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政治的悲剧》是一本由[美] 约翰·米尔斯海默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页数：45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大国政治的悲剧》精选点评：

　　●国际政治必读之书。

　　●米尔斯海默最大的问题在于他的理论是一个静态的点粒子模型，国家是一个要么继续生存要么灭亡的先验实体。附录里阎学通的驳论说到了点上。 翻译总体还行，偶尔有小错

　　●现实主义者的代表之作，与《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堪称双壁。如果书中对前两百年的大国关系分析，我们尚且可以认为是削足适履、后视镜，那么对于作者再版时特意改写第十章，就不能再认为是无稽之谈，因为现实已经证明，也许还将证明。

　　●为了学术追星，从上周四到这周二，以每天100-200页的速度速刷完这本。老先生的书还是很好读的，也不拗口，理论简单清晰。配合他的两个讲座（其实我也就听了Q&A），大概如下：1.多极不稳定，会打架，向两极变，保持均势。均势不在，两极也会向单极变。2.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主要目的是生存。3.主要取决于power，包括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人口等（阎学通：还考虑领导力）4.美国是行现实主义之事，谈自由主义之理念 5.中美现在可做竞争者，中国未来的意识形态输出还是一个问号 6.不怎么考虑国内政治 7.老先生用自己75%25%理论为自己的不准确挽尊，但确实现实主义是真的有市场lol

　　●本来对此类内容书籍从没想过去阅读，大概是觉得讨论国际关系纯靠嘴皮子厉害，比的不过是谁更能扯淡而已，但读了米尔斯海默这本书才发现它逻辑严密、理论自洽、十分雄辩。进攻性现实主义并非能解释一切问题，到论证本身确实有力！不要批评现实主义者搞霸权，因为他们觉得那是在夸他。

　　●可以说是一部法国大革命后的现实主义版国际关系史了。论述周详，有理有据。新添的最后一章专论中国崛起正好挺应景。

　　●有一种读左传的感觉

　　●我不明白这本书作为一本学术著作，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米尔斯海默教授在与阎学通教授的辩论中也说，自己没有考虑中国文化和国内政治因素，仅是将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逻辑运用到当代的问题上去分析，理并现状且预测结果。在我看来，现实主义逻辑上十分具有合理性的，但是米尔斯海默教授的理论却不适用于中国，这不仅仅是道义或者我国现有外交战略的因素导致的。更主要的因素是我国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府，这使我们必然不断进行自我革命，寻找一个内部因素使我国能在历史上长期存在而非昙花一现的方法。虽然对于和平崛起一事上，我也持有悲观态度，但是我至少相信，中国不会主动放弃和平。

　　●确实尽量写得浅显了，不过我历史太差，理论都能大致理解，论证过程只能看个大概。作为入门书很不错，够我翻来覆去再琢磨琢磨了

　　●最后访谈好看

　　《大国政治的悲剧》读后感(一)：简单概括

　　关于中国是否能够和平崛起的讨论，其作为将来时问题，必须以可自洽且符合现实的理论框架为基点对国家行为进行解读和预测。 米氏认为国家行为与国家特性无直接性因果关系，而是由现行国际政治体系即无政府状态，面对"911难题"，生活在自助世界里的国家必然以生存为基本目标，由于各个国家都拥有可直接用于进攻的军事力量，而又无法准确把握他者的意图，作为理性行为体的国家会不断谋求权力最大化。【需要注意的是，米氏以物质能力而非结果为权力下定义，并认为包括海陆空在内的地面力量是其基础，并认为核武器的出现并没有从根本上缓解国家的生存困境，因而并不会使战争从此消失】而可惜的是，由于水体的阻隔，国家所能达到的权力巅峰只能是成为地区霸主而非全球霸主，特别提出霸主不仅将本地区潜在霸主扼杀在摇篮里，在其他地区，它也会想尽一切办法让对方后院着火，参考美苏古巴危机。 进一步，米氏对国际格局进行了分类，认为考虑到权力分配的问题，两极格局必然最稳定，而平衡多极的稳定性介于不平衡多极与两极格局之间。 另外，米氏对国家行为进行了分类总结，归纳出几种国家行为，包括隔岸观火、诱捕、推卸责任等等。 本书框架明晰，案例详实，美中不足在于翻译，有很多地方明显是逐字逐句翻译，句与句间的逻辑让人咬牙切齿。

