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美国化的英国》是一本由[美] 吉纳维芙·阿布拉瓦内尔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7.00，页数：29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被美国化的英国》精选点评：

　　●d

　　●很好的研究角度 从文化对峙语境下探究了英国上世纪文学研究的兴起 没觉得翻译不好 比很多书翻译的好太多了

　　●追根溯源，很有意思。

　　●为准备英语pre在图书馆借的。 文学上的“美托邦”小说。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想象了一种新的世界秩序，仅以美国和英国为背景，将伦敦作为被现代化、被美国社会化的最佳范例（英国的美国化未来），表现了这位反美国化作者的焦虑。 音乐上的爵士。“当爵士乐传入英国的时候，整个国家正处在一个虚构的悬崖边上：既想抓住历史又试图埋葬它，既为其所遭受的严重损失所困扰，又急于通过狂乱的歌舞来忘掉这一切。” 电影上的好莱坞。好莱坞电影流行于战后英国。美国电影《爵士歌王》开启电影的有声时代。美式英语特别是美国俚语威胁了英语中包含的道德权威和思维习惯，引起英国人语言上的焦虑。他们担心其不仅会腐蚀英语作为一种社会地位的标志（措辞和口音是社会地位的标志，可见诸萧伯纳《皮格马利翁》），还会改变英国人的民族性格。

　　●写论文看的，从文学、爵士乐、好莱坞等几方面讲了20世纪美国对英国的影响。大家历来重视英美之间的相同忽视他们之间的差异，这本书列举了很多有意思的东西。

　　●从19世纪展开，聚焦20世纪，最后总结于21世纪。开头是eyeopenner，中间啰嗦冗长且不具体，完全局限在文学世界里，并且选取的材料也不多，eliot的部分甚至显得有点跑题。但是最后用全新的视角看待哈利波特让人眼前一亮。我国现在也是美国化的不行，微博治国时常常可以看到“”人家美国怎样怎样“的言论，是进步还是被同化，不用明说。翻译挺减分的，很多完全是英语句式，看得我累死了

　　●从文化维度对于英美的帝国权利更迭进行了解析。美国经历一个多世纪的变迁，终于从文学家想象中的“乌托邦”发展成具体可感的以“经济、军事、科技、文化”为支柱的哥特式帝国。它仍旧屹立不倒，还是在震荡五洲的暴风骤雨中饱受侵蚀，逐渐衰微？是因为自身的失衡自行坍塌，还是遵循历史周期客观规律，被更加巍峨壮观的帝国大厦所取代呢？21世纪的世界图景依然存在于人们绵延不绝的想象中。。。

　　●文本大多没看过……要补课了

　　●这本切入的视角很有意思啊

　　●考完研的暑假读的。没太懂，不过，隐约有个感觉

　　《被美国化的英国》读后感(一)：被美国化的英国：一堵纸糊的文化“柏林墙”

　　某种意义上，美国自成立至今所发生的许多现象，早在1620年的“五月花号公约”事件中便已“注定”—这是一个民主自治的团体，同时也是一个无意中建立的平等文化，多年来，这种文化植根于北美社会的各个角落，无论“高雅”还是“低俗”、“白人”还是黑人，“大众”还是“小众”。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人越来越感受到明显的不适—来自大西洋彼岸、前殖民地美国的大众文化（小说、音乐和电影等）正源源不断地涌向大不列颠。尽管此时美国GDP已名列全球首位，而英国退居第三，但作为昔日全球霸主，仍占有大量殖民地的英国，难以接受被美国大众文化反向殖民的事实。于是，“20世纪早期的英国作家、学者和批评家为英国和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起了一个名字：他们称之为‘美国化’（Americanisation）。”本书便是对这一文化现象的再度挖掘。

　　“美国化”一词的诞生，实际暗含这样的隐喻：曾经以莎士比亚、济慈和科尔里奇等文学巨匠为傲的英国陡然发现自己十分狼狈，在潮水般涌来的美国大众文化面前，只能疲于防守。于是奥登、赫胥黎、伍尔夫、贝尔、艾略特等英美学者纷纷加入到这场文化现象的讨论中来。

　　面对咄咄逼人的“美国化”现象，英国积极“防御”。如文学方面他们提出了“高雅”与“低俗”的二分法，实际上是进一步抬高英国传统文学地位，意在压低美国欣欣向荣的文学。在对文学作品评奖包括教育时，努力避免美国文学的影响力；音乐方面，英国将来自美国的爵士乐斥为黑人的音乐，种族歧视倾向昭然若揭。除了舆论上对美国爵士乐极尽贬损之能事外，1935年，英国还立法禁止美国爵士乐表演；在电影方面，英国认为来自好莱坞的电影过于大众化，而英国的电影作品虽然小众，但比大众作品更有影响力。对来自于好莱坞的电影，英国“设定了电影配额以及各种各样的电影机构”，那些经由各种机构层层“把关”的电影作品，“不仅在大部分的艺术价值方面悲哀地落后于欧洲电影，它还将对帝国的宣传甚至英语语言的控制也让给了美国人”。

