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孙权连杀父仇人都不顾,也要除掉山越人,为什么?建安八年(公元203年),孙权率军围攻盘踞在夏口(今湖北武昌)的黄祖。“破其舟...
三国孙权连杀父仇人都不顾,也要除掉山越人,为什么?
建安八年(公元203年),孙权率军围攻盘踞在夏口(今湖北武昌)的黄祖。“破其舟军,惟城未克”之际,吴军莫名撤退了。给黄祖送上神助攻的是山越人。很显然,“山越复动”比黄祖更具杀伤力。
孙权置杀父仇人于不顾,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山越人,有什么来历呢?
从百越到山越
“山越”初现,就上了汉末三国的“热搜”。《三国志-吴书》共20卷,有“山越”记载或注释的就有14券。《后汉书˙灵帝纪》记载,建宁二年(公元169年)“丹阳山越贼围太守陈夤, 夤击破之”。这是有关“山越”的最早记录。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认为:“山越,寇扰郡县,盖自此始。”
事实上,山越人和先秦生活东南地区的东瓯、闽越、于越以及其他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越人支系众多,文化各异,有“百越”之称。《汉书》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
秦灭楚的同时,也降服了越人。通过强迁原住民、安置外来户的方法,有效控制当地越人。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东瓯不愖闽越的武力胁迫,东瓯王“请举国徙中国, 乃悉众来处江淮间”。元封元年 (公元前110年 ),闽越灭亡,武帝动用军队强制闽越人迁入江淮流域。三次大规模迁移后,造成“东越地遂虚”的局面。
北宋地理着作《太平寰宇记》谈到东瓯徒居江淮时,称:“后有遁避山谷者颇出, 立为冶县, 属会稽郡”。可见东南地区仍有少数越人安土重迁,避居山区。两汉期间,“山民愿朴,仍有白首不入市井者”。胡三省评价:“山越本也越人,依阻山险,不纳王租,故曰山越。”原来山越是古时“百越”的后裔。
从“宗伍”到“宗民”
相较中原文化,山越人有着自己的特点。久居深山的山越人形成以宗族为单位、冠以“宗”、“宗伍”、“宗部”之名的社会组织,其首脑称为“宗帅”、“渠帅”或“大帅”,下层民众则以“宗民”自居。
《三国志-吴书》中,山越有名有姓的山越上层人物共有49个人,分为33个姓,其中以海西强族严白虎、陵阳豪强祖郎、会稽宗帅播临、剡县大姓斯从等为代表。各宗人数小到“数千人”,大到“万人”,呈现广分布、小聚集的特点。山越上层阶级和普通山越人结成利益共同体,既掌握了宗族内的权利,又代表了山越的整体利益。
东汉末期,社会动荡不安,人口快速增长,生存压力倍增,不少汉人“逋亡宿恶,醎共逃窜”,逃进深山,无形中壮大了山越的势力,而官府的苛政同样波及山越人,“吏发求民间,至夜不绝,或狗吠竞夕,民不得安”。在严峻的现实下,山越人在沉寂近四个世纪后,暴走发飚,对接盘的东吴政权构成巨大的威胁。
从镇压到安抚
日渐强大的山越存在着不确定性,促使孙吴不得不将“南破山贼”和“北走董卓”相提并论。曹操、袁绍等人曾拉拢山越首领,“扇动山越,作为内应”,外加自身“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原住民山越和外来户孙吴较上了劲,双方形成了竞争关系。对此,陈寿在《三国志》中精准地点评:“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是以孙权不遑外御,卑词魏氏。”
孙吴对山越采取了“镇抚”两大法宝。“镇”就是武力镇压,孙权“分部诸将,镇抚山越,讨不从命”。上文开头提到的那场战争,孙权回师后,派遣韩当、周泰、吕蒙、程普等名将分头讨伐,仅贺齐就斩杀6000名山越人。
据《三国志》显示,孙吴自200年对山越用兵,时间跨度长达42年。统兵将领多达40位,老、中、青三代齐上阵,几乎涵盖了孙吴所有高级将领,甚至孙策和孙权也曾亲自讨伐过山越,足以证明孙吴对山越的重视程度。
“镇”的同时,还需要“抚”。孙权“拜(诸葛)恪抚越将军,领丹阳太守”。诸葛恪上任后,严守疆界,屯居不出。在“旧谷既尽,新田不收”之际,他“纵兵芟刈,使无遗种”,导致“山民饥穷,渐出降首”。另一位老将黄盖任丹阳都尉期间,“抑强扶弱,山越怀附”。刘宠任会稽太守时,“简除烦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孙权镇抚并重,孙吴和山越之间的矛盾大为改观,成就一方霸业。