　　《大国政治的悲剧》读后感(二)：作为理论，它是精致的，这就够了

　　这是第四次看《大国政治的悲剧》，也是第一次看修正版。第一次看此书的时候是刚开始学习国际关系，只觉得米尔斯海默这一观点蛮横而悲观，并不喜爱。第二次看是读硕士时，获知米氏成为人大客座教授，觉得应更细致了解其思想，免得万一碰上讲座，也好更能领会。第三次是为想弄清米氏的一个概念，今年除夕之夜又读一遍。这一次碰上打折，买了修订版回来，又重点读了王义桅教授的前沿和第十章以及附录。首先并不喜欢王教授的前沿，看他翻译时间，那时他刚调到人大，还没成为“一带一路”的研究大潮的“江流儿”，尚全心做着北约和欧洲的研究。他的这个前言的确只能是“代序”，与他的译作关系不大，只是为了说明他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和认知，其核心观点当为“现实主义起自基督教世界的内部循环，终于多元世界的来临”，这种说法值得商榷，理论来自于哲学意义的世界观，多元世界即使促进什么“命运共同体”或者“经济相互依赖”也很难改变物质决定论，现实主义正是源自于硬核的物质决定论，正是这一硬核，自由主义才出现新新融合，往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靠拢，而建构主义其基础更是难以自圆其说，从而到了现在，一片混沌之中。总得说来，王教授的这篇前言的确是他的风格方式，与他的其他著作，或聆听他上课所采取问题探讨模式，极为相似。 米氏的第十章与王教授选择附在其后的与阎学通老师的辩论都是围绕着这几年的一个热点问题有关，即中美是否有可能摆脱“修昔底德陷进”，中国能否和平崛起。恰好今日中美贸易战升级，《新闻联播》中播报了一篇战斗檄文，这倒恰好印证了六年前米氏的预测，贸易战开打，是否这会促使中美进一步向军事对抗演化。以前觉得米氏观点粗暴，但是现在却觉得，作为理论本身而言，米氏的确更为精炼、清晰，这一点和沃尔兹一样，能把自变量和因变量做得很清晰、明了，这一点包括基欧汉、温特在内的学者都是不如两位现实主义者的。修订版新增的第十章很值得一读，其理据和他的理论一样也极为明确、清晰。不论预测如何，其理论建构本身的作用已经达到，预测本身就不是理论的主要功用。米氏用他进攻现实主义的五个假设来预测出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论证地很干净。然后再交给别人来批评。阎学通老师在承认其内核的基础上，似乎只加入进了中、美某些难以归纳的不同之处，来与其辩论，然而这种反驳就显得力度有限。 虽然承认了米氏的进攻现实主义干净利落，但是不可否认的确还是有粗暴一面，这也才给了新古典现实主义更正的空间，但是作为理论本身来说，为了确保准确度，而失去了理论美感，使得理论本身成为了只针对特定事件的庞杂描述，孰是孰非，孰优孰劣，仁者见仁之事了。 不过理论本身的衰落，由宏观向中观理论的发展也因此而成为了不争的事实。

　　《大国政治的悲剧》读后感(三)：值了！

　　2019年10月26日上午，特意参加了武汉大学珞珈讲坛邀请米尔斯海默作的讲座“大妄想：自由主义梦想与国际现实”。虽然该讲座本来是老米为同名新书开的导读，但我和在场的多数米粉一样，是带着市面上能买到的《大国政治的悲剧》去拜听的，并且请他在书上签了名。

　　以现在的眼光看，老米对中美竞争的预言应该是正在应验中。其实奥巴马时期搞亚太再平衡和TPP那一套时就已经露出苗头了。只不过，我们当时没想到，政治上对中国咄咄逼人的奥巴马没开启高烈度冲突，反倒是偏保守的川普选择了贸易领域“开战”。这一点在本书里并没有预言到，所以老米才要写《大妄想》加以检讨吧(笑)。但不管怎么说，经济竞争也是竞争，经济霸权也是霸权，贸易战也是“战”嘛！

　　前面很多豆友分析本书已经分析得很到位了，所以我要换个角度，从《大妄想》的自由主义为什么“失效”来谈。

　　第一，自由主义者追求普世的Liberal Democracy价值、制度，但实践中仍然是建立了一堆民族国家。哪怕是民主体制，也只是受到民族国家体系的约束下的Liberalism。

　　第二，川普代表的近年来的民族主义风潮挖了国际主义自由派的墙脚。搞伊拉克搞利比亚搞叙利亚越搞越糟，现在连盟友的欧洲日本都不放过非要抢蛋糕，弄得美国人自己都有一半不信“普世价值”和“民主和和平论”了，还能怎么办？

　　《大国政治的悲剧》读后感(四)：现实的悲剧抑或人为的悲剧

　　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阅读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自然是别有一番体会。作为一本经典的国际关系研究著作，作者在2019年修订时专门加入了中国能否和平崛起的章节。阅读的时候有两大感受：一是凭着几个概念和众多史料，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论证，迅速成为学界和大众认可的经典，颇为不易；二是抛开意识形态的偏见，清醒冷峻地洞察到大国政治的永恒悲剧和中国崛起的历史大势，实属难得。