　　不难看出，英国人无异于在宽阔的大西洋中间构筑了一道文化“柏林墙”，事实并未按照英国人的“战略构想”如意发展。面对借助各种途径登陆的美国小说，英国普通读者表现出的高昂热情令官方无比失望。于是，英国只能寄希望于从传统“文学作品的价值中寻找愈来愈多的庇护”，结果无法避免在所谓的“高雅”中进一步沦为“小众”的孤独；在英国爵士乐禁令颁布30年后，曾深受美国爵士乐影响的英国摇滚乐队披头士，漂洋过海，居然红遍了美国的大街小巷；“整个20世纪30年代，虽然英国电影在配额的帮助下得到了实质性的增长，并且重新获得了国内市场中越来越多的份额，但好莱坞的影响及其流行却仍在继续”。曾作为英国电影标杆的希区柯克，最终搬到了好莱坞……英国曾自以为固若金汤的文化“柏林墙”，即便没有“二战”影响，终究仍难避聚沙成塔的尴尬。

　　在“美国化”现象面前，甚至有学者曾认为，“英国和美国共用一种语言，这是英国帝国主义的遗产，在一些人看来这是巨大的不幸”。英国的历史教训表明，语言只是文化载体，只要是文化，对人类社会而言就具有息息相同的情感效应。交流是文化发展的动力，沉湎于历史成就往往只会故步自封，人为构筑文化藩篱只会错失与先进文化交融发展良机。

　　18世纪中期，英国谐剧作家默非曾在伏尔泰及马约瑟改编的中国戏剧《赵氏孤儿》基础上再度改编，并在伦敦演出，结果引起极大震动。而此时自诩为“十全老人”的乾隆，面对英国使者和盘送上门来的英国文化，一脸不屑地斥之为“奇技淫巧”，依然沉迷于河清海晏的梦幻中。后来的结果众所周知，直到上世纪初，国人才开始热烈拥抱国际文化。迟来的文化虽然还是文化，但中国因为姗姗来迟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作者：禾刀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9-10-15

　　http://www.nfcmag.com/article/5962.html

　　《被美国化的英国》读后感(二)：文学状态中旧帝国的落下和新帝国的崛起

　　现代的英国是怎么被美国化的？爵士乐和好莱坞对于英国的影响在英国人心中代表什么，正是本书的内容。这是作者对‘英国如何根据其对美国的理解而重塑自身的一种探索’，同时也是对‘英国的文学现代主义如何通过这种重塑而发展和变化的一种探索’。

　　作者的探索首先从‘关于未来的跨大西洋小说’展开，英国的作家、学者和批评家在20世纪初最先感受到了美国崛起带给英国和世界的变化。美国化所指的是美式资本主义的兴起和传播以及往往随之而来的大众娱乐。

　　英美共用一种语言的事实使得在面对美国的音乐和电影时，英国本土和大英帝国的市场变得尤其脆弱。爵士乐让英国的民间音乐不再具有英国风格（爵士乐很大程度上由美国黑人创造的）。《最后的九月》（1928年）描述女主角虽然拒绝美国，但却拥抱了一个被美国化的英国。爵士乐不断地移动和入侵，超越了种族、阶级和国家的界限，使得英国人的思想不在狭隘，从而对英国急剧发展的民族狭隘危机产生了影响，推动了人们对于艺术和文化的重新思考（似乎宣告了高雅文化‘传统’以及支持这些传统的独特品位的终结）。吴尔夫和奥登这样的英国作家认为爵士乐建立一个新的价值体系的权力，削弱了高雅和低俗的两者之间的差别，将爵士乐作为民族主义话语崩塌的标志。

　　战后的年代，英国人对于爵士乐的感情是对一种理想化的已经遗失的英国特性的保护性怀念的怀恋。面对来自美国的影响，整个英国人的反应差别很大，大多数伦敦精英对美国的威胁进行激烈的抵抗，而工人阶级则趋于接受美国娱乐并吸收其文化的方面，也有少数像H.G.威尔斯这样的知识分子视美国的崛起为福祉。20世纪早期英国作品是关于英国和英格兰、英国特性和英格兰特性等基础描绘的美托邦式想象。

