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人”与“人文物”》是一本由定宜庄 / 苏柏玉著作，北京出版社出版的448图书，本书定价：平装，页数：2020-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文物人”与“人文物”》读后感(一)：宏大历史叙述中被忽略的细节

　　

唐德刚在做《张学良口述历史》的时候，颇多波折和犹豫，其中一条就是张汉卿认为，口述历史有什么难的？不就是我说你录下来，然后整理个文字稿出来发表就行了嘛！如果口述历史如张学良之想象，也就不能称其为历史，只能称为“记录”了。因为口述之人，往往由于各种原因，会出现和事实的偏差，这就需要整理之人多方核对印证，才能成为“历史”。

常氏兄弟的口述历史，和《张学良口述历史》又不同，他们是历史洪流中的普通人，难以同“大人物”一样，有相对精准的坐标系。但这老哥俩自己和家族的往事，很多还是可以互相印证。常氏兄弟的故事，始于他们的祖父常旭升，又名常晓茹。常家是个标准的旗人家庭，民国之前是吃“铁杆庄稼”的，虽然算不上大富大贵，但以现在的标准肯定算得上中产阶级。常家的祖上是什么来头，常晓茹讳莫如深，哥哥常人春说自家是镶黄旗，姓爱新觉罗；弟弟常寿春则说并不知道老姓是什么，只从爷爷那里确认过，是正蓝旗。

这里大概弟弟的话比较靠谱儿。爱新觉罗，是黄带子，终究是与众不同的，这点在满族中有共识。常人春的很多口述，就不那么准确，有的是因为他并不了解，有的是因为他故意忽视，还有的可能是他记忆混乱——毕竟此时他已经73岁了。常寿春的叙述要比哥哥清晰丰富的多，常人春的很多“错误”都得到他的一一修正。

虽然兄弟俩年纪相差八岁，但都是“旧社会”过来的人，对于北京的民俗耳濡目染，是他们每天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异常熟悉。常人春自幼对丧俗异常感兴趣，对此方面十分精通；常寿春文化程度更高，在文人雅事上说得更明白。

但这部书的价值并不在于这老哥俩所讲的北京民俗，而在于常氏家族三代人百年来的命运与经历，以及“一个时代融入兴衰过程中许多不为人知的诸多具体场景”。常家经历了满清倒台，北洋军阀时期，国民政府，日据时代，以及1949后的各种运动。

旗人长期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惯，家里养着各种各样闲人，虽然常晓茹和名人有些关系，曾经赚过不少钱，但也经不住这么折腾。常家由一个中产之家渐渐败落，和许多满族豪门一样，变成了穷人。这里有个人的原因，也有时代的原因，尤其是日据时代之后，物价飞涨，留在北京的人日子过得艰难。

1949之后，常人春莫名其妙地成为了胡风分子，被发配到黑龙江的劳改农场，一待就是二十四年，从人生的20多岁到50多岁，终身未婚。常寿春则在学校受到不少歧视，最后支援大西北，去了新疆。老哥俩回忆的细节以及当时人们的心态，是非常真实的，其他书上往往不见。例如现在备受大家宠爱的“互联网之王”，在运动时期都被杀死吊在树上，一条胡同都是，因为养宠物是资产阶级才干的事。

细节不宜多谈，常氏兄弟的回忆可贵之处，就有很多宏大历史叙述中被忽略的细节，而正是这些细节，让历史变得真实而鲜活。所以，我想要吆喝一声：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这是一本不会让你后悔购买阅读的书。

　　《“文物人”与“人文物”》读后感(二)：历史不全是大人物们的言语、行为以及标志性事件

“老北京”的历史特别是民俗究竟是怎样的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却也很不容易回答好的问题。“第一手”的问题，总是需要由“第一手”的人来回答才更让人信服；但或许问题的隐患也正在这里——人的因素总是不可控因素，所以才需要印证，在印证中才会无限地接受事情的真相。《“文物人”与“人文物”》正好是这样的一本讲述“老北京”民俗的书。

《“文物人”与“人文物”》全书内容由相差8岁、性格迥异、为人处世截然不同、思维观念存有极大差异的兄长常人春、兄弟常寿春的两篇口述组成，口述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答的人自不需要多说，问的人则是历史学博士苏宜庄和苏柏玉。书的主要内容就是常人春和常寿春两位“文物人”的祖父常晓茹的传奇故事和北京民俗专家常人春的成长过程，再现了一个由人生礼俗、岁时节令、民间俗信、民生百态共同形塑的“老北京”景象，读来让人印象深刻。

