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新闻工作者在中国》是一本由[美]贝奈特 Adrian A. Bennett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0.00元，页数：31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传教士新闻工作者在中国》读后感(一)：林乐知传读后感

　　近日，美国学者贝奈特（Adrian A .Bennett）著的《传教士新闻工作者在中国：林乐知和他的杂志（1860—1883）》一书（MISSIONARY JOURNALIST IN CHINA：YOUNG J. ALLEN AND HIS MAGAZINES，1860—1883 ）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周振鹤先生主编的“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传记丛书”中的一种。

　　林乐知是著名的近代来华传教士，自1860年来上海起至1907年在上海去世，他在中国生活了近47年，参与了诸多领域的活动，包括传教、译书、办报、办学等。因其参与的活动众多，国内外学界对其研究的成果也颇为丰富。如本书作者贝奈特所言，本书的目的是“试图通过一个传教士不足二十五年的传教生涯的有限视角，来确定西方文明哪些要素被带到了中国，以及西方文明的哪些被西方人自己挑选出认为最能满足中国的需要。”

　　林乐知创办《万国公报》（其前身为《教会新报》，1868年创办，1883年改名为《万国公报》）在近代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学界对林乐知及《万国公报》的研究大部分集中于广学会时期的《万国公报》（即1889年以后），很少注意这份报纸（magazine，此处暂译为“报纸”，详见后面的分析）创办的早期阶段（1868—1883），本书作者即试图对这一“较少人关注的阶段”进行研究，以填补空白。从国内的研究来看，对《教会新报》的关注度也是不及《万国公报》。

　　本书英文出版于1983年（此前还有一版，无奈最近谷歌搜索打不开，待待确认。）作者贝奈特在写作此书之前，已经做了充分准备，编著了《教会新报研究指南》《万国公报研究指南》。

　　（未完待续）

　　《传教士新闻工作者在中国》读后感(二)：从国内对本书的引用情况看当前的学术研究

　　本书作为对林乐知与《教会新报》及《万国公报》研究的权威的著作，虽出版于上个世纪80年代，但在国内的影响颇大，其主要原因一是作者引用了大量藏于美国的有关林乐知的档案，使得本书立论有据，另一方面作者也认真详细地阅读了《教会新报》和《万国公报》（详见本书“前言”以及“注释”），并做了充分的准备（编了两本研究指南），其对两份报纸的分析框架也是从实际的统计出发，因而被国内外学者广泛引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研究林乐知或《万国公报》时，都不得不提到本书。

　　诚然，本书的翻译还存在某些不足之处，如全书引用了大量的《教会新报》和《万国公报》原文，且英文原著注释中也列出了具体的页码，但译著未能将其一一还原为“原文”，部分翻译还可讨论，等等。1993年10月，在本书英文版出版10年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3辑曾翻译了本书第五章“林乐知对中国政府的批评与建议”一节。

　　有意思的是，笔者在查阅国内对林乐知研究的相关成果时发现，有些作品将本书直接翻译为中文作为作者自己的成果，并未能充分注意学术规范，兹举数例：

　　1、山东师范大学2009届 中国近现代史专业 王丽丽的硕士论文《林乐知思想研究》（指导教师：王林）。在这篇165页的论文中，有三分之一的篇幅（全文的前60页）几乎完全译自贝奈特的《传教士新闻工作者在中国》一书，行文风格也完全是翻译的腔调（当然问题也不少，如最常见的外国人人名的翻译），在论文中作者虽然有部分标识出引自《传教士新闻工作者在中国》一书，但硕士论文如此通篇翻译，实在罕见。该文指导教师王林先生著有《西学与变法：〈万国公报〉研究》一书，恐怕对贝奈特此书应是相当熟悉吧，难道就没有发现？或是试图让其学生将此书翻译出来作为学位论文的一部分？不知这是否符合学位论文的有关规定。

　　《传教士新闻工作者在中国》读后感(三)：近代来华传教士新闻事业研究的力作

　　《传教士新闻工作者在中国：林乐知和他的杂志（1860-1883）》：近代来华传教士新闻事业研究的力作

　　原文出处：大佳网 http://news.dajianet.com/shuping/2019/0811/207726.shtml？prd=indexydrping