　　到了30年代，威尔斯小说则认为美国会使历史的浪潮转而离开大英帝国的可能性。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关于英国传统的理念是在针对美国化的具有威胁性的扩散的反应中产生的。吉卜林的美国人被囚禁在伦敦的音乐厅之中，而吴尔夫在此对英国衰落的隐晦反思被传递给了美国大众。许多19世纪的美国作家发现，为了建立一种民族文学，必须与英国伟大的思想进行修辞的战斗，因此，美国作家开始反击‘英国文学的成就和英国的民族生活’。美国一些文本以不同方式表现美国在殖民未来，在打断大英帝国的进步目的论，并迫使英国重新定义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

　　早在20世纪20年代，在英国及其帝国到处放映的好莱坞电影提示性地宣告了令人沮丧的反向殖民化。自一战结束以来，好莱坞日益展现出一种新式的世界力量，使得传统上被誉为进步引擎的英国帝国主义显得守旧而传统。好莱坞对大英帝国含蓄的甚至很大程度上是无意的侮辱并不是在批判英国，但更多的是在暗示它的衰落。好莱坞英语的麻烦在于它后来腐蚀了英国的阶级制度（英国作家和艺术家温德姆*刘易斯）。电影造成了英国从作为先进和现代的概念转变为传统和沉浸在遗产中的概念（未能知情地在其本土市场中掌控电影这个新兴媒介）。旧英国在好莱坞继续活着，被束缚在一种永恒的怀旧之中。的确，整个英联邦以及大英帝国的部分地区存在许多对美国英语和好莱坞有声电影的反抗。

　　针对好莱坞的范例，英国身份的意义正在进行防御性的重新构建。F.R.利维斯将文学与社会表现为互为组成部分的，将英国从通俗小说、广告以及蓬勃发展的好莱坞的霸权中拯救出来，这促使他极其严肃地做出了只有文学批评能够拯救现代英国的论断。对利维斯而言，需要信奉的首要的意识形态是英国特性。对于利维斯援引美国作为反例的关注表明，他利用一种跨大西洋的民族差异，以重要但有时被忽视的方式标明了英国的阶级，而英国的阶级是英国文化研究中最为重要的类别。利维斯将教育（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方法）视为抑制和抵消文明的影响的手段，这些文明形式包括工业劳动、通俗小说、电影和汽车。T.S.艾略特《四首四重奏》(焚毁的诺顿、东库克、干燥的萨尔维吉斯、小吉丁)，通过英国与美国之间的殖民关系令人回想起大英帝国的黄金时代----诗歌通过对美国的否定从而形成它们的英国的意识形态。对英国文化的创造可能利用了一个美国人的焦虑，来帮助形成白人的有机统一的英国特性。

　　如果没有艾略特对美国和英国之间的殖民关系以及宗谱关系的持续关注，没有他对令人烦恼的美国现代性的排斥的话，精神的和种族的英国特性就不可能形成。

　　英国独特而矛盾的现代主义作品特性反映了英国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努力在与其大西洋彼岸的前殖民地有关的方面定义其自身。

　　文学文化以及对‘英国’文学的保护能够引起如强烈的情感，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尤其是自20世纪早期以来，文学和英国特性已经被富有想象力地与一种国际规模联系在了一起。

　　20世纪初期发展起来的话语（作为本书论述中心的文学现代主义时期），使英国从19世纪对美国的自信自满变成了21世纪已经成为可能的装腔作势。J.K.罗琳的书（哈利波特小说）一个关于逃离了现代性的英国特性的国家故事。

　　《被美国化的英国》读后感(三)：从狄更斯到罗琳

　　19世纪，大英帝国最耀武扬威的世纪，也是英国文学最繁盛的世纪，马车夫、看门人和女仆都是小说读者，不少家庭妇女执笔写作，就连维多利亚女王少时也写过小说，当代童书作家评价说：“如果维多利亚没有成为女王，她可能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小说家。”在当时，“英国文学”无远弗届，1840年当邮轮在纽约进港，岸上的码头工人一边向船上扔缆索、一边焦急地询问：“小耐尔怎么样了？”——狄更斯的《老古玩店》在美国被喜爱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相对而言，美国作家对英国的“文化输出”则乏善可陈。1869年，将“文化”定义为“光明与甜美”的英国人马修·阿诺德，认为美国人“知识平庸”并且“普遍缺乏智慧”。概而言之，国家实力决定国际话语权，在“英国人的世纪”里，谈“美国文化”可能会让英国人喷饭，谈“美国文学”则足以让美国人自己心虚。

