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则价谦，万物皆然，唯独知识例外。知识越丰富，则价值就越昂贵。

——马戈

很多时候，我们提起老教授、文人等等，脑海中都会浮现出一个衣着朴素的形象，就像之前一句话说的那样：造原子弹比不上卖茶叶蛋。而在物质生活并不丰富的上个世纪，这种印象则更加深刻，但是当时的知识分子真的有那么可怜吗？答案未必如此。

分级定档

当时，因为中国还没有改革开放，大多数人的工资都是国家来决定的，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决定他们工资的就是级别。而这个级别也有自己的标准：

当时，知识分子主要可以被分成在高校工作的教授、助教等人和在中学、中专工作的老师们。两部分的人是分开定级的，在高校工作的人们之中，最高的级别就是一等，这些人一般都有着非常高的学术水平，一般都还担任博导的工作。而其下的二等教授也非常厉害，大都是德高望重，在高校里工作多年的老教授。

在一、二级以下，还有三、四等更低一些的级别，这些人的待遇当然也比不上顶尖的老教授，不过，就算是级别低一些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的生活也还是不错的，他们的工资在二三百元左右，这在五十年代能生活得非常好了。

工资待遇

当时，即使是定档到五级的知识分子都有200元左右的工资。当时的两百元可能比现在的两千元都要多得多。现在两千元根本不够一个人生活，而当时的两百元却能让一大家子都过得很滋润了。

除了教授以外，学校里一般还有讲师和助教。在很多人看来这些人的工资水平非常低，往往会给人以贫苦的形象。但是，实际上他们的工资水平一般并不低，即使是最低二十五级的助教们也有五十元左右的工资。一般来说，高校里的教育工作者们的工资水平位于全国的中上等，甚至比一些政府官员的工资还要高。

而即使是那些不在高校而在各地中小学教书的老师们，最高级别的有一百多元的工资，而最低级别也有三四十元。按当时的情况来说，一般情况下每个月几十元是足够支撑一个人的生活的。要知道在那个时候，人们生活中最常用的货币单位不是千也不是百，甚至不是元和角，而是分。

当时，城市里一个人的生活费也只是每个月八元到九元之间，即使是在外地读书的大学生也只需要十元左右。这些钱足够他们买衣服和课外书了。而且，除了工资之外当时的老师、教授等人都是分配房子的，医疗等费用也不需要自己出，他们所挣到的大约就是自己的伙食费、储蓄和零用钱，所以即使是一个月只能挣到三十元左右的最低级别的中学老师也能养活一家人。

因此，当时的老师等知识分子都是非常受人尊敬的，在家庭里的地位也很高，他们一般都是一家之主。

知识分子的生活

上世纪五十年代，大家都比较穷。这个时候知识分子们挣的钱还算很多的，他们也往往能照顾很多人。有些老教授甚至可以把自己家一大半的亲戚都养活了，所以大家的生活也还都不错。而即使是一个普通的中学老师，说不定也可以经常给小孩带一些零食回来。而且，他们的子女一般也能受到更好的教育。

不过，出于各种原因，在级别较高的知识分子之中，党员的工资是比其他同一级别的人少一些的，大约在1%到2%之间。而到了18级以下，党内外的工资则不会再有差异。但是，不管知识分子是不是党员，他们的生活都还很不错。

在当时，教授的平均工资在200元左右，和当时的市委书记差不多。如果他们还有一些其他的职务的话，工资则会更高，有的时候甚至能超过主席。因为当时主席的工资也只有400元左右。

而且，对于高级知识分子每个月还有四斤肉、两斤白糖、两条烟和两斤鸡蛋的供给。要知道在当时，不论是肉、蛋还是糖都是非常珍贵的东西，这些教授们实际上的待遇已经和部级甚至厅级干部相差无几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即使是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知识分子的生活依然很不错，国家一直非常重视他们。而这种重视事实上一直延续到了现在，一个人只要有知识有学历，他们的生活就不会太差，学习依然是改变一个人命运的最佳途径。

知识分子的工资其实都蛮高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五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生活得还不错。