　　林乐知是著名的近代来华传教士，他在中国一共生活了47年，见证了半个世纪中国发生的变化。在47年的传教士生涯中，除传教外，林乐知还从事过译书、教学、办学、办报等活动，可谓精力旺盛。近日，由周振鹤先生主编的“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传记丛书”推出了《传教士新闻工作者在中国：林乐知和他的杂志（1860—1883）》一书。该书对林乐知在华的新闻工作经历进行了详细研究，被誉为“目前为止有关林乐知和《万国公报》最权威的研究著作”，为我们更加深入认识林乐知及传教士在华从事的新闻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本书充分利用了林乐知档案，资料扎实，且许多都是第一次被披露。本书作者贝奈特是美国爱荷华州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曾师从著名汉学家刘广京，在研究近代来华传教士方面颇有影响。全书对林乐知从出生到1883年的人生旅程进行了研究，前三章对其在美国的学习、接受使命来华传教、来华后所做从事的工作及所做的调整等进行了描述，后两章则重点分析了其创办的《教会新报》、《万国公报》的内容。林乐知作为一个传教士，其早期的思想是怎样转变的，其在美国的各种经历对其来华后产了什么样的影响？本书充分利用藏于美国埃默里大学的林乐知档案，包括他的日记、书信、笔记、藏书等，一一对这些问题做出了详实的回答。

　　与我们以往一般的认知不一样，基督教传统的在教堂里布道和分发小册子的传教模式并不是十分有效。来到上海后的林乐知很快就认识到这一问题，他在不断的实践中开始思考更加有效的传教方式，此时美国内战的爆发切断了他与母会的联系，没有经费来源的他不得不通过从事世俗工作来维持传教事业，而恰恰是他从事的这些世俗工作，让他认识到要改变中国需要从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开始，他最终通过传教士的新闻事业寻求到了一种与中国知识分子沟通的方式。林乐知通过从事这些世俗活动也深化了对基督教的认识，他拓阔了基督教的定义——包括人与上帝、人与他人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便融合西方文明的各个方面。当然，林乐知在中国从事世俗事业并不意味着他作为传教士热情的消退，他的目标和其他传教士是相同的——使中国基督教化，他在孤立的情况下努力传教获得的些许成功，即为其对宗教事业的信念和坚持不懈的最好明证。

　　本书分析框架新颖。在书中，作者花了一半篇幅用于分析《教会新报》与《万国公报》（1883年以前）的内容。在写作本书前，贝奈特曾认真阅读了两份期刊，在此基础上写了两本《研究指南》，充分体现了其治学的扎实与严谨。在分析林乐知创办的两份新闻杂志时，贝奈特采取了相同的框架，主要从“编辑和投稿者”“读者和编辑方针”“宗教类内容”“世俗新闻和背景文章”“科学和技术类内容”“批评与建议”六个方面进行探讨，其中“世俗新闻和背景文章”下又分为“中国情势”“中西关系”“西方的新闻”“日本及其改革”四小类，“批评与建议”则分为“林乐知撰写的文章”和“投稿者撰写的文章”两类。经过如此一番分门别类，读者对两份杂志的办刊理念和主要内容就一目了然了。

　　充分运用了统计的方法，是本书的另一特色。通过统计两份杂志每卷和全部杂志各类文章的数量，并计算出它们所占的比例，贝奈特得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趋势。以《教会公报》为例，它虽然是一份传教士主办的刊物，但它的宗教特色却是不断衰退的，其所包含的世俗内容则在不断增加，林乐知之所以这样安排，主要目的是吸引更多的读者。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教会新报》中“宗教类内容”刊登了许多中国基督徒的自传，这是独一无二的材料，它即提供了中国人皈依基督教的历程，也反映了这些中国人的生活状况，这对于我们研究近代中国人尤其是普通百姓对西方的态度态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在宗教内容方面，林乐知尤其喜欢刊登将基督教与中国的儒教进行对比的文章，以展示二者的相似之处。当然，在他看来，基督教包含的内容比儒教要“全面的多”。