从对抗到融合
对抗不是主流,融合才是趋势。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陆逊提出:“方今英雄棋踌,豺狼窥望,克故宁乱,非众不济,而山寇旧恶,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难以图远,可大部伍,取其精锐。”孙权采纳他的建议,推行“强者为兵,羸者补户”的策略,孙吴和山越的关系步入了新的阶段。
孙吴在赤壁和夷陵两次大战中,曾经的心腹之患山越并未“趁你病要你命”,表明双方关系渐趋融洽。赤壁之战中,黄盖写给曹操的诈降信中声称:“用江东六郡山越之人,以当中国百万之众。”说明山越人多势众且骁勇善战已经得到广泛认可。
据《三国志-吴书》的不完全统计,在23万吴军中,山越人就有10万,数量之多,令人咋舌。终孙吴一代,在山越聚居区建立了10个郡,山越人纳入了封建徭役制度,补户总数超过20万户。孙吴的孙亮、孙休、孙皓三世,《三国志》仅有3处提及山越,说明汉末三国时期山越人活动趋向沉寂。
西晋文学家左思在《吴都赋》中称赞太湖平原沃野“畛畷无数,膏腴兼倍”.东晋史学家孙盛在《晋阳秋》统计:“吴国有五十二万三千户,男女共二百三十余万人,兵二十三万,舟船五千余艘,国库积谷二百八十万斛。”其中就包括山越人的贡献。山越人在与汉人相处的过程中,出山定居,彼此通婚,不仅有利于生产技术和文化的交流,还有利于自身生产力提升。孙吴和山越的融合,取得了互利双赢的效果。
三国后,山越人不甘于寂寞,屡刷存在感。南梁末年,“山越深险, 皆不宾服”,会稽太守陈霸先率兵平定。隋初,仍有“讨平山越, 驰驿奏闻”的消息传出。唐贞元年间,“山越为乱, 陷州县”,浙东观察使裴肃率州兵一举荡平。时至宋朝,绍兴一带“省民山越, 往往错居”。自宋以后,活跃了七个世纪的山越人踪迹难觅。总之,来无踪、去无影的山越人,无疑是煎熬孙权的“眼中钉”和“肉中剌”。
诸葛恪是怎样解决东吴的“老大难”丹阳山越的呢?
从地盘上来看,东吴的地盘还是很大的。但是就如蜀汉有南中地区一样,东吴内部也有一个难以处理的问题。东吴有很多山地,其中居住着一批山越人。有的山越人支持孙氏的统治,有的山越人反对孙氏的统治。他们依托山川之险,不服从东吴的管控。面对这些山越人,东吴也进行了很多次的战役,东吴的一些将领也是靠征讨山越起家,以此建立功勋手握资本,成为东吴的重要将领。下面小编就来聊一聊诸葛恪对丹阳山越的战役——“诸葛恪讨山越之役”。
长期存在的丹阳山越问题
山越一直以来都是孙氏政权长期面对的一个问题。孙策进入江东的时候,就受到严白虎为首的山越势力的反对;孙权上位之后,本意向西拓展,全据长江防线从而进入益州,完成鲁肃以及甘宁提出的“天下二分之计”,而从孙策遇刺的建安五年(即公元200年)到“赤壁之战”爆发的建安十三年(即公元208年),孙权才堪堪击败江夏的黄祖,很大的精力都放在讨平山越上;之后山越的问题也一直存在,甚至持续到东吴后主孙皓在位时期。
山越分布范围非常广泛,不仅仅局限于丹阳郡。其中反对孙氏统治的山越不出赋税,脱离孙氏的控制,并且容易与北方联合起来,反抗孙氏。这些山越与蜀汉的南中地区还有不同。蜀汉的南中地区地处偏远,即便失去控制,一时半会也不会威胁到蜀汉的统治;而东吴的山越分布在扬州各个郡县,包括与北方政权以及东吴政治中心相邻的地区。这些不稳定因素给孙权造成很大的困扰。我们先看看《三国志》中对山越的评价。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时扬、越蛮夷多未平集,内难未弭,故权卑辞上书,求自改厉。”
《三国志·吴书·贺全吕周锺离传》陈寿总评:“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是以孙权不遑外御,卑词魏氏。”
《三国志·吴书·张温传》:“权谓温曰:‘……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构於蜀。’”
由此可见山越的存在确实给孙权的统治造成了一定的困扰,甚至影响到东吴的对外关系。他们不服从东吴的管理,导致东吴在财政和兵源上的缺失,本身也是东吴的不安定因素。所以孙权以及一些东吴将领经常对山越发动进攻,削弱反抗势力,从中吸收兵源补充国防。诸葛恪征讨山越,其目的也是为东吴征收四万的兵力。那么这个过程究竟顺利吗?