问的人从容不迫，答的人条理清楚，会问显然更为重要一些；答的人回答了所有的问题，但如何看待这些回答，则需要一些技巧——苏宜庄和苏柏玉采用了历史学研究方法，将分析、评论、考证以史注、按语、附录等形式补充正文，从而对这些回答进行了“补白”。不必在意这些涉及内容的琐碎甚至是陌生，认真地读进去，首先感受到的就是兄弟俩迥然相异的个性特征；然后才是常氏家族三代人百年来的命运与经历，进而感受到一个已经“过去了的”时代的荣辱兴衰，以及与这些荣辱兴衰紧密联系的那些人和事。

兄弟俩究竟都是什么样的人呢？具体来说，兄长常人春自幼对丧俗异常感兴趣，也十分精通；兄弟常寿春文化程度相对来说更高，因为年龄的关系对很多事情也说得更明白——特别是他对那些文人雅士回忆。这些回忆内容虽然未必具有多么高的历史价值，但却能够以微知著，让今天的人可以勾勒出那个时代的很多“线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常人春和常寿春兄弟俩以及常晓茹都称得上是“文物人”，自然也是“人文物”——而且是会说话、所叙述内容具有某种“第一手”特性的活的“文物”，这一点尤其难得。再不记录，那些内容可就真的一去不复返了。

从细节上来说，常人春和常寿春兄弟俩的口述，也透露出很多有趣的方面。比如，兄弟常寿春评价自己的兄长，认为他牢骚大，还有一毛病，“就是量很窄”——“他年轻时就那样”。料想如果常人春看到这些文字，内心中又会怎么想呢？想一想都让人觉得好玩。所以，这一点或许也正是这本“口述史”让人着迷的地方。这兄弟俩的见识还是有值得肯定之处的——假如稍加留心，不难从中找出很多有意义的时代特征特别明显的点点滴滴；如果仅仅当作某种“窥探”，那也不为过，而且也确实是这样。

历史确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模样：不全是大人物们的言语、行为以及标志性事件，也有很多小人物——他们显然也是历史的一部分，而且其实也是相当有内涵的一部分。

　　《“文物人”与“人文物”》读后感(三)：“文物人”与“人文物”：老北京旧时代的产物和见证

　　

初识常人春，是通过《老北京的风俗》。在《老北京的风俗》里，常人春详细整理了老北京的庙会、节日和婚丧嫁娶的民间风俗，展现了老北京民间社会的鲜活细节。这本书也成为老北京民间文化习俗的珍贵资料。

这份留在常人春记忆里的老北京文化遗产，让他成为当之无愧的“老北京通”。可以说，常人春就是老北京文化生活的活记录。

为什么常人春能够成为这样的活记录呢？《“文物人”与“人文物”：常人春、常寿春兄弟口述》给出了答案。

《“文物人”与“人文物”》是“北京口述历史”系列中的一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定宜庄和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苏柏玉共同完成，包含了常人春、常寿春两兄弟的采访记录。

所谓“文物人”或“人文物”，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这些人传承了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留了无法再现的历史文化记忆，见证了历史；另一方面也是指，这些人本身就是历史时代的产物，成为他们所生活时代的标志。

在《“文物人”与“人文物”》中，有两个可以称得上“文物人”或“人文物”，一个是常氏兄弟的祖父常晓茹，另一个是哥哥常人春。祖孙二人作为旗人家庭两代人的典型代表，分别是其各自生活时代的产物和见证。

常晓茹在清末曾做过下层军官，军阀混战年代还当过京兆全区侦缉处处长，与奉系军阀汤玉麟多有来往，有一定家底和社会背景，可以支撑常氏大家庭讲究的生活开销，虽然说不上大富大贵，但在旧京城圈子里也算混得小有名气。

常晓茹交游广阔，并且是“在理”的，社会关系复杂，家境殷实，除了自家人，家里还养了不少来自其他大家族的“住闲的”，同时他也乐善好施，喜欢接济穷人和有困难的人。

也正因为他固守过时的家族理念，自信能够完全凭自己支撑家庭、荫庇后人，他不要求子孙掌握自立的能力，放任妻子和儿子常子光染上抽大烟的恶习，家业逐渐败落，生活日益艰难。这是常晓茹作为在新时代不思变化的旗人家族大家长所面对的必然历史结局。

且由于家庭的历史问题，常家后人们在新时代多少都受到一定牵连，这也是出自这个家族的后人逃不脱的历史命运。

藉由常晓茹的社会关系，常人春自小就得以接触佛道界活动，并能够凭借个人兴趣，深入接触和参与婚庆丧葬等民间活动，积累了大量的民俗常识。

在常家长大的常人春，生活无忧，做事常常是全凭个人喜好，用俗话说是个不安分的主，在学校读书和任教之后，也经常组织自己喜欢的私人活动，甚至玩出格。

常人春同常晓茹一样，固守旧的生活习惯和理念，不能适应新时代的变化。他受其他事牵连最终被判刑12年，也是由于他非要拧劲儿多次上诉，结果从轻判变重判，最后在东北农场耗费24年时间，靠整理和和回忆民俗支撑单调的生活。从东北回京后，他不适应其他工作需求，最后发挥特长，主要整理民俗相关知识的书籍，做道教相关领域的知识顾问，小有所得。

