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中国哲学登场了？》是一本由李泽厚 / 刘绪源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6.00元，页数：18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该中国哲学登场了？》精选点评：

　　●他为人类而活～

　　●难以忘记2019年夏天读《南方人物周刊》“八十李泽厚”专稿的思想震撼。如今“九十李泽厚”已近，重读仍然重新，李自己所言，“我的书你不能只读一遍”，而是书更有一种“读语类甚于读文集，以精神如告也”的快意。

　　●李泽厚80岁的访谈内容，坚持中国哲学的吐故纳新，情本体说是他的原创，他始终坚持。

　　●这小本书好贵

　　●这个曾经原创力超强的学者，到老了也是那么自在，有些想法值得学习

　　●很多观点和我想的一样，看来我还是有前途的（不要脸）

　　●我是来膜拜李先生的！！！

　　●老话新谈。

　　●老骥伏枥

　　●存在主义之后，该中国哲学登场了？

　　《该中国哲学登场了？》读后感(一)：李泽厚先生在2019年与刘绪源先生的谈话录

　　本书是李泽厚先生在2019年与刘绪源先生的谈话录，经整理形成此书。本书分九个部分和附录，九个部分是：01现代哲学还剩下什么；02我的学术思想的三个阶段；03谈谈几本书；04关于“情本体”；05汉字与历史经验；06《红楼梦》与“乐感文化”；07当“情本体”面对基督教精神；08人性能力、人性情感与善恶观念；09文章上的追求及其他。附录为李先生2019年发表在报刊上的三组谈话。

　　虽说此书是李泽厚先生在2019年的谈话，但或许是刘绪源先生专门为之，故还是能很清晰地感受到李泽厚先生的思想体系与强度，同时作为80高龄的老先生，也同样会让人感到在其思想架构之外的不同的、片段的、甚至是鲜活的思想内容已难入其中。

　　《该中国哲学登场了？》读后感(二)：刚日读史，柔日读经

　　这本书虽是谈话录，最基本的观点不是一个问号，而是一个conditional statement：后现代到德里达，就已经到头了；该是中国哲学登场了（p.6-7）。其逻辑在于，“狭义的形而上学”，已转变到了以生活为基础的哲学；如果不走解构的路子，便须回归“情本体”的路子，即所谓的“道始于情、礼生于情”（p.9）。对这个观点，暂时存疑。

　　看这本小册子，感受最深的不是这些哲学上的讨论，反而是一些治学方法。比如，说“读书不是简单获取知识，而是培养锻炼自己识别、估价的水平和能力”（p.12），同意；再比如，说“陈寅恪治史，主要是insight，洞见；论读书多、材料多，恐怕是王（国维）不如陈（寅恪），陈不如钱（钟书），但论学术业绩，恐怕正好相反”，这样的评价，深合我心；又比如，说写文章，“不一定要有形象性，要有情感性”（p.118），有意思。

　　“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刚日读史柔日读经”，这幅冯友兰所写的对联，伴着孤独的李泽厚好多年。咀嚼其中的意思，颇见冯、李二人的人生。

