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的地位确实是同样重要的，集中了全国大部分的优势资源，而且地理位置也是极其重要的

同样重要。因为辽西走廊和河西走廊是中原地区通往东北和西北的交通要道，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

辽西走廊和河西走廊是我国历史两个重要的走廊，丝绸之路的主要要塞。

并不是同样的重要，河西走廊更重要，因为他地处祖国边疆，关系着祖国的安危，所以更重要

打过三次以少胜多的战争。因为女真人属于游牧民族，再加上骑兵作战很强，因此战斗力非常强大。

历史上女真人主要打过一次以少胜多的战争，那就是以两万人击败70万辽军，女真人战斗力强悍是因为战术合理，时期高昂。

形容女子的绝色美貌，有“倾国倾城”一说，所谓“倾国”，不只是使全国的人为之倾倒，还可能是泱泱大国因之而倾覆。红颜倾国的典型，远有妲己、西施，近有杨贵妃、陈圆圆。闯王李自成历尽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大顺王朝”，就因为抢了一个陈圆圆，触怒了边关守将吴三桂，吴三桂引狼入室，使大顺国顷刻之间化为灰烬。

陈圆圆原名邢畹芬，是常州奔牛镇上的一个小家碧玉，父母早亡，从小与祖母相依为命，祖母疼爱孙女，曾送她到镇上的私塾读书，私塾先生为她改名为沅。邢沅十四那年，祖母卧病不起，家中没有了收入，为给祖母治病邢沅左借右贷，终至负债累累。后来，人们不愿再借钱给这个无力偿还的小姑娘了，没钱给祖母买药，小邢沅急得整天直哭。这时，镇上的一个常年在外经商的蟹回来了，打听到邢沅家的处境，便来到她家，装出一副好心对她说：“邢姑娘不必着急，我在外面有些门路，可介绍你到苏州做事，赚了钱就可以养活你们祖孙俩了。”

走投无路之下，邢沅相信了那蟹的话，同意随他去苏州做事。临走前蟹还借了些钱给邢沅安置好祖母，邢沅心里十分感激。可到了苏州邢沅才明白真象，那蟹是将她卖到教坊中作歌妓，卖身的钱一半给了她安置祖母，一半让那个蟹收进了腰包。既然走了这一步，小邢沅也没有了挣扎的余地，只好听凭了命运的安排。在教坊，邢沅学习了歌舞琴画，由于她天赋颖慧，很快就在教坊中崭露头角，歌舞尤占魁首。鸨母为她改名陈圆圆，高张艳帜，招揽贵客，不久就成了名霸一方的红人，倾倒了无数王孙公子。

这时正值明朝末年，内有起义军风起云涌，外有满人虎视眈眈，弄得大明朝廷摇摇欲坠，崇祯皇帝更是心神俱疲。而后宫中明争暗斗也正激烈，田贵妃施展狐媚手段，迷得崇祯皇帝神魂颠倒，正宫周皇后却倍受冷落。周皇后的父亲嘉定伯周奎为了帮女儿夺回恩宠，盘算着要找一位才貌迷人的美女安插到皇帝身边，作为周皇后的心腹与田贵妃一争高低。

崇祯十四年秋天，周奎因营葬先人遗骨之事回到了原籍苏州，他深知江南多美女，此行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为后宫访艳。在苏州，经四方查访，最后相中了正值二八佳龄的红歌妓陈圆圆，陈圆圆不但歌舞出色，诗画俱佳，更有一种动人心弦的神韵，绝非一般美女可比。

第二年春天，陈圆圆随周奎北上京城。老奸巨滑的周奎，先是将陈圆圆收为义女，在府中经过一番调教培训之后，再伺机送进了周皇后宫中。周皇后对陈圆圆也颇为满意，将她精心打扮一番后，在宫中设下便宴，特意将皇帝请来饮酒取乐。席间，栋圆圆奉命为皇帝表演歌舞，只见她长袖轻舒，纤腰款摆，歌声娇柔婉转，眉目间春意盈盈，煞是动人；表演罢又上前来为皇帝侍酒，言语温婉，乖巧灵利，确实让人动心。可是这时崇祯皇帝被军国大事搅得头昏脑胀，根本没有心思重结新欢，对陈圆圆只是欣赏，没有收纳之意。陈圆圆在宫中盘桓了两三个月，终究没能投入皇帝的怀中，周皇后只好打发她返回了周府。

进宫时满载着周奎的希望，如今却一无所成地回来了，周奎当然心中不快，陈圆圆在周府的地位也就一落千丈，被贬到歌舞班中充当歌舞姬。

明廷内忧外患的形势越来越严峻，李自成的势力已越过宁武关、居庸关，直逼京师；满清军队也从东北面发起进攻。危急关头，明朝廷下诏吴三桂以总兵身份统领大军镇守山海关。

吴三桂是原锦州总兵吴襄的儿子，能骑善射，智勇过人，曾中过武举；崇祯初年，吴襄因贻误战机而被革职，同时吴三桂则升为宁远总兵；清兵进攻宁远时，来势凶猛，明朝的军队则软弱懈用，致使宁远失守，吴三桂因之被连降三级；后来，吴三桂痛定失痛，加紧操练兵马，使他的部下成为一支劲旅。如今国难当头，急需将才，所以朝廷又将他提拔出来，以镇守国门，还连带起用他父亲吴襄为京营提督。一时间，吴家父子兵权在握，成了京城里的热门人物，乱世之时谁都想得到军队的庇护，所以吴三桂离京赴任时，京城里的达官显贵纷纷设宴为他饯行，想为自己今后找下个靠山。

嘉定伯周奎自然也不落后，在府中摆下珍肴美酒款待吴总兵。这天，除了数不清的山珍海味呈列在吴三桂面前外，还有周府中绝色的歌舞姬陈圆圆在席前奉歌献舞。一阵悠扬清新的丝竹声后，陈圆圆身披白纱舞衣从重重帘幕中缓缓飘出，就好象一朵白云飘到了大厅之中，她淡扫蛾眉，轻点朱唇淡雅中露出一种超尘脱俗的气韵来；轻舒长袖，明眸含笑，那笑便象烟雾笼罩着的牡丹花，朦胧而诱人心醉；一段轻舞后，在厅中站定，随着动人心弦的乐器声，唱起了小调，那声音仿佛从遥远的天际飘来，轻悠悠地荡人听者的心底，宛如清泉浇身般的清爽。这舞这歌，把上座的吴三桂迷得欲醉欲仙，捧着酒杯，眼痴迷迷地盯着陈圆圆，好半天忘了喝酒，也不知搁下酒杯。

陈圆圆歌罢，奉周奎之命捧了银壶来为吴总兵斟酒，吴三桂心荡神移地接了酒，一饮而尽，陈圆圆拽着长裙飘然入内，吴三桂的目光随之而去，良久都不曾收回。

宴散前，吴三桂终于按捺不住，悄悄对周奎说：“倘以圆圆送我，战乱之时，我会先保贵府，再保大明江山！”周奎会心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吴三桂派人带了千两黄金作聘礼，到周府求婚。周奎早已准备好丰盛的嫁奁，当天就亲自把陈圆圆送到了吴家。

