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白海军

《周礼》是中国古典的国家政权结构、礼仪典章方式、社会行为规范的标准，其内容极为丰富，是一套完整的国家和社会系统论述,大至天文地理、国家政治，小至沟壑道路、花鸟鱼虫，全书内容包含国家思想、法律典章、政治教育、礼乐兵刑、税赋收支、车马庙宇、祭祀寝陵、官冠服饰、农商工劳、工程技艺、以及各种制度、法规、民族、行为规范等等，无所不包，全书共4万余字，可谓惶惶巨作。其按照天地春夏秋冬六个方面设置国家行政管理的六宫，天宫天官主管宫廷，地官主管民政，春官主管宗族，夏官主管军事，秋宫主管法律刑罚，冬宫主管建造；在国家礼仪方面，规定国家在祭祀、朝觐、封国、巡狩、丧葬方面的大典，另外在用鼎、乐悬、车骑、服饰、礼玉等方面也都建立了完整的制度，详细到了各种礼器的管理、等级、组成、形制、度数等都有明确的规范。

《周礼》虽然是上古时期最重要的国家典章，但其究竟如何成书、由谁主笔撰写、甚至完成于那个时代都不太清楚。其面世之初是在汉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在校理秘府所藏的历史典籍的时候才发现此书。此书原名为《周宫》，刘歆认为出自西周官制，但没有明确的证据，先秦所有文献也没有任何对此书的记载，因此，这部皇皇大典的真伪性就成了千古疑案。西汉王朝的儒家经典，如《易》、《诗》、《书》、《礼仪》、《春秋》等都有传承可考，《史记》、《汉书》、《儒林外史》等也都有章可循，唯独《周礼》难觅其源。

如此重要的一部大典，在先秦怎么会没有任何记载呢？其突然出现于西汉宫廷，仅这两点，就让人有理由怀疑其为刘氏父子或者西汉初年其他人的伪作---历史上对这部大作的伪作之论一直都存在，认为其成书于西周、春秋、战国、秦汉年间、汉初、王莽伪作等等，归结起来，大体上还是认为成书于周公时期者多，刘歆等认为是由周公亲自主持编写的，清代学者孙诒让人为这是自黄帝、颛顼以来，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所有国家法典、历史传承和社会习俗的大集粹，“斟酌损益，因袭积累，以集于文武，其经世大法，咸稡于是”（《周礼正义序》），但都没有充分的证据。笔者认为，这是一部集三皇五帝的经法大成之作可信，但成书于周公时期则不可信。理由就是，如果成书于周公时期，如此浩大的典籍编撰工程，先秦文献中不可能没有任何记载，此必为汉王朝建立后的著作，为后人为建立儒家国家法度和社会习俗而精心编写的，假托周公之名，以使其具有“祖宗之法”的地位。

那么，这里就有两个问题，一，为什么要提高到周公的年代？二，为什么要制定如此详细、宏大的典章礼仪？

笔者认为，原因并不复杂，就在于“祖宗之法”可以压人。为什么可以压人？因为秦汉王朝已经建立起了从历史传承中寻找建立国家和社会秩序的依据的思想，换言之，就是“以古建今”，或者说，要实现古人的国家理想；再说的更具体些，那就是要建立一个儒家理想国，因为《周礼》是一部完全按照儒家思想编写的国家体系。

在西周时代，已经建立了完整的官员等级和体系，自王（天子）以下，有诸侯、公卿、大夫、士，至于胥吏，各有其职守。但经过春秋、战国以及秦、汉战争，“自周衰，官失而百职乱，战国并争，各变异。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明简易，随时宜也”（《汉书·百官公卿表上》）。

当西汉王朝建立后，国家需要重建礼仪典章，因此需要一部指导性的国家大典---从这个角度来看，《周礼》最有可能成书于两个时期，一是汉成帝时期，另一个就是王莽时期。汉成帝时期为西汉王朝已经巩固，需要一部这样的大典；王莽是汉王朝最著名的篡位者，这位僭主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也有人认为，正是他把《周宫》一文改为《周礼》），他希望能为他的新王朝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思想，所以，汉成帝和王莽两个时期是最有伪造《周礼》的。

中国的历史课本也显得很不严肃---自中学起，很长时间里，我一直以为尧、舜、禹是中国历史的开端，且一定是确定无误的，但是直到成年以后研究历史才赫然发现，原来在商代以前中国还没有文字，尧、舜、禹以及夏都只是传说，并不是信史，这不禁让我错愕---作为课本，传说部分怎么也能作为正规的历史教授给学生呢？现在，其实仍有很多人都把尧、舜、禹和夏朝当成中国的正统历史和开端，把夏朝与后来的各个王朝并列，这种把传说和正史混为一谈的做法实令人不能接受。不仅是传说王朝与正统王朝混列在一起，而且部落时期和封建时期的演变确立也含糊不清，如果在街头采访，恐怕没有多少人能准确说出中国究竟是在何时确立的封建制度的。

中国的历史之伪，伪得令人叹息---被很多人引用、参考的历史典籍《尚书》其中多数篇章都是伪造的，如《微子之命》、《蔡仲之命》等；只有一少部分是历史遗存，如《康诰》等。

中国历史悠久，拥有五千年文明，号称礼仪之邦。古代社会与国家管理方式既非法制社会，也非通常人们认定的人治社会，而是礼法社会。礼法是礼制与法律相结合的概念，融入哲学家的思想，法学家的智慧和政治家的实践。礼制是德治梦想的具体化，通过礼仪定式与礼制规范塑造人们的行为与思想；通过法律的惩罚维护礼法的绝对权威。

