的，我个人倒觉得不必然错误，其解释力需要进一步考察。毕竟复杂世界的因果联系之中，本来就没有必然的正确与错误，只是因果共同出现的概率大小有所区别。人的感情和动机往往也是混杂的，愤怒、嫉妒、痛苦、不甘常常共同出现，都不是那么纯粹。我们能做的只是去尽量理解，而理解则往往有模糊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