此时边关战事已急，吴三桂王命在身，可他还是挤时间举办了隆重的纳妾之礼，只等享受了洞房花烛夜，再启程赴任。

这一夜新郎新娘早早入了洞房，只为良宵苦短，第二天拂晓时分吴三桂不得不登程。这夜的洞房春光如何，有诗为证：

月向风清星眨眼，英雄美人无限欢；适才倒浇红蜡烛，此番又棹夜行船。

偷香粉蝶餐花元，戏水晴蜓上下旋；乐极情浓无限趣，灵龟口内吐清泉。

无奈好梦易醒，两人尚兴意未尽时，屋外已响起大军开拔的号角。吴三桂揽衣推枕，匆匆梳洗完毕，门外已传来禀报：“鞍马已备好。”这时，陈圆圆面带红晕地倦倚床头，钗横鬓乱，泪光莹莹，吴三桂看着她，怎么也挪动不了脚步，回过身来拥抱着她，吻了又吻，揉了又揉，在门外又响起催报声，才不得一步三回头地走出了房门。

吴三桂离开京城不久，闯王李自成便率大军攻入了北京，建立了大顺王朝。城中旧臣遗老全部遭到了搜捕，吴襄及全家也在其列，而陈圆圆的美貌被闯王的心腹大将刘宗敏看中，于是夺为侍妾。“大顺帝”李自成逼迫吴襄写信给吴三桂，劝他来京受降，否则要他全家性命。
信派专使送到了山海关吴三桂手中，见信后，吴三桂动了心，他深知大明皇朝已无重兴的可能，不如干脆顺应时势，归附了李自成，也好保全家人的性命。这时他突然想起了陈圆圆，在他的想象中圆圆应是和家人一同在押，可他还是不放心，便随口问了一句：“陈夫人现在何处？”来使觉得陈夫人不过是一小妾身份，情况无碍大局，便如实相告：“陈夫人已被刘宗敏将军收入府中。”

听到这句话，吴三桂顿时火冒三丈，怒吼道：“岂有此理！”随即抽出佩剑，一剑砍下来使的头颅，他的打算也随之彻底改变了。

吴三桂自忖光凭自己的兵力与闯王交战难操胜券，于是派副将杨坤持书到满清大营，迄求睿亲王多尔衮出师相援，准备好好地惩罚一下李自成的大顺王朝，以泄痛失圆圆之恨。如此以来，他是准备以父母妻子的性命作代价的，而且还装模作样地致书父亲说：“父既不能为忠臣，儿安能为孝子乎？儿与父诀，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旁以诱三桂，不顾也！”堂而皇之地以尽忠于大明皇朝为借口，来陪上全家的性命。岂不料请清兵灭大顺国，将来的天下无疑为满清人所坐，哪不就是背叛民族的利益，引狼入室了吗？为了心爱的陈圆圆，家人也好，民族也好，吴三桂已顾不了那么多！

吴三桂开关引清兵通往北京，正合多尔衮的心意，他立即发兵入关。李自成侦知清兵逼近的消息，就亲自率领二十万大军向东迎去，同时带上了吴襄作人质。两军交战于一片石，由于清军与吴三桂的兵马并肩作战，致李自成大败，一怒之下，马前斩杀了吴襄，并将他的首级悬挂在高竿上示众，回师京城后又杀了吴家老少共三十八口。

清兵紧追不舍，李自成眼看大势已去，只好带上京城的金银财宝撤回陕西老巢。临走时本想带着陈圆圆，陈圆圆却认认真真地劝告说：“妾身若随大王西行，只怕吴将军为了妾身而穷追不舍；不如将妾身留在京师，还可作为缓兵之计！”李自成听了以为颇有道理，命运危急关头，他无心留恋美色，索性丢下陈圆圆跑了。

可惜那边吴三桂并不知道陈圆圆留在京城，挥师紧追李自成的残部，一心夺回心爱的女人。一直追到山西绛州，忽然京师有人来报，说是已在京城寻获了陈圆圆，吴三桂喜不自胜，立刻停兵绛州，速派人前去接陈夫人来绛州相会。。

陈圆圆来到绛州时，吴三桂命手下的人在大营前搭起了五彩楼牌，旗旗萧鼓整整排列了三十里地，吴三桂穿着整齐的戎装亲自骑马出迎，其仪式之隆重决不亚于迎接圣驾降临。

这一夜重会之欢胜似当初洞房新婚，营帐中点起了红烛，挂起了芙蓉帐，喝过重逢喜酒的吴三桂紧紧搂住失而复得的陈圆圆，从上到下，从外到里，仔仔细细看了个够，亲了个够。陈圆圆经历了劫难，又受奔波之苦，神色带有几公倦态，却更加显得娇憨妩媚，让吴三桂怜爱得心尖发痛。全家三十九人惨死的悲痛被他抛诸脑后，一心一意地享受着陈圆圆的魅力，一任李自成残部渡过黄河回了陕西。

此时京城里也正热闹，多尔衮组织人马隆重地迎接清世祖顺治帝入关，在北京建立了大清朝廷，准备全盘控制整个江山。为了表彰吴三桂开关请兵之功，清朝廷册封他为平西王，并赏银万两，吴三桂竟然也不加思索地接受了下来。这样一来，当初请兵相助的初衷完全变了质，不折不扣地成为开关延敌的民族叛徒。

崇帧帝自缢殉国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重新组建了南明新朝廷。新朝廷深知吴三桂手握重兵，举足轻重，因而遣特使前往绛州，欲封吴三桂为蓟国公，并从海路运米三十万担、银五万两犒劳吴军。不料吴三桂因已受封于清廷，不肯再接受南明皇朝的这一套，他已经决定彻底归附于满清手下了。陈圆圆曾起心劝吴三桂弃清返明，以尽忠义之道，可惜吴三桂已是执迷不悟，一门心思地混下去了。

清顺治二年，吴三桂继续协助清兵西讨，由山西渡黄河入潼关，攻克西安，将李自成的力量彻底消灭。随后，他又风尘仆仆，东征西伐，为清廷统一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最后他为清廷拿下了西南一带，将最后一个南明小朝廷——永历皇朝赶往缅甸，清廷诏令他坐镇云南，总管西南军民事宜。此时已是顺治十四年，吴三桂可以说是功成名就，他将五华山的永历皇宫重加修茸，建成了平西王府，踌躇满志地经略所辖领地，俨然就是西南边地的土皇帝。

在吴三桂戎马倥偬的那些年里，陈圆圆紧随其左右，为他消愁增乐，简直成了他的精神支柱。可是在政途选择上，吴三桂并不听从陈圆圆的劝导，不惜将曾是自己君主的大明皇朝置之死地，使大江南北掀起滚滚硝烟，陈圆圆默默看着这一切，不免黯然神伤。

在昆明稳定下来后，吴三桂冠冕堂皇地以王爷自居，并提出封陈圆圆为平西王妃，不料陈圆圆却不肯接受，她提出：“妾出身卑微，德薄才浅，能蒙将军垂爱已属万幸，实在不配贵为王妃，宁愿作侍妾追随将军左右！”陈圆圆此举着实令吴三桂费解，别的女人不惜争风吃醋为的就是一个名位，她竟然把送上门的恩惠拱手推出。

为何陈圆圆会做出这样不可理喻的事来呢？且看她此时写的一阕“丑奴儿令”：

满溪绿涨春将去，马踏星沙，雨打梨花，又有香风透碧纱。

声声羌笛吹杨柳，月映官街，懒赋梅花，帘里人儿学唤茶。

词中所绘并非眼前之景，而是此时之情，满怀落寞消沉，便是陈圆圆这时的心境。经历了十几年的坎坎坷坷，惯看了人世间的沉浮起落，生生死死晃如过眼烟云，她对一切都已看淡。何况她也明白，为了自己吴三桂不惜引外族入关，毁灭大顺王朝，背弃朝廷及家人，落下了重重罪名，这一切虽然谈不上是她的过错，可毕竟与她有关，让她自感罪孽深重，哪里还有什么心思去作王妃。