理想治国典制
　　《周礼》展示了一个完善的国家典制，国中的一切都井然有序，富于哲理。三读之后，令人顿生"治天下如指之掌中"的感觉。
人法天的思想
　　《周礼》作者的立意，并非要实录某朝某代的典制，而是要为千秋万世立法则。作者希冀透过此书表达自己对社会、对天人关系的哲学思考，全书的谋篇布局，无不受此左右。
学术与治术兼包
　　《周礼》一书，体大思精，学术与治术无所不包，因而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后儒叹为"非圣贤不能作"，诚非无稽之谈。

中国的“礼”一定程度上相当于西方的“法”。是构成传统中国社会的基础。

周礼是儒家思想中的主要核心之一。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君主专政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体内容。
1．儒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1）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
?（2）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
?（3）西汉的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他的思想集中于《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
?（4）魏晋之际出现的玄学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的易经，这是为士族辩护的一种消极思想。《周易》、《老子》、《庄子》称之为“三玄”。玄学主张君主无为、门阀专政，主要活动在洛阳。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贤。
?（5）唐朝中期的儒学大师韩愈，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用儒家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道的观点。
?（6）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是宋代主要的哲学思想。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其核心内容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秩序辩护。
?（7）明中叶的王阳明反对朱熹把心与理视为两种事物的观点，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心学。理学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演变，说明它已经走到极端。
?2．进步的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
?（1）元朝的邓牧：自称“三教外人”，著书大胆否定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其非君思想，对明清进步思想家有一定影响。
?（2）明朝：李贽是明后期“异端”进步思想家，他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揭露道学的虚伪，反对歧视妇女和压抑商人。他是我国反封建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带有民主性色彩。
?（3）清初：①黄宗羲：在明亡后，隐居著述，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他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②顾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他提倡“实学”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顾炎武的学风对清代学者影响很大。③王夫之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观点，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给予批判，他还提出“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否定理学家主静的形而上学思想。他用发展观点来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闪烁着革新的光芒。
同步导学

?中国古代对治国思想的选择：史学界认为：自汉武帝至清末，中国统治阶级选择的治国模式是外儒内法而剂之以道。即以儒家文饰政治，以法家支持政治，以道家调剂政治。这种治国模式的形成，在秦汉以前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选择和探索的过程。
?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生活原始粗放，民风淳朴，没有私有观念，人人平等相亲，过着一种美好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在氏族公社和部落联盟事务的管理上享有充分的民主，主要靠部落联盟首领的智慧和美德来教化民众，治理国家的思想处于萌芽状态。在奴隶社会随王位世袭制取代“禅让制”，产生了阶级和国家，统治者一方面制定了宗法等级制度以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一方面以武力作为统治的后盾。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时期，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奴隶主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西汉建立之初，由于长期战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以致人口锐减，农民流亡，经济凋弊，府库空虚。鉴于这种形势与秦之败亡，汉初统治者便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治，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生产力，以巩固统治。一方面对人民采取“轻徭薄赋”、“奖励耕织”以及缓刑等政策，以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安定民心；另一方面在当时郡国并行的制度下，对地方诸侯王采取不过多干涉的政策，以巩固封建统治。与这种形势相适应，黄老思想也就得到广泛流行，成为西汉前期起主导地位的治国思想。其核心是清静无为，因循而治。实践证明，完全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起到了促进生产恢复与发展的作用，并出现了著名的封建盛世“文景之治”。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对中国古代政治有一定的影响。每当大的政治动乱之后，统治阶级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往往采用道家治国之策，与民休息，以蓄国力，以安民心，以固社稷根基。除汉初以外，唐、宋初年也有相似的做法。
?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风骚，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情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周礼”所代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法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认识：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迫于经济凋弊、民心思治的社会形势，以退为进，奉行黄老之学为统治思想，试图达到无为而治。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到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有为政治，统治思想也必然面临新的抉择。
?汉兴以来，除黄老之学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较活跃并有所发展，景武之际的董仲舒便是西汉儒学的代表人物。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贤良对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统治，也应遵循“大一统”的“常经通谊”，而“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从理论上阐明尊崇儒学的思想统治原则，受到汉武帝赏识。随后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从而确立了儒学的统治思想地位。
?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设置儒学五经博士，同时罢免其他诸子博士，把儒学以外的百家之学排斥出官学，史称“抑黜百家，表彰六经”。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下诏批董仲舒、公孙弘建议，在长安兴办太学，用儒家经书教育青年子弟，从此儒学成为官办学校的主体内容。武帝改造选官制度，规定博士弟子成绩优异者可任为郎官，吏有通一艺者可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还打破常规起用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这样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与儒学密切结合起来，西汉皇帝诏令和廷议中多称引儒家理论，司法过程中以《春秋》义例决狱。武帝时遵循儒家思想，举行封禅、改正朔、修郊祀、定历数等重大礼制活动，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历史传统。
?需要理解的是武帝这一政策与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学独尊后其它思想学派并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学本身也广泛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各家学说，统一的思想带有一定的综合倾向，因而获得了成功。儒家兴学，把教育、考试与选官结合起来，是武帝的创造，在客观上促成了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尚，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各方面，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范式。但从本质上看，这仍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政策。汉武帝运用皇权干预思想学术，抑制了民族思想的自由发展，禁锢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违悖了思想统一于真理的规律，有明显的消极作用。
?如何正确对待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一是国粹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对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国落后的一切根源归之于文化传统，主张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但是如何进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呢?我们认为：（1）对哪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3）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