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波克拉底誓词，又称《希波克拉底誓言》，是要求医学的学生入学的第一课就要学习并正式宣誓的誓言。

希波克拉底认为，人类正如宇宙中的其他部分一样，是由四种元素——土、气、水、火组成的，这四种元素和人体中的四种液体（黑胆汁、黄胆汁、血液和粘液）相对应。这四种液体处于平衡时，人就是健康的；失衡时，人就会得病。这种理论几乎一直延续到19世纪。

希波克拉底最为让人纪念的不是上述医学，而是他留下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这个誓言总共只有五百多个字（按中文计），但是产生的影响却非常深远。

几乎所有学现代医学的学生，入学的第一课就要学《希波克拉底誓言》，而且要求正式宣誓，可以说现代医学界的人没有不知道希波克拉底的。

简短而洗炼的的誓言，向世人公示了四条戒律：对知识传授者心存感激； 为服务对象谋利益，做自己有能力做的事； 绝不利用职业便利做缺德乃至违法的事情； 严格保守秘密，即尊重个人隐私、谨护商业秘密。

希波克拉底给后世影响最大的应是他为医生这一职业确立的道德规范，这就是后世通称的“希波克拉底誓词”。其内容大致是：尊敬师长父母，悉心向他们的子女传授医学知识；用尽全力，采取有利于病人的医疗措施，不给病人带来痛苦与危害；不把毒药给任何人；进入别人的家，只是为了看病，不为所欲为，不受贿赂，不勾引异性；有关别人的私生活，不管与医务是否有关，绝不泄露。这些内容包含了医生的主要职业规范，因而在西方传了两千多年，1948年，世界医协大会通过了以“希波克拉底誓词”为蓝本的《日内瓦宣言》；次年，世界医协大会又把它宣布为国际医务道德准则。“希波克拉底誓词”因此成为全人类的宝贵遗产。

希波克拉底因研究人体，奠定了医学的基础。就像德漠克利特和修昔底德之考察物理和政治现象不带宗教和哲学成见一样，科斯岛的希波克拉底研究人体也不受任何成见的支配，从而奠定了医学的基础。他是约公元前460—前400年的人，在传世的以他名字命名的希波克拉底文集中，有少数几篇从观点和风格看可认为是属于他在世时期的作品，其中有一篇名叫《神圣的疾病》，是谈癫痫症的论文，包括如下一段话："这种病，据我看来，和其他疾病相比并无丝毫神圣之处，它和其他疾病同样性质，也属同样起因。

它同样是可以治疗的，并不比别的病更难治……只要患者还未中毒到难以医治的程度就行。他的病因，像其他疾病一样，在于遗传……它的病根则在头脑之中，就像所有最严重的疾病一样。"这种摆脱了宗教和哲学成见的疾病观，和克尼都斯医学派的精于观察和科斯学派的重视预测相结合，就有可能在了解疾病的性质、起因和疗法方面取得相当大的进展。

在这个时期，几何、数学、天文学方面也取得重大发展。毕达哥拉斯和他的门徒在这方面起了奠基的作用，他们研究了平行线的性质，运用几何面积表现数学的加减法，发展了一种数的理论，详究了一些立方体，接近了"2"的平方根。德谟克利特这个"原子论"的集大成者，开创了立体几何学的研究，成功地计算了三角锥体和圆锥体的体积。他的"大年"可能把太阴年和太阳年结合成一体，而在自然地理方面他主张地面并非圆形而是一个长度约及宽度一倍半的椭圆形。

在这方面最有影响的是和苏格拉底同时的奇奥斯人希波克拉底，他一生大部分时间在雅典度过。他的《元素之书》总结了并大大推动了几何学的研究，特别是有关圆形的问题。他得出结论说，圆形是与和它同直径的正方形彼此相等，并探讨了方形的圆积法。智者、伊利斯的希庇亚斯发现了运用矩形求边弧以三等分角的方法，另一个与苏格拉底同时的昔兰尼人提奥多汝斯则用几何方法证明了3、5、7以至17的平方根的不合理性。虽然这些数学家和几何学家的理论对建筑师和勘测师有所贡献，他们在公众眼中却仍是那些探讨超自然事物的"玄学家"，就像《云》中的苏格拉底一样。

除了以"不敬神"罪迫害阿那克萨戈拉斯而外（此事发生时间犹无定论），民主政治和理性主义发生冲突的危险已由于伯里克利的天才领导而得以避免。在公元前430年，他实事求是地夸耀雅典人热爱智慧，容忍别人的观点，遵守民主的法律。这种可喜的局面得力于他身兼民主政治领导和理性主义旗手的角色，也得力于他的使公民享有繁荣与自信的政策的成功。在他死后，民主政治和理性主义之间的裂罅出现了，并随着局势的恶化而日益扩大，直到两方终于水火不相容。这种使双方都深受其害的敌对情绪植根于当时的宗教信仰和教育条件。

