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包括:“风”，地方乐调，《风》诗是民间歌谣，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情感;“雅”，周王朝中央所在地的乐调，《雅》诗是宫廷诗歌;“颂”，祭祀时用的歌舞曲，《颂》诗是庙堂祭祀诗歌。《雅》诗和《颂》诗大多反映统治阶级的生活。国风和部分小雅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最有价值，开创了古代诗歌的光辉传统，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诗经》
中的诗当初都是配乐的歌词，
按当初所配乐曲的性质，
分成风、
雅、
颂三类。

“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也就是各地方的民歌民谣。“风”包括了十五
个诸候国的民歌，
即
“
十五国风
”
，
共
160
篇。
占了诗经的一半以上。
与
《雅》
、
《颂》
相比，
《风》
显得活泼，
生活气息更浓，
如开篇
《关雎》
写初涉爱河的青年。
《氓》
写被丈夫抛弃的女子的哀怨。
《静女》写恋爱时的微妙心理。

“雅”是正声雅乐，是正统的宫廷乐歌。
“
雅
”
分为
“
大雅
”
和
“
小雅
”
，一共
有
105
篇
。
“
大雅
”
是用于隆重盛大宴会的典礼；
“
小雅
”
则是用于一般宴会的典礼。

“颂”是祭祀乐歌，用于宫廷宗庙祭祀祖先，祈祷赞颂神明，现存共
40
篇
。

《诗经》是中国韵文的源头，是中国诗史的光辉起点。它形式多样：史诗、
讽刺诗、叙事诗、恋歌、战歌、颂歌、节令歌以及劳动歌谣样样都有。

它内容丰富，对周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
迫与反抗、
风俗与婚姻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反映。
被誉为古代社会的人生百科全书。

《诗经》早在春秋时期，就已广泛流传。是中国几千年来贵族教育中普遍使
用的文化教材。孔子在《论语》里也有“不学《诗》
，无以言”的说法，并常用
《诗》
来教育自己的弟子。
此后，
它与
《书》
、
《礼》
、
《易》
、
《春秋》
并称“五经”。
孔子以后的儒家学派人物，都把《诗》当作教本，传授不绝。虽经秦始皇焚书，
但《诗》由于学者的口头传诵，得以流传下来。

《诗经》
在中国以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对后代文学影响很大。

《诗经》的表现手法：一、大量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二、四言为
主，章节复沓，反复咏叹。

诗经的表达方式：

《诗经》的形式基本上是四言诗。章法上最具特色的一点是“重章叠咏”。
所谓“重章叠咏”，
是指一首诗的各章，
不仅句数相等，
而且语言几乎完全相同，
中间只变动几个字，甚至只变动一两个字，是重复歌咏的一种形式。

重章叠咏形式的运用，对深化意境，渲染气氛，强化感情，突出主题都起到
了很重要的作用。
同时，
它还有效地增强了诗歌的节奏感、
音乐感，
形成了一种
回环往复的美，带给人一种委婉而深长的韵味。

本文以表现男子情思为主要内容，却以“关关雎鸠”开头，这种表现手法叫
什么？

《诗经》的表现手法，前人概括为赋、比、兴。朱熹在
《诗集传》中解释说：
“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此物比彼物也”；“兴者，先言
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这种解释比较通行。
赋就是陈述铺叙的意思。
如
《七
月》“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就使用了赋的手法。比就是
譬喻。如《卫风·氓》中用桑树由繁茂到凋落比喻，女主人公的容貌由盛而衰。
兴是借助其他事物作为诗歌发端，
以引起所要歌咏的内容。
如《周南·桃夭》
以
“桃之夭夭，
灼灼其华”起兴，
使人从桃花展开联想到新嫁娘的美貌。
比兴手法
对后世诗歌的创作有很大影响。

