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先进的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部分。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同样，“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 在如何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发挥其作用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既有过正确的认识和政策，也有过因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认识上的偏差而发生的错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总结了建国后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经验教训，确立了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重要地位。邓小平指出：“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在努力自觉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中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较多的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一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和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基本力量，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承担着重大的社会责任。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科学技术的这一重要地位，决定了知识分子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特殊重要作用。知识分子作为人类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创造者、继承者和传播者，是推动我国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生力军，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骨干和核心力量。离开了知识分子，科技进步和知识创新、文化教育的发展、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四有”公民的培育，都只会是一句空话。同时，知识分子在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方面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依靠知识分子推动科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已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依靠知识分子，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必须努力营造更加有利于知识分子施展聪明才智的良好环境，在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尚；必须制定相关的政策和措施，积极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对有突出贡献的知识分子要给予重奖，并形成规范化的奖励制度；必须在政治上对知识分子予以充分的信任，同时积极引导，严格要求，使其发扬“热爱祖国、求实创新、拼搏奉献、团结协作”的精神，更好地承担起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道家思想- -

道家创始人老子——
生卒年不详。据《史记》中记载，孔子向老子问礼后，对弟子说过老子"其犹龙邪"这话，意为老子像龙那样雄伟，境界深不可测。其实这位世界级文化名人老子其人到底是谁，早在太史公时代已成了疑案。《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摐，周守藏室之史也……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也就是说，当时有三位可能是道家的老子，一是李耳（早于孔子），再是老莱子（与孔子同时），三是太史儋（后于孔子）。太史公大致认为道家的老子便是李耳，但近代学者只有胡适、张煦、马叙伦几位继承了该说法。一般都认为是老子其人其书应当在在孔子之后，如梁启超、冯友兰、顾颉刚等学者。还有人折中前两者意见，如唐兰主张老聃与孔子同时。钱穆则明确指出老子应在战国晚期人。

道家人物——
自老子骑青牛出函谷关隐没后，其继承弟子有庚桑楚、关尹、列御寇、杨朱等人，而代表人物为庄子。

代表人物庄子——
约前369-前268年，身世如迷。《史记》上说是："庄子者，蒙人也，名周。"蒙地是楚国还是宋国，连太史公也不知。《史记》又说庄子曾做过蒙地的漆园吏。庄子与其弟子所写的《庄子》一书，属人生哲学，其主题是"任自然"。

道家名著——
《老子》、《庄子》、《列子》、《皇极经世》、《文子》、《田子》、《黄帝四经》、《老莱子》等书。

道家的创始与渊源——
道家是古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学派。《汉书·艺文志》云：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创始人老子死后，道家主要沿两条路线继续发展，一条是"无为主义"的政治学，盛行于战国和西汉初期的黄老学派，这派主张"无为而治"，另一条是"任自然"的人生哲学，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的老庄学派。道家思想，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占据了极重要的地位。
老子思想的源流脉络，不很清晰，古文献缺乏，地下考古也没有发现证据。但从老子所从事的工作，从《道德经》、从庄子等人的文献中透露出的情况看，道的思想并非始于老子。
老子曾为周守藏室之史，这个收藏室，相当于现代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珍宝馆的综合。收藏室不但收藏了周朝和武王前周人的书籍、史官记载、珍宝物品，还有一百多大小诸侯国的历史文字、上古遗书，各国的供奉，记载了各氏族渊源，夏商遗民遗物，我们都知道大禹所制的九鼎，也在这里。老子在这里，接触到了大量的当时和上古的遗书，为他的思想打下了基础。
华夏文明肇始于伏羲，兴盛于黄帝，那时的文化，勉强说，是一种巫史的文化，产生了易的思想，由此衍生出的，还有阴阳术、神仙术等。礼的思想，最初也是产生于对祖先、天地、鬼神的祭祀。春秋时期，诸子百家对混沌的古文化凿开了七窍，从各自的角度进行了突破。孔子继承了周礼，并用仁的思想予以阐发传播，老子阐述了道的思想。我认为，老子参考了大量古籍，如含有道的思想的《伊尹》、《太公》、《辛甲》、《鬻子》，这都是较早时期的。特别是受到了《易》的思想的启发后，才写出了《道德经》，具体的例子就不用举了。

