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的灭亡》是一本由李峰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46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西周的灭亡》读后感(一)：简单的常识

　　历史学家研究的首要目的并不是要证明由社会科学家所发明的人类历史发展的“通则”，而是要寻找不同地区历史发展之间的相似性，并通过建立模式的方式来探索这种相似性背后的深层原因。至于说一个模式究竟在多大范围内能够适用，这是他们要通过研究来了解的，这才是历史学研究的真正意义。而不是首先认定一个由“经典作家”所创造的人类社会发展的“通则”，然后尽一切努力将世界不同地域的历史发展装进去。-李峰

　　《西周的灭亡》读后感(二)：不忍释卷的上古史佳作

　　相当好的历史学著作，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好到什么程度呢？哪怕在极度拥挤的北京地铁4号线早高峰上也能安下心来读。

　　作者对地理的熟稔让人难忘，通过地理-传世文献-考古报告-金文的完美结合，成功的还原了西周国家所面临的地缘形势及其危机。

　　作者还对西周国家的政治、经济结构做了有益的探讨，指出了西周对王畿与中原地区的不同统治模式，分封诸侯时对地理形势的周密考量，以及周王室“赏赐换忠诚”的驭下方法所导致的王室衰微。

　　作者试图通过各类文献拨开西周灭亡的迷雾，将其由传统的道德家和小说家言转化为合乎逻辑的政治斗争，指出周厉王是由于与宣王遗留的政治派别斗争失败而被贵族推翻。但遗憾的是，由于上古文献的稀缺，作者的观点只能说是一个有依据的猜想，并不能让人完全信服。

　　作者还讨论了西周的遗产，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西周时期内部及与诸戎狄的政治军事互动如何产生了华夏的认同及华夷之辨。当然，留下的一个问题是，同样是非中原文明，为何南方的楚最终被融合吸收进华夏，而西、北方面的异族最终只能驱赶和对抗。

　　《西周的灭亡》读后感(三)：从文献和考古中重建西周衰亡史

　　非常好的学术著作，研究的是西周的衰亡史，作者结合文献学和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不仅引用了《竹书纪年》和《左传》的很多记载，而且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实地去考察地形，再利用最近几十年出土的大量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细细梳理西周中晚期几次关键的政治危机，证据充分，逻辑清晰，说服力很强。从作者的研究结果来看，西周衰亡有内因也有外因，内因主要是西周的分封制度和周天子直接统治区域的土地赏赐政策，对诸侯分封建国之后，早期周天子手里还掌握着大量土地可以赏赐有功的贵族，随着西周中晚期王室土地的不足，又没有建立起完整的税收和纳贡制度，周天子的经济能力持续下滑，与诸侯之间的血缘纽带又持续疏远，导致西周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而外因则是西北方向少数民族玁狁的持续入侵，商周时期的“中国”本来就是华夏族和夷狄戎蛮的混居之地，根据青铜器铭文，玁狁并非完全的游牧民族，打仗用的也是战车，与周人有着复杂的关系。周厉王时期的国人暴动反映的是西周内部王室与贵族之间的矛盾已经非常严重，而周幽王的一系列动作最终导致外因和内因同时爆发，犬戎劫掠丰镐，导致周幽王身死，周平王东迁洛邑，至于褒姒在其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反倒不那么重要了。某种意义上来说，西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化统一的国家，既不同于虚无缥缈的夏，也不同于鬼神凛冽的商，如同孔子所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西周的兴起、繁荣、衰退、灭亡都非常有“中国特色”，成于周礼，亡于周礼，信然。