从常人春、常寿春兄弟二人的口述中，不仅能拼凑出在清末、民国、抗日战争到新中国的大时代变迁中，常氏家族这个旗人家庭由盛而衰的必然经历和个人被影响的命运，还能一窥这个京城旗人家庭的复杂社会关系和背景，更能了解许多老北京的民间习俗和社会生活百态。

在老北京必然曾经生活着许多常晓茹和常人春这样的典型人物，老北京的许多历史细节都留在了这些老北京人的记忆里。《“文物人”与“人文物”》通过常人春、常寿春两兄弟的口述，留下常氏家族的兴衰过往，记下了大时代中的小人物、小家庭的真实一面。

作为时代的产物和见证，“文物人”与“人文物”同自己的时代共命运。他们留给后人的，是难以再现的旧京记忆。

2020.08.09雾凇

　　《“文物人”与“人文物”》读后感(四)：常氏兄弟口述：隐藏在家族史里的旧京故事

　　

《“文物人”与“人文物”》是常人春、常寿春兄弟俩的口述。上篇是哥哥常人春的口述，下篇是弟弟常寿春的口述。两人相差8岁。两篇口述间隔十年，常寿春的口述甚至历经四年辗转十次访谈方大功告成。

本书的问世也颇为曲折。“北京口述历史”系列丛书主编定宜庄最初打算将常人春的口述编入《八旗子弟的世界》，适逢北京出版集团的编辑杨良志推荐了常人春的弟弟常寿春。第一次的拜访改变了定宜庄的计划，她深为常寿春口述的丰富多彩打动，从最初着眼于个人生命史到关注个人、家族的命运以及时代的荣辱兴衰，通过细节的叙述和场景的再现弥补大历史的不足之处。于是，有了我们目前见到的这本《“文物人”与“人文物”》。

“文物人”与“人文物”，是常人春为其口述的命题。定宜庄的理解经历了一个认识的升华，最初她理解是：由他所亲见、所传承并且由他所记录焉的京城各种宗教和民间习俗，终会因他的离去而消逝，他也因此而成为不可替代的“活文物”。在采访常寿春后她悟到：“文物人”不仅仅是那些传承消逝之物的人，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文物”，是特定的土壤和气候才能孕育出来的特殊的果子。

本书中，堪称“文物人”的有两位。一位是兄弟俩的祖父常晓茹，这是一个传奇人物，对自己的出身秘而不宣，行为举止充满矛盾，社会关系网庞大而复杂，凭借种种关系混得如鱼得水，短期内积累了大量财富。他平时积极行善，同时家里还养着长年“住闲”的。因为行善，常晓茹偶然救了一个小伙子，后来收为义子。常晓茹接触的人从社会显贵到市井平民，他的人生经历精彩而神秘，这从兄弟俩的口述可以窥见，常晓茹的故事大多非兄弟俩亲历，部分内容掺杂了两人各自的想象，并且两人的讲述也多有歧异。在定宜庄的相继采访和深度挖掘下，意外获得常晓茹的在理教会员身份，并因此撕开一个口子，逐渐织起一个较为清晰的“文物人”形象；另一位是常人春。常人春的故事是亲身经历，家族的大起大落、个人个性的张扬和超人记忆力以及大时代的综合影响，促成常人春成长为一个民俗专家。常人春对旧京的宗教与民间习俗如数家珍，“他在访谈中对旧日生活的眷恋和对现实生活的不合时宜不识时务的深重暮气”，一个“文物人”的形象跃然纸上。

在常人春的口述部分，对于他痴迷的民俗行业写作，他深有感触地说：真正（民俗行业）从业人员他也写不了，他写不了那个，他文化程度不行。这个你还得有写作能力，还得有记忆，还得对这行了解得特别通才行。才能写这个玩意儿。

常人春口述中的家族史是较为模糊的，从对家族姓氏来源的无知，对家族所属哪一旗的不准确记忆，再到对家人主观的认识，对家人的较少关注，常寿春就批评他吃独食的行为。而对旧京宗教和民俗，他则侃侃而谈，绘声绘色。他把大量的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到旧京风俗的研究，从人生礼俗、岁时节令到宗教信仰、民间俗信以及行业尤其是民俗行业，无所不涉，并出版了《红白喜事——旧京婚丧礼俗》等书。