《道德经》的主要内涵——
学术界有种说法，《道德经》一书，用语古朴，包罗万象，学术思想易被人误解。提到道家，有人认为是消极避让，不思进取的隐士哲学；是明哲保身，与世无争的处世哲学；一提到巫文化，就是装神弄鬼；还有人说老子是阴谋家的鼻祖等等。
现在《道德经》中的一些文字，与出土的《道德经》相差较大，学术界尚有争论，这里只是参考大师们的观点，简介一二。
在我国传统思想中，有两大系统，一是儒家思想，一是道家思想。老子的思想，全部可以在《道德经》中找到。
1、 道
老子思想中，最重要的命题，就是"道"。何为道？《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如是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之母。无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发自然。"
这个道，是先天地而存在的宇宙本源，天地万物无论如何变化，还要回到它的起点"道"。道是无形的，物质的，本原的，独立的，而天地是有形的，要受道影响的。
2、 无有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天下万物的存在是有名有形的，但有名有形的万物必定要以无名无形的"道"作为根源。无才是天下万物的本原。《道德经》第二章中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其意为，有无是相互相成的，难易高下长短是相互成就的。因此，既要有无形的道，也要有有形的万物。
从这里，我们用现代哲学分析，可以看出，老子看到了发展着的事物之间的矛盾性，也看到了矛盾着的事物两个方面的相互转化，以否定达到肯定。
3、 无为无不为
《道德经》四十八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
事事效仿别人，要做的事一天比一天多，事事遵循道，要做的事一天比一天少，最后达到无为。
老子是通过否定达到肯定。在老子看来，道是自然的，自然故应无为，人应效法道的。让万事万物自己发展变化，无为就成为了无不为。
《道德经》中，还有许多观点。比如说，老子从宇宙间的客观规律，引发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四十二章）这是宇宙创生演化的基本图式。一是混沌一气，二是阴阳，道家将社会、人类、万物，看作是阴阳互补的结构，这又与易的原理颇为接近，开始涉及到了人身。后来出现的中医、养生、道教思想等无不以老子思想为宗师。

《道德经》版本问题——
据统计，清代之前，《道德经》版本有103种之多。古书在上千年的传抄、刻印过程中难免出现错误，因此，在不断地出现校订本，迄今为止，校订本共三千多种。目前，学术界较为重视的版本，是王弼的版本，和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两个抄本，称为帛书甲本、乙本。帛书道德经，早王弼本400余年，近些年许多学者推崇帛书，但甲本缺字1400，乙本缺字600。

当今社会物质文明高度发展，这在带给人类极大的便利和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人类生存的危机，出现了诸如生态危机、社会关系失调、道德危机、社会心理危机等严重问题。物质文明带来的严重异化，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对此，早有很多有识之士呼吁，如果不对文明的异化问题加以解决，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此，反对和克服这种当代文明异化的斗争，已成为全球全人类的迫切任务。人类正是在这样的摸索和努力中，发现和总结着经验。而在这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即儒道互补的文化——是否会对人们有所启发呢？

近日，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道教研究专家许抗生先生在北大校园中发表了有关“道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及其与现代文明的关系”的演讲，引起了一定的反响。记者于演讲后走访了许教授，请他进一步深入谈谈这一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问题。

记者（以下简称记）：许先生，据我了解现在已有很多人开始关注道家思想与现代文明的关系这一问题。但是，道家思想无疑是一种复杂的哲学思想，现代人如果不正确理解道家思想的渊源，就难免引起认识上的偏差。能否请您首先介绍一下我国道家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许抗生（以下简称许）：你这个问题很好。我们研究一种哲学思想，分析其对当今社会的功用，首先就应了解其自身的背景和内容。

清代思想家魏源曾作过《老子本义》一书，他认为：“老子，救世之书也。”“老子著书，明道救时”，“此老子悯时救世之心也。”确实，《老子》一书的本义，是为救世而作的。那么老子的时代，究竟出了什么样的世道危机，而要“悯时救世”呢？