《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屡自求乞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万。”
难以根治的丹阳山越
山越人长期居住于山岭之间,具有强健的体魄和丰富的山地作战经验,在山岭之间行动灵活。关于山越人的构成,一直以来存在争议。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山越人的生产能力并不低。他们以农业生产为主,也有开采铜矿、铁矿并且打造铠甲、兵刃的技术。可以说一个装备兵器的山越人在山地的作战能力应该是很高的。
当然山越人再厉害,说到底也就是一些松散的地方武装,相对于东吴的正规军来说,战斗力还是有不足。但是东吴军队击败山越人很容易,剿灭山越人却极为困难。首先是地理环境上的困难。山越居住于山地之间,我们看三国时期的地图,丹阳郡与吴郡、会稽郡、鄱阳郡(从豫章郡划分)、新都郡(从丹阳郡划分)相邻,山地简直连成一片。山越人熟悉地形,便于躲藏,东吴军队却受到很大的限制。其次是山越人避免与东吴军队发生正面冲突。一旦与东吴军队作战失败,立刻四散奔逃,藏身于山岭之间,东吴军队无法将他们集中到一起剿灭,击溃山越也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这个问题一直摆在这里。东吴向丹阳郡征兵,也仅能从山地以外的一些县城征兵,对山地内的山越人实在有些束手无策。诸葛恪自发申请收服丹阳山越,很多人包括其父诸葛瑾都不看好。
《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虽前发兵,徒得外县平民而已,其馀深远,莫能禽尽……众议咸以丹杨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山出铜铁,自铸甲兵……其战则蜂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羁也。”
诸葛恪“请君入瓮”的战略
诸葛恪深知进入山地集中剿灭山越的困难实在太大,前人没有成功,自己也不太可能成功。于是他改变策略,由“打进去”转为“逼出来”。诸葛恪的战略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对丹阳山越分割包围;二是消耗山越人的粮食;三是攻心为上。
1. 诸葛恪到丹阳之后,先通知丹阳郡周围的吴郡、会稽郡、鄱阳郡、新都郡守卫自己的郡界,防止丹阳山越进入其他四郡;并且将已经服从东吴统治的山越集中起来安置,防止他们与丹阳山越再度联合。这样一来,诸葛恪就将丹阳山越集中到丹阳郡之中,缩小他们的活动范围,断绝外部的联系。
2. 即便如此,丹阳郡的山地仍然很广泛。诸葛恪并不主动进攻山越,而是先在山地中修建隔离工事,占据险要地形。等到山越人的庄稼成熟之后,就派兵割收。如果山越人来救,那就会与东吴军队正面碰撞,自投罗网;如果不救,那么就没有粮食吃。等到存粮消耗殆尽,新粮无法收获,有部分山越人就坚持不下去了,陆续出山投降东吴。
3. 先投降东吴的山越人被诸葛恪当做一面旗帜。诸葛恪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下令安抚这些山越人,只迁徙他们到其他县城,不能抓捕囚禁。有一个叫做周遗的山越人假装投降,内心仍然打算发起叛乱,被臼阳县长胡伉抓捕。诸葛恪为了贯彻攻心为上的策略,不惜诛杀胡伉,向剩余的丹阳山越示好。这个策略果然奏效,山越人知道自己出山也没有性命之忧,如果不出山就会饥困而死,权衡利弊之下,只能携老扶幼,归附东吴政权。诸葛恪从中吸取四万青壮充军,完成自己的承诺,另外还有至少超过六万人口的劳动力。丹阳山越的问题终于被解决。
从嘉禾三年(即公元234年)八月到嘉禾六年(即公元237年)十月,“诸葛恪讨山越之役”持续了三年的时间,诸葛恪不与山越正面交锋,从最基础的物质条件——粮食上入手,采取包围(限制地理环境)、消耗(破坏山越生存条件)、攻心(瓦解抵抗心理)的策略,可以说是环环相扣,用极小的代价解决了长期困扰东吴政权的丹阳山越,为孙权带来四万士兵和大量平民。这次讨伐山越的战争足以体现诸葛恪的军事能力了。
三国志 吴书卷十二 虞翻
三国志·吴书·虞翻等传·第十二
