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般是以长城为界，划出了一道中原王朝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分界线。从秦汉一直持续到封建社会末期，但凡是汉族统治的中央政权，北方的游牧民族从来没有真正纳入到中原汉族政权的管理及治理下，而北方的少数民族与中原政权也是常见于敌对的征战方式。

从秦汉时期的抗击匈奴，到两晋时期的鲜卑、羯、羌等游牧民族入中原建立政权以及当时发生的五胡乱华，再到隋唐时期的与突厥的纷争，都是真实的写照。 发展到两宋及元朝时期，虽然两宋王朝与契丹、金、蒙古对立关系紧张，但是南北方民族融合度较之前有了很高的提升。到了明朝，又恢复了瓦剌、鞑靼等游牧民族旷日持久的对峙。所以，总得来说，南方的中原政权和北方游牧民族之间是在对抗中促进融合，在对立中谋求发展。

然而，纵然如此，中原政权在大一统时期内为什么没有将人口北迁来融合当地游牧民族或者以此替代北方的游牧民族纳入到中原文化中呢？

首先，政治制度上，这是造成这种局面最根本的原因。中原地区从战国时期就步入到封建社会，而此时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等其他游牧民族还是原始的奴隶社会结构，甚至还有部分部落处于原始社会时期。到了两晋时期，当时以五胡为代表的游牧民族也是处于奴隶社会时候。即使到了隋唐时期的突厥、回纥等族，也是处于封建社会刚刚萌芽的时期。到了宋元时期的民族大融合时期，此时北方的少数民族也才步入到封建社会时期，所以处于封建社会时期的辽、金才会在这时期问鼎中原建立强大的政权。社会制度上的巨大差异，是阻碍南北迁徙的重要因素，尤其是由南向北，由中原的农耕文明向游牧文明的迁徙，更是遥不可及的存在。

其次，经济及社会发展层面。铁器的广泛应用使得中原文明迈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铁器的使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使得封建社会发展步入到快车道，更是远远将处于奴隶社会的北方游牧民族远远地甩在身后。试想一下，如果把处在封建社会，享受封建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带来便捷的人们都迁移到北方，这种非自然融合状态下的逆向迁徙，这中间产生的巨大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落差不仅不能带动落后地区的生产力的发展，反而会被落后的生产关系所拖累。

第三，文化思想方面，当时游牧民族的野蛮型也是当时中原文化所不能接受的，上面提到的五胡乱华，就是游牧民族根深蒂固的蛮性思想在作祟，包括元朝在统一中原时野蛮的暴虐行径，都是北方游牧民族所传承下来的固态思想。所以，要想当时中原的人民去接受或者感化这样思想下的民族，难度可想而知。

本 文 约 7070 字

阅 读 需 要 18 min

在中国古代史上，中原王朝和北方游牧民族 （包括东北游牧、渔猎、农耕混合体制下的民族和政权） 的博弈是一条长期的主线。无论中原王朝和北方占支配地位的游牧民族如何更迭，伴随两大势力长期的共生和博弈，在如何和对方打交道这个问题上，都积累了丰富经验。

就中原王朝而言，他们的主要方案有哪些？实际效果又如何呢？

花钱买和平

比战争成本低，效果取决于对方意图

从汉初和亲到南北朝末年北齐、北周对突厥的拉拢，再到安史之乱后唐朝同回纥 （后改名回鹘） 带有补贴性质的贸易，再到两宋给辽金的“岁币”，以及崇祯皇帝和皇太极失败的谈判，这些外交行动本质上都属于花钱买和平。

从宏大的战略叙事角度看，这是一种很憋屈的方案。但从财政上看，如果不能完全消灭对方，那么这种方案毫无疑问是成本较低的。当然，花钱能不能买来和平，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王昭君。来源/电视剧《王昭君》截图

在成吉思汗真正意义统一蒙古高原之前，草原世界的许多行事逻辑并不能用中原大一统王朝的思路来推断。在匈奴、柔然、突厥、回纥等民族相继统治蒙古高原的时代，草原世界遍布着各种部落。这些游牧国家内部，存在着王族旁支和诸多臣属部落，虽然在外交和军事方面通常听命于单于或可汗，但在内部问题上更多是一种协商为主的联盟性质，而统治草原世界的那个民族更多只是一个盟主。

对这些盟主来说，他们的权力合法性一方面来源于祖先战胜了草原世界的其他竞争者，有权在草原部落之间担任军事领袖和内部仲裁者；另一方面也作为谈判者和战争首领，代表整个草原世界同中原王朝打交道。

