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不探索》是一本由彭燕郊 口述 / 易彬 整理著作，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0，页数：22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不能不探索》精选点评：

　　●人们往往不知不觉地成为悲剧人物。

　　●非常棒的访谈录，易生问题步步紧扣条理明晰，该深入的在深入，该打断处便要求折返。是访谈录的教科本子。 坚韧的生活信念，不屈的艺术执著，对于美和人类善的追求，是彭燕郊与易生的相似。也是我的向往。 又，上架建议为 当代文学史，这分类有些迷惘。

　　●这类工作做得太少了。想想我自己的计划。//易老师主动性略强，对话反而显得僵硬了一点。可能也是后期整理的缘故。//不过，访谈中学者的严谨与担当，让人感动。

　　●本书是当代文学青年批评家、研究者易彬在著名诗人彭燕郊先生晚年（2005—2008）与彭先生所作对谈的辑录。内容涵盖彭燕郊先生对自己生平、创作经历的回顾，文坛师友的回忆与评论，他本人的诗学思想等等内容，可谓近年来不可多得的当代文坛思想回忆录。

　　《我不能不探索》读后感(一)：彭燕郊的月旦评

　　彭燕郊的谈话录涉及许多面向，我独对其月旦人物甚有兴趣，或有买椟还珠之嫌，但亦是一种介绍，勿怪勿怪。如讲臧克家，“他碰到我，说，我们大家要互相原谅。我心里想，我有什么东西要你原谅的？”臧克家的《离别干校》有云：“一声告别去，五内顿仓皇！依恋情深切，如同辞故乡。”谈艾青，“他也不能不写那些东西（‘斯大林万岁’之类的诗），人们往往不知不觉地成为悲剧人物。”关于冯雪峰，“在雪峰身上，我觉得有很奇怪的东西，他非常懂得文学，但是有时候又表现得非常不懂得文学。”胡风，“到底他在位了会怎么样，不晓得。不过，他有一条是非常值得敬佩的，他确实是看作品不看人的。所以，你要说他是宗派主义也不能这么说。”诗人萧三出书，出版社给印成《肖三诗选》，“他气得要命，那时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说，你赶快叫他们帮我改过来。我心里想，改怎么改呢，你那个诗集绝对不会再版。”

　　(南都荐书，效知堂“文抄公体”，一笑。）

　　《我不能不探索》读后感(二)：以此书纪念诗人彭燕郊先生，也纪念当初那段较少牵绊的青葱岁月！

　　《我不能不探索——彭燕郊晚年谈话录》之《后记》

　　2007年，我和雪峰只是在上海匆匆见过一面，不想七年后却玉成了《我不能不探索——彭燕郊晚年口述》一书的出版，特别感谢雪峰的全力张罗。1980年代中后期，彭燕郊所主编的大型外国现当代诗歌翻译丛刊《国际诗坛》以及所策划的外国文学译丛“犀牛丛书”先后由漓江社出版，此次续接前缘，也要特别感谢郑纳新社长。郑社长表示“欢迎有关现当代作家史料、传记类著述”，感谢他对文化所抱有的期待，也希望此类图书能蔚成大观。本书的一些章节曾先后刊发，要特别感谢《新文学史料》郭娟主编的大力推介。也要感谢《长城》、《诗探索》、《新诗评论》、《诗选刊》、《中国诗人》、《诗歌月刊（下半月刊）》等等书刊的热情支持。

　　2008年3月，彭燕郊先生因病辞世，系列谈话不得不终结。彼时的一些想法已见附录，这里不再赘述。六年下来，想法自然是有所变化，视野也有所拓展，其中非常重要的变化有两个：一是2019年以来，受燕郊先生的家属委托，在其资料搜集以及藏书、遗物的整理方面，做了更多的工作，接触到了相当多的书信资料，对新时期以来燕郊先生所从事的众多文艺活动，以及试图藉助外国文学作品、特别是现当代诗歌的译介来推动当代文学发展的自觉意识，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曾撰长文《晚年彭燕郊的文化身份与文化抉择——以书信为中心的讨论》进行了专题梳理。这方面的话题，在谈话中涉及不多，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另一个则是对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所进行的学术梳理，口述历史、谈话录，可说是现代以来新的文献类型。学界目前多是“文献”与“史料”混用，相关知识理念与操作规范还不够清晰，希望本书在资料采集与整理方面能为现代文学文献学提供一些有益的经验。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形态研究》（编号为13CZW084）和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诗学•史料•文学史：多重视野下的彭燕郊研究》（编号为12YBA014）的阶段性成果，这两项课题即是我近年来研究的主要方面。

