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文集》是一本由胡适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布面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180.00，页数：782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胡适文集》精选点评：

　　●为了做政治课pre迅速的翻了三五两册。那个年代一个人怎么可以干那么多大事呢？是不是因为没有那么多可玩物丧志的东西？

　　●民国人物最欣赏的一位。抽出他的书信集，随意翻到一页，竟也能读得津津有味。

　　●沒有收入英文著述，印字為簡體橫排等等皆為遺憾，但瑕不掩瑜，在中國與台灣眾多適之先生的出版物中，此集已屬佳品。

　　●常读常新终生受用

　　●基本通翻了一遍，部分篇目精读数遍，这个五星打给胡适，也打给我自己。以此套书作为2019年的开始吧。

　　●挑着读的kindle版本的《胡适谈哲学与人生》，很多内容现在读来，依然很感染人，很有教育意义！这就是大师的力量。

　　●读了其中的一本，里面很多思想很受用，比如做学问做人四字：勤，谨，和，缓。学生走进社会，不能全蹦着钱去，要有一两个自己的爱好，要有一两个自己想知道答案的问题。

　　●已经看过，没感觉

　　●写得好棒，900多页，读完了，好多地方都是暂时速速过一遍，整体是比较难啃的一本书

　　●2019年寒假图书馆借书。选读了其中几篇，《文学改良刍议》还是重头戏。最近对于胡适越来越感兴趣，希望有时间读完全集。

　　《胡适文集》读后感(一)：当前最佳的版本

　　这套书价格确实有点高，不过当十二本厚厚的书放到我面前时，内心还是由衷的觉得：值啦！书的装帧与编选都很不错，总其事者乃是北大的欧阳哲生教授，单就这一点来看它的质量就算有保证了。至于胡适的为人与思想，更不用我多讲了。此书五折时，还是可以入手的。

　　《胡适文集》读后感(二)：《逼上梁山》：诤友的重要性

　　我喜欢民国，是因为我觉得民国时期的很多精神是当下所缺的，在我读完胡适先生的《逼上梁山》后，更觉得民国时期的文人才是真文人，除有真学问外，还各有各的个性，不似今天的专家学者教授虚假论文满天飞外，且千人一面，毫无生气可言。（从最近的梁莹事件可知一二。） 《逼上梁山》一文是胡适先生《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的一篇附文，讲述了他与自己的好友针对新文学、白话与文言等问题如何据理力争的事实，文章不长，却足见新文化运动的一斑，也可以让我们了解胡适个人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思想变化与其作出的贡献。 当时针对新文学的争论中，有一重大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就是关于白话与文言的问题。在胡适、陈独秀等激进派看来，中国要想有活的新文学，就必须全面抛弃死的文言，而采用白话文；而在另一些较为保守的文人学者如梅光迪（觐庄）、任鸿隽（叔永）看来，觉得小说戏曲应用白话，可是诗文一块还是要固守文言才是。 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胡适无法说服梅、任诸君，诸君也无法说服胡适。于是，胡适就被“逼上梁山”，决定开始用白话作诗，用结果来证明白话是可以作诗的，这才有了胡适的《尝试集》，也才有了《文学改良刍议》。所谓“尝试”，其实就是一种实验罢了。 在这里，我看到了诤友的重要性。“诤友”二字，原意是是敢于直言规劝的朋友，可我认为，这个词语还可以延伸一下，视同为“敢于据理力争的朋友”。做学术的人，一定要有几个这样的诤友，他们跟自己有不同意见，并固守己见，双方都为了自己认为的真理而不屈不挠，据理力争。这样才不会让自己觉得自己的观点无比正确，从而愈发沾沾自喜，故步自封。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梅、任等人的咄咄逼人，胡适也不会被“逼上梁山”，后来的文学革命何去何从，就不得而知了，至少我们现在就看不到胡适的《尝试集》了，文学革命可就大失光彩。所谓“真理越辩越明”，也许就体现在“诤友”二字上了。这让我想起庄子与惠子，毕竟在我的观念里，先秦时期和民国时期有太多相似之处。 孟子曾说自己不好辩论，而是不得已不得不与人辩论。但我素喜与人辩论，可生活中我却找不到一二好友就我感兴趣的问题来进行辩论，我多么希望也能享受一下孟子所谓的“不得已”，所以我越发喜欢民国时期的文人和他们之间的那种朋友关系，实是心向往之，奈何身不能至哉！　　