　　可是，随着帝国权力的转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事情起了变化。穷下来的英国渴望着美国的财富，如《唐顿庄园》中的经典台词：“我必须钓个女继承人，哪怕是个美国人，也在所不惜。”凭借经济实力，美国取代了英国的老大地位，并开始执掌文化权力。与以往的帝国不同，美国的开疆掠土主要体现为媒体与文化的帝国主义，它温和如水又步步进袭，商业化、大众化、娱乐化，如新的复仇女神，又如新的三位一体。那么，面对日益强大的美利坚，日益没落的不列颠如何才能另辟蹊径、在文化方面进行抗衡？

　　《被美国化的英国：娱乐帝国时代现代主义的兴起》是一部雄心之作，作者希望分析“英国如何根据其对美国的理解而重塑自身的一种探索”，同时也是对“英国的文学现代主义如何通过这种重塑而发展和变化的一种探索。”听起来学院气质颇浓，诘屈聱牙，其实说的无非是：对现代英国文化的定义依赖于对美国文化的理解，英国的现代主义是在与“美国化”的谈判、认同和否定关系中形成的。“美国化”的概念早在20世纪初就完全代表了“现代性”这个概念，而且它比“现代性”更加具体，因为它的名称已经指明了它的榜样。值得一问的是，“现代主义”与“现代性”的关系又是什么？在作者看来，“现代主义”恰恰是骨子里反对“现代性”或曰“美国化”的。

　　1927年，英国作家赫胥黎在美国《哈泼斯》杂志上发文说：“美国的未来是世界的未来。物质境况正在驱使所有国家都沿着美国正在行进的道路前进。生活在当代环境中，到处都正在变得更加美国，人们感觉到一种要走那条路的心理冲动。命运有和没有，不容抵抗。或好或坏，看起来世界必须被美国化。”这段话与更著名的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的判断相映成趣：“人心中也有一种对于平等的变态爱好：让弱者想法把强者拉下到他们的水平，使人们宁愿在束缚中平等，而不愿在自由中不平等。……自由并不是他们期望的主要的和稳定的目的，平等才是他们永远爱慕的对象。”在他看来，不平等激起人们的恼恨，平等心态来自于人性中利己的嫉妒冲动。正因为普通公众中存在着平等优先于自由的普遍心态，所以托克维尔认识到平等乃是势所必至、天意使然。托克维尔加赫胥黎，预言了一个更平坦、更物质的新世界，就是他们本人，在这样的环境中也不由自主。举例而言，赫胥黎最著名的作品是1932年发表的小说《美丽新世界》，这里的“反乌托邦”实则“反美托邦”，充满对美国式大众娱乐的嘲讽。吊诡的是，小说出版后没有几年，赫胥黎移居美国为好莱坞写剧本，他所能做的“抵抗”，也仅仅是向《傲慢与偏见》这类的“名著改编剧本”里加些古董元素，以慰前现代的“乡愁”。

　　英国人并非铁板一块，对于美国的爵士乐、好莱坞、美国式生活方式，大多数英国精英持激烈抵抗态度，而大多数英国工人阶级则趋于接纳和享受。“美国化”使物质和消费的鸿沟渐趋平缓，英国的阶级序列有所松动，为了对抗这一趋势，精英们更要自我赋权和自我标榜，现代“品味”的分层之复杂，近似于昔日的爵位和纹章。美国有“高雅”（high-brow）和“低俗”（lowbrow）加以区隔，英国还专门发明了“中庸”（middlebrow）一词，用以指代中产阶级的趣味。在文学界，英国的“现代主义”面目模糊，即便像福斯特、伍尔夫这样的经典现代派作家，在“实验性”方面也比乔伊斯、斯坦因或意大利的未来主义要“温和”。但是，在英国，现代主义基本不是用来阅读的，《荒原》、《尤利西斯》、《到灯塔去》这些作品只有极少的读者群，还包括部分附庸风雅者，至于庞德，大部分阅读公众甚至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约翰·凯里在他的《知识分子与大众》里也提醒人们，我们视为现代主义经典的，也就是那些高深莫测、晦涩难懂的大部头们，实际上来源于一小撮知识分子的“反大众阴谋”。为了重新获得对文化的控制权，他们“发明”了现代主义，也就是抛弃大众所喜爱的现实主义、抛弃逻辑连贯性，以难懂的语言、陌生的主题、高傲的态度从事创作实验，这些文学有意地排斥大众、维护小众，骨子里透着精英们对“天生贵族”身份的自诩。在凯里开列的“政治不正确”的长长名单上，《被美国化的英国》中罗列的名字几乎全部上榜：D.H.劳伦斯、T.S.艾略特、弗吉尼亚·伍尔芙、詹姆斯·乔伊斯、亨利·詹姆斯、H.G.威尔斯、乔治·奥威尔。

