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响》是一本由李辉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00，页数：18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绝响》精选点评：

　　●2019051。速读。解冻之初，有的人迷茫，有的人激越，有的人还在彳亍，有的人已大步向前。

　　●“许多文化老人,从“五四”走来,从三十年代走来,又与我们一同走进八十年代。然后,他们中的许多人,渐行渐远,身影消失,不可能加入到集体回忆的行列。可是,八十年代的记忆描述中,怎能没有他们。”（李辉） 李辉的笔，追住了渐行渐远的身影。

　　●对80年代文坛的恩怨和掌故娓娓道来，上承民国的文人交往故事。尤其序是孙绍振写的，果然不错！

　　●八十年代，不管怎么说，都是好的。那里总是充满故事，可以让人回味，可以叫人不遗忘。现在一切都快，即使汹涌如海的信息量，即使日益繁多的新工具，这个年代难以有那么多感人至深的事与人来被日后记叙。

　　●李辉先生做的事情，写的文章不仅仅对文坛有意义的。

　　●史料丰富，当文坛八卦看的，各种掐架。特别丁玲和沈从文那一段儿，虽然作者表面上写得很中立，我觉得其实丁玲成功被他黑到了。以前没读过这类型的书，不知道是不是都这样，作者的文笔实在是有些平淡无味。

　　●这是作者八十年代采访萧乾，巴金，曹禺，丁玲的记录，但写得颇含蓄抒情，一瞥足矣。

　　●本身对80年代有无限的留恋和回忆，看过《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访谈录》，恰好从读库张立宪的微博里知道了这本书，然后买来一口气读完，对80年代文坛有了一些更深入的了解。提到了很多当年很流行但现在已经忘了的作家，比如张新欣，陆星儿，把人一下拉回那个文艺复兴的黄金年代。对丁玲的描述符合预期，总觉得作家应该用作品说话，然而这位貌似中国文坛女神级的人物真的没有什么能传世的像样作品。很可惜曹禺，当年的一个才子，如果没有历次运动，恐怕能成为中国的莎士比亚。佩服GCD改造人的本领，真的很强。没想到萧乾年轻时居然有那么辉煌多彩的经历，将来一定要找他的书来读一读。看得出作者很用功，是踏实做文章的人，只是读起来感觉更像报告文学，可能是记者出身的缘故。同时还买了他的《雨滴在卡夫卡墓碑上》，刚刚开始看

　　●补记。

　　●李记者学术之路。。

　　《绝响》读后感(一)：文人江湖

　　李辉，1956年出生于湖北随州，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现任《人民日报》文艺部担任编辑。 本书是他记录他毕业后在《北京晚报》担任文艺记者时有过交集的师长，文坛人物，如巴金，曹禺，艾青，丁玲，萧乾，胡风等。就是十年结束后的一些人事儿吧。 说到这里，我查了一下，中国并没有关于那十年专门的一个博物馆，也是怪事吧。 说回书里，里面主要就是写文人之间的交往嘛，有相互欣赏鼓励，当然也有文人相轻。如比丁玲和周扬，沈从文。丁玲和周扬一辈子互相看不上，和沈从文呢，她十年结束了写文章讽刺沈，实际上沈和她以前关系好的不行。但是作为普通百姓呢，这些人百年过后，能被记住的还是作品。就说这三个人吧，叫我说，周扬最次，周扬那是有点儿文人骨头软的意思，但是实际上他是这三个人里面混的最好的，那是中国文联主席，中宣部副部长，可是有几个人知道呢？我百度他，直接跳出来的还是问我百度的是不是周扬青呢；丁玲，也是政治人物左的不行，一辈子也要做那个出头的，我看遭的大部分罪都是她性格问题，但是人家好在有个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沈从文，那是入围两次诺奖的作家，边城，多好的小说。后来不写小说了，人家躲在故宫捣鼓出部《中国古代服装史》，再加上和张兆和的爱情，想忽略他都难。