我们知道，中国自上古夏、商、西周三代的发展，进入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危机，出现了所谓“礼崩乐坏”的局面。什么是“礼崩乐坏”呢？这就是说，经过了上古三代的发展，尤其是西周周公旦“制礼作乐”之后，形成起来的我国古代的一套文明制度，即礼乐制度或称礼文化、礼义文明，遭到了崩坏的危机。对待这种危机，春秋末年有儒、道两家不同的态度：一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态度，孔子站在继承与发扬殷周，尤其是两周礼乐文化的立场上，认为西周的礼文明是世上最完美的，“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并极力主张维护礼乐制度，提出“克己复礼”、“立于礼”、“以礼让为国”等等思想。而礼义文明的危机之产生，在于“乱臣贼子”的破坏而致。针对着当时礼乐制度遭到破坏的情况，孔子主张在社会文化内部进行一定的改造，并且提出“仁”来充实“礼”的内容。可见，孔子完全是站在肯定礼文化的立场，来对传统的礼乐文明加以“损益”改制的。

另一种态度则是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的态度。老子与孔子不同，他站在否定礼乐文明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立场，对人类文明提出了挑战。可以说，老子是中国历史上对人类文明认真反思的第一人，他深刻地揭示了人类文明的负面影响和负面作用，极力地抨击了文明的异化现象，指出文明危机是文明自身造成的。文明社会所产生的乱象：贫穷、昏乱、盗贼、战争、争夺、罪祸、轻死、声名逐利、欺诈等一切罪恶，皆是由于文明日开、智慧日多、民多利器、上之有为和多欲、礼乐制度、仁义道德等造成的。老子庄子自觉或不自觉地看清了这一切，认为要消灭这些恶果，就得消除其产生的根源——人类的文明，因此对人类的文明提出了挑战，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记：那么道家思想的本质特征到底有哪些呢？

许：老子庄子对待文明异化的态度，除了拒斥人类文明进步之外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克服文明危机的思想与措施。所以魏源说《老子》是一本救世之书。如果可以说《老子》是救世之作的话，那么《老子》则是在严重社会危机中如何保持自己，尤其是自己精神不为物伤，求得精神的宁静和自由，营造自己的精神家园的一部救己之书。总的来说，他们的思想有如下几点：

对自然主义思想的大力张扬：主张回归自然，不脱离自然，与自然和谐为一。为此，老子提出了人法自然的思想。人的一切思想和行为与自然相一致、相协调，不能违背自然，更不能破坏自然的和谐。

保持和发扬人原有的素朴的自然本性：提倡返朴归真、敦厚朴实，反对浮华轻薄。浮华轻薄的礼义就是世乱祸首。所以人应当做到“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认识到贪欲多私是罪恶的根源。

无为而治：在上的统治者应当实行无为而治。“无为”即是“顺应自然”。“圣人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圣人治理天下，要顺应民心，不要对百姓多加干扰，要让人民自己去得到应有的自然的发展。

追求精神的宁静与自由。这在庄子的思想中尤为突出。

庄子生活于战国中期，面对污浊的社会，他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旨在保护住自己的精神的独立，不为外物所牵累，追求达到一个更高层次的精神的宁静与自由，即追求所谓精神上的逍遥游，找到一个安顿的精神家园。其做法就是“游于逍遥，超于物外，得其环中”之道，这样，人的精神就可以不为社会上的是是非非所干扰，保持自己精神的独立、宁静与自由。庄子的这一超脱思想，自然是一种比较消极的处世哲学，但我们也应看到，在一定条件下，这种思想自有其积极合理的内容，例如在人们处于无谓的斗争中时，或在互相争名逐利的情况下，本无所谓对错，聪明人不如超脱这些纷争，以怡养自己的心性，保持住自己心态的平衡、宁静与自由而不为外物所伤害。庄子的思想在这里是可起到重要作用的。

记：但是老子庄子的道家都拒斥文明的进步，这种拒斥既不可取，也是不可能做到的。道家思想对我们现代社会所具有的借鉴意义主要体现在哪儿呢？

许：以王弼为代表的魏晋玄学克服了先秦原始道家的这一缺陷，主张把儒家所宣扬的人文主义思想与道家所崇尚的自然质朴的自然主义思想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提出了以自然为本，以礼义为末的所谓名教本于自然的思想。它的主要精神就是认为自然是人的本性，礼仪教化是外边来的。它与先秦的道家不一样，先秦的道家是排斥儒家思想，批评儒家。魏晋玄家吸收了儒家思想，将儒家和道家结合在一起，又以道家思想做为根本，所以它是新道家。