　　《教会新报》与《万国公报》为林乐知和其他传教士提供了一个与中国人交流的平台，这些传教士对中华文明并不是没有同情心，他们对儒教和中国制度的基本批判是建立在他们的关于人和社会的基督教视野上，在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和基督教进行比较时，林乐知的策略是尽可能地避免冒犯中国读者，他也经常选择性地登载一些为儒家地位辩护的文章，这充分体现了传教士在中国活动时的灵活性。那么，应该如何评价林乐知甚至其他类似传教士的行为？在贝奈特看来，林乐知可以被称成为一位“文化帝国主义者”。“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被西方学者用于分析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与第三世界国家文化关系，可见贝奈特在写作本书时或多或少受过此理论的影响。

　　从今天来看，林乐知等传教士在150年前为中国提出的有关经济、教育、政治、军事、科学改革建议在今天的中国早已实现或正在被实现，这不得不让我们在对这位传教士表示钦佩的同时进行反思，以更加全面、正确地评价传教士在华的活动。国外学者在研究传教士时在语言和资料占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因而其研究更具“他山之石”的意义，我们希望不断有如本书一样的高水平的作品（译著）推出，以丰富我们对近代来华传教士这一群体的认识。

　　《传教士新闻工作者在中国》读后感(四)：林乐知对中国甲午战败的反思

　　节选自熊月之：“非日本之能败中国也 中国自败之也”——百余年前《中东战纪本末》对甲午战败的反思

　　文章来源：《深圳特区报》2019年07月22日C4版

　　甲午战争无论在中国近代史上，在日本近代史上，还是在整个远东国家关系历史、乃至整个世界近现代史上，都是一个重大的、具有界标性的、影响广泛而深远的、可以从多方面研究的事件，是一本内容极其丰富、需要反复阅读、不断回味的教科书。对于日本来说，没有甲午战争，就没有十年以后的日俄战争；没有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这两次战争中获得巨额的战争横财，日本就不至于在日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走上军国主义不归路。对于中国来说，没有甲午战败，就没有清末救亡运动，没有百日维新与义和团运动，也就没有辛亥革命。没有甲午战败，中国整个二十世纪历史都将是另外一种面貌。

　　甲午战败之后，清廷就开始总结战败原因，诿罪于李鸿章，谓其应负全责，拔去其三眼花翎，褫夺黄马褂。李鸿章则间接诿过于朝廷，谓用于战备的军费不足。参战的将领则互相推诿，或指责其它军舰避战遁逃，或批评上峰指挥失当。这些总结，都是将战败归罪为当事的个人或少数人因素。

　　从稍微后一点时间看，整个戊戌维新运动，都可以看做是中国社会对甲午战败的反思。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提出富国六法、养民四法、教民四法，后来又增加练兵强军的主张；梁启超所作《变法通议》，强调快变、全变、主动变、彻底变，呼吁兴教育、伸民权；严复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等一组文章，主张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谭嗣同作《仁学》，指出专制制度是中国败弱之根源。这些反思，可以归结为以下六个方面：1、军事落后；2、经济不振；3、政治腐败；4、教育落后；5、民气衰弱； 6、此前变法不彻底。

　　今年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远东出版社与新华社解放军分社、参考消息报社合作出版的《甲午殇思》，对甲午战败作了全面的反思，归纳起来，有以下十条：1、清廷专制制度腐败；2、统治者昏庸，内斗不已；3、国家战略意识落后，对日本军事实力估计严重不足；4、军事变革观念落后，一味消极防御； 5、缺乏现代意识军事思想家；6、军风腐败，士兵精神状态低迷；7、缺乏战略保障能力；8、缺乏现代情报意识；9、文化积弊难返、教育制度落后；10、人民国家意识薄弱，一团散沙，缺乏尚武主义。

　　对于甲午战败的反思，清末那一代人比较切近，今人则比较宏远，有如看山，远近高低各不同。

　　对于甲午战败的众多反思中，有一种声音长期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这就是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等人的意见。那是一种既有切近感受、又有宏远眼光的反思。

　　提要

　　林乐知等人的反思，集中体现在他与中国学者蔡尔康译编的《中东战纪本末》一书中。这部书1896年4月（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出版，初编八卷，1897年增出续编四卷，1900年又出三编四卷，初编、续编、三编合计十六卷。

　　林乐知的反思，与康有为等人相比，最为突出的地方，是他对中国国民特性与中国文化的批评。这些批评，如果放在五四时期，那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放在戊戌维新以前两三年，那就十分显眼。