　　《绝响》读后感(二)：作者笔下文人那些事儿

　　李辉，1956年出生于湖北随州，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现任《人民日报》文艺部担任编辑。 本书是他记录他毕业后在《北京晚报》担任文艺记者时有过交集的师长，文坛人物，如巴金，曹禺，艾青，丁玲，萧乾，胡风等。就是文革结束后的一些人事儿吧。 说到这里，我查了一下，中国并没有关于那十年专门的一个博物馆，也是怪事吧。 说回书里，里面主要就是写文人之间的交往嘛，有相互欣赏鼓励，当然也有文人相轻。如比丁玲和周扬，沈从文。丁玲和周扬一辈子互相看不上，和沈从文呢，她文革结束了写文章讽刺沈，实际上沈和她以前关系好的不行。但是作为普通百姓呢，这些人百年过后，能被记住的还是作品。就说这三个人吧，叫我说，周扬最次，周扬那是有点儿文人骨头软的意思，但是实际上他是这三个人里面混的最好的，那是中国文联主席，中宣部副部长，可是有几个人知道呢？我百度他，直接跳出来的还是问我百度的是不是周扬青呢；丁玲，也是政治人物左的不行，一辈子也要做那个出头的，我看遭的大部分罪都是她性格问题，但是人家好在有个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沈从文，那是入围两次诺奖的作家，边城，多好的小说。后来政治迫害不写小说了，人家躲在故宫捣鼓出部《中国古代服装史》，再加上和张兆和的爱情，想忽略他都难。

　　《绝响》读后感(三)：读来倾心又放心

　　李辉肚子里的故事太多了，八十年代的故事，八十年代文坛故事，胡风、丁玲、萧乾、周扬、沈从文们的故事。我喜欢这些故事，所以读他新著《绝响：八十年代亲历记》，感觉大块朵颐，倾心而放心。

　　这几年不少回忆八十年代的新书。写书多是作家们的事，所以关于八十年代文坛的书又最多。放眼这些回忆作品，两类偏多：一是个人回忆录式，仿佛画个人肖像，写的是一己个体的经历；二是隔山打牛总结式，虽然写了人物群像，要总结的架式，可因为大多人事并非亲历，道听途说或者转述转引，所以人物形象往往呈现碎片化。即使偶尔相对完整，也往往有形象失真之嫌。怎么办呢？只好事不够，论来凑。还是拿画人物来比，人物本身细节掌握不够，只好靠渲染氛围之类的手段弥补。

　　李辉不同，绘制八十年代文坛群像，他是最合适的人选。他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复旦大学的毕业生，和亲历那段历史的同龄人比，在文化知识和相关背景方面有良好准备；八十年代初一毕业，即到《北京晚报》做文化记者，有条件接触一线作家，甚至成为挚交；后来调任《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得以在更广阔的背景下，继续深度挖掘一手宝贵资料。

　　以上说的这几条，还都只是外在条件，更关键在于他的内在条件——读大学时起，他就和同窗好友陈思和一起做专业的巴金研究，打下扎实理论研究基本功。后因工作需要，常写报道、散文，又练就感性生动的好文笔。他勤奋，从他迄今为止几十本著作中能清楚地看到，几十年来他采访不辍、笔耕不辍。他和那一代文坛老人交往之密集，极少有人能出其右，但他并不是毫无计划、盲目、猎奇性地交往、采访、写作，他一直有明确的专题，先巴金，后胡风，再丁玲……时间一长，你发现他从一个个点出发，融会贯通了一整代文化老人。以他几十年亲历，按说已有足够资本写，但他不满足于此，泡图书馆，坐冷板凳，始终未曾稍停……

　　总之我想说的是，李辉是学者，是作家，是记者，而且他用传记写作以及带有传记性质的散文写作，把这几个工种贯穿。他是罕见的各方面本领极为均衡的人。这样的人来写八十年代，既有广度，又有深度。