顺治十八年，吴三桂以兵势从缅甸索回了永历皇帝，陈圆圆认为这是拥明复清的好时机，连忙力劝吴三桂趁此机会推出水历帝，对清廷反戈一击，深切地说：“如此可成不世之功！”然而吴三桂却不想放弃到手的权位重新立马横刀，仍然将永历帝绞杀了。天下人为之大失所望，陈圆圆更是心灰意冷，深感已到万劫难复的地步；于是脱下华服霞帔，隐入净修庵中，日夜与古经为伴，不再为凡尘世事而烦心，吴三桂也对她的选择无可奈何。

研究李自成，主要是研究这次农民革命，研究其历史的成败规律。历史的成败规律，要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解释历史。为什么要解释历史呢，就是为了取得历史的经验教训。过去，有好多对历史的看法，包括李自成为什么失败。这些看法对不对，关键是要通过自己的研究分析得出结果，不是随随便便跟着别人走。作为一个小说家，应该如此，你跟别人走，就不是思想家。跟别人走，那别人解释错了该怎么办呢?所以，一定要有自己的看法。今天，谈这个题目：“李自成为什么失败?”就是我对这次历史革命运动失败的规律，它的真正原因所作的探讨，许多意见是跟别人不一样。你们首先听我怎么谈，然后要考虑我谈的对不对。不对，有机会向我提意见或批评。思考，独立思考。首先不说他跟某些意见一样不一样，真理只有一个，真理是科学，历史是科学。小说是艺术。历史小说是历史科学和小说艺术的结合，通过小说艺术来反映历史科学。所以，历史小说是创造。《李自成》的许多情节、细节，都是虚构的，可不是瞎写。它符合当时的社会条件、具体的环境、生活的面貌。人物很多也是虚构的。诚然，这个人物在历史上是有名字的，但写到故事中的细节是虚构的。小说与历史不同。现在关于小说部分我就不谈了，只谈历史。李自成为什么失败?过去有各种论点，我对这些论点有的吸收、有的采取批判态度。毛主席有一句话，但没有详细分析，没有做全面的解释。这句话值得我们注意。他把李闯王称作“流寇主义”，李自成算不算“流寇主义”?我们且不说“主义”这两个字恰不恰当，但是毛主席说到一部分真实情况，这个以后再谈。�

有人说，李自成失败，是因为到北京之后，刘宗敏夺了陈圆圆，恼了吴三桂，投降了清朝，造成李自成的失败。这个说法对不对呢?我是不同意这个说法的。一方面从事实上不同意。大顺朝经过了十六七年的斗争，占领了河南、陕西，明朝的陕西包括现在的宁夏、甘肃，也包括青海的一半。往东去，他的人马到了山东；往南，到了湖南边界的常德附近。这么大一个局面，会不会为了一个女人(而且这女人是个妓女)就失败了，这是不是历史唯物主义?你们想想。这丢掉了阶级分析，丢掉了当时具体的军事、政治、经济情况，而把原因放在一个妓女身上，理论上讲不通。从事实上说，陈圆圆被吴三桂买去，已经到了宁远，宁远现在称兴城，在锦州南边。当李自成进北京时候，陈圆圆已经不在北京，在宁远。但是吴三桂的父母和家里的人(大概有三十几人)还在北京。难道吴三桂不为父母生命着想，不为全家生命着想?难道吴三桂不为千秋名节着想?当了投敌汉奸，仅仅为着一个妓女，这种事情我们今天会不会做呢?尽管我们今天与历史不同，但是，我们了解今天的人情，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的问题。这一点我深有体会。“文化大革命”后，林彪摔死以后，我对“文化大革命”的许多斗争，看得更深了一步。回过头来看历史问题，也就更清楚了。今天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何况古时讲对父母之孝，比今天高得多。今天我们把满族看成兄弟民族，但是明朝时不是这么看，以汉族为代表的明政权，和以满族为代表的清政权，这有一个民族对立啊!那个时候不讲兄弟民族，是势不两立的民族。难道吴三桂以一个汉族人，为一个妓女被刘宗敏霸去了，竟然不顾其父母，不顾其三十口亲人被杀害，也不管千秋名节，落一个汉奸之名，你们想他肯不肯，到底肯不肯?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在封建时代，你要把他的妻子夺走，这认为是奇耻大辱。你要把他的姨太太、妾夺走了，这不算个事情，甚至可以送人。你看中了，看中了可以送给你，所以有“爱妾可以换马”的说法。看中了一匹马，骏马，非常好，没有钱买，好，把姨太太换一换。如果吴三桂要是真的知道刘宗敏把他的陈圆圆夺去，这个阔公子出身、二十几岁就当了总兵官、挥金如土的人，他就会想，算了，把陈圆圆给他刘宗敏。反过来说，真要是吴三桂为此叛变，那好，刘宗敏和李自成就抬举他，以重礼把陈圆圆给他送回去，这个问题好办。为什么产生这个战争，原因很多也很深。政治原因、阶级原因、军事原因……科学的历史家，应该从这些原因来探讨事物的本质，只有唯心主义者，才会放过了这个历史的本质，把这么大一个生死斗争归结到一个姨太太身上，这个道理站不住，何况陈圆圆此时不在北京。�

又有人说，是因为进北京之后，这个刘宗敏抓了许多做官的人(据史料说是几百人)，要钱，拷打要钱，追赃。这是不是一个失策?在策略方面有错误，是一个失策。但是不是刘宗敏的责任?刘宗敏究竟担负多大责任?大顺朝是刚刚建立的新的朝代，皇帝是开国皇帝，不是已经坐了几十年、几百年的一个末代皇帝。开国皇帝必然把军权、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不然不能成为开国皇帝。李自成也不是一个昏庸之辈。刘宗敏敢这么胆大包天，抓那么多人要钱，道理在什么地方?我提出了问题，暂不解释。所以把这个罪状归结到刘宗敏，是忽略了当时大顺朝的政权构成，和大顺皇帝李自成的为人，忽略了这个基本问题。�

还有人说，都怪在牛金星当了丞相，别的好事不作，尽劝李自成登基，劝李自成赶快做皇帝。坏就坏在牛金星，这事也不合理。做皇帝是李自成的目的，农民起义最后必然是建立封建帝国。当时还不能，农民起义以后，他变成一国之君，当然是当皇帝。当皇帝是李自成打了十几年的最终目的。有没有牛金星，他都当然要当皇帝。这个账不能算在牛金星身上。�

第四个说法是，由于他错杀了李岩，所以他站不住脚了。这个说法也不可靠。李岩到底是个什么人?到今天还没有解决。过去说他是河南杞县人，是个举人，是兵部尚书李精白的儿子，这完全不对。杞县没有这个人，李精白也不是杞县人，明朝末年举人、乡宦纪事录没有李岩的名字。首先不是李精白的儿子。李精白是安徽富阳东门内人，他们安徽富阳人称李精白家为“都堂李家”。李精白只有两个儿子，一个姑娘。有一个儿子病死，死得早；又一个儿子，崇祯十五年被袁时中杀了。从来没有一个儿子叫李岩，现在没有铁板钉钉的证据。所以说他是李精白的儿子，没有历史根据。《杞县县志》否认，《开封府志》否认。随县有一个人跟他同时，写了一本书，否认杞县有这个李岩，证据确凿。我们现在这个李自成死在九宫山下，而湖南要争，说他隐居石门夹山。湖南的材料他们都送给我了，我看了，都不能自圆其说。历史是科学，不能随便解释。解释历史是解释科学，应该是越解释越符合科学，而不能越解释越背离科学。所以现在无法证明李岩这个事情，不知是怎么回事。但大顺军里确有个李岩，据我看确有，我们常常因为史料不足，没有占有，难以下定论。大顺朝迅速灭亡，许多档案都被敌人毁了。史料不够不要结论。没有根据，我决不说没有李岩这个人，只能说李岩有，情况不清楚。我们搞审干，还要查证落实嘛!还派许多人调查调查。我们现在对李岩这个人没有调查，查不出来。但李岩并不重要，这一点可以肯定。因为大顺朝建立中央政权，他有六部，叫六政府。尚书，没有李岩，侍郎也没有他。武官分好几级，现在有个问题我们还搞不清楚。有人说元帅算一级，我看不对。大概权将军算一级，上将。制将军算一级，中将，李岩部队的军衔是个制将军。李过都是权将军，李岩是制将军，闹了那么久，只搞了个中将，而且每次重大战役，什么人带兵去打仗，大概都清楚。还没有查到哪一次打胜仗，是李岩带兵打的。所以不要把李岩估计那么高，没有证据。退一步说，纵然李岩不死，也不会起重要作用。原因在什么地方呢?胜败，军事上的胜败决定于历史的形势，而不决定于某一个人。杀李岩的时候是崇祯十七年，甲申年六月间，可能是六月下旬。这个时候，李自成已从山海关溃败，退出北京。以后又在正定一带打了两个败仗，他自己也受了伤，精锐部队差不多光了，河南到处反对大顺政权。在这个局面之下，就算给李岩两万人马(据书上说李岩要求给他两万精兵)，纵然给他两万精兵到河南，茫茫中原，到处叛乱，能起多大作用?古代军队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的军队掌握机关枪，掌握迫击炮，各种大炮，还有飞机、坦克，那比老百姓的武装强得多。在三百多年前，主要战斗武器是弓箭、刀矛。你有，老百姓也有。千万不要唯心主义，认为李自成是起义的，老百姓就拥护，不见得。老百姓只看现实，你对他有好处，就拥护你。对他没有好处，就不拥护你。何况正统观念深入人心，尽管崇祯死了，直到康熙年间，许多地方起义反清，还拿明朝后代当旗号。这封建的正统观念，看起来是思想意识，但在进行武装斗争的时候，他就变成了物质力量了。难道当时的地方势力就那么拥护你李自成?已经摆脱了封建的正统观念，可能不可能?它是不可能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占领了巴黎，巴黎以外的农村，农民纷纷武装起义，进行战斗。农民是保皇主义者。拿破仑失败之后，被流放到一个海岛上，后来拿破仑带了少数人，坐船从法国南部登陆，形势危险极了。还是农民崇拜他，每到一个地方，皇帝来了，农民就跟着他向巴黎进军，越走人越多。所以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农民总是保皇主义者，在保皇主义者的农民看来，李自成不过是个流贼。我们今天看是农民革命英雄，这是我们今天的观念，农民不那么看。在这种情况下，李岩回河南，两万人马，能不能扭转河南的局势?另外，清兵很快过黄河了，南明高杰的部队很快进入了豫东。所以说因为杀李岩造成李自成的最后失败，这话是没有估计到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忘掉了当时的形势。简单地说，过去的看法，都是经不起推敲的。那么到底李自成为什么失败，就现在从正面谈我的意见。然后，顺便还继续谈谈反对的意见。