　　1、《中东战纪本末》有两方面内容最为震撼人心，一是有关战争过程资料的披露，二是对于中国落后方面的批评

　　作为著名的翻译家和教会教育家，1868年江南制造局内设翻译馆，广方言馆移入局内，林乐知兼译书。同年创办并主编《教会新报》（周刊）。1874年9月更名《万国公报》。1882年于上海创办中西书院并任监院。1887年林乐知加入同文书会工作。1889年2月《万国公报》复刊。

　　林乐知等人的反思，集中体现在他与中国学者蔡尔康译编的《中东战纪本末》一书中。这部书1896年4月（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出版，初编八卷，1897年增出续编四卷，1900年又出三编四卷，初编、续编、三编合计十六卷。

　　中东，指中国与日本。此书是中日甲午战争资料、评论汇编。初编卷一为中日战事由来，追溯了自明朝以来的中日关系，近几十年间的中日冲突；卷二是清廷有关的上谕、奏折；卷三是日方资料及有关电文，包括明治天皇的画像；卷四卷五是交战、谈判的有关文件；卷六至卷八是林乐知、蔡尔康等人关于战事及各种问题的议论，包括林乐知的《中日朝兵祸推本穷原说》、《治安新策》上、中、下，蔡尔康的《新语》之一至十三，李佳白的《上政府书》。续编卷一是王文韶、盛宣怀、刘坤一等人有关奏疏；卷二卷三是战争期间有关电报；卷四是中外人士有关议论。三编译载了英国兵部炮兵司主事蒲雷写的《东方观战纪实》，以及美国驻华使馆、中国驻英使馆有关战守和议的电文、李鸿章的奏疏等。书中摘录了英国、德国、法国、俄国、美国、奥地利、西班牙、意大利、荷兰等近四十种不同报纸上的评论和报道。主要内容是关于战争中及战后，各国行动及态度变化。卷首有林乐知小像，林乐知、王韬、沈毓桂、蔡尔康的序言，凡例，卷末是林乐知的跋语。林乐知、蔡尔康自述此书的写作动机：

　　中东之战衅起于东，而祸中于中。林君爱莫能助之心，见于辞色。蔡君隶籍震旦，尤不禁泣下沾襟。方事之殷，共献良谟，互抒谠论，业既未蒙采用，和局大定，尤冀以见闻所及，效惩前毖后之忠，因撰是书。无讳饰，亦无偏倚。其《治安新策》七篇，尤为精神团结，且采西方善政，思弼成东土新猷者，类多要言不烦，实事求是。（林乐知、蔡尔康同著：《广学兴国说》，《新学汇编》卷一，广学会1898年版，第52页。）

　　《中东战纪本末》有两方面内容最为震撼人心，一是有关战争过程资料的披露，二是对于中国落后方面的批评。

　　书中以极其丰富的、具体的资料，说明在中日战争中，清朝政府如何在战前，对日本的军事装备、侵略野心了解不够，掉以轻心，乃至毫无根据地狂妄自大，蔑视日本，以为日之于我，卵不敌石；战争爆发以后，如何张皇失措，应对无方，退舍于牙山，避道于鸭绿江，纵敌于大连湾，沉舰于大东沟，让险于旅顺口，丧师于威海卫、刘公岛，甚焉者，前线虚报战绩，京师深信不疑；失败以后，如何相顾失色，束手无策，不明国际之情势，不谙谈判之原则，允苛刻之条约，失地赔款，后患无穷。资料显示，战争以后，英吉利改袒强国，俄罗斯强委巨债，法兰西私索土地，德意志谋夺商权，日本则日益坐大；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中国正面临着空前的危机。这些由中外电文、奏疏、文件组成的资料，有根有据，凿然可信，它不啻向世人宣示，中国在战争中败北，决不仅是武器不如人，也不仅是指挥失当，而是清朝的体制有问题，中国的文化有问题。

　　2、人心隐种乎祸根，险象遂显结乎恶果，中国在甲午战争的失败，“非日本之能败中国也，中国自败之也”

　　《中东战纪本末》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批西人对中国时局的评论，其中以林乐知的《治安新策》篇幅最大，措辞也最为尖锐。《治安新策》共分八章，即上之上、下，中之上、中、下，下之上、下，载于《中东战纪本末》初编卷八，后有单行本行世，名曰《兴华新义》。《治安新策》的内容可分两个部分，一是对中国国民性的批评，二是对变法维新的建议。