　　书名叫《绝响》，这两个字太贴切了。那十年的文坛种种故事，恐怕要说空前绝后。1979年底第四次文代会召开，流放全国各地的作家们大聚会。我本人有幸亲历了当时的边边角角场面，如今回想，真是奇异甚至诡异的一场盛宴，无数悲欢离合、恩恩怨怨，好像霎时化为轻烟，人人都沉浸在“解放”的巨大欣喜之中，可冷静观察那份欣喜，其实不无变态。激动忘情总是暂时的，欢歌笑语完毕，一个个棋子儿似的作家们结束漂泊，一个萝卜一个坑地安顿好。时间一长，恩怨再起，新账老账眉毛胡子一把抓，风波不断。萧乾想起叶君健当年对他的揭发批判与中伤，数次意欲申诉，多亏巴金反复劝诫方才作罢；丁玲突然不点名地公开批评老朋友沈从文，后来竞发展到老死不相见；而围绕着名噪一时的《中国》杂志创刊，更多的人事矛盾浮现到桌面……纷纷扰扰到了1984年底，第五次文代会召开，文艺界有点像大换血，到了个新旧交替的节点，新秩序开始露头，年轻作家喷涌而出，又是一场新繁荣……可惜好景不长，到八十年代最后一年，戛然而止。1989年之后的文坛，似乎失去了一直罩在头顶的光环，跌落人间，从此柴米油盐，过上普通人家的正常日子。

　　这些时代的律动，你都可以从李辉这本《绝响：八十年代亲历记》书中，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李辉讲故事，有诗人一般激情的外表，骨子里又有史家一般冷静客观。比如他从丁玲一件红毛衣写起，把几个人的几十年恩怨写得回肠荡气；但文中每一个史实，甚至当事人的每一句，又都严格考证，缜密可信。所以我说读着既倾心又放心。

　　《绝响》读后感(四)：八十年代的经历之痛、思想之疼

　　——读李辉《绝响：八十年代亲历记》

　　韩浩月

　　作为一名70后，我对80年代的印象，主要由武侠言情小说、日本电视剧、香港武打片和流行音乐的西北风等构成，等到成年后想要寻找那个年代的思想巨人，发现已经与他们有了隔阂。

　　好在，在拉近代际距离方面，总不乏引荐者，文化学者李辉就是辛勤的一位，他曾出版《萧乾传》、《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沈从文与丁玲》等诸多著作，把有关诸多文化老人的历史记忆以及他们的生活形象，忠实记录了下来。

　　《绝响：八十年代亲历记》是李辉的一部新作，和以往著作不同，这本新书没有以人物或事件为主线进行叙述，而是用“八十年代”命名，讲述了八十年代的社会和文化气氛，书中收录的人物如卢新华、萧乾、贾植芳、胡风、曹禺等，也成为年代洪流中的小船，生存之颠簸和精神之动荡，足以那个年代的惊心动魄。

　　李辉几乎所有的著作中都带有在场感，有许多历史性事件，他是参与者或近距离观察者，而对一些于他而言都是历史的事件，他也能够做到穿越时光阻隔，带领读者感受到亲眼目睹般的真实感。这得益于他对报刊出版物、书信手札等文史资料的使用，这其中，又有许多是与他本人有关的资料，所以，他的书总是比同类著作多一些人间烟火。

　　《绝响》这本书，突出了作者记录历史人物和事件的“亲历”成分。所谓“亲历”，即当下很流行的“面见新闻当事人”的新闻理念，但李辉的“亲历”远不止这是，他走进了当事人的生活当中，成为了他们生活中的朋友，思想上的交流对象，于是，这样的“亲历”又多了些审视、判断和只有近距离才能得到的准确评点。

　　我读《绝响》，觉得最有趣的部分是牵扯到当事人书信往来的那部分内容。八十年代是由书信交织起来的一个年代，李辉这样记录贾植芳的书信生活，“入狱多年，一旦获得公民身份，贾先生就像没有受过挫折和磨难一样恢复旧时习惯，他又营造起自己最自由的私人空间。”

　　这个“最自由的私人空间”，即是和朋友之间的通信，80年代的文化老人，有不少在此前的文化大革命中因为私人通信而遭受陷害，可一旦时代走上正轨，社会政治变得清明，便忍不住想要借书信来表达情感、交流观点。根据《绝响》中的记录，许多书信在经过双方通信人同意之后，是可以公开发表在报刊上的，现今已经很少有这样的事情了，当然，现在写信的人也多转移到互联网上，同时更注重通信的隐私性，不愿公开发表信件内容了。