弟弟常寿春的口述则织起了一个清晰的家族史。作为本书的真正主角之一，常寿春补充、纠正了哥哥常人春的一些错误认识和理解，但更多地是从个人讲起，串联起家族、时代。常寿春口述中的常氏大家族随着采访的深入逐渐变得清晰立体，祖父常晓茹的形象更趋饱满。他亲耳所闻、亲眼所见、亲身所历，从侦缉处处长到古董商，从威风八面到入不敷出。身处乱世，祖父为了保全性命，弃掉公职，加入在理会，具体而微地让我们看到旧时代个人是如何应对危局的，这是个例，却是当时人们作出的无奈选择。

祖父的经历大致是这样的，他的为人在常寿春的口述中则变得更加清晰，不再是常人春口述中较为模糊的形象。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全家去春节的庙会，常晓茹事先专门准备了放有大把零钱的皮包，在财神庙前大把大把的撒钱，乐善好施到了这种程度，再加上满族人先天不善理财、不会过日子，家族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常人春和常寿春兄弟俩，一个到东北，一个去西北，时代和命运是残酷和不公的，他们却也因祸得福，不屈服于命运的折磨。常人春对于旧京民俗的研究，常寿春在新疆的脱颖而出。本书最精彩的其实是后半部分，常寿春超强的记忆力和学习能力，在他的口述下，我们对于旧京的市井百态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弥补了大时代下的细节缺失。兄弟两人的口述相互印证，互相补充，使得事实真相逐渐浮出水面。他们的记忆与声音，是特定时代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文物人”与“人文物”》给我们留下极为珍贵的对于旧京市井人物、景物、风俗的文字与声音。把口述史作为慈善事业来做的崔永元，而做“北京口述历史”系列丛书的定宜庄，也功莫大焉。口述史志在通过声音再现历史，它以人为本位，口述与文献相结合，通过回忆为我们呈现个人的生活和日常。口述史不该被淡漠地看待，口述史给予我们的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声音，而是珍贵的不可再生的财富。

　　《“文物人”与“人文物”》读后感(五)：“老北京”常寿春口述：一个旗人家庭的沉浮

　　

定宜庄 苏柏玉 2020-08-06 15:29 本文摘自北京口述历史·第三辑《 “文物人”与“人文物” : 常人春、常寿春兄弟口述 》，发表于澎湃·思想 《“文物人”与“人文物”》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定宜庄、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苏柏玉为“老北京”常人春、常寿春兄弟做的口述采访记录。常氏兄弟是旗人后裔，常人春先生是著名的北京史专家、民俗专家。作为最后一代亲眼见证了这个大嬗变时代的人，他们的口述记录为我们保留了殊为可贵的民众记忆。文本节选自常寿春先生的口述采访。