　　林乐知在《治安新策》中自称：我作为一个美国人，寄籍中国近四十年，经历过太平军的战争、英法联军战争、中法战争和最近的中日战争；我曾环游地球三次，到过各大国京城，于世界各国新政有所考察；在中国，我曾南自广东，北出张家口而入蒙古，于中国风土人情，留心多年，对中国目前处境，有感于怀，不得不说：

　　仆于中国诚知之深而爱之至也，不谓自初来以迄于今，中国内治外交，无一事出人头地，而且江河日下，岁月骎骎，流极既衰，日本难作，向不甚以荣名显者，到此而竟以辱名显；向不甚以上等称者，到此而竟以下等称。呜呼噫嘻，寄籍之久，关心之切，如鲰生者，尚忍代为讳疾忌医，而坐视沉疴之中于膏肓哉！

　　他从八个方面批评了中国存在的积习：

　　一曰骄傲。中国的声名文物，历史上确实曾经远远超过周围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这酿成了中国尊己轻人之弊，直至今日，有告以他国之善政者，仍然不是说“戎狄何如”，便是说“中华不尚”。

　　二曰愚蠢。西方人男女无不入塾读书，塾中舆图环列，亦无不知有中国。中国读书人少，旅游人更少，多数人不明世界大势，即使是受过教育的儒生，亦缺乏天文、地产、物理等方面的常识，既不屑究心于异俗，又不肯就学于远人。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即退。华人有言：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但实际上今日儒生所知者一物，不知者直不止万物。是故异邦之政事漫不一究，并弃天文、地产、物理诸学，而徒潜心于诗文，夫诗文诚未可厚非也，独奈局于一隅，识见终于不广。

　　三曰胆怯。西人对于万物都有研究，于是有格物之学，甚至日光、电影、风威、火力无不听其号令，任其驱驰，而华人则行事不思进取，不敢冒险，即使遇到日月薄食、风雷之变，亦不敢研究其理，而奉为神明，相率儆戒，遂积渐而为怯懦之尤。于物有然，于人益甚，但见五洲之梯山航海者相错于华疆，既未识其命意之所在，亦未尝考其学问，究其履厯，非怵之为异类，即畏之为凶人，平时邂逅相逢避道唯恐不速，遇到兵刃既接，炮火轰天，必然齿战股栗，彻底失败。

　　四曰欺诳。泰西教法，戒打诳语，倘或甘冒不韪而为证人所破，甚至予以重罪终身不齿。华人则习为故常，任意铺张，凭空结撰，且阅其禀牍，读其奏疏，种种支离掩饰。遇有战事之际，军书旁午，尽成官样文章，直至莫可弥缝，犹欲无中生有，于实事求是之道不啻相去天渊。且己既以欺诳之心待人，又乐受人之欺诳而不疑，是以拜佛烧香冀徼冥福，缔婚安葬必卜祥征。

　　五曰暴虐。当官之人在法庭之上，正常刑讯之外，别创非法刑具，甚至草菅人命，罔知顾忌。军中将帅之待部曲，有如草芥，对伤兵病卒，既无军医专治，对死去之人，更乏善后措施，新鬼烦冤，旧鬼号哭。

　　六曰贪私。人各顾己，不顾国家，无论事之大小，经手先欲自肥，甚至军火要需，敢以煤炭代药，豆粒充弹，终酿败亡之祸。督抚自顾封疆，于邻境之安危若秦越之视肥瘠，四肢百体。了不相属，至于官吏之盘剥百姓，将校之克扣军饷，更是司空见惯。

　　七曰因循。做任何事情，只知拘守旧章，不愿因时变通。

　　八曰游惰。空费光阴，虚度日月，京官有逐日藉词乞假者，地方官员甚至有在军务倥偬之际演戏举觞者。

　　林乐知指出，这八大弊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骄傲必入于愚蠢，愚蠢则流于怯懦，怯懦必工于欺诳，暴虐则忘仁爱，贪私必昧公廉，因循则难振作，游惰又怎能忠敬！他认为，人心隐种乎祸根，险象遂显结乎恶果，中国在甲午战争的失败，“非日本之能败中国也，中国自败之也。”