　　通读下来，米尔斯海默冠之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观点并不复杂。它的整个框架可谓搭建在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只是个人变成了国家。在这种设定的场景下，国家的最核心利益和欲求首先是生存，占优势的则要更进一步地称霸。既然国家与国家之间很可能处于战争状态，一个国家的实力和意图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某种程度上，实力是无法掩盖的，比如领土大小、人口规模、经济水平、制度优劣等，都是有迹可循。即使像军事力量这种看起来不透明的变量，也是可以通过军队规模、军事技术发展等进行合理评估。如果我们不犯事后孔明的常见毛病，自然不会轻易批评某些崛起中的国家不懂得韬光养晦，仿佛政治家们轻易就犯下各种低级错误（错误地吹捧自己，或错误地低估对手）。无论如何隐藏伪装，大象的身体在林子里还是那么突兀和令人恐惧，何况国际政治的博弈步步惊心，时常退让不得。比如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威廉德国和纳粹德国，受制于地缘环境，多极体系里的其他大国对接壤或邻近的潜在霸主异常敏感，也必须敏感，否则它的生存就会遇到挑战。令我印象深刻的有两个例子：希特勒为什么看起来没有吸取之前的教训，悍然发动对苏联的战争？那是因为他真的避开两面作战，结束西线战争后也差点在东线取得成功；还有二战后期的日本，为什么会愚蠢地攻击美国，硬生生地把美国拖下水进而改变整个战争天平的方向？那是因为美国不让日本有其他的选择。这是我理解的大国政治悲剧的第一层含义：由于先天的地缘政治约束和相对客观的综合实力增强，大部分国家的崛起都会面临各种制衡和打压，国际关系紧张、甚至走向战争也许是当时条件下的理性选择或无奈选择。换言之，在一个零和的无政府环境中，没有国家愿意坐等邻近的潜在霸主崛起却毫无作为，坐以待毙。

　　如果说地缘宿命无法逃避，崛起实力无法掩饰，第二层含义的大国政治悲剧在于对手意图无法确定。米尔斯海默明确提出，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关系里，一个国家无法真正判断继而信任另一个国家的真实意图，何况国家意图还会随着时势变易和领导人更替而发生变化。既然对手意图无法确定，我就只能时刻警惕提防，做好最坏打算，不断加强自身实力，甚至通过军备竞赛、推卸责任、结成同盟等来寻求更大程度的安全感。也正因为对手意图无法确定，任何意义的外交谈判和盟友交易，也可以随着利益和形势的变化而重新定义，很难真正通过外交解决冲突。大家都很明确，目标只有一个：活下来，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也只能牺牲对方，成全自己。具体来说，大国只能不断武装自身，横纵连横，走在或倒在称霸的路上；小国只能在顺从、依附、抵抗中玩平衡的危险游戏。

　　基于以上预设和推论，尽管中国幅员已经足够辽阔，传统儒家文化注重以和为贵，米尔斯海默依旧断定中国无法和平崛起。不幸的是，随着贸易战的演进，遏制中国似乎成为了美国两党和上下的共识。对于一个国际关系研究者，虽然他可以有自己的家国情怀，但依旧要冷静地解剖时势大局。就这点来说，米尔斯海默是称职的，但并不代表他是正确的。要令人信服地质疑他的结论，最好是基于他的理论预设（并不代表认同），跳出他的论述路数，提一些不同的意见。

　　第一，要生存，是否必然追求地区霸权。生存，与活得好不是一个概念。后发国家想超越先发大国是人之常情，但为了超越而兵戎相见，如此决绝，既不符合常理，也难保不会被对方反噬，这又反过来违背了生存下来的初衷。虽然国家之间取得互信不容易，对国家意图的判断至今也没有取得明显进步，但转而执意把某个国家树为敌人，这种战略判断的立论基础又在哪里？如果因为误判另一个大国的意图，引发一场不必要的战争，不论结果赢输，也是危害到自身的生存。比如，即使像美国这样的离岸平衡高手，它对朝鲜、越南等时局的判断也不算高明，更不要说苏联入侵阿富汗直接拖垮了自身。特别是在核威慑制约和经济全球化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大部分中等国家追求地区霸权是否可欲，收益是否可观，都是值得疑问的。中国经常强调太平洋足够大，能够容得下中美两国，大抵也是这个意思。如果美国可以论证世界发展已经从增量转为存量，从蓝海变成红海，与中国已经构成此增彼减的零和博弈，否则遏制就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第二，对于地区霸权来说，是否需要进一步追求全球霸权。近代以来，善于担任离岸平衡手的是英国和美国，它们战略位置优越，有海洋作为天然屏障，也先后是地球上实力最强的国家，但两者走的路线略有不同。即使曾为日不落大国，英国始终聚焦欧洲大陆，最终也放弃了与刚成立的美国硬杠。这固然跟当时的技术水平和英国自身条件（本土幅员和人口规模）有关，即使不是被两次世界大战消耗殆尽，成为全球霸主也是力不从心，更不要说二战后连欧洲霸权也丢失了。但美国不一样，它的地理位置最佳，与其他大国距离足够远，在美洲地区毫无对手可言，是个天然的地区霸权。对美国来说，所谓霸权，只有全球霸权才是有意义的。然而，按照米尔斯海默的理论，为了生存，美国犯得着千里迢迢地遏制欧亚大陆的潜在霸主吗？我认为这种必要性是可疑的。两次世界大战，美国参与平衡，主要不是出于必要，而是因为有利而图，可以坐收渔翁之利。如果因为过去遏制潜在霸主带来不菲收益，进而推论出遏制欧亚大陆潜在霸主是必要的，追求全球霸主是美国的核心利益，这就未免构成一种误判。