定宜庄和常寿春在饭馆交谈

旗人的规矩 苏：您家里面满族风俗是不是还保留得比较多？ 常：有。满族人刚入关的时候无非是一种游牧性的，不会很讲究，只有上层的一些个人讲究，真正的普通人没什么讲究。但逐渐地，毕竟变成一个统治民族了，慢慢就高档了。…… 满族人啊，早上起来，打扫庭除这一套，倒是整规矩的。第一收拾屋子，知道鸡毛掸子吗？把高处的东西都掸了，什么胆瓶啊，架几案啊，都不擦，就是掸。因为这些东西不脏，也不是用来摆饭的。扫地是肯定得干的，然后刷茶碗，坐水沏茶，这是每天的功课。收拾完了，喝茶吃点心。吃，得应时当令，讲究节气。那时候不讲究吃油饼儿喝老豆腐啊，那档次低。当然后来穷了也那样了。［笑］ 我们那时间规矩也大，放学了，到爷爷奶奶那儿鞠躬去。这必须得先是他们。然后再往下，按着辈排，到八奶奶那儿就：“bāi！”，［笑］管她叫“bāi！”，她“哎！”还答应得挺好，高兴着呢！有时候她接我们一块回来，就不叫了，如果她不接，我们就叫“bāi！”，这随便就看出规矩来了。 说站在门槛子上，这不行。说坐在门槛上吃饭、坐在台阶儿上吃饭，那是绝对不允许的。吃饭就得坐好了，筷子得放得好好的，盆儿碗儿那什么上都是规规矩矩的，很讲究，而且都得放一致的。比如，吃炸酱面是最简单的了，中间一碗炸酱，醋瓶子蒜罐子不许往上摆。醋得倒出来，醋是醋碗，酱是酱碗。作料盘都得一边大，一个样的，一水儿的，放好了。筷子放齐了，人坐好喽。不能说把面条端上来，大伙儿捞吧！那是不允许的。外头捞吧捞吧，端进来，全摆好了，再吃。吃不言睡不语，不要唠唠叨叨，我们小孩说一两句，倒是不管，说多了就不行了。我奶奶有时候管得也挺严的。尤其像我这没心少肺的，有时候也不招待见。那时候生活也苦了，我记得在鼓楼大街那儿，我这一边吃，嘴里还嚼着呢，一边就说：“妈妈，咱们晚上吃什么？”我奶奶说：“你先把这口咽喽！”［众人笑］不爱听了，怎么？中午还没吃完呢！还晚上吃什么。说明管得还是非常严的，不允许中午饭没吃完呢，先问晚上吃什么。那时候还不是肚子亏、馋，所以想晚上吃什么好一点的，是那个意思。规矩大，说话，必须说“您”；给人倒茶，放茶壶，不能茶壶嘴儿冲着人家。茶壶嘴儿冲里而不冲外，如果里边还坐着人，那也绝对不允许冲，就冲着你自己，这是必须这样的。 定：这个我小时候家里都教过，拿剪子，［比画］不能拿剪子尖给人家，拿剪子要这么拿［比画］，把剪子把儿递给人家，刀把儿也是倒着的，连我们家都教这个。 常：刀递给人家的话呢，必须手捏着刀背。你又不能攥着刀刃那头，你也不能这样攥着刀尖那头。是横着这样的［比画］，把儿递给人家，很有讲究，都是这样的。 定：其实这都是对的。 常：不允许端着碗满世界转，门儿都没有！吃饭就得桌上，绝对在桌上吃饭。就是穷到连饭桌都那么回事了，也是在桌上吃。不允许说坐在门槛上就吃了，说上院子拿一板凳，自己吃去，不行的。仍然那个旗人的架子没倒。 定：旗人的规矩还在。 常：实际上，旗人的规矩很多。但是，我认为一个人应当有一定的规矩，如果什么规矩都没有，这就不成方圆了。 定：也得有一个对别人的尊重，对吧？ 常：要不然你一点条理性都没有，弄得乱七八糟，那怎么能行呢。 定：胡来，现在。 常：所以到现在，我们吃饭，还是愿意把它摆好了，不能随随便便就瞎放。我们家的碗，虽然是很糙的瓷碗，但是都用一样的，不能乱七八糟，摆得跟古玩铺似的，没有成对儿的，不能这样。 还有，我们家从来不逛天桥。天桥那地儿是下九流待的，不是正经人待的地方，都不能去。 苏：逛也不能逛？ 常：不能逛，那里头胡说八道，说的都是脏话、荤话，学不了好。我第一次到天桥是1953年的“六一”儿童节，那时候坐电车不花钱，我们几个人去动物园玩儿去，在西直门上车，一路到的天桥。 家人的打扮 常：咱们再从衣食住行几方面说吧！原来呢，（满汉）穿衣服不一样，满族人穿长袍马褂，女的梳两把儿头。 苏：民国还这样吗？ 常：不，民国时候没有梳两把儿头的了。 苏：满汉是不是就分不太出来了？ 常：逐渐就满汉同化了，满族人不吃香了，自动就放弃了。清末时候，街上梳两把儿头就很少了。 苏：特别好奇您奶奶那时候的装束是什么样的。 常：我奶奶那时候年轻，梳着大两把儿头照的相有好多呢！可惜“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把照片都烧掉了。