　　除了“现代主义”，英国人在文化上的“自卫”，还体现在对“英语研究”的建构上。英国和美国共用一种语言，这是英帝国主义的遗产，不过在英国的精英们看来，这是绝大的不幸。在F.R.利维斯等人的提倡下，英语与民族主义再次发生联系——上一次还是在都铎王朝的宗教改革期间。于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人文研究的中心学科从经典研究变成了英语研究，而英语原来只是边缘性学科，是为那些“不懂希腊文的人”、“女人”、和“要成为中小学校长的二等和三等男人”预备的。本书作者吉纳维芙·阿布拉瓦内尔给了利维斯颇大的篇幅，意图证明：利维斯的研究“有——而且这是重点——一种英国的传统”，利维斯的美学具有“明显的民族主义框架”。在他的名作《伟大的传统》中，康拉德和詹姆斯都是后来才入籍成为英国公民的，这种选择具有深意。而从主题上说，利维斯对劳伦斯情有独钟，因为劳伦斯对英国风景的眷恋以及对工业文明的恐惧，继承了华兹华斯、狄更斯那一路的对“快乐的老英格兰”的乡愁。是啊，当大英帝国的集体想象从“强大辽阔的日不落帝国”后撤，唯有“传统”的历史厚重感可以打击美国的软肋。利维斯认为：真正伟大的小说的作用在于为现代世界提供一个有意义的范例，以说明如何成为一个英国人以及由此如何做人。

　　世易时移，当“现代主义”遇到“后现代主义”，才知道后者的解构、模仿和重组能力是多么强大。美国聪明地将学科划分为“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每一位英国先贤附近，总能找到一位美国圣者。从体量上说，当代英国文学已经完全不能与美国文学相抗衡，所以英国的“布克奖”小气地排除了美国作家。值得一提的是，技法上一点也不“现代主义”的《哈利·波特》，成为世界之交得到最广泛阅读的英国小说，这个盛况唯有1840年狄更斯的《老古玩店》可以比拟。《哈利·波特》展现了两个世界，一个现代技术世界，也就是麻瓜们的世界，是美国化了的英国人的世界；一个古老的传奇世界，也就是大小魔法师的世界，是纯正的英国人的世界。阿布拉瓦内尔试图说明，推广一个古老的、怀旧的英国，这个伟大的英国文学传统，英国女作家罗琳做到了。

　　《被美国化的英国》一共五章，探讨的分别是美帝国主义、爵士乐、好莱坞、利维斯和艾略特。其中，对利维斯的分析与对艾略特的文本细读，颇有作者心得和神来之笔，于总体框架佛如天外飞仙——关联不大而又引人入胜。爵士乐和好莱坞两章，由于只是从经典作家的非经典文本中撷取材料，显得力有不逮。“被美国化的英国”无疑是个绝好的题目，不过作者只是在文本中打转，也实在是可惜。就作者重点论述的“现代主义”时期而言，只讲英美显然是不够全面，因为法国其实一直是第三只角，发明了“美国化”一词的波德莱尔是法国现代主义文学的鼻祖，另一位英国文学巨人王尔德则俏皮地说过：“好美国人死后去巴黎”，理解英国现代文化的构建固然要通过美国这面镜子的反射，似乎也少不了法国这面镜子的折射吧。插一句，书中未曾提到牛津教授托尔金和他的《魔戒》，才是真正令我惊诧之事。

　　删节版已发新京报，这是原稿，请勿转载。

　　《被美国化的英国》读后感(四)：帝国衰落中的文化焦虑

　　前两年，一条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怒喷美式英语的消息在推特上疯转：“世上压根没有什么美式英语，只有英语和错误。”虽然消息很快被证实是谣传，但英式英语与美式英语之间的辩论与交锋不仅真实，而且显得古老——几乎与美国独立是同步诞生的。

　　在很长时间内，英国人将美式英语贬斥为杂乱、粗俗的俚语，美国人则肆无忌惮地嘲笑英式英语的迂腐和古板。而藏于这背后的，则是发生在世纪之交的一次帝国力量的全面反转，新兴的美利坚帝国正在有条不紊地攫取大英帝国的荣耀与权柄。

　　帝国的衰落对中国也是熟悉的感受，但不像大清王朝直到炮响中才惊觉自己的衰败，英国对美国的崛起几乎从一开始就保持着警觉和忧虑，但冷酷的现实却正朝他们所担心的方向发生：美元取代了英镑，金融中心从伦敦移向纽约，在冷战期间，英国甚至不得不置身于美国核计划的保护之下。