　　不多说了，谨以此书纪念燕郊先生，也纪念当初那段较少牵绊的青葱岁月。

　　2019年4月10日

　　《我不能不探索》读后感(三)：唐思敏：《与彭燕郊先生“平等对谈”》

　　近年来，随着口述历史、文献学等知识理念的兴起，搜集、整理各类作家文献成为当代作家研究中卓有成效的常态性工作，易彬整理的《我不能不探索：彭燕郊晚年谈话录》即是其中一种。彭燕郊先生经历了漫长的岁月（1920-2008），有着超长的写作生涯，晚年谈话录也就包含了文化抢救、历史记忆存留等多种效应，不仅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认识彭燕郊其人其诗，也能促进对文学史诸多问题的认识。

　　彭燕郊先生经历了漫长的、风云变幻的历史时代，其人生归结，势必会包含丰富的文学史信息。易彬也曾明确谈到：“试图通过‘彭燕郊’这一个案来透视更多的、更丰富的文学史话题”。为此，他在谈话提纲中对相关文学史话题进行了多方涉及，如“潜在写作”的考量、时代及其文学史价值判定、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与被遗忘者、新诗发展的影响因素以及“七月派”与“九叶派”的文学史书写问题等。

　　彭燕郊曾出版过“潜在写作”集《野史无文》，对于1949-1976年间那些没有公开发表的潜在作品，他认为应肯定“潜在写作”的文学史价值判定，“是探索就要肯定”。他还从“必须了解整个世界诗歌潮流的大方向”、“中国古典诗歌里有很多先锋的东西”、“民歌精神是非常真实、非常淳朴的”三个方面，简要勾描了外国诗、古典诗歌、民歌与中国新诗发展的关联。

　　同时，对于同时代作家，彭燕郊也多有回忆。其中涉及对于著名人物的评判以及一些被文学史遗忘的作家。著名作家中，篇幅较多的是前辈诗人艾青、胡风、冯雪峰、邵荃麟等。也谈到了一些富有才华、曾发生过影响但最终被文学史埋没甚至被遗忘的诗人，如玉杲、鸥外鸥、胡明树、番草等人。这些回忆虽然都是片段，但也表征了文学史的复杂性。

　　近年来，作家采访或“口述历史”类著述已较为常见，为学界提供了很多来自历史亲历者的珍贵文献。这类“活”的文献往往被认为是包含了“文化抢救”的意义。但严格说来，操作失范的情形并不在少数，如没有独立的、深入的资料准备，问题和回答都一般化；缺乏必要的资料核查，谈话内容存在较多错误或疏漏等。易彬先生对此显然非常注意。早在系列访谈开始之前，他就翻阅了大量资料，列出了详细的谈话提纲，主动地“准备材料”、“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由此，《谈话录》无处不在的史实意识特别值得称道。《谈话录》有效避免了作家口述与回忆中较多出现的文献错漏状况，书中较为翔实的注释，不仅拓宽了资料的范围，也为新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线索。

　　彭燕郊先生希望谈话是“一种平等的对谈”，从易彬先生的专业素养、资料准备的翔实程度、问题的深度与广度来看，确是担得上“平等”二字。

　　原刊《湖南日报》2019年9月18日第12版

　　（http://hnrb.voc.com.cn/hnrb_epaper/html/2019-09/18/content_1014656.htm？div=0）

　　《我不能不探索》读后感(四)：曾祥金 ：《彭燕郊晚年谈话录》中的“文革”

　　看“文革”过来的老人们再回首时如何判断和评价“文革”，是一件颇有意味的事情。众所周知，巴金在“文革”结束后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忏悔。他的《随想录》一书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以罕见的勇气“说真话”，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树立了一座丰碑。而新近出版的《我不能不探索：彭燕郊晚年谈话录》则展现了另一种看待“文革”的态度。

　　彭燕郊（1920—2008）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文艺活动家和民间文艺工作者。青年时代曾参加新四军，后在桂林、重庆、香港等地从事创作和文艺活动。在此期间，他结交了胡风、冯雪峰、聂绀弩等人，被人们视为“七月派”代表诗人之一。1949年后定居湖南，先后任教于湖南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1955年，被打成“胡风分子”的彭燕郊被关押审查，之后下放到工厂劳动，几经磨难，直到“文革”结束，中间经历了长达22年的光阴。可以说，彭燕郊一生中精力最为旺盛的时间段都被无情地浪费了。

　　按道理说，彭燕郊对“文革”应该是深恶痛绝的，就像其他很多过来人一样，他大可以创作几篇“伤痕文学”出来。但事实不是这样，他对“文革”中的人和事似乎始终保持着一份理性和宽容。