摩擦点并不在于遵守城邦宗教的问题上。甚至像普罗塔戈拉斯这样的不可知论者也赞同按例向雅典娜交费献礼。在战争期间城邦宗教大为兴旺。一个奉祀雅典娜尼克（胜利女神）的爱奥尼亚柱式的秀美的小神庙，在公元前427—前424年修建于卫城上，在该世纪末年又为它安装了一道雕刻极美的石栏杆。在卫城山丘下面，尼西亚斯在靠近迪奥尼修斯剧场的地方又建了一个迪奥尼修斯小神庙，并在那里竖立了一尊黄金象牙的神像。在赫伏斯图神庙中，阿尔卡美涅斯制作了雅典娜和赫伏斯托斯的青铜像，时间是在尼西亚斯和约时期。

战争年代的主要建筑则是卫城上的伊利其特庙，虽然工程在西西里远征时一度停顿，它仍在公元前406—前405年完工。这神庙的地基图案为了要适应崎岖的地势而分为两个高低不同的平面，其宏伟的效果因此不如卫城的门厅。但另一方面它却具有爱奥尼亚传统的许多优美秀雅的特点：大理石的门框雕刻极为精美，女像柱的细部很是秀丽悦人。在海外，尼西亚斯在提洛于公元前417年奉献了一座多利亚柱式的阿波罗神庙。在这一大批卓越的神像、神庙和类似伊利其特的金灯这样的工艺品上花的工夫和技巧，雄辩地证明了在战时雅典人信神的虔诚。

家庭宗教却受到了损害。几百年来，它的祭祀都是在村社的神祠中举行的，但自从农村人口被迁移到城市以避敌军以后，这些祭祀也就长期停止了。它的影响非常严重，因为一般的雅典人主要是从这方面的私人宗教中获得心神的平安，它所起的作用远超过埃琉西斯的秘仪和奥尔菲斯祭礼。家庭的传统，例如尊重双亲和信守婚约等，也同样地被削弱了。

家庭份地，在以前是不能转让的，现在也在经济需要的压力下拿到市场上买卖了。年青一代的道德标准由于瘟疫、革命、和长期战争的苦难而受到动摇、震撼。在这一点上新的学问也起了破坏性影响，因为它也怀疑传统的信条。欧里庇得斯的一个角色就曾说过："想出这些条条的人真不知羞耻。"这样的思想，在一个上层阶级生活放荡并习惯于和非雅典人的妓女厮混的城市里传播得很普遍，威胁到传统的道德风范，引起民愤特别是雅典妇女们的憎恶。

宗教信仰的第三个层次，也就是通常所谓的"迷信"，不大容易确知其究竟。它的表面形式是信神谕、占卜和兆应，例如日月食和怪异事物、星象或禽兽内脏的神示等。它的内在力量是由于害怕冒犯那些不可见、不可知的幽神暗鬼，它们在灾难时期最容易出现，这种害怕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怯祓"（Miasma），即担心由于某一渎神行为而使全城不洁和受灾。

一直要等到渎神者献过牺牲祓除不洁以后全城才得安宁，索福克勒斯有关俄狄浦斯的那套著名悲剧就说的是这么一次"怯祓"的灾难，它使当地人遭受一年之久的瘟疫，在传为安替芬所作的《四人对话》中也提到这种信仰在当时还是很流行的。

具有同样原始性质的外来宗教，例如马其顿的迪奥尼修斯祭仪（戏剧性地表现为酒神祭［Bacchae］），或者对色雷斯女神本迪斯和科吉多的淫猥的崇拜，是由奴隶和外邦人带进来的，这时也在公民中赢得不少信徒。对于这一层次的信仰，理性主义者是毫不妥协的。

对理性主义者说来，太阳不过是一个比伯罗奔尼撒大一点儿的火球，月亮不过是有山有谷的陆地，但对迷信者说来，日月却是神的眼睛，它的闭合就使叙拉库斯军队在那关键的月份惨遭失败。在理性主义者看来，独角的羊说明它头脑有病，但对迷信者说来，它的畸形却暗示着一位政治家的倒台。在理性主义者眼中，疾病是可以解释的生理现象，在迷信者眼中疾病却是天神所降，正如一个城邦受灾受难是由于还未祓除的渎神之罪仍在作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