　　《该中国哲学登场了？》读后感(三)：中国最具原创力的思想家的新著

　　李泽厚，在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让无数青年人仰慕的名字。有这样一种说法：80年代，邓丽君是爱情的启蒙导师，李泽厚是思想的启蒙导师。一本从审美和艺术趣味角度回顾中国古代文学艺术流变的《美的历程》，让多少莘莘学子读得如痴如醉；“三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在思想解放的年月里，更如醍醐灌顶，让人耳目一新，富于启迪意义；其中的一些观点，如“积淀说”、“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实用理性思维”等等，至今仍闪耀着思想的光辉。90年代起，李泽厚先生淡出了国人的视线，客居美国，但他对中国哲学的前景、中国社会未来走向的思考始终没有停止，这份深沉的人文关怀体现在他前些年陆续出版的《论语今读》、《世纪新梦》、《己卯五说》等著作中，也反映在上海译文出版社最近推出的《该中国哲学登场了？——李泽厚2019年谈话录》一书中。 本书围绕他的读书经历、思想渊源、哲学观点以及中外哲学、文化、社会发展等主题，进行了深入、严肃又饶有趣味的探讨；以九个话题为纲领，全面回顾李泽厚的思想起源、学术脉络和著作背景，充分梳理了他的学术创建和独特个性。附录的三篇已在国内重要媒体发表的访谈，则丰富了本书的交流层面。 西方哲学发展到20世纪，从柏拉图开始的先验理性传统似乎走到了尽头，许多哲学家把目光从理性、思辨、绝对的东西，转向了现实的、尘世的世界，从马克思、尼采到杜威、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莫不如此。海德格尔和萨特都认为：存在先于本质。李泽厚哲学思想的确立和发展，显然受到了他们的影响。在写作《批判哲学的批判》时，李泽厚就意识到康德哲学的真正核心、出发点和基础，是社会性的“人”。康德强调人是感性个体的自然存在，强调人有感性情欲而不是纯理性的“天使”。因此，他探讨使用工具——制造工具对人类的心理结构形成的影响，研究因此而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这就是“积淀说”的来源。说到底，“积淀说”研究的是人怎样由“制造工具的动物”变为“有理性的动物”，最终指向的是内在的人性。前些年，李泽厚又把哲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命运、情感、人性、偶然，强调让哲学形式回到日常生活中，以情为本体，思考如何感伤过去，珍惜现在，如何领欲化情，化欲为情，既不是“存天理，灭人欲”，也不是“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用李泽厚的话说：“‘情本体’之所以仍名之为‘本体’，不过是指它即人生的真谛、存在的真实，最后的意义，如此而已。”李泽厚希望藉此成为中国哲学从后现代转入选择命运、决断明天的最佳途径。 中国哲学的传统，是以经验作为基础，李泽厚将它概括为“实用理性”，也可以称之为“实践理性”，或者叫“经验理性”、“历史理性”。但它的缺陷也显而易见，即忽视思辩、逻辑的力量，缺乏纯粹的形而上的追问。因此，李泽厚指出，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学习西方、吸取西方，学习西方基督教文化精神中有益的东西。中国传统有各种牺牲精神，但缺乏那种与人欲彻底决裂的对灵魂圣洁、灵魂纯洁的追求。“中国需要理解甚或吸取那种异常纯净、圣洁的情感，希望基督教的传布在这方面对中国心灵即文化—心理结构有所助益”。 由于中国文化缺乏宗教传统，因此，五四之后，就有有识之士提出通过美育教育来加以弥补，比如蔡元培先生就有这方面的论述。李泽厚则认为美育最重要的是培养人的形式感和敬畏感。这种形式感、敬畏感，包括中国文化强调的“天人合一”、“协同共在”等元素，远不止在艺术中。“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首先要对它们有感受力，进而培养起对天地宇宙的敬畏感，用这种敬畏代替对宗教的敬畏。李泽厚将之纳入“情本体”的范围。他强调：“美育要培养对一般形式感的领会、把握，同时要培养对天地、宇宙、自然这个大‘形式’的信仰。这两方面的关系又是如何，需要好好研究。如果美育搞得好，达到一个高层次，也就不需要再去依靠什么上帝或者神了。” 有学者指出，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一次“文艺复兴”，它对人们的思想解放、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李泽厚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作家、艺术家为那次“文艺复兴”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当中国经历了十多年的经济腾飞，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成就举世瞩目，但整个社会也面临着信仰缺失、道德沦丧、腐败猖獗等问题，改革到了攻坚克难的阶段。中国下一步向何处去？需要我们认真思考。李泽厚认为，我们现在仍然需要理性启蒙，“有的人是‘蒙启’，把启蒙过的东西又蒙起来”。他坦言，我们首先要接受和采纳普世价值，在此基础上跟传统结合，才有可能开创新的东西。他一针见血地告诫国人，所谓“中国模式”远远没有形成，包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还没有实现，很多地方其实是“封建特色的社会主义”，比如大学的官本位之严重，就令人忧虑。 中国的崛起使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民族主义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我觉得宣讲民族主义，在一个国家贫弱的时候，有好处，它可以让人振奋起来。但在一个国家强大起来的时候，大肆宣扬民族主义，那就很危险。德国的历史是教训”。李泽厚以一个学者的责任感和良知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民族主义加民粹主义，正好是‘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这是当前中国往何处去的最危险的一个方向，大讲‘中国模式’就有这个危险。” 李泽厚曾经提出中国现代化的“四顺序”：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而其前提则是“社会稳定”和“生态环境”。他的这一思想，对于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和今后的走向，依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虽然“情本体”是李泽厚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但他现在并不愿多讲“情本体”，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建立公共理性，需要法治，加强制度建设，这是中国建设公民社会所迫切需要的。中国法律现在还不健全，恰恰是人情太多了。人情干预，长官意志，破坏公共理性。“目前中国迫切需要铁面无私的理性，而不是和稀泥的情感”。这是本书中，李泽厚在梳理自己的哲学思想、展望中国社会发展的前景时，最切中时弊、令人鼓舞的一个亮点。