虞翻字仲翔,会稽馀姚人也,吴书曰:翻少好学,有高气。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过翻,翻追与书曰:“仆闻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针,过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书奇之,由是见称。太守王朗命为功曹。孙策征会稽,翻时遭父丧,衰绖诣府门,朗欲就之,翻乃脱衰入见,劝朗避策。朗不能用,拒战败绩,亡走浮海。翻追随营护,到东部候官,候官长闭城不受,翻往说之,然后见纳。吴书曰:翻始欲送朗到广陵,朗惑王方平记,言“疾来邀我,南岳相求”,故遂南行。既至候官,又欲投交州,翻谏朗曰:“此妄书耳,交州无南岳,安所投乎?”乃止。朗谓翻曰:“卿有老母,可以还矣。”翻别传曰:朗使翻见豫章太守华歆,图起义兵。翻未至豫章,闻孙策向会稽,翻乃还。会遭父丧,以臣使有节,不敢过家,星行追朗至候官。朗遣翻还,然后奔丧。而传云孙策之来,翻衰绖诣府门,劝朗避策,则为大异。翻既归,策复命为功曹,待以交友之礼,身诣翻第。江表传曰:策书谓翻曰:“今日之事,当与卿共之,勿谓孙策作郡吏相待也。”
策好驰骋游猎,翻谏曰:“明府用乌集之众,驱散附之士,皆得其死力,虽汉高帝不及也。至於轻出微行,从官不暇严,吏卒常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则不威,故白龙鱼服,困於豫且,白�自放,刘季害之,原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时有所思,端坐悒悒,有裨谌草创之计,是以行耳。”吴书曰:策讨山越,斩其渠帅,悉令左右分行逐贼,独骑与翻相得山中。翻问左右安在,策曰:“悉行逐贼。”翻曰:“危事也!”令策下马:“此草深,卒有惊急,马不及萦策,但牵之,执弓矢以步。翻善用矛,请在前行。”得平地,劝策乘马。策曰:“卿无马奈何?”答曰:“翻能步行,日可二百里,自征讨以来,吏卒无及翻者,明府试跃马,翻能疏步随之。”行及大道,得一鼓吏,策取角自鸣之,部曲识声,小大皆出,遂从周旋,平定三郡。江表传曰:策讨黄祖,旋军欲过取豫章,特请翻语曰:“华子鱼自有名字,然非吾敌也。加闻其战具甚少,若不开门让城,金鼓一震,不得无所伤害,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即奉命辞行,径到郡,请被褠葛巾与(敌)相见,谓歆曰:“君自料名声之在海内,孰与鄙郡故王府君?”歆曰:“不及也。”翻曰:“豫章资粮多少?器仗精否?士民勇果孰与鄙郡?”又曰:“不如也。”翻曰:“讨逆将军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刘扬州,君所亲见,南定鄙郡,亦君所闻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资粮,已知不足,不早为计,悔无及也。今大军已次椒丘,仆便还去,明日日中迎檄不到者,与君辞矣。”翻既去,歆明旦出城,遣吏迎策。策既定豫章,引军还吴,飨赐将士,计功行赏,谓翻曰:“孤昔再至寿春,见马日磾,及与中州士大夫会,语我东方人多才耳,但恨学问不博,语议之间,有所不及耳。孤意犹谓未耳。卿博学洽闻,故前欲令卿一诣许,交见朝士,以折中国妄语儿。卿不原行,便使子纲;恐子纲不能结儿辈舌也。”翻曰:“翻是明府家宝,而以示人,人倘留之,则去明府良佐,故前不行耳。”策笑曰:“然。”因曰:“孤有征讨事,未得还府,卿复以功曹为吾萧何,守会稽耳。”后三日,便遣翻还郡。臣松之以为王、华二公於扰攘之时,抗猛锐之锋,俱非所能。歆之名德,实高於朗,而江表传述翻说华,云“海内名声,孰与於王”,此言非也。然王公拒战,华逆请服,实由孙策初起,名微众寡,故王能举兵,岂武胜哉?策后威力转盛,势不可敌,华量力而止,非必用仲翔之说也。若使易地而居,亦华战王服耳。按吴历载翻谓歆曰:“窃闻明府与王府君齐名中州,海内所宗,虽在东垂,常怀瞻仰
。”歆答曰:“孤不如王会稽。”翻复问:“不审豫章精兵,何如会稽?”对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会稽,谦光之谭耳;精兵不如会稽,实如尊教。”因述孙策才略殊异,用兵之奇,歆乃答云当去。(此说为胜也)翻出,歆遣吏迎策。二说有不同,〔此说为胜也〕。
翻出为富春长。策薨,诸长吏并欲出赴丧,翻曰:“恐邻县山民或有奸变,远委城郭,必致不虞。”因留制服行丧。诸县皆效之,咸以安宁。吴书曰:策薨,权统事。定武中郎将暠,策之从兄也,屯乌程,整帅吏士,欲取会稽。会稽闻之,使民守城以俟嗣主之命,因令人告谕暠。会稽典录载翻说暠曰:“讨逆明府,不竟天年。今摄事统众,宜在孝廉,翻已与一郡吏士,婴城固守,必欲出一旦之命,为孝廉除害,惟执事图之。”於是暠退。臣松之案:此二书所说策亡之时,翻犹为功曹,与本传不同。后翻州举茂才,汉召为侍御史,曹公为司空辟,皆不就。吴书曰:翻闻曹公辟,曰:“盗跖欲以馀财污良家邪?”遂拒不受。
翻与少府孔融书,并示以所著易注。融答书曰:“闻延陵之理乐,睹吾子之治易,乃知东南之美者,非徒会稽之竹箭也。又观象云物,察应寒温,原其祸福,与神合契,可谓探赜穷通者也。”会稽东部都尉张纮又与融书曰:“虞仲翔前颇为论者所侵,美宝为质,雕摩益光,不足以损。”