　　于是，文化与传统便成了最后的阵地，也成了最深的焦虑。这种焦虑不仅在英国，也在所有古老或半古老的帝国中弥漫着，至今也远未消散。毋宁说，这种焦虑本身已成了古老文化与传统的新部分。

　　但因为时代隔得太近，又由于英语书写和梦想的世界是“海上权力的世界，是父权制的世界，是让男孩们参加战争的世界”（伍尔芙语），所以英国人无法像土耳其人帕慕克那样对着遥远的奥斯曼帝国进行深情的“呼愁”，而只能节节应战。

　　最近，《被美国化的英国》一书由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书中详细记录了发生在英美之间的这一场文化之争，其惨烈程度丝毫不亚于真实的枪林弹雨。然而，由一位美国人——作者阿布拉瓦内尔是富兰克林与马歇尔学院的语言学教授——来充当事件记录者，也像一种微妙的新嘲讽，因为他的注意力几乎全放在英国的焦虑和抵抗上。但作为中国读者，把这场相似的文化之争放回中国自身的语境，我们可以借此意识到，儒学或其他中国的文化传统，本身是珍贵且值得为之辩护的，但如果它自大到拒绝承认它已无法全面且灵活地应对当下繁复多变的中国现实，而一味地抱残守缺，那么事情就不仅变得狭隘，而且愚蠢。

　　帝国之争：责任还是愉悦？

　　1899年，面对新兴的美利坚帝国，英国作家也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吉卜林写下了《白种人的责任》一诗，诗中他以家长式的口吻告诫美国应该尽早结束“孩子气的日子”，并像英国那样“担起白种人的责任”。在吉卜林看来，美国以后可能会成为大英帝国的一个缩小版，而在此之前，这个年轻的帝国无疑还需要英国老大哥的智慧的引导。

　　一反吉卜林用责任加冕“未成人”状态的美利坚帝国，1926年，美国一位好莱坞电影制片人不无狡猾地指出：“英国虽然在维持她的殖民地，却没有让它们保持愉快”。

　　也许很多人并不认同我用诺奖作家和好莱坞电影人之间的两句台词来构成英美帝国之间一次绝妙的对话，但事实上，它确实有了自己的现实版。2009年，英国首相戈登•布朗访问美国时，就是用《丘吉尔自传》——另一部诺贝尔奖作品——的珍贵首版从白宫那里换来了好莱坞电影的DVD套装，在当时，这被英国媒体视作是有损“英国骄傲”的事件。

　　然而，有损“英国骄傲”的事件无疑可以追溯得更早，致力于让世界“愉快”的美国在20世纪初已初步建立起自己的娱乐帝国，并充分展现了“愉悦”所具有的巨大效用。

　　当时，好莱坞电影占据了英国本土近85%的市场份额，美国的爵士乐蔓延至英国的各个城市和乡村，热辣的狐步舞、布鲁斯就像中国当下的广场舞一样占据着英国大大小小的公共空间，美国式的“愉悦”在英国人日常生活中已经变得无处不在，一个不无戏谑的说法是，它的魔力让一本正经的英国正在摇摆起它矜持而古老的“臀部”。

　　与之相伴的，是吉卜林式的对大英帝国的信心正在转变为越来越深广的忧虑。在1927年英国下议院的一场辩论中，一位代表引用了《每日快报》电影专栏里的一段报道：“我们大部分经常看电影的人已经被美国化到了这样一个程度，他们把英国电影当作外国电影。

　　他们谈论美国、思考美国、梦想美国。我们有数百万的人民，大部分是女人，他们实际上已是临时的美国公民了。”此外，有英国电影制作人还进一步指出，美国人的好莱坞电影就像坦克一样任意摆布着英国的影院，每天都在把美国的景象与方言带入英国人的心中，“就电影而言，我们现在是一个被殖民的民族”。

　　在英国的海外殖民地，情况也并没有更好。在充斥着情景闹剧的好莱坞电影中，白人总是被描绘成无赖和笨手笨脚的蠢货，好莱坞在殖民地的流行不仅削弱了白人在非西方世界的庄重形象，也给大英帝国的声誉和西方文明的优越感带来了威胁。

　　1932年，英国电影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严肃地强调：“（殖民地）人民从那些三流的蹩脚闹剧中获取的关于白人文明的概念，是一种国际化的威胁……我们政府对殖民种族的成功几乎完全取决于我们所能激发的尊重程度。在印度和远东广泛流传的过度煽情的以及低俗不堪的电影，已经给欧洲人在那里的声誉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害。”

