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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鲁迅
(1)写一段介绍鲁迅的文字.(50字以上)rn(2)请你推荐一部鲁迅的作品,并写出推荐理由.rn(3)写出三位鲁迅作品中的人物,并给这三个人物写一句点评.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
鲁迅收入《呐喊》和《彷徨》两部集子中的25篇现实题材的小说，主要有知识分子和农民两大题材。其中，知识分子题材占14篇，真实地描写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清末、辛亥革命和"五四"以后三个重要时期的精神和生存状况，是鲁迅小说的一个重要内容。
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其精神特征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和牺牲者，如《孔乙己》中的孔乙己、《白光》中的陈士成等。他们深受封建科举制度的毒害，一心想求得功名，充满旧式文人的酸腐气味，作者对他们既有批判，也有同情；
第二类是封建制度的维护者和追随者，如《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等。他们的灵魂已经完全腐朽，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满肚子男盗女娼，或是封建道德的卫道士、假道学，或是不学无术的文人垃圾、文人败类。作者对他们只有批判，没有同情；
第三类是封建制度的破坏者和反抗者，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以及《药》中的夏瑜、《长明灯》中的疯子、《一件小事》中的"我"和《幸福的家庭》中的"文学青年"等。他们具有现代的意识、进步的思想和改革的要求，也曾有过为自己理想而奋斗的辉煌历史，但他们的反抗几乎都以失败而告终。这类形象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也是鲁迅最为看重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鲁迅希望大家通过他们失败的故事，看到他们的悲剧既是时代的悲剧、社会的悲剧，也是他们自己缺乏"韧性"精神和斗争策略的结果。
《狂人日记》
《狂人日记》的主题十分明确，就是要"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作品虽然是一篇狂人的日记，却始终围绕着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不断发生的吃人现象展开，其用意就是告诉大家，在写满"仁义道德"的历史中，其实满本都只写着两个字："吃人"！这是鲁迅对封建道德下的定义，也是他多年来思考的结果。
作品通过主人公狂人的眼睛，观察了他身边的人："他们--也有给知县打过枷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给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然而，他们不但没有起来反抗吃人的人，反倒也要跟着吃人。狂人为此而困惑，作者为此而愤怒："是历来如此惯了，不为以非呢？还是丧了良心，明知故犯呢？"在狂人或作者看来，这些人如果不改，最后终会被吃掉的，而未来的希望只能寄托在那些"或者还有"的"没有吃过人的孩子"身上，因此，他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
作品不仅表现了彻底批判封建礼教的勇气，还表现了作者"忧愤深广"的人道主义情怀，表现了他以文艺创作来改造社会和人生的总体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狂人日记》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
鲁迅仰仗自己先前所看的外国文学作品和所学的医学知识，将狂人这个具有恐惧、多疑、知觉障碍和逻辑思维不健全等特征的"迫害妄想型"精神病患者，描写得栩栩如生，但作品的主旨却并不是要表现他所受到的精神迫害，更不是一篇精神病人的纪实作品，而是要借狂人之口来揭示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
狂人的形象具有"狂"与"不狂"的两重性。狂人的"狂"，一方面在于他所具有的精神病人的特征，一方面也在于他对传统和世俗的反抗；而狂人的"不狂"，则在于他"超前"的思想认识，说出了当时人们不敢说或根本还没有想到的话。如同历史上凡是反抗传统、反抗社会现存秩序的人都无一例外地被视为"疯子"一样，狂人的思维和语言常常是离经叛道的，但他的观察和结论却是丰富和深刻的。因此，狂人实际上是一个敢于向传统挑战的已经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一个敢于向现实的世俗社会挑战的清醒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者的象征形象。然而，鲁迅对于狂人的命运和前途却并不乐观，因此，在作品的"文言小序"中预感到了他的结局："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
《伤逝》
在鲁迅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伤逝》（作于1925年10月21日，后收入小说集《彷徨》）是惟一的一篇直接表现青年婚姻爱情题材的作品。男女主人公涓生和子君是一对受到"五四"新思潮影响，要求个性解放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相互认识后，在时代精神的感召和鼓舞下，大胆追求自由恋爱，勇敢地反抗封建道德和世俗偏见，毅然地冲出了家庭的束缚，在众目睽睽之下同居在一起。最后却因涓生得到的一张辞退信而断了生路，他们也与狂人、吕纬甫和魏连殳一样，在强大的社会势力面前，无法逃脱失败的命运。
因此，鲁迅创作《伤逝》的目的，不同于当时流行的同类题材小说，不是为了表现青年人为争取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而对封建婚姻观的反抗，也不是为了歌颂当时风行一时的"个性解放思想"，而是为了指出"个性解放思想"的局限，探讨受"个性解放思想"影响的一代"五四"反叛青年在冲出家庭的牢笼后如何才能走上"新的生路"。
鲁迅在写作这篇小说的两年前，即1923年12月，曾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作过一次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娜拉》是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一部社会问题剧，曾被译作《傀儡家庭》在中国公演，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当时人们关注的重点是如何走出家庭，而鲁迅则在演讲中告诫大家："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的。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两年之后，鲁迅旧话重提，是因为他认为"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仍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因此，他在《伤逝》中不厌其烦地12次用了"新的生路"一词。
在作者看来，子君是勇敢的，她面对家庭的社会的压力，大胆地发出了一个反叛者的宣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作者借涓生的口说："这彻底的思想就在她的脑里，比我还透澈，坚强得多。"勇敢的爱情虽然可以支撑着她"镇静地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但是，作者通过他们大半年的自由生活的实践，告诉读者："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因为"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不然，再辉煌的爱也会枯萎、死亡。由于勇敢的子君在获得了爱情的自由后，只将爱情作为"功课"来温习，"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因此，局长给涓生的一张辞退书，就使她彻底垮掉了。作者感叹地说："真不料这样细微的小事情，竟会给坚决的、无畏的子君以这么显著的变化。"
在作者看来，涓生也是勇敢的。他不仅是勇敢的子君的坚强同盟军，而且面对局长的辞退书，早已有精神上的准备。然而作者却清楚地知道他们的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距离，在强大的社会势力面前，涓生毕竟是弱小的，缺乏"坚忍倔强的精神"。鲁迅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不但提出了问题，并且还分析了问题存在的原因："局里的生活，原如鸟贩子手里的禽鸟一般，仅有一点小米维系残生，决不会肥胖；日子一久，只落得麻痹了翅子，即使放出笼外，早已不能奋飞。"不仅不能奋飞，而且"就如蜻蜓落在恶作剧的坏孩子的手里一般，被系着细线，尽情玩弄，虐待，虽然幸而没有送掉性命，结果也还是躺在地上，只争着迟早之间。"
这就是鲁迅看到的许多"五四"青年在勇敢地迈出了反抗的第一步后，所面临的两难处境：就如笼中鸟，不放不能飞，放了也飞不了。因此，作品越是接近尾声，作者所希望的"新的生路"一词出现的频率就越高。鲁迅虽然并没有能够为涓生子君们指出一条新的生路，因为他也同涓生子君们一样，只知道"新的生路还很多"，却不知道"怎样跨出那第一步"，但是，还是顽强地勉励自己，并与涓生子君们共勉："我活着，我总得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那第一步……"
鲁迅笔下的农民形象
如果说鲁迅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主要表现了他"哀其不幸"的态度，那么，他的农民题材小说则更多地表现了他"怒其不争"的思想，更集中地表现出鲁迅作为一个启蒙主义思想家的特点。
鲁迅农民题材的小说不仅成功地塑造出了一批落后农民的艺术形象，而且还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村黑暗的现实，深刻地揭示出了这些农民愚昧、麻木的精神上的创伤。鲁迅曾在《灯下漫笔》一文中指出："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因此，他将中国人的生存状况直接归纳为两个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故乡》中的闰土、《祝福》中的祥林嫂等，都属于这两个时代。然而，也有不甘于这两个时代的人，如《阿Q正传》中的阿Q、《离婚》中的爱姑等，他们虽然也与曾经反抗过的狂人、吕纬甫、魏连殳以及涓生子君们一样，都以失败而告终，但鲁迅仍然将"创造这中国历史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作为包括自己在内的"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阿Q正传》
《阿Q正传》（最初分章连载于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的北京《晨报副刊》，后收入小说集《呐喊》）是鲁迅在辛亥革命失败后潜心于中国文化的历史"钩沉"的结果，最深刻最突出地表现了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弱点和病根的认识，因此，是鲁迅小说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最辉煌的作品之一。
鲁迅写作《阿Q正传》的目的就是要通过阿Q的形象，挖掘出中国农民愚昧落后的原因，提示出中国人的灵魂。因此，从阿Q形象出现的第一天起，就有人"栗栗危惧"，怀疑作者是在借阿Q骂自己，或者害怕有一天终会骂到自己头上来。作品开始在报上连载不久，茅盾就断言："《阿Q正传》虽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来，实是一部杰作。……阿Q这人，要在现社会中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但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面熟。是啊，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而且，阿Q所代表的中国人的品性，又是中国上中社会阶级的品性"（茅盾：《通信》，《小说月报》13卷22号，1922年2月）。
阿Q是一个生活在江南小镇上的农村流浪汉（关于阿Q的身份或阶级成分，有过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他属于"雇农"，即没有自己的土地而主要依靠出卖劳动力，即打短工为生的农民。也有研究者认为，他属于城市贫民，但是，与他身份类似《风波》中的七斤却一直被看作是"农民"），他"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
阿Q不但没有土地，没有家，甚至连自己的姓名籍贯也不知道，即使是在未庄也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然而，他却不愿承认这个现实，总以为"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同时，"又很自尊，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的眼里，甚而至于对于两位'文童'也有以为不值一笑的神情。"而且，也真如茅盾所言，还具有"上中社会阶级的品性"：第一，由于他头有几处癞疮疤，便有了许多的忌讳，"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第二，由于在争斗中总是失败，便改变策略，采取"怒目主义"，以求得精神上的胜利。谁要说"亮起来了"，他便以"你还不配……"作为还击和报复，并因此真的觉得自己的癞头疮也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了。即使是挨了打，也能找到自我安慰的办法，以为自己是"被儿子打了"。即使是自己也发现自己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也有妙招解脱："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你算什么东西'呢！？"
这种不敢正视现实，不愿承认失败的态度，和自轻自贱、自嘲自解、自甘屈辱、或妄自尊大、自我陶醉的种种表现形式，就是阿Q性格的主要特征：自欺欺人，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阿Q精神"或"阿Q主义"，由于这种表现的目的都是为了求得精神上的胜利，故又称为"精神胜利法"。
"精神胜利法"作为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特征，通常是那些需要胜利而又无法取得胜利的人，用以维持精神平衡的一种"骗术"，常常表现在正走向没落的统治阶级的精神状态中。阿Q作为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怎么也会产生这种现象呢？从人类思想的普遍意义上来看，这正是被统治者接受统治阶级思想影响的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受着统治阶级支配的。"由于当时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封建阶级在现实中总是以这种精神上的胜利来掩盖对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失败，因此，当时的中国国民便普遍如此。
具体地说，中国农民具有这种精神病态的原因还有三个：第一，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中国农民从一次次造反的失败中，错误地得出了造反没有出路的结论，而不造反又无法忍受现实和痛苦生活，只好寻求精神上的安慰，或求佛拜神，或寄希望于来世；第二，由于自然经济的闭塞环境。中国农民长期生活在小国寡民、自给自足的环境中，稍有满足便夜郎自大，盲目排外；第三，由于封建家长制的家庭生活。中国农民虽然其社会地位低贱，但在家庭中却具有至高无上的尊严，而且越是在外面受辱受压，就越是在家庭中称王称霸。"精神胜利法"作为弱势群体的一种精神特征，不仅揭示出了中国国民性的病根，而且也揭示出了人类普遍的共同特征，因此，阿Q形象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艺术典型。
《阿Q正传》在前三章中充分表现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从第四章"恋爱的悲剧"后，阿Q的性格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第七章"革命"和第八章"不准革命"中，则集中表现了阿Q的革命，表现了以阿Q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在社会动荡时期的种种变化，在更深层面和更广泛的意义上，进一步揭示了国民性的缺陷和弊端。所以，阿Q性格中的革命要求与他的"精神胜利法"既是相互对立的，又是相互联系着的。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谈到阿Q是否真要做革命党时说："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阿Q的革命，是其性格复杂性的表现，也是其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封建思想的毒害下，他虽然对造反"深恶而痛绝"，但是，当赵太爷等统治者对革命感到恐慌时，他不仅开始"神往"革命，并且也要投身进去"革这伙妈妈的命"了。
阿Q的革命，作为对"精神胜利法"的反叛，实际上，正是农民从愚昧走向觉醒的开始。但是，阿Q的革命只是最初阶段的"自发革命"，只是一种想拿点东西式的革命，改朝换代式的革命，这种革命即使成功了，改变的也只是皇帝的姓氏，只是皇帝和其他少数人的身份，社会仍旧，传统的思想也仍旧。这就是中国社会不能进步，封建统治可以延续几千年的一个根本原因。
然而，辛亥革命不是阿Q的革命，不是中国农民的革命。在辛亥革命的高潮中，不但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仍然麻木不仁、无动于衷，而且即使有阿Q这样的极少数下层农民急于改变自己的地位而投身革命，也因为改良派的反对和统治者的报复而最终被拒之门外，甚至像阿Q这样成为"示众"的材料和屈死冤鬼。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阿Q越是起劲地进行革命，便越是加速他的死期的到来。正是在这个意义，阿Q的被杀，表现了鲁迅对辛亥革命的态度，也是对辛亥革命失败原因做出的总结。
《阿Q正传》最后一章第九章"大团圆"，表明了鲁迅对辛亥革命的失望，同时也表明了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失望。他不仅通过阿Q不为自己被抓被杀而担心，反而为自己画圆圈画得不圆而羞愧和释然，以及他在游街示众过程中，面对众多的看客，"无师自通"地喊出"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的豪言壮语，让阿Q的"精神胜利法"有了最后表演的机会，而且更通过看客们因为没有听到他们所熟悉的戏文而遗憾，深刻而沉重地表现了人们的麻木和愚昧，表现了辛亥革命以后社会仍然死寂和黑暗的现实。
鲁迅小说的成就
鲁迅小说之所以既是现代小说的开端，又是现代小说的成熟的标志，不仅在于它体现了"五四"启蒙运动和思想革命的时代要求，而且还在于它将西方小说的手法技巧与中国传统小说的艺术精神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在题材、构思、心理描写，以及小说的体式和语言等方面都对传统小说进行了革命性的突破，实现了中国小说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鲁迅小说最重要的贡献是题材上的突破。
中国的传统小说历来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或绿林好汉的世界，即使是描写人世间的生活，也是不离其神仙鬼怪，以追求故事的传奇性和情节的曲折性为特色。然而，鲁迅的小说，大多取自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即使是表现当时社会上的重大事件，也常常是通过人们司空见惯的一些小事和生活场景来实现的。
《狂人日记》写的是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吃人本质，却只通过一个精神病患者的日记来披露。《孔乙己》写的是造成几千年中国知识分子屈辱历史的科举制度的危害，讲的只是一个乡村读书人的几个片断。《药》写的是启蒙不被人们理解的悲剧，讲的也仅仅是一个"人血馒头"的故事。《风波》写辛亥革命在农村的影响，讲的却只是一场乡场上的"辫子的风波"。《阿Q正传》写的是中国人的灵魂，讲的也只是一个乡村流浪汉的生与死。小说题材的变化反映了社会风尚和时代精神的变化，而在五四时期，鲁迅将小说的题材集中于主要承担启蒙任务的知识分子和长期处于愚昧状态的农民，则具有十分突出的时代意义。
鲁迅小说在五四时期众多取材于普通人生的小说中一枝独秀，则在于它总是能够从大家熟悉的生活中发现并揭示出生活中所蕴含的"一切的永久的悲哀"（张定璜：《鲁迅先生》，《现代评论》，1925年1月号），并形成独特的冷峻风格。
在《祝福》中，作者讲述了一个在江南农村随处可见的故事，一个连自己姓名都没有的女人"祥林嫂"，丈夫祥林去世后，婆婆却行使"家长"的权利，逼她改嫁。经中人介绍，祥林嫂逃到鲁四老爷家做帮工，可还是被婆婆卖到了贺家。然而，她第二个丈夫也去世了，惟一的一个孩子也被山里的狼叼了去，她又回到了鲁四老爷家，可她却成了大家眼中的"瘟神"，一年中最重要的祭祖活动"祝福"都不再让她沾边，她只能求助于神，在庙里捐了门槛作为自己的替身，以赎自己再嫁的罪过。然而，她并没有因此而得到鲁家的宽恕，最后，她带着对灵魂是否存在的怀疑，在热烈的爆竹声中静静地死去。
在这个故事中，我们不仅看到了"祥林嫂"的故事，而且，更看到了她无论怎样反抗、挣扎，也无法逃脱的悲惨命运。她的第一任丈夫小她11岁，婚姻并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可婆婆要她再嫁时，她却逃跑、以死相抗，她不愿违背"从一而终"的伦理道德。她第一次到鲁四老爷家时，暂时做稳了奴隶，所以，不久脸色就红润了起来。可她第二次到鲁四老爷家时，却是想做奴隶而不得了。一个寻常故事，经过鲁迅的讲述，却总是让人沉思，让人不安，甚至让人震惊。
鲁迅的小说常常让人震惊，不是因为它在题材上有所突破，也不是因为它在人物的心理描写上有多么细腻，而是通过心理描写配合言行描写"画"出了一个人的精神和灵魂。《药》中的华老栓的愚昧，是通过他去杀人现场买人血馒头的过程，特别是他用手摸藏在内衣口袋里的"硬硬的"银元和在现场专注在馒头上的眼神表现出来的。《肥皂》中的四铭封建道学家的虚伪脸嘴，也主要是通过他与妻子和几位同道的对话表现出来的。然而，在这些人的话语和行为中，越是具有生活阅历的人，就越是能读出更多更丰富的"潜台词"，读出人物的复杂的心理活动和潜意识。这被后人们看作是中国小说向现代转型的显著特征之一，对后来的现代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鲁迅小说最显著的特点，是他在小说体式和语言上的艺术创新。
中国传统小说是在文人的史传文学和勾栏瓦舍里的说书艺术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既重视人物的语言和行为，也重视故事的连续性和完整性。鲁迅小说继承了传统小说重视人物的语言和行为的优点，却打破重视故事的连续性和完整性的常规，从西方小说那里学习到了截取生活"横断面"的方式，打破时空的顺序，而根据内容需要安排情节，并借鉴诗歌、散文和戏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创造出了种种不同的小说体式，如抒情诗式的《伤逝》，散文式的《故乡》，独幕剧式的《孔乙己》等。
《狂人日记》一发表，就以其"格式的特别"而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而它的特别，主要就在于它采用的是中国传统小说中从来没有过的"日记体"。中国传统小说中，大多是笔记体和章回体，并多采用第三人称，而日记体采用第一人称，整篇作品都是主人公的内心独白。作品中的语言，小序是标准的文言文，正文却是标准的白话文，其白话文概括的力度和含义的深度又绝不亚于文言文，成功地完成了中国现代小说从文言向白话的过渡。《狂人日记》虽然从题目和体式上都借鉴了俄国作家果戈里的同名小说，但无论是在语言上还是内容上都很好地表现了中国本民族的生活、思想和意识，创造出了一种中国现代小说的新形式。而且，鲁迅小说在体式上总是不断地推陈出新，正如茅盾在1923年的《读〈呐喊〉》中说的："至于青年方面，《狂人日记》的最大影响却在体裁上；因为这分明给青年们一个暗示，使他们抛弃了'旧酒瓶'，努力用新形式来表现自己的思想。……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许多人们上去试验。"
鲁迅收入《呐喊》和《彷徨》两部集子中的25篇现实题材的小说，主要有知识分子和农民两大题材。其中，知识分子题材占14篇，真实地描写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清末、辛亥革命和"五四"以后三个重要时期的精神和生存状况，是鲁迅小说的一个重要内容。
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其精神特征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和牺牲者，如《孔乙己》中的孔乙己、《白光》中的陈士成等。他们深受封建科举制度的毒害，一心想求得功名，充满旧式文人的酸腐气味，作者对他们既有批判，也有同情；
第二类是封建制度的维护者和追随者，如《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等。他们的灵魂已经完全腐朽，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满肚子男盗女娼，或是封建道德的卫道士、假道学，或是不学无术的文人垃圾、文人败类。作者对他们只有批判，没有同情；
第三类是封建制度的破坏者和反抗者，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以及《药》中的夏瑜、《长明灯》中的疯子、《一件小事》中的"我"和《幸福的家庭》中的"文学青年"等。他们具有现代的意识、进步的思想和改革的要求，也曾有过为自己理想而奋斗的辉煌历史，但他们的反抗几乎都以失败而告终。这类形象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也是鲁迅最为看重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鲁迅希望大家通过他们失败的故事，看到他们的悲剧既是时代的悲剧、社会的悲剧，也是他们自己缺乏"韧性"精神和斗争策略的结果。
《狂人日记》
《狂人日记》的主题十分明确，就是要"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作品虽然是一篇狂人的日记，却始终围绕着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不断发生的吃人现象展开，其用意就是告诉大家，在写满"仁义道德"的历史中，其实满本都只写着两个字："吃人"！这是鲁迅对封建道德下的定义，也是他多年来思考的结果。
作品通过主人公狂人的眼睛，观察了他身边的人："他们--也有给知县打过枷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给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然而，他们不但没有起来反抗吃人的人，反倒也要跟着吃人。狂人为此而困惑，作者为此而愤怒："是历来如此惯了，不为以非呢？还是丧了良心，明知故犯呢？"在狂人或作者看来，这些人如果不改，最后终会被吃掉的，而未来的希望只能寄托在那些"或者还有"的"没有吃过人的孩子"身上，因此，他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
作品不仅表现了彻底批判封建礼教的勇气，还表现了作者"忧愤深广"的人道主义情怀，表现了他以文艺创作来改造社会和人生的总体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狂人日记》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
鲁迅仰仗自己先前所看的外国文学作品和所学的医学知识，将狂人这个具有恐惧、多疑、知觉障碍和逻辑思维不健全等特征的"迫害妄想型"精神病患者，描写得栩栩如生，但作品的主旨却并不是要表现他所受到的精神迫害，更不是一篇精神病人的纪实作品，而是要借狂人之口来揭示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
狂人的形象具有"狂"与"不狂"的两重性。狂人的"狂"，一方面在于他所具有的精神病人的特征，一方面也在于他对传统和世俗的反抗；而狂人的"不狂"，则在于他"超前"的思想认识，说出了当时人们不敢说或根本还没有想到的话。如同历史上凡是反抗传统、反抗社会现存秩序的人都无一例外地被视为"疯子"一样，狂人的思维和语言常常是离经叛道的，但他的观察和结论却是丰富和深刻的。因此，狂人实际上是一个敢于向传统挑战的已经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一个敢于向现实的世俗社会挑战的清醒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者的象征形象。然而，鲁迅对于狂人的命运和前途却并不乐观，因此，在作品的"文言小序"中预感到了他的结局："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
《伤逝》
在鲁迅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伤逝》（作于1925年10月21日，后收入小说集《彷徨》）是惟一的一篇直接表现青年婚姻爱情题材的作品。男女主人公涓生和子君是一对受到"五四"新思潮影响，要求个性解放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相互认识后，在时代精神的感召和鼓舞下，大胆追求自由恋爱，勇敢地反抗封建道德和世俗偏见，毅然地冲出了家庭的束缚，在众目睽睽之下同居在一起。最后却因涓生得到的一张辞退信而断了生路，他们也与狂人、吕纬甫和魏连殳一样，在强大的社会势力面前，无法逃脱失败的命运。
因此，鲁迅创作《伤逝》的目的，不同于当时流行的同类题材小说，不是为了表现青年人为争取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而对封建婚姻观的反抗，也不是为了歌颂当时风行一时的"个性解放思想"，而是为了指出"个性解放思想"的局限，探讨受"个性解放思想"影响的一代"五四"反叛青年在冲出家庭的牢笼后如何才能走上"新的生路"。
鲁迅在写作这篇小说的两年前，即1923年12月，曾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作过一次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娜拉》是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一部社会问题剧，曾被译作《傀儡家庭》在中国公演，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当时人们关注的重点是如何走出家庭，而鲁迅则在演讲中告诫大家："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的。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两年之后，鲁迅旧话重提，是因为他认为"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仍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因此，他在《伤逝》中不厌其烦地12次用了"新的生路"一词。
在作者看来，子君是勇敢的，她面对家庭的社会的压力，大胆地发出了一个反叛者的宣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作者借涓生的口说："这彻底的思想就在她的脑里，比我还透澈，坚强得多。"勇敢的爱情虽然可以支撑着她"镇静地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但是，作者通过他们大半年的自由生活的实践，告诉读者："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因为"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不然，再辉煌的爱也会枯萎、死亡。由于勇敢的子君在获得了爱情的自由后，只将爱情作为"功课"来温习，"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因此，局长给涓生的一张辞退书，就使她彻底垮掉了。作者感叹地说："真不料这样细微的小事情，竟会给坚决的、无畏的子君以这么显著的变化。"
在作者看来，涓生也是勇敢的。他不仅是勇敢的子君的坚强同盟军，而且面对局长的辞退书，早已有精神上的准备。然而作者却清楚地知道他们的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距离，在强大的社会势力面前，涓生毕竟是弱小的，缺乏"坚忍倔强的精神"。鲁迅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不但提出了问题，并且还分析了问题存在的原因："局里的生活，原如鸟贩子手里的禽鸟一般，仅有一点小米维系残生，决不会肥胖；日子一久，只落得麻痹了翅子，即使放出笼外，早已不能奋飞。"不仅不能奋飞，而且"就如蜻蜓落在恶作剧的坏孩子的手里一般，被系着细线，尽情玩弄，虐待，虽然幸而没有送掉性命，结果也还是躺在地上，只争着迟早之间。"
这就是鲁迅看到的许多"五四"青年在勇敢地迈出了反抗的第一步后，所面临的两难处境：就如笼中鸟，不放不能飞，放了也飞不了。因此，作品越是接近尾声，作者所希望的"新的生路"一词出现的频率就越高。鲁迅虽然并没有能够为涓生子君们指出一条新的生路，因为他也同涓生子君们一样，只知道"新的生路还很多"，却不知道"怎样跨出那第一步"，但是，还是顽强地勉励自己，并与涓生子君们共勉："我活着，我总得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那第一步……"
鲁迅笔下的农民形象
如果说鲁迅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主要表现了他"哀其不幸"的态度，那么，他的农民题材小说则更多地表现了他"怒其不争"的思想，更集中地表现出鲁迅作为一个启蒙主义思想家的特点。