　　《西周的灭亡》读后感(四)：非常精彩，但也有可商榷之处。

　　非常精彩，梳理了西周研究中的许多重大而又似是而非的问题。好的方面就不多说了，仅提出两点可商榷之处。 1. 第四章西周灭亡的地理考订，只分析了西申的地望，但是却没有探讨鄫国的地望，而是考察了另一个关系不大的吕的地望，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在灭亡西周这个大事件上，鄫是直接的参与者，吕却不是，要想重建灭亡西周这一重大事件的整个脉络，鄫是不能回避的，即使申的地望解决了，还有鄫的地望问题需要解决。因为按照传统的解释，鄫的地望位于豫南的方城， 如果西申位于作者推测的泾水上游，读者自然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鄫与西申相去足有两千里之遥（直线距离超过600公里，实际路程当在1000公里以上），处于这个位置的鄫是如何与西申和西戎合作的？又是如何与西申和西戎组成联军击败周师的？这个问题同样很重要，但是却被忽视了。 2. 书中对平王东迁的原因分析是很成问题的。平王与携王，一个是在申、鄫、西戎联军支持下嬴得战场胜利、紧接着又获得东方诸侯国拥戴的胜利者，一个是军事上遭到惨重失败、王死国破的残余势力拥护的丧家之犬，两相比较，身为战胜者的平王，怎么可能去惧怕失败方的虢氏宗族势力？如果说受到西戎沉重打击、老巢都被端掉了的旧王室残余势力的虢氏宗族拥戴的携王都能够在渭河平原上站住脚，前有西戎做弑父先锋、后有众诸侯支持拥戴的平王，反倒不能在渭河平原上立足，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所以，平王东迁的原因必定不是书中所说的他在渭河平原上不能立足、怕跟虢氏宗族支持的携王发生冲突，而是有着另外的复杂而又深层次的原因。

　　《西周的灭亡》读后感(五)：札记一

相比后世各个朝代，西周往往笼罩着神秘的色彩，传世文献太少且可信度较低，近现代学者主要通过考古学和铭文的研究拨开其扑朔迷离的面纱。本书以地理学、考古学和历史学（包括铭文和文献研究）为基础，构建了西周王朝在克商后建立起庞大的地缘共同体及其衰退以至于难以为继的过程和原因。本书的亮点是用“地表形态”（landscape)对西周封国以及疆域的政治建构。作者罗列了诸如渭河平原、汾河谷地、洛河平原、山东地区、南方地区以及冀北平原的山川地理环境和主要交通要道，将地理作为一系列要素的论述可谓详尽。

作者的主要观点是周人将地表形态和政治理念相结合构建了一个宏观地缘政治共同体，其幅员辽阔远非商朝可比。以位处渭河平原的宗周和位处洛河谷地的成周作为政治中轴线，其余封国多呈三角分布，且处于河流和平原的冲积过渡地带，把守着各个交通枢纽，同姓诸侯国与异性诸侯国的部署也颇具政治意味。前期的辉煌落幕，周昭王经营南方失败、周六师几乎全军覆没，权威虽得到恢复，但紧接着穆王时期的淮夷入侵作为衰败的开始成为了分水岭，周王朝逐渐出现各种混乱的征兆。不同其他朝代，地方的强大是中枢衰落的结果，在西周，正是诸侯国的日渐地方化和膨胀导致的王室的衰微。内部除了诸侯国与王室的矛盾，更有着王权和贵族的矛盾，而外部有着淮夷的入侵和猃狁的频繁骚扰。前期王室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尚可调节内外矛盾且不断进行军事拓张，中后期却逐渐捉襟见肘，仅能勉强维持现状。除了对政治军事意义上内外矛盾分析，从地理环境来看，西周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已积淀结构性危机。王室处于远离东部诸侯国的渭河谷地，且接近西部边界，边界以外是猃狁等敌对部族，东部重重山脉阻隔。在这样的形式之下，王室既要维系与诸侯国的关系，又要独自抵御西部的敌人。在一个漫长的过程中，东部诸侯国逐渐“离心”甚至公然对抗，西部敌人更是频繁突破防御直指王畿，周王朝在东西两线疲于奔命。周厉王时期，王畿内部的贵族在王室“恩惠换忠诚”的自杀式管理模式下尾大不掉，王权与贵族争利失败，导致了国人暴乱，厉王被驱逐且客死他乡。后期虽有宣王中兴也不过是昙花一现，积重难返的西周王朝在周幽王时期的政治斗争和错误的军事估算下最终失势，幽王兵败被杀于骊山下。随后王室与几个诸侯国的东迁，对500多年春秋战国礼崩乐坏、战乱频仍有着关键性的决定因素，终周一朝也给后世帝国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与遗产。