到民国时候服装就不一样了，新发明的，［比画］这儿大宽袖口，短一点，这儿镶的绦子边儿；这地儿是元宝领，大领，新式服装。你看宋庆龄那相片，“五四运动”游行时女学生的照片，满族人也开始穿得半汉化的，就合并了。旗袍也逐渐变成西式、欧式的，过去旗袍不能掐腰儿，哪儿有像现在，收收收。那时候旗袍是直筒下来，没有说还带三围的。 我奶奶冬天是穿长的驼绒大棉袄。出门有斗篷，黑缎子狐脊的。夏天穿夏布大褂，短的，大襟儿，一身白，脚底总是黑缎子鞋，那很讲究，一般人穿不起。夏布是一种麻，凉快。我妈的斗篷质量就差了，也是黑缎子，但是“烙铁印儿”，一块块拼的。我妈还有洋式的长毛绒大衣，带手揣子，手揣子下头还有个包，有拉锁，里头搁点钱、化妆品，很时髦的东西。夏天我妈在家里穿竹布大褂，月白色的；出门就是绸子旗袍，还有绲缎旗袍，绣的大枫叶，绛紫色；还有湖绉的墨绿色旗袍、白缎子暗绣旗袍。 我爷爷在家里头穿什么？银鼠的皮坎肩儿，正中间吊白羊脂玉的胡儿梳，上边还带珊瑚。冬天多少讲究一点，长皮袄，大襟儿，外面是宝蓝缎子，带万字儿的川绣。最高级的羊皮袄是“口皮鹰爪”，里头的羊毛俗称“萝卜丝儿”，就一寸那么长，像擦的萝卜丝儿那么细，毛贴着里头穿，外头是缎子面儿。再有就是“小麦穗儿”“大麦穗儿”，此外还有寒羊、滩羊、胎羊的。胎羊是在母羊怀胎的时候，就把小羊拿出来，那个皮很薄，毛很短。家里都有，我都见过。再往下说就不够品了，就是普通皮袄。老羊皮是拉骆驼那劳动人民穿的。我爷爷再穿就是水獭领子礼服呢大衣，里头是“二毛剪茬”的。夏天穿串绸的衣服，有米色的，也有浅灰色的。 我父亲穿得洋气，夏天是巴拿马草帽，串绸的大褂，底下西服裤子，尖皮鞋。［比画］有的时候这儿带个银表链儿怀表，手上戴金戒指，俩。有的时候穿中式的，对襟儿纽襻儿，脚底是礼服呢皮底皮鞋，白丝线袜子，戴着墨镜。冷天是礼帽，水獭领子青呢子大衣，里头是西服，毛料儿的，裤线倍儿挺！脚底下皮鞋。我父亲几乎没穿过棉鞋，他是现代派。反正出门就坐车，无所谓。有时候这儿还插一管钢笔，或者是一个徽章［比画］，但我父亲很少戴徽章。 1950年，我们搬到顺城街的时候，我奶奶穿的是蓝布大褂，长袖，大襟儿，到脚面上头一点，那是岁数比较大的旗人女性穿着，街上很随便就看着了。我爷爷夏天穿漂白布的中式对褂，脚底是千层底儿便鞋。冬天穿的是宝蓝的大皮袄，里子是“大麦穗儿”的。派出所有个警察叫孟昭君，还跟我爷爷说：“哟！老大爷！您这大皮袄真不错！”［笑］其实那都是卖剩下的。那时候还有缎子棉袄、棉裤。鞋是大云字头的“老头乐”，还有“毡趿拉”，就是毡鞋。北京有没有穿“乌拉”（据常先生解释，“乌拉”是东北的一种鞋，用牛皮制成，里面放入乌拉草，保暖抗寒的效果很好）的？有。什刹海这边儿打冰，那时间没有雨鞋，就穿“皮乌拉”，里头絮的是稻草，底下是毡垫儿，开冰用，湿了也不怕。我母亲穿的是花布旗袍，短袖高领，白底小碎花，到磕膝盖这儿；但那也不是当时做的，也是四几年做的了。我父亲当时还能穿夹克，羊皮里儿，小皮领；底下是棉毛裤，西服裤子。到1951年就不行了，他折进去了。［笑］ 我最心疼的是什么呢？那时间还没有我哥哥呢，就是我爸、我妈、我爷爷、我奶奶四口在旧鼓楼大街院子里照的一张相片。民国十八年（1929），院子里铺了家里头最好的一条大地毯，是大龙的，上头摆了四把椅子，人坐在那儿，中间是我爷爷我奶奶，我奶奶这边是我妈，我爷爷那头是我爸。这张照片是地安门大街那儿光丽照相馆的前身给照的。 定：什么照相馆？ 常：光丽照相馆。光明的“光”，美丽的“丽”，光丽照相馆。那个相片那么大［比画］，上头还带热压的花儿，非常清楚。我妈穿的是白缎子旗袍，底下是肉色丝线袜子，皮底的白色缎子绣花鞋。我奶奶呢，穿的是一件大团绣，万字不到头的银灰色旗袍。我爷爷我爸爸戴的都是礼帽，我爷爷穿的是黑马褂，水獭领礼服呢大衣。我父亲那时候穿的，好像外头还是马褂，下面是驼绒袍。我最欣赏这张照片，从新疆回来，问：“妈妈咱那照片呢？”我妈说给烧了，我说：“唉，您怎么把这个给烧了？”她说：“那大龙指不定要了咱命呢！”当时的照片也没有底版。 定：那太可惜了。 《“文物人”与“人文物”：常人春、常寿春兄弟口述》 定宜庄、苏柏玉 北京出版社