　　《该中国哲学登场了？》读后感(四)：读李泽厚《该中国哲学登场了？》

　　林培源推荐了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共四册。我在《读书》杂志上也多次看到汪晖的文章，觉得他是很有见地的。也是在《读书》上看到李零的读《动物庄园》。我特别喜欢李零的语言。有些句子，简单且有力。于是顺便订了一本李零的《待兔轩文存》，从李零，我不由得联系到李敬泽。他们都***是我老乡呢。最近又重温了王祥夫的《驶向北斗中路》，发现我的习作《我们在一起》是可以修改的。厚圃兄说，他们在广场上之后，应该安排更多的情节和冲突。我深以为然。

　　上面几句，算是我最近低沉生活中的一点安慰吧。

　　青萍兄说这本书的题目够刺激——《该中国哲学登场了？》，青萍兄认为中国哲学有普世价值和终极意义。我记得他是指道家的。他说清虚甚至消极有意义，不能得之于外反求于内有意义。如果这样，他的观点和梁簌铭相近。李泽厚对中国哲学也是乐观的。同时，李泽厚指出，梁漱溟过于夸张了。

　　我还记得李泽厚的3本“思想史论”中，其中一本有他和梁漱溟的合影。李泽厚穿着难看的西装，头发有点长，面目有些呆滞。而最近出的新瓶装旧酒的《哲学纲要》里的李泽厚温暖且睿智。这本《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中的语言我更喜欢一些。毕竟，这种谈话的形式给人的感觉更亲切和有趣味。

　　李泽厚讨厌周作人，讨厌胡兰成。不怎么喜欢张爱玲。

　　这本谈话录十万余字。我从下午开始读到凌晨一点半，唏嘘，竟然读完了。读完后，有些失眠，于是看了几十页汪丁丁的书。以为早上起不来，结果还好。

　　傅斯年曾说“哲学”一词是从日本来的贱东西。海德格尔甚至说只有德语才配讲哲学——傅斯年也有类似看法。然而，李泽厚的分析，令我才有了点了解。原来，德语的哲学是指超验的纯粹思辨的。李的3本思想史论没有用哲学一词，他用思想。另外，李从来没有用过国学一词。

　　来来来，看一段李泽厚对哲学的梳理：

　　康德有先验理性；

　　黑格尔有绝对精神；

　　马克思、杜威、尼采把这一切反过来了；

　　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也是这样；

　　海德格尔和萨特都强调存在先于本质；

　　笛卡尔是近代哲学；

　　尼采就是后现代哲学；

　　后现代的特点是摧毁一切，强调的是不确定性，不承认本质的存在，一切都是现象，都是碎片，都是非连续性的。自我也是碎片；

　　在这种情况下，李泽厚联想到王朔的“过把瘾就死”。我以为“过把瘾就死”或者就是所谓的“娱乐至死”？问题是，李泽厚又提出，实际上 ，不是“过把瘾就死”，而是，“过把瘾还活着”，那么，怎么活呢？问题又出来了。又需要追问了。