　　3、从历史、世界纵横两个角度看，说明因时变法，才能摆脱危机，长治久安，反之，一味泥古守旧，后果不堪设想

　　林乐知从历史、世界纵横两个角度，将中国与古罗马、印度、美国等相比，说明因时变法，才能摆脱危机，长治久安，反之，一味泥古守旧，后果不堪设想。他从五个方面提出变法的建议。

　　一是意兴宜发越。即振作起民族自信心，认真研究、妥善处理中外交涉问题，有些事情，应该参照万国通行之常例，采取应对措施，例如国君接待外国使臣，允许传教士在华传教，派遣使臣、领事分驻各国。

　　二是权力宜充足。这里所谓“权力”，不是指君主或政府的权力，而是指国家的实力。“凡国之以权力显者，不在武备之精良，而在人才之众盛”，中国变通之道，当以育才为本。文中提出改革教学内容、革新教学方法、广设新式学校和派遣大批学生出洋留学的具体设想。

　　三是道德宜纯备。他认为，应当用泰西的三伦，即天伦、人伦、物伦，代替中国的五伦。所谓天伦，是就天人关系而言的，指信仰上帝；所谓人伦，是就人人关系而言的，指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与人应该爱人如己；所谓物伦，是就人物关系而言的，指研究自然，发展科学。

　　四是政令宜划一。所说的政治体制问题。林乐知认为，中国政治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表面上统于一尊，实际上各省自成风气；二是下情无法上达。他主张，改革要在两方面同时进行，有些权力一定要统一，如水陆之军务，关榷之税务，书院之考政，银局之圜法，信馆之邮政，等等，有些方面应该放手让民间去办。他从人人有自主之权即自由的角度论述这个问题：

　　泰西有君民共主之国，更有民主之国，中国势殊事异，断难冒昧仿行，然天之生人，无不付以自主之理，人之待人，独不应略予以自主之权乎？约而言之，如兴学塾立书院之费，必须由民众公捐，官即不应染指。又如制造厂、纺织局、铁路、轮船、矿务、电报各公司，皆应听民间任意创立，官加以保护，而不加以制裁，其视为鱼肉者，更无论矣。又如有人创一新法，试之而果利于用，官宜给以文凭，任专利薮。

　　林乐知特别指出，要政令划一，关键一条是实行法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为一国之主，上自帝后，下及庶司百职，同隶于法律之下，分毫不敢荡轶，小民之身家性命遂皆获保于法律之中。且上既不能悖律以行私，下自不敢干律以犯分，刑赏之恩威定，神教之畏服合矣”。为了解决民情上达的问题，林乐知认为，在中国一时无法开设议院的情况下，不妨先开设一个简易的机构：“宜准民间略仿议局之制，凡读书明理、能办事、通法律之人，任民公举以入局”。于是，经商之有所不便者，务农之必应留意者，工艺之必应推广者，皆许议局商诸官长，达诸部院。

　　五是体统宜整饬。主要是存仁心，去暴政，禁止残暴刑讯；行恕道，禁止贩卖人口，废除奴婢弊制，严禁妇女缠足。

　　林乐知在序言中表达了他译编《中东战纪本末》的意图。他说，胜负本为兵家常事，关键是如何对待胜负，得当，负可变胜，不当，胜亦会变负。甲午战败，创巨痛深，正是中国幡然变法、转弱为强的契机。他，作为一个美国人，译编此书，正是为了促进中国的变法。

　　王韬在序言中，对林氏良苦用心，作了一番评价。

　　林乐知的反思，与康有为等人相比，最为突出的地方，是他对中国国民特性与中国文化的批评。这些批评，如果放在五四时期，那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放在戊戌维新以前两三年，那就十分显眼。在1896年的中国，在维新高潮尚未到来之时，以如此尖锐、激烈的言词，批评中国的积习，批评中国的政治，实不多见。这些批评，出自一个外国人之口，让人听了，总觉得不是滋味。但是，揆诸实际，林乐知所说，条条于事有征，于理可通。因而，这些刺耳的批评和建议，具有巨大的震撼力。