　　第三，在当前的发展趋势上看，美国追求全球霸权的可行性何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亚大陆处于混战中，并不存在真正的潜在霸主：欧洲强手如林，亚洲纯属打酱油，横跨欧亚的俄罗斯或苏联处于内忧外患。美国就是个大砝码，支持哪一边，天平就倒向哪一边，此时美国的干预平衡是富有操作性。冷战期间，苏联成为欧洲历史上少见的地区霸权，面对这个庞然大物，即使占尽经济、人口和盟友的优势，美国也只能是保持审慎的冷战状态，不敢逾越过多，干预平衡已经有些勉强。冷战结束后，美国看似独步天下，但成也萧何败萧何，在不考虑科技异常发展的因素，太平洋和大西洋是美国免于侵略的自然屏障，也是其称霸全球的永恒障碍。加上中国的和平崛起有其独特性：它是个有五千年文明传承的传统大国，与美国以往圣经传统里的对手毫无共同点。当年与苏联冷战尚且做不到稳操胜券，面对人口规模远超美国和经济总量潜力巨大的中国，遏制打压只会徒增不少变量。何况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即使中国幅员辽阔，在实力上可能成为地区霸主，受制于周边的地缘环境，也只能是个亚洲国家或东亚国家。中国与欧洲大陆和美国大陆距离足够遥远，对欧洲无从威胁，东亚也非美国的核心利益（否则就不会有“重返亚太”一说），与之敌对或采取遏制实在既无必要性，也无可行性。

　　冷战铁幕和苏联解体，不过是二战的余波，“历史终结”后中国的和平崛起才是二战后最大的变局。套用米尔斯海默的理论，无论从领土大小、人口规模、经济水平还是军事力量，新时代的中国都具备相当实力，其崛起已经蔚然成势（起码需要15-20年）。冷战期间的美苏，是世界史上第一次出现两个真正具有地区霸权意义的大国共存，最终以苏联崩溃告终。麦金德曾经敏锐地指出，“谁控制了东欧就控制了心脏地带; 谁控制了心脏地带就控制了世界岛; 谁控制了世界岛就控制了世界”。事实上，这个战略论断不是争霸实践指引，而是道出了国际政治的不可能。正因为东欧是世界岛的心脏地带，出于力量均衡的考虑，在此处是不可能长期存在一个真正意义的地区霸权大国。不管是拿破仑，还是威廉二世、希特勒，试图掌控这个地区的潜在霸主都会被各方势力联合围剿肢解。所以，苏联的扩张最终迎来崩溃，以保持心脏地带的战略平衡。

　　现在，世界即将迎来第二次两级体系，我认为在不出现战略误判的前提下，这一次是有可能保持长期稳定。正如米尔斯海默所言，既然两极体系是最稳定的，出于世界和平和人类福祉的考虑，为什么就不能走向中美共治的局面？如果上述猜测不错——世界岛的心脏地带不可能长期存在一个地区霸权大国——世界和平何以可能？答案就在于世界岛的边缘。如果我们以欧洲为中心，就像时区划分一样，美国和中国分别位于世界岛的外围和边缘，只有这两个地区霸权稳定了，才能匡扶世界，真正发挥稳定器的作用。事实上，两个边缘地带的地区霸权联手共治，也是减轻美国独力担当世界警察的压力，不然美国历史悠久的孤立主义和特朗普以“美国优先”之名行战略收缩之实为何有其群众基础？无敌是最寂寞，当头实在太累，最后牺牲的是国内民众的利益，如此而已。

　　但是，美国的政治精英会接受这种观点吗？很难。近代史是以西方碾压东方为主题的，突然让西方精英接受一个东方大国即将和自己平起平坐，带来的思想冲击和不适可想而知。加上美国在唯一神论的圣经传统下对普遍性的追求和对他者的排斥，意识形态冲突和政治制度偏见根深蒂固，都让两者能否和平共处平添几分担忧。领先的老大和追赶的老二能否有智慧、有肚量跨越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这，或许才是大国政治的终极悲剧。只是，在米尔斯海默看来，这是人性现实注定的，我则希望，这是大政治家可以避免的。

　　《大国政治的悲剧》读后感(五)：“进攻性的”现实主义——梳理与简评

　　一个国际关系学本科生胡乱写的书评。为方便阅读，对原内容、注脚进行大量删减。

　　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生于1947年，是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芝加哥大学R.温德尔·哈里森（R. Wendell Harrison）杰出贡献教授。[1]从理论流派来说，米尔斯海默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者（realism）。在他的经典著作《大国政治的悲剧》（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中，米尔斯海默提出了“进攻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的命题。因其理论对权力政治的“直率”，以及对国际政治的悲观视野，有些人甚至将《大国政治的悲剧》视为国际政治领域的《君主论》（The Prince）[2]。