风，雅，颂，很多都是反应劳动人民日常生活的，而表达出来又很有文学气息，是一个以优雅文字对劳动人民（当然也有达官贵人）的生活反应

真实的表现，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华很牛才能表达出来哈

用诗歌的形式，写出各个国家人们真实的生活，分为风雅颂三部分等等。

国古代诗歌的起源，一般认为是以原始歌谣的产生为标志。例如有一首《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是原始生产和生活的再现。可以认为是我国古代诗歌的开篇之作。另外，早期的诗歌还有《周易》中的卦爻辞，都是我国诗歌的早期形式。
我国古代诗歌体裁形成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当属《诗经 》。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六世纪）约五百余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最初称《诗》，因为汉代儒家学者把它奉为经典，于是叫做《诗经》。
《诗经》的作者成分很复杂，产生的地域也很广。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这些民间歌谣是如何集中到朝廷来的，则有不同说法。汉代某些学者认为，周王朝派有专门的采诗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又有一种说法：这些民歌是由各国乐师搜集的。乐师是掌管音乐的官员和专家，他们以唱诗作曲为职业，搜集歌谣是为了丰富他们的唱词和乐调。诸侯之乐献给天子，这些民间歌谣便汇集到朝廷里了。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而且，这些对于《诗经》的价值没有丝毫的影响。所以这里不进行讨论了。
《诗经》里大量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加强了作品的形象性，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所谓 “ 赋 ” ，用朱熹《诗集传》的解释，是 “ 敷陈其事而直言之 ” 。这包括一般陈述和铺排陈述两种情况。 “ 比 ” ，用朱熹的解释，是 “ 以彼物比此物 ” ，也就是比喻之意。《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 “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 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等等，都是《诗经》中用 “ 比 ” 的佳例。进一步， “ 兴 ” 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 “ 兴 ” 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如《关雎》开头的 “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 ，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 “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 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
《诗经》中赋、比、兴表现手法的运用，对于后代的诗歌有着极大的启发，也是后代诗歌在形式上的鲜明借鉴，对整个诗歌的发展史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说过 《诗经》，我们该说说和它并提的楚辞。
楚辞脱胎于楚地歌谣 ， 是楚文化的集中表现之一。楚辞创作的代表人物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
如果说《诗经》是先秦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那么楚辞则是作家自觉创作的开始。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文人，创造了灿烂。屈原的诗篇，也喜欢大量铺陈华美的、色泽艳丽的辞藻。他还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赋予草木、鱼虫、鸟兽、云霓等种种自然界的事物以人的意志和生命，以寄托自身的思想感情，又增加了诗歌的美质。大体上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中讲究文采，注意华美的流派，最终都可以溯源于屈原。在诗歌形式上，屈原打破了《诗经》那种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简短朴素的体制，创造出句式可长可短、篇幅宏大、内涵丰富复杂的 “ 骚体诗 ” ，这对后来的歌行体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继 《诗经》和楚辞之后，汉代的乐府诗又为古代诗歌史描绘了亮丽的一笔。
汉代文学的主流是文人创作，文人创作的主流是辞赋。乐府民歌作为民间的创作，是非主流的存在。它与文人文学虽有一致的地方，但更多不一致之处。这种非主流的民间创作，以其强大的生命力逐渐影响了文人的创作，最终促使诗歌蓬勃兴起，取代了辞赋对文坛的统治。相比之下，汉乐府诗歌有以下特点：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尤其是第一次具体而深入地反映了社会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艰难与痛苦；奠定了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基础；第三，汉乐府民歌表现了激烈而直露的感情；不少作品表现了对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哀；表现了生动活泼的想象力。
汉乐府诗歌在形式上的突出特点是：打破了《诗经》的四言为主和楚辞的杂言为主的形式，形成了五言体和杂言体，而其整个趋势，则是整齐的五言体越来越占优势。这为后来魏晋以及隋唐诗歌的形式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唐代是中国诗歌的最高峰，也是诗歌体裁形成和完善的时期。这一时期形成了一律诗、绝句为代表的“近体诗”和以歌行体为代表的“古体诗”。