　　海德格尔提出的“诗意地栖居”之所以令人兴奋，或者真的是指向超验的纯粹思辨？所以，真令人喘了一口大气。原来还可以诗意。李泽厚称诗意的生存，正是中国传统。

　　关于读书，李泽厚有这么一个例子。他说，例如我那时也看了不少列宁、斯大林的书，把斯大林前后不同的版本一对，哎，原来前一版有的人名，到后一版怎么没有了？改过了！原来是人打到了，就把书里的人名事迹删掉了。跟我们这里一样，打倒高岗，高岗的名字就没有了。

　　关于文艺评论。李有如下观点，我以为是对的。

　　当下的文艺评论老是从概念到概念，说来似乎头头是道，却点不出作品打动人的要害。

　　艺术家有感觉，但讲不出来，他通过作品表达不是概念语言所能说出的东西，批评家就要用理性的文字把这种感觉表达出来。

　　对于哲学的意义，李说哲学只是提一些看法、意见、视角，总揽全局，因之，应该还是有价值的。

　　冯友兰谈到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呢？就是说社会主义可以绕过阶级，但是不能绕过市场经济。所以，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该就是中国模式。冯和李都相信，中国模式行得通，对人类是有极大意义的。李说要防止封建主义借尸还魂。

　　上次和青萍兄、草原兄聊冯的《中国哲学简史》，聊到冯送给李的一副对联：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刚日读史柔日读经。李说他是反着来的。

　　我记得老二兄常说起天赋人权。而李泽厚是反对天赋人权这种说法的。他觉得这样提，有用。但是，理论上是错误的。他说，天赋人权是近代才提出来的，古希腊没有，原始社会更没有，封建社会也没有，因此我还是同意马克思的说法，工业社会经济的变化使得雇工、农民开始出卖劳动力进入市场，这才是前提，由身份制到契约制等等，由此衍生出包括人权在内的各种思想，所以，根本不是什么天赋人权，自由主义的这个假定如同专制君主的王权神授一样，在理论上不正确。

　　看完这段，我很想问问老二兄，你如何解释天赋人权的天是什么？

　　李认为陈寅恪、王国维、钱锺书是现在人们羡称的三大家。他举例说，陈说到秦代的那一套是从孔夫子那里来的，虽然陈未论证，但极有分量。又如陈讲儒家长处在伦常制度，而不在学说思想方面，也没去论证，但这些抵得上好些书。李称这是洞见。我说青萍兄很有洞见，结果，他说我讽刺无效。呜呼，冤啊！

　　改良不是投降，而是斗争。但不是革命……

　　五四，救亡压倒启蒙……

　　道德应该分为社会性道德与宗教性道德……

　　情本体以中国传统为基础，却是一种世界性视角……

　　度是经验性的，与人类生存直接有关……

　　……

　　如同书名一样，《该中国哲学登场了？》，是一个问号。李泽厚称他老了，封笔了。等待着静悄悄的死去。这个问号，由谁去解决呢？200年以后？

　　关于本书，我觉得还有很多观点可以借鉴，思考，讨论。

　　引一段封底的话，结束这次读后。

　　海德格尔之后，该是中国哲学登场出手的时候了。我以前老讲由孔子既中国传统来消化海德格尔，现在似乎是时候了？也许还太早了一点？也许，需要的是编造一套西方哲学的抽象话语，否则就不算“哲学”？是耶非耶，我不知道。我要说的是，且不必管这些，让哲学主题回到世间人际的情感中来吧，让哲学形式回到日常生活中来吧。以眷恋、珍惜、感伤、了悟来替代那空洞而不可解决的“畏”和“烦”，来替代由它而激发出的后现代的“碎片”、“当下”。不是一切已成碎片只有当下真实，不是不可言说的存在神秘，不是绝对律令的上帝，而是人类自身实存与宇宙协同共在，才是根本所在。