　　李辉在书中感慨，不知道这些文化老人如果活在一个由博客、微博、微信构成的社交媒体时代，他们还会不会在新媒体上写作，究竟会写点什么。但就书中披露的内容看，风格是完全不适应于现在的媒体平台的。我喜欢这些书信，它们袒露了书写者的灵魂，是真正的心灵回音，比如曹禺在致巴金的信里这样写道，“一个人表起态来，可以有七十二变化。但梦中，却似被金箍棒打醒，真面目出现，我常因此十分讨厌我自己！”类似的声音，回档在文化老人们相互的通信里，这是伤痕被触动后的内心呼喊，是一个年代的疼痛。

　　除了经历之痛、思想之疼，这些书信也不乏生活温情的内容，“有事的话，请来信”，高行健在写给巴金的信里这样写到，“我们全家都惦记你，时常谈到你”，贾植芳在给李辉的信中这样写到，“你可以慢慢来，不用急”，巴金在给曹禺的信里这样写到……我喜欢书信里这里平常到不能再平常的句子，喜欢是因为体会到了句子背后所蕴藏的深沉情感，那是一种历经苦难沧桑却依然对人与人之间保持信任和依赖的珍贵情感，这种情感成了一个年代的保鲜剂，不至于让刚从悲剧中苏醒的人们内心彻底锈蚀。

　　读完《绝响》，很想提笔给某人写一封信，但这些信写什么内容、写给谁，都成了问题。现在回望80年代，已经遥远的听不到回声，还好曾经有那样的人、这样的书存在，让八十年代永远被铭记、缅怀。

　　《绝响》读后感(五)：时代漩涡中的文苑纠葛

　　李辉写身处八十年代的文化老人身影，好处是并非从史料到史料的爬梳辨析，而是自己即参与其间，作为记者、编辑及后学者追从那一个时代、那一些文坛耆宿，见证着历史的荧光、现实的纠葛，成就《绝响：八十年代亲历记》一书。由于有着亲历的切近，作者把握及书写自风雨如晦中走至新时期的老人们之行止与心态，就有了婉曲的体贴与同情的理解，不再是无体温的历史存在，也给予我们走进上一时代的契机，与见识人事迷雾后的多种可能性。

　　对于人的多元及人性的复杂，丁玲是极佳的审视样本。早期的才华惊人的女作家，到投奔延安的“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整风时期的受批判者，直至“丁陈反革命集团”的魁首，丁玲经历了太多的时代风雨。在北大荒忍受苦难二十多年，动乱结束后重新回到阔别已久的文坛，备受大家的期待，希望她能在反思潮流中发出自己的新声。但令人意外的是，当年的右派却义无反顾地“向左走”，频频对新时期文学有批评之辞，于昔时使她蒙难的文艺观持维护与坚持的姿态。这其中的缘由，自然有理想、信仰等大的因素，但与周扬的恩怨亦脱不了干系。李辉说，“两人之间的历史积怨与现实地位的差异，是否有可能更直接地、更内在地导致晚年丁玲，毅然决然地站在了依旧与周扬相对峙的位置。在一个新的时代此起彼伏的潮流涌动中，人们将一再听到他们之间发出的相异甚至相斥的声音，两个人的晚年形象也由此而完成了自我塑造，定格在八十年代的文化场景中”。而丁玲未公开挑战周扬，却将矛头指向沈从文，表面不可思议，其实与她这一时期的思路若合符节，受伤害的当事人沈从文看得极清楚，“可料想不到，为了恢复她的‘天下第一’的地位，却别出心裁，用老朋友来‘开刀祭旗’，似乎以为如此一来，我就真正成了‘市侩’，就再无别的人提出不同意见”。这一事件导致两人的关系破裂，沈从文柔弱可欺，但施加者丁玲又何尝获得什么？她缓解历史隐痛的举止，大约只带来新的现实纠葛。而历史的复杂在于，丁玲最后的岁月创办《中国》杂志，积极约请当年的“胡风分子”、“右派分子”，还有新时期的遇罗锦、白桦、北岛、顾城、蔡其矫等，与她曾经的政治表态构成强烈反差，这种矛盾是否说明存在两个“丁玲”：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文学的。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作家的潜在自觉应该占据了丁玲的主要意识。