李自成是崇祯十三年，大概是旧历十月间进入河南。在进入河南的时候，他曾隐伏在汉水以南，郧阳府的大山里(包括现在郧阳地区、汉水以南部分)。人数很少，暂时隐蔽对他有好处，因为当时对明朝危害最大的不是李自成，而是张献忠。明朝几乎以最大的力量来进攻张献忠，这就给李自成造成了机会，可以避开了战争，休息人马。等到十月间，他突然出现了，以最快的速度，从郧阳地区进入河南。走河南的淅川县进入河南，人马不多，河南地区当时没有多少军队。明朝的军队都调走了，全部被张献忠牵制了。明朝的后方空虚，又值河南一带灾荒连年。李自成进入河南以后，就号召饥民提出一个口号，大家都知道“随闯王，不纳粮”。跟随他可以不向官府纳粮，三年免征。他到的地方，三年以内不征粮。提出这个“均田”，我不同意历史家把“均田”口号强调得太过火了。为什么不同意呢?“均田”，必然是政权稳定之后才提出来。李自成虽然提出来，并没有实行。没有政权，你怎么实行“均田”?局部地区的战争停止了，也不行。必须建立巩固政权才能谈“均田”。“均田”也不是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办法，是暂时一个改良主义。如果不从具体问题出发，我首先问你，什么地方实行过“均田”?恐怕谁也答不出来。他没有巩固政权，没有占领过地方，“均田”从何谈起呢?最有效的是三样法宝：一个是三年免征；一个是随闯王不纳粮；还有一个开仓放赈。还有第四个也有效，就是不杀知识分子。举人秀才，只要你不反对我，不杀。为什么放在第四?广大群众才能决定历史的方向。当时是三年免征，“随闯王，不纳粮”这个口号，非常有效。明朝财政枯竭，除地丁粮赋之外，还有各种苛捐杂税，老百姓负担重极了。“随闯王，不纳粮”对号召农民，号召中小地主，非常有效。所以李自成的力量，不仅建立在贫农身上，那个时候，阶级观念不像现在这么清楚，力量也建立在中小地主身上。中小地主对纳粮负担，感到特别痛苦，我们说李自成代表农民，代表贫民，这话不符合封建社会的情况。我们今天有阶级分析，阶级路线非常清楚。农民起义，缺乏这种阶级觉悟。农民是个自在的阶级，而不是个自为的阶级。他没有一套“农民的哲学”。所以他的力量，除建在农民身上之外，也建立在中小地主身上和小商小贩商人身上。但是封建社会怎么构成的，他将来做皇帝还是依靠大地主，还要依靠官僚。不可能不依靠官僚。事实上，后来证明，他到处拉拢官僚。所以说他到了河南，提出“随闯王，不纳粮”这个口号，非常有效。三年免征是给人一个希望，如果闯王站稳脚，这三年不纳粮的确给人以希望，这有效，这叫做乱久思治，大家痛苦久了，痛苦了十几年，现在来这么个人物，替老百姓着想。这老百姓，包括中小地主、包括农民，希望他成功。还有这第三个：开仓放赈，那时明朝政府没有力量来赈济饥民。李自成力量从哪里来呢?李自成专破山寨。他在伏牛山中，破了四十八个山寨，这个数目确不确，不敢说。他进入河南以后，没有破一个县城，专破山寨。为什么不破县城?我们有一句老话：大乱住乡，小乱住城。如果小乱，那个地方有小股土匪出来，住在城里边比较保险。如里是大乱，住城里不保险，一攻就破。当时大地主、绅士都住在山寨里，住在山里，粮食财产集中在山寨里，山寨有地主武装保护，所以攻破了山寨就有粮食，有钱来赈济饥民。这样，饥民到处来跟随他，来欢迎他。另外作些宣传，编写歌谣，“随闯王，不纳粮”这条歌谣都出来了，所以力量壮大很快。这是崇祯十三年冬天。到了崇祯十四年春天，正月间就破了洛阳，不是用武力打开的，而是内部叛变，没有经过激烈战争就进了洛阳。洛阳有个福王，是崇祯的叔父，是当时最富的一个王。进洛阳以后，就杀了福王，用福王的钱来赈济饥民，来扩建部队。所以，李自成是这样起来的。那么明朝是不是没有军队跟他打呢?不是的。从整个战局说，明朝失败的因素很多，从局部条件来说，明朝还是有军队的，可是明朝在一开始就两面作战。北边跟满族作战，国内与各个地方农民武装作战。对满族作战是明朝最大的一个负担。许多精兵都要对付满族，而常常打败仗。对农民起义武装作战，决不仅仅李自成一个，起义的地方很多，李自成只是一部分。这样搞了十几年，搞得明朝财源枯竭，兵源枯竭，一点办法没有了。而李自成趁这个机会进入河南扩大力量。破了洛阳之后，就把明朝末年农民战争史划分为两个阶段。从这以后，农民起义部队，特别是以李自成为代表，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而明朝被动了。这是李自成的黄金时代。但是，任何事物在胜利中常常滋长着失败的因素，李自成悲剧的因素也从他胜利中产生了。李自成在军事方面不断胜利，可是忽略了一条，不懂得每占一个地方，建立初步的政权，这设官理民关系着政权的巩固。李自成有没有这个力量设官理民呢?有，但没有做，这是形成他最后悲剧的一个重要因素。你要设官理民，才能够恢复生产。因为没有设官理民，所以生产继续破坏。刚刚进入河南，老百姓对你是欢迎的，拥护的。但过了两年，老百姓没有恢复其生产，负担继续加重，你说不向老百姓征粮，你向地主豪绅们要钱，豪绅、地主的钱、粮是从哪里来的?还是从农民出来的。因封建生产就靠农业，地主自己不种地，土地所有权还是地主的。所以看起来不直接向农民要钱要粮，但每到一地，向豪绅地主下令，限期给多少骡马，给多少粮食，给多少钱，实际上豪绅地主的粮食，还是农民生产出来的。农民的负担并没有减轻，反因战争一年年继续，农民继续痛苦。原来农民把他看成救星，日子久了，不能满足农民的愿望，只依靠战争胜利一步步前进。老百姓就拥护你?生产就搞好了?不会!这一套很简单的政策，进不了李自成的脑子里，你看怪不怪?到底为什么没有，我不能完全肯定。我研究这个问题，与李自成内部矛盾有很大的关系。李自成部队到崇祯十四年加入了一个罗汝才，绰号曹操，跟他的武装力量相差不多，这是一个性子猛烈的人。当时合作的条件，是每攻破一地，所得的财产四六分，李自成得六成，罗汝才得四分。李自成如果不能紧紧抓住罗汝才，罗投降明朝，这是个不得了的事情。如果罗汝才与张献忠合作，对李自成的危害也很大，所以紧紧抓住罗汝才，这个矛盾一天不解决，就会影响到建立政权。你说这几个府、几个州、几个县的地方官，那罗汝才是不是要放呢?他要放，原来四六分么!这个矛盾没有解决，一直到崇祯十六年正月间，占领了襄阳、钟祥、荆州这一带，五月间杀了罗汝才，这个矛盾解决了，开始在一些地方上放官，但时间就晚了。这时是一直没有建立政权，没有恢复生产，使老百姓对他失望。这是他失败的很重要的原因。我们说老百姓判断一个事物的观点，不像我们现在。今天，我们认为你是农民起义英雄，就拥护你，那时则不然。老百姓不喜欢说话，他讲物质条件，任何人都讲生儿育女，讲吃饭穿衣。这些物质条件满足了他，他就拥护你；你不满足他，他不拥护你，这是非常现实、起码的唯物主义。而李自成就没有满足农民这些地方的要求。在战略上犯了很大的错误。在襄阳的时候，讨论下一步怎么办，才建立政权，叫新顺朝。他成为新顺王，开始建立中央政权。建政权以后，就讨论下一步用兵怎么用法。当时，有人提出来从汉水长江东下，占领南京，以南京为京城，然后北伐。这个战署是有道理的。因明朝末年，北方农村破产，而南方比较完整，江南财富还是没有破坏，连北京的供应都主要靠南方。如果先占南京然后北伐，也许是着好棋。现成例子：朱元璋占领南京，然后消灭了群雄。我们这一带是陈友谅的地方，包括江西。长江三角洲是张士诚的地方，浙江一带是明玉珍的地方。朱元璋占领南京之后，先消灭了浙江一路，随后与陈友谅在鄱阳湖决战，打败了陈友谅。陈友谅死了，朱元璋继续向西进军，占领了长江上游。回过来进攻张士诚，张士诚建都在徐州，整个长江中下游变成了朱元璋的领土。这个优势很重要，首先是财政方面，经济方面有了一个巩固的基础。然后再统一中国，再北伐。先消灭了元朝在长江流域的势力，这是成功的道路。当时，李自成如果进攻南京，是符合这个经验的。至于将来会不会失败，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可是在讨论的时候，李自成认为太缓慢了。经营长江以南，然后再北伐太缓慢了。有人提出个冒进的方法，从襄阳出兵，通过河南，直往北京。这个办法，快是快，可是有人感到不妥当，因为明朝还有一个总督叫孙传庭，这个人很能干，住在西安。如果是大军北伐，通过河南直攻北京，万一北京城攻不下，而孙传庭从潼关出来，退都不好退，怎么办?所以这个战署也放弃了。第三个战署据说是钟祥人顾君恩提出的。首先占领西安，以关中作根据地，然后出兵北伐，进攻北京。这个战略好，因为他可以退，可以守、可以攻，特别是适合李自成和他的将领们的乡土观念。因为他大部分是陕西人，乡土观念很重，如果以西安作为京城，这个他满意，同时，以他家乡的人民作为兵源，办法也好。这一年十月间，再至河南，在郏县一带打败了孙传庭，进入西安，改西安为长安，恢复唐朝都城的名字。这一年十二月间，开始以一部分部队在韩城一带渡过黄河，第二年正月间，以大批部队过黄河向北京进军，主力部队走大同阳和进居庸关。一部分军队由刘芳亮率领越过太行山，走曲阳往北到保定。这个战略好不好?过去历史学家都认为是非常好战略，甚至是伟大的战略。一切事情都是辩证的，都是活的。如果不采取这个办法，不急于进攻北京，两年不进攻北京，局面就完全不同了。占领西安，就连宁夏、甘肃都占领了，汉中一带占领了，四川也占领了一部分，按兵不动，巩固河南、山东、关中地区，花两年时间恢复生产，恢复秩序。北京是个死城，为什么说北京是个死城呢?北京靠江南粮食和财赋、钱。当时李自成的部队已经到山东了，截断了运河，北京成了死城。还有满州的威胁。北京像一个果子在树上，随时去采都可以，何必那么急呢?从西安出兵攻北京是个好的战略，但在运用方法上，犯了冒进主义。好战略变成了坏战略。
李自成为什么要急于拿下北京呢?在西安已经是皇帝了，但是没有正式登基，用欧洲的话说，还没有进行加冕典礼，好像加冕典礼非到北京才是正式的。用现在的词汇，北京是个政治首都，从元朝到明朝都在北京建都。明朝在南京建都不久，明成祖十五年就搬到北京。所以北京是政治首都，西安早已不是政治首都了。好像必须到北京，这个皇帝才名正言顺。所以把做皇帝的主谋推到牛金星身上，是不知道当时具体情况。在西安，李自成已经是皇帝气派了，每三天也出来到教场观察练兵，这个时候他穿着黄衣服，前头没有仪仗队，但是有把黄伞，这是皇帝的标志。老百姓一看见黄伞，就赶快躲起来，如果躲不及，就跪在街两边，头低下去，这是皇帝身份了。许多人不了解皇帝身份，不了解封建社会制度，好像他还是农民兄弟。中国历史博物馆珍藏的有关李自成进北京的画作，画面是老百姓抱住李自成马头，欢迎李自成，拱手表示还礼，这是不晓得什么是封建社会。李自成到了北京，没有马上进城，先由李过派军队清宫，在宫院里头清查一遍，守卫工作做好，然后李闯王才进北京城。不要以为农民起义，他一定是跟农民是兄弟，跟农民是朋友，哪有那么回事。这个问题要从现实出发考虑历史，不要从空想出发考虑历史。历史唯物主义最起码的条件是从实际出发，不从空想出发。这个时候，李自成已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到米脂县修他的祖坟。带了一万骑兵，随他回米脂。首先出去的是李过，李过带骑兵沿路修桥修路，在米脂县北门外，把一座很好的庙改成行宫。在城内大宴地方父老，宴会三天。修了祖坟，派五百夫看守。免去一些钱粮。向乡里的亲戚、乡邻和他本族宣布，愿意随我去做官的，跟我到长安去，愿意留在家里的，另外赏赐你们钱，这就走了一批。这大概是崇祯十六年十一月间，办了这个事情。回去以后，准备北伐，到了北京城，最主要一个问题，就是筹备登基。欧洲的话就是行加冕典礼，登基日期不断改变，为什么呢?吴三桂的威胁，吴三桂在北京东边的玉田县。放下这一头暂且不说，且说吴三桂是怎么来的。崇祯十七年二月间，决定调吴三桂兵来保卫北京。为挽救当时的恶劣局面，崇祯也采取了许多措施。一个措施是派李景泰督师，来对抗李自成。李景泰是个文人，刚出北京不敢走了，派了一个大将中军官在居庸关一带守备，抗击李自成。还有一个办法，是迁都逃走，当时有一批人建议崇祯逃往南京，如果是逃往南京，以后局面怎么变很难说。因为明朝有两个京城，实际京城搬往北京了，南京还设有一套六部衙门，只是办事，决策以北京为主。南京作为陪都。如果崇祯当时逃到南京，以崇祯皇帝的威望，经营江南。李自成与他作战，而清兵从沈阳过来，那就变成清兵和李自成的正面作战，南京有个休息机会。以后中国历史怎么发展，不知道，因为它没有变成事实。有人反对崇祯往南京逃。有人又提出另一个意见：