　　当今的中国正处于崛起的过程，中国也正面临着不可避免的结构性张力，中国如何和平崛起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3]然而，依照《大国政治的悲剧》的论断，崛起之路并不平坦，中美之间必将发生冲突。这一应时应景的评论，既使此书长期负有盛名，也使其饱受争议。

　　本文试图为《大国政治的悲剧》做一篇书评，并以此为契机探讨一下国际关系理论。本文的第一部分旨在为《大国政治的悲剧》进行梳理；进攻性现实主义呈现出国家相互追逐权力的意象，它的悲观命题源于五个相互联系的假定；同时，强调他国意图的不确定性与大国中心主义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独特之处。本文的第二部分旨在为进攻性现实主义作一番评价与思考；进攻性现实主义是高度简化的，这使其在解释力上难免饱受批评；从规范性的角度来看，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悲观意象使其滑入了忽视进步的困境。

　　一、进攻性的现实主义

　　在简单论述了国际关系及其理论后，让我们回到主题，探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本书于2001年初版，2019年再版。再版主要增加了《中国能不能和平崛起》一章。本书共十个章节，第一章为导论；第二章为核心，重点提出了它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第三至第五章继续完善理论；第六至第九章则史论结合，旨在用进攻性现实主义来解释经验事实；第十章则贴近现实，探讨中国能否和平崛起。显然，米尔斯海默遵循的是典型的“提出理论-阐释理论-检验理论-运用理论”思路。下文简要探讨一下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

　　（一）大国政治的悲剧？

　　米尔斯海默在前言中坦率地谈到他的创作意图：他旨在批评冷战后的美国人对国际政治未来的盲目乐观。他认为，现实主义并没有因两极格局的结束而“为时代淘汰”。相反，他提醒人们注意历史上的战争与冲突，他不仅认为权力政治这一“古老法则”[4]依然支配着国际政治，而且赋予其更为悲观图景。

　　本书最令人惊叹之处，在于米尔斯海默对于权力政治坦率直白的描绘。米尔斯海默批评防御性现实主义者（defensive realism）只满足于安全与现状（status quo）。他认为，“权力是大国政治的货币”，[5]所有的国家，尤其是大国，试图追求世界权力的最大化。国际体系内充满了雄心勃勃的、富有进攻性（offensive）的国家，大国并不满足于现状，但凡有机会，它们就会尝试扩大自己的权力。“大国很少对眼前的权力分配感到心满意足，相反，它们时刻怀着以自己利益为中心的求变动机。它们几乎总是拥有着修正主义的意图，倘若能用合算的代价达到目的，它们会以武力改变均势”，[6]“每个国家压倒一切的目标是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力，这意味着一国获取权力是以牺牲他国为代价的”。[7]权力政治是“零和”（zero-sum）游戏，一方所失为一方所得；国家追求的是相对于其他国家权力，而不是绝对的权力。

　　唯有体系内的霸主（hegemony）竭力维持当前的均势（balance of power）局面。体系霸主是既定体系的受益者：它满足于权力分配的现状，享受着绝对霸权的优势。一方面，竭力维持优势的体系霸主会不惜代价地阻止挑战者；另一方面，大国追求权力扩张与相对优势必不可免地将导致冲突的爆发。永恒的和平图景并不存在，冲突与战争注定持续不断。这便是“大国政治的悲剧”。

　　（二）“进攻性的”现实主义

　　可见，国家间追求霸权地位乃至冲突频繁，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进攻性”所在。米尔斯海默笔下的国际政治意象如此悲观，那么，他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呢？或者说，生成这一悲观意象的知识基础是什么？

　　许多国际关系理论都通过一套自成体系的假定（assumption），演绎出一系列的命题。进攻性现实主义是一种系统理论（systemic theory）[8]，即从国际体系的视角探求国家的行为。因而，不同于古典现实主义的人性假设，进攻性现实主义将理论本源归咎于无政府状态（anarchy）。无政府状态描绘的是国际体系中权威缺位的状态。简言之，“政府之上不再有政府”。[9]在这种情况下，权力扩张、争夺霸权便是国家自助（self-help）的手段。米尔斯海默承认，除非世界政府出现，大国政治的悲剧无法摆脱。[10]有趣的是，米尔斯海默似乎有意回避了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的批评，[11]他并不认为无政府状态等于混乱无序，[12]而是辅之以其他假定来佐证自助逻辑。

　　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第二个假定是，大国具有“进攻性的军事能力”（offensive military capability）。这不免让人想起马克思·韦伯（Marx Web）称国家为“暴力行为的垄断者”。[13]对外战争是国家垄断暴力的外溢，具有“暴力潜能”的大国本身就是潜在的风险。

　　第三个假定是，国家永远无法把握其他国家的意图。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单独列出一章讨论。