的确是非常清苦，那些知识分子的工资在那个年代非常的低，根本不受重视。

不是，知识分子除了工资高，每月还供应鸡蛋等物品。相当于部级和厅局级干部的待遇。

臭老九
元朝有 八娼、九儒、十丐 的说法。

解放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后对知识分子的谑称。

“臭老九”一词的由来和反思
“臭老九”一词的由来和反思
——熊飞骏

对于七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中国人来说，“臭老九”一词并不陌生，它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代名词。这顶毛泽东老人家发明的“桂冠”，中国知识分子戴了近二十年之久。
这里有必要对“臭老九”这个词的词义作些特别的解释。“臭”字人们容易理解，就是不光彩令人讨厌的意思，“老九”这两个字就颇令人费解了。这要从中国的等级制社会说起。中国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从古至今，中国人依据其社会地位的差别被人为地划分为几个高低贵贱不同的等级，就象印度的种姓制度一样。顾名思义，老九就是第九等人，也就是说在社会等级上被划分为第九个等次。那是一个绝望的等次！毛泽东老人家还不满足，认为仅此不足以表达他对知识分子的蔑视厌恶之情，就在“老九”前面再加个“臭”字，那是一个更绝望的等次。
知识分子何以被称为“第九种人”，这要追溯到十三世纪的元帝国时期。中国虽然是一个等级制社会，但历朝历代的政府并没有象印度那样明文划定公民的社会等次。由政府出面用文件形式界定帝国公民社会等次则是元帝国的独创。蒙古蛮族入主中国后，依据和蒙古人亲疏关系的远近及当亡国奴的“资历”，把帝国臣民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中亚细亚人）；第三等是“汉人”，即金帝国所属的中国人；第四等是“南人”，即南宋帝国所属的中国人。上述的等级划分是粗线条的，元政府又依职业的性质，把帝国臣民更细致地划分为十级：一、官（政府官员）。二、吏（不能擢升为官员的政府雇员）。三、僧（佛教僧侣）。四、道（道教道士）。五、医（医生）。六、工（高级工程技术人员）。七、匠（低级手工技术人员）。八、娼（妓女）。九、儒（知识分子）。十、丐（乞丐）。一向在中国传统社会最受尊敬的儒家知识分子，竟然被划分到社会的最底层，比儒家所最卑视的娼妓都不如，仅只稍稍胜过乞丐。究其实连乞丐也比不上，因为乞丐的人身安全是有保障的，知识分子则随时有生命危险，政府一不高兴就拿他们的脑袋开玩笑……
蒙古政府何以如此蔑视并仇视知识分子？回答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首先对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作一简要介绍。
“知识分子”在中国是一个有别于其它群体的特殊社会阶层。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是科举制度的产物，是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人才”，包括科举及第和为科举考试作准备的人士。他们的唯一功能就是应付科举考试和作官。在谈知识分子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中国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是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它起源于隋王朝，定制于唐王朝，最初目的是变革门第世家独霸政府的不合理现象，通过公开竞争性考试向平民阶层选拔新进官员，凡考试及格的知识分子，不问门第出身，一律委派官职。因此，科举制度在早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它对提高整个统治阶级的文化素养，扩大政府的统治基础，促进社会公平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这个进步合理的制度，因为唐以后的政府给予了过高的重视，才日益变得不合理起来。明王朝时期，科举成为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非进士出身的人无论贡献多大，都不能担任宰相或部长级高级官员。不通过科举考试知识分子就没有任何出路，科举考试的重视程度步入了一种畸形状态，成为社会停滞不前的罪魁祸首。
科举考试的内容很狭窄，只考儒家经典，即“四书”“五经”。在科举制度的诱惑下，知识分子首先要作的事就是应付科举考试。因此知识分子的知识面也极为狭窄，所学主要是四书五经，与人类文明进步密切相关的自然和社会科学知识则很少涉猎。儒家思想的内赅又是保守和崇古，反对任何形式的社会变革，掌握儒家经典的知识分子也因此与现代化和进步格格不入。所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不是一个进步的阶级，经常不自觉地扮演了阻碍社会前进的角色。
传统知识分子科举及第后，接下来不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也不是创造财富，而是如何做官。所以传统知识分子究其实是一个不劳而获的寄生阶层。这对于在荒凉苦寒的沙漠地带成长起来的以劳动为美德的蒙古民族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也是不能容忍的。在蒙古故土的沙漠地区，每一个人，包括妇女儿童，都要从事生产劳动。在他们有限的知识领域内，实在想不通世界上还有专门读书和专门做官的这种行业。所以他们极端瞧不起知识分子，也仇视造就知识分子的科举制度，并毫不留情地取消了这一制度。没有了科举制度，知识分子的特长便无法施展，他们又没有其它的技能，处境日益被动，最终沦落为连娼妓都不如的“贱民”。在蒙古人眼中，妓女能创造财富，可知识分子则是彻头彻尾的寄生虫，除了读书做官外什么也不会作。
科举制度随着封建帝制的消亡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并没有随之消亡，相反还发展壮大起来。现代化离不开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知识分子也适应时代的需要，从学习儒家经典转而学习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在知识领域和能力上有很大的差别，但在品格上并无太大的不同，传统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保守，怯懦，不团结，好口舌之争）已深深植根于知识分子的灵魂深处，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脱胎换骨的。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因为掌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缘故，从阻碍社会前进的力量转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决定力量，应该是一个被尊重被敬仰的阶级，可事实恰好相反，知识分子在上世纪直至今天并未受到应有的尊重。为什么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知识分子自身的品格缺陷也许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我在《历史在这里哭泣》这本书里写过一篇论题为《士大夫的悲哀》的文章，末尾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品格缺陷作了粗略的概述：
“自视过高，互不买帐，好口舌之争，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要争个是非曲直。
过分以自我为中心，不愿正视他人的优势和长处；办事分不清主次，总喜欢在细枝末节的问题上自我表现。
没有全局观念，不善在协同事业中作出必要的让步；在宽松的环境中过分吹毛求疵，在淫威和暴力的压制下又能出奇地忍辱负重。
对自己的不幸记忆深刻，对人类的痛苦则引不起深刻的同情。
好抱怨不好行动，台下勇士台上懦夫。
对个人的安危进退过于在乎，缺乏为共同事业所必需的牺牲精神，结果付出的代价更大。
思想固执，小事精明大事糊涂；对他人求全责备，对自己遍设台阶，很少在口头上肯定他人的能力。
行为懒散，作风疲沓，缺乏进取精神；自以为掌握知识就可坐享其成，丝毫意识不到知识与贡献是绝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报酬只能以贡献来衡量。”

知识原本从生活生产民众中来，自然不能与生产生活民众脱离，否则如同摘离枝本的瓶花，一时鲜艳，而不能结成正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