　　《胡适文集》读后感(三)：北大新版《胡适文集》

　　北京大学新出版的胡适文集应该是目前胡适作品整理本子中最优的。

　　我觉得新版的文集具有几个特色：

　　1、胡适作品收集全面

　　《胡适文集》在选取胡适作品方面体例是很好的，文集不同于选集，

　　如目录所见，基本选取了胡适的重要作品。至于如陈平原先生觉得应增选

　　《胡适留学日记》，我觉得却是必要。《胡适留学日记》目前还没有单行

　　的比较好的本子，而《胡适日记全编》（或《胡适日记全集》）又部头太

　　大，所以《留学日记》编入文集那就再好不过了。

　　2、作品整理方面较好。

　　作为文集，进行具体的、必要的整理是有价值的。这部文集对编

　　入作品做了版本源流方面的说明，选取得当，远胜于《胡适全集》。

　　更重要的是，如“胡适演讲集”的编纂，著名时间、地点等，又有必要的

　　注释，确实很有益处。

　　3、编纂体例较佳。

　　查看《文集》的编纂目录，可见编纂的体例还是很不错的。尤其

　　是相比于《胡适全集》，远胜于它。“胡适演讲集”、“胡适时论集”的编

　　辑就是绝佳的证明。

　　4、编辑比较全面、便于利用。

　　如《人权论集》，不是胡适一个人的作品，为方便读者，全文收

　　入，对于研究胡适思想是很有帮助的。

　　最后说一下对胡适先生作品整理的期望：

　　1、北大版胡适文集起了很好的作用，整理胡适的作品要“步步为

　　营”，从胡适生前自己编订的作品再到作品的汇编，再到补遗，才能逐

　　步清晰地整理出完备的《胡适全集》，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出

　　现全集的编年或是分类整理，所以在这里应该对《胡适全集》的编纂

　　抱有批评。

　　2、《胡适文集》之外，胡适的作品还有“日记”、“书信”（中英

　　文）、“译文”、“水经注研究”、“英文著述”等，如何整理，编辑，都是

　　出版者要仔细考量的。我认为首先应尊重作者自身的编订设计，再考

　　虑其他。

　　3、胡适的日记已经有曹伯言整理的《胡适日记全集》问世，编纂

　　上是很不错的。不过我认为将来要编纂更加的《胡适全集》，应把胡

　　适自己编订出版的，如《胡适留学日记》单独成册，而其他日记再做

　　编年汇编。顾颉刚全集的单行本与钱穆先生全集的单本发行，让读者

　　可以有所选择，不仅仅是分期购买的问题，更是阅读研究胡适思想不

　　断深入的过程。

　　4、胡适的书信在整理上期望北大应该出版全面的“往来书信”，已

　　收入《文存》的书信，在书信全编里可以存目。而其他作品如水经注

　　的研究，需不需要进行全面整理校注后存入全集，或是编纂成一部

　　《胡适<水经注>校注》更好不是吗？等等编纂的问题不仅仅考验着出

　　版者、编纂者对于出版方面的经验，更考验着出版者、编纂者对于学

　　术思想传承的责任与态度。

　　总之，北大新版《胡适文集》值得打全五分力荐。

　　（《胡适文集》具体装帧请参考我的相册照片）

　　《胡适文集》读后感(四)：东汉有佛的称谓么？胡适与陈垣的一次小论争

　　胡适和陈垣的这次论争见于文存四集卷二。起端是胡适《陶弘景的<真诰>考》，发现道教《真诰》一书里有很多内容抄袭自佛教传入中国的早期经典《四十二章经》，进而由现存《四十二章经》是否为后汉（东汉）译本的考证引出东汉是否已经有佛这一称谓的争论。 陈垣是反方，他给胡适的第一封信提出两个论据，第一，史书中的襄楷上书、永平诏令，所用的称谓都是浮屠而不说佛。第二，范蔚宗在《后汉书·西域传论》里说“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说明范蔚宗在南朝时候为写《后汉书》所搜集的后汉史料中应该没有佛这一名称。由此他认为，东汉时候还只有浮屠或浮图，而没有佛的名称。 胡适是正方，他接陈垣信后作《<四十二章经>考》一文，提出三点理由，第一，现存的后汉、三国的译经没有一部不是称佛的，难道这些经典全都是假冒年代又或者是经过了后世佛教徒改正 一律标准化了吗？胡适认为不太可能。第二，汉末的《牟子理惑论》里也称佛。第三，袁宏《后汉纪》中提到有“本传曰”一段，其中用到了佛道的称谓。胡适认为这个本传指的是《东观记·西域传》，而《东观记》是东汉人所作。 至于《后汉书·西域传论》中的话，胡适认为范蔚宗是说两汉方志里没有记载佛道“精文善法导达之功”，而不是没有记载佛这一名称。 由此引出陈垣的第二封来信 双方的第二轮交锋。 陈垣将史书记载作为最牢靠的论据。他提出，一，如第一封信中论据一所说，后汉诏令奏议都用浮屠不用佛；二，《魏略》天竺国一段八用浮屠未尝一用佛。到三国末年晋初的陈寿开始以佛图与佛两种称呼参用，到袁宏才纯用佛。 