　　李辉对贾植芳这位恩师的敬重，使他对“胡风冤案”成员们格外关注。新时期到来，落难者纷纷归来，后来在中国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集体亮相，成为一个历史的定格。李辉写作之路的一本重要著作《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即是萌生于此。而遗憾亦是有的，作为记者的李辉，极尽心力地采访与搜集归来者事无巨细的资料，但由于先入为主的感情因素，并未采访与接触周扬等人。从历史的角度而言，这显然是一个缺憾，且无法返回重来了。不过后来他采写并整理出《是是非非说周扬》一书，算是为历史的复杂性做了些许弥补。

　　新时期新锐的崛起与发展，亦闪现着老一辈的身影。李辉跑文化口的新闻，与北京人艺联系极多，接触的如林奕华和高行健，二人联手，开创了中国话剧探索的新路，与曹禺（时任人艺院长）的帮助与支持是分不开的。高行健调入人艺有着曹禺的首肯，而林、高合作的《绝对信号》引起了巨大争议后，曹禺的鼎力支持更是有着“定风波”的作用。从此中，可以看出晚年曹禺的多面性，以及一位天才艺术家的痛苦与纠结。曾经的长年动乱，使曹禺的精神状态陷入极大的困扰与扭曲中，即使阴霾扫去，他仍未挣脱旧日的羁绊，在八十年代的“《苦恋》风波”中，曹禺“跟风特别紧，批判别人用语特别激烈”，引来许多人的不安与关注。但他内心究竟如何，恐与台面上的表态是相异的。如在一次座谈会上谈老友巴金的《随想录》，曹禺忽然说：“与巴金相比，我简直是个混蛋！我简直不是人！”举座皆惊。另如有名的黄永玉来函：“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灵通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你泥溷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像晚上喝了浓茶清醒于混沌之中。”曹禺不以为忤，郑重地将信夹在大相册里，且在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来京时读给他听。庸人的随波逐流与艺术家的真诚，在曹禺身上奇异地混杂，不知是时代的悲剧，还是个人的悲剧？而对林奕华、高行健艺术探索的鲜明呼应，不仅是一种心理的代偿，更是艺术家梦想抑制不住的折射。

　　李辉的友人，八十年代初很出风头的小说家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的发表，为她惹来了不少麻烦。在“清污”运动中，张辛欣的这篇作品首当其冲受到批判，不仅毕业分配没了着落，且躲避出京，而“避风港”就是上海巴金老人的家。巴金对她说，“辛欣呀，你挨整，你别在意，我这一辈子从头就挨批。”巴金收留年轻人，和他新时期写作《随想录》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勇敢地面对时代，说真话，反思过往的一切不堪，让新一代明晓真相。说真话朴实无华，却又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即使揆诸现今，巴金的某些真话仍无法兑现，更无人敢提、愿提。从大处着眼，因此巴金劝萧乾“不要为小事浪费时光”，个人的恩怨不要太过纠缠，要从更高层面尽心历史反思。老友的提醒，使萧乾晚年的创作开创了新局面，“不带地图的人生旅行”，有了长足的发展。

　　八十年代，距今不算遥远，但时时令人有回顾天宝遗事的感喟。而处身其中的文化老人，大约更是况味杂陈，因为他们如层层累积的岩层，新时期的到来并非单片的存在，而是在岁月叠加之上的再谱新曲。这新曲多半无法昂扬，源于太多的磨难陈陈相因。有识者探究此中难言的隐痛，或许可以提示我们曾经存在过的时代，曾经纠结的人与事，以镜鉴我们的今天貌似混若无事下的某些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