《“文物人”与“人文物”：常人春、常寿春兄弟口述》 定宜庄 苏柏玉 著 北京出版社 2020年8月出版

窑调，小曲儿和流行歌曲 常：有人说《探清水河》这类的是窑调，其实不是。好些民间小曲儿无非就是讲个故事。这个事据说是发生在京西蓝靛厂，我给你唱两句吧！［唱］ 桃叶儿那尖上尖，柳叶儿就遮满了天，在其位的这个明公，细听我来言哪。我表的一段的故事是多么地惨啊，在京西蓝靛厂，有一个宋老三咦嗨哟。提起那宋老三，两口子卖大烟，一辈子无有儿，生了个女婵娟哪。女儿呦，年长二八的一十六啊，名字儿叫大莲哎咦儿哟——身量儿也不高诶，大姐儿多么苗条，柳叶眉，那个杏核眼，配上那个杨柳腰诶，谁家的闺女她长得了这么好啊…… 就这东西，它有什么啊！什么是窑调？咱们唱一小段，当然这都是前清民国过来的啊，绝对不是现在的。［唱］“今天晚上我不叫，你走吧哟！”“我瞅见了你我就懒得了走吧，我揪着你的胳臂我拉着你的手吧，搂你的腰儿我搂一搂啊，亲你的脖子我撇上一口吧，小心肝儿……”这是窑调！现在你能找一个人唱出来我见了鬼！［笑］这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 苏：［笑］挺好玩儿的。 常：赶明儿等我上了八宝山也就没了。［笑］我觉得人什么都应该知道点儿，不能什么什么都混在一起，得分得开。不能说只有土匪唱《探清水河》。 过去这类的歌儿，哪儿还有啊！…… 过去有好些这个调儿，要现在再找，很难找出来了。谱子究竟是几分之几，什么调啊，都不知道了。就这里边，［翻书，唱《五月的风》《疯狂世界》《夫妻相骂》《三轮车上的小姐》《可爱的早晨》《讨厌的早晨》等歌曲］这点儿歌我都会唱。家里头原来有留声机，美国大使馆朗德威给的，挺好的，要不我们怎么会唱那么多流行歌曲呢！那时候条件毕竟好，哪家有留声机啊！一百家一千家里也不敢说有一个。而且你还得买得起唱片，家里唱片那么一大摞［比画］，百代公司的唱片有的是。后来让我给拿着唱针儿划着玩儿，顺着那纹儿磨，给弄坏了。还有一些个曲艺的，主要就各种大鼓，什么单弦啊，京韵大鼓啊，乐亭大鼓啊，西河大鼓啊，梅花大鼓啊……这类东西。家里还有收音机，我们天天听。 钱一天天地毛了 苏：以前的平民，他知道鲁迅啊，梁启超这些人吗？ 常：不知道。可能还知道梁启超，因为他有一个变法，很有名。毕竟谭嗣同被砍在菜市口了，好些人知道。不会知道鲁迅的，平民毕竟不是文人。 苏：那平民对这些军阀还是比较熟悉的吧？ 常：哎，就知道这些军阀。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影响着北京的形势，甚至说左右吧。 苏：军阀干什么，平民都知道吗？ 常：往往也是一知半解，道听途说的多。比较知道的像冯玉祥啊，吴佩孚啊，张作霖啊，这些。 …… 要没有日本人，我们家不至于萧条到这种程度，这是从大的环境说。从小处说，我们是“内耗”。日本人来了，把我们家弄垮了。日本人走了，我们家又缓了一下。1945年、1946年那时候家里有一段还算可以。四七年，一下子陡转直下，就不行了。 苏：为什么一下子就不行了？ 常：我们家败了，也是环境使然，没办法。那时候一方面家里是坐吃山空，越来越没钱了；另一方面就是物价，通货膨胀太厉害了。今天有一万块钱，隔上一个礼拜，这一万块钱就值一千块钱了，钱毛得太厉害。关于花钱的问题，我说说我的记忆，那是绝对真实的，经得起推敲、经得起检查的。 我花过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的伪币，日本（统治）时期的联币。总裁汪时璟当时就住地安门大街。联币在当时来说，通货膨胀不是很严重。日本人控制很严格，可有一套。他并不能允许这票不值钱了，什么都讲究配给。买盒火柴，那阵儿叫取灯儿，也按配给。跟解放后似的，什么都按购货本，什么都发票儿。联币没有大票面的，1块是黑的，5块、10块，10块是绿的，［比画］那么大，我们管它叫“大绿被卧”，再大的票儿也没见过。有硬币，也有纸币，1分的、5分的，上面是十七孔桥，雪青色的。1分钱可以买1个棒子面儿饼，枣饼。东西不贵，说明这币值还比较高。 到国民党时候就不行了。一开始花法币，1块的、5块的，紧接着10块的、50块的、100块的，都出来了。很快千块的，然后万块的。法币上头的人像是孙中山。花法币的同时，还有一种竖条的，咱们钱不都横条的吗，［比画］这是竖条的，叫“关金”，也是流通币，中央银行出的。