这样，我就想到，道德危机产生之后怎么办。譬如当前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道德危机，时不时也应当发扬一下道家敦厚朴质的思想。不追求更多的奢侈，同时也再有道德的教化。首先人的本性不要丢失，如果这个本性丢失，搞仁义道德的教化那就是虚伪的。所以玄学对克服当前道德危机有启发。新道家把儒家的人文主义建立在道家的自然主义基础上，以保持礼义文明应有的积极作用而不致造成文明异化的情况。这种思想是一种很深刻、很有远见的思想，我想我们要建立当代的新道家，恐怕就应走道家的自然主义与儒家人文主义相结合之路。中国的传统文化本来就是儒道互补的文化，今后的新文化的道路，恐怕也应沿着这条道路走。

记：具体地说，道家思想是否可以为我们今天反抗现代文明的异化而服务？

许：我想道家思想的现代价值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给我们以很大的启迪：

首先，道家思想能指导我们调适现代化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之保持协调与和谐。现代化社会由于工业的高度发展，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人们掌握了强大的征服自然的力量，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另一方面又给自然界带来了极大的破坏作用，打乱了自然的和谐，破坏了生态的平衡，给人类自己造成了极大的灾难，人类正在自己毁灭着自己。如何保护生态平衡和自然的和谐，这成为了当今世界的一大重要课题。这就要求我们来调适好现代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这方面古代老子道家所提出的“道法自然”的思想，可给我们以很大的启迪。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就是说，人的行为应该仿效自然、服从自然、顺应自然而动，而不应违背自然、破坏自然，人与自然应处于和谐协调的关系之中，这样人在与自然的交往中，才可保持住自然的和谐与生态的平衡，这样也才可以保护好人类自己生存的环境与条件。

因此，当今世界上每一项科学技术的发展都须首先考虑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而不应以急功近利、以个别人、个别地区和国家的私利而违背这一原则。古代先哲老子的“道法自然”的思想，已为社会的实践所证实，不论人有多大的征服自然的力量，这乃是一条千真万确的真理，它的智慧的光芒，正在指引着人们去调谐现代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

其次，道家思想能指导现代人实现自我心理的调适以促进现代人心理健康的发展。现代人的心理健康是现代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现代化工业社会，新技术急剧更新、信息量的猛增，快节奏、高速度、环境的污染、竞争的加剧、破产与失业……使得人们整日处于精神高度紧张与疲劳之中，这就会破坏一个人的心理平衡，造成心理障碍，从而在社会上普遍地造成现代化的工业病，如各种不同程度的精神病、精神障碍、心脏病、高血压等等。老子哲学中所提出的主静说和庄子所提出的超脱说，所有这些思想都可以用来与人的心理修养相联系。人们通过这些心理修养的功夫，可以调适人的心理，保持人的心理平衡，从而能使人们在纷纭复杂的社会矛盾所引起的心理冲突面前，不致失去心态的平衡，导致心理与生理的病疾。由此可见，道家的心理修养学说，对指导现代人实现自我心理的调谐，以促进心理健康方面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个人认为道家以其沉隐的思想,让中国知识分子有种功成身退,回归自然之势.这一方面使知识分子对待挫折有豁达之态,另一方面又使他们不以埋没自己为憾.但个人觉得,道家思想主要在小农的封建社会比较有其追随者.现今社会强烈的竞争中,与多知识分子抛弃了自己的道德坚持,哗众取宠,实为大憾!