这种国家结构与其说是自身进化的结果，不如说是草原世界为了解决其自身组织问题、有效团结起来同中原 （到后来还有中亚东部的定居国家） 打交道而逐渐形成的。正因为如此，能否有效和中原王朝打交道，也决定了当时草原世界统治者对其他部落统治的稳固程度。毕竟，垄断了和中原王朝的贸易权，就意味着财政上对各部落的绝对优势，也意味着他们对其他部落统治权的稳定性大大增强了。

汉初，匈奴人的诚信颇有问题。在确定了和亲且按照固定数目每年给匈奴人供奉后，匈奴人仍多次违约入侵、掠夺，并要求汉朝政府增加供奉的数量和类型。因为在西汉建立到汉文帝时代，匈奴仍在不停扩张领土，并彻底击败了宿敌月氏人，因此对各种中原物产的需求大为增长。

匈奴人。来源/电视剧《王昭君》截图

除此之外，匈奴人还要求汉朝在边境重开贸易。汉朝并不喜欢边境贸易，其原因也是政治性的：一方面，这些边境区域不久前还属于韩、赵、燕等异姓诸侯国，边境流通性太强的话，许多遗民会去投奔匈奴人保护下的诸侯王后代；另一方面，草原世界此时的冶金技术极为落后，铁器极为稀有，如果广泛开启边境贸易，走私这些物资就变得容易许多，汉朝对匈奴的技术优势就会被抵消。此外，匈奴的强力存在本身就是对中原中心世界观的挑战。虽然汉景帝时期，汉匈之间只剩下一些零星抢掠，但汉朝对和亲政策的效果并不满意，这也是为何到汉武帝时代，汉朝政策发生一百八十度大逆转的原因。

相比之下，北周、北齐、隋末唐初对突厥人的拉拢政策，以及唐朝中后期和回纥人的贸易，都比汉匈和亲有效许多。一方面，突厥人、回纥人的政治组织水平还不可能真正吞并汉地；另一方面，中原在相对实力较弱的阶段，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以较低成本来安抚北方边界。这个阶段的和平政策，反而双方都能接受，所以较为稳固的。

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草原世界的组织能力也得到了提高。辽时代，通过对游牧区域和华北北部汉地的有效分治，草原世界首次有了在汉地建立农耕政权的能力。这个时候，和平政策是否有意义，主要取决于双方的实力对比和主观意愿：是否愿意和能够维持通过战争确定下来的现状。

辽和北宋的澶渊之盟大约是一个正面典型，通过固定的岁币，双方在订约后的一百多年基本相安无事。但这种相安无事很大程度是因为宋朝被迫忍气吞声：北宋在法理上放弃了燕云十六州，辽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安分。在宋仁宗时代和西夏爆发战争时，辽就趁火打劫、在边境挑事，最终逼迫宋朝增加了岁币数量。

澶渊之盟。摄影/老山货，来源/图虫创意

至于南宋时代对金的岁币，更多是战场失利下的无奈之举。最初的“天眷和议”，金朝以归还河南、陕西等诸多占领区换取宋朝称臣纳贡，对宋朝来说其实不算亏。但是不久金人毁约，经过绍兴十年和十一年战事，尤其是淮西之战后重订的绍兴和议中，宋朝是土地没得到、岁币还照交，吃了大亏。后来，南宋隆兴北伐和开禧北伐都以失败告终，钱自然得继续交。比起辽这个邻居，宋金之间的仇恨大太多。

总的来说，随着草原世界游牧民族组织能力的增强，岁币的效果越来越低了。

不计代价对攻

看上去最爽，实际没那么强

多年前，电视剧《汉武大帝》里，陈宝国饰演的汉武帝那句“寇可往，我亦可往”的台词给许多人留下深刻印象。从后人观感上说，这种深入草原核心地带，随后封狼居胥、犁庭扫穴的全面战争，堪称酣畅淋漓。唐玄宗时代和吐蕃的战争中，虽然对手在西边而不是北边，但同样符合这种不计代价对攻的定义。任何时候，全面战争都是最烧钱的政治行动。