　　4、林乐知于中国之病源，可谓洞见症结，此中国士大夫所不能知、知之而不敢言者

　　《中东战纪本末》出版以后，西人报纸发表评论：

　　（中日甲午战后）中国之宜速变且宜全变也，固尽人而知之矣，至于变之道，则非一人之所知，且非众人之所能尽知，惟林君乐知所著之《中东战纪本末》一书，为能握其要而图其益焉。夫林君者，素有心于中国政治民人之要者也，历年所著各书，多论及中国情景，斟酌尽善，信而有征，巍巍之大人，恒鉴赏之。

　　《中东战纪本末》出版以后，广学会将此书赠送给总理衙门，1896年7月29日，总理衙门委托两位官员复信致谢，说是总理衙门各位堂宪看了此书以后，都认为“此书著述渊博，实事求是，语固慷慨，意亦肫诚，原始要终，总不外发人深省之意，足征识见超卓，留心时务”。大臣们表示还要仔细阅读。李鸿章看了这部书，认为“它写得很好，希望它能广泛流传”。光绪皇帝师傅孙家鼐对此书极为赞赏，他在给侄婿龚心铭的信中写道：

　　林乐知先生人品端方，学问深邃，愚亦久闻其名。寄来《中东战纪》、《文学兴国策》二书，浏览一过，其于中国之病源，可谓洞见症结，此中国士大夫所不能知、知之而不敢言者，林牧师皆剀切指陈，在国家可谓忠荩之臣，在朋侪可谓直谅之友，能不钦之敬之、爱之重之！

　　这年广学会年会曾谈到孙家鼐的反映：官书局主管孙家鼐和他在上海的亲戚龚太史，就这本书的优缺点作的一次讨论。这次讨论非常有意思，这位主管对该书作者作了这样的赞语：“作者非常熟悉中国的一些缺点，中国学者不是没有看到这些缺点，就是不敢讲他们的想法。林乐知博士对这些缺点描述非常详细，他讲时就像自己是中国的一个忠诚臣民，朝廷的一个真正朋友，为此，他应该受到尊重、厚爱和崇敬。”

　　有人称赞林乐知秉笔直书，蕴含着对中国的无限深情：

　　董狐直笔太史简，纪战綦真独手眼；浅人谓是抑中朝，讵识深情本无限。

　　伦敦会传教士鲍克思自述他的见闻：

　　最近，我去江苏省南部和浙江省北部旅行，在好几个地方，我受到官员们和士人们十分友好的接待。在浙江的一个衙门里，我应邀去会见一个读过《中东战纪》的官员，他要我转达对写这本书和出这本书的人的谢意。他认为这本书在结尾时提出一些教训，指出中国现时的需要，是正确的。他说，中国需要的是有新精神的人。

　　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转折点。此前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初败于英国，再败于英法，城下之盟，割地赔款，打击不可谓不大，刺激不可谓不深。但是，相对而言，在一般士大夫心目中，那还是比较能够理解的，因为英法毕竟是西方强国，其文化、人种都与中国差异很大。这一次则不一样，对手与自己同文、同种，而且面积小、人口少，长期属自己的学生，历来为士夫所鄙夷。

　　本来，输给熟悉的邻居就比输给陌生的强盗更能刺激人的羞耻心，现在，输给一个不但熟悉、而且原来根本不屑一顾的岛夷，它对社会心理的震撼，是以往任何一次战败都不能比拟的。中国士大夫，都是呼吸着天朝独尊的文化空气长大的，形成民族自大的心理。这种心理，有时会成为吸收外国文化的障碍，有时也可化为民族自救、民族自强的酵母。甲午战败以后，士大夫一呼百应，群体觉醒，救亡之声，盈于朝野，就是这种民族心理的积极反映。就在这时，《中东战纪本末》出来了，这对于急切需要了解这场战争的起因、经过、内幕以及中外各界看法的士大夫，对于正在酝酿变法维新的中国社会，不啻雪中送炭，它受到广泛的关注和好评，实在情理之中。

　　林乐知是生活在中国的美国人，既了解中国情况，说话又可以较少顾忌。林乐知视野宏阔，比较了解国际大势，了解外国特别是欧美世界对甲午战争的评论。这是林乐知对甲午战败的反思既切近又目光宏远的原因所在。

　　（作者系上海历史学会会长，著名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