　　《该中国哲学登场了？》读后感(五)：“情本体”的视界

　　“情本体”的视界

　　——读《该中国哲学登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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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泽厚与刘绪源二位先生的谈话录《该中国哲学登场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于2019年4月出版。李先生晚年出了好几本谈话录，比如与陈明先生的《浮生论学》（华夏出版社，2001）、与刘再复先生的《告别革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李先生自己评价自己“爱读书，不爱写书”，所以出版谈话录就成了比较好的表达学术思想的方式。与以前的谈话录不同，这次出版的书可以说是对李先生几十年问学经历的一个总结，尤其是对他的“情本体”理论的通俗介绍。对于很多读者来说，这本书可以作为李泽厚思想的一个导论。

　　李先生是这个时代的中文思想界少数具有原创精神的学者。他学习西方哲学，但却坚持独立批判的视野；关注中国哲学，但最注重的是自己理论体系的构建。他的这种问学方式对他的弟子赵汀阳等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中文学术界也颇具影响力。喜欢他的人很多，批判他的人也不少。

　　本体论所关心的是人类存在价值的本源依归，本体背后便无更加深层的原因，“是不能问其存在意义的最后实在。”（李泽厚，1985年第三提纲）所以，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思想家和科学家那里，各种不同的概念都用来被称作人类的本体，比如“动物属性”、“先验理性思辨”、“上帝的意旨”、“制造工具（劳动）”等等。在李泽厚这里，中国思想的本体就是“情”。

　　一、西方现代与后现代的困境

　　在李泽厚看来，西方近代以来哲学思想的发展，从现代道后现代，都有着难以克服的困境。近代哲学一定程度上还是承袭或者借鉴古希腊的传统，追求狭义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思辨智慧。理性化是它的第一标志，无论是康德的先验理性还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康、黑之后，马克思、杜威、海德格尔、萨特等都为摆脱这种纯粹的精神本体论作过努力。但是客观上又使得现代哲学步入了过于工具理性化的误区，就像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那样，现代社会遇到了危机，不只在哲学上。

　　对现代性批判比较彻底的是尼采之后的后现代哲学，它泛指一系列对现代性进行批判的哲学思潮，但应该不包括施米特、施特劳斯等运用古典主义精神对现代性进行批判的学派。这里要强调一点，虽然哲学本身分为现代、后现代，但是哲学思想的发展却不是断裂的，比如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海德格尔就很难定义其思想属性，他与整个20世纪以后哲学流变的各派又都有联系。

　　李泽厚认为以福柯、德里达为代表的反理性、后现代思想的特点是“摧毁一切，强调的是不确定性，不承认本质的存在，一切都是现象，都是碎片，都是非连续的。”他们“反对宏大叙事，反整体，一切都是细节，是多元的，相对的，表层的，模糊的，杂乱的，并无规律可寻，也无须去寻”。（《该中国哲学登场了？》p3，无特殊说明下同）李泽厚认为用这种方式去反对近现代哲学的困境，“太简单、太片面、太不准确、甚至太错误”。（p4）

　　所以李泽厚认为西方近现代哲学发展到海德格尔之后就出现了难以克服的困境，而克服这种困境的出路不能是后现代，而应当“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他的这种观点当然不是凭空想象或者盲目自大，而是基于他本人对于中西哲学的融汇贯通，基于他自己对于东西方思想不同特点的了解。不要忘记，李先生可是既写过《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哲学），又写过三卷本《中国思想史》的人。

　　二、情本体的特点

　　在李泽厚看来，中西哲学的显著差别在于“情本体”与“理本位”的不同。这点很多人似乎都能感知的到，但是李先生用他丰富的论证来说明为什么会这样。用他自己的话说“与冯、牟纯以西方模式的‘理’说中国哲学不同，梁漱溟、钱穆重视情本体问题，但没有讲道理。我想讲点道理”（p55）总体来说，他注意到了中西哲学根源上的一个差别，那就是西方一直有宗教式的彼岸世界，而中国则没有。中国人最看重的是此时此刻的生活世界。中国的饮食最为丰富多样，“中国的思想最讲感情”，现实世界中人与人的感情、人与物的感情。郭店竹简出土了很多古代思想的记载，也印证了李先生的看法，像“道始于情”，“礼生于情”，“礼因人之情而为之”等等。尤其是其中关于“礼情关系”、“情是礼的内核”等观念，突破了以往关于“礼法体制”的研究视野。但光强调中国思想的“情本体”属性还不行，在我看来，李先生的情本体观点还有如下特点。