崇祯可以不逃，把太子送到南京去，万一北京失守，太子在那里监国，然后当皇帝，有号召力。又有人反对。崇祯这个人死要面子，他的个性，他的悲剧性格促使他只要有人一反对，他就决定不逃走了。按照中国春秋以来的话，叫“国君死事社稷”。就是一个国家的皇帝、国王为他的社稷而死，这是正统的。不逃走了。不逃走，守城的军队靠什么呢?光靠北京的部队?北京的部队腐化了，不能作战。只有吴三桂的精兵可以，这就决定调吴三桂的军队。调走吴三桂的军队，关外的城池就要放弃，不放弃怎么办，有人唱高调，说祖宗留下来的土地，此城不可放弃，放弃了后人要骂的。崇祯又动摇了。是的，我既是英明皇帝，如果在我手里放弃了东北的一份土地，这可不行。后来，实在没有办法，才决定调吴三桂。地方放弃了，要把老百姓都带到关里去。吴三桂一出发，后边就带着几十万老百姓，据说是五十万老百姓。可能数字没有这么多，一天走几十里，如果老百姓不带这么多，轻身前进，吴三桂以骑兵为主，几天就可以到北京。吴三桂如果到了北京，李自成进攻北京决不能成功，可是吴三桂带了几十万老百姓背井离乡，一天走几十里路，把时间耽误了。当李自成到居庸关的时候，吴三桂到了山海关，就差这点远，李自成进攻北京，北京不能守，三天就进了北京。而吴三桂本人走到玉田县，也是差这么一点远。非常严重，前进不能，北京已经被人占了，后退没有办法退。山海关以外，被清军侵占了。带着老百姓他自己还有五万多精兵，给养从那里来?有皇帝在，给养的供应都有办法，皇帝没有了，怎么办?所以吴三桂这时进退都失去了抉择。成了这个形势，要他投降李自成，他不肯。为什么不肯?首先得解决问题。吴三桂的父亲是总兵官，吴三桂年轻轻的做总兵官，总兵官是方面大将，一品官，武一品，吴三桂的舅舅有几个总兵官，他的亲舅舅祖大寿投降清朝，他的亲戚、朋友、舅舅在东北形成了一武力集团。吴三桂的家叫武将世家，代代武将。他父亲是总兵官，老了，他当总兵官。这种世家，与李自成这个“流寇”是势不两立的。所以有人说吴三桂本来想投降李自成，后来听说陈圆圆被刘宗敏夺去了，不投降了，确实是不研究当时的阶级情况、阶级斗争的情况。他代代是明朝大将，已经两代，总兵官下边还有副将、副总兵、游击将军等等，这些那就更多了，形成武装集团，是明朝皇帝的集团，当然不肯投降，他没有写过一封信给大顺皇帝说他要投降，大顺皇帝派人去，他应付一下。为什么?他想摸摸底，因为他没有根据地，没有后方，兵源、财源没有来源。这时候有个政治投机的好题目:如果他能把太子弄到手，拥护太子登基，号召天下人拥护他，他就是复兴明朝的一个最大功臣，当时要求把太子弄到手，这个时候不是因为他要求清兵，清兵才来。这一头暂且放下，来谈第三头，谈清朝兵。事物是错综复杂的，清朝的第一代皇帝叫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死了之后