由此他总结出以下标准， 一，后汉到魏中叶，纯用浮屠。 二，三国末到晋初，浮屠与佛参用。 三，东晋至宋，纯用佛。 接下来陈垣开始进攻胡适的三点理由。针对第一和第二点，他根据自己所得出的三个标准判定称佛而不称浮屠的现存汉译诸经及《牟子》一书都不是真正后汉时候的作品，“均在被告之列。在其本身讼事未了以前，没有为人作证的资格”。 针对第三点，陈垣指出《后汉纪》所说的本传其实是司马彪的《续汉书·西域传》，胡适完全搞错了。司马彪是晋人，自然不能为后汉做证明了。 胡适的回信中，承认本传问题是自己搞错。但随即从两方面对陈垣发起反攻。 第一个方面，是否能够仅仅由几种重要史书中的用词推导出佛教称谓演进的三条标准。 胡适提出，第一，一个名词的成立必有一个渐进过程，三国末至晋初是一个极短时期，陈垣将佛这一称号的出现严格限定在这一时期从而得出前两条标准的根据不足。第二，《魏略》作者鱼豢与陈寿、司马彪基本同时代，鱼书不说佛而后二人参用浮屠与佛，可见名词的使用有时候是出于作者个人嗜好，未必就能够代表整个时代。胡适并且进一步提出，陈垣三条标准建构其上的这些史料，均来自于佛教之外的史家，他们所能代表的或许只是当时教外一般人众对于佛教的称呼，而不能代表教内佛教信徒的称呼。正如几百年之后非佛教徒的韩愈《送浮屠文畅师序》七称浮屠不一称佛，不能代表唐朝没有佛这一称谓。 第二个方面，这三条标准能否被用来判定汉译诸经与《牟子》的真伪。 胡适提出，在这三条标准去判定别人真伪之前，首先要证明自己的真实性；而这三条标准真实性最大的拦路虎恰恰就是用佛而不用浮屠的现存汉译诸经与《牟子》。如果不能证明汉译诸经与《牟子》的假，就不能证明三条标准的真，不能证明三条标准的真，就不能应用这三条标准去判定别人的真伪。在这一问题中，三条标准和汉译诸经与《牟子》是相互牵制的关系，真伪都有待论证，严格来说都是被告而没有作为证人的资格。陈垣用“待证的标准”来否定汉译诸经与《牟子》，是犯了“丐词”的方法论错误。 文存中二人就此问题讨论至此告一段落，不知道后续还有什么发展。仅就这一部分来说，二人的论争还是很精彩的。 陈垣的第二封信尤其给人狮子搏兔的感觉，显出历史大家的狠辣手段。先严谨地从史料中总结出一般标准，再用这一标准把胡适两项最重要论据一举由证人席扫到被告席。而第三项更是指出胡适的一个硬伤，让旁观者对胡的学问根底产生怀疑。 这种看似必败的情形下，胡适却依靠了严谨的论证逻辑死中求生，尤其是通过方法论的讨论把自己的两项重要依据又捞了回来 与陈垣的三条标准形成相互牵制的关系、放到了同一信用的程度上，非常精彩。 最后两人看似平手，但仔细考量，陈垣还是要占一些优势。他立论所依据的诸种史书相对来说在历史上传布更广泛、流传次序更清晰，而作者、传承者与佛教的关系相对中立，因此其中内容遭到窜改可能性更小。而胡适的核心论据即汉译诸经与《牟子》，相对来说就不那么可靠，如同后文中胡适考证《六祖坛经》所指出的，往往遭到后来者有意无意的改窜，而由于流传范围相对狭窄、数量有限，要考订出这些改窜也更困难。严格来说其信用度是不能与几种重要史书等量齐观的。陈垣订立三条标准的出发点是有道理的。 但胡适的论证也涉及到了一个挺关键的问题，即在史料缺乏的情况下 仅仅依靠考据的手段能达到何种确定性。在这个争论的最后，其实双方面对的材料都是一样的，即第一，现存的诸种史书记载后汉用浮屠不用佛，第二，汉译诸经与《牟子》用佛。问题是应该如何解释这些材料。陈垣的故事是史书记载是真的，而诸经与《牟子》或者是伪托后汉、或者是经过后来的佛教徒的改窜。胡适的故事或者至少是他认为同样可能的一个故事是，汉译诸经与《牟子》是真的，它们与诸种史书记载的不同是后汉佛教徒内部与外部人众同时存在的不同称谓的反映。这两个故事哪个是真的？凭借这些有限的证据只能说它们都有可能是真的，陈垣的故事真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但胡适故事的也有很大真的可能。 如果是在一个留下材料更丰富的时代，如果我们能找到其他材料来确实支持或者否定其中一方，就能够给这一问题一个确定和圆满的解答。但在目下这一情形下，只能说逻辑和常理之上的考据是有边界的，它无法越出给予它的材料的限定，因而最终的结论可能也只是哪种可能性大那么一点。

　　《胡适文集》读后感(五)：与远流版作品集差异比较之《四十自述》

　　本套文集与远流版胡适作品集有很大的重合，当然也有差异，已经发在讨论里的差异此处不赘，仅指出我刚刚发现的不同之处或者本文集没有的篇章。

　　以上四十自述目录

　　以上是四十自述的后记

　　以上是四十自述的胡适简易年表

　　以上钝夫年谱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