　　这样的理性和宽容在书中随处可见：“我这个人觉得每个人的行为都是历史规定了的，与他个人无关，有些人对我表现得很凶恶，哎呀，我觉得他也好像不能不这样吧。”“当时湖南师院中文系有一个教授，哎呀，这个人最紧跟了，每一次运动他都是最积极，好多人恨他恨得要死。‘反胡风’的时候，他当然也是积极分子，搞我也搞得很厉害。改革开放以后，他见到我很不好意思，但发现我还是像以前一样，他非常感动，到处讲，彭老师这个人真是不一样。我何必去怪你，你不过是他们利用的一个工具，是一个历史的卒子。我有本事我去恨那个头头，这个没有意思，头头我都不恨，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个人的事情。”这样的话语听起来轻松，甚至还略带些调侃。当时文艺界的状况是否真如彭燕郊讲述得这么轻松？显然不是。对于当年斗争的残酷，身历其事者皆有心惊胆战之感。彭燕郊自然也不例外。然而，诗人以他独有的赤子之心直视着发生在他身边的一切，他能很快把自己从当事人的位置转到旁观者的位置。“我总觉得，谁也没有围过我，外界始终没有影响过我，我挨过那么多次的整，你整你的，我无所谓。”

　　同时，写诗成了他在动荡年代里的寄托，是他“安身立命的地方”。在“文革”期间，他的很多诗都是写在碎纸上，“但也要防备，随时有被抄家的可能”。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仍然写出了《野史无文》等诗集，后来列入陈思和编的“潜在写作”丛书中。也正因保持着这份“诗心”，彭燕郊才能在晚年仍然坚持探索，并爆发出惊人的创作力。他不断有《混沌初开》《眼睛》等长篇作品面世，并策划或主编了“诗苑译林”“国际诗坛”等一系列有影响力的丛书，被时人称为“彭燕郊现象”。

　　彭燕郊的这种宽容是源于他清醒的头脑和对历史通透的认识。他一再强调的“历史规定性”看似无奈之语，其实又何尝不是一种超脱？历史往往是由大人物来决定走向的，小人物只能选择跟从或者反抗。拿彭燕郊来说，他很早就参加了新四军，坚定地支持共产党、反对国民党。他始终相信他站在正义的一方，但当他深信的毛主席亲手发动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时，作为小人物的他，除了冷眼旁观，似乎也很难有更好的选择。正因为如此，“文革”期间，作为旁观者的他在别人忙于整人和被人整的时候得以继续阅读和写作，也算是因祸得福了。在监狱的时候，他在心中默默写诗，每段用一个词代表，不断默记，出狱后凭记忆写下来。晚年回忆起这些事时，彭燕郊还不无自得地说：“‘文革’闹了没多久，造反派都打仗去了，武斗去了，他们抢了很多内部书，有些年轻人有这些渠道，他们搞到内部书就给我看，很有味的。”“短的小册子也出了很多……每本书都批判，反正随它批判，我们看了真是好舒服的。”无独有偶，彭燕郊的湖南老乡、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文革”时被关在秦城监狱八年，无聊中学做旧诗词。没有纸和笔，他就把受伤时护士给的龙胆紫药水和棉签藏起来，悄悄在纸壳反面记录下他写的旧诗词。出狱后，他把狱中抄写的旧诗词集为一册，名字就叫《龙胆紫集》。同时，因为这份清醒和通透，“文革”也并没有对晚年的彭燕郊产生太多消极影响。他有革新的精神，“一个人僵化了是最悲哀的”，“不‘变’，不探索，等于封笔”。与之成鲜明对比的是，曹禺在1980年代仍然缩在过去的袍子里不敢露出头来，因而才有痛批《苦恋》和痛斥“自由化”的事情发生。

　　彭燕郊又是个性情中人，晚年谈话中的故作轻松之语终究掩盖不了他内心的沉痛。大家都知道，彭燕郊走入文坛首先就得益于胡风的提携，因而他一向把胡风作为自己的“精神导师”。“文革”后有一次在上海开会讨论胡风，他“在台上就哭起来了”。还有一次，“我在家里看梅志大姐写的《往事如烟》，胡风被关进大牢，后来放回来，还在软禁中，梅志大姐煮鸡蛋给他吃，胡风就哭起来了，说你不要害我啊，他们晓得了可不得了了啊。胡风这个铁汉子被磨成了这个样子，我哭了好久。”

　　宽容也不等于放弃是非心，在宽容的同时，他保持了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正义感。比如对于1949年后诗人臧克家的某些做法，彭燕郊就颇不以为然：“个人崇拜的力量太大了，他把毛泽东的信印出来就是‘克家同志’。好厉害呢。”“后来在北京开会的时候，他碰到我，说，我们大家要互相原谅。我心里想，我有什么东西要你原谅的。”而对于久负盛名的郭沫若，彭燕郊也有自己的想法：“郭沫若这个人啊，社会活动家、政治活动家的成分很大，他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家，他不可能是一个文学家，也不可能是一个思想家。说他是政治家也好像还不够，毕竟是文人，从根本上是很理想主义的。”这样的评价可以说是知人之论。

　　（原刊《中华读书报》，2019年9月9日第10版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9-09/09/nw.D110000zhdsb_20190909_2-10.htm？di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