三角恋爱

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攻克北京，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可这并不代表他已经控制了全国的局面。江南还有50万官兵没有放下武器，各地的旧官僚也都为自己的命运而拼死抵抗，做为中原门户的山海关此时控制在明吴三桂手中，而关外的满洲贵族更是对中原的大好河山虎视眈眈。刚建立的大顺政权，当真是处在内忧外患的局势下。
此时，山海关的守将吴三桂也正在左顾右盼，举旗不定。能否争取到吴三桂这支劲旅，控制山海关这个门户，已关系到大顺王朝的命运，也关系到中国历史的走向。可偏偏就在这个系千钧于一发的时刻，被胜利冲昏了头的李自成没有处理好与吴三桂的关系。先是将其父吴襄收入牢中，然后大将刘宗敏又夺其爱妾陈圆圆，使得本来已经投降的吴三桂倒戈相向，与李自成势不两立。李自成闻讯，立刻带了二十万军队疾奔山海关，石河大战由此拉开了序幕。
四月二十一日晨，李自成军队抵达石河西岸，立即叩关攻城。经过一天的血战，未能攻克一座城门。直到晚上，北冀城一军叛降，农民军正要登城，却被吴军赶来的援兵抢下。山海关之易守难攻，由此可见。
次日，吴三桂感到实在是招架不住了，亲自奔赴驻扎在关外十里的清军大营里去求援。经过谈判，多尔衮答应出兵相助。双方对天起誓后，吴三桂回到关内先与农民军决战，清军随后便到。
二十二日晨，城门大开，多尔衮率军入关，双方都投入了全部的精锐，进行这场事关生死存亡的大决战。此时狂风大作，尘土飞扬，吴三桂借风沙掩蔽，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农民军阵前。双方苦战了大半日，吴三桂渐渐落了下风，而农民军也已是强弩之末，这时多尔衮令数万精兵杀入军阵，如虎入羊群，势不可当。农民军力气耗尽，只好全部撤退，清军乘胜一路追杀，石河两岸遍地横尸，将四十里的原野全都染成了红色。
是役，李自成主力全失，回京后的第四天仓皇出逃，五月，清帝顺治入主中原。中国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和平来之不易，战乱黎民倒悬。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安史之乱，汉民南渡；靖康之耻，建炎南渡。

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安史之乱，汉民南渡；靖康之耻，建炎南渡。

一、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移民——永嘉南迁
从晋怀帝永嘉年间到南朝宋元嘉年间（307—453年），南迁移民的高潮有四次。
第一次：永嘉初，今河北（以下提到的省名均系今名）、山东、山西、河南以及江苏、安徽二省淮北部分的流民相继渡淮河、长江南迁。东晋元帝太兴三年（320年）在建康设置了第一个侨县——怀德县，以安置流民。以后．又陆续设置了徐、兖、幽、冀、青、并、司诸侨州郡县于长江南北。
第二次：东晋成帝初（326年后），江淮间大乱．淮南居民以及原来侨居在淮南的北方人纷纷渡长江南迁。
第三次：东晋成帝末（362——365年）及以后一二十年间，中原战乱不断，关中所遭破坏尤其严重，今陕西、甘肃境内的人口南迁汉水流域，一部分进入四川盆地。
第四次：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间（424—453年）和明帝泰始年间（465—471年），一度由宋武帝收复的中原地区重新失陷，淮北各州也由北魏占领，大量人口渡淮南迁，因而在淮南新设了司、兖、徐、青等侨州及其他一些侨郡县。氐人的战乱还迫使关陇流民南迁汉水流域和四川北部。

　　　一、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移民——永嘉南迁
　　从晋怀帝永嘉年间到南朝宋元嘉年间（307—453年），南迁移民的高潮有四次。
　　第一次：永嘉初，今河北（以下提到的省名均系今名）、山东、山西、河南以及江苏、安徽二省淮北部分的流民相继渡淮河、长江南迁。东晋元帝太兴三年（320年）在建康设置了第一个侨县——怀德县，以安置流民。以后．又陆续设置了徐、兖、幽、冀、青、并、司诸侨州郡县于长江南北。
　　第二次：东晋成帝初（326年后），江淮间大乱．淮南居民以及原来侨居在淮南的北方人纷纷渡长江南迁。
　　第三次：东晋成帝末（362——365年）及以后一二十年间，中原战乱不断，关中所遭破坏尤其严重，今陕西、甘肃境内的人口南迁汉水流域，一部分进入四川盆地。
　　　第四次：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间（424—453年）和明帝泰始年间（465—471年），一度由宋武帝收复的中原地区重新失陷，淮北各州也由北魏占领，大量人口渡淮南迁，因而在淮南新设了司、兖、徐、青等侨州及其他一些侨郡县。氐人的战乱还迫使关陇流民南迁汉水流域和四川北部。
　　这几次移民高潮历时100多年，移民南迁的路线主要有东西二线：
　　东线：以循邗沟和淮河流域东南向的支流为主，向东南方向迁移，因此处于邗沟南端的今江苏扬州及其长江对岸的今镇江、常州一带成为山东及苏北移民的集合地，河南人也大多向东南迁入安徽，而不是向正南进入湖北。
　　西线：水路是循汉水南下，所以沿汉水的南郑（今陕西汉中）和襄阳成为移民重要的集散地。陆路则取金牛道（南栈道）进入四川。
　　按今地划分，接受移民最多的是江苏省，在今南京、镇江、常州一带最为集中，苏北地区则以扬州、淮阴等地为主。移民的来源，山东占了一半以上，其次是河北、河南、山西、陕西，本省和安徽的淮北部分也是移民来源之一。
　　第二位是安徽。其境内的移民来自北方，以河南为最大部分，其次为河北、山东、山西。本省淮北的移民也占相当大的比例，少部分来自江苏北部。侨郡县大多散处于江淮之间，江南仅在今芜湖附近。
　　湖北境内长江上游今江陵、松滋一带的移民主要来自山西、陕西、河南，少量来自安徽和江苏的淮河流域。长江下游今武昌、黄梅一带的移民大多来自河南，也有一些安徽淮北的移民。但湖北接受移民的主要地区还是汉水流域，上自今郧西、竹溪，下至今宜城、钟祥，而以襄阳为中心。来自陕西的移民数量最多，其次是河南、甘肃，再次为河北、山西、安徽、四川。
　　江西、湖南二省距中原已远，移民到达的较少，仅在北部一小部分设置了几个侨县。

　　河南南部淮河流域也设有若干侨县，主要安置本省北部流民，其中也有少数来自陕西、甘肃及本省南部邻区。
　　陕西秦岭以南的汉中地区安置的移民几乎都是来自甘肃、四川和本省北部。
　　山东今黄河以东南地区因一度为南朝宋所有，所以也曾设置侨州郡县，接纳的移民以河北的为主，其余为河南北部及山西移民。

　　总而言之，移民迁入地可以分为东西二区：东区包括长江下游及淮河流域，以接受黄河流域下游及今山东、河北及河南东部的移民为主。西区包括长江流域上游及汉水流域，以接受今甘肃、陕西、山西及河南西部移民为主。移民总数在700万。
　　二、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大移民——安史乱后中原汉族的南迁
　　李白《永王东巡歌》诗云：“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分布广大南方地区。南迁路线主要有东、中、西二路。
　　东路自华北平原进人淮南、江南，尔后主要经皖南、浙西金衢盆地进入江西。再分二支，一支南下岭南；一支翻越武夷山进入福建。东路以当时全国交通命脉大运河为主干，兼用汴河、泗水等河流，构成一条宽阔的西北—东南向的水运交通带，将华北平原与淮南、江南连接起来，并向南延伸到江西、福建等地。大批难民涌向淮南、江南、江西，不依赖运河是难以想象的。
　　中路自关中和华北平原西部进入今南阳、襄阳一带，尔后南下，穿过湖北南部和湖南全境，进入岭南。此路北面分别连接首部长安和东都洛阳。从洛阳沿伏牛山东麓南行，道路较为平坦，到南阳或襄阳后，即可乘船沿汉水南下。从长安到荆襄，先走陆路，越过商山后即可顺流南下襄阳。
　　西路自关中越秦岭进入汉中地区和四川盆地，需经褒斜道、子午道等栈道。这些道路崎岖难行，但因与长安近在咫尺，一旦都城危急，统治者仍不得不率领文武百官、平民百姓踏上艰难的旅途。
　　此次南迁历时一个半世纪，直到北宋初年，人数不可考，但完成了中国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
　　三、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大移民——靖康乱后的南迁
　　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大移民，持续—个半世纪，其中规模较大、人数较集中的迁移大致有七个阶段。