　　首先，中国思想的情本体，是一种历史经验意义上的本体论。中国思想更强调经验性的东西，而西方哲学则更注重先验的东西。这与有无绝对宗教传统也有关系。康德虽然不信宗教，但是他的哲学中仍然有着强烈的先验优于经验的洞察。先验是人特有的感知认知形式，是无法通过实证经验的途径进行说理的。就像今天很多欧洲人，虽然不相信特定形式的宗教，但是仍然认为有一个绝对精神先于人的自然属性而存在。中国人，尤其是普通百姓，思考问题总喜欢紧抓那些看得见摸得找的东西，凡事要做过了才算完全掌握。中国人的情的观念，是历史经验积淀的结果。在反复的实践与探索中，各种观念与感情沉积下来，形成了一种精神传统。所以情本体也是一种“历史本体论”。（李泽厚，《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其次，这种情本体的经验形成具有偶然性。任何经验性的东西，都是具有偶然性的，历史也是如此。一如马克斯•韦伯与雷蒙•阿隆的历史哲学观，偶然性与历史发展总是相伴。李先生在此所说情本体的偶然性，我想是与西方哲学强调思辨与逻辑所追求的必然性相对的。因为中国的情本体是历史的、经验的，那就必然是偶然的。就好比摸着石头过河，最终走过河的路也必然是偶然的，除了这条路也许还有其它的路，只是我们没摸到而已。

　　第三，情本体是动物情感的理性化，是由情入理。强调非逻辑理性的感情，并不是一味的强调人的动物属性。李泽厚认为中国伦理学的特点即是将动物情感理性化，变得符合人类社会的规范。因为，在一个没有绝对上帝的社会，人首先是生活世界的生物存在。生物的欲望经过历史与实践的摸索、沉淀，形成一种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情感传统。“因此情本体是理性与本能的一种恰当结合。”（p115）

　　最后，情本体也是一种功能性的道德传统。人类社会情感的形成，不但要有历史经验的积淀、偶然性的演进，同是也是一种功能性的筛选。李先生一直倾向于从很多自然科学的功能视角来解释人类情感问题、道德问题，尤其是审美问题（李泽厚，《美学四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这一方面李先生恐怕很难有更多的时间进行再深入的研究了，但是这些年他仍然积极关注着诸如脑科学的发展等科学动态。这种解释问题的思路也是我长时间以来所习惯运用的，比如“进化审美”的观点，比如“婚姻法律制度的功能演变”。我一直把它们称为“体质人类学”的命题。在李先生这里，我找到了它更广阔的视野。

　　三、语言与情本体

　　语言与情本体的关系，说白了就是用广义的语言学来解释中西哲学的差别，解释为什么情本体出现于中国。这点李泽厚先生也很深刻的注意到了，只是他并不是专门的语言学家，没能深入地研究。不过话又说回来，有几个语言学家有这么高的哲学敏感度呢？细致的专业划分实在是磨灭人的想象力，尤其对于搞研究的人来说。用语言符号来解释哲学的分野，这点我在很早读语言学入门图书的时候就想到了，但是没有细致探究过，所以以下主要说说我的初级想法，语言符号如何说明、构建情本体。

　　中国语言和文字从创立那一天开始就是以会意为主的，传说中黄帝创立表意的文字的初衷是为了“避开俚俗方言，以控制人身交往的媒介”（刘绪源，p84）。后来秦始皇统一文字，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会意文字的特点是为了记录所要表达的事情、动作，而非发音与逻辑。中文也没有纷繁复杂的语法逻辑，几乎没有变位、时态。中文的学习方法更多也是经验性的，而没有很多的规律可循。有人说中国文字的源头是“结绳记事”，所以中国书法讲求各种苍劲的美感，可以表达事物的意思。