　　与大英帝国主义相比，美国实践了一种不同形式的帝国主义，不是通过全球的军事征服而是通过娱乐文化的全球化传播。在好莱坞和爵士乐的助力下，美国成了“大西洋彼岸的章鱼”，正在将它的庞大触手伸到帝国权力的更深处。它不仅将英国人变成美国商品和传媒的难以控制的、盲目的消费者，还不断侵占英国在殖民地的威望和权力。

　　面对正在遭受的严重损失，曾经的“日不落帝国”近乎手足无措，前殖民地美国就像一个叛逆的“不知感恩的孩子”，正在无情地利用这一切，致使整个英国处于一种两难之中，要么屈从于过度的美国化，通过舍弃历史遗产来挽回一部分英国的利益，要么只得拱手让出自己的位置。而越是陷于这种困扰，人们就越是需要狂乱的“美式愉悦”来忘掉这一切。

　　语言之争：转向英国特性的安慰

　　从美国独立开始，英美两国的英语就开始产生分歧。美国的民族主义作家诺亚•韦伯斯特（Noah Webster）不喜欢英式英语的发音规则，也为了摆脱英国在语言上的影响和控制，在很早就开始着手编纂《美国英语词典》，不仅删改英语的拼写、发音，且无意寻求英国的承认。

　　1927年，美国上映了世界第一部有声电影《爵士歌手》（The Jazz Singer），美语开始遭到英国本土和部分海外殖民地的反抗。因为他们认为美国俚语这种粗俗的方言正借助有声电影被迅速接受，越来越多的英国国民及其殖民地居民都在通过好莱坞影片学习美式英语。在很多人看来，这显然污染了英语的纯正。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教育部长就认为美国有声电影里的英语不仅病态般的多愁善感，还带着令人讨厌的鼻音。为此，他谴责道：“为什么我们要与美国讨论这个话题？我们不希望干扰他们的语言；为什么他们企图干扰我们的语言？他们庞大的混血人口，只有一小部分是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却需要使用英语作为他们内部交流的主要手段，这是我们的不幸，而不是我们的过错。他们肯定对我们的语言造成了威胁，但是我们面对这种威胁的唯一有效办法是将‘美式英语’看成外语，保护英国语言纯洁性的唯一办法就是对每一种美国人的创新都表现出一种稳定的敌意的抵制。”

　　事实上，英国在1927年以及1934年都出台了政策保护英国制片公司，目标之一就是让英语语言归还到英国。英国的第一部有声电影《敲诈》，当时打的广告宣传语是：“听听英语应该怎么说。”但随着好莱坞市场的全面胜利，英国开始不断加深对与美国共用一种语言这种“不幸”的理解。一开始，他们担心美国俚语会污染英国语言，接着他们担心美语可能会取代英国英语成为新的商业通用语，最后他们怀疑整个世界未来听上去都会像美国人，而不列颠的语言将变成美国周边的奇特的方言。

　　事实证明，原先大英帝国在其殖民地上做的语言普及，最后看起来更像是为美国对英国的权力更迭订做的嫁衣裳。在由此激发的帝国想象中，美国日益成为“现代”的代名词，并导致大英帝国的形象——历史上被视为进步先锋——显得老气和衰败。

　　在国家层面的溃退中，对美国化的抵抗成为一种公认的精英姿态，这种姿态愈来愈被打上民族主义的标记。伦敦精英们开始转向对传统文化的寻求，这种还值得骄傲的英国特性在畅通无阻的美国化面前变成了一种安慰奖。

　　正如诗人庞德所说，文化的健康来自语言的健康，在这些“英国特性”中，英式英语作为连接国家历史的生命线显得尤为重要。

　　1929年，英国作家伍尔芙在《论不通法语》中强调了这一点，“一个具有所谓的对英语的完美掌控的外国人，可能可以写出语法正确的英语和富有音乐感的英语——的确，他会像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一样，经常写出比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更精致的英语——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从这种无意识的英语中感受到每个词的过去，它的联系，它的附着。”此举引发了美国读者的竭力反对，将之视为对全体美国人的诽谤。但有趣的是，詹姆斯恰恰是一个亲英作家，他在1905年就提出要保留美国讲话中的英语特性，以抵制“美洲口语的低劣特质”。

　　在转向英国特性的过程中，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分别作为低俗和高雅的象征在英国精英圈子中得到了强化。为了使英式英语摆脱美式英语的低俗化，1904年，牛津大学任命了第一位英语教授。在此之前，英语研究通常被视为女人和要成为中小学校长的二等和三等男人才会从事的科目。