从《变革中国》到《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改革已成为当代中国发展的一个核心议题。从现年102岁的科斯到这些生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知识分子们，他们为中国的改革提出了真知灼见，他们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出了深刻的洞识。 《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当代十贤访谈录》，《财经》杂志主笔马国川用对话的方式，让这些见证了中华民族近百年苦难的“燃烧的老年人”再次燃烧他们思想与智慧。最强烈的呼声，是对独立的一种呼唤，呼唤重塑独立的市场经济的良性循环，呼唤重建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与独立思考，呼唤重构自由与民主基础上的法律理念主义。他们振臂高呼着试图释放这些被政治力量束缚着的更多元的力量，即使很少有人真正能够倾听到他们的声音。 首篇，吴敬琏先生指出我们面对的两条道路：“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无疑，我们追求完善而独立的市场经济体制，将行政权力的干预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让市场经济的发展能够跳脱出所谓“中国模式”对自身的束缚。“中国模式”的兴起，俨然是我们跳进了自己挖的陷阱，而后还自鸣得意，沾沾自喜，不知道围观的人一边在学习我们挖陷阱的高超技艺，一边在嘲笑我们没有给自己留条后路。 从法律实用主义到法律虚无主义，再到法律经验主义，最后到法律理念主义，江平教授指出，“法治精神中最基本的，无非是民主和自由两个基因”。这样的一种法治精神，是建立在一种基本的民主与自由的信仰之上，既不是简单的政治主导下的僵硬的法律教条，也不是毫无判断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法律应该仅仅是法律本身，应该尽可能地独立与其他利益集团和权力的干涉，这样一种看似再自然不过的诉求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却往往难以实现，什么时候中国的立法执法能够摆脱某种非理性的依赖，才能够真正地实现所谓“依法治国”的理念。 不仅是在宏观层面上探讨，微观上的个体更加是实实在在的推动力量，资中筠先生呼吁重建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担当。“皇权是法统，儒家之道是道统，两者是分开的。”曾经，在“颂圣文化”的笼罩之下，一切的改革似乎都应该是由内而外、自上而下的，只有等到明君的出现，才有拯救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慢慢地，国家情怀淡薄了，利己的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让曾经那种仅存的不痛不痒的忧患意识也都不复存在，正义感降低，追求与探索更加难以寻觅。如果说知识分子承担着社会改革的外部的推动力量，那么不依附于体制与权贵的知识分子精神，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思考所生产的智慧与思想，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获得的发声与倾听，才能够带来真正的改革与重构。 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政府职能的收缩与服务型政府的建立，市民社会的复兴与公共领域的重构，在此消彼长的力量博弈中，追求一种更为广泛意义上的独立，更有可能带领我们经过这样的转折，走向更为适宜的方向。