　　第四个假定是，生存是大国的首要目标。在这一点上，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是一致的，它们都认为国家安全是最重要的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一个国家首先需要生存，它才能追求繁荣与发展。

　　第五个假定是，大国是理性的行为体（rational actor）。在国际政治博弈中，大国会审慎地（prudently）分析“本国-他国”的互动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也意味着，进攻性现实主义从其定义上便有意简化了国内政治变量，而将国家视为整体一致的行为体。

　　综上所述，在一个权威缺位的国际体系中，每个具有“战争潜能”的国家并不对他国持绝对信任，而在理性地考虑如何实现自身安全等国家利益时，国家不得不选择权力扩张、追求霸权地位。求生本身是绝对无害的追求，无政府也并不一定无序。并不是某个单一的原因使国家富有“进攻性”，而是诸多因素的综合导致的。无政府状态使一切充满变数：他国的意图无法确定，唯有权力是可衡量的实在；并非支配的欲望驱使国家扩张，而是“生存催生侵略行为”；唯有成为体系内的霸主，方能“获得最大的生存机会”[14]。因而，畏惧（fear）、自助、权力最大化（power maximization）有效地概况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图景。

　　（三）不确定性

　　前面介绍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假定。在笔者看来，笼统而言，与其他现实主义者相比，米尔斯海默有两个预设假定上的区别。

　　第一个是对国家意图的认识，这或许是导致进攻性现实主义富有“进攻性”的最重要的原因。不同于卡尔、摩根索、华尔兹等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着重强调国家意图的“不确定性”。进攻性现实主义并不对他国的意图报以全然的确信，而是秉持不确定性的判断，“国家永远无法断定其他国家在具备进攻能力的同时不会心怀进攻的意图”[15]。

　　乍看来，似乎建构主义理论足以驳斥这一假设。建构主义强调客观物质的主观判断，“500件英国核武器对美国的威胁还不如5件朝鲜核武器的威胁大”。[16]倘若国家之间互相视为朋友关系，则完全能够实现合作共生。良性的共有观念完全可以增强互信。

　　然而，进攻性现实主义质疑的是以下问题：无政府状态使国家缺乏促进合作的权威，我们真的能对“他者”报以百分百的信任吗？我们能否保证友谊会一直持续？[17]我们能否保证双方今日许下的承诺不被时间的改变而违背？我们能否保证一些特殊的情况：例如，一些富有敌意的领导人上台，他们并不考虑既有的良好关系呢？

　　类似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无赖假设”[18]观点：公权力理应掌握在德才兼备者手中，然而人性与意图往往难以把握，那不妨避开这一问题，而把所有人都视为追逐私利的贪婪之徒，在制宪之处便考虑最坏的可能性。[19]“畏惧的程度因时空而不同，但不可能将至微不足道的水平”[20]。因而，进攻性现实主义提出的是可能性的多元：既然我们无法对“他者”报以百分之百的信任，为保证绝对的安全，不妨采取最为“审慎”的打算。

　　意图的不确定性衍生出三个推论：第一，权力与道德的关系。米尔斯海默赞同卡尔（Karl）的观点，即道德的话语往往被用于掩盖狭隘的国家利益。[21]这意味着，国家完全可能采用糖衣炮弹的外壳包装自己的意图。他指出，美国政府的公开言论同外交行为存在明显的差异。受文化观念的影响，美国人一直未能正视自身深受现实主义逻辑的支配，高喊道德口号的自由派反而更具有侵略性。[22]第二，收益观。在一个充满变数的世界里，很难保证要具有多少的权力才能保证绝对的安全，而且，既有权力格局往往随着时间流动而变动。因而，进攻性现实主义在乎的是相对收益而非绝对收益。这种逻辑支配下的国家是“零和心理”的：一国所得为另一国之失。相对收益的追求，使得“权力不是达到目标（生存）的手段，而是目标之本身”[23]。第三，能力与意图。他国的意图无法得知，而他们的能力则相对直观。为保险起见，政策制定者应“对其对手的意图作最坏的打算”[24]——关注对手的能力而非意图。[25]

　　（四）大国的政治与国际体系

　　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另一个与众不同的假设在于其对国际关系主要行为体的狭隘界定。它将饱受诟病的“国家中心主义”[26]（state centrism）进一步简化为“大国中心主义”（great power centrism）。“大国对国际政治所发生的变故影响最大。所有国家——不管是大国还是次大国——其命运都从根本上取决于那些最具实力国家的决策和行为”[27]。

　　那么，什么是衡量大国的标准呢？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将“军事潜能”视为衡量大国的主要标准。如果一个国家拥有在全面常规战争中严重削弱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潜能的能力，那它便足以是大国俱乐部的一员。经济实力、人口、土地资源等构筑了一国的“权力”[28]——即军事潜能，在必要的时候，它能将这些潜能转化为一只强大的军队。