孙权以为骑都尉。翻数犯颜谏争,权不能悦,又性不协俗,多见谤毁,坐徙丹杨泾县。吕蒙图取关羽,称疾还建业,以翻兼知医术,请以自随,亦欲因此令翻得释也。后蒙举军西上,南郡太守麋芳开城出降。蒙未据郡城而作乐沙上,翻谓蒙曰:“今区区一心者麋将军也,城中之人岂可尽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龠乎?”蒙即从之。时城中有伏计,赖翻谋不行。关羽既败,权使翻筮之,得兑下坎上,节,五爻变之临,翻曰:“不出二日,必当断头。”果如翻言。权曰:“卿不及伏羲,可与东方朔为比矣。”
魏将于禁为羽所获,系在城中,权至释之,请与相见。他日,权乘马出,引禁并行,翻呵禁曰:“尔降虏,何敢与吾君齐马首乎!”欲抗鞭击禁,权呵止之。后权于楼船会群臣饮,禁闻乐流涕,翻又曰:“汝欲以伪求免邪?”权怅然不平。吴书曰:后权与魏和,欲遣禁还归北,翻复谏曰:“禁败数万众,身为降虏,又不能死。北习军政,得禁必不如所规。还之虽无所损,犹为放盗,不如斩以令三军,示为人臣有二心者。”权不听。群臣送禁,翻谓禁曰:“卿勿谓吴无人,吾谋适不用耳。”禁虽为翻所恶,然犹盛叹翻,魏文帝常为翻设虚坐。
权既为吴王,欢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阳醉,不持。权去,翻起坐。权於是大怒,手剑欲击之,侍坐者莫不惶遽,惟大(司)农刘基起抱权谏曰:“大王以三爵之后(手)杀善士,虽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贤畜众,故海内望风,今一朝弃之,可乎?”权曰:“曹孟德尚杀孔文举,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轻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义,欲与尧、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权因敕左右,自今酒后言杀,皆不得杀。
翻尝乘船行,与麋芳相逢,芳船上人多欲令翻自避,先驱曰:“避将军船!”翻厉声曰:“失忠与信,何以事君?倾人二城,而称将军,可乎?”芳阖户不应而遽避之。后翻乘车行,又经芳营门,吏闭门,车不得过。翻复怒曰:“当闭反开,当开反闭,岂得事宜邪?”芳闻之,有惭色。
翻性疏直,数有酒失。权与张昭论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语神仙,世岂有仙人(也)!”权积怒非一,遂徙翻交州。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翻别传曰:权即尊号,翻因上书曰:“陛下膺明圣之德,体舜、禹之孝,历运当期,顺天济物。奉承策命,臣独抃舞。罪弃两绝,拜贺无阶,仰瞻宸极,且喜且悲。臣伏自刻省,命轻雀鼠,性輶毫厘,罪恶莫大,不容於诛,昊天罔极,全宥九载,退当念戮,频受生活,复偷视息。臣年耳顺,思咎忧愤,形容枯悴,发白齿落,虽未能死,自悼终没,不见宫阙百官之富,不睹皇舆金轩之饰,仰观巍巍众民之谣,傍听锺鼓侃然之乐,永陨海隅,弃骸绝域,不胜悲慕,逸豫大庆,悦以忘罪。”又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於世。翻别传曰:翻初立易注,奏上曰:“臣闻六经之始,莫大阴阳,是以伏羲仰天县象,而建八卦,观变动六爻为六十四,以通神明,以类万物。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舆令成,缵述其业,至臣祖父凤为之最密。臣亡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於凤,最有旧书,世传其业,至臣五世。前人通讲,多玩章句,虽有秘说,於经疏阔。臣生遇世乱,长於军旅,习经於枹鼓之间,讲论於戎马之上,蒙先师之说,依经立注。又臣郡吏陈桃梦臣与道士相遇,放发被鹿裘,布易六爻,挠其三以饮臣,臣乞尽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岂臣受命,应当知经!所览诸家解不离流俗,义有不当实,辄悉改定,以就其正。孔子曰:'乾元用九而天下治。'圣人南面,盖取诸离,斯诚天子所宜协阴阳致麟凤之道矣。谨正书副上,惟不罪戾。”翻又奏曰:“经之大者,莫过於易。自汉初以来,海内英才,其读易者,解之率少。至孝灵之际,颍川荀谞号为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至所说西南得朋,东北丧朋,颠倒反逆,了不可知。孔子叹易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以美大衍四象之作,而上为章首,尤可怪笑。又南郡太守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释,复不及谞。孔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岂不其然!若乃北海郑玄,南阳宋忠,虽各立注,忠小差玄而皆未得其门,难以示世。”又奏郑玄解尚书违失事目:“臣闻周公制礼以辨上下,孔子曰'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是故尊君卑臣,礼之大司也。伏见故徵士北海郑玄所注尚书,以顾命康王执瑁,古'月'似'同',从误作'同',既不觉定,复训为杯,谓之酒杯;成王疾困凭几,洮颒为濯,以为澣衣成事,'洮'字虚更作'濯',以从其非;又古大