鲁迅农民题材的小说不仅成功地塑造出了一批落后农民的艺术形象，而且还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村黑暗的现实，深刻地揭示出了这些农民愚昧、麻木的精神上的创伤。鲁迅曾在《灯下漫笔》一文中指出："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因此，他将中国人的生存状况直接归纳为两个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故乡》中的闰土、《祝福》中的祥林嫂等，都属于这两个时代。然而，也有不甘于这两个时代的人，如《阿Q正传》中的阿Q、《离婚》中的爱姑等，他们虽然也与曾经反抗过的狂人、吕纬甫、魏连殳以及涓生子君们一样，都以失败而告终，但鲁迅仍然将"创造这中国历史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作为包括自己在内的"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阿Q正传》
《阿Q正传》（最初分章连载于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的北京《晨报副刊》，后收入小说集《呐喊》）是鲁迅在辛亥革命失败后潜心于中国文化的历史"钩沉"的结果，最深刻最突出地表现了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弱点和病根的认识，因此，是鲁迅小说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最辉煌的作品之一。
鲁迅写作《阿Q正传》的目的就是要通过阿Q的形象，挖掘出中国农民愚昧落后的原因，提示出中国人的灵魂。因此，从阿Q形象出现的第一天起，就有人"栗栗危惧"，怀疑作者是在借阿Q骂自己，或者害怕有一天终会骂到自己头上来。作品开始在报上连载不久，茅盾就断言："《阿Q正传》虽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来，实是一部杰作。……阿Q这人，要在现社会中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但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面熟。是啊，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而且，阿Q所代表的中国人的品性，又是中国上中社会阶级的品性"（茅盾：《通信》，《小说月报》13卷22号，1922年2月）。
阿Q是一个生活在江南小镇上的农村流浪汉（关于阿Q的身份或阶级成分，有过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他属于"雇农"，即没有自己的土地而主要依靠出卖劳动力，即打短工为生的农民。也有研究者认为，他属于城市贫民，但是，与他身份类似《风波》中的七斤却一直被看作是"农民"），他"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
阿Q不但没有土地，没有家，甚至连自己的姓名籍贯也不知道，即使是在未庄也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然而，他却不愿承认这个现实，总以为"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同时，"又很自尊，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的眼里，甚而至于对于两位'文童'也有以为不值一笑的神情。"而且，也真如茅盾所言，还具有"上中社会阶级的品性"：第一，由于他头有几处癞疮疤，便有了许多的忌讳，"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第二，由于在争斗中总是失败，便改变策略，采取"怒目主义"，以求得精神上的胜利。谁要说"亮起来了"，他便以"你还不配……"作为还击和报复，并因此真的觉得自己的癞头疮也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了。即使是挨了打，也能找到自我安慰的办法，以为自己是"被儿子打了"。即使是自己也发现自己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也有妙招解脱："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你算什么东西'呢！？"
这种不敢正视现实，不愿承认失败的态度，和自轻自贱、自嘲自解、自甘屈辱、或妄自尊大、自我陶醉的种种表现形式，就是阿Q性格的主要特征：自欺欺人，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阿Q精神"或"阿Q主义"，由于这种表现的目的都是为了求得精神上的胜利，故又称为"精神胜利法"。
"精神胜利法"作为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特征，通常是那些需要胜利而又无法取得胜利的人，用以维持精神平衡的一种"骗术"，常常表现在正走向没落的统治阶级的精神状态中。阿Q作为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怎么也会产生这种现象呢？从人类思想的普遍意义上来看，这正是被统治者接受统治阶级思想影响的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受着统治阶级支配的。"由于当时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封建阶级在现实中总是以这种精神上的胜利来掩盖对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失败，因此，当时的中国国民便普遍如此。
具体地说，中国农民具有这种精神病态的原因还有三个：第一，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中国农民从一次次造反的失败中，错误地得出了造反没有出路的结论，而不造反又无法忍受现实和痛苦生活，只好寻求精神上的安慰，或求佛拜神，或寄希望于来世；第二，由于自然经济的闭塞环境。中国农民长期生活在小国寡民、自给自足的环境中，稍有满足便夜郎自大，盲目排外；第三，由于封建家长制的家庭生活。中国农民虽然其社会地位低贱，但在家庭中却具有至高无上的尊严，而且越是在外面受辱受压，就越是在家庭中称王称霸。"精神胜利法"作为弱势群体的一种精神特征，不仅揭示出了中国国民性的病根，而且也揭示出了人类普遍的共同特征，因此，阿Q形象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艺术典型。
《阿Q正传》在前三章中充分表现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从第四章"恋爱的悲剧"后，阿Q的性格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第七章"革命"和第八章"不准革命"中，则集中表现了阿Q的革命，表现了以阿Q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在社会动荡时期的种种变化，在更深层面和更广泛的意义上，进一步揭示了国民性的缺陷和弊端。所以，阿Q性格中的革命要求与他的"精神胜利法"既是相互对立的，又是相互联系着的。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谈到阿Q是否真要做革命党时说："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阿Q的革命，是其性格复杂性的表现，也是其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封建思想的毒害下，他虽然对造反"深恶而痛绝"，但是，当赵太爷等统治者对革命感到恐慌时，他不仅开始"神往"革命，并且也要投身进去"革这伙妈妈的命"了。
阿Q的革命，作为对"精神胜利法"的反叛，实际上，正是农民从愚昧走向觉醒的开始。但是，阿Q的革命只是最初阶段的"自发革命"，只是一种想拿点东西式的革命，改朝换代式的革命，这种革命即使成功了，改变的也只是皇帝的姓氏，只是皇帝和其他少数人的身份，社会仍旧，传统的思想也仍旧。这就是中国社会不能进步，封建统治可以延续几千年的一个根本原因。
然而，辛亥革命不是阿Q的革命，不是中国农民的革命。在辛亥革命的高潮中，不但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仍然麻木不仁、无动于衷，而且即使有阿Q这样的极少数下层农民急于改变自己的地位而投身革命，也因为改良派的反对和统治者的报复而最终被拒之门外，甚至像阿Q这样成为"示众"的材料和屈死冤鬼。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阿Q越是起劲地进行革命，便越是加速他的死期的到来。正是在这个意义，阿Q的被杀，表现了鲁迅对辛亥革命的态度，也是对辛亥革命失败原因做出的总结。
《阿Q正传》最后一章第九章"大团圆"，表明了鲁迅对辛亥革命的失望，同时也表明了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失望。他不仅通过阿Q不为自己被抓被杀而担心，反而为自己画圆圈画得不圆而羞愧和释然，以及他在游街示众过程中，面对众多的看客，"无师自通"地喊出"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的豪言壮语，让阿Q的"精神胜利法"有了最后表演的机会，而且更通过看客们因为没有听到他们所熟悉的戏文而遗憾，深刻而沉重地表现了人们的麻木和愚昧，表现了辛亥革命以后社会仍然死寂和黑暗的现实。
鲁迅小说的成就
鲁迅小说之所以既是现代小说的开端，又是现代小说的成熟的标志，不仅在于它体现了"五四"启蒙运动和思想革命的时代要求，而且还在于它将西方小说的手法技巧与中国传统小说的艺术精神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在题材、构思、心理描写，以及小说的体式和语言等方面都对传统小说进行了革命性的突破，实现了中国小说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鲁迅小说最重要的贡献是题材上的突破。
中国的传统小说历来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或绿林好汉的世界，即使是描写人世间的生活，也是不离其神仙鬼怪，以追求故事的传奇性和情节的曲折性为特色。然而，鲁迅的小说，大多取自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即使是表现当时社会上的重大事件，也常常是通过人们司空见惯的一些小事和生活场景来实现的。
《狂人日记》写的是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吃人本质，却只通过一个精神病患者的日记来披露。《孔乙己》写的是造成几千年中国知识分子屈辱历史的科举制度的危害，讲的只是一个乡村读书人的几个片断。《药》写的是启蒙不被人们理解的悲剧，讲的也仅仅是一个"人血馒头"的故事。《风波》写辛亥革命在农村的影响，讲的却只是一场乡场上的"辫子的风波"。《阿Q正传》写的是中国人的灵魂，讲的也只是一个乡村流浪汉的生与死。小说题材的变化反映了社会风尚和时代精神的变化，而在五四时期，鲁迅将小说的题材集中于主要承担启蒙任务的知识分子和长期处于愚昧状态的农民，则具有十分突出的时代意义。
鲁迅小说在五四时期众多取材于普通人生的小说中一枝独秀，则在于它总是能够从大家熟悉的生活中发现并揭示出生活中所蕴含的"一切的永久的悲哀"（张定璜：《鲁迅先生》，《现代评论》，1925年1月号），并形成独特的冷峻风格。
在《祝福》中，作者讲述了一个在江南农村随处可见的故事，一个连自己姓名都没有的女人"祥林嫂"，丈夫祥林去世后，婆婆却行使"家长"的权利，逼她改嫁。经中人介绍，祥林嫂逃到鲁四老爷家做帮工，可还是被婆婆卖到了贺家。然而，她第二个丈夫也去世了，惟一的一个孩子也被山里的狼叼了去，她又回到了鲁四老爷家，可她却成了大家眼中的"瘟神"，一年中最重要的祭祖活动"祝福"都不再让她沾边，她只能求助于神，在庙里捐了门槛作为自己的替身，以赎自己再嫁的罪过。然而，她并没有因此而得到鲁家的宽恕，最后，她带着对灵魂是否存在的怀疑，在热烈的爆竹声中静静地死去。
在这个故事中，我们不仅看到了"祥林嫂"的故事，而且，更看到了她无论怎样反抗、挣扎，也无法逃脱的悲惨命运。她的第一任丈夫小她11岁，婚姻并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可婆婆要她再嫁时，她却逃跑、以死相抗，她不愿违背"从一而终"的伦理道德。她第一次到鲁四老爷家时，暂时做稳了奴隶，所以，不久脸色就红润了起来。可她第二次到鲁四老爷家时，却是想做奴隶而不得了。一个寻常故事，经过鲁迅的讲述，却总是让人沉思，让人不安，甚至让人震惊。
鲁迅的小说常常让人震惊，不是因为它在题材上有所突破，也不是因为它在人物的心理描写上有多么细腻，而是通过心理描写配合言行描写"画"出了一个人的精神和灵魂。《药》中的华老栓的愚昧，是通过他去杀人现场买人血馒头的过程，特别是他用手摸藏在内衣口袋里的"硬硬的"银元和在现场专注在馒头上的眼神表现出来的。《肥皂》中的四铭封建道学家的虚伪脸嘴，也主要是通过他与妻子和几位同道的对话表现出来的。然而，在这些人的话语和行为中，越是具有生活阅历的人，就越是能读出更多更丰富的"潜台词"，读出人物的复杂的心理活动和潜意识。这被后人们看作是中国小说向现代转型的显著特征之一，对后来的现代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鲁迅小说最显著的特点，是他在小说体式和语言上的艺术创新。
中国传统小说是在文人的史传文学和勾栏瓦舍里的说书艺术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既重视人物的语言和行为，也重视故事的连续性和完整性。鲁迅小说继承了传统小说重视人物的语言和行为的优点，却打破重视故事的连续性和完整性的常规，从西方小说那里学习到了截取生活"横断面"的方式，打破时空的顺序，而根据内容需要安排情节，并借鉴诗歌、散文和戏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创造出了种种不同的小说体式，如抒情诗式的《伤逝》，散文式的《故乡》，独幕剧式的《孔乙己》等。
《狂人日记》一发表，就以其"格式的特别"而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而它的特别，主要就在于它采用的是中国传统小说中从来没有过的"日记体"。中国传统小说中，大多是笔记体和章回体，并多采用第三人称，而日记体采用第一人称，整篇作品都是主人公的内心独白。作品中的语言，小序是标准的文言文，正文却是标准的白话文，其白话文概括的力度和含义的深度又绝不亚于文言文，成功地完成了中国现代小说从文言向白话的过渡。《狂人日记》虽然从题目和体式上都借鉴了俄国作家果戈里的同名小说，但无论是在语言上还是内容上都很好地表现了中国本民族的生活、思想和意识，创造出了一种中国现代小说的新形式。而且，鲁迅小说在体式上总是不断地推陈出新，正如茅盾在1923年的《读〈呐喊〉》中说的："至于青年方面，《狂人日记》的最大影响却在体裁上；因为这分明给青年们一个暗示，使他们抛弃了'旧酒瓶'，努力用新形式来表现自己的思想。……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许多人们上去试验。"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原名周树人，字樟寿，号豫才；“鲁迅”是其投身五四五四运动后使用的一个笔名，因为影响日甚，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鲁迅。
鲁迅，1882年9月25日出生于绍兴都昌坊口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7岁启蒙，12岁就读于三味书屋，勤学好问，博闻强记，课余喜读野史笔记及民间文学书籍，对绘画艺术产生浓厚兴趣，自此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他不囿于四书五经，多方寻求课外读物，努力掌握历史文化知识。
绍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特别是众多越中先贤的道德文章，给鲁迅的思想以很大的熏陶和影响。鲁迅少年时代，祖父因科场案下狱，父亲病故，家道从此中落。鲁迅由一个封建士大夫大家庭的长房长孙，变成了一个破落户子弟。家庭所遭受的一系列重大变故，使少年鲁迅饱受人间冷暖，世态炎凉，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认识到封建社会的腐朽和没落。鲁迅母亲鲁瑞，农民的女儿，品格高尚，对鲁迅影响很大。
1898年春，鲁迅离开故乡，满怀人生新的希望，考入了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翌年，因不满学堂的“乌烟瘴气”，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他广泛接触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阅《时务报》，看《天演论》，深受维新思潮和进化论学说的影响，初步形成“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的社会发展观。
1902年，鲁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官派赴日留学。他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后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习医。因深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浪潮的影响，积极投身于反清革命的洪流之中，课余“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立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1906年，鲁迅在事实面前，有感于国内同胞的愚弱，认识到改变国民性的重要，便毅然弃医从文，迈出了人生道路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选择了文学艺术，以笔作为自己救国救民的战斗武器。他参与筹办文艺杂志《新生》，撰写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早期重要论文。鲁迅认为，中国的严重问题在于人，不在于物；在于精神，不在于物质；在于个性，不在于“众人”；要“立国”，必先“立人”，而“立人”的关键，在于个性的觉醒与精神的振奋。
辛亥革命前夜，鲁迅回到祖国，先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执教，担任化学、生理学教员，后又回到故乡绍兴，担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兼博物教员、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他一方面教书育人，培养青年， 一方面积极投身于辛亥革命。 他领导故乡文学团体“越社”， 支持创办《越铎日报》。 1912年初， 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不久，随教育部迁至北京，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同时先后受聘于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一些高等院校，担任校外兼职讲师。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鲁迅深受鼓舞，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当时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一起，写文章，办杂志，揭开了中国五四运动的序幕。他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列，积极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猛烈抨击几千年来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1918年，他发表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小说通过象征的艺术手法，无情地揭露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强烈地控诉了封建礼教和封建宗法制度的罪恶。此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以彻底的不妥协的姿态，创作了《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许多小说和大量杂文、随笔、评论，从而成为五四五四运动的先驱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1926年夏，鲁迅离开北洋军阀盘踞的北京，南下厦门，担任厦门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同时兼任国学院教授。1927年初，鲁迅又转赴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担任了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同时兼任教务主任，一边从事教育和文学创作，一边投入新的战斗。同年4月，反革命政变发生，鲁迅经受了腥风血雨的考验，因营救学生无果，愤而辞职。在血的教训面前，鲁迅早年形成的社会发展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严厉解剖自己的思想，纠正了过去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从此，他的思想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起点。
20年代中期，参与创办《莽原》周刊、《语丝》周刊和文学社团末名社。1927年初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1927年8月到厦门大学任教授。
1927年10月，鲁迅到了上海，从此定居下来，集中精力从事革命文艺运动。1928年与郁达夫创办《奔流》杂志。193O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也是主要领导人，曾先后主编《萌芽》、《前哨》、《十宇街头》、《译文》等重要文学期刊。他参加和领导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许多革命社团。他主编《前哨》、《奔流》、《萌芽月刊》等许多刊物，团结和领导广大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及其御用文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坚持韧性战斗，撰写了数百篇杂文。这些杂文，如匕首，似投枪，在反文化“围剿”中，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与共产党人交往密切，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以“窃火者”自喻，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倡导新兴木刻运动。他关心青年，培养青年，为青年作家的成长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大陆新村寓所与世长辞，终年55岁。
鲁迅写过一首《自嘲》诗，其中有两句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鲁迅一生写下了800多万字的著译，他的《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等许多作品一版再版，被翻译成英、俄、德、法、日、世界语等多种文字，饮誉全球。《鲁迅全集》是他留给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鲁迅著作
《呐喊》(短篇小说集)1923，新潮社
《中国小说史略》(上下卷)1923一1924，新潮社
《热风》(杂文集)1925，北新
《彷徨》(短篇小说集)1926，北新
《华盖集》(杂文集)1926，北新
《华盖集续编》(杂文集)1927，北新
《坟》(论文、杂文集)1927，未名社
《野草》(散文诗集)t927.北新
《朝花夕拾》(散文集)1928，未名社
《而已集》(杂文集)1928，北新
《三闲集》(杂文集)1932，北新
《二心集》(杂文集)1932，合众书店
《鲁迅自选集》1933，天马
《两地书》(书信集)与景宋合著，1933，青光书局
《伪自由书》(杂文集)1933，青光书局
《鲁迅杂感选集》瞿秋白编选，1933，青光书局
《南腔北调集》(杂文集)1934，同文书局
《拾零集》1934，合众书店
《准风月谈》(杂文集)1934，兴中书局
《集外集》杨霁云编，鲁迅校订，1935，群众图书公司
《门外文谈》(论文)1935，天马
《故事新编》(小说集)1936，文生
《花边文学》(杂文集)1936，联华书局
《且介亭杂文》(杂文集)1936，三闲书屋
《夜记》(杂文集，后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1937，文生
《且介亭杂文二集》(杂文集)1937，三闲书屋
《且介亭杂文末编》(杂文集)1937，三闲书屋
《鲁迅书简》(影印本)许广平编定，1937，三闲书屋
《鲁迅全集》(1一20卷，收著作、译文和辑录的古籍)1938，鲁迅全集出版社
《集外集拾遗》(综合集)1938，鲁迅全集出版社
《汉文学史纲要》(文学史)1941，鲁迅全集出版社
《鲁迅全集补遗》唐韬编，1946，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书简》许广平编，1946，鲁迅全集出版社
《鲁迅日记》(影印本)1951，上海出版公司；铅印本，1959，人文
《鲁迅选集》1952，开明
《鲁迅小说集》1952，人文
《鲁迅全集补遗续编》唐韬编，1952，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书简补遗》吴元坎辑，1952、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全集》(1-lO卷)1956-1958，人文
《鲁迅选集。(1一2卷)1956-1958，中青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文学史)1958，三联
《鲁迅选集》(上下册)1959，人文
《鲁迅书简》(致日本友人增田涉)1972，人民日报社
《鲁迅诗稿》1976，文物；1981，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鲁迅书信集》(上下卷，收《两地书》以外书信1381封)1976，人文
《鲁迅佚文集》1976，解放军报社
《鲁迅书简》(致曹靖华)1976，上海人民
《鲁迅手稿全集》(书信8册，日记6册)1978一1980，文物
《鲁迅致许广平书简》1980，河北人民
《鲁迅全集》(1-16卷)1981，人文
鲁迅全集卷一（坟 热风 呐喊）
鲁迅全集卷二（彷徨 野草 朝花夕拾 故事新编）
鲁迅全集卷三（华盖集 华盖集续编 而已集）
鲁迅全集卷四（三闲集 二心集 南腔北调集）
鲁迅全集卷五（伪自由书 准风月谈 花边文学)
鲁迅全集卷六（且介亭杂文 且介亭杂文二集 且介亭杂文末编）
鲁迅全集卷七（集外集 集外集拾遗）
鲁迅全集卷八（集外集拾遗补编）
鲁迅年谱
一八八一年 一岁
八月初三（公历9月25日），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姓周名树人，字豫才，小名樟寿，
一八八六年 六岁
是年入塾，从叔祖玉田先生初诵《鉴略》。
其五六岁时，宗党皆呼之曰“胡羊尾巴”。誉其小而灵活也。
一八八八年 八岁
十一月，以妹端生十月即夭，当其病笃时，先生在屋隅暗泣，母太夫人询其何故，答曰：“为妹妹啦。”
是岁一日，本家长辈相聚推牌九，父伯宜亦与焉。先生在旁默视，从伯慰农先生因询之曰：“汝愿何人得赢？”先生立即对曰：“愿大家均赢。”
一八九二年 十二岁
正月，往三味书屋从寿镜吾先生怀鉴读。
在塾中，喜乘闲描画，并搜集图画，而对于二十四孝图之“老莱娱亲”、“郭巨埋儿”独生反感。先生外家为安桥头鲁姓，聚族而居，幼时常随母太夫人前往，在乡村与大自然相接触，影响甚大。《社戏》中所描写者，皆安桥头一带之景色，时正十一二岁也。外家后迁皇甫庄、小皋步等处。
十二月三十日曾祖母戴太君卒，年七十九。
一八九三年 十三岁
三月祖父介孚公丁忧，自北京归。
秋，介孚公因事下狱，父伯宜公又抱重病，家产中落，出入于质铺及药店者累年。
一八九六年 十六岁
九月初六日父伯宜公卒，年三十七。父卒后，家境益艰。
一八九八年 十八岁
闰三月，往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
一八九九年 十九岁
正月，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路矿学堂，对于功课并不温习，而每逢考试辄列前茅。课余辄读译本新书，尤好小说，时或外出骑马。
一九零一年 二十一岁
十二月，路矿学堂毕业。
一九零二年 二十二岁
二月，由江南督练公所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课余喜读哲学与文艺之书，尤注意于人性及国民性问题。
一九零三年 二十三岁
是年为《浙江潮》杂志撰文。秋，译《月界旅行》毕。
一九零四年 二十四岁
六月初一日，祖父介孚公卒，年六十八。
八月，往仙台入医学专门学校肄业。
一九零六年 二十六岁
六月回家，与山阴朱女士结婚。同月，复赴日本，在东京研究文艺，中止学医。
一九零七年 二十七年
是年夏，拟创办文艺杂志，名曰《新生》，以费绌未印，后为《河南》杂志撰文。
一九零八年 二十八岁
是年从章太炎先生炳麟学，为“光复会”会员，并与二弟作人译域外小说。
一九零九年 二十九岁
是年辑印《域外小说集》二册。六月归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化学教员。
一九一零年 三十岁
四月初五日祖母蒋太君卒，年六十九。
八月，任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
一九一一年 三十一岁
九月绍兴光复，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
冬，写成第一篇试作小说《怀旧》，阅二年始发表于《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一号。
一九一二年 三十二岁
一月一日，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招，任教育部部员。
五月，航海低北京，住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藤花馆，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
八月任命为教育部佥事。是月公余纂辑谢承《后汉书》。
一九一三年 三十三岁
六月，请假由津浦路回家省亲，
八月由海道返京。
十月，公余校《嵇康集》。
一九一四年 三十四岁
是年公余研究佛经。
一九一五年 三十五岁
一月辑成《会稽郡故书杂集》一册，用二弟作人名印行。同月刻《百喻经》成。
是年公余喜搜集并研究金石拓本。
一九一六年 三十六岁
五月，移居会馆补树书屋。
十二月，请假由津浦路归省。
是年仍搜集研究造象及墓志拓本。
一九一七年 三十七岁
一月初，返北京。
七月初，因张勋复辟乱作，愤而离职，同月乱平即返部。
是年仍搜集研究拓本。
一九一八年 三十八岁
自四月开始创作以后，源源不绝，其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以鲁迅为笔名，载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掊击家族制度与礼教之弊害，实为文学革命思想之急先锋。是年仍搜罗研究拓本。
一九一九年 三十九岁
一月发表关于爱情之意见，题曰《随感录四十》，载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后收入杂感录《热风》。
八月，买公用库八道湾屋成，
十月发表关于改革家庭与解放子女之意见，题曰《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载《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后收入论文集《坟》。
十一月修缮之事略备，与二弟作人俱移入。
十二月请假经津浦路归省，奉母偕三弟建人来京。是年仍搜罗研究拓本。
一九二零年 四十岁
一月，译成日本武者小路实笃著戏曲《一个青年的梦》。
十月，译成俄国阿尔志跋绥夫著小说《工人绥惠略夫》。
是年秋季起，兼任北京大学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是年仍研究金石拓本。
一九二一年 四十一岁
二三月又校《嵇康集》。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一九二二年 四十二岁
二月八月又校《嵇康集》。
五月译成俄国爱罗先珂著童话剧《桃色的云》。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一九二三年 四十三岁
八月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
九月小说第一集《呐喊》印成。
十二月买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屋。同月，《中国小说史略》上卷印成。
是年秋起，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及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
一九二四年 四十四岁
五月，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
六月，《中国小说史略》下卷印成。同月又校《嵇康集》，并撰校正《嵇康集》序。
七月住西安讲演，
八月返京。
十月译成日本厨川白村著论文《苦闷的象征》。
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及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
是年冬为《语丝》周刊撰文。
一九二五年 四十五岁
八月，因教育总长章士钊非法解散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先生与多数教职员有校务维持会之组织，被章士钊违法免职。
十一月，杂感第一集《热风》印成。
十二月译成日本厨川白村著《出了象牙之塔》。
是年仍为《语丝》撰文，并编辑《国民新报》副刊及《莽原》杂志。
是年秋起，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讲师，黎明中学教员。
一九二六年 四十六岁
一月女子师范大学恢复，新校长易培基就职，先生始卸却职责。同月教育部佥事恢复，到部任事。
三月，“三一八”惨案后，避难入山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等，至五月始回寓。
七月起，逐日往中央公园，与齐宗颐同译《小约翰》。
八月底，离北京向厦门，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
九月《彷徨》印成。
十二月因不满于学校，辞职。
一九二七年 四十七岁
一月至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
二月往香港演说，题为：《无声的中国》，次日演题：《老调子已经唱完！》。
三月黄花节，往岭南大学讲演。同日移居白云楼。
