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建立，是亡秦之续，君主专制制度很不完善。当时的武力功臣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角色，纲常名教未立，君臣上下失序。

刘邦登基的时候，为尊主抑臣，叔孙通班列朝仪，从此众臣俯首，百僚肃然，刘邦这才“知为皇帝之贵”。可是以三尺剑定天下的确知这种尊贵的权力，还严重受到与他同打天下的异姓诸王的威胁，于是他殚精竭虑地让出了地域偏远、实力弱小的长沙王全都去见阎王了。

异姓王虽除，但刘邦的继任者们还是不能高枕安卧，紧接着的是同姓名诸王们不遵高祖遗训，招降纳叛，铸铁采盐，竟相扩充势力，因此在景帝时，终于酿成了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平定后，地方权力稍得剥夺，汉武帝又实行了“推恩令”，消除了王国对抗朝廷的实力。

汉初这一系列的不断斗争变化，使得汉朝的统治者们得出了一条历史教训：宗室诸王常以刘氏正统自居，图谋不轨，他们同异姓王一样，不足以辅弼朝廷。可是不断发展的社会实际却昭示了强大的政治权力和复杂的政治应变，急需坚强、忠实的政治实力作为后盾。

颇为后世诟病的吕后临朝称制，其实在汉朝人眼中，并不是反面教材，而是积极正面的，吕后在帝无壮子（汉惠帝死得早，留下幼帝太小，吕后这才临朝称制的。）、国家存亡绝续的情况下，客观地充当了应时达变，辅佐刘氏的关键势力。

吕氏在危难时辅助刘氏，在君主复位时又易被诛灭（功臣集团在诛吕的时候爆发出了强大的力量，实际上诛吕行动十分顺利。），皇帝们也就意外地发现了可以利用外戚来制衡功臣集团。

在汉初的政治舞台上，外戚扮演的都是相对正面的角色。比如汉景帝的两个舅舅出身微贱，经常跟有节操的君子们在一起玩耍，不敢以富贵骄人，遂养成了万众仰慕的退让君子。

汉武帝时就更不得了了，两个外戚一个卫青、一个霍去病，北去匈奴，攻城陷坚，斩将夺旗，立下赫赫战功，而且他们还能一心为，不以私家为意。之后还有李广利，霍光等等。所以外戚在汉初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匡扶皇室的重要角色。

同时也是君主们削夺相权，加强皇权统治的需要。官僚制度是君主专制制度的重要支柱，官僚制度的中心是宰相制度，然而以“家天下”为特征的君主专制制度在权力分割上常与官僚制度存在着一定矛盾，这种矛盾的焦点是君权和相权之间的互相消长。汉初功臣在朝，垄断相位，丞相权势倾动朝廷内外，一直到了汉武帝，使得公孙弘以后的丽人丞相，皆垂拱俯首，无所建树。丞相的权力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分割的，而汉武帝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依仗了逐渐崛起的外戚势力。

外戚的权力随着皇帝的废立消长，一朝天子一朝外戚，外戚缺乏永久性的权力支柱，摆脱不了骤生骤死的命运，也不可能长期控制政权，皇帝因而乐于利用自己的外戚。

歪曲“附骥尾巴以致千里”，决定了他们对皇帝的依赖性，没有皇帝便没有外戚，外戚也容易被皇帝所制。

外戚擅政也是两汉仕进制度的产物吧，它弥补了两汉仕进制度的不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外戚擅政时两汉仕进制度的必要补充。

两汉仕进制度以察举制为主。在察举制之外又有辟除。皇帝征召与私人举荐，试学僮、博士笛子课试及博士三科等各种特殊途径。两汉时掌握各种途径的举主，高者有皇帝、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低者有诸侯王、诸侯相和州牧郡守。

两汉仕进制度科目纷繁，选举标准复杂，举主多元，使得这一制度表现出了很大的不严密、不系统性；选举标准表现出强烈的随意性；选举的权力也表现出中央和地方均掌的涣散性，其实质就是任人唯亲的温床。

两汉制度造成的入仕随意性，一方面使皇帝能尽快培养自己的外戚集团，另一方面使外戚擅政后有效地利用各种入仕途径，形成附会皇家利益的强大势力。于是外戚集团常常支撑皇帝昏庸、仕进腐败所造成的统治危局，并低于其他利益集团可能的僭越行为。

外戚弥补仕进制度的不足，利用仕进制度维护统治的功用，在仕进制度愈是腐败时，这种功用就愈突出地显示出来。从这个角度看，外戚擅政有其维护统治的必要性。

外戚是皇族的外戚，外戚附会皇家的利益，如果没有利益上的这点趋同，就无法理解两汉外戚屡绝屡兴的特点。当外戚的政治经济势力进一步发展时，它的特权却代表整个世族集团的特权，如果这种特权不是整个豪族集团的特权，就不能明白，皇帝要躬行政事，独立掌权时，只能依靠宦官匡君复位的事实。

所以说外戚一开始是两汉统治者的利刃，用来抑制功臣豪强集团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外戚势力的进一步壮大，特别是到了东汉时，皇帝基本活不过三十岁，一票小孩子做皇帝的局面下，外戚的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已经成为了天下豪族的代表，豪门巨室以外戚为领导者，自然形成了外戚架空皇权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