篆'丱'字读当为'柳',古'柳''丱'同字,而以为昧;'分北三苗','北'古'别'字,又训北,言北犹别也。若此之类,诚可怪也。玉人职曰天子执瑁以朝诸侯,谓之酒杯;天子颒面,谓之澣衣;古篆'丱'字,反以为昧。甚违不知盖阙之义。於此数事,误莫大焉,宜命学官定此三事。又马融训注亦以为同者大同天下,今经益'金'就作'铜'字,诂训言天子副玺,虽皆不得,犹愈於玄。然此不定,臣没之后,而奋乎百世,虽世有知者,怀谦莫或奏正。又玄所注五经,违义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行乎学校,传乎将来,臣窃耻之。”翻放弃南方,云“自恨疏节,骨体不媚,犯上获罪,当长没海隅,生无可与语,死以青蝇为吊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以典籍自慰,依易设象,以占吉凶。又以宋氏解玄颇有缪错,更为立法,并著明杨、释宋以理其滞。臣松之案:翻云“古大篆'丱'字读当言'柳',古'柳''丱'同字”,窃谓翻言为然。故“刘”“留”“聊”“柳”同用此字,以从声故也,与日辰“卯”字字同音异。然汉书王莽传论卯金刀,故以为日辰之“卯”,今未能详正。然世多乱之,故翻所说云。荀谞,荀爽之别名。
初,山阴丁览,太末徐陵,或在县吏之中,或众所未识,翻一见之,便与友善,终成显名。会稽典录曰:览字孝连,八岁而孤,家又单微,清身立行,用意不苟,推财从弟,以义让称。仕郡至功曹,守始平长。为人精微絜净,门无杂宾。孙权深贵待之,未及擢用,会病卒,甚见痛惜,殊其门户。览子固,字子贱,本名密,避滕密,改作固。固在襁褓中,阚泽见而异之,曰:“此儿后必致公辅。”固少丧父,独与母居,家贫守约,色养致敬,族弟孤弱,与同寒温。翻与固同僚书曰:“丁子贱塞渊好德,堂构克举,野无遗薪,斯之为懿,其美优矣。令德之后,惟此君嘉耳。”历显位,孙休时固为左御史大夫,孙皓即位,迁司徒。皓悖虐,固与陆凯、孟宗同心忧国,年七十六卒。子弥,字钦远,仕晋,至梁州刺史。孙潭,光禄大夫。徐陵字元大,历三县长,所在著称,迁零陵太守。时朝廷俟以列卿之位,故翻书曰:“元大受上卿之遇,叔向在晋,未若於今。”其见重如此。陵卒,僮客土田或见侵夺,骆统为陵家讼之,求与丁览、卜清等为比,权许焉。陵子平,字伯先,童龀知名,翻甚爱之,屡称叹焉。诸葛恪为丹杨太守,讨山越,以平威重思虑,可与效力,请平为丞,稍迁武昌左部督,倾心接物,士卒皆为尽力。初,平为恪从事,意甚薄,及恪辅政,待平益疏。恪被害,子建亡走,为平部曲所得,平使遣去,别为佗军所获。平两妇归宗,敬奉情过乎厚。其行义敦笃,皆此类也。
在南十馀年,年七十卒。吴书曰:翻虽在徙弃,心不忘国,常忧五溪宜讨,以辽东海绝,听人使来属,尚不足取,今去人财以求马,既非国利,又恐无获。欲谏不敢,作表以示吕岱,岱不报,为爱憎所白,复徙苍梧猛陵。江表传曰:后权遣将士至辽东,於海中遭风,多所没失,权悔之,乃令曰:“昔赵简子称诸君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谔谔。虞翻亮直,善於尽言,国之周舍也。前使翻在此,此役不成。”促下问交州,翻若尚存者,给其人船,发遣还都;若以亡者,送丧还本郡,使儿子仕宦。会翻已终。归葬旧墓,妻子得还。会稽典录曰:孙亮时,有山阴朱育,少好奇字,凡所特达,依体象类,造作异字千名以上。仕郡门下书佐。太守濮阳兴正旦宴见掾吏,言次,问:“太守昔闻朱颍川问士於郑召公,韩吴郡问士於刘圣博,王景兴问士於虞仲翔,尝见郑、刘二答而未睹仲翔对也。钦闻国贤,思睹盛美有日矣,书佐宁识之乎?”育对曰:“往过习之。昔初平末年,王府君以渊妙之才,超迁临郡,思贤嘉善,乐采名俊,问功曹虞翻曰:'闻玉出昆山,珠生南海,远方异域,各生珍宝。且曾闻士人叹美贵邦,旧多英俊,徒以远於京畿,含香未越耳。功曹雅好博古,宁识其人邪?'翻对曰:'夫会稽上应牵牛之宿,下当少阳之位,东渐巨海,西通五湖,南畅无垠,北渚浙江,南山攸居,实为州镇,昔禹会群臣,因以命之。山有金木鸟兽之殷,水有鱼盐珠蚌之饶,海岳精液,善生俊异,是以忠臣系踵,孝子连闾,下及贤女,靡不育焉。'王府君笑曰:'地势然矣,士女之名可悉闻乎?'翻对曰:'不敢及远,略言其近者耳。往者孝子句章董黯,尽心色养,丧致其哀,单身林野,鸟兽归怀,怨亲之辱,白日报雠,海内闻名,昭然光著。太中大夫山阴陈嚣,渔则化盗,居则让邻,感侵退籓,遂成义里,摄养车妪,行足厉俗,自扬子云等上书荐之,粲然传世。太尉山阴郑公,清亮质直,不畏强御。鲁相山阴锺离意,禀殊特之姿,孝家忠朝,宰县相国,所在遗惠,故取养有君子之謩,鲁国有丹书之信。及陈宫、费齐皆上契天心,功德治状,记在汉籍,有道山阴赵晔,徵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渊懿,学究道源,著书垂藻,骆驿百篇,释经传之宿疑,解当世之盘结,或上穷阴阳之奥秘,下摅人情之归极。交阯刺史上虞綦毋俊,拔济一郡,让爵土之封。决曹掾上虞孟英,三世死义。主簿句章梁宏,功曹史馀姚驷勋,主簿句章郑云,皆敦终始之义,引罪免居。门下督盗贼馀姚伍隆,鄮莫候反。主簿任光,章安小吏黄他,身当白刃,济君於难。扬州从事句章王修