　　接着，米尔斯海默讨论了国际体系与战争的问题。所有大国都试图追逐体系内的霸权，“霸权是指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统治体系中所有其他国家。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具有能承受起与之进行重大战争的资本”[29]。但由于兵力投送等原因，全球性霸主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出现。但特定地区的霸主是可以实现的，当一个国家成为特定地区内的霸主时，它会采取各种手段阻碍世界其他地区出现“与之匹敌的对手”，乃至不惜发动战争。

　　自然，战争是实现国家利益最为激进的手段，它也是国家“增加额外权力的主要战略”[30]。米尔斯海默认为，尽管“无政府状态是战争的最深层次原因”，但是无政府状态是不变的要素，而“战争的主要原因在于国际体系的结构，而最关键的是大国数目及各方控制有多少权力”[31]。由国家互动所产生的国际体系反映了国家间的权力比（power ratio）。通常来说，有三种体系：势均力敌的两极体系；存在一个霸主与多个大国的平衡多级体系；存在多个大国但不存在霸主的失衡多极端体系。其中，“两极体系最倾向于和平，而不平衡的多级体系最容易导致冲突，平衡的多极体系介于两者之间”[32]。

　　二、评价与思考

　　在对《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进行梳理后，本章试图对本书内容进行评价与思考。

　　（一）精简的理论

　　因而，当我们梳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变量，会发现其是较为精简的理论。进攻性现实主义是大国的国际政治理论，从国家层次而言，它将国家视为整齐划一的理性行为体；从参与主体而言，以军事潜能为界定的大国是国际关系主要行为体；从体系层次而言，它关注的是大国之间的权力变更。进攻性现实主义将国际关系精简为为“大国-国际体系”的互动变量，简言之，以军事潜能为界定的大国是理解国际政治的路标。[33]

　　将复杂事物简单化自然会产生漏洞。从国家层次而言，它忽视了国内政治的变量；从行为主体而言，进攻性现实主义是更为狭隘的大国中心观；从体系层次而言，对行为体定义的狭隘定义也导致了它关注面的狭隘。上述的问题也使其在解释历史经验不免会受挫。总之，这一理论的优点也是其缺点。

　　然而正如前文所言，国际政治现实复杂万千，理论是帮助我们简单化地理解复杂世界的工具。在否认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可能性之后，米尔斯海默也承认，“即使是最好的理论，解释过去、预测未来的能力也有限。这就意味着所有理论都要遇到能打破其主要预测的现实事例。”[34]预测是否有效，亟待后世验证。利弊相依，是所有国际关系理论不可避免的共性。

　　（二）作为行为规范的理论——国际关系的实验室

　　在前文中，我们一直以分析性的（analytical）视角来看待理论，这种视角将理论视为理解复杂世界的工具。然而，倘若我们使用规范性的（normative）视角来界定理论呢？

　　规范性的视角将理论视为指导实践的工具。[35]分析理论和规范理论并不等同，赞成分析上的现实主义者不一定是实践中的现实主义者。[36]相比之下，摩根索的野心就显得很大，他认为他的理论是“经验和实用的”。[37]

　　这样，我们便得出了衡量理论的一种新视角。然而，不同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理论的一个弊病在于其难以放之于实验室进行模拟。这意味着我们难以衡量作为实践规范的理论。然而，我们却可以提出一个简化的分析思路来检验规范理论——我称之为“实验室模型”：让我们假想一个“真实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所用行为体完全按照所要检验的规范理论来行事，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的？[38]

　　换句话说，实验室模型将抽象理论实在化，它把理论的命题注入到假想世界运行的规则之中，以在演化的过程中思考理论的价值。理论一直被视为理想型的，它们被视为复杂现实的抽象简化。但如果现实就是理论，理论就是现实，那会是一番什么样的图景？

　　（三）自我施加的困境？

　　那么，如果我们所模拟的世界采取的是进攻性现实主义逻辑呢？

　　让我们将进攻性现实主义完全注入世界的运行规则中：所有的国家都感到极度的安全稀缺，他们对无政府状态下的他者感到恐惧，为此，他们不得不进行权力扩张——不达体系霸主不休。然而，坐上霸主地位就真的高枕无忧了吗？不，霸主需要担心挑战者的出现，他需要担心权力变动的可能，他甚至需要不惜一切代价地阻止挑战者的野心。

　　我们不妨称之“权力困境”，它同“安全困境”（dilemma of security）一样富有讽刺意味：权力困境是一个死循环，权力的追逐者最终为权力所困。就如寓言故事里，家财万贯却因担心财产安危，而惶惶不可终日的商人。

　　让我们回过头来思考一下意图的不确定性。总而言之，未来取决于当下，采取进攻性的行为必然引发进攻性的结果。我们是否要承认意图的不确定性也是“预言的自我实现”呢：当你因安全稀缺而进行扩张时，对方对你的意图也产生恶化，因而他也采取相应的行动，这反使你更加坚定对方意图的可疑。在“相互权力扩张”的互动中，模型中的世界恐怕早已走向毁灭。