经典台词“寇可往，我亦可往”。来源/电视剧《汉武大帝》截图

先说受降，看似兵不血刃，成本也高得离谱。如浑邪王率所部四万人降汉，汉武帝给他们的赏赐让国库为之一空。

至于深入漠北、封狼居胥的战争，其成本更是高得超乎想象。卫青、霍去病的一系列战役，虽然大捷，付出了数万人的伤亡、十多万匹优良战马的损失。

霍去病塑像。摄影/晓舟摄影，来源/图虫创意

唐玄宗时代，在西北方向对吐蕃的战事也算对攻战术巨大开支的典型案例。唐玄宗一改武周以来对吐蕃缩短战线、采取守势的策略，把吐蕃作为头号对手，不计代价的火拼，也就是杜甫所言的“武皇开边意未已”，最终在青海湖流域和西域都压制住了强敌。但为了应对无限增长的边事开支，唐玄宗不得不任命宇文融、李林甫等人大规模清理隐户，同豪强士族争夺人口，把官方掌握纳税户口从他继位初期的300多万户增加到天宝末年的820万户。

唐肃宗影视形象。来源/电视剧《大唐荣耀》截图

如何应对不断上涨的军费开支，更好地解决财政收入问题，成为玄宗朝人事变化与政治斗争的一条重要主线。李林甫、杨国忠相继受到重用的一大原因，就是他们能满足唐玄宗对吐蕃战争中不断扩充的财政需求。这也意味着他们无法干预玄宗皇帝的扩张政策，在战略领域是完全被动的，只能跟在疯狂膨胀的支出后面修修补补。只要皇帝的扩张政策不变，即使没有安禄山的叛乱，他们也迟早会有修补不下去的那一天。而吐蕃虽然被压制，也没有真正被削弱，反而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加快了扩张的速度，可见唐玄宗这个战略看着解气，实际效果有限。

杨国忠影视形象。来源/电视剧《大唐荣耀》截图

所以，对攻战术虽然看着爽，实际运作中的人力物力消耗过于离谱，从实际结果看，可谓代价沉重。

分化瓦解

离不开高水平的实际运作

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组织程度往往较低，这就给分化瓦解的战略留下了充足的运作空间。西汉末期和东汉前期对匈奴，隋唐对强盛期突厥，康熙时代对蒙古高原，都采用了分化瓦解的策略，并堪称这类案例中的成功典型。可以说，比起花钱买和平的受制于人、全面战争的惊人成本，这种分化瓦解策略效果最佳，中原王朝和草原世界博弈最成功的案例都来自于此。当然也有翻车的，譬如北宋末年对金人的奇葩外交，本质上就属于失败的分化瓦解策略。那么，这种战略成败的关键在哪？

首先，中原王朝自身的实力必须足够强大。

成功的实行方都有一个共同特点：策略的实施方本身实力足够强大。匈奴分裂前的国力同汉朝相差甚远，隋唐作为中原大分裂结束后的统一王朝，实力并不比极盛期的突厥差。至于康熙时代的清朝，早在皇太极时代就实际控制了漠南蒙古。正是这些王朝本身的强大，给了他们纵横捭阖、施展外交手腕的底气和空间。

顺治帝画像。摄影/海德堡图文设计，来源/图虫创意

作为反例的北宋，外交操作奇烂无比，但归根到底，真正烂的是北宋军队，而不是外交手腕。北宋常年压着西夏打的精锐西军，连已经丧失大半领土、犹如丧家之犬的辽军都打不过，自然更不是金军精锐的对手。军事烂成这样再去操弄外交手腕，也难怪沦为笑柄。

其次，对方的集权和组织程度必须较低。汉朝对匈奴、隋唐对突厥施展分化瓦解策略之所以极为有效，是因为西汉末年匈奴已经分裂。隋朝时突厥扩张过快导致名义上的可汗下面山头众多，而唐初分裂后的突厥更在天灾和内战的双重打击下局势一片混乱。康熙时代，蒙古高原的政治组织退化，属于漠西蒙古的准噶尔入侵属于漠北蒙古的喀尔喀，清朝作为漠南蒙古的共主接受了喀尔喀人的求助，趁这个机会将漠北蒙古也纳入了清朝版图，随后又逐渐吞并了准噶尔控制下的漠西蒙古。

相比之下，作为典型失败案例的北宋末年，北宋相继拉拢了郭药师、张觉等降人，但既不能真正和他们有效合作，又不能对投降过来的人有所担当。而此时金帝国的完颜家族在创业初期精诚团结，根本没有可以外交运作的空间。仅仅一代人之后，金帝国就陷入连续内讧之中。但由于其入主中原后政权组织度很高，无论是金熙宗时代在全世界 历史 上血腥和激烈程度都能排上号的多次内乱，还是海陵王完颜亮被弑杀后金帝国陷入的短暂混乱，宋朝根本无法从中获得什么实质性利益。