　　在推动英语教育的事业中，评论家F.R.利维斯或许是热情最高的人，他同时也因为对“美国化”的拒绝而出名。他将“美国”视为大众娱乐以及机械化的代表，它的文化扩张被看作是对英国原有文化的一次“向下拉平”，一次“堕落”。

　　事实上，利维斯在对英国文化的过度紧张中，甚至还表现出了明显的地方主义或小英格兰主义，他不仅害怕英国会“成为美国世界中的一个省”，也害怕亚欧洲与亚洲，为此他在重建文学传统时，有很明显的无视英语文学以外的其他文学的倾向。对那些向往美国文化的作家，他也一律没什么好评，其中包括伍尔芙和奥登。

　　文学之争：使它旧还是使它新？

　　每个19世纪的美国作家都会面临同时代英国作家的阴影，为了走出这种阴影，他们就必须与英国伟大的思想进行修辞的战斗，并建立自己的民族文学。

　　寻找独特的美国题材成了当时美国作家的一条捷径，库珀和朗费罗就因描写印第安故事分别在小说和诗歌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库珀被认为是美国的第一位“民族小说家”，朗费罗的《海华沙之歌》被称为“美国的第一首史诗”。

　　美国大诗人庞德非常反感这种民族文学的划分，他逃离了美国，并将艾略特介绍到了伦敦。面对庞德“使它新”的著名信条，作为学生的艾略特却在他的许多诗歌中一直致力于“使它旧”，并且旧到了美国诞生之前，试图借此消除英美之间的文化紧张。

　　相比美国短暂的历史，艾略特显然更迷恋英国古老的传统，他也并没有像19世纪的先辈那样通过建立民族文学来抗衡，而是选择皈依这个传统。1927年，艾略特不仅加入了英国籍，还严格地学习英国式的言谈举止和着装打扮。以致于人们说，他唯一不像英国人的地方，就在于他太像英国人了。显然，艾略特身上那种“太正确而显得不自然的英国风格”是出自他隐秘的文化自卑。

　　1919年7月，在艾略特给英国友人玛丽•哈奇逊写的信中，他表示“请记住我是一位客籍民——一个外国人，我‘想要’理解你，以及你所有的背景和传统……但是我可能就是一个野蛮人。”而要摆脱这种野蛮人身份，就必须刻苦地学习那个伟大的传统，这意味着必须理解过去，并与整个欧洲文学——尤其是英国文学——组成一个共时的局面。

　　与艾略特不同，伍尔芙更像是庞德那句“使它新”的信条遵循者。作为英国最具实验性的现代派作家，伍尔芙偏好形式创新以及语言的新奇，因此美国英语似乎更有望成为理解和表达经验的一个新框架。

　　她在1938年给美国杂志写的《美国》一文中，视美国为世界上最有趣的事物，包含了“所有时代”和“所有文明”，是世界的缩影，也是未来的象征。英国的传统使艾略特自贬为野蛮人，伍尔芙却将自己从英国传统中习得的过去比作一个“农民”。在跨大西洋的对比中，伍尔芙认为美国等同于未来，而英国受困于过去。

　　英国批评家利维斯毕生对伍尔芙没有一句好话，在1946年出版的《伟大的传统》一书中，利维斯将简•奥斯汀、乔治•艾略特、约瑟夫•康拉德以及亨利•詹姆斯确定为英语语言的最重要的四位小说家，力图在艾略特的基础上揭示“一种英国的传统”。

　　其中，康拉德和詹姆斯作为先后加入英国籍的移民作家占据了这种传统的一半。在利维斯看来，詹姆斯和康拉德是在英语语言中才找到了自己的家园。詹姆斯原先的美国身份得到了更多的强调，利维斯认为他是受到了美国现代生活的特别离间，是“在自己的祖国失去了祖国”，因此逃离美国是为了“追求一个理想的社会，一种理想的文明”。毋宁说，他被利维斯树立成英国语言优越性的典型。

　　文学作为英国特性的守卫者还表现在布克奖的评奖中。在2005年设立布克国际奖之前，美国作家一直被布克奖排斥在外。随着帝国权力的收缩，从前的英国殖民地不再普遍地公开“天佑女王”的公众仪式，然而，他们确实教授和阅读了莎士比亚、华兹华斯和简•奥斯汀。在布克奖的授奖版图中，英国及其从前的殖民地，试图通过语言和文学紧密联系在一起。

　　但在作者阿布拉瓦内尔看来，反抗美国化恰恰是对美国化的一种呼应，一如混乱中，正是美国诗人艾略特帮助发现和确立了英国文学的独特地位。与此同时，英国这个广袤而强悍的帝国形象正在转变成一个安静的绅士形象，通常还包括一杯茶和一本厚厚的旧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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