唐诗体裁的大功臣当首推“沈宋”。宋之问与沈佺期的主要贡献，在于完成律诗的体制和扩大律诗的影响。他们倾大力于律体的写作，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总结了五七言近体的形式规范。一方面，他们完全避免了五律中的拗涩之病，另一方面，他们又进一步推进了七言歌行体律化的过程，截长挈短，使之趋于凝炼和完整，脱胎为较为严格的七律。沈佺期早在武后时期，便已写出全无失粘现象的七律，他的为数甚多的七律，在合乎规范方面堪称宫廷诸诗人之首。
沈、宋以后，律诗的规范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也就有越来越多的参与到创作中去，促成律诗形式的成熟。律诗创作成就最大的诗人应推老杜。
杜甫在律诗形式方面的成就，对中国诗歌艺术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杜甫以前，七律多用于宫廷应制唱和，这类诗内容贫乏，其语言亦平缓无力，而在这以外，佳作也为数不多。到了杜甫，不但在声律上把七律推向成熟，更重要的是充分发展了这一诗歌形式所蕴涵的可能性。七律同五律一样，是固定的诗型。但杜甫利用它比五律稍大的篇幅，使之能包含相当大的容量；在语言节奏方面，虽然七律每句只比五律多二字，但经过杜甫的精心调节，却可以产生多种多样的变化。于是，七律成为一种既工丽严整，又开合动荡，具有独特的艺术表现力的诗型。
唐诗的另一种重要形式是歌行体。包括五言歌行、七言歌行、杂言歌行。五言歌行代表作如杜甫的 《 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北征》，李白的《侠客行》等。 七言歌行如杜甫的 《兵车行》、《丽人行》、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等等。而最具特色的当属李白的杂言歌行。
李白的性格决定了他诗歌的形式的特点。当诗人的澎湃诗情无法为寻常的形象所容纳时，诗人就展开天马行空式的想象和幻想，以气骋词，来实现艺术的变形。这种变形的依据是诗人感情的强度，它使形象突破常规而染上了奇幻的色彩。于是，随心所欲的杂言歌行体在李白那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例如《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云：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全诗仅十二句，可是诗人的情感活动却出现了几度跌宕起落。
而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他发出了最响亮的呼声： 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可见，杂言歌行体在表现感情方面的独特之处是其他体裁无法比拟的，李白与杂言歌行体是相辅相成的，后者使前者的感情得以充分表现，而在此过程中，后者的形式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完善。
我们在说说诗歌的两种特殊形式：词和曲。
词和曲是唐以后文学形式的发展。是诗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关系是：词有乐府演变而来，又演变成曲。词的形成在唐代，兴盛则在宋代。词这一新兴文学体裁，经过晚唐五代以来许多文人的努力，在题材和语言风格上，大体形成了一定的格局。其间李煜虽有所突破，但只是一个特例，总的看来变化不大。到了北宋，词继续受到文人士大夫包括最高统治者的喜爱。这种形式成为宋代文学的重要内容，在宋后亦长盛不衰。曲是由词化而来。曲与词体制最接近，都属于有固定格律的长短句形式。据王国维统计，元曲曲牌出于唐宋词牌的有七十五种之多。所以，有人把散曲叫做 “ 词余 ” 。散曲的形式分为小令和套数两类。小令一般用单支曲子写成，另外还有 “ 带过曲 ” 、 “ 集曲 ” 、 “ 重头 ” 、 “ 换头 ” 等特殊形式，都是根据一定的规则将数只曲子联结而成。套数又称 “ 散套 ” ，是用同宫调的两支以上曲子写成，和杂剧中的套曲相似。
综上，中国古代的诗歌发展从上古歌谣、 卦爻辞开始，经过 《诗经》、楚辞、汉乐府的发展，再到唐诗、宋词、元曲的兴盛，是一个纷繁复杂、不断创新、不断完善的过程，是古代文学体裁演变的一条主线。

《伐檀》：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 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辐兮，寘之河之侧兮，河水清且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兮？ 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轮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沦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囷兮？ 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鹑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周南·芣苢》《豳风·七月》《小雅·大田》、《召南·驺虞》、《齐风·还》《齐风·卢令》

您好！
“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何休《公羊传解诂》)，直接反映了人民生活和喜怒哀乐的感情，语言生动，形式活泼，文学价值很高，是《诗经》中最精华的部分。
饥者，就是饥饿的人；歌，就是通过音乐的形式来表达；其食，则是于饥者息息相关的食物。“歌”，按照现在的理解，大约是歌颂一类的意思，但是在诗经中确并非如此。《毛诗序》中有言的：“在心为志，发言为声，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按照现在的意思来看是说，“饿了的人在喊着，我要吃东西，干活累了的人在叫唤，我好累”。诗经是在老百姓的劳动中产生的，因而非常贴近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具有很高的人民性，这也符合当初的实际。
其实怨天尤人、发牢骚，才是最没意义最无趣的事情。那既然改变不了工作，那就珍惜着吧。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上帝，都可以为自己创造一个天堂。
我希望，“歌”，按照现在的理解，大约是歌颂一类的意思，“饥饿的人赞美食物，勤劳的人歌唱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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