,委身授命,垂声来世。河内太守上虞魏少英,遭世屯蹇,忘家忧国,列在八俊,为世英彦。尚书乌伤杨乔,桓帝妻以公主,辞疾不纳。近故太尉上虞朱公,天姿聪亮,钦明神武,策无失谟,征无遗虑,是以天下义兵,思以为首。上虞女子曹娥,父溺江流,投水而死,立石碑纪,炳然著显。'王府君曰:'是既然矣,颍川有巢、许之逸轨,吴有太伯之三让,贵郡虽士人纷纭,於此足矣。'翻对曰:'故先言其近者耳,若乃引上世之事,及抗节之士,亦有其人。昔越王翳让位,逃于巫山之穴,越人薰而出之,斯非太伯之俦邪?且太伯外来之君,非其地人也。若以外来言之,则大禹亦巡於此而葬之矣。鄞大里黄公,絜己暴秦之世,高祖即阼,不能一致,惠帝恭让,出则济难。徵士馀姚严遵,王莽数聘,抗节不行,光武中兴,然后俯就,矫手不拜,志陵云日。皆著於传籍,较然彰明,岂如巢、许,流俗遗谭,不见经传者哉?'王府君笑曰:'善哉话言也!贤矣,非君不著。太守未之前闻也。'”濮阳府君曰:“御史所云,既闻其人,亚斯已下,书佐宁识之乎?”育曰:“瞻仰景行,敢不识之?近者太守上虞陈业,絜身清行,志怀霜雪,贞亮之信,同操柳下,遭汉中微,委官弃禄,遁迹黟歙,以求其志,高邈妙踪,天下所闻,故(桓文)〔桓文林〕遗之尺牍之书,比竟三高。其聪明大略,忠直謇谔,则侍御史馀姚虞翻、偏将军乌伤骆统。其渊懿纯德,则太子少傅山阴阚泽,学通行茂,作帝师儒。其雄姿武毅,立功当世,则后将军贺齐,勋成绩著。其探极秘术,言合神明,则太史令上虞吴范。其文章之士,立言粲盛,则御史中丞句章任奕,鄱阳太守章安虞翔,各驰文檄,晔若春荣。处士(邓)卢叙,弟犯公宪,自杀乞代。吴宁斯敦、山阴祁庚、上虞樊正,咸代父死罪。其女则松阳柳朱、永宁(瞿素)〔翟素〕,或一醮守节,丧身不顾,或遭寇劫贼,死不亏行。皆近世之事,尚在耳目。”府君曰:“皆海内之英也。吾闻秦始皇二十五年,以吴越地为会稽郡,治吴。汉封诸侯王,以何年复为郡,而分治於此?”育对曰:“刘贾为荆王,贾为英布所杀,又以刘濞为吴王。景帝四年,濞反诛,乃复为郡,治於吴。元鼎五年,除东越,因以其地为治,并属於此,而立东部都尉,后徙章安。阳朔元年,又徙治鄞,或有寇害,复徙句章。到永建四年,刘府君上书,浙江之北,以为吴郡,会稽还治山阴。自永建四年岁在己巳,以至今年,积百二十九岁。”府君称善。是岁,吴之太平三年,岁在丁丑。育后仕朝,常在台阁,为东观令,遥拜清河太守,加位侍中
,推刺占射,文艺多通。
翻有十一子,第四子汜最知名,永安初,从选曹郎为散骑中常侍,后为监军使者,讨扶严,病卒。会稽典录曰:汜字世洪,生南海,年十六,父卒,还乡里。孙綝废幼主,迎立琅邪王休。休未至,綝欲入宫,图为不轨,召百官会议,皆惶怖失色,徒唯唯而已。汜对曰:“明公为国伊周,处将相之位,擅废立之威,将上安宗庙,下惠百姓,大小踊跃,自以伊霍复见。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宫,如是,群下摇荡,众听疑惑,非所以永终忠孝,扬名后世也。”綝不怿,竟立休。休初即位,汜与贺邵、王蕃、薛莹俱为散骑中常侍。以讨扶严功拜交州刺史、冠军将军、馀姚侯,寻卒。汜弟忠,宜都太守;会稽典录曰:忠字世方,翻第五子。贞固干事,好识人物,造吴郡陆机於童龀之年,称上虞魏迁於无名之初,终皆远致,为著闻之士。交同县王岐於孤宦之族,仕进先至宜都太守,忠乃代之。晋征吴,忠与夷道监陆晏、晏弟中夏督景坚守不下,城溃被害。忠子谭,字思奥。晋阳秋称谭清贞有检操,外如退弱,内坚正有胆干。仕晋,历位内外,终於卫将军,追赠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耸,越骑校尉,累迁廷尉,湘东、河间太守;会稽典录曰:耸字世龙,翻第六子也。清虚无欲,进退以礼,在吴历清官,入晋,除河间相,王素闻耸名,厚敬礼之。耸抽引人物,务在幽隐孤陋之中。时王岐难耸,以高士所达,必合秀异,耸书与族子察曰:“世之取士,曾不招未齿於丘园,索良才於总猥,所誉依已成,所毁依已败,此吾所以叹息也。”耸疾俗丧祭无度,弟昺卒,祭以少牢,酒饭而已,当时族党并遵行之。昺,廷尉尚书,济阴太守。会稽典录曰:昺字世文,翻第八子也。少有倜傥之志,仕吴黄门郎,以捷对见异,超拜尚书侍中。晋军来伐,遣昺持节都督武昌已上诸军事,昺先上还节盖印绶,然后归顺。在济阴,抑强扶弱,甚著威风。
经常看见人家提到的山越人,是什么意思?