与其去指责某种已有的现象，不如探讨出现的原因。在探讨原因之前，先介绍一下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这对于我们了解知识分子群体、了解这一群体应有的条件和目前所处的状况是所补益的。作为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一词最早来源于俄文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它出现在十九世纪的俄国。一批与主流社会有着疏离感、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特别是道德批判意识的群体，当时就被称为知识分子。从这个定义上来讲，批判精神是衡量是否是知识分子的主要条件之一。物质决定意识，环境的改变造成思想的变化。批判精神的丧失，最现实最直接最深刻的原因就是中国进入九十年代后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变化，还有文化界本身所出现的一些新的现象与潮流。改革开放这二十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经历了从边缘到重返中心，到再次被放逐到边缘这“三部曲”。每一次变化，都直接跟政治形势、经济状况和文化环境有关。从九十年代初开始，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有了一种学术的自觉：认为知识分子不仅需要从政治系统里面分离出来，而且认为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更重要的是承担一种学术的功能，从知识里面来建构文化最基本的东西。他们对八十年代知识分子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态度是有反省的，认为这是十分虚妄的，是一种浮躁空虚的表现，是缺乏岗位意识的体现。随着九十年代初的国学热以及重建学术规范的讨论，一大批知识分子开始学院化，进入了现代的知识体制。他们似乎不再自承是公共的知识分子，更愿意成为现代知识体制里面的学者，甚至是某一知识领域的专家。而九十年代国家控制下的知识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日益完善、世俗社会的功利主义、工具理性大规模侵入学界，也强有力地诱导着大批学人放弃公共关怀，在体制内部求个人的发展。在这样情况下，很多知识分子不再具有公共性，只是某个知识领域的专家，甚至是缺乏人文关怀的技术性专家。由于视野的狭窄化与越来越“向内用力”，批判精神渐渐陷入偏狭和低落。知识分子是这样一种社会阶层：一方面它是社会的精英，在社会系统中扮演着相对独立的、不可替代的角色；另一方面它又不直接进入社会的经济生活，不直接创造任何物质财富，因而它的生计唯有通过与社会其它阶层作复杂的交换，或者依靠政府的、团体的、私人的支持方能得到保障。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正面临着一个严峻的生存挑战。1992年**南巡讲话以后，中国经济驶入快车道，整个社会加速世俗化。市场社会的出现，使得知识分子再一次被边缘化。如果说过去的知识分子边缘化是发生在政治层面的话，那么这一波的边缘化更多的是在社会意义上。商品经济的大潮以不可阻挡的气势席卷社会的每一角落，涤荡着既存的价值观念、生存准则和人际规范。人们仿佛突如其来地被抛出了久已习惯的生活轨道，愕然地注视着周围陌生的一切。偌大的神州，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神圣的校园，失去了往日的清高，安宁的书斋，也难以再抚慰学者们一颗寂寞的心……其实，政治层面的边缘化还没有威胁到知识分子的要害，因为即使是一个受迫害的悲剧人物，他也始终处在舞台的中心，有时受迫害、受侮辱者反而更能激起整个社会的同情。正如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所言，“就知识分子而言，迫害比漠视更好受”。但在1992年以后，整个社会高度发散化，社会阶层发生了很大变迁，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化，整个社会不再有中心。更确切地说，政治与意识形态第一次不再占据有社会的中心，而经济上升为中心问题。此时知识分子在社会意义上被彻底地边缘化了。他不再处于整个舞台的中央，舞台中心被另外一批人所占据，譬如腰缠千万的富翁、暴发户等新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以及在公共传媒和演艺圈大出风头的各类明星。从某种意义来说，这对知识分子是一个更为严重的挑战。在新的社会环境中，知识分子如何安身立命，他的位置究竟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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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意义的知识平庸崇拜弱智化社会学
对标准的讨价还价
从英才教育到庸才教育优胜的价值本书写作目的
第一章 知识分子贬值
从强大的主人公到迷失的录魂
当代社会和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角色的贬值显示全部信息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当成百上千、干人一面的欧洲城镇相互激烈地竞争“文化城市”的时候，谈论庸人主义的兴起可能显得吹毛求疵。文化事件和文化庆典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每个沉睡的乡镇似乎都拥有一座博物馆、至少一个遗产中心。声称社会正在变得弱智，这种说法遭到文化现状的维护者的愤怒驳斥，正是这些人推动着在他们看来正在兴盛的知识生态学。他们照例会指出书籍出版量的上升、书店数目的增加、读书俱乐部网的繁荣，或者大量的人去听音乐会、参观画廊和博物馆。在一个美国观察者看来：毕竟从外表上说，在美国，精神生活几乎从未比现在更健康。以学者、出版商和作家的活动为主的杂志、报纸专栏、网站在过去十年左右飞速增加。整个美国，在学院和大学城里，传统的文化生活与前沿的文化生活并肩发展。阅读、讨论和诗体讽刺吸引了成百上千的人。甚至在学院教育结束之后，学术生活仍在继续。
教育当然对社会产生了令人敬畏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而且似乎人们接受教育的脚步从未停止。每个人看起来都在接受某种职业培训，或者暂时停下来重新接受培训。四十多岁的人正重回大学，或者第一次上大学。我们都被认为应该活到老学到老，出现了成千上万的机构，来迎合我们的每一种知识需求。我们对待教育和文化的态度无疑是严肃的。我们不是生活在黑暗的中世纪，那时不可能找到激励性的和挑战性的文学。我们仍在创新——有时，个体艺术家创作出鸿篇巨制，一些知识分子继续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提出重要的思想。
文化悲观主义者常常无法反驳统治集团所说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知识繁荣的社会。不过他们指出，真人实境电视节目的出现是以高品质的戏剧和纪实性节目为代价的，报纸上的观点畅谈专栏的增加是以深刻的新闻分析为代价的，他们还指出了各个层次的教育水准的不断下降。这些批评并非没有根据。但并不是每个新项目都是千禧年圆顶展览馆（Millennium Dome）——文化盲的证据。我们仍然有华莱士艺术收藏馆（Wallace Collection）或者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 Museum）。重要的创新，以及能使人们更加优秀的机构毕竟一直都很稀有。那么是什么发生了变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