和法币同时流通，币值几乎一样，没什么特殊，但竖条儿就叫“关金”。1万块钱一张是绿的，5000块钱一张好像是黑的。紧接着，这票子越花越大，甚至有10万、百万的票子。1948年10月底，百万的票子已经出来了，法币改成金圆券。怎么兑换呢？1∶300万，300万法币兑换1块钱金圆券。金圆券上面是蒋介石照片，1块是蓝的、5块是草绿色的，一开始确实很值钱，但也毛得非常快，贬值非常快。等到冬天的时候，已经出现100块钱一张的了，是粉红色的。在北京（时称北平）就出到100，再大的钱我没见过，紧接着就解放了。 我记得最清楚，1948年的深秋，我和我表妹常瑛在鼓楼这儿买俩柿子，一人一个，花60万块钱，合金圆券两毛。结果没过几天，我上学去，家里给我金圆券1块，当时我非常高兴，结果就买了10块饼干，就这么大［比画］，在小摊儿上买的，极次极次的饼干，不可能跟现在同日而语。1948年的时候，1两金子值5亿法币，银号存款给的利息是多大？64分的利！你想想！如果当时通货膨胀不是达到这程度，能给64分的利吗？ 苏：现在是不差不多有5分利？ 常：哪儿有5分利呀！2.5，3就到头了，还是定期的。那时候活期利息都非常高，当然我那时候还弄不清是活期还是死期的，就是定期的，北京叫死期。64分利，可以想象。银行要赚钱，它不能赔啊，还要大赚。 苏：金圆券就能贬值到这种程度！那家里面赚钱的来源怎么样？ 常：那时间已经不行了，来源就很困难了。仗着我爷爷卖古玩也好，给人打官司也好，或者给人办事，人家给点儿酬金，是这种情况。古玩已经就卖不出去了，乱世存黄金嘛，乱世时候谁买古玩哪，谁搞收藏啊？就赚不上钱了，几乎断档了。最繁荣的时候是1946年，抗战胜利了，转过年儿来古玩行一下儿就起来了，但紧接着急转直下。解放战争开始了，一打又三年，一直打到1949年。可以想见家里的收入情况，那时候就开始卖东西了，卖了不少。家里原来很富裕，卖出去也不显。 苏：也没弄点儿金子哈。 常：哎呀，我奶奶是很不会过日子、毫无心计的一个女人，生活能力、料理能力表现得很强，弄点儿什么都很像回事情，但持家上她不行。她是有今儿没明儿地那么过，并不知道我得存一部分。当时我爷爷没少挣钱啊！他有写日记的习惯，但是他日记写得隐晦，哪哪天进钱了，他不写进钱了，用红笔点了好多个红点儿在上头，今天去了哪哪儿地儿，都写上，也“噔噔噔”点好多红点儿，究竟多少钱？不知道，只有他知道。他死了，但日记还在啊。1952年、1953年左右，我一看他1946年的日记，到处排着都是红点儿，点得多钱数多，点得少钱数少，说明当时很好。如果会经营的话，哪怕你买一点银圆、买点儿金子存起来，应当有这个远见哪！ 我们家里头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呢？对世界的、国内的形势茫无所知，一点也不关心。应该看得出来啊！东北都已经丢了，让解放军给占了，国民党已经溃退了。紧接着就是解放北平啊，淮海战役也打起来了，平津战役也打起来了。到那个时候家里并没有什么感觉，说：“呦！可了不得了，要打仗了！”还是怎么，根本就还是那么回事情。 苏：是不是因为这几十年，军阀来来去去的，大家也已经疲惫了，觉得跟我们老百姓也没太大的关系。 常：对了，是有这种关系。就是谁来了也得吃饭，谁来了也差不了，谁来了没准儿还能弄得更好呢，可能有这种想法。咱们就说得远一点，八国联军进北京，家里头也没受过多大的伤害，也没被抢也没被杀，房子也没被烧，平平安安算过来了，似乎也不要紧，外国人来了也不可怕。日本人来了，家里头也基本保了平安，毕竟日本人在市里头没怎么杀人，没听说把哪儿点火烧了，但杀人肯定是有的，什么敌对势力抓了就杀了，但没说到街上放枪又拿刺刀捅的，没有这种情况。他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也有统治方法啊，不会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啊，倒不是对老百姓多么仁慈，这是两码事。家里也认为没什么事，可能共产党来了呢，也没什么事。就是这样，漠不关心。再有就是长期以来，对政治时事不通不懂、不闻不问。 “北京口述历史”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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