山越人是什么意思??rn指的是什么人???苏北人(南京人)才是山越人,山越和吴越是两回事
山越人之体格
1、山越为越人之伏处深山者,殆无疑义,其体格颇具特点。梁书卷五十四记孙权黄武五年有大秦贾人秦论来到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论方土风俗,论具以事对。时诸葛恪讨丹阳,获黝歙短人,论见之,曰,大秦希见此人。权以男女各十人,差吏会稽刘咸送论。咸於道病故,论乃径还本国。案诸葛恪讨丹阳,即嘉禾三年至六年间讨平丹阳山越事。梁书记秦论至吴年代有误,而所记孙权以黝歙短人男女各十人送论一节,则固可信。黝县即黟县黟本作黝。黟歙时并属新都郡,而新都本自丹阳分出,接壤密迩,同为山越巢穴所在,恪之讨丹阳山越,新都郡尉陈表即奉命与恪参势,(吴志陈武传)所谓黝歙短人,当即表所得二县山越,梁书以为恪事。由梁书所记,吾人可知山越人之体格,一般应均较短,黟歙二县如此,他地之山越亦可推知。更可知春秋时吴越之民体格亦必较短,身短则不惯用长兵,吴越人之喜用剑,与其体格固有关也。余曩撰三国食货志,曾引梁书此条以明吴海上交通之发达,而由所谓黝黟短人足知山越人之体格一点,则未指出,兹故论及。惜关於山越人体格之记载,余仅见此一条,诸家考山越者,前人如王鸣盛,近人如刘芝祥吕思勉叶国庆高亚伟诸氏,则并此亦未见。史文不详,有赖推测,虽山越往矣,不可复见,余所推测,自信当不其谬也。
2、丹(杨)[阳] 景佑、殿本都作“阳”。事后接到胡渐逵先生的来信,指出:
“丹阳”一作“丹杨”,此不仅《汉书》以后有之,而且《汉书》以前即已有之。以前者,如《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即作“丹杨”;以后者,则沈约《宋书》中均作“丹杨”。至于“杨”、“阳”同音相通(二字均从“”得声),则古籍中例证夥颐,不烦赘举。正因为二字可通,故而似不必以“阳”改“杨”。若以上述可以成立,则此例不宜入选矣。守俨先生对此非常重视,亲自给胡渐逵先生写了复信,表示同意,并致感谢;又把原信交给了我,嘱我斟酌处理。事隔九年, 《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0 年第10期又重刊了这篇《古籍校点释例》(初稿),可惜我早已退休家居,未能及早与闻此事。见到《简报》,不禁追念故人,以有负守俨先生生前的嘱托,深感遗憾。检读《汉书》校点本原书,觉得这一条校勘记确实值得商讨。文颖和韦昭的注文都作“丹杨”,“阳”与“杨”为通假字,完全可以不校。如果出校的话,除了版本对校,还应该用《汉书·地理志》作本校。《地理志》列有丹扬郡,原注说:“故鄣郡。属江都。武帝元封二年更名丹扬。”“扬”字又从手旁。而下面属县又作“丹阳”。“扬”、“杨”、“阳”三字都同音相通,直到沈约《宋书》卷三十五州郡志仍作“丹杨”,可能“杨”字更为通行。《汉书》里用通假字的例证很多,这里的“扬”字也以不改为宜,或者校而不改。这就涉及《汉书》的校勘通例了。希望今后重印《汉书》时再加考虑。
3、《三国志.吴书. 诸葛滕二孙濮阳传》
恪以丹杨山险,民多果劲,虽前发兵,徒得外县平民而已。其余深远,莫能禽尽,屡自求乞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万。众议咸以“丹杨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人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猨狖之腾木也。时观间隙,出为寇盗,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其战则蜂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羁也”。皆以为难。恪父瑾闻之,亦以事终不逮,叹曰:“恪不大兴吾家,将大赤吾族也。”恪盛陈其必捷。权拜恪抚赵将军,领丹杨太守,授棨戟武骑三百。拜毕,命恪备威仪,作鼓吹,导引归家,时年三十二。恪到府,乃移书四部属城长空。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从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内诸将,罗兵幽阻,但缮藩篱,不与交锋,候其谷稼将熟,辄纵兵芟刈,使无遗种。旧谷既尽,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无所入,于是山民饥穷,渐出降首。恪乃复敕下曰:“山民去恶从化,皆当抚慰,徙出外县,不得嫌疑,有所执拘。”臼阳长胡伉得降民周遗,遗旧恶民,困迫暂出,内图叛逆,伉缚送言府。恪以伉违教,遂斩以徇,以状表上。民闻伉坐执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于是老幼相携而出,岁期,人数皆如本规。恪自领万人,余分给诸将。
在宋代后,早前已经被中原文化所同化的吴文化大量进入山越地区,同时由于经济发展,使得山越逐渐后退到浙江山区少部分地方,经济体制崩溃,加之南宋定都杭州,为保证首都安全,宋军大举迁移距离杭州不远的山越人,使之与汉族彻底融合。
战国时期,越国被楚国消灭。大量的越国贵族四散而逃,主要的沿海逃散,还有的逃到东南沿海地区的山地。那些逃到山地的人就是山越。
三国时期,东吴围剿山越,山越从此消失。
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二二二年),王翦率师定江南,降百越。由於这一大片山岭间的越民骠悍难制,始皇采取迁徙政策,强制将越人迁入汉族的开发地区。然而,越人由於被迫迁徙而来,加上有许多不服始皇苛重的赋税和徭役的外地人逃来,遂相结合,凭藉山水险峻,再入深山为民,形成『山越』,与中原政权相抗拒,主要散居在现今安徽、湖南、江西、浙江、福建一带山区。由於文化融合交流,山越人懂得利用居住山地出产的铜铁,加以铸造、制作成武器与农具,并耕植於谷地,不仅自给自足,兼且勇猛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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