　　显然，米尔斯海默是认识到现实世界悲观一面的人，但他却忽视了人类进步与演化的可能。在卢梭（Rousseau）看来，使人类区别于“完全受自然所支配”的动物的地方，正是人类拥有自我完善的能力。[39]

　　[1] Wikipedia，“John Mearsheimer” item，https://en.wikipedia.org/wiki/John_Mearsheimer

　　[2] 笔者曾见过有人把米尔斯海默的头像P到马基雅维利的画像上。《君主论》和《大国政治的悲剧》的共同特点在于对权力政治的强调，参见（意）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潘洪典译，商务印书馆2009版。同时，这两部书的另一个共同特点便是都饱受世人的批评。

　　[3]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载秦亚青编：《国际关系理论：反思与重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版，第196-214页。

　　[4]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第28页。

　　[5]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9页。

　　[6]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2页。

　　[7]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2页。

　　[8] 对体系理论最为经典的界定是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关注个人或国家层次原因的是还原主义理论（reductionist theory），认为原因存在于国际层次的是系统理论”，参见（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19页。华尔兹也认为，战争本质上源于无政府体系；国际结构，即各国权力的分配，是国家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权力政治与结构选择》，载秦亚青著：《权力·制度·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版，第31页；（美）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杨宇光、杨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版，第12页。

　　[9] 洛克便认为，政府源于自然状态（又称“原初状态”）下人们对权威（“仲裁人”）的渴望，参见（英）洛克：《政府论（下）》，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2009版。

　　[10] 参见（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英文初版前言、第52页。

　　[11] 温特质疑无政府状态只有自助一种逻辑，他认为，“无政府的状态是国家造就的”。国家行为既可能造就敌人文化（霍布斯文化），也可能造就竞争对手文化（洛克文化），抑或是朋友文化（康德文化）。参见Alexander Wendt，“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6, No.2, Spring 1992；（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12] 霍布斯（Hobbes）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在其代表作《利维坦》（Leviathan）中，霍布斯对人性持悲观态度，他认为人类的自然状态是一种混乱无序的、“人人相互为战”的无政府状态。霍布斯担心的是权威缺失所带来的社会混乱，因此，他借以《圣经·约伯记》中强大无比的海怪利维坦来比喻国家，认为应该由一个强大的“利维坦”来维持社会的稳定有序。（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2009版；（英）戴维·米勒：《政治哲学与幸福根基》，李里峰译，译林出版社2019版，第24页。

　　[13] （德）马克思·韦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版，第199页。

　　[14]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16页。

　　[15]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34页。

　　[16] “因为使这些武器产生意义的是共同的理解。使毁灭力量具有意义的是这种力量置身其中的‘毁灭关系’（relations of destruction），即构造国家间暴力的共有观念。这样的观念可以是合作性质的，也可以是冲突性质的。这些观念构成了个体性角色和条件，国家通过这些条件互动。”（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52页。

　　[17] 这总让人想起帕麦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的名言，“在国际关系中，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18] （英）大卫·休谟：《休谟政治论文选》，商务印书馆2019版，第27页。

　　[19] 麦迪逊便认为，“如果人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或内在的控制了。”

　　[20]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35页。

　　[21] 卡尔的原话是“外交官的使命就是用普世正义的言论掩盖自己的国家利益”，参见（英）E. H·卡尔：《二十年危机》，第69页。

　　[22] 参见《大国政治的悲剧》附录部分。

　　[23]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39页。

　　[24]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37页。

　　[25] 冷战初期，美国对苏政策的辩论便是一个例子。乔治·凯南并不认为苏联具有强烈的进攻性意图，采取“要点防御”（perimeter defence）的遏制（containment）即可；相反，由保罗·尼采草拟的NSC-68号文件则认为苏联具有强大的能力，因此需要采取更为全面“周线防御”（stronghold defence）。对苏联意图和能力的判断一直影响着美国冷战时期的政策设计。参见（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遏制战略：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19版。

　　[26] 国家中心主义即将国家视为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批评者认为这一假定忽视了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国家领导人等变量。

　　[27]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4页。

　　[28] “我的定义（指权力）是否恰当，取决于进攻性现实主义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了国际政治”。（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83页。

　　[29]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42页。

　　[30]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156页。

　　[31]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367、368页。

　　[32]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368页。

　　[33] 此处化用摩根索的经典名句，参见（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第29页。

　　[34]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425页。

　　[35] 针对政策制定者否认理论的实践价值，基欧汉和奈有一段有趣的论述，“那些‘自认为不受学术影响的务实主义者’下意识地接受着‘某些蹩脚学者数年前杜撰的思想观念’，而且这些蹩脚文人在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越来越起着直接的作用”，（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5页。

　　[36] （美）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第11-12页。

　　[37] 参见（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

　　[38] 这一想法受阿克塞尔罗德的启发。在《合作的进化》一书中，他征集各类程序进行比试，以此试图探求最优的合作策略。参见（美）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合作的进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版。

　　[39] （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09版，第59-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