　　这是中国传统文字所承载的含义，所以文革时期，有人提出要将汉字全部拉丁字母化，幸好没有成行。因为没有了汉字，就没有了中国人历史性、经验性的思维方式。近代以来，翻译体的出现，各种规范语法的引入，一定程度上也使得汉字具有了表逻辑的功能。我们今天完全可以用汉字来写一篇分析哲学的论文了，但是这在古代却难以想象。

　　与中国语言的汉字符号相比，西方语言从创立之初就是表音和表逻辑的（当然，也有关于楔形文字产生于象形文字的考证，具体如何从象形文字发展为字母文字却有待研究。）。“太初有逻格斯”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西方语言有各种条块分割的不同，每个小民族甚至每个固定的地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语言，这是西方语言的会音属性造成的。但是他们却有着另外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讲求逻辑，无论日耳曼语系、拉丁语系，其共同的源头似乎都是古希腊的逻辑哲学。在一个讲求逻辑推理的环境下，人们的思想自然会以追求意识推导为主，是一种精神先验性的思维传统，而不是历史经验性的。有人说，德国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先验哲学传统，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其语言的严密逻辑。

　　以上主要讲了中西两种语言文字的差别。当然到了近代社会，人们的思想日益复杂化，“太初有意”与“太初有逻格斯”的差别也不是绝对的了，人早就已经跳出了单一思维模式的桎梏，但那种根子上的传统还在的。

　　在分析两种语言传统的特点基础上，中国思想的“情本体”属性也就呼之欲出。——在一个讲求经验、历史的思维传统下，由历史、经验所积累、沉淀的情感化、非逻辑理性化精神世界就理所应当的存在；而相反的逻辑化思维传统下，先验理性与绝对精神的强大也就不足为奇了。当年德里达访问中国，说“中国没有哲学”，恰恰说的就是中国没有西方逻辑意义上的哲学，而非情感思想。

　　四、总结：情理合一

　　李泽厚讲了这么多情本体，但是在他看来情本体是中国思想的特点，可以弥补很多西方哲学的不足，并不是说在今天的中国的社会要强调情本体。而恰恰相反，他认为在今天的中国应该更多的提倡理性与思辨，这与很多当代哲学家的观点是类似的。

　　李泽厚说“我现代提出的情本体，或者人类学历史本体论，这是一个世界的视角，人类的视角，不是一个民族的视角，不只是中国视角。”（p80）中国的情本体、历史本体思想可以对世界哲学带来不一样的贡献，历史的经验的整体的感情，是对纯思辨理性的相互补正，但不是解构。

　　我记得国民党的钱复先生评价陈水扁案的时候曾经说过，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情大于理，理大于法。陈水扁贪污的事实证据确凿，并且已经经过法律判决，但是他身边的支持者，尤其是他在台南乡下的同乡们仍然坚定、狂热地挺他，甚至经常高喊“阿扁无罪”。而在西方现代社会民主法治国家里，情、理、法三者的关系通常是正好相反的。

　　对于中国今天的思想，李泽厚的判断也大体如此，他称自己不愿意在中文世界多提“情本体”，他认为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情少，而是情太多了。情多了就会是非不明、法治不彰、腐败横行。中国实践理性或者历史理性的最大缺陷就是“忽视思辨、逻辑的力量”（p86-87）“目前中国需要的是铁面无私的理性，而不是和稀泥的情感”（p114），中国需要的是建立一种明辨是非的，不怕伤感情的公共理性，继而完善法治。这在李先生看来，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从这个角度讲，我想李先生应该也是反对任何固定结构的“中国模式论”的。

　　统一情与理，李泽厚把它叫做“情理结构”，是他思想的核心。他认为应当“接受、吸取启蒙理性、普实价值并以之为基础，加上中国传统元素如情本体的现代性，也就是‘西体中用’的现代性。”（p102）“共同创造一个以情为本，融理、欲为一体的美丽世界”（p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