　　第一阶段，靖康元年至绍兴十一年（1126—1141年）。靖康以后北方人民南迁以本阶段人数最多，短短十余年，“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绍兴十一年，宋金和约达成，和约规定南宋不得接收金朝“逃亡之人”，南迁的浪潮始告消退。
　　第二阶段，绍兴三十一年至隆兴二年（1161—1164年）。金主完颜亮破坏宋金和约，大举南侵。
　　第三阶段，开禧二年至嘉定元年（1206一1208年）。
　　第四阶段，嘉定十年至十七年（1217一1224年）。 嘉定七年（金贞佑二年），因受蒙古军队威胁，金朝自中都（今北京）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市），并于十年大举攻宋。南宋则发檄招喻金朝军民。嘉定十七年，金向宋求和，派官至光州声明更不南下。
　　第五阶段，绍定四年至端平元年（1231一1234年）。
　　第六阶段，端平二年至景定元年（1235—1260年）。
　　第七阶段，德佑二年至宋亡（1276——1279年）。
　　此次南迁路线与安史乱后中原汉族的南迁路线相同，南迁大约500万。
　　南宋内部的移民：
　　（一）是江西路、两浙路福建路迁入淮南东、西路。
　　（二）是福建外迁潮州、梅州，广东西部沿海、海南岛沿海、广西沿海，以及澎湖和温州。
　　（三）是江西西移湖南，其次北移湖北鄂东山区和江汉平原边缘及安徽宿松。
　　（四）是江西东南及福建西南汀州客家南迁广东东部梅州。
　　明初移民：
安徽：1）淮河区凤阳府，来自江南，山西，宿州怀远以西及寿州霍丘来自山东。
2）皖江南北安庆池州，来自江西（瓦屑坝），滁州来自东南。
江苏：苏北来自安徽江西（自称苏州阊门）
湖北：江汉平原三分之二来自南昌府。鄂东鄂北来自饶州南昌。
湖南：湘北来自江西，湘南主要是军籍来自浙皖苏鲁（以南京为中心的南直隶），湘中业自湖南；湘西土著居
　　　多，移入多军事移民。
四川：来自湖北红安、麻城居多。
山西：迁入河北、河北、山东。
云贵：驻留士兵多江苏安徽上海，自称南京杨柳巷。
　　明初大移民是是典型的政府行为，强迫人民迁徙。1367年开始，从太湖流域、山西北部及河北真定、广东珠江流域、山东等地迁民移入凤阳地区，总数约50万，移民总数约点总人口80%。苏北扬州、淮安二府在洪武年间接受了来自苏州、徽州和江西的移民约57万。此外，将在南京（现在上海江苏安徽）的军士迁往云贵戍边约数十万；迁山西人于河北、豫北；迁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和等州和北平、山东、河南等地；迁江西人口至湖广，迁湖广人入四川，迁北平、山后（河北太行山北端、军都山迤北地区）民散居北边诸卫以为军籍等等。明初移民规模宏大，长江流域达700万，华北地区490万，东北和西南边疆也有150万，合计达1340万。洪武年间7000万，移民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9%。
　　清代移民：
清代移民多是人民自动迁往他乡，分三种情况：　
　　一是向海外移民。迁出地临海的广东福建，以去台湾和东南亚各岛为最多。从18世纪中叶开始至嘉庆十六年（1811）迁台的汉民超过200万。1840年以后，移居海外更多，从1850到19世纪末，仅广东台山就移居海外20万。从1840年至20世纪20年代，中国以华工形式迁移出国的可能有1000万左右。
　　二是向山区进发。流民问题永乐时即出现，到宣德时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自明中期始，大量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农民迁入荆襄山区，后又深入秦岭、大巴山。东南地区无田农民多向闽、浙和皖南山区进发，湖南流民流入湘西山区，闽粤流民甚至迁入赣南山区。
　　三是向边区迁徙。从长城口，或从天津、登州过海潜入辽东半岛以至松花江流域，晋鲁豫冀四省均有，以冀鲁为多，称“闯关东”。1878年（光绪四年）清政府取消移民禁令后，向东北移民形成高潮。辛亥革命后势头不减，九·一八事变后，仍有大量冀鲁人民进入东北地区。据统计，1911－1931年间定居于东北的关内移民为555万，1932－1941年为198万，1942－1945年又有388万华北劳工及家属被掳掠至东北，其中一部分返回原籍，总计1912－945年从关内流向关外的移民为991万。此外，冀晋人多由古北口、张家口、独石口、喜峰口等处进入蒙古草原，晋陕去归化和河套一带，陇东农民则多入银川平原。陕甘人进入新疆不少。光绪平定阿古柏进入新疆的湘军，就在哈密和巴里坤等地屯田，屯丁中凡是娶有妻室愿留在新疆的，均借给牛具籽种，指拨土地令其承垦，故有一部分湖南人由此留在新疆。称“跑口外”、“走西口”。
　　■“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1364年（元至正二十四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大将徐达攻打长沙，与陈友谅旧部和元王朝残余势力血战四年，最后才于1368年（洪武元年）确立明王朝在长沙的统治。这场连年战祸，使长沙许多地方渺无人烟。于是，明王朝就近从江西大量移民迁入长沙地区（湖北和湖南，当时二省是一个省份，称之为湖广省），并允许“插标占地”，奏响历史上有名的“江西填湖广”的宏伟史诗。因明朝崇祯年间张献忠农民起义，在德阳地区作战频繁。康熙十六年，清军为消灭义军，滥杀无辜，人口殆尽，一片荒芜。清廷下诏，江西、湖南、湖北众多居民被迫迁居。民间把这次大移民称之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
（一）湖广填四川：川北以陕西为主，川东以湖广为主，四川盆地西部以广东人为主。陕南以两湖为主。
（二）江西棚民与客家人：赣南山区来自福建汀州和广东；赣西北类似但形成“南客北湖”局面；赣东北，以福建与本省南丰为主，另有徽州人，直到浙西浙南。
（三）湘东边界：福建广东客家人移去。
（四）浙南、金衢盆地、浙西，福建江西移入。
（五）广东广西：客家人西迁。
（六）开发台湾与云贵，移民西北，闯关东与走西口。
（七）“迁海令”迫返迁：清统治者颁布“迁海令”，赣南客家人迫于清廷压力而返迁其祖居地陕南。按“迁海令”的规定，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各省，划地为界，令居民限时迁出。“初立界去海二十里，犹以为近也，再缩二十里，犹以为近也，又再缩十里，凡三迁而界始定。”
　　从清朝乾隆年间，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不分先后，几乎是同时开展。闯关东以山东和河北人为主，目的地是东三省一带；走西口以河南和安徽人为主，目的地是新疆及河西走廊一带；下南洋以广东和福建人为主，目的地是东南亚一带。　
　　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这三次大移民是民间的自发组织，不是官方有目的组织的。相反，一开始官方政府还是强烈反对的。关东（即山海关以东）本来是清政府的龙兴之地，不许汉人居住，怕破坏了龙脉。所以，山东河北的农民们就想方设法一闯而过，也就有了“闯关东”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