四月至黄埔政治学校讲演。十五日，赴中山大学各主任紧急会议，营救被捕学生，无效，辞职。
七月演讲于知用中学，及市教育局主持之“学术讲演会”，题目为《读书杂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八月开始编纂《唐宋传奇集》。同月《野草》印成。
八日，移寓景云里二十三号，与番禺许广平女士同居。
十月抵上海。沪上学界，闻先生至，纷纷请往讲演，如劳动大学，立达学园，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大夏大学，中华大学，光华大学等。
十二月应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之聘，任特约著作员。同月《唐宋传奇集》上册出版。
一九二八年 四十八岁
二月《小约翰》印成。同月为《北新月刊》译《近代美术潮论》，及《语丝》编辑。《唐宋传奇集》下册印成。
五月往江湾实验中学讲演，题曰：《老而不死论》。
六月《思想•山水•人物》译本出。《奔流》创刊号出版。
十一月短评《而已集》印成。
一九二九年 四十九岁
一月与王方仁，崔真吾，柔石等合资印刷文艺书籍及木刻《艺苑朝花》，简称朝花社。
五月《壁下译丛》印成。同月十三，北上省亲。并应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第二师范学院，第一师范学院等校讲演。
六月五日回抵沪上。同月卢那卡尔斯基作《艺术论》译成出版。
九月二十七日晨，生一男。
十月一日名孩子曰海婴。同月为柔石校订中篇小说《二月》。同月卢那卡尔斯基作《文艺与批评》译本印成。
十二月往暨南大学讲演。
一九三零年 五十岁
一月朝花社告终。同月与友人合编《萌芽》月刊出版。开始译《毁灭》。
二月“自由大同盟”开成立会。
三月二日参加“左翼作家连盟成立会”。此时浙江省党部呈请通辑“反动文人鲁迅”。“自由大同盟”被严压，先生离寓避难。同时牙齿肿痛，全行拨去，易以义齿。四月回寓。与神州光社订约编译《现代文艺丛书》。
五月十二日迁入北四川路楼寓。
八月往“夏期文艺讲习会”讲演。同月译雅各武莱夫长篇小说《十月》讫。
九月为贺非校订《静静的顿河》毕，过劳发热。
同月十七日，在荷兰西菜室，赴数友发起之先生五十岁纪念会。
十月四五两日，与内山完造同开“版画展览会”于北四川路“购买组合”第一店楼上。同月译《药用植物》讫。
十一月修正《中国小说史略》。
一九三一年 五十一岁
一月二十日柔石被逮，先生离寓避难。
二月梅斐尔德《士敏土之图》印成。
同月二十八日回旧寓。
三月，先生主持“左联”机关杂志《前哨》出版。
四月往同文书院讲演，题为：《流氓与文学》。
六月往日人“妇女之友会”讲演。
七月为增田涉讲解《中国小说史略》全部毕。同月往“社会科学研究会”演讲《上海文艺之一瞥》。
八月十七日请内山嘉吉君教学生木刻术，先生亲自翻译，至二十二日毕。二十四日为一八艺社木刻部讲演。
十一月校《嵇康集》以涵芬楼景印宋本。同月《毁灭》制本成。
十二月与友人合编《十字街头》旬刊出版。
一九三二年 五十二岁
一月二十九日遇战事，在火线中。次日避居内山书店。
二月六日，由内山书店友护送至英租界内山支店暂避。
四月编一九二八及二九年短评，名曰：《三闲集》。编一九三○年至三一年杂文，名曰：《二心集》。
五月自录译著书目。
九月编译新俄小说家二十人集上册讫，名曰：《竖琴》。编下册讫，名曰：《一天的工作》。
十月排印《两地书》。
十一月九日，因母病赴平。同月二十二日起，在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师范大学，中国大学等校讲演
一九三三年） 五十三岁
一月四日蔡元培函邀加入“民权保障同盟会”，被举为执行委员。
二月十七日蔡元培函邀赴宋庆龄宅，欢迎萧伯纳。
三月《鲁迅自选集》出版于天马书店。同月二十七日移书籍于狄思威路，税屋存放。
四月十一日迁居大陆新村九号。
五月十三日至德国领事馆为“法西斯蒂”暴行递抗议书。
六月二十日杨铨被刺，往万国殡仪馆送殓。时有先生亦将不免之说，或阻其行，先生不顾，出不带门匙，以示决绝。
七月，《文学》月刊出版，先生为同人之一。
十月先生编序之《一个人的受难》木刻连环图印成。同月“木刻展览会”假千爱里开会。又短评集《伪自由书》印成。
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 五十四岁
一月《北平笺谱》出版。
三月校杂文《南腔北调集》，同月印成。
五月，先生编序之木刻《引玉集》出版。
八月编《译文》创刊号。同月二十三日，因熟识者被逮，离寓避难。
十月《木刻纪程》印成。
十二月十四夜脊肉作痛，盗汗。病后大瘦，义齿与齿龈不合。同月短评集《准风月谈》出版。
一九三五年 五十五岁
一月译苏联班台莱夫童话《表》毕。
二月开始译果戈里《死魂灵》。
四月《十竹斋笺谱》第一册印成。
六月编选《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并作导言毕，印成。
九月高尔基作《俄罗斯的童话》译本印成。
十二月编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上卷。
十一月续写《故事新编》。
十二月整理《死魂灵百图》木刻本，并作序。
一九三六年 五十六岁
一月肩及胁均大痛。同月二十日与友协办之《海燕》半月刊出版。又校《故事新编》毕，即出书。
二月开始续译《死魂灵》第二部。
三月二日下午骤然气喘。
四月七日往良友公司，为之选定《苏联版画》。同月编《海上述林》下卷。
五月十五日再起病，医云胃疾，自后发热未愈，三十一日，史沫特黎女士引美国邓医生来诊断，病甚危。
六月，从委顿中渐愈，稍能坐立诵读。可略作数十字。同月，病中答访问者O•V•《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又《花边文学》印成。
七月，先生编印之《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出版。
八月，痰中见血。为《中流》创刊号作小文。
十月，体重八十八磅，较八月一日增约二磅。契诃夫作《坏孩子和别的奇闻》译本印成。能偶出看电影及访友小坐。
八日往青年会观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
十七日出访鹿地亘及内山完造。
十八日未明前疾作，气喘不止。
十九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逝世。
鲁迅用过的笔名
干凡 飞迅 直庚 树俟 独洛 敖隼 旁斡预 L.S. 丁珰 丁萌 士繇 E.L. 及锋 之达 子明 丰瑜 元艮 元期 不堂 中头 中拉 长庚 公汗 风声 巴人 龙刚 且介 且文 史赉 史癖 白舌 白道 令飞 飞斐 冬华 乐文 乐贲 乐雯 品音 记者 动轩 仲度 华圉 自树 许遐 许霞 迅行 苇索 杜斐 何干 一尊 余铭 译者 张沛 阿二 阿法 苗挺 直入 明瑟 罗怃 佩韦 周树 周悼 庚辰 庚言 孟弧 封余 荀继 茹莼 树人 候堂 独立 姜珂 洛丈 神飞 敖者 莫朕 桃椎 索士 索子 晓角 翁隼 唐俟 旅隼 朔尔 家干 家斡 宴教 冥昭 焉于 黄棘 梦文 雪之 常庚 曼雪 崇巽 符灵 康郁 隋文 越丁 越山 越侨 越容 楮冠 鲁迅 尊古 游光 遐观 编者 虞明 豫才 燕客 霍冲 孺牛 小孩子 丰之余 韦士繇 邓当世 白在宣 华约瑟 齐物论 杜德机 何家干 何家斡 即鲁迅 张承禄 张禄如 周玉才 周动轩 周树人 周樟寿 周豫才 宓子章 赵令仪 某生者 倪朔尔 栾廷石 唐丰瑜 唐元期 黄凯音 戛剑生 康伯度 隋洛文 葛何德 董季荷 敬一尊 朝花社 编辑者 编纂者 纂述者 ELEF
旅沪记者 宴之教者 楮冠病叟 中国教育社 奔流社同人 译文社同人 铁木艺术社 旅沪一记者 朝花社同人 上海三闲书屋
鲁迅，1882年9月25日出生于绍兴都昌坊口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7岁启蒙，12岁就读于三味书屋，勤学好问，博闻强记，课余喜读野史笔记及民间文学书籍，对绘画艺术产生浓厚兴趣，自此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他不囿于四书五经，多方寻求课外读物，努力掌握历史文化知识。
绍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特别是众多越中先贤的道德文章，给鲁迅的思想以很大的熏陶和影响。鲁迅少年时代，祖父因科场案下狱，父亲病故，家道从此中落。鲁迅由一个封建士大夫大家庭的长房长孙，变成了一个破落户子弟。家庭所遭受的一系列重大变故，使少年鲁迅饱受人间冷暖，世态炎凉，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认识到封建社会的腐朽和没落。鲁迅母亲鲁瑞，农民的女儿，品格高尚，对鲁迅影响很大。
1898年春，鲁迅离开故乡，满怀人生新的希望，考入了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翌年，因不满学堂的“乌烟瘴气”，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他广泛接触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阅《时务报》，看《天演论》，深受维新思潮和进化论学说的影响，初步形成“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的社会发展观。
1902年，鲁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官派赴日留学。他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后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习医。因深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浪潮的影响，积极投身于反清革命的洪流之中，课余“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立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1906年，鲁迅在事实面前，有感于国内同胞的愚弱，认识到改变国民性的重要，便毅然弃医从文，迈出了人生道路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选择了文学艺术，以笔作为自己救国救民的战斗武器。他参与筹办文艺杂志《新生》，撰写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早期重要论文。鲁迅认为，中国的严重问题在于人，不在于物；在于精神，不在于物质；在于个性，不在于“众人”；要“立国”，必先“立人”，而“立人”的关键，在于个性的觉醒与精神的振奋。
辛亥革命前夜，鲁迅回到祖国，先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执教，担任化学、生理学教员，后又回到故乡绍兴，担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兼博物教员、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他一方面教书育人，培养青年， 一方面积极投身于辛亥革命。 他领导故乡文学团体“越社”， 支持创办《越铎日报》。 1912年初， 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不久，随教育部迁至北京，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同时先后受聘于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一些高等院校，担任校外兼职讲师。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鲁迅深受鼓舞，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当时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一起，写文章，办杂志，揭开了中国五四运动的序幕。他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列，积极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猛烈抨击几千年来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1918年，他发表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小说通过象征的艺术手法，无情地揭露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强烈地控诉了封建礼教和封建宗法制度的罪恶。此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以彻底的不妥协的姿态，创作了《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许多小说和大量杂文、随笔、评论，从而成为五四五四运动的先驱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1926年夏，鲁迅离开北洋军阀盘踞的北京，南下厦门，担任厦门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同时兼任国学院教授。1927年初，鲁迅又转赴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担任了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同时兼任教务主任，一边从事教育和文学创作，一边投入新的战斗。同年4月，反革命政变发生，鲁迅经受了腥风血雨的考验，因营救学生无果，愤而辞职。在血的教训面前，鲁迅早年形成的社会发展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严厉解剖自己的思想，纠正了过去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从此，他的思想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起点。
20年代中期，参与创办《莽原》周刊、《语丝》周刊和文学社团末名社。1927年初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1927年8月到厦门大学任教授。
1927年10月，鲁迅到了上海，从此定居下来，集中精力从事革命文艺运动。1928年与郁达夫创办《奔流》杂志。193O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也是主要领导人，曾先后主编《萌芽》、《前哨》、《十宇街头》、《译文》等重要文学期刊。他参加和领导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许多革命社团。他主编《前哨》、《奔流》、《萌芽月刊》等许多刊物，团结和领导广大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及其御用文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坚持韧性战斗，撰写了数百篇杂文。这些杂文，如匕首，似投枪，在反文化“围剿”中，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与共产党人交往密切，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以“窃火者”自喻，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倡导新兴木刻运动。他关心青年，培养青年，为青年作家的成长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大陆新村寓所与世长辞，终年55岁。
鲁迅写过一首《自嘲》诗，其中有两句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鲁迅一生写下了800多万字的著译，他的《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等许多作品一版再版，被翻译成英、俄、德、法、日、世界语等多种文字，饮誉全球。《鲁迅全集》是他留给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鲁迅著作
《呐喊》(短篇小说集)1923，新潮社
《中国小说史略》(上下卷)1923一1924，新潮社
《热风》(杂文集)1925，北新
《彷徨》(短篇小说集)1926，北新
《华盖集》(杂文集)1926，北新
《华盖集续编》(杂文集)1927，北新
《坟》(论文、杂文集)1927，未名社
《野草》(散文诗集)t927.北新
《朝花夕拾》(散文集)1928，未名社
《而已集》(杂文集)1928，北新
《三闲集》(杂文集)1932，北新
《二心集》(杂文集)1932，合众书店
《鲁迅自选集》1933，天马
《两地书》(书信集)与景宋合著，1933，青光书局
《伪自由书》(杂文集)1933，青光书局
《鲁迅杂感选集》瞿秋白编选，1933，青光书局
《南腔北调集》(杂文集)1934，同文书局
《拾零集》1934，合众书店
《准风月谈》(杂文集)1934，兴中书局
《集外集》杨霁云编，鲁迅校订，1935，群众图书公司
《门外文谈》(论文)1935，天马
《故事新编》(小说集)1936，文生
《花边文学》(杂文集)1936，联华书局
《且介亭杂文》(杂文集)1936，三闲书屋
《夜记》(杂文集，后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1937，文生
《且介亭杂文二集》(杂文集)1937，三闲书屋
《且介亭杂文末编》(杂文集)1937，三闲书屋
《鲁迅书简》(影印本)许广平编定，1937，三闲书屋
《鲁迅全集》(1一20卷，收著作、译文和辑录的古籍)1938，鲁迅全集出版社
《集外集拾遗》(综合集)1938，鲁迅全集出版社
《汉文学史纲要》(文学史)1941，鲁迅全集出版社
《鲁迅全集补遗》唐韬编，1946，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书简》许广平编，1946，鲁迅全集出版社
《鲁迅日记》(影印本)1951，上海出版公司；铅印本，1959，人文
《鲁迅选集》1952，开明
《鲁迅小说集》1952，人文
《鲁迅全集补遗续编》唐韬编，1952，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书简补遗》吴元坎辑，1952、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全集》(1-lO卷)1956-1958，人文
《鲁迅选集。(1一2卷)1956-1958，中青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文学史)1958，三联
《鲁迅选集》(上下册)1959，人文
《鲁迅书简》(致日本友人增田涉)1972，人民日报社
《鲁迅诗稿》1976，文物；1981，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鲁迅书信集》(上下卷，收《两地书》以外书信1381封)1976，人文
《鲁迅佚文集》1976，解放军报社
《鲁迅书简》(致曹靖华)1976，上海人民
《鲁迅手稿全集》(书信8册，日记6册)1978一1980，文物
《鲁迅致许广平书简》1980，河北人民
《鲁迅全集》(1-16卷)1981，人文
鲁迅全集卷一（坟 热风 呐喊）
鲁迅全集卷二（彷徨 野草 朝花夕拾 故事新编）
鲁迅全集卷三（华盖集 华盖集续编 而已集）
鲁迅全集卷四（三闲集 二心集 南腔北调集）
鲁迅全集卷五（伪自由书 准风月谈 花边文学)
鲁迅全集卷六（且介亭杂文 且介亭杂文二集 且介亭杂文末编）
鲁迅全集卷七（集外集 集外集拾遗）
鲁迅全集卷八（集外集拾遗补编）
鲁迅年谱
一八八一年 一岁
八月初三（公历9月25日），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姓周名树人，字豫才，小名樟寿，
一八八六年 六岁
是年入塾，从叔祖玉田先生初诵《鉴略》。
其五六岁时，宗党皆呼之曰“胡羊尾巴”。誉其小而灵活也。
一八八八年 八岁
十一月，以妹端生十月即夭，当其病笃时，先生在屋隅暗泣，母太夫人询其何故，答曰：“为妹妹啦。”
是岁一日，本家长辈相聚推牌九，父伯宜亦与焉。先生在旁默视，从伯慰农先生因询之曰：“汝愿何人得赢？”先生立即对曰：“愿大家均赢。”
一八九二年 十二岁
正月，往三味书屋从寿镜吾先生怀鉴读。
在塾中，喜乘闲描画，并搜集图画，而对于二十四孝图之“老莱娱亲”、“郭巨埋儿”独生反感。先生外家为安桥头鲁姓，聚族而居，幼时常随母太夫人前往，在乡村与大自然相接触，影响甚大。《社戏》中所描写者，皆安桥头一带之景色，时正十一二岁也。外家后迁皇甫庄、小皋步等处。
十二月三十日曾祖母戴太君卒，年七十九。
一八九三年 十三岁
三月祖父介孚公丁忧，自北京归。
秋，介孚公因事下狱，父伯宜公又抱重病，家产中落，出入于质铺及药店者累年。
一八九六年 十六岁
九月初六日父伯宜公卒，年三十七。父卒后，家境益艰。
一八九八年 十八岁
闰三月，往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
一八九九年 十九岁
正月，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路矿学堂，对于功课并不温习，而每逢考试辄列前茅。课余辄读译本新书，尤好小说，时或外出骑马。
一九零一年 二十一岁
十二月，路矿学堂毕业。
一九零二年 二十二岁
二月，由江南督练公所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课余喜读哲学与文艺之书，尤注意于人性及国民性问题。
一九零三年 二十三岁
是年为《浙江潮》杂志撰文。秋，译《月界旅行》毕。
一九零四年 二十四岁
六月初一日，祖父介孚公卒，年六十八。
八月，往仙台入医学专门学校肄业。
一九零六年 二十六岁
六月回家，与山阴朱女士结婚。同月，复赴日本，在东京研究文艺，中止学医。
一九零七年 二十七年
是年夏，拟创办文艺杂志，名曰《新生》，以费绌未印，后为《河南》杂志撰文。
一九零八年 二十八岁
是年从章太炎先生炳麟学，为“光复会”会员，并与二弟作人译域外小说。
一九零九年 二十九岁
是年辑印《域外小说集》二册。六月归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化学教员。
一九一零年 三十岁
四月初五日祖母蒋太君卒，年六十九。
八月，任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
一九一一年 三十一岁
九月绍兴光复，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
冬，写成第一篇试作小说《怀旧》，阅二年始发表于《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一号。
一九一二年 三十二岁
一月一日，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招，任教育部部员。
五月，航海低北京，住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藤花馆，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
八月任命为教育部佥事。是月公余纂辑谢承《后汉书》。
一九一三年 三十三岁
六月，请假由津浦路回家省亲，
八月由海道返京。
十月，公余校《嵇康集》。
一九一四年 三十四岁
是年公余研究佛经。
一九一五年 三十五岁
一月辑成《会稽郡故书杂集》一册，用二弟作人名印行。同月刻《百喻经》成。
是年公余喜搜集并研究金石拓本。
一九一六年 三十六岁
五月，移居会馆补树书屋。
十二月，请假由津浦路归省。
是年仍搜集研究造象及墓志拓本。
一九一七年 三十七岁
一月初，返北京。
七月初，因张勋复辟乱作，愤而离职，同月乱平即返部。
是年仍搜集研究拓本。
一九一八年 三十八岁
自四月开始创作以后，源源不绝，其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以鲁迅为笔名，载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掊击家族制度与礼教之弊害，实为文学革命思想之急先锋。是年仍搜罗研究拓本。
一九一九年 三十九岁
一月发表关于爱情之意见，题曰《随感录四十》，载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后收入杂感录《热风》。
八月，买公用库八道湾屋成，
十月发表关于改革家庭与解放子女之意见，题曰《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载《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后收入论文集《坟》。
十一月修缮之事略备，与二弟作人俱移入。
十二月请假经津浦路归省，奉母偕三弟建人来京。是年仍搜罗研究拓本。
一九二零年 四十岁
一月，译成日本武者小路实笃著戏曲《一个青年的梦》。
十月，译成俄国阿尔志跋绥夫著小说《工人绥惠略夫》。
是年秋季起，兼任北京大学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是年仍研究金石拓本。
一九二一年 四十一岁
二三月又校《嵇康集》。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一九二二年 四十二岁
二月八月又校《嵇康集》。
五月译成俄国爱罗先珂著童话剧《桃色的云》。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一九二三年 四十三岁
八月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
九月小说第一集《呐喊》印成。
十二月买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屋。同月，《中国小说史略》上卷印成。
是年秋起，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及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
一九二四年 四十四岁
五月，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
六月，《中国小说史略》下卷印成。同月又校《嵇康集》，并撰校正《嵇康集》序。
七月住西安讲演，
八月返京。
十月译成日本厨川白村著论文《苦闷的象征》。
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及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
是年冬为《语丝》周刊撰文。
一九二五年 四十五岁
八月，因教育总长章士钊非法解散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先生与多数教职员有校务维持会之组织，被章士钊违法免职。
十一月，杂感第一集《热风》印成。
十二月译成日本厨川白村著《出了象牙之塔》。
是年仍为《语丝》撰文，并编辑《国民新报》副刊及《莽原》杂志。
是年秋起，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讲师，黎明中学教员。
一九二六年 四十六岁
一月女子师范大学恢复，新校长易培基就职，先生始卸却职责。同月教育部佥事恢复，到部任事。
三月，“三一八”惨案后，避难入山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等，至五月始回寓。
七月起，逐日往中央公园，与齐宗颐同译《小约翰》。
八月底，离北京向厦门，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
九月《彷徨》印成。
十二月因不满于学校，辞职。
一九二七年 四十七岁
一月至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
二月往香港演说，题为：《无声的中国》，次日演题：《老调子已经唱完！》。
三月黄花节，往岭南大学讲演。同日移居白云楼。
四月至黄埔政治学校讲演。十五日，赴中山大学各主任紧急会议，营救被捕学生，无效，辞职。
七月演讲于知用中学，及市教育局主持之“学术讲演会”，题目为《读书杂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八月开始编纂《唐宋传奇集》。同月《野草》印成。
八日，移寓景云里二十三号，与番禺许广平女士同居。
十月抵上海。沪上学界，闻先生至，纷纷请往讲演，如劳动大学，立达学园，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大夏大学，中华大学，光华大学等。
十二月应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之聘，任特约著作员。同月《唐宋传奇集》上册出版。
一九二八年 四十八岁
二月《小约翰》印成。同月为《北新月刊》译《近代美术潮论》，及《语丝》编辑。《唐宋传奇集》下册印成。
五月往江湾实验中学讲演，题曰：《老而不死论》。
六月《思想•山水•人物》译本出。《奔流》创刊号出版。
十一月短评《而已集》印成。
一九二九年 四十九岁
一月与王方仁，崔真吾，柔石等合资印刷文艺书籍及木刻《艺苑朝花》，简称朝花社。
五月《壁下译丛》印成。同月十三，北上省亲。并应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第二师范学院，第一师范学院等校讲演。
六月五日回抵沪上。同月卢那卡尔斯基作《艺术论》译成出版。
九月二十七日晨，生一男。
十月一日名孩子曰海婴。同月为柔石校订中篇小说《二月》。同月卢那卡尔斯基作《文艺与批评》译本印成。
十二月往暨南大学讲演。
一九三零年 五十岁
一月朝花社告终。同月与友人合编《萌芽》月刊出版。开始译《毁灭》。
二月“自由大同盟”开成立会。
三月二日参加“左翼作家连盟成立会”。此时浙江省党部呈请通辑“反动文人鲁迅”。“自由大同盟”被严压，先生离寓避难。同时牙齿肿痛，全行拨去，易以义齿。四月回寓。与神州光社订约编译《现代文艺丛书》。
五月十二日迁入北四川路楼寓。
八月往“夏期文艺讲习会”讲演。同月译雅各武莱夫长篇小说《十月》讫。
九月为贺非校订《静静的顿河》毕，过劳发热。
同月十七日，在荷兰西菜室，赴数友发起之先生五十岁纪念会。
十月四五两日，与内山完造同开“版画展览会”于北四川路“购买组合”第一店楼上。同月译《药用植物》讫。
十一月修正《中国小说史略》。
一九三一年 五十一岁
一月二十日柔石被逮，先生离寓避难。
二月梅斐尔德《士敏土之图》印成。
同月二十八日回旧寓。
三月，先生主持“左联”机关杂志《前哨》出版。
四月往同文书院讲演，题为：《流氓与文学》。
六月往日人“妇女之友会”讲演。
七月为增田涉讲解《中国小说史略》全部毕。同月往“社会科学研究会”演讲《上海文艺之一瞥》。
八月十七日请内山嘉吉君教学生木刻术，先生亲自翻译，至二十二日毕。二十四日为一八艺社木刻部讲演。
十一月校《嵇康集》以涵芬楼景印宋本。同月《毁灭》制本成。
十二月与友人合编《十字街头》旬刊出版。
一九三二年 五十二岁
一月二十九日遇战事，在火线中。次日避居内山书店。
二月六日，由内山书店友护送至英租界内山支店暂避。
四月编一九二八及二九年短评，名曰：《三闲集》。编一九三○年至三一年杂文，名曰：《二心集》。
五月自录译著书目。
九月编译新俄小说家二十人集上册讫，名曰：《竖琴》。编下册讫，名曰：《一天的工作》。
十月排印《两地书》。
十一月九日，因母病赴平。同月二十二日起，在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师范大学，中国大学等校讲演
一九三三年） 五十三岁
一月四日蔡元培函邀加入“民权保障同盟会”，被举为执行委员。
二月十七日蔡元培函邀赴宋庆龄宅，欢迎萧伯纳。
三月《鲁迅自选集》出版于天马书店。同月二十七日移书籍于狄思威路，税屋存放。
四月十一日迁居大陆新村九号。
五月十三日至德国领事馆为“法西斯蒂”暴行递抗议书。
六月二十日杨铨被刺，往万国殡仪馆送殓。时有先生亦将不免之说，或阻其行，先生不顾，出不带门匙，以示决绝。
七月，《文学》月刊出版，先生为同人之一。
十月先生编序之《一个人的受难》木刻连环图印成。同月“木刻展览会”假千爱里开会。又短评集《伪自由书》印成。
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 五十四岁
一月《北平笺谱》出版。
三月校杂文《南腔北调集》，同月印成。
五月，先生编序之木刻《引玉集》出版。
八月编《译文》创刊号。同月二十三日，因熟识者被逮，离寓避难。
十月《木刻纪程》印成。
十二月十四夜脊肉作痛，盗汗。病后大瘦，义齿与齿龈不合。同月短评集《准风月谈》出版。
一九三五年 五十五岁
一月译苏联班台莱夫童话《表》毕。
二月开始译果戈里《死魂灵》。
四月《十竹斋笺谱》第一册印成。
六月编选《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并作导言毕，印成。
九月高尔基作《俄罗斯的童话》译本印成。
十二月编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上卷。
十一月续写《故事新编》。
十二月整理《死魂灵百图》木刻本，并作序。
一九三六年 五十六岁
一月肩及胁均大痛。同月二十日与友协办之《海燕》半月刊出版。又校《故事新编》毕，即出书。
二月开始续译《死魂灵》第二部。
三月二日下午骤然气喘。
四月七日往良友公司，为之选定《苏联版画》。同月编《海上述林》下卷。
五月十五日再起病，医云胃疾，自后发热未愈，三十一日，史沫特黎女士引美国邓医生来诊断，病甚危。
六月，从委顿中渐愈，稍能坐立诵读。可略作数十字。同月，病中答访问者O•V•《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又《花边文学》印成。
七月，先生编印之《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出版。
八月，痰中见血。为《中流》创刊号作小文。
十月，体重八十八磅，较八月一日增约二磅。契诃夫作《坏孩子和别的奇闻》译本印成。能偶出看电影及访友小坐。
八日往青年会观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
十七日出访鹿地亘及内山完造。
十八日未明前疾作，气喘不止。
十九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逝世。
鲁迅用过的笔名
干凡 飞迅 直庚 树俟 独洛 敖隼 旁斡预 L.S. 丁珰 丁萌 士繇 E.L. 及锋 之达 子明 丰瑜 元艮 元期 不堂 中头 中拉 长庚 公汗 风声 巴人 龙刚 且介 且文 史赉 史癖 白舌 白道 令飞 飞斐 冬华 乐文 乐贲 乐雯 品音 记者 动轩 仲度 华圉 自树 许遐 许霞 迅行 苇索 杜斐 何干 一尊 余铭 译者 张沛 阿二 阿法 苗挺 直入 明瑟 罗怃 佩韦 周树 周悼 庚辰 庚言 孟弧 封余 荀继 茹莼 树人 候堂 独立 姜珂 洛丈 神飞 敖者 莫朕 桃椎 索士 索子 晓角 翁隼 唐俟 旅隼 朔尔 家干 家斡 宴教 冥昭 焉于 黄棘 梦文 雪之 常庚 曼雪 崇巽 符灵 康郁 隋文 越丁 越山 越侨 越容 楮冠 鲁迅 尊古 游光 遐观 编者 虞明 豫才 燕客 霍冲 孺牛 小孩子 丰之余 韦士繇 邓当世 白在宣 华约瑟 齐物论 杜德机 何家干 何家斡 即鲁迅 张承禄 张禄如 周玉才 周动轩 周树人 周樟寿 周豫才 宓子章 赵令仪 某生者 倪朔尔 栾廷石 唐丰瑜 唐元期 黄凯音 戛剑生 康伯度 隋洛文 葛何德 董季荷 敬一尊 朝花社 编辑者 编纂者 纂述者 ELEF
旅沪记者 宴之教者 楮冠病叟 中国教育社 奔流社同人 译文社同人 铁木艺术社 旅沪一记者 朝花社同人 上海三闲书屋
鲁迅简介
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改周树人,字豫才）(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浙江绍兴人(祖籍河南省正阳县），是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精神被称为中华民族魂，并且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母亲鲁瑞、父亲周伯宜。在这一生中他写了小说,散文,杂文.