在资料上，作者主要运用铭文，辅以先秦至秦汉时期的传世文献，如《尚书》、《诗经》、《今文竹书纪年》、《古文竹书纪年》、《左传》、《国语》、《史记》、《后汉书》等互为印证，再结合地理环境和各位学者已有结论做出较为合理的推论。此外考古遗址和青铜器、陶器年代类型的分析也对论证发挥极大的作用。如作者将周文化的传播情况与王室对诸侯国的掌控力度结合，虽值得商榷，但仍不失为极好的观点。在早期的铭文记载中，王室与诸侯国多有互动，且根据考古发掘，带有周文化色彩的青铜器作为贵族文化先行传播，作为平民文化代表的周文化陶器也逐渐在全国各地发掘，由此可见王朝早期对诸侯国尚在掌控。中后期铭文中双方却鲜有来往记录，且带有地方性特征的青铜器和陶器增多，说明了地方封国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游离。作者对西周灭亡后地缘政治重新建构的讲述中，更是通过诗经再现了周人丧失家园的悲怆以及透露的政治背景，紧接着根据文献引出了二王并立的政治余绪和东迁原因，其中关于郑、虢、秦政治地理迁移的详细论证极其精彩。而在猃狁之战的论述中，作者更是浓墨重彩，运用极少的材料构建了百年来猃狁与周敌对的起源与最后的毁灭，以及后期几场重要战争，历史三要素具备，结合后期的诸侯护送王室东迁，战争与王朝的崩塌与重构颇具史诗感。

因为对地理与政治的强调，本书对于宗教和文化提及较少，因而不算十分详实丰富，诸多问题仍有待解决。但在迷雾重重的先秦研究中，本书具有很高学术价值，其跨学科的知识构建和严密的推理过程值得学习。

摘录如下：

为了解释衰落和崩溃的普遍模式与动力，约瑟夫坦特曾提出一种他认为可以同来解释一切复杂社会奔溃的通用模式。依照他的观点，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解决问题的组织，需要不断投资新的能量来维持其运转。复杂社会应付压力的基本策略是提升自身的复杂程度，这就需要提高投资的成本。起初，人们会采用最普通的、最易达到的，并且也是最廉价的解决方案，因此这种投资的回报是丰润的。然而，持续的压力和预料外的挑战会迫使社会追加更多的投资，并且当最廉价的解决之道被用完后，社会就必需通过扩大其等级化和专门化的途径来进行更高成本的投资。当达到某个临界点时，每一份投资所换来的利润回报便开始下降。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克服不断增加的成本和不断减少的利润构成的曲线的话，它就必然会走向衰落。而当压力变得无法承受时，等待它的只有奔溃了。

我们目前的文献研究正在许多新发现文本的促进下迈向一个新的方向，即不再将文献看作一个整体，而是把它当作不同时期的层位的累积。所以，文献记载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文献的传统权威，事实上这种传统权威早已在古史辨派打破。由于上述的问题，即便时当代的金文和考古记录也不享有这种与生俱来的权威。文献资料的重要性在于，它们可以在一个与其他类型证据共有的历史背景中，彼此相互联系并揭示一个有关历史事件的潜在的和一贯的记述。而在这个历史背景中，独立的史料可以得到最充分合理的解释。

在研究历史和地理之间的关系时，历史地理学家确定了四种途径：第一，“地理史”，根据历史记录来研究过去的自然地理和地理环境的变化。第二，“地理学史”，研究人类对地理环境观念极其表达方式的转变。第三，研究由人类活动而不是自然力引起的地理环境的变化。第四，狭义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在特定时期人类活动的空间分布以及人类社会不同分布之间空间关系。

当有关一个地区的书面记录不足时，仅仅依据考古学证据得出历史结论一般是很有问题的。这个问题来源于物质文化领域和人类社会领域之间可能的差异，这在考古学界时尽人皆知的。

“宗法”的本质就是根据亲属结构来规定政治权力和财产的继承。

这次周人中心的东迁对于中国历史有着长期而深远的影响。它开启了一场西周国家的地缘政治重新构建的过程，牵涉到众多贵族宗族的转变，他们原先坐落在西部，后来在东部成立新的地方诸侯国。这场转变进一步引起了新的政治对抗，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从而改变了中国后一个五百年的政治走向。这期间，周王和他的王廷变得越来越边缘化。当然，由于中心权力的消失，用以建立政治权威的新的政治规范和策略也随着新时代的开始而诞生。在更大程度上，东迁开启了一个伟大的文化和种族融合的时代。东周时期，周的诸侯国发觉自己正处于戎人的觊觎之中，不是在从前的西周边境上，而是在中原的她们中间。这是由随着周室东迁，戎人就一直向周领地迁徙和渗透，从未间断。因而在东迁之后的两百年中，如何接纳所谓的“蛮族”，对于地方诸侯国来说已经成为一个紧要的社会问题。此外，原先生活在甘肃东南部的秦人，在与多戎人的斗争中，也逐步进入渭河平原。这次迁移将渭河平原变成了一个新的力量基地，未来中华帝国的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