金熙宗影视形象。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

最后，军政天才高超的外交手腕可以事半功倍的达成目标，这里最有名的是裴矩，他周旋在突厥汗国各位大小汗王之间，有效扩大了他们之间已经存在的矛盾，最终让突厥汗国永久分化为东西两部分，并且其中的每个部分也是诸可汗林立。通过他的天才运作，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内，突厥对中原的威胁基本被消除了。但是天才的发挥同样受到国力限制。北宋末年，同样有着让金帝国折服、在金国第一代开国贵族中混得风生水起的北宋外交家马扩，他第一次出使金国时就用惊人的箭术征服了在场的金国贵族，其纵横捭阖的外交天赋一点不比裴矩差，但由于宋军战斗力太差，他的外交天赋完全丧失了意义，最后被迫亲自下场，在河北地区上山打游击。他的外交天赋对自己的命运还是产生了影响：在第一次参加义军被俘后，被他魅力折服的金国王子既没有伤害他，也没逼他投降，给他第二次起兵的机会，并且最终成功南下投奔了南宋。

这么看，分化瓦解的难度反而是最高的，既要自己有强大实力，又要对方有隙可乘，还得有天才级别的运作。

躲在长城后面拒绝往来

一种特殊的案例

比起前面这些常见案例，明朝的情形既独特又极端。朱元璋时代对从北京逃出、流亡到北方的元朝廷残余势力进行了多次凶猛打击，虽然一度遭遇挫折，但在1388年蓝玉领衔的捕鱼儿海之战大获全胜后，北元朝廷的权威事实上土崩瓦解。在朱元璋统治末期和朱棣发起“靖难之役”的日子里，威权扫地的北元朝廷内讧程度远比中原激烈，十多年内就有五位自称北元皇帝的统治者死于自相残杀，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对草原上的统治权逐渐从实至名归沦为纯粹法理。到公元1403年，赢得了内战的朱棣正式掌握大权时，草原世界已经变成了各种游牧部落联盟。在这期间，明成祖朱棣有效利用“以夷制夷”的传统手段，多次亲征阿鲁台、马合木等新崛起的势力，大致控制蒙古高原的秩序。但等他死后，蒙古高原的局势完全超出了明廷的掌控。

朱棣影视形象。来源/电视剧《大明风华》截图

明朝的大部分时期，蒙古高原的政治组织程度很低，比起成吉思汗时代到北元灭亡这段时间，毫无疑问是一盘散沙。在草原世界的乱战中短暂占据上风的军阀，并没有从成吉思汗到蒙哥汗时代那种权威。因此，他们亟需和明朝进行边境贸易：从汉地获取物资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草原世界的政治组织程度越低，草原上的强者越需要通过和中原保持贸易来加强自身权威，因为这意味着他们能代表整个草原世界同中原王朝打交道。

但是明朝却很难接受汉唐时代的贸易状态。蒙古对金和南宋的征服是草原世界有史以来第一次完全征服中原世界，杀戮所带来的痛苦记忆和恐惧感，都是汉唐时代未经历过的。西汉后期到东汉初年的匈奴、隋末唐初的突厥、唐中后期的回纥，虽然时不时会在边境地区抢掠一把，但通常都满足于从维护贸易秩序和中原政权的额外馈赠中获利，有时还会为中原王朝当雇佣军去对抗其他敌人。现在从北元分裂出来的瓦剌、鞑靼等部落的诉求其实和这些案例很相似，达延汗中兴黄金家族后也没有更多政治诉求，但元征服的记忆注定让明朝不可能同意这种名义称臣下的边境贸易，而是选择和这些势力尽可能不相往来。而明朝定都靠近草原世界的北京，更让这种边境的紧张感加剧。明长期在边境驻扎军队抵抗入侵，拒绝进行边境贸易，更不用说各种花钱买和平性质的补贴。直到1571年，也许是迫于边境的军事和财政压力，明朝最终和俺答汗领衔下的大部分蒙古首领重开边境贸易。

明代长城。摄影/kintarapong，来源/图虫创意

明朝这种躲在长城后面不往来的策略，追溯其前因后果，并不难理解。但这种情况带来的一大后果是，无论中原王朝还是草原世界，大规模军事作战水平都在这种低烈度的边境冲突中急剧退化。东北方向的后金人将成为这种军事能力退化的最大受益者，并最终成为中原王朝和草原世界的共同统治者达两个世纪之久。

END

作者 | 黑色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