作品及简介
1898年去南京求学时改名周树人。鲁迅（周树人）是大哥 ，周作人是老二．周建人是老三（即《风筝》里的弟弟）。“鲁迅”是他1918年为《新青年》写稿时开始使用的笔名，从此成为世人最崇敬的笔名。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
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等专集都被收录在各类教材中。其中，1921年12月发表《阿Q正传》。
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被北洋政府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周海婴出世。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等。
1936年10月19日清晨，鲁迅逝世于上海。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沈钧儒手书）三个字。 葬于虹桥万国公墓。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二十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著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1957年版本，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81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六卷）。2005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八卷）。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鲁迅的作品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等5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的读者。鲁迅曾因为母亲的安排娶朱安为妻，但朱安其貌不扬，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思想很陈旧，鲁迅的家乡绍兴有一种风气，看不起离婚的女人，鲁迅心善，不想让朱安沦落到如此地步，只好借出去工作为由，离开了朱安，后另娶了许广平，1929年于上海生下了周海婴。朱安一生都没有和鲁迅圆过房，生不了孩子。鲁迅死后，是朱安为他守灵，但朱安死后却没人为她守灵，朱安终其一生始终是不幸的。
生平和创作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岁那年，他的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故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败落下来。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过去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但现在他家穷了下来，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对他心灵的打击也太大了，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物的：对有钱有势的人是一种态度，对无钱无势的人又是另一种态度。多年之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
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自然、真诚单纯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
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僚”，假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措的8块银元，离开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期间，鲁迅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开拓了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
鲁迅在南京路矿学堂期间成绩优异，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官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鲁迅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59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使他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在当时，他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共同翻译了两册《域外小说集》，他个人单独发表了《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提出了“立国”必先“立人”的重要思想，并热情地呼唤“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之战士”。
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 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社会的昏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五四运动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狂人日记》之后，鲁迅连续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后来编入《呐喊》《彷徨》两个短篇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
鲁迅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鲁迅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姑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啊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
除了社会底层的人物形象之外，鲁迅还塑造了一些刚刚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些知识分子有进步的要求，有改善社会的良好愿望，有对人、对己的真诚的感情，真诚的爱，但当时的社会却不能容忍他们。“狂人”诅咒人吃人的现象，希望人人都能成为“不吃人的人”，成为“真的人”，周围的人就把他当成疯子，必欲除之而后快(《狂人日记》)；夏瑜为社会而牺牲，茶客们说他“疯了”，华老栓则用他的血来治自己儿子的病(《药》)；魏连殳关心中国社会，社会却来迫害他，到他不再关心中国社会时，周围的人却来巴结他(《孤独者》)。《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都曾为社会，为自己，追求过，奋斗过，但在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经历的都是悲剧的命运。
鲁迅对权势者和伪君子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权势者的形象。他们有权有势，但对他人的命运却没有真诚的关心，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自私、虚伪、冷酷，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则是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关心社会的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是毫无道德心的人。
鲁迅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对人、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人的内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带来的。读鲁迅的小说，时时有一种“发现的喜悦”。画面是普通的画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却在这么普通的画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随时都能注意到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特征，觉察到平时觉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动。正是由于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使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在青年时期，我们涉世不深，对人生还没有更多的亲身体验，鲁迅小说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感觉世界的，但在我们感觉到的人物和画面中到底潜藏着多么丰富的内涵，我们还不可能尽数感觉到，随着我们社会经验的增加和人生体验的深化，这些人物和画面的内涵就会不断从中生发出来。为了揭示不同生活画面和不同人物命运的不同的意义，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不仅结构样式不同，音调节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鲁迅的小说是小说，也是诗，意境幽深，外冷内热，其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27年。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
最充分体现鲁迅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创造适应于中国现代发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时，遇到的是从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诬蔑和攻击。鲁迅的杂文就是在这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没有固定不变的论敌的思想文化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在这15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它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鲁迅晚年还完成了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出版)。这部小说集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但它没有拘泥于原有的故事，而是加进了鲁迅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有些还采取了古今交融的写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现代人发生直接的对话。鲁迅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通过对现实人物的感受和理解，还古代人物一个鲜活真实的面貌，也通过对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现实人物的真实面目。通过《故事新编》中的小说，鲁迅实际重构了中国的文化史，揭示了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国封建文人圣化了的历史人物的形象。《补天》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 在鲁迅的观念中，真正体现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圣先贤和帝王将相，而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女娲，她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征；《奔月》写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剧，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类，但那些自私狭隘的世人并不想继承、发扬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实现自己自私狭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学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抛弃；《铸剑》表现的是被压迫者向压迫者复仇的主题；《理水》《非攻》歌颂了中国古代那些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孔子、老子、庄子、伯夷、叔齐这些历史人物也在鲁迅的笔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爱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鲁迅的《故事新编》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
鲁迅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尖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后期，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于上海。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
生前，他立下遗言：“一、不能因为丧事收任何一文钱，但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莎士比亚说:“一个人的临终遗言，就像深沉的音乐，有一种自然吸引注意的力量。”
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改周树人,字豫才）(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浙江绍兴人(祖籍河南省正阳县），是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精神被称为中华民族魂，并且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母亲鲁瑞、父亲周伯宜。在这一生中他写了小说,散文,杂文.
作品及简介
1898年去南京求学时改名周树人。鲁迅（周树人）是大哥 ，周作人是老二．周建人是老三（即《风筝》里的弟弟）。“鲁迅”是他1918年为《新青年》写稿时开始使用的笔名，从此成为世人最崇敬的笔名。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
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等专集都被收录在各类教材中。其中，1921年12月发表《阿Q正传》。
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被北洋政府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周海婴出世。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等。
1936年10月19日清晨，鲁迅逝世于上海。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沈钧儒手书）三个字。 葬于虹桥万国公墓。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二十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著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1957年版本，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81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六卷）。2005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八卷）。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鲁迅的作品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等5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的读者。鲁迅曾因为母亲的安排娶朱安为妻，但朱安其貌不扬，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思想很陈旧，鲁迅的家乡绍兴有一种风气，看不起离婚的女人，鲁迅心善，不想让朱安沦落到如此地步，只好借出去工作为由，离开了朱安，后另娶了许广平，1929年于上海生下了周海婴。朱安一生都没有和鲁迅圆过房，生不了孩子。鲁迅死后，是朱安为他守灵，但朱安死后却没人为她守灵，朱安终其一生始终是不幸的。
生平和创作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岁那年，他的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故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败落下来。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过去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但现在他家穷了下来，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对他心灵的打击也太大了，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物的：对有钱有势的人是一种态度，对无钱无势的人又是另一种态度。多年之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
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自然、真诚单纯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
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僚”，假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措的8块银元，离开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期间，鲁迅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开拓了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
鲁迅在南京路矿学堂期间成绩优异，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官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鲁迅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59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使他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在当时，他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共同翻译了两册《域外小说集》，他个人单独发表了《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提出了“立国”必先“立人”的重要思想，并热情地呼唤“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之战士”。
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 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社会的昏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五四运动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狂人日记》之后，鲁迅连续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后来编入《呐喊》《彷徨》两个短篇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
鲁迅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鲁迅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姑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啊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
除了社会底层的人物形象之外，鲁迅还塑造了一些刚刚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些知识分子有进步的要求，有改善社会的良好愿望，有对人、对己的真诚的感情，真诚的爱，但当时的社会却不能容忍他们。“狂人”诅咒人吃人的现象，希望人人都能成为“不吃人的人”，成为“真的人”，周围的人就把他当成疯子，必欲除之而后快(《狂人日记》)；夏瑜为社会而牺牲，茶客们说他“疯了”，华老栓则用他的血来治自己儿子的病(《药》)；魏连殳关心中国社会，社会却来迫害他，到他不再关心中国社会时，周围的人却来巴结他(《孤独者》)。《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都曾为社会，为自己，追求过，奋斗过，但在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经历的都是悲剧的命运。
鲁迅对权势者和伪君子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权势者的形象。他们有权有势，但对他人的命运却没有真诚的关心，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自私、虚伪、冷酷，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则是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关心社会的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是毫无道德心的人。
鲁迅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对人、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人的内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带来的。读鲁迅的小说，时时有一种“发现的喜悦”。画面是普通的画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却在这么普通的画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随时都能注意到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特征，觉察到平时觉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动。正是由于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使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在青年时期，我们涉世不深，对人生还没有更多的亲身体验，鲁迅小说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感觉世界的，但在我们感觉到的人物和画面中到底潜藏着多么丰富的内涵，我们还不可能尽数感觉到，随着我们社会经验的增加和人生体验的深化，这些人物和画面的内涵就会不断从中生发出来。为了揭示不同生活画面和不同人物命运的不同的意义，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不仅结构样式不同，音调节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鲁迅的小说是小说，也是诗，意境幽深，外冷内热，其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27年。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
最充分体现鲁迅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创造适应于中国现代发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时，遇到的是从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诬蔑和攻击。鲁迅的杂文就是在这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没有固定不变的论敌的思想文化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在这15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它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鲁迅晚年还完成了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出版)。这部小说集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但它没有拘泥于原有的故事，而是加进了鲁迅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有些还采取了古今交融的写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现代人发生直接的对话。鲁迅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通过对现实人物的感受和理解，还古代人物一个鲜活真实的面貌，也通过对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现实人物的真实面目。通过《故事新编》中的小说，鲁迅实际重构了中国的文化史，揭示了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国封建文人圣化了的历史人物的形象。《补天》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 在鲁迅的观念中，真正体现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圣先贤和帝王将相，而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女娲，她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征；《奔月》写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剧，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类，但那些自私狭隘的世人并不想继承、发扬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实现自己自私狭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学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抛弃；《铸剑》表现的是被压迫者向压迫者复仇的主题；《理水》《非攻》歌颂了中国古代那些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孔子、老子、庄子、伯夷、叔齐这些历史人物也在鲁迅的笔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爱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鲁迅的《故事新编》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
鲁迅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尖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后期，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于上海。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
生前，他立下遗言：“一、不能因为丧事收任何一文钱，但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莎士比亚说:“一个人的临终遗言，就像深沉的音乐，有一种自然吸引注意的力量。”
鲁迅生平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原名周树人，字樟寿，号豫才；“鲁迅”是其投身五四五四运动后使用的一个笔名，因为影响日甚，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鲁迅。
鲁迅，1882年9月25日出生于绍兴都昌坊口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7岁启蒙，12岁就读于三味书屋，勤学好问，博闻强记，课余喜读野史笔记及民间文学书籍，对绘画艺术产生浓厚兴趣，自此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他不囿于四书五经，多方寻求课外读物，努力掌握历史文化知识。绍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特别是众多越中先贤的道德文章，给鲁迅的思想以很大的熏陶和影响。鲁迅少年时代，祖父因科场案下狱，父亲病故，家道从此中落。鲁迅由一个封建士大夫大家庭的长房长孙，变成了一个破落户子弟。家庭所遭受的一系列重大变故，使少年鲁迅饱受人间冷暖，世态炎凉，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认识到封建社会的腐朽和没落。鲁迅母亲鲁瑞，农民的女儿，品格高尚，对鲁迅影响很大。
…… ……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大陆新村寓所与世长辞，终年55岁。
鲁迅写过一首《自嘲》诗，其中有两句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鲁迅著作
《呐喊》(短篇小说集)1923，新期社
《中国小说史略》(上下卷)1923一1924，新潮社
《热风》(杂文集)1925，北新
《彷徨》(短篇小说集)1926，北新
《华盖集》(杂文集)1926，北新
《华盖集续编》(杂文集)1927，北新
《坟》(论文、杂文集)1927，未名社
《野草》(散文诗集)t927.北新
《朝花夕拾》(散文集)1928，未名社
《而已集》(杂文集)1928，北新
《三闲集》(杂文集)1932，北新
《二心集》(杂文集)1932，合众书店
《鲁迅自选集》1933，天马
《两地书》(书信集)与景宋合著，1933，青光书局
《伪自由书》(杂文集)1933，青光书局
《鲁迅杂感选集》翟秋白编选，1933，青光书局
《南腔北调集》(杂文集)1934，同文书局
《拾零集》1934，合众书店
《准风月谈》(杂文集)1934，兴中书局
《集外集》杨霁云编，鲁迅校订，1935，群众图书公司
《门外文谈》(论文)1935，天马
《故事新编》(小说集)1936，文生
《花边文学》(杂文集)1936，联华书局
《且介亭杂文》(杂文集)1936，三闲书屋
《夜记》(杂文集，后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1937，文生
《且介亭杂文二集》(杂文集)1937，三闲书屋
《且介亭杂文末编》(杂文集)1937，三闲书屋
《鲁迅书简》(影印本)许广平编定，1937，三闲书屋
《鲁迅全集》(1一20卷，收著作、译文和辑录的古籍)1938，鲁迅全集出版社
《集外集拾遗》(综合集)1938，鲁迅全集出版社
《汉文学史纲要》(文学史)1941，鲁迅全集出版社
《鲁迅全集补遗》唐韬编，1946，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书简》许广平编，1946，鲁迅全集出版社
《鲁迅日记》(影印本)1951，上海出版公司；铅印本，1959，人文
《鲁迅选集》1952，开明
《鲁迅小说集》1952，人文
《鲁迅全集补遗续编》唐韬编，1952，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书简补遗》吴元坎辑，1952、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全集》(1-lO卷)1956-1958，人文
《鲁迅选集。(1一2卷)1956-1958，中青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文学史)1958，三联
《鲁迅选集》(上下册)1959，人文
《鲁迅书简》(致日本友人增田涉)1972，人民日报社
《鲁迅诗稿》1976，文物；1981，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鲁迅书信集》(上下卷，收《两地书》以外书信1381封)1976，人文
《鲁迅佚文集》1976，解放军报社
《鲁迅书简》(致曹靖华)1976，上海人民
《鲁迅手稿全集》(书信8册，日记6册)1978一1980，文物
《鲁迅致许广平书简》1980，河北人民
《鲁迅全集》(1-16卷)1981，人文
鲁迅全集卷一（坟 热风 呐喊）
鲁迅全集卷二（彷徨 野草 朝花夕拾 故事新编）
鲁迅全集卷三（华盖集 华盖集续编 而已集）
鲁迅全集卷四（三闲集 二心集 南腔北调集）
鲁迅全集卷五（伪自由书 准风月谈 花边文学)
鲁迅全集卷六（且介亭杂文 且介亭杂文二集 且介亭杂文末编）
鲁迅全集卷七（集外集 集外集拾遗）
鲁迅全集卷八（集外集拾遗补编）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原名周树人，字樟寿，号豫才；“鲁迅”是其投身五四五四运动后使用的一个笔名，因为影响日甚，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鲁迅。
鲁迅，1882年9月25日出生于绍兴都昌坊口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7岁启蒙，12岁就读于三味书屋，勤学好问，博闻强记，课余喜读野史笔记及民间文学书籍，对绘画艺术产生浓厚兴趣，自此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他不囿于四书五经，多方寻求课外读物，努力掌握历史文化知识。绍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特别是众多越中先贤的道德文章，给鲁迅的思想以很大的熏陶和影响。鲁迅少年时代，祖父因科场案下狱，父亲病故，家道从此中落。鲁迅由一个封建士大夫大家庭的长房长孙，变成了一个破落户子弟。家庭所遭受的一系列重大变故，使少年鲁迅饱受人间冷暖，世态炎凉，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认识到封建社会的腐朽和没落。鲁迅母亲鲁瑞，农民的女儿，品格高尚，对鲁迅影响很大。
…… ……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大陆新村寓所与世长辞，终年55岁。
鲁迅写过一首《自嘲》诗，其中有两句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鲁迅著作
《呐喊》(短篇小说集)1923，新期社
《中国小说史略》(上下卷)1923一1924，新潮社
《热风》(杂文集)1925，北新
《彷徨》(短篇小说集)1926，北新
《华盖集》(杂文集)1926，北新
《华盖集续编》(杂文集)1927，北新
《坟》(论文、杂文集)1927，未名社
《野草》(散文诗集)t927.北新
《朝花夕拾》(散文集)1928，未名社
《而已集》(杂文集)1928，北新
《三闲集》(杂文集)1932，北新
《二心集》(杂文集)1932，合众书店
《鲁迅自选集》1933，天马
《两地书》(书信集)与景宋合著，1933，青光书局
《伪自由书》(杂文集)1933，青光书局
《鲁迅杂感选集》翟秋白编选，1933，青光书局
《南腔北调集》(杂文集)1934，同文书局
《拾零集》1934，合众书店
《准风月谈》(杂文集)1934，兴中书局
《集外集》杨霁云编，鲁迅校订，1935，群众图书公司
《门外文谈》(论文)1935，天马
《故事新编》(小说集)1936，文生
《花边文学》(杂文集)1936，联华书局
《且介亭杂文》(杂文集)1936，三闲书屋
《夜记》(杂文集，后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1937，文生
《且介亭杂文二集》(杂文集)1937，三闲书屋
《且介亭杂文末编》(杂文集)1937，三闲书屋
《鲁迅书简》(影印本)许广平编定，1937，三闲书屋
《鲁迅全集》(1一20卷，收著作、译文和辑录的古籍)1938，鲁迅全集出版社
《集外集拾遗》(综合集)1938，鲁迅全集出版社
《汉文学史纲要》(文学史)1941，鲁迅全集出版社
《鲁迅全集补遗》唐韬编，1946，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书简》许广平编，1946，鲁迅全集出版社
《鲁迅日记》(影印本)1951，上海出版公司；铅印本，1959，人文
《鲁迅选集》1952，开明
《鲁迅小说集》1952，人文
《鲁迅全集补遗续编》唐韬编，1952，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书简补遗》吴元坎辑，1952、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全集》(1-lO卷)1956-1958，人文
《鲁迅选集。(1一2卷)1956-1958，中青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文学史)1958，三联
《鲁迅选集》(上下册)1959，人文
《鲁迅书简》(致日本友人增田涉)1972，人民日报社
《鲁迅诗稿》1976，文物；1981，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鲁迅书信集》(上下卷，收《两地书》以外书信1381封)1976，人文
《鲁迅佚文集》1976，解放军报社
《鲁迅书简》(致曹靖华)1976，上海人民
《鲁迅手稿全集》(书信8册，日记6册)1978一1980，文物
《鲁迅致许广平书简》1980，河北人民
《鲁迅全集》(1-16卷)1981，人文
鲁迅全集卷一（坟 热风 呐喊）
鲁迅全集卷二（彷徨 野草 朝花夕拾 故事新编）
鲁迅全集卷三（华盖集 华盖集续编 而已集）
鲁迅全集卷四（三闲集 二心集 南腔北调集）
鲁迅全集卷五（伪自由书 准风月谈 花边文学)
鲁迅全集卷六（且介亭杂文 且介亭杂文二集 且介亭杂文末编）
鲁迅全集卷七（集外集 集外集拾遗）
鲁迅全集卷八（集外集拾遗补编）
介绍鲁迅：
鲁迅（又名：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中国近现代最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精神被称为中华民族魂。浙江绍兴人（祖籍河南省正阳县），原名周樟寿、字豫山。母亲鲁瑞、父亲周伯宜。后改字为豫才，1898年去南京求学时改名周树人。鲁迅（周树人）是大哥 ，周作人是老二．周建人是老三（即风筝里的弟弟）。“鲁迅”是他1918年为《新青年》写稿时开始使用的笔名，从此成为世人最崇敬的笔名，鲁迅是中国近现代最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
作品推荐：
鲁迅（又名：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中国近现代最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精神被称为中华民族魂。浙江绍兴人（祖籍河南省正阳县），原名周樟寿、字豫山。母亲鲁瑞、父亲周伯宜。后改字为豫才，1898年去南京求学时改名周树人。鲁迅（周树人）是大哥 ，周作人是老二．周建人是老三（即风筝里的弟弟）。“鲁迅”是他1918年为《新青年》写稿时开始使用的笔名，从此成为世人最崇敬的笔名，鲁迅是中国近现代最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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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示众>的文学评论
不一定要完整的文章,可以提供相关的参考文献或文学批评的考虑角度(eg神话-原型批评),要是专业的术语表达!rn我写一篇5000字的文学评论,急需大量的资料!多谢! 从鲁迅小说《示众》看叙述中的“展示”及其效果
谭君强
小说表现的话语一般都在讲述与展示之间交替使用着,尽管在文学史的不同时期对这两种不同方式的运用各有侧重。早在柏拉图《理想国》第三卷中,苏格拉底就划分了话语表现的两种不同方式:纯叙事(diegesis)与模仿(mimesis)。纯叙事的特点是:“诗人自己在讲话,没有使我们感到有别人在讲话。”而“模仿”则是诗人竭力创造一种不是他在说话的错觉:他“完全同化于那个故事中的角色……使他自己的声音笑貌像另外一个人,就是模仿他所扮演的那个人”①。在二十世纪前后的文学批评中,“纯叙事”与“模仿”的划分又以“讲述”(telling)和“展示”或“显示”(showing)的名称重新出现。展示与讲述一样,是“调控叙述信息距离的两种基本方式之一”,“展示属于通过对状态、事件的细节性、场景性的表现、并以最为有限的叙述者介入为特征的类型。”②“展示”被认为是客观的,非人格化的,或戏剧式的,是事件和对话的直接再现,故事被不加评价地表现出来,叙述者从中消失,留下读者在没有叙述者明确评价来指导的情况下,从他自己的所见所闻中独自去得出结论。“讲述”则是以叙述者作为中介的再现,让叙述者控制着故事,讲述,概括,并加以评论。
在两次大战之间,“展示”这种方式经由美国作家达希尔·哈梅特的小说和海明威的某些短篇小说而在欧美变得家喻户晓。在中国文学发展中,它同样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中国小说传统的话语方式以讲述为主,而在由二十世纪之交开始兴起,到“五四”前后得以完成的中国小说现代化的过程中,在作品中引人注目地出现了“展示”这种话语方式的运用。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在作品中首先成功而娴熟地运用“展示”这种话语方式的,无疑是鲁迅,而其小说中表现这种方式最为突出的作品就是《长明灯》与《示众》。
《示众》在鲁迅的小说中别具一格。它没有复杂的情节,也没有贯穿首尾的完整故事,而只截取了一个剖面,描述了在一个酷热的夏天,发生在“首善之区”西城一条马路上来来去去的过路人汇集在一起看“示众”的场面。在篇幅不长的小说中,前后出场的人物不下十来个。这十来个人物,分别形成两个相互对立、又缺一不可的部分:作为示众对象的那个被用绳头拴住的“穿蓝布大衫上罩白背心的男人”和与他连在一起的手里牵着绳头,身着淡黄制服的挂刀的面黄肌瘦的巡警;其他的人物则是当这两个人物上场之后,所出现的一群看客:
刹时间,也就围满了大半圈的看客。待到增加了秃头的老头子之后,空缺已经不多,而立刻又被一个赤膊的红鼻子胖大汉补满了。这胖子过于横阔,占了两人的地位,所以续到的便只能屈在第二层,从前面的两个脖子之间伸进脑袋去。③
被示众者与看客,就是作品所展示的主要对象。相对于故事而言,这一展示无疑是通过外部进行的。在这样的展示中,作品中所出现的叙述者远不像传统小说中常常以作者身份出现的故事讲述人,向读者叙古说今,指点品评。相反,“就像许多其他现代作家一样,他自我隐退,放弃了自我介入的特权,退到舞台侧翼,让他的人物在舞台上去决定自己的命运”④。而且叙述者所说的往往比人物知道的少,就像一个不肯露面的局外人,仅仅向读者叙述人物的言语行动,而不作任何推测与判断,不进入人物的意识之中,对他的所见所闻作任何解释与干预。在《示众》中,叙述者只向人们展示了发生在面前的场景,丝毫未加以解释和指点,因而给读者留下了许多疑点与不可捉摸之处:
被示众者究竟犯了什么罪,没人知道。在他的背心上一行一行地写着些大大小小的什么字,应该是宣示他的罪状的。但是,当秃头站在白背心的略略正对面,研究白背心上的文字时,他读出来的是:“嗡,都,哼,八,而……”他自己完全未弄懂,读者更不知所云。一个工人似的粗人想知道个底里,低声下气地请教那秃头老头子:“他,犯了什么事啦?……”可他却被当成怪客,被秃头和其他人“睁起了眼睛看定他”,以至于他“仿佛自己就犯了罪似的局促起来,终至于慢慢退后,溜出去了”。
在盛夏酷暑中,人们何以会不分男女老幼,迅即聚拢来,聚精会神地看示众呢?没人知道。人们所看到的是,当被示众者出现之后,刹那间,也就围满了大半圈的看客。一个小学生飞奔上来,向人丛中直钻进去时,却“遇见一件不可动摇的伟大的东西了”。那个工人似的粗人刚一退出,“一个挟洋伞的长子就来补了缺”,一个戴硬草帽学生模样的刚一退出去,“这地方就补上了一个满头油汗而粘着灰土的椭圆脸”;一个抱着小孩的老妈子因为孩子嚷着要回去,在拥挤中一手指点着白背心,说道:“阿,阿,看呀!多么好看哪!……”
那被如此众多的人围观的被示众者以及用绳子牵着他的巡警又作何感想呢?不知道。只知道“这男人戴了一顶新草帽,帽檐四面下垂,遮住了眼睛的一带”。他对被围观似乎也并不在乎。当一个胖孩子仰起脸来看他时,撞见了这人的眼睛,而他“那眼睛也似乎正在看他的脑壳”,倒叫这胖孩子连忙顺下眼,去看白背心。而那巡警也同样面无表情,手里牵着绳子,和胖大汉一起“都斜了眼研究着老妈子钩刀般的鞋尖”。
读者甚至不知道出现在小说中的任何一个人物的姓名。叙述者只凭着人物的肖像举止给了他们一个代表其姓名的绰号作为人物的标记。比如,被示众者叫做“白背心”,看客中则有“秃头老头子”,“红鼻子胖大汉”,“抱着孩子的老妈子”,“挟洋伞的长子”,“像一条死鲈鱼”的“瘦子”,“猫脸的人”,“弥勒佛似的更圆的胖脸”,“椭圆脸”等。读者只能凭这些人物特有的行为举止去把握这些不知姓名与职业的人物的特征。
这些迅即聚集在一起的形形色色的看客俱不愿匆匆离去,看“示众”成了他们唯一的兴趣中心,以至于不惜顶着烈日,冒着酷暑,流着臭汗,你推我挤,睁大了眼睛注视着他们感兴趣的对象。被示众者和看客们的脸上都毫无表情。前者既无惊恐、畏惧,也无羞辱、不安;后者既无同情、怜悯,也无愤怒、仇恨。出现在这一场景中的所有人物几乎一无例外地一片木然。只是当另一个微不足道的兴趣中心出现之后,聚合在一起的看客们才一哄而散,错错落落地走过去继续观看:这原不过是一个拉洋车的车夫跌倒在地,有几个人同声喝彩叫好,车夫已经爬起,但还在摸自己的脚踝,“周围有五六个人笑嘻嘻地看他们”。
通过叙述者加以展示的就是这样一幅画面。人物的活动清晰可见,掩藏在其中的思想却包裹得严严实实,丝毫未透露出来,使读者难于捕捉到他们真实的思想感情。人物无论高兴也好、痛苦也好,人们都难以从他们的内心中有片刻的领略。即使当人物面临着灾难,叙述者或者不知,或者佯装不知,依然冷静道来,不说半个“不”字,让人物自己走向灭亡。就像《圣经·创世记》中所表现的那样,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让他带着他的独生子,他心爱的以撒前往摩利亚地去,将他在神所指示的山上,献为燔祭。在此之后,展现出这样的叙说: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备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指示他的地方去了。……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哪!”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 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作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⑤
亚伯拉罕准备把儿子当作祭品,可是那段话只展示出他的外部活动,他的情感和思想我们却丝毫看不到。也就是说,只有对象(人或物)的外在表现被展示出来,读者可以看到作品的主人公在眼前活动,却不能以叙述者作为中介,深入到人物内心。相反,叙述者有意扑朔迷离,甚至守口如瓶,不让读者通过他了解主人公内心的思想感情与心理活动。
在以展示的方式作为主导的作品中,当然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作品无可理解,对人物的思想无可揣测,只是说,它给读者留下了更多想象的空间。而从读者反应的角度说来,展示无疑赋予了读者更多的参与机会。小说中的大千世界所给予人们的并不是唯一可以解释与理解的东西,相反,它并未凝固化,并未定型,而留下了许多开放的空间,赋予了读者更多阐释的可能性。“事实上,有许多理由可以支持在一部文本中所可能有的透视和解释”,而且,“将我们的意图从文本中对于作者是重要的那些资料转向那些我们现在发现将是有趣的资料时也是恰当而合理的”⑥。面对呈现在面前的展示,读者完全可以凭自己的想象去共同参与创造,而赋予它不同的意义。
就读者而言,他在叙述者所展示出来的场景中接触到了大量信息,然而在这些呈现于人们面前的明白无误的信息中,实际上包含着许多暗含的信息。一如热奈特所言,有时,暗含的信息超出明白说出的信息,但这丝毫不妨碍读者根据作者的意图作出解释。“叙事作品说的总比知道的少,但使读者知道的常常比它说的要多。”⑦在《示众》中,就像一开头在对人物即将出场的环境的描写中烘托出了气氛、展现出酷暑之下行人稀少的情景一样,整个作品实际上也通过对看客们的群体刻画而点染出一种社会气氛。在这里,作者并不注重于对一个个单个人物的刻画,而是将他们作为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的人物集合体来加以表现的。这一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全都是作为麻木的“看客”而出现的。这一点,可以说无须透过他们的思想来表现,在他们的行动中,在他们不具表情的脸上,在他们对微不足道的事件的兴趣中,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小说中,人物的性格既可以在激烈的思想活动中得到表现,也可以在他们无言的行动中加以显示。而在《示众》中,读者完全可以从叙述者所感知的对象——作为“看客”的人物群像的活动中,推想他们的思想和情感,从而获得一个使人震惊的印象,对一个特定的时代产生深刻的认识。
如果我们走得更远一些,联系鲁迅的经历和他的作品,就可以了解到,对于麻木的“看客”和“庸众”的观念已经深深地植根于鲁迅的思想中,几乎成为他艺术表现的一个母题。早在上世纪初年,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就曾和友人许寿裳一起探讨过“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他们所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就是诚和爱。”⑧在鲁迅看来,这种诚和爱的缺乏,往往表现为一般民众精神的麻木,对不幸者采取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成为所谓“看客”。那张人人皆知的引发鲁迅弃医从文的幻灯片中所出现的看客,无疑是最初给作者留下深刻印象的。这使他认识到,医学并非一件要紧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由此促使他改变初衷,转向文学。此后,在鲁迅的作品中不断地出现“示众”与“看客”的场面。小说《药》中写到过“示众”,《阿Q正传》中,也有过“示众”与“看客”的场面。阿Q在被押赴法场杀头前,被游街示众,“两旁是许多张着嘴的看客”,但他们对示众的对象毫不满足:“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⑨值得注意的是,在《示众》创作一年多以前,鲁迅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在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中,说出了这样震人心魄的话:“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⑩由此可以看出,鲁迅对于麻木的看客是抱着一种严厉的批判态度的。对一切都冷漠无情、表现得无所谓的“看客”,不仅仅极为消极被动,而且有着一种残酷的恶癖,在上面所提到的那种“张着嘴看剥羊”的愚蠢而专注的神态中,人们可以意识到这一点。
鲁迅对于“看客”强烈的否定和批评态度,在《示众》中可以说得到了最为集中而又形象的艺术表现。通过作品刻画出这种丑恶的现象,以使国人震惊,由震惊中猛醒,从而拯救国人灵魂的热望也从中可见一斑。然而,小说的基调却显得坦然、冷静而又客观,隐藏在叙述者之后的作者那炽热的思想岩浆并未外溢。这里的原因恰恰就在于通过叙述者不加干预与评论的展示,使作者的声音极好地隐蔽起来了。小说中并未出现一个替代作者说话的可靠叙述者来发表议论,针砭时弊,大声疾呼。而在这里,显然无声胜似有声。恰恰是由于作者没有通过叙述者的干预而保持沉默,不动声色,让他的人物仿佛在戏剧的舞台上自己展示自己的命运,作品才取得了独特的美学效果,使其氛围达到了难于企及的高度。在盛夏的酷暑使路上的沙土闪烁生光,狗都拖出舌头,乌鸦也张嘴喘气的时候,围观“示众”的看客却毫不在意,看得津津有味,他们的身上汗气蒸腾,而他们的内心却一片死寂。看到这样的场面,不禁使人感到透骨的寒彻,感到害怕,感到恐惧。小说不动声色的展示,作者声音的巧妙隐蔽,小说冷峻的基调,恰恰达到了作者希望达到的使国人从目睹麻木的看客中感到恐惧,从而猛醒的目的,实现其“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11}这一效果。恰如在擅长展示这种叙述方式的海明威影响下写出的某些作品一样:“在海明威影响下写出的许多所谓不动感情的侦探小说和冒险小说,其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一点:我们通过自己的双眼看到危险就感到恐惧。”{12}我们在《示众》中的诸多人物身上所看到的,也是某种令人恐惧的东西。假如作者让他自己或作为他代言人的叙述者直接地、明白无误地对读者说话,要取得上述效果是极为困难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① 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 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95页｡
② Gerald Prince, 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 Revised Edition. Lincoln: University of Nabraska Press, 2003. p.89.
③ 鲁迅:《示众》,《鲁迅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07页｡以下所引该作品不另加注｡
④ W.C.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
⑤ 《圣经•创世纪》,22:3-8｡
⑥ J•雷乌巴渥:《批评的多元与阐释的对立》,谭君强译,《文艺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第94页｡
⑦ 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6页｡
⑧ 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59页｡
⑨ 鲁迅:《阿Q正传》,《鲁迅小说集》,第108页-第109页｡
⑩《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3页｡
{11} 《鲁迅全集》,第4卷,第455页｡
{12} W.C.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等译,第308页｡
谭君强
小说表现的话语一般都在讲述与展示之间交替使用着,尽管在文学史的不同时期对这两种不同方式的运用各有侧重。早在柏拉图《理想国》第三卷中,苏格拉底就划分了话语表现的两种不同方式:纯叙事(diegesis)与模仿(mimesis)。纯叙事的特点是:“诗人自己在讲话,没有使我们感到有别人在讲话。”而“模仿”则是诗人竭力创造一种不是他在说话的错觉:他“完全同化于那个故事中的角色……使他自己的声音笑貌像另外一个人,就是模仿他所扮演的那个人”①。在二十世纪前后的文学批评中,“纯叙事”与“模仿”的划分又以“讲述”(telling)和“展示”或“显示”(showing)的名称重新出现。展示与讲述一样,是“调控叙述信息距离的两种基本方式之一”,“展示属于通过对状态、事件的细节性、场景性的表现、并以最为有限的叙述者介入为特征的类型。”②“展示”被认为是客观的,非人格化的,或戏剧式的,是事件和对话的直接再现,故事被不加评价地表现出来,叙述者从中消失,留下读者在没有叙述者明确评价来指导的情况下,从他自己的所见所闻中独自去得出结论。“讲述”则是以叙述者作为中介的再现,让叙述者控制着故事,讲述,概括,并加以评论。
在两次大战之间,“展示”这种方式经由美国作家达希尔·哈梅特的小说和海明威的某些短篇小说而在欧美变得家喻户晓。在中国文学发展中,它同样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中国小说传统的话语方式以讲述为主,而在由二十世纪之交开始兴起,到“五四”前后得以完成的中国小说现代化的过程中,在作品中引人注目地出现了“展示”这种话语方式的运用。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在作品中首先成功而娴熟地运用“展示”这种话语方式的,无疑是鲁迅,而其小说中表现这种方式最为突出的作品就是《长明灯》与《示众》。
《示众》在鲁迅的小说中别具一格。它没有复杂的情节,也没有贯穿首尾的完整故事,而只截取了一个剖面,描述了在一个酷热的夏天,发生在“首善之区”西城一条马路上来来去去的过路人汇集在一起看“示众”的场面。在篇幅不长的小说中,前后出场的人物不下十来个。这十来个人物,分别形成两个相互对立、又缺一不可的部分:作为示众对象的那个被用绳头拴住的“穿蓝布大衫上罩白背心的男人”和与他连在一起的手里牵着绳头,身着淡黄制服的挂刀的面黄肌瘦的巡警;其他的人物则是当这两个人物上场之后,所出现的一群看客:
刹时间,也就围满了大半圈的看客。待到增加了秃头的老头子之后,空缺已经不多,而立刻又被一个赤膊的红鼻子胖大汉补满了。这胖子过于横阔,占了两人的地位,所以续到的便只能屈在第二层,从前面的两个脖子之间伸进脑袋去。③
被示众者与看客,就是作品所展示的主要对象。相对于故事而言,这一展示无疑是通过外部进行的。在这样的展示中,作品中所出现的叙述者远不像传统小说中常常以作者身份出现的故事讲述人,向读者叙古说今,指点品评。相反,“就像许多其他现代作家一样,他自我隐退,放弃了自我介入的特权,退到舞台侧翼,让他的人物在舞台上去决定自己的命运”④。而且叙述者所说的往往比人物知道的少,就像一个不肯露面的局外人,仅仅向读者叙述人物的言语行动,而不作任何推测与判断,不进入人物的意识之中,对他的所见所闻作任何解释与干预。在《示众》中,叙述者只向人们展示了发生在面前的场景,丝毫未加以解释和指点,因而给读者留下了许多疑点与不可捉摸之处:
被示众者究竟犯了什么罪,没人知道。在他的背心上一行一行地写着些大大小小的什么字,应该是宣示他的罪状的。但是,当秃头站在白背心的略略正对面,研究白背心上的文字时,他读出来的是:“嗡,都,哼,八,而……”他自己完全未弄懂,读者更不知所云。一个工人似的粗人想知道个底里,低声下气地请教那秃头老头子:“他,犯了什么事啦?……”可他却被当成怪客,被秃头和其他人“睁起了眼睛看定他”,以至于他“仿佛自己就犯了罪似的局促起来,终至于慢慢退后,溜出去了”。
在盛夏酷暑中,人们何以会不分男女老幼,迅即聚拢来,聚精会神地看示众呢?没人知道。人们所看到的是,当被示众者出现之后,刹那间,也就围满了大半圈的看客。一个小学生飞奔上来,向人丛中直钻进去时,却“遇见一件不可动摇的伟大的东西了”。那个工人似的粗人刚一退出,“一个挟洋伞的长子就来补了缺”,一个戴硬草帽学生模样的刚一退出去,“这地方就补上了一个满头油汗而粘着灰土的椭圆脸”;一个抱着小孩的老妈子因为孩子嚷着要回去,在拥挤中一手指点着白背心,说道:“阿,阿,看呀!多么好看哪!……”
那被如此众多的人围观的被示众者以及用绳子牵着他的巡警又作何感想呢?不知道。只知道“这男人戴了一顶新草帽,帽檐四面下垂,遮住了眼睛的一带”。他对被围观似乎也并不在乎。当一个胖孩子仰起脸来看他时,撞见了这人的眼睛,而他“那眼睛也似乎正在看他的脑壳”,倒叫这胖孩子连忙顺下眼,去看白背心。而那巡警也同样面无表情,手里牵着绳子,和胖大汉一起“都斜了眼研究着老妈子钩刀般的鞋尖”。
读者甚至不知道出现在小说中的任何一个人物的姓名。叙述者只凭着人物的肖像举止给了他们一个代表其姓名的绰号作为人物的标记。比如,被示众者叫做“白背心”,看客中则有“秃头老头子”,“红鼻子胖大汉”,“抱着孩子的老妈子”,“挟洋伞的长子”,“像一条死鲈鱼”的“瘦子”,“猫脸的人”,“弥勒佛似的更圆的胖脸”,“椭圆脸”等。读者只能凭这些人物特有的行为举止去把握这些不知姓名与职业的人物的特征。
这些迅即聚集在一起的形形色色的看客俱不愿匆匆离去,看“示众”成了他们唯一的兴趣中心,以至于不惜顶着烈日,冒着酷暑,流着臭汗,你推我挤,睁大了眼睛注视着他们感兴趣的对象。被示众者和看客们的脸上都毫无表情。前者既无惊恐、畏惧,也无羞辱、不安;后者既无同情、怜悯,也无愤怒、仇恨。出现在这一场景中的所有人物几乎一无例外地一片木然。只是当另一个微不足道的兴趣中心出现之后,聚合在一起的看客们才一哄而散,错错落落地走过去继续观看:这原不过是一个拉洋车的车夫跌倒在地,有几个人同声喝彩叫好,车夫已经爬起,但还在摸自己的脚踝,“周围有五六个人笑嘻嘻地看他们”。
通过叙述者加以展示的就是这样一幅画面。人物的活动清晰可见,掩藏在其中的思想却包裹得严严实实,丝毫未透露出来,使读者难于捕捉到他们真实的思想感情。人物无论高兴也好、痛苦也好,人们都难以从他们的内心中有片刻的领略。即使当人物面临着灾难,叙述者或者不知,或者佯装不知,依然冷静道来,不说半个“不”字,让人物自己走向灭亡。就像《圣经·创世记》中所表现的那样,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让他带着他的独生子,他心爱的以撒前往摩利亚地去,将他在神所指示的山上,献为燔祭。在此之后,展现出这样的叙说: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备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指示他的地方去了。……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哪!”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 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作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⑤
亚伯拉罕准备把儿子当作祭品,可是那段话只展示出他的外部活动,他的情感和思想我们却丝毫看不到。也就是说,只有对象(人或物)的外在表现被展示出来,读者可以看到作品的主人公在眼前活动,却不能以叙述者作为中介,深入到人物内心。相反,叙述者有意扑朔迷离,甚至守口如瓶,不让读者通过他了解主人公内心的思想感情与心理活动。
在以展示的方式作为主导的作品中,当然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作品无可理解,对人物的思想无可揣测,只是说,它给读者留下了更多想象的空间。而从读者反应的角度说来,展示无疑赋予了读者更多的参与机会。小说中的大千世界所给予人们的并不是唯一可以解释与理解的东西,相反,它并未凝固化,并未定型,而留下了许多开放的空间,赋予了读者更多阐释的可能性。“事实上,有许多理由可以支持在一部文本中所可能有的透视和解释”,而且,“将我们的意图从文本中对于作者是重要的那些资料转向那些我们现在发现将是有趣的资料时也是恰当而合理的”⑥。面对呈现在面前的展示,读者完全可以凭自己的想象去共同参与创造,而赋予它不同的意义。
就读者而言,他在叙述者所展示出来的场景中接触到了大量信息,然而在这些呈现于人们面前的明白无误的信息中,实际上包含着许多暗含的信息。一如热奈特所言,有时,暗含的信息超出明白说出的信息,但这丝毫不妨碍读者根据作者的意图作出解释。“叙事作品说的总比知道的少,但使读者知道的常常比它说的要多。”⑦在《示众》中,就像一开头在对人物即将出场的环境的描写中烘托出了气氛、展现出酷暑之下行人稀少的情景一样,整个作品实际上也通过对看客们的群体刻画而点染出一种社会气氛。在这里,作者并不注重于对一个个单个人物的刻画,而是将他们作为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的人物集合体来加以表现的。这一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全都是作为麻木的“看客”而出现的。这一点,可以说无须透过他们的思想来表现,在他们的行动中,在他们不具表情的脸上,在他们对微不足道的事件的兴趣中,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小说中,人物的性格既可以在激烈的思想活动中得到表现,也可以在他们无言的行动中加以显示。而在《示众》中,读者完全可以从叙述者所感知的对象——作为“看客”的人物群像的活动中,推想他们的思想和情感,从而获得一个使人震惊的印象,对一个特定的时代产生深刻的认识。
如果我们走得更远一些,联系鲁迅的经历和他的作品,就可以了解到,对于麻木的“看客”和“庸众”的观念已经深深地植根于鲁迅的思想中,几乎成为他艺术表现的一个母题。早在上世纪初年,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就曾和友人许寿裳一起探讨过“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他们所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就是诚和爱。”⑧在鲁迅看来,这种诚和爱的缺乏,往往表现为一般民众精神的麻木,对不幸者采取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成为所谓“看客”。那张人人皆知的引发鲁迅弃医从文的幻灯片中所出现的看客,无疑是最初给作者留下深刻印象的。这使他认识到,医学并非一件要紧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由此促使他改变初衷,转向文学。此后,在鲁迅的作品中不断地出现“示众”与“看客”的场面。小说《药》中写到过“示众”,《阿Q正传》中,也有过“示众”与“看客”的场面。阿Q在被押赴法场杀头前,被游街示众,“两旁是许多张着嘴的看客”,但他们对示众的对象毫不满足:“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⑨值得注意的是,在《示众》创作一年多以前,鲁迅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在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中,说出了这样震人心魄的话:“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⑩由此可以看出,鲁迅对于麻木的看客是抱着一种严厉的批判态度的。对一切都冷漠无情、表现得无所谓的“看客”,不仅仅极为消极被动,而且有着一种残酷的恶癖,在上面所提到的那种“张着嘴看剥羊”的愚蠢而专注的神态中,人们可以意识到这一点。
鲁迅对于“看客”强烈的否定和批评态度,在《示众》中可以说得到了最为集中而又形象的艺术表现。通过作品刻画出这种丑恶的现象,以使国人震惊,由震惊中猛醒,从而拯救国人灵魂的热望也从中可见一斑。然而,小说的基调却显得坦然、冷静而又客观,隐藏在叙述者之后的作者那炽热的思想岩浆并未外溢。这里的原因恰恰就在于通过叙述者不加干预与评论的展示,使作者的声音极好地隐蔽起来了。小说中并未出现一个替代作者说话的可靠叙述者来发表议论,针砭时弊,大声疾呼。而在这里,显然无声胜似有声。恰恰是由于作者没有通过叙述者的干预而保持沉默,不动声色,让他的人物仿佛在戏剧的舞台上自己展示自己的命运,作品才取得了独特的美学效果,使其氛围达到了难于企及的高度。在盛夏的酷暑使路上的沙土闪烁生光,狗都拖出舌头,乌鸦也张嘴喘气的时候,围观“示众”的看客却毫不在意,看得津津有味,他们的身上汗气蒸腾,而他们的内心却一片死寂。看到这样的场面,不禁使人感到透骨的寒彻,感到害怕,感到恐惧。小说不动声色的展示,作者声音的巧妙隐蔽,小说冷峻的基调,恰恰达到了作者希望达到的使国人从目睹麻木的看客中感到恐惧,从而猛醒的目的,实现其“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11}这一效果。恰如在擅长展示这种叙述方式的海明威影响下写出的某些作品一样:“在海明威影响下写出的许多所谓不动感情的侦探小说和冒险小说,其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一点:我们通过自己的双眼看到危险就感到恐惧。”{12}我们在《示众》中的诸多人物身上所看到的,也是某种令人恐惧的东西。假如作者让他自己或作为他代言人的叙述者直接地、明白无误地对读者说话,要取得上述效果是极为困难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① 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 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95页｡
② Gerald Prince, 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 Revised Edition. Lincoln: University of Nabraska Press, 2003. p.89.
③ 鲁迅:《示众》,《鲁迅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07页｡以下所引该作品不另加注｡
④ W.C.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
⑤ 《圣经•创世纪》,22:3-8｡
⑥ J•雷乌巴渥:《批评的多元与阐释的对立》,谭君强译,《文艺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第94页｡
⑦ 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6页｡
⑧ 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59页｡
⑨ 鲁迅:《阿Q正传》,《鲁迅小说集》,第108页-第109页｡
⑩《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3页｡
{11} 《鲁迅全集》,第4卷,第455页｡
{12} W.C.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等译,第308页｡
几乎无事的悲剧——鲁迅小说《示众》简析
转载
作者陈林群
鲁迅先生的小说《示众》引起我的注意，是受了钱理群、王得后两位先生的启发，他们认为：“《示众》是鲁迅对人生世界的客观把握与对心灵世界的主观体验二者的一种契合，……我们甚至可以把《呐喊》、《彷徨》与《故事新编》中的许多小说都看作是《示众》的生发与展开。”①我非常赞同两位先生的论述，但仔细推敲后疑问依然不少。
其一，《示众》收入鲁迅小说集《彷徨》，写于1925年3月18日。除了《故事新编》，大部分“对《示众》进行生发与展开”的小说，都写于《示众》之前。那么，鲁迅为何还要特地写这篇以“示众”为唯一内容并以此命名的小说？
其二，单看《示众》，无论内容还是形式，给读者的最初印象都是单薄和浅白。几乎没有情节，更没有主角。主题单一，结构单调，手法简单。所描写的也不过是“几乎无事的悲剧”②，甚至连悲剧都算不上，只能算是“几乎无事”的日常生活。那么，鲁迅为何如此看重这些日常生活琐事？《示众》这篇小说究竟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有别于鲁迅其他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
其三，“示众”显然是鲁迅关注最长久、研究最深透的问题，是他最重要、最深刻的思想之一。但仅有思想的深刻性与重要性，不足以构成一篇具有重要地位与价值的小说。思想对艺术的损害，正是某些批评者对鲁迅作品的诘难。那么，这篇小说除了思想的深刻，是否还具备艺术的魅力？鲁迅先生“这样”而非像其他小说“那样”处理“示众”题材，是否有艺术的考虑？这种艺术的考虑最终是否与思想的深刻性完美结合，从而使《示众》本身而非仅仅是“示众”题材成为独具一格？换言之，《示众》艺术上的独特性究竟在哪里？
一
要回答这些问题，得先从“幻灯事件”说起。尽管现在有人不知出于什么目的，无端怀疑“幻灯事件”的真实性，但从鲁迅弃医从文、毕生致力于国民性批判、贯穿一生描写“示众”意象可知，“幻灯事件”——也就是“示众”事件——不仅具有生活真实性，更具有精神的真实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认为，童年创伤是一切精神疾患的根本病因，“幻灯事件”正是鲁迅终生难忘的早年心灵“创伤”。这创伤使他毕生致力于国民性批判与传统文化批判，传统文化正是导致种种国民劣根性的根源，而国民劣根性在各种类型的“示众”中表现得最具体、充分；他对中国文化的主要贡献是“立人”思想，而“立人”思想正是反抗“示众”的：不做看客才有可能成为新人，有了新人，民族才有希望。
“示众”这一意象对于鲁迅一生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而，我们可以把《示众》这篇小说看作是“幻灯事件”的文学版，两者有着一目了然的相关性，也正是鲁迅国民性批判的一个基本切入点。因此毫不奇怪，“示众”正是鲁迅最早的三篇著名小说共有的中心意象：《狂人日记》中狂人被邻人好奇地观看，连赵家的狗，也看了狂人两眼，甚至连小孩子，也“睁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孔乙己》中的孔乙己，是咸亨酒店里众人取笑围观的对象，他一出现，“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药》中革命者夏瑜被杀时，一堆看客“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华老栓与他儿子的悲剧，也一样不缺乏热心的看客。鲁迅的一生，从未停止过对看客的描绘与批判，在创作时间长达13年，直至他逝世前不久完成的《故事新编》中，也还有许多“示众”场景的描写：《理水》中的夏禹，《补天》中的女娲、《奔月》中的后羿、《铸剑》中复仇者与暴君的尸骨……都成了看客可以饱看的材料。鲁迅把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看客，称之为“无物之阵”，他们的力量是强大的，他们的眼光足以把不幸者“看”死，足以消解先驱者的奋斗，而他们也在“铁屋子”里奄奄一息地苟活着，还以为世界是个大舞台，正有许多好戏可看。正基于此，鲁迅在其一生的创作中，把看客现象反复地“再示众”于读者面前，为的是唤醒麻木的看客。然而，鲁迅毕生的努力甚至都未使自己避免被“示众”。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鲁迅写下《死》这篇散文，其中有几条不算正式遗嘱的遗言：“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③鲁迅痛恨看客，也痛恨被看。为了让看客们无戏可看，他刻意地不要被纪念，而要人忘记他。令人感到滑稽与荒诞的是，痛恨并终生批判“示众”现象的鲁迅，居然也无法避免被“示众”的命运，这才是悲剧性的根本所在。
虽然鲁迅在诸多小说中已经着力写过很多“示众”场景，但那些场景都有上下文，不是主要情节，因而“示众”容易被上下文冲淡、遮蔽，甚至被读者理解成是悲剧之果，而非悲剧之因。正如我们读《阿Q正传》，往往会认为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使阿Q枉死，却不知鲁迅想要表达的恰恰相反，正是像阿Q这样愚昧麻木除了生存只剩下观看的国民才导致辛亥革命无法彻底，即使把他们发动起来，革命也一样变型走样。而没有上下文的《示众》则把“示众”从有上下文的场景提升到没有上下文的“原型”的高度，“示众”因而成为一切悲剧的因。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示众》是鲁迅小说创作的纲，是原型，是象征，其他小说对《示众》的生发与展开就形成了“目”，是《示众》原型与象征的具体化、形象化，是《示众》这棵树的枝与叶。没有《示众》的高度象征，其余小说的生发与展开就显得零散，不醒目，难以引起读者的高度重视。欲引起读者的重视，证明了鲁迅自己对这一可能是中国特有而普遍存在的国民性顽疾的高度重视。我认为这是鲁迅创作《示众》的思想动因。
鲁迅先生为何把“示众”视为最严重的国民性顽疾而反复描写这一意象？从小说《示众》来看，描写的无非是一些日常生活场景：马路上默默前奔的车夫，无精打采地叫卖包子的胖孩子。忽然来了巡警与犯人，引来了一群围观者，最终恢复原样。这顶多是一幕“阳光底下无新事”的普通场景，连“幻灯事件”中的砍头场面也没有，鲁迅为何痛心疾首地称之为“悲剧”？鲁迅曾经为悲剧定义：“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④《示众》里的看客，也许正是热心观看无数祥林嫂死去的那伙人，在一生的看客生涯中，他们看着很多人痛苦不幸甚至死去，依然像阿Q一样大叫“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临到自己示众游街将被砍头还不醒悟，依然为了满足看客而叫出“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的经典台词。在这出双重的悲剧中，毁灭的“有价值”的东西，正是“被示众者”与“看示众者”的生命。革命党夏瑜被专制者无情镇压，其实只是表层的悲剧；看客们热心冷血地观看革命党被杀，才是更深层的悲剧——后者其实是前者的必然结果。但这毕竟是较为戏剧性的，不可能天天上演的，最深层的普遍性悲剧在于，当看客们没有什么可看时，他们也千方百计地找寻着观看的材料，就像《示众》结尾，热闹过去了，胖大汉就在槐阴下看那很快地一起一落的狗肚皮，这是更日常的更普遍的情形，鲁迅因而绝望道：“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多。”⑤其沉痛决不亚于前者，因为有如此国民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然而，看客古已有之，于今未绝。鲁迅笔下首善之区西城马路上的这一幕，不断在上演，只不过看的形式更花样百出，途径更多，不出家门就可看到各种奇闻轶事。这正是鲁迅从真实生活中提炼出的我们生活的基本形态与内容：看/被看，也即：看示众/被示众。以小说这种艺术化的形式高度概括出人类的性格如阿Q，我们姑妄称之为典型人物⑥，高度概括出人类而不是个体的生活本质，大概就可称之为原型。因此，我认为《示众》是一篇象征小说，它在思想内涵上对生活本质的揭示，在艺术上对象征的运用，达到了完美结合的程度，具有思想和艺术两方面的深刻性、丰富性与开放性。
二
一般来说，能称之为原型的都是可以作生发与展开的，而且，用来塑造原型的艺术方法，只有象征。当然，是整体象征，而非象征手法，且象征也有各种不同的具体方法。
先说整体象征与象征手法的不同。《狂人日记》里关于中国历史是“吃人”的说法，《长明灯》里的疯子“他”要熄灭长明灯的描写等，都属象征手法。象征手法一定是局部的，不是整体的。卡夫卡的《变形记》就是整体象征，这种象征贯穿整篇小说，象征也从局部的艺术手法上升到了一种整体构思。因此，象征手法是一种修辞手段，而整体象征则是一种思维方式。具体到《示众》，我们看不到诸如“吃人”之类明显的象征手法，整篇小说基本写实，因而也看不出《变形记》式的整体象征，为何我称它是象征小说？
前面已说过，整体象征也有各种不同的方法，我们可以用贝克特的剧本《等待戈多》来作比较。《等待戈多》表面上与《示众》非常相似，描写了弗拉季米尔与爱斯特拉冈等待戈多的过程。但是，戈多到底是什么？弗拉季米尔与爱斯特拉冈为什么要等待戈多？他们最终等到了没有？剧本都没有交待。因此，它不是写实的，而是表现主义的。剧本中人物的言行不像写实作品中的人物言行具有可理解的现实意义，却有象征意义，因此我们能看懂他们说什么做什么，却不知意义何在。《等待戈多》正是通过貌似现实生活的细节来象征生活的荒诞，其文本本身也是荒诞的。《示众》却用了现实主义的写实手法，从真实的现实生活中提炼出生活的荒诞性，同样达到了象征的目的，其文本却是易懂的，并不荒诞。
那么，两者同为整体象征作品，为何面貌迥异？众所周知，象征有两个层次构成：象征意象与象征寓意。凡象征作品均只出现象征意象，而不出现象征寓意，因为象征作品正是要以一个简单的原型达到最大限度放射寓意的目的。但象征意象出现的面目可以有多种，比如《等待戈多》的象征意象是以对现实进行了夸张、变形后的面目出现的，这种变形夸张又不如《变形记》中人变成甲虫那么直接、明显，故使人误以为是写实。《示众》却是以未经变形的现实本来面目出现的，因而一目了然，却也使人误以为不是象征。而我之所以把它视作象征小说，除了以上所述，还有三个原因。
第一，现实主义的写实，必须有故事情节、主要人物，交待事情起因、过程与结局，这些《示众》中全没有。而象征的写实没有曲折的情节，它提供的仅仅是一些元素性的细节，标志性的特征，如《示众》这篇小说，没有主角，人物都无名无姓，但有标志性的生理特征：胖、秃、老、粗、猫脸、椭圆脸等等；所述事情非常简单，无非就是“示众”，也就是看与被看，“看”便是一个元素性的细节。其间没有戏剧冲突，只有一个简单的动作“看”。鲁迅借他漫画式的笔、深厚的白描功夫，为我们画出了看客的众生相及他们的心理。他们都只有一些抽象的人形，而无具体的血肉，更无来历，也无结局。因而，这些人物形象是高度抽象化的。“示众” 事件虽然描写得很具体、细节很充实，但也不具备故事性，只是一幕场景。此外，人物面目不清，事情无有因果，常常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写作手法，而很多现代主义作品正是象征作品。
第二，从鲁迅其他小说中，我们常常可以读到鲁迅压制不住的哀与怒，而从《示众》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作者的主观情绪，如果说我们也会感受到鲁迅的主观情绪，那是因为我们通过其他作品已经充分了解了鲁迅的思想倾向。这样不动声色地客观描绘，在鲁迅这样一个诗人气质强烈、易动怒上火的作家来说，是不多见的。不动声色地叙事正是象征作品的一个标志。
第三，象征作品的寓意具有多义性、开放性，其高度抽象的形象与细节可以具体化为不同的文本和生活。我们从《等待戈多》剧本中仅获知“等待”，等待是什么？等待什么？为什么等待？等待的结果是什么？读者完全可以自由联想：生活的本质是否就是等待——等待升官，等待发财，等待爱情，等待奇迹，等待死去？等等。《示众》的多义性主要体现在它所生发出来的种种不同的“示众”故事及现实生活中：祥林嫂被当作玩物般观赏是一种示众，革命者夏瑜被杀是一种示众，阿Q看杀革命党是一种示众，阿Q被砍头前的“示众”是典型的示众，人类操控动物互斗让人观斗，现代人从各种媒体上看明星政客们亮相示众，我们现在甚至可以在电视里看直播的战争进程，战争也示众于我们面前。“示众”原本特指“游街示众”，“斩首示众”，是一种惩罚，而鲁迅对原义进行了生发，使种种毫无意义的看与被看都变成了“示众”的内涵。
因此，小说《示众》无论就其人物描画（描画而非塑造，是因为塑造需要丰满的血肉，描画只需要几根线条），还是事件描述，都抽去了写实作品所要求的丰富性、具体性，只剩下些元素性、标志性的形象轮廓与基本动作。“示众”仅仅是一种生活现象，是生活的一个片断，而这片断经过鲁迅先生的描绘，具有了高度的概括性：从古到今以至将来，人们生活在“无事”的无聊中，以观看“无事”为人生乐事。它的象征意义便是《圣经·传道书》中一句话：阳光底下无新事。因为无新事，人们才起劲地找事来看，于是“看与被看”就成了无聊者的生活本质。在这里，鲁迅原先对封建专制几千年下国人生活的悲怒，已经上升到对人类生活本身的绝望。鲁迅是个悲观主义者，而历史与现实使他的悲观更变成了绝望，因此生出这样的感叹：“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难道所谓国民性者，真是这样地难于改变的么？倘如此，将来的命运便大略可想了，也还是一句烂熟的话：古已有之。”⑦鲁迅发出这种感叹的时候，正是在写《示众》的前两个月，这篇小说可视作鲁迅先生“绝望的抗争”的表现。
《示众》所描写的虽然是人类有史以来一个再平常不过的瞬间，是我们生活的一块切片，而它所涵盖所辐射的却是整个中国历史。它真实地揭示了中国式日常生活的本来面目，实质上的悲剧性与荒诞性。这就是整体象征的穿透力与辐射力——它使我们逃无所逃，在劫难逃。就像哈姆雷特“生存还是死亡”，是每个人必须面临的人生困境，“看与被看”也是这样一个有关生活、生命意义的人生困境与难题。我们谁也免不了看与被看，免不了被笼罩于“无事”的日常生活中。《示众》把这道终极性的人生难题丢在读者面前，无法回避。这也便是《示众》的价值——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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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小说、诗歌、散文、杂文上均有建树。他写的小说不多。但却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再读他的小说的时候，忽然发现他的小说有一种潜在的模式，那就是“示众”模式。
鲁迅曾经写过一篇小说，名字叫《示众》，小说中充分展示了看与被看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又不局限在《示众》一文中，在他的其他小说，如《药》《祝福》《孤独者》《啊Q正传》等文章中同样可以看到这种结构模式。下面以《药》一篇为例，说明鲁迅文中的这种模式。
且看《药》。小说一开头是华老栓去买药的情景描写：当华老栓提着灯笼走向刑场买药时，他又碰到了去刑场的人们。他们“象久饿的人见了食物一样，眼里闪出一种擢取的光。”而周围“只见许多古怪的人，三三两两，鬼似地在那徘徊。”当即将开斩时，则“一阵脚步声响，一眨眼，已经拥过了一大簇人，那三三两两的人，也忽然合作一堆，潮一般向前赶。”当开斩时，那些人“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向上提着。”面对这样的情景，真的感到可笑。但是，你又怎么能笑得出呢？读者多会质问起，“那是怎样的一个世道啊？”夏瑜为了使你们这些贫穷的人过得好些，为了使这弱小的中国强大起来，不惜牺牲自己，而这些人们却毫不感动。竟把他的杀头当成了好戏，竟争先恐后地去去“看”，可谓无聊至极。而夏瑜则很悲哀的成为了“被看”中的那一位主角。鲁迅的笔触可谓犀利，只通过寥寥几笔，便把“看客”的神态表露无遗，并将“被看者”的悲哀深深地刻入读者的脑中。希望能引起注视，并相出办法以解决。
再看《药》中一段“人们谈小栓吃药”的描写：华老栓酒店里的花白胡子与驼背五少爷在谈小栓吃药，康大叔在谈，坐在壁角上的驼背在谈，甚至二十多岁的青年也在谈。酒店里全部人都在谈。不论男女老少全都在谈。并因此而使那死气沉沉的酒店“便又现出活气，谈笑起来，小栓也趁着热闹。”他们“众人都耸着耳朵听”康大叔的歪论。因此，康大叔便格外高兴，“越发大声了”。他们于是不断地附和着，呼应着，还说夏瑜是“疯子”。他们竟然把一个为了他们的幸福而牺牲的革命者当成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料，他们的良心真是被狗叼了。他们竟然麻木残忍至此。当然，在此其中，夏瑜又再成为“被看”的对象，茶客也再次地成为“看客”。鲁迅就是如此在无声无息中将人物的共有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将悲剧性恰倒好处地表现了出来。
其实，《药》中还将这“看”与“被看”的关系上升为“吃”与“被吃”的关系。夏瑜为革命而牺牲了，而却被无知的小栓吃掉了。革命者的鲜血就这样被糟蹋了。鲁迅就希望通过这样的结局在读者的心灵中引起拷问，希望从而唤醒民心，并反思革命失败的原因。这就是鲁迅写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所在了。
同样，鲁迅的其他作品大多采用了这个“示众”的模式。《祝福》中的祥林嫂是“被看”，乡村里的人是“看客”；《啊Q正传》里的啊Q既是“看客”也是“被看”之人；《呐喊自序》中革命者因杀头而“被看”，中日学生均为“看客”等等。而鲁迅小说成功的原因之一，大概就是他采用了这样的一种令人哭笑不得的特殊模式。鲁迅希望人们在读他的小说的时候得到一种警醒，一种反思，一种启示。鲁迅深刻地感到改造国民性的迫切感，他希望通过他的笔唤醒那些麻木而善良的灵魂，希望他们和他一样并肩作战，一起努力，为推翻吃人的社会而斗争。
总的说来，鲁迅小说中的“示众”描写反复出现，令人当时的人印象深刻，过目难忘，反复思考。于是，他达到了他的写作目的——“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他是成功的。
转载
作者陈林群
鲁迅先生的小说《示众》引起我的注意，是受了钱理群、王得后两位先生的启发，他们认为：“《示众》是鲁迅对人生世界的客观把握与对心灵世界的主观体验二者的一种契合，……我们甚至可以把《呐喊》、《彷徨》与《故事新编》中的许多小说都看作是《示众》的生发与展开。”①我非常赞同两位先生的论述，但仔细推敲后疑问依然不少。
其一，《示众》收入鲁迅小说集《彷徨》，写于1925年3月18日。除了《故事新编》，大部分“对《示众》进行生发与展开”的小说，都写于《示众》之前。那么，鲁迅为何还要特地写这篇以“示众”为唯一内容并以此命名的小说？
其二，单看《示众》，无论内容还是形式，给读者的最初印象都是单薄和浅白。几乎没有情节，更没有主角。主题单一，结构单调，手法简单。所描写的也不过是“几乎无事的悲剧”②，甚至连悲剧都算不上，只能算是“几乎无事”的日常生活。那么，鲁迅为何如此看重这些日常生活琐事？《示众》这篇小说究竟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有别于鲁迅其他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
其三，“示众”显然是鲁迅关注最长久、研究最深透的问题，是他最重要、最深刻的思想之一。但仅有思想的深刻性与重要性，不足以构成一篇具有重要地位与价值的小说。思想对艺术的损害，正是某些批评者对鲁迅作品的诘难。那么，这篇小说除了思想的深刻，是否还具备艺术的魅力？鲁迅先生“这样”而非像其他小说“那样”处理“示众”题材，是否有艺术的考虑？这种艺术的考虑最终是否与思想的深刻性完美结合，从而使《示众》本身而非仅仅是“示众”题材成为独具一格？换言之，《示众》艺术上的独特性究竟在哪里？
一
要回答这些问题，得先从“幻灯事件”说起。尽管现在有人不知出于什么目的，无端怀疑“幻灯事件”的真实性，但从鲁迅弃医从文、毕生致力于国民性批判、贯穿一生描写“示众”意象可知，“幻灯事件”——也就是“示众”事件——不仅具有生活真实性，更具有精神的真实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认为，童年创伤是一切精神疾患的根本病因，“幻灯事件”正是鲁迅终生难忘的早年心灵“创伤”。这创伤使他毕生致力于国民性批判与传统文化批判，传统文化正是导致种种国民劣根性的根源，而国民劣根性在各种类型的“示众”中表现得最具体、充分；他对中国文化的主要贡献是“立人”思想，而“立人”思想正是反抗“示众”的：不做看客才有可能成为新人，有了新人，民族才有希望。
“示众”这一意象对于鲁迅一生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而，我们可以把《示众》这篇小说看作是“幻灯事件”的文学版，两者有着一目了然的相关性，也正是鲁迅国民性批判的一个基本切入点。因此毫不奇怪，“示众”正是鲁迅最早的三篇著名小说共有的中心意象：《狂人日记》中狂人被邻人好奇地观看，连赵家的狗，也看了狂人两眼，甚至连小孩子，也“睁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孔乙己》中的孔乙己，是咸亨酒店里众人取笑围观的对象，他一出现，“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药》中革命者夏瑜被杀时，一堆看客“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华老栓与他儿子的悲剧，也一样不缺乏热心的看客。鲁迅的一生，从未停止过对看客的描绘与批判，在创作时间长达13年，直至他逝世前不久完成的《故事新编》中，也还有许多“示众”场景的描写：《理水》中的夏禹，《补天》中的女娲、《奔月》中的后羿、《铸剑》中复仇者与暴君的尸骨……都成了看客可以饱看的材料。鲁迅把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看客，称之为“无物之阵”，他们的力量是强大的，他们的眼光足以把不幸者“看”死，足以消解先驱者的奋斗，而他们也在“铁屋子”里奄奄一息地苟活着，还以为世界是个大舞台，正有许多好戏可看。正基于此，鲁迅在其一生的创作中，把看客现象反复地“再示众”于读者面前，为的是唤醒麻木的看客。然而，鲁迅毕生的努力甚至都未使自己避免被“示众”。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鲁迅写下《死》这篇散文，其中有几条不算正式遗嘱的遗言：“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③鲁迅痛恨看客，也痛恨被看。为了让看客们无戏可看，他刻意地不要被纪念，而要人忘记他。令人感到滑稽与荒诞的是，痛恨并终生批判“示众”现象的鲁迅，居然也无法避免被“示众”的命运，这才是悲剧性的根本所在。
虽然鲁迅在诸多小说中已经着力写过很多“示众”场景，但那些场景都有上下文，不是主要情节，因而“示众”容易被上下文冲淡、遮蔽，甚至被读者理解成是悲剧之果，而非悲剧之因。正如我们读《阿Q正传》，往往会认为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使阿Q枉死，却不知鲁迅想要表达的恰恰相反，正是像阿Q这样愚昧麻木除了生存只剩下观看的国民才导致辛亥革命无法彻底，即使把他们发动起来，革命也一样变型走样。而没有上下文的《示众》则把“示众”从有上下文的场景提升到没有上下文的“原型”的高度，“示众”因而成为一切悲剧的因。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示众》是鲁迅小说创作的纲，是原型，是象征，其他小说对《示众》的生发与展开就形成了“目”，是《示众》原型与象征的具体化、形象化，是《示众》这棵树的枝与叶。没有《示众》的高度象征，其余小说的生发与展开就显得零散，不醒目，难以引起读者的高度重视。欲引起读者的重视，证明了鲁迅自己对这一可能是中国特有而普遍存在的国民性顽疾的高度重视。我认为这是鲁迅创作《示众》的思想动因。
鲁迅先生为何把“示众”视为最严重的国民性顽疾而反复描写这一意象？从小说《示众》来看，描写的无非是一些日常生活场景：马路上默默前奔的车夫，无精打采地叫卖包子的胖孩子。忽然来了巡警与犯人，引来了一群围观者，最终恢复原样。这顶多是一幕“阳光底下无新事”的普通场景，连“幻灯事件”中的砍头场面也没有，鲁迅为何痛心疾首地称之为“悲剧”？鲁迅曾经为悲剧定义：“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④《示众》里的看客，也许正是热心观看无数祥林嫂死去的那伙人，在一生的看客生涯中，他们看着很多人痛苦不幸甚至死去，依然像阿Q一样大叫“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临到自己示众游街将被砍头还不醒悟，依然为了满足看客而叫出“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的经典台词。在这出双重的悲剧中，毁灭的“有价值”的东西，正是“被示众者”与“看示众者”的生命。革命党夏瑜被专制者无情镇压，其实只是表层的悲剧；看客们热心冷血地观看革命党被杀，才是更深层的悲剧——后者其实是前者的必然结果。但这毕竟是较为戏剧性的，不可能天天上演的，最深层的普遍性悲剧在于，当看客们没有什么可看时，他们也千方百计地找寻着观看的材料，就像《示众》结尾，热闹过去了，胖大汉就在槐阴下看那很快地一起一落的狗肚皮，这是更日常的更普遍的情形，鲁迅因而绝望道：“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多。”⑤其沉痛决不亚于前者，因为有如此国民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然而，看客古已有之，于今未绝。鲁迅笔下首善之区西城马路上的这一幕，不断在上演，只不过看的形式更花样百出，途径更多，不出家门就可看到各种奇闻轶事。这正是鲁迅从真实生活中提炼出的我们生活的基本形态与内容：看/被看，也即：看示众/被示众。以小说这种艺术化的形式高度概括出人类的性格如阿Q，我们姑妄称之为典型人物⑥，高度概括出人类而不是个体的生活本质，大概就可称之为原型。因此，我认为《示众》是一篇象征小说，它在思想内涵上对生活本质的揭示，在艺术上对象征的运用，达到了完美结合的程度，具有思想和艺术两方面的深刻性、丰富性与开放性。
二
一般来说，能称之为原型的都是可以作生发与展开的，而且，用来塑造原型的艺术方法，只有象征。当然，是整体象征，而非象征手法，且象征也有各种不同的具体方法。
先说整体象征与象征手法的不同。《狂人日记》里关于中国历史是“吃人”的说法，《长明灯》里的疯子“他”要熄灭长明灯的描写等，都属象征手法。象征手法一定是局部的，不是整体的。卡夫卡的《变形记》就是整体象征，这种象征贯穿整篇小说，象征也从局部的艺术手法上升到了一种整体构思。因此，象征手法是一种修辞手段，而整体象征则是一种思维方式。具体到《示众》，我们看不到诸如“吃人”之类明显的象征手法，整篇小说基本写实，因而也看不出《变形记》式的整体象征，为何我称它是象征小说？
前面已说过，整体象征也有各种不同的方法，我们可以用贝克特的剧本《等待戈多》来作比较。《等待戈多》表面上与《示众》非常相似，描写了弗拉季米尔与爱斯特拉冈等待戈多的过程。但是，戈多到底是什么？弗拉季米尔与爱斯特拉冈为什么要等待戈多？他们最终等到了没有？剧本都没有交待。因此，它不是写实的，而是表现主义的。剧本中人物的言行不像写实作品中的人物言行具有可理解的现实意义，却有象征意义，因此我们能看懂他们说什么做什么，却不知意义何在。《等待戈多》正是通过貌似现实生活的细节来象征生活的荒诞，其文本本身也是荒诞的。《示众》却用了现实主义的写实手法，从真实的现实生活中提炼出生活的荒诞性，同样达到了象征的目的，其文本却是易懂的，并不荒诞。
那么，两者同为整体象征作品，为何面貌迥异？众所周知，象征有两个层次构成：象征意象与象征寓意。凡象征作品均只出现象征意象，而不出现象征寓意，因为象征作品正是要以一个简单的原型达到最大限度放射寓意的目的。但象征意象出现的面目可以有多种，比如《等待戈多》的象征意象是以对现实进行了夸张、变形后的面目出现的，这种变形夸张又不如《变形记》中人变成甲虫那么直接、明显，故使人误以为是写实。《示众》却是以未经变形的现实本来面目出现的，因而一目了然，却也使人误以为不是象征。而我之所以把它视作象征小说，除了以上所述，还有三个原因。
第一，现实主义的写实，必须有故事情节、主要人物，交待事情起因、过程与结局，这些《示众》中全没有。而象征的写实没有曲折的情节，它提供的仅仅是一些元素性的细节，标志性的特征，如《示众》这篇小说，没有主角，人物都无名无姓，但有标志性的生理特征：胖、秃、老、粗、猫脸、椭圆脸等等；所述事情非常简单，无非就是“示众”，也就是看与被看，“看”便是一个元素性的细节。其间没有戏剧冲突，只有一个简单的动作“看”。鲁迅借他漫画式的笔、深厚的白描功夫，为我们画出了看客的众生相及他们的心理。他们都只有一些抽象的人形，而无具体的血肉，更无来历，也无结局。因而，这些人物形象是高度抽象化的。“示众” 事件虽然描写得很具体、细节很充实，但也不具备故事性，只是一幕场景。此外，人物面目不清，事情无有因果，常常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写作手法，而很多现代主义作品正是象征作品。
第二，从鲁迅其他小说中，我们常常可以读到鲁迅压制不住的哀与怒，而从《示众》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作者的主观情绪，如果说我们也会感受到鲁迅的主观情绪，那是因为我们通过其他作品已经充分了解了鲁迅的思想倾向。这样不动声色地客观描绘，在鲁迅这样一个诗人气质强烈、易动怒上火的作家来说，是不多见的。不动声色地叙事正是象征作品的一个标志。
第三，象征作品的寓意具有多义性、开放性，其高度抽象的形象与细节可以具体化为不同的文本和生活。我们从《等待戈多》剧本中仅获知“等待”，等待是什么？等待什么？为什么等待？等待的结果是什么？读者完全可以自由联想：生活的本质是否就是等待——等待升官，等待发财，等待爱情，等待奇迹，等待死去？等等。《示众》的多义性主要体现在它所生发出来的种种不同的“示众”故事及现实生活中：祥林嫂被当作玩物般观赏是一种示众，革命者夏瑜被杀是一种示众，阿Q看杀革命党是一种示众，阿Q被砍头前的“示众”是典型的示众，人类操控动物互斗让人观斗，现代人从各种媒体上看明星政客们亮相示众，我们现在甚至可以在电视里看直播的战争进程，战争也示众于我们面前。“示众”原本特指“游街示众”，“斩首示众”，是一种惩罚，而鲁迅对原义进行了生发，使种种毫无意义的看与被看都变成了“示众”的内涵。
因此，小说《示众》无论就其人物描画（描画而非塑造，是因为塑造需要丰满的血肉，描画只需要几根线条），还是事件描述，都抽去了写实作品所要求的丰富性、具体性，只剩下些元素性、标志性的形象轮廓与基本动作。“示众”仅仅是一种生活现象，是生活的一个片断，而这片断经过鲁迅先生的描绘，具有了高度的概括性：从古到今以至将来，人们生活在“无事”的无聊中，以观看“无事”为人生乐事。它的象征意义便是《圣经·传道书》中一句话：阳光底下无新事。因为无新事，人们才起劲地找事来看，于是“看与被看”就成了无聊者的生活本质。在这里，鲁迅原先对封建专制几千年下国人生活的悲怒，已经上升到对人类生活本身的绝望。鲁迅是个悲观主义者，而历史与现实使他的悲观更变成了绝望，因此生出这样的感叹：“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难道所谓国民性者，真是这样地难于改变的么？倘如此，将来的命运便大略可想了，也还是一句烂熟的话：古已有之。”⑦鲁迅发出这种感叹的时候，正是在写《示众》的前两个月，这篇小说可视作鲁迅先生“绝望的抗争”的表现。
《示众》所描写的虽然是人类有史以来一个再平常不过的瞬间，是我们生活的一块切片，而它所涵盖所辐射的却是整个中国历史。它真实地揭示了中国式日常生活的本来面目，实质上的悲剧性与荒诞性。这就是整体象征的穿透力与辐射力——它使我们逃无所逃，在劫难逃。就像哈姆雷特“生存还是死亡”，是每个人必须面临的人生困境，“看与被看”也是这样一个有关生活、生命意义的人生困境与难题。我们谁也免不了看与被看，免不了被笼罩于“无事”的日常生活中。《示众》把这道终极性的人生难题丢在读者面前，无法回避。这也便是《示众》的价值——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2500243.html
鲁迅在小说、诗歌、散文、杂文上均有建树。他写的小说不多。但却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再读他的小说的时候，忽然发现他的小说有一种潜在的模式，那就是“示众”模式。
鲁迅曾经写过一篇小说，名字叫《示众》，小说中充分展示了看与被看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又不局限在《示众》一文中，在他的其他小说，如《药》《祝福》《孤独者》《啊Q正传》等文章中同样可以看到这种结构模式。下面以《药》一篇为例，说明鲁迅文中的这种模式。
且看《药》。小说一开头是华老栓去买药的情景描写：当华老栓提着灯笼走向刑场买药时，他又碰到了去刑场的人们。他们“象久饿的人见了食物一样，眼里闪出一种擢取的光。”而周围“只见许多古怪的人，三三两两，鬼似地在那徘徊。”当即将开斩时，则“一阵脚步声响，一眨眼，已经拥过了一大簇人，那三三两两的人，也忽然合作一堆，潮一般向前赶。”当开斩时，那些人“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向上提着。”面对这样的情景，真的感到可笑。但是，你又怎么能笑得出呢？读者多会质问起，“那是怎样的一个世道啊？”夏瑜为了使你们这些贫穷的人过得好些，为了使这弱小的中国强大起来，不惜牺牲自己，而这些人们却毫不感动。竟把他的杀头当成了好戏，竟争先恐后地去去“看”，可谓无聊至极。而夏瑜则很悲哀的成为了“被看”中的那一位主角。鲁迅的笔触可谓犀利，只通过寥寥几笔，便把“看客”的神态表露无遗，并将“被看者”的悲哀深深地刻入读者的脑中。希望能引起注视，并相出办法以解决。
再看《药》中一段“人们谈小栓吃药”的描写：华老栓酒店里的花白胡子与驼背五少爷在谈小栓吃药，康大叔在谈，坐在壁角上的驼背在谈，甚至二十多岁的青年也在谈。酒店里全部人都在谈。不论男女老少全都在谈。并因此而使那死气沉沉的酒店“便又现出活气，谈笑起来，小栓也趁着热闹。”他们“众人都耸着耳朵听”康大叔的歪论。因此，康大叔便格外高兴，“越发大声了”。他们于是不断地附和着，呼应着，还说夏瑜是“疯子”。他们竟然把一个为了他们的幸福而牺牲的革命者当成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料，他们的良心真是被狗叼了。他们竟然麻木残忍至此。当然，在此其中，夏瑜又再成为“被看”的对象，茶客也再次地成为“看客”。鲁迅就是如此在无声无息中将人物的共有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将悲剧性恰倒好处地表现了出来。
其实，《药》中还将这“看”与“被看”的关系上升为“吃”与“被吃”的关系。夏瑜为革命而牺牲了，而却被无知的小栓吃掉了。革命者的鲜血就这样被糟蹋了。鲁迅就希望通过这样的结局在读者的心灵中引起拷问，希望从而唤醒民心，并反思革命失败的原因。这就是鲁迅写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所在了。
同样，鲁迅的其他作品大多采用了这个“示众”的模式。《祝福》中的祥林嫂是“被看”，乡村里的人是“看客”；《啊Q正传》里的啊Q既是“看客”也是“被看”之人；《呐喊自序》中革命者因杀头而“被看”，中日学生均为“看客”等等。而鲁迅小说成功的原因之一，大概就是他采用了这样的一种令人哭笑不得的特殊模式。鲁迅希望人们在读他的小说的时候得到一种警醒，一种反思，一种启示。鲁迅深刻地感到改造国民性的迫切感，他希望通过他的笔唤醒那些麻木而善良的灵魂，希望他们和他一样并肩作战，一起努力，为推翻吃人的社会而斗争。
总的说来，鲁迅小说中的“示众”描写反复出现，令人当时的人印象深刻，过目难忘，反复思考。于是，他达到了他的写作目的——“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他是成功的。
鲁迅给我的启示！100分要求明天的！400字作文！
当新世纪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面对中国当代文学走过的历程，我们想起我们一代文学大师
—鲁迅。鲁迅先生以他那博大雄浑的文化气度及其所开创的一代文学精神，在创作意识、精神
气质、文化观念以及包括语 言在内的审美表现形式上，给中国当代作家以无穷的滋养和灵魂
的启迪，甚至对于我们这一中学生也有很大的启示。
鲁迅本名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他发
表大量的文章来唤醒一个泱泱大国中像横尸走肉般的中国人，因此鲁迅对我们的影响的非常巨
大的。
鲁迅在“五四”时代所执著的启蒙意识、忧患意识在当代作家的写作中获得 进一步的深入和
发展。鲁迅给当代作家留下了更大的追寻与反思的空间。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学会真诚地面对时
代和社会人生，提升自身言说与写作的意义，在中 国这块坚实而厚重的大地上，发出自己真
实的生命的内在之音。
鲁迅是现代中国最有创造性和独立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思想“和“文学“都有
专名人的生命和思想的意识观念和社会制度。人是社会的目的，而不是社会的工具，一切文化
和文明都是人所创造而有益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如果背离这一点，多么高深的文明和高级的
社会形式都有不合理性，都值得怀疑和改造。西方社会的文艺复兴、思想启蒙和现代主义思想
给了鲁迅以启示，只不过它们是以反叛神权和宗教，建立世俗社会和人的思想为目标。中国传
统社会有一套以“官本位“和“礼“文化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价值系统，人要么是“官“的奴隶
，要么是“礼“和“理“的物化对象，没有独立的人格和价值，所以，现代思想启蒙就是以挣
脱传统思想的束缚，争得做人的地位和价值为目标。鲁迅是现代思想革命的先觉者和建设着，
他以“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反叛思维和战斗精神建筑了现代思想文
化大厦，把“先行着“的悲剧性和荒诞性体验提升到生命存在的价值高度，为中国现代思想和
文学贡献了最宝贵的思想智慧和精神品格。
鲁迅的文学是精神的“反叛“与生命“挣扎“的文学，是的意义，是独特的精神和语言
存在。他是传统文化和人性的勘探者，是现代思想的建筑师。他的思想与文学、思想家和文学
家的鲁迅都是一体的，他创造了现代社会精神文化，并成为其重要的一环或结构，奠定了他在
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在由传统向现代思想和文学的转变过程中，鲁迅是一座界碑
，他的启蒙思想和立意“深切”、格式“特别“的文学具有现代思想和文学的革命的原型的意
义。他关注人的思想的觉醒和社会、民族的解放，大胆实践和推动中国文学的意义和文体形式
变革，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反思、批判中国历史的“非人道“现象和传统文化的惰性力量，提
倡思想的“立人“和“致人性于全“主张，认为思想启蒙和社会的变革“首在立人，人立而后
凡事举“，人是社会的主体，是文化的根本，“尊个性而张精神“，“掊物质而张灵敏，任个
性而排众数“（《文化偏至论》）才是社会变革的当务之急。“立人“即要实现人的意识觉醒
相精神的独立，释放人的生命能量，怀疑和反叛一切制约人的生命和思想的意识观念和社会制
度。人是社会的目的，而不是社会的工具，一切文化和文明都是人所创造而有益于人的生存和
发展的，如果背离这一点，多么高深的文明和高级的社会形式都有不合理性，都值得怀疑和改
造。西方社会的文艺复兴、思想启蒙和现代主义思想给了鲁迅以启示，只不过它们是以反叛神
权和宗教，建立世俗社会和人的思想为目标。中国传统社会有一套以“官本位“和“礼“文化
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价值系统，人要么是“官“的奴隶，要么是“礼“和“理“的物化对象，没
有独立的人格和价值，所以，现代思想启蒙就是以挣脱传统思想的束缚，争得做人的地位和价
值为目标。鲁迅是现代思想革命的先觉者和建设着，他以“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
漓的鲜血“的反叛思维和战斗精神建筑了现代思想文化大厦，把“先行着“的悲剧性和荒诞性
体验提升到生命存在的价值高度，为中国现代思想和文学贡献了最宝贵的思想智慧和精神品格
。
鲁迅的文学是精神的“反抗”与生命“挣扎“的文学，是为了争取做人的资格：生存、
温饱和发展的“反叛“，对生命体验的“彷徨”、“孤独“和“绝望“的“挣扎“。它所显示
出的思想的深刻性和彻底性、生命体验的独特性和丰富性，正是鲁迅思想和文学的魅力所在，
也是区别他人具其独特价值的地方。他在文学中所表现的“改造国民性“主题和“绝望的抗战
“体验也是2O世纪中国乃至世界思想史上最有价值深度的母题之一。要“立人“，就要进行思
想的启蒙，就要反叛“非人“的思想和“吃人“的社会制度，就要揭露“吃人者“的把戏和“
被吃者“的人性弱点。鲁迅对传统思想和礼教制度，从汉语表达的方式到伦理道德的面具，从
人的潜意识到社会制度都进行了深刻而彻底的揭露和批判，对沉默的国民灵魂也进行了真实的
去蔽。
鲁迅的三大精神：
（1）鲁迅的爱国主义精神
鲁迅从青年时代起，就立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宏伟志向。他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后
，便更加自觉地把自己的一切献给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事业。他对敌人毫不留情，对祖国和人
民怀着真挚的爱。“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一广为传诵的名句，正是他的爱国
主义精神和崇高人格的生动写照。为了使祖国摆脱凌辱、人民得到解放，他一生毫不懈怠地进
行战斗，一直站在时代潮流的最前列。彻底的爱国主义精神，使他坚决背叛所出身的封建士大
夫阶级，看清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动摇性，坚信只有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才能拯救祖国。
中国知识分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崇高气节，中国人民决不甘受外
人凌辱、为维护民族尊严而进行英勇斗争的光荣传统，在鲁迅身上得到集中体现，后来又由于
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指导而得到升华，获得了全新的性质和时代内容。他无私无畏，吃的是“草
”，挤出的是“奶”，是冲锋陷阵的模范，是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模范。鲁迅逝世以后，上海人
民和全国各地人民为他举行隆重葬礼和悼念活动，上海民众代表在他的灵柩上覆盖了写有“民
族魂”三个大字的旗帜。“民族魂”枣这正是中国人民对于自己伟大代表的最中肯贴切的评价
。
（2）鲁迅韧的战斗精神
鲁迅骨头最硬，斗争最坚决。他主张韧的战斗。“韧”就是百折不挠，就是锲而不舍。
鲁迅清醒地看到，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挫折、失败和牺牲是难以避免的。但是，为了实现民
族解放、国家富强的革命目标，“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鲁迅历来不赞
成对革命事业抱浪漫主义的幻想，多次批评那些认为革命“一个斤头便告成功”的人，指出：
“倘若一切都四平八稳，势如破竹，便无所谓革命，无所谓战斗”，“革命有血，有污秽，但
有婴孩”。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他一方面与敌人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随时准备牺牲自己
的生命，一方面痛斥出卖革命的叛徒，揭露附着于狮子身上的害虫枣钻入革命营垒的投机分子
，以及在革命受到挫折时竞相忏悔颓唐的“翻着筋斗的革命家”。在革命高涨的时候，他又告
诫人们不要头脑发热，要“首先守住营垒”。鲁迅岩石般的革命坚定性和韧的战斗精神，来自
对于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来自与人民群众和先进社会力量的血肉联系。从鲁迅身上，我
们可以看到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大智大勇，什么是真正的革命者应该具有的高风亮节，什么人
是中华民族的筋骨和脊梁。
（3）鲁迅博采众长，勇于创新的精神
鲁迅不仅具有坚定的立场，而且具有博大的胸怀和开阔的视野；不仅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
继承者，而且是致力于创新的改革家。他用犀利的笔，鞭笞过损害和背弃祖国利益的洋奴买办
，同时又坚决反对国粹主义和故步自封；他和全盘西化的倾向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又大力
主张广泛吸取世界各国的一切长处，赞赏“汉唐气魄”，提倡“拿来主义”。在他的全部文化
遗产中，翻译作品约占三分之一。他始终不倦地介绍外国的优秀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并且特
别注意反映弱小民族反抗外来侵略和本国压迫的斗争的作品。作为伟大的文学家，他博采古今
中外之所长，加以融会贯通，为我所用，根据表现新的生活的需要，创造出许多富有新意、富
有独特个性的艺术形象。这种精神不但适用于文艺创作，推而广之，也适用于其他领域。今天
，我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我们要不断扩大同外
国的经济技术交往和文化交流，加强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
、政治和文化，必须坚持独立自主，也必须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国外一切有益的养料
。在这方面，鲁迅的遗产中有许多东西是能够给我们以深刻启示的。
鲁迅的精神是我们所学习的，所敬佩的。但今日发现有不小的高中生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
们不已为然说：‘路迅尽管再伟大，他也不过是过出得人罢了，我们生活在这个先代化社会，
已经同鲁迅的精神脱轨了，所以我们不要浪费有限的时间，出学那过时的精神，我们应该花更
多的时间出学习现代化的物质精神。’因此我做了一问卷调查，里面只有一个简单的问题：‘
你是否知道甚么是鲁迅的精神呢？它是否有用？’结果是如何？看下面的结果——
有10%的人说只知道谁是鲁迅，但不知道什么是鲁迅精神，毫无不知道。
有30%说知道鲁迅是谁，也好像听过甚么鲁迅精神，但并没有了解过，也没有什么兴趣。
有20%的人说他们知道鲁迅和鲁迅精神是什么，也有初步的认识，但也知的甚小。
有15%的人说他们有细读鲁迅的作品，也依稀感觉到鲁迅所溶进文章中的精神，因此有点点的
自豪。
有10%的人只有深思过鲁迅的精神，认真去探讨鲁迅的精神。
其他的人简直连这个问题看也不看，转身就扔了，一副不可一世得样子，但也许上天才知道
他们是否有理由不可一世，还是身无一点墨的人。
根据上述的，我们有理由相信现代人对于鲁迅的认知的方面存在着很大问题，他们不能
看清楚鲁迅先生一点，不能认真想清楚一点。我在此真诚的希望你们能够改正这一点，因为
鲁迅的精神在今也是很有作用的。
近年来有一种呼声频频出现，那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历经一个世纪的艰苦奋
斗和不懈努力，我们终于扬眉吐气，满怀自信地迈向国际大舞台。那么，中国要全面走向世界
，扩大在国际社会的影响，靠的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应该是中国人的国民素质，或者说，是
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众所周知，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汹涌而至以及“入世”步伐的临
近，我国将进入一个全面竞争的时代。加入WTO，意味着我国将与国际经济全面接轨，而在信
息化、知识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形势下，国际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国民素质的竞争。
然而，对照现实，我们不能不深感忧虑。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原所长资中筠先生在一篇访
谈文章中指出：“在21世纪的竞争中，我们在生产、经济方面碰到的困难还是能够克服的，也
是可以赶上去的，但十几亿人的状况不能不令人担忧。一代一代人成长得很快，但国民素质不
用说与发达国家比，就是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是不容乐观的。而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对这个
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对国际竞争中人的素质考虑得不太多。”国民素质问题，说到底，还是
“国民性”问题。如果说“国民性”是根茎的话，那么国民素质就是枝叶。而国民精神就是花
果。有什么样的“国民性”，就会有什么样的国民素质，也就有什么样的国民精神。反过来说
，我们的国民素质有待提高，恰恰说明根除困扰、阻碍我们民族进步“劣根性”的任务依然艰
巨。
面对逼人的形势，我们重提鲁迅直面现实的精神，学习他的民族忧患意识、自强意识，
也许不是“无的放矢”。鲁迅曾说：“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作为华夏子孙，谁不希望自己
的民族强大起来，谁不希望自己的民族不断进步？然而，只要睁开眼睛，对现实生活有所省察
，我们就不会盲目乐观。从某种意义上说，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积极倡导的启
蒙教育工作仍没有完成，进入21世纪，这个历史任务又一次严峻地摆到我们面前。
“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是的，我们民族要全面实现现代化，鲁
迅将是不可淡忘的一面精神旗帜，这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显得尤为重要。正如黄侯兴先生所
说：“鲁迅精神必将进一步激发全民族的觉醒与崛起，使这个古老的民族从此更加振作起来，
在强手如林的世界舞台上成为一个‘尚可以有为’的民族。”唯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
步”。 孩纸其实你可以参考着改一改~~
—鲁迅。鲁迅先生以他那博大雄浑的文化气度及其所开创的一代文学精神，在创作意识、精神
气质、文化观念以及包括语 言在内的审美表现形式上，给中国当代作家以无穷的滋养和灵魂
的启迪，甚至对于我们这一中学生也有很大的启示。
鲁迅本名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他发
表大量的文章来唤醒一个泱泱大国中像横尸走肉般的中国人，因此鲁迅对我们的影响的非常巨
大的。
鲁迅在“五四”时代所执著的启蒙意识、忧患意识在当代作家的写作中获得 进一步的深入和
发展。鲁迅给当代作家留下了更大的追寻与反思的空间。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学会真诚地面对时
代和社会人生，提升自身言说与写作的意义，在中 国这块坚实而厚重的大地上，发出自己真
实的生命的内在之音。
鲁迅是现代中国最有创造性和独立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思想“和“文学“都有
专名人的生命和思想的意识观念和社会制度。人是社会的目的，而不是社会的工具，一切文化
和文明都是人所创造而有益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如果背离这一点，多么高深的文明和高级的
社会形式都有不合理性，都值得怀疑和改造。西方社会的文艺复兴、思想启蒙和现代主义思想
给了鲁迅以启示，只不过它们是以反叛神权和宗教，建立世俗社会和人的思想为目标。中国传
统社会有一套以“官本位“和“礼“文化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价值系统，人要么是“官“的奴隶
，要么是“礼“和“理“的物化对象，没有独立的人格和价值，所以，现代思想启蒙就是以挣
脱传统思想的束缚，争得做人的地位和价值为目标。鲁迅是现代思想革命的先觉者和建设着，
他以“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反叛思维和战斗精神建筑了现代思想文
化大厦，把“先行着“的悲剧性和荒诞性体验提升到生命存在的价值高度，为中国现代思想和
文学贡献了最宝贵的思想智慧和精神品格。
鲁迅的文学是精神的“反叛“与生命“挣扎“的文学，是的意义，是独特的精神和语言
存在。他是传统文化和人性的勘探者，是现代思想的建筑师。他的思想与文学、思想家和文学
家的鲁迅都是一体的，他创造了现代社会精神文化，并成为其重要的一环或结构，奠定了他在
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在由传统向现代思想和文学的转变过程中，鲁迅是一座界碑
，他的启蒙思想和立意“深切”、格式“特别“的文学具有现代思想和文学的革命的原型的意
义。他关注人的思想的觉醒和社会、民族的解放，大胆实践和推动中国文学的意义和文体形式
变革，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反思、批判中国历史的“非人道“现象和传统文化的惰性力量，提
倡思想的“立人“和“致人性于全“主张，认为思想启蒙和社会的变革“首在立人，人立而后
凡事举“，人是社会的主体，是文化的根本，“尊个性而张精神“，“掊物质而张灵敏，任个
性而排众数“（《文化偏至论》）才是社会变革的当务之急。“立人“即要实现人的意识觉醒
相精神的独立，释放人的生命能量，怀疑和反叛一切制约人的生命和思想的意识观念和社会制
度。人是社会的目的，而不是社会的工具，一切文化和文明都是人所创造而有益于人的生存和
发展的，如果背离这一点，多么高深的文明和高级的社会形式都有不合理性，都值得怀疑和改
造。西方社会的文艺复兴、思想启蒙和现代主义思想给了鲁迅以启示，只不过它们是以反叛神
权和宗教，建立世俗社会和人的思想为目标。中国传统社会有一套以“官本位“和“礼“文化
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价值系统，人要么是“官“的奴隶，要么是“礼“和“理“的物化对象，没
有独立的人格和价值，所以，现代思想启蒙就是以挣脱传统思想的束缚，争得做人的地位和价
值为目标。鲁迅是现代思想革命的先觉者和建设着，他以“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
漓的鲜血“的反叛思维和战斗精神建筑了现代思想文化大厦，把“先行着“的悲剧性和荒诞性
体验提升到生命存在的价值高度，为中国现代思想和文学贡献了最宝贵的思想智慧和精神品格
。
鲁迅的文学是精神的“反抗”与生命“挣扎“的文学，是为了争取做人的资格：生存、
温饱和发展的“反叛“，对生命体验的“彷徨”、“孤独“和“绝望“的“挣扎“。它所显示
出的思想的深刻性和彻底性、生命体验的独特性和丰富性，正是鲁迅思想和文学的魅力所在，
也是区别他人具其独特价值的地方。他在文学中所表现的“改造国民性“主题和“绝望的抗战
“体验也是2O世纪中国乃至世界思想史上最有价值深度的母题之一。要“立人“，就要进行思
想的启蒙，就要反叛“非人“的思想和“吃人“的社会制度，就要揭露“吃人者“的把戏和“
被吃者“的人性弱点。鲁迅对传统思想和礼教制度，从汉语表达的方式到伦理道德的面具，从
人的潜意识到社会制度都进行了深刻而彻底的揭露和批判，对沉默的国民灵魂也进行了真实的
去蔽。
鲁迅的三大精神：
（1）鲁迅的爱国主义精神
鲁迅从青年时代起，就立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宏伟志向。他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后
，便更加自觉地把自己的一切献给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事业。他对敌人毫不留情，对祖国和人
民怀着真挚的爱。“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一广为传诵的名句，正是他的爱国
主义精神和崇高人格的生动写照。为了使祖国摆脱凌辱、人民得到解放，他一生毫不懈怠地进
行战斗，一直站在时代潮流的最前列。彻底的爱国主义精神，使他坚决背叛所出身的封建士大
夫阶级，看清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动摇性，坚信只有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才能拯救祖国。
中国知识分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崇高气节，中国人民决不甘受外
人凌辱、为维护民族尊严而进行英勇斗争的光荣传统，在鲁迅身上得到集中体现，后来又由于
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指导而得到升华，获得了全新的性质和时代内容。他无私无畏，吃的是“草
”，挤出的是“奶”，是冲锋陷阵的模范，是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模范。鲁迅逝世以后，上海人
民和全国各地人民为他举行隆重葬礼和悼念活动，上海民众代表在他的灵柩上覆盖了写有“民
族魂”三个大字的旗帜。“民族魂”枣这正是中国人民对于自己伟大代表的最中肯贴切的评价
。
（2）鲁迅韧的战斗精神
鲁迅骨头最硬，斗争最坚决。他主张韧的战斗。“韧”就是百折不挠，就是锲而不舍。
鲁迅清醒地看到，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挫折、失败和牺牲是难以避免的。但是，为了实现民
族解放、国家富强的革命目标，“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鲁迅历来不赞
成对革命事业抱浪漫主义的幻想，多次批评那些认为革命“一个斤头便告成功”的人，指出：
“倘若一切都四平八稳，势如破竹，便无所谓革命，无所谓战斗”，“革命有血，有污秽，但
有婴孩”。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他一方面与敌人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随时准备牺牲自己
的生命，一方面痛斥出卖革命的叛徒，揭露附着于狮子身上的害虫枣钻入革命营垒的投机分子
，以及在革命受到挫折时竞相忏悔颓唐的“翻着筋斗的革命家”。在革命高涨的时候，他又告
诫人们不要头脑发热，要“首先守住营垒”。鲁迅岩石般的革命坚定性和韧的战斗精神，来自
对于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来自与人民群众和先进社会力量的血肉联系。从鲁迅身上，我
们可以看到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大智大勇，什么是真正的革命者应该具有的高风亮节，什么人
是中华民族的筋骨和脊梁。
（3）鲁迅博采众长，勇于创新的精神
鲁迅不仅具有坚定的立场，而且具有博大的胸怀和开阔的视野；不仅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
继承者，而且是致力于创新的改革家。他用犀利的笔，鞭笞过损害和背弃祖国利益的洋奴买办
，同时又坚决反对国粹主义和故步自封；他和全盘西化的倾向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又大力
主张广泛吸取世界各国的一切长处，赞赏“汉唐气魄”，提倡“拿来主义”。在他的全部文化
遗产中，翻译作品约占三分之一。他始终不倦地介绍外国的优秀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并且特
别注意反映弱小民族反抗外来侵略和本国压迫的斗争的作品。作为伟大的文学家，他博采古今
中外之所长，加以融会贯通，为我所用，根据表现新的生活的需要，创造出许多富有新意、富
有独特个性的艺术形象。这种精神不但适用于文艺创作，推而广之，也适用于其他领域。今天
，我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我们要不断扩大同外
国的经济技术交往和文化交流，加强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
、政治和文化，必须坚持独立自主，也必须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国外一切有益的养料
。在这方面，鲁迅的遗产中有许多东西是能够给我们以深刻启示的。
鲁迅的精神是我们所学习的，所敬佩的。但今日发现有不小的高中生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
们不已为然说：‘路迅尽管再伟大，他也不过是过出得人罢了，我们生活在这个先代化社会，
已经同鲁迅的精神脱轨了，所以我们不要浪费有限的时间，出学那过时的精神，我们应该花更
多的时间出学习现代化的物质精神。’因此我做了一问卷调查，里面只有一个简单的问题：‘
你是否知道甚么是鲁迅的精神呢？它是否有用？’结果是如何？看下面的结果——
有10%的人说只知道谁是鲁迅，但不知道什么是鲁迅精神，毫无不知道。
有30%说知道鲁迅是谁，也好像听过甚么鲁迅精神，但并没有了解过，也没有什么兴趣。
有20%的人说他们知道鲁迅和鲁迅精神是什么，也有初步的认识，但也知的甚小。
有15%的人说他们有细读鲁迅的作品，也依稀感觉到鲁迅所溶进文章中的精神，因此有点点的
自豪。
有10%的人只有深思过鲁迅的精神，认真去探讨鲁迅的精神。
其他的人简直连这个问题看也不看，转身就扔了，一副不可一世得样子，但也许上天才知道
他们是否有理由不可一世，还是身无一点墨的人。
根据上述的，我们有理由相信现代人对于鲁迅的认知的方面存在着很大问题，他们不能
看清楚鲁迅先生一点，不能认真想清楚一点。我在此真诚的希望你们能够改正这一点，因为
鲁迅的精神在今也是很有作用的。
近年来有一种呼声频频出现，那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历经一个世纪的艰苦奋
斗和不懈努力，我们终于扬眉吐气，满怀自信地迈向国际大舞台。那么，中国要全面走向世界
，扩大在国际社会的影响，靠的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应该是中国人的国民素质，或者说，是
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众所周知，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汹涌而至以及“入世”步伐的临
近，我国将进入一个全面竞争的时代。加入WTO，意味着我国将与国际经济全面接轨，而在信
息化、知识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形势下，国际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国民素质的竞争。
然而，对照现实，我们不能不深感忧虑。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原所长资中筠先生在一篇访
谈文章中指出：“在21世纪的竞争中，我们在生产、经济方面碰到的困难还是能够克服的，也
是可以赶上去的，但十几亿人的状况不能不令人担忧。一代一代人成长得很快，但国民素质不
用说与发达国家比，就是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是不容乐观的。而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对这个
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对国际竞争中人的素质考虑得不太多。”国民素质问题，说到底，还是
“国民性”问题。如果说“国民性”是根茎的话，那么国民素质就是枝叶。而国民精神就是花
果。有什么样的“国民性”，就会有什么样的国民素质，也就有什么样的国民精神。反过来说
，我们的国民素质有待提高，恰恰说明根除困扰、阻碍我们民族进步“劣根性”的任务依然艰
巨。
面对逼人的形势，我们重提鲁迅直面现实的精神，学习他的民族忧患意识、自强意识，
也许不是“无的放矢”。鲁迅曾说：“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作为华夏子孙，谁不希望自己
的民族强大起来，谁不希望自己的民族不断进步？然而，只要睁开眼睛，对现实生活有所省察
，我们就不会盲目乐观。从某种意义上说，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积极倡导的启
蒙教育工作仍没有完成，进入21世纪，这个历史任务又一次严峻地摆到我们面前。
“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是的，我们民族要全面实现现代化，鲁
迅将是不可淡忘的一面精神旗帜，这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显得尤为重要。正如黄侯兴先生所
说：“鲁迅精神必将进一步激发全民族的觉醒与崛起，使这个古老的民族从此更加振作起来，
在强手如林的世界舞台上成为一个‘尚可以有为’的民族。”唯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
步”。 孩纸其实你可以参考着改一改~~
鲁迅给我的启示
一个时代远去了，取而代之的是用另一种眼光去看历史这个巨大的舞台，安静地坐在桌前写着历史的观后感，我想这是有失公允的。不过也无妨，历史毕竟是过去了，正如东逝的水，我们捧出的永远是上游的。至于下游的如何，乃至入海的水是否是苦涩的，没人晓得。但鲁迅的作品还在。他所戳穿的民族的炎症，并未痊愈。他所暴露的可耻的国民性，也深深浅浅残留于炎黄之后代的言行中。孔子说过，人不外乎有四种，圣人、闲人、凡人、小人。那么，如鲁迅那样，能前瞻历史，敢挺身而出指陈弊病，敢痛斥腐恶，于民族前途于己任，不是圣人，不是国魂，还会是什么？
鲁迅在我眼中是一个民族灵魂的化身，一个智者。他冷傲，孤峻，敢怒，敢言，给人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他的文章只不过区区几百篇，其光辉却闪耀了几近一个世纪。他是一个封建礼教的终结者，一个封建婚姻的背叛者，一个几度沉陷于失望之中的彷徨者。一篇《坟》埋葬了五千年病态老朽的骸骨，一篇《呐喊》喊醒了沉睡千年的力量。试问，堂堂中华上下五千年，如鲁迅一般，三绝史家，又能有几？孔子，孟子，老子，庄子，韩非……应入同列吧。
"憎夜的人，也不但是孤独者，更是战斗者。"有人吟，"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奇怪而高的天空。他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闪闪地目夹着几十个星星的眼，冷眼。他的口角上现出微笑，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而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草上。"这是憎夜人的自慰，在黑夜中，他彷徨，自嘲，他靠最敏锐的神经觉察到了一个时代的几近殆尽，期望着一个新生。为此他不懈地战斗着，默默地忍受着，甘心将自己吃青草所酝酿的奶哺育这个饥渴的民族。正如长江，正如黄河，汩汩千年，不变的是甘甜的乳汁；正如泰山，正如长城，屹立千年，不变的是巍峨的雄姿。鲁迅是国魂，国魂是鲁迅！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种精神世界需要这样的人，不可或缺的是一个可以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有利顺导潮流所趋，又集大智大勇于一身的民族智慧的化身，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没有灵魂的民族是可怜的，可悲的……
一个时代远去了，取而代之的是用另一种眼光去看历史这个巨大的舞台，安静地坐在桌前写着历史的观后感，我想这是有失公允的。不过也无妨，历史毕竟是过去了，正如东逝的水，我们捧出的永远是上游的。至于下游的如何，乃至入海的水是否是苦涩的，没人晓得。但鲁迅的作品还在。他所戳穿的民族的炎症，并未痊愈。他所暴露的可耻的国民性，也深深浅浅残留于炎黄之后代的言行中。孔子说过，人不外乎有四种，圣人、闲人、凡人、小人。那么，如鲁迅那样，能前瞻历史，敢挺身而出指陈弊病，敢痛斥腐恶，于民族前途于己任，不是圣人，不是国魂，还会是什么？
鲁迅在我眼中是一个民族灵魂的化身，一个智者。他冷傲，孤峻，敢怒，敢言，给人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他的文章只不过区区几百篇，其光辉却闪耀了几近一个世纪。他是一个封建礼教的终结者，一个封建婚姻的背叛者，一个几度沉陷于失望之中的彷徨者。一篇《坟》埋葬了五千年病态老朽的骸骨，一篇《呐喊》喊醒了沉睡千年的力量。试问，堂堂中华上下五千年，如鲁迅一般，三绝史家，又能有几？孔子，孟子，老子，庄子，韩非……应入同列吧。
"憎夜的人，也不但是孤独者，更是战斗者。"有人吟，"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奇怪而高的天空。他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闪闪地目夹着几十个星星的眼，冷眼。他的口角上现出微笑，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而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草上。"这是憎夜人的自慰，在黑夜中，他彷徨，自嘲，他靠最敏锐的神经觉察到了一个时代的几近殆尽，期望着一个新生。为此他不懈地战斗着，默默地忍受着，甘心将自己吃青草所酝酿的奶哺育这个饥渴的民族。正如长江，正如黄河，汩汩千年，不变的是甘甜的乳汁；正如泰山，正如长城，屹立千年，不变的是巍峨的雄姿。鲁迅是国魂，国魂是鲁迅！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种精神世界需要这样的人，不可或缺的是一个可以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有利顺导潮流所趋，又集大智大勇于一身的民族智慧的化身，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没有灵魂的民族是可怜的，可悲的……
就我个人认为，是因为他懂得自然的智慧。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那么多人被杀害，但是，他存活下来，不仅存活下来，而且还生活的不错。并不是指责他懦弱，我想，只要需要，他也会毫不犹豫的为国、为民族献身。 而另一方面，他又实实在在地为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利用手中的笔，为革命加油，向反动势力抗争。 他始终处于潮头浪尖。但是，却又始终有机会坚持自己的观点。这就说明，他是一个很了解社会的人、很了解自然规律的人，懂得把握一个度，懂得平衡各种因素。 我喜欢他，是因为觉得，他是一个既能融入其中，又始终保持一种超然局外的智者。 我们常常苦闷，为什么劝说别人的时候头头是道，可是当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却一样不懂的怎么做，一样做错。我经常想，要是我能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是不是就可以处理的更好？ 各个人喜欢、尊敬、爱戴他的理由不一样。有些人是喜欢他的文笔，犀利透彻，有些人是喜欢他的性格，坚强韧性，有些人喜欢他的儒雅，这边意气风发、而另外一头可以跟家人温和相处，有些人喜欢他的细腻，隐约记得他那些描写童年往事的作品，给我很舒服的感觉，简简单单，却道尽沧桑。
以及性能和没接触过基础功能结合能合成化工城嘉年华赶紧拿出歌好换个场景词美好句和居民可结合和居民可结合户籍买家激活码好久没回家就发货没看见激活码合计可没机会好久没歌好拿出机会激发那个和极高的和你歌好规范韩国你法国法好几次给你共发布成功吃赶紧拿出歌好过后才能共和国合格成绩呢机会合成革就喝酒唱歌好几次好几个号坚持公开 几个号采集卡公开和工程开个会 财付通给一个 吗你不经常合成革那就买和功能就比较好和概念车好成绩公哪个好年初计划歌还不错幸福感采访过还不够风格不那就好发现你工信部关系还不够国防部子肥该不会放过个房子不会放过发的这个办法宫的只能发现都不放过副歌部分发的祝福 你妈隔壁哪个好赶紧空间你空间歌好科技那就好科技化不干活回家感觉回家
鲁迅的文本对我们的写作、思想、生活等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当新世纪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面对中国当代文学走过的历程，我们想起我们一代文学大师
—鲁迅。鲁迅先生以他那博大雄浑的文化气度及其所开创的一代文学精神，在创作意识、精神
气质、文化观念以及包括语 言在内的审美表现形式上，给中国当代作家以无穷的滋养和灵魂
的启迪，甚至对于我们这一中学生也有很大的启示。
鲁迅本名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他发
表大量的文章来唤醒一个泱泱大国中像横尸走肉般的中国人，因此鲁迅对我们的影响的非常巨
大的。
鲁迅在“五四”时代所执著的启蒙意识、忧患意识在当代作家的写作中获得 进一步的深入和
发展。鲁迅给当代作家留下了更大的追寻与反思的空间。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学会真诚地面对时
代和社会人生，提升自身言说与写作的意义，在中 国这块坚实而厚重的大地上，发出自己真
实的生命的内在之音。
鲁迅是现代中国最有创造性和独立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思想“和“文学“都有
专名人的生命和思想的意识观念和社会制度。人是社会的目的，而不是社会的工具，一切文化
和文明都是人所创造而有益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如果背离这一点，多么高深的文明和高级的
社会形式都有不合理性，都值得怀疑和改造。西方社会的文艺复兴、思想启蒙和现代主义思想
给了鲁迅以启示，只不过它们是以反叛神权和宗教，建立世俗社会和人的思想为目标。中国传
统社会有一套以“官本位“和“礼“文化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价值系统，人要么是“官“的奴隶
，要么是“礼“和“理“的物化对象，没有独立的人格和价值，所以，现代思想启蒙就是以挣
脱传统思想的束缚，争得做人的地位和价值为目标。鲁迅是现代思想革命的先觉者和建设着，
他以“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反叛思维和战斗精神建筑了现代思想文
化大厦，把“先行着“的悲剧性和荒诞性体验提升到生命存在的价值高度，为中国现代思想和
文学贡献了最宝贵的思想智慧和精神品格。
鲁迅的文学是精神的“反叛“与生命“挣扎“的文学，是的意义，是独特的精神和语言
存在。他是传统文化和人性的勘探者，是现代思想的建筑师。他的思想与文学、思想家和文学
家的鲁迅都是一体的，他创造了现代社会精神文化，并成为其重要的一环或结构，奠定了他在
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在由传统向现代思想和文学的转变过程中，鲁迅是一座界碑
，他的启蒙思想和立意“深切”、格式“特别“的文学具有现代思想和文学的革命的原型的意
义。他关注人的思想的觉醒和社会、民族的解放，大胆实践和推动中国文学的意义和文体形式
变革，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反思、批判中国历史的“非人道“现象和传统文化的惰性力量，提
倡思想的“立人“和“致人性于全“主张，认为思想启蒙和社会的变革“首在立人，人立而后
凡事举“，人是社会的主体，是文化的根本，“尊个性而张精神“，“掊物质而张灵敏，任个
性而排众数“（《文化偏至论》）才是社会变革的当务之急。“立人“即要实现人的意识觉醒
相精神的独立，释放人的生命能量，怀疑和反叛一切制约人的生命和思想的意识观念和社会制
度。人是社会的目的，而不是社会的工具，一切文化和文明都是人所创造而有益于人的生存和
发展的，如果背离这一点，多么高深的文明和高级的社会形式都有不合理性，都值得怀疑和改
造。西方社会的文艺复兴、思想启蒙和现代主义思想给了鲁迅以启示，只不过它们是以反叛神
权和宗教，建立世俗社会和人的思想为目标。中国传统社会有一套以“官本位“和“礼“文化
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价值系统，人要么是“官“的奴隶，要么是“礼“和“理“的物化对象，没
有独立的人格和价值，所以，现代思想启蒙就是以挣脱传统思想的束缚，争得做人的地位和价
值为目标。鲁迅是现代思想革命的先觉者和建设着，他以“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
漓的鲜血“的反叛思维和战斗精神建筑了现代思想文化大厦，把“先行着“的悲剧性和荒诞性
体验提升到生命存在的价值高度，为中国现代思想和文学贡献了最宝贵的思想智慧和精神品格
。
鲁迅的文学是精神的“反抗”与生命“挣扎“的文学，是为了争取做人的资格：生存、
温饱和发展的“反叛“，对生命体验的“彷徨”、“孤独“和“绝望“的“挣扎“。它所显示
出的思想的深刻性和彻底性、生命体验的独特性和丰富性，正是鲁迅思想和文学的魅力所在，
也是区别他人具其独特价值的地方。他在文学中所表现的“改造国民性“主题和“绝望的抗战
“体验也是2O世纪中国乃至世界思想史上最有价值深度的母题之一。要“立人“，就要进行思
想的启蒙，就要反叛“非人“的思想和“吃人“的社会制度，就要揭露“吃人者“的把戏和“
被吃者“的人性弱点。鲁迅对传统思想和礼教制度，从汉语表达的方式到伦理道德的面具，从
人的潜意识到社会制度都进行了深刻而彻底的揭露和批判，对沉默的国民灵魂也进行了真实的
去蔽。
鲁迅的三大精神：
（1）鲁迅的爱国主义精神
鲁迅从青年时代起，就立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宏伟志向。他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后
，便更加自觉地把自己的一切献给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事业。他对敌人毫不留情，对祖国和人
民怀着真挚的爱。“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一广为传诵的名句，正是他的爱国
主义精神和崇高人格的生动写照。为了使祖国摆脱凌辱、人民得到解放，他一生毫不懈怠地进
行战斗，一直站在时代潮流的最前列。彻底的爱国主义精神，使他坚决背叛所出身的封建士大
夫阶级，看清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动摇性，坚信只有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才能拯救祖国。
中国知识分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崇高气节，中国人民决不甘受外
人凌辱、为维护民族尊严而进行英勇斗争的光荣传统，在鲁迅身上得到集中体现，后来又由于
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指导而得到升华，获得了全新的性质和时代内容。他无私无畏，吃的是“草
”，挤出的是“奶”，是冲锋陷阵的模范，是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模范。鲁迅逝世以后，上海人
民和全国各地人民为他举行隆重葬礼和悼念活动，上海民众代表在他的灵柩上覆盖了写有“民
族魂”三个大字的旗帜。“民族魂”枣这正是中国人民对于自己伟大代表的最中肯贴切的评价
。
（2）鲁迅韧的战斗精神
鲁迅骨头最硬，斗争最坚决。他主张韧的战斗。“韧”就是百折不挠，就是锲而不舍。
鲁迅清醒地看到，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挫折、失败和牺牲是难以避免的。但是，为了实现民
族解放、国家富强的革命目标，“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鲁迅历来不赞
成对革命事业抱浪漫主义的幻想，多次批评那些认为革命“一个斤头便告成功”的人，指出：
“倘若一切都四平八稳，势如破竹，便无所谓革命，无所谓战斗”，“革命有血，有污秽，但
有婴孩”。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他一方面与敌人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随时准备牺牲自己
的生命，一方面痛斥出卖革命的叛徒，揭露附着于狮子身上的害虫枣钻入革命营垒耐痘肿?
，以及在革命受到挫折时竞相忏悔颓唐的“翻着筋斗的革命家”。在革命高涨的时候，他又告
诫人们不要头脑发热，要“首先守住营垒”。鲁迅岩石般的革命坚定性和韧的战斗精神，来自
对于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来自与人民群众和先进社会力量的血肉联系。从鲁迅身上，我
们可以看到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大智大勇，什么是真正的革命者应该具有的高风亮节，什么人
是中华民族的筋骨和脊梁。
（3）鲁迅博采众长，勇于创新的精神
鲁迅不仅具有坚定的立场，而且具有博大的胸怀和开阔的视野；不仅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
继承者，而且是致力于创新的改革家。他用犀利的笔，鞭笞过损害和背弃祖国利益的洋奴买办
，同时又坚决反对国粹主义和故步自封；他和全盘西化的倾向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又大力
主张广泛吸取世界各国的一切长处，赞赏“汉唐气魄”，提倡“拿来主义”。在他的全部文化
遗产中，翻译作品约占三分之一。他始终不倦地介绍外国的优秀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并且特
别注意反映弱小民族反抗外来侵略和本国压迫的斗争的作品。作为伟大的文学家，他博采古今
中外之所长，加以融会贯通，为我所用，根据表现新的生活的需要，创造出许多富有新意、富
有独特个性的艺术形象。这种精神不但适用于文艺创作，推而广之，也适用于其他领域。今天
，我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我们要不断扩大同外
国的经济技术交往和文化交流，加强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
、政治和文化，必须坚持独立自主，也必须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国外一切有益的养料
。在这方面，鲁迅的遗产中有许多东西是能够给我们以深刻启示的。
鲁迅的精神是我们所学习的，所敬佩的。但今日发现有不小的高中生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
们不已为然说：‘路迅尽管再伟大，他也不过是过出得人罢了，我们生活在这个先代化社会，
已经同鲁迅的精神脱轨了，所以我们不要浪费有限的时间，出学那过时的精神，我们应该花更
多的时间出学习现代化的物质精神。’因此我做了一问卷调查，里面只有一个简单的问题：‘
你是否知道甚么是鲁迅的精神呢？它是否有用？’结果是如何？看下面的结果——
有10%的人说只知道谁是鲁迅，但不知道什么是鲁迅精神，毫无不知道。
有30%说知道鲁迅是谁，也好像听过甚么鲁迅精神，但并没有了解过，也没有什么兴趣。
有20%的人说他们知道鲁迅和鲁迅精神是什么，也有初步的认识，但也知的甚小。
有15%的人说他们有细读鲁迅的作品，也依稀感觉到鲁迅所溶进文章中的精神，因此有点点的
自豪。
有10%的人只有深思过鲁迅的精神，认真去探讨鲁迅的精神。
其他的人简直连这个问题看也不看，转身就扔了，一副不可一世得样子，但也许上天才知道
他们是否有理由不可一世，还是身无一点墨的人。
根据上述的，我们有理由相信现代人对于鲁迅的认知的方面存在着很大问题，他们不能
看清楚鲁迅先生一点，不能认真想清楚一点。我在此真诚的希望你们能够改正这一点，因为
鲁迅的精神在今也是很有作用的。
近年来有一种呼声频频出现，那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历经一个世纪的艰苦奋
斗和不懈努力，我们终于扬眉吐气，满怀自信地迈向国际大舞台。那么，中国要全面走向世界
，扩大在国际社会的影响，靠的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应该是中国人的国民素质，或者说，是
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众所周知，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汹涌而至以及“入世”步伐的临
近，我国将进入一个全面竞争的时代。加入WTO，意味着我国将与国际经济全面接轨，而在信
息化、知识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形势下，国际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国民素质的竞争。
然而，对照现实，我们不能不深感忧虑。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原所长资中筠先生在一篇访
谈文章中指出：“在21世纪的竞争中，我们在生产、经济方面碰到的困难还是能够克服的，也
是可以赶上去的，但十几亿人的状况不能不令人担忧。一代一代人成长得很快，但国民素质不
用说与发达国家比，就是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是不容乐观的。而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对这个
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对国际竞争中人的素质考虑得不太多。”国民素质问题，说到底，还是
“国民性”问题。如果说“国民性”是根茎的话，那么国民素质就是枝叶。而国民精神就是花
果。有什么样的“国民性”，就会有什么样的国民素质，也就有什么样的国民精神。反过来说
，我们的国民素质有待提高，恰恰说明根除困扰、阻碍我们民族进步“劣根性”的任务依然艰
巨。
面对逼人的形势，我们重提鲁迅直面现实的精神，学习他的民族忧患意识、自强意识，
也许不是“无的放矢”。鲁迅曾说：“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作为华夏子孙，谁不希望自己
的民族强大起来，谁不希望自己的民族不断进步？然而，只要睁开眼睛，对现实生活有所省察
，我们就不会盲目乐观。从某种意义上说，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积极倡导的启
蒙教育工作仍没有完成，进入21世纪，这个历史任务又一次严峻地摆到我们面前。
“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是的，我们民族要全面实现现代化，鲁
迅将是不可淡忘的一面精神旗帜，这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显得尤为重要。正如黄侯兴先生所
说：“鲁迅精神必将进一步激发全民族的觉醒与崛起，使这个古老的民族从此更加振作起来，
在强手如林的世界舞台上成为一个‘尚可以有为’的民族。”唯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
步”。
不同的人读鲁迅有不同的收获,不同的年代读也有不同的见解,总之是能传世的作品其价值是与时俱进的.
中国的当代作品,好坏参半,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作品来阅读,有其市场及商业价值,同时代的我们是很难发现作品的
未来价值的.
每个时代的文学都是精华与糟粕同在的,时间是最好的把关人,他总会把最好的留给后人.
一时的衰败是为了新的崛起,我相信我们这个时代的精华自有后人欣赏,我们是很难发现的.
我是个乐观的人,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今天的媚俗与拜金说不定就是明天最有价值的前车之鉴呢.
—鲁迅。鲁迅先生以他那博大雄浑的文化气度及其所开创的一代文学精神，在创作意识、精神
气质、文化观念以及包括语 言在内的审美表现形式上，给中国当代作家以无穷的滋养和灵魂
的启迪，甚至对于我们这一中学生也有很大的启示。
鲁迅本名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他发
表大量的文章来唤醒一个泱泱大国中像横尸走肉般的中国人，因此鲁迅对我们的影响的非常巨
大的。
鲁迅在“五四”时代所执著的启蒙意识、忧患意识在当代作家的写作中获得 进一步的深入和
发展。鲁迅给当代作家留下了更大的追寻与反思的空间。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学会真诚地面对时
代和社会人生，提升自身言说与写作的意义，在中 国这块坚实而厚重的大地上，发出自己真
实的生命的内在之音。
鲁迅是现代中国最有创造性和独立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思想“和“文学“都有
专名人的生命和思想的意识观念和社会制度。人是社会的目的，而不是社会的工具，一切文化
和文明都是人所创造而有益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如果背离这一点，多么高深的文明和高级的
社会形式都有不合理性，都值得怀疑和改造。西方社会的文艺复兴、思想启蒙和现代主义思想
给了鲁迅以启示，只不过它们是以反叛神权和宗教，建立世俗社会和人的思想为目标。中国传
统社会有一套以“官本位“和“礼“文化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价值系统，人要么是“官“的奴隶
，要么是“礼“和“理“的物化对象，没有独立的人格和价值，所以，现代思想启蒙就是以挣
脱传统思想的束缚，争得做人的地位和价值为目标。鲁迅是现代思想革命的先觉者和建设着，
他以“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反叛思维和战斗精神建筑了现代思想文
化大厦，把“先行着“的悲剧性和荒诞性体验提升到生命存在的价值高度，为中国现代思想和
文学贡献了最宝贵的思想智慧和精神品格。
鲁迅的文学是精神的“反叛“与生命“挣扎“的文学，是的意义，是独特的精神和语言
存在。他是传统文化和人性的勘探者，是现代思想的建筑师。他的思想与文学、思想家和文学
家的鲁迅都是一体的，他创造了现代社会精神文化，并成为其重要的一环或结构，奠定了他在
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在由传统向现代思想和文学的转变过程中，鲁迅是一座界碑
，他的启蒙思想和立意“深切”、格式“特别“的文学具有现代思想和文学的革命的原型的意
义。他关注人的思想的觉醒和社会、民族的解放，大胆实践和推动中国文学的意义和文体形式
变革，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反思、批判中国历史的“非人道“现象和传统文化的惰性力量，提
倡思想的“立人“和“致人性于全“主张，认为思想启蒙和社会的变革“首在立人，人立而后
凡事举“，人是社会的主体，是文化的根本，“尊个性而张精神“，“掊物质而张灵敏，任个
性而排众数“（《文化偏至论》）才是社会变革的当务之急。“立人“即要实现人的意识觉醒
相精神的独立，释放人的生命能量，怀疑和反叛一切制约人的生命和思想的意识观念和社会制
度。人是社会的目的，而不是社会的工具，一切文化和文明都是人所创造而有益于人的生存和
发展的，如果背离这一点，多么高深的文明和高级的社会形式都有不合理性，都值得怀疑和改
造。西方社会的文艺复兴、思想启蒙和现代主义思想给了鲁迅以启示，只不过它们是以反叛神
权和宗教，建立世俗社会和人的思想为目标。中国传统社会有一套以“官本位“和“礼“文化
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价值系统，人要么是“官“的奴隶，要么是“礼“和“理“的物化对象，没
有独立的人格和价值，所以，现代思想启蒙就是以挣脱传统思想的束缚，争得做人的地位和价
值为目标。鲁迅是现代思想革命的先觉者和建设着，他以“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
漓的鲜血“的反叛思维和战斗精神建筑了现代思想文化大厦，把“先行着“的悲剧性和荒诞性
体验提升到生命存在的价值高度，为中国现代思想和文学贡献了最宝贵的思想智慧和精神品格
。
鲁迅的文学是精神的“反抗”与生命“挣扎“的文学，是为了争取做人的资格：生存、
温饱和发展的“反叛“，对生命体验的“彷徨”、“孤独“和“绝望“的“挣扎“。它所显示
出的思想的深刻性和彻底性、生命体验的独特性和丰富性，正是鲁迅思想和文学的魅力所在，
也是区别他人具其独特价值的地方。他在文学中所表现的“改造国民性“主题和“绝望的抗战
“体验也是2O世纪中国乃至世界思想史上最有价值深度的母题之一。要“立人“，就要进行思
想的启蒙，就要反叛“非人“的思想和“吃人“的社会制度，就要揭露“吃人者“的把戏和“
被吃者“的人性弱点。鲁迅对传统思想和礼教制度，从汉语表达的方式到伦理道德的面具，从
人的潜意识到社会制度都进行了深刻而彻底的揭露和批判，对沉默的国民灵魂也进行了真实的
去蔽。
鲁迅的三大精神：
（1）鲁迅的爱国主义精神
鲁迅从青年时代起，就立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宏伟志向。他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后
，便更加自觉地把自己的一切献给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事业。他对敌人毫不留情，对祖国和人
民怀着真挚的爱。“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一广为传诵的名句，正是他的爱国
主义精神和崇高人格的生动写照。为了使祖国摆脱凌辱、人民得到解放，他一生毫不懈怠地进
行战斗，一直站在时代潮流的最前列。彻底的爱国主义精神，使他坚决背叛所出身的封建士大
夫阶级，看清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动摇性，坚信只有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才能拯救祖国。
中国知识分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崇高气节，中国人民决不甘受外
人凌辱、为维护民族尊严而进行英勇斗争的光荣传统，在鲁迅身上得到集中体现，后来又由于
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指导而得到升华，获得了全新的性质和时代内容。他无私无畏，吃的是“草
”，挤出的是“奶”，是冲锋陷阵的模范，是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模范。鲁迅逝世以后，上海人
民和全国各地人民为他举行隆重葬礼和悼念活动，上海民众代表在他的灵柩上覆盖了写有“民
族魂”三个大字的旗帜。“民族魂”枣这正是中国人民对于自己伟大代表的最中肯贴切的评价
。
（2）鲁迅韧的战斗精神
鲁迅骨头最硬，斗争最坚决。他主张韧的战斗。“韧”就是百折不挠，就是锲而不舍。
鲁迅清醒地看到，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挫折、失败和牺牲是难以避免的。但是，为了实现民
族解放、国家富强的革命目标，“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鲁迅历来不赞
成对革命事业抱浪漫主义的幻想，多次批评那些认为革命“一个斤头便告成功”的人，指出：
“倘若一切都四平八稳，势如破竹，便无所谓革命，无所谓战斗”，“革命有血，有污秽，但
有婴孩”。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他一方面与敌人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随时准备牺牲自己
的生命，一方面痛斥出卖革命的叛徒，揭露附着于狮子身上的害虫枣钻入革命营垒耐痘肿?
，以及在革命受到挫折时竞相忏悔颓唐的“翻着筋斗的革命家”。在革命高涨的时候，他又告
诫人们不要头脑发热，要“首先守住营垒”。鲁迅岩石般的革命坚定性和韧的战斗精神，来自
对于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来自与人民群众和先进社会力量的血肉联系。从鲁迅身上，我
们可以看到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大智大勇，什么是真正的革命者应该具有的高风亮节，什么人
是中华民族的筋骨和脊梁。
（3）鲁迅博采众长，勇于创新的精神
鲁迅不仅具有坚定的立场，而且具有博大的胸怀和开阔的视野；不仅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
继承者，而且是致力于创新的改革家。他用犀利的笔，鞭笞过损害和背弃祖国利益的洋奴买办
，同时又坚决反对国粹主义和故步自封；他和全盘西化的倾向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又大力
主张广泛吸取世界各国的一切长处，赞赏“汉唐气魄”，提倡“拿来主义”。在他的全部文化
遗产中，翻译作品约占三分之一。他始终不倦地介绍外国的优秀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并且特
别注意反映弱小民族反抗外来侵略和本国压迫的斗争的作品。作为伟大的文学家，他博采古今
中外之所长，加以融会贯通，为我所用，根据表现新的生活的需要，创造出许多富有新意、富
有独特个性的艺术形象。这种精神不但适用于文艺创作，推而广之，也适用于其他领域。今天
，我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我们要不断扩大同外
国的经济技术交往和文化交流，加强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
、政治和文化，必须坚持独立自主，也必须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国外一切有益的养料
。在这方面，鲁迅的遗产中有许多东西是能够给我们以深刻启示的。
鲁迅的精神是我们所学习的，所敬佩的。但今日发现有不小的高中生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
们不已为然说：‘路迅尽管再伟大，他也不过是过出得人罢了，我们生活在这个先代化社会，
已经同鲁迅的精神脱轨了，所以我们不要浪费有限的时间，出学那过时的精神，我们应该花更
多的时间出学习现代化的物质精神。’因此我做了一问卷调查，里面只有一个简单的问题：‘
你是否知道甚么是鲁迅的精神呢？它是否有用？’结果是如何？看下面的结果——
有10%的人说只知道谁是鲁迅，但不知道什么是鲁迅精神，毫无不知道。
有30%说知道鲁迅是谁，也好像听过甚么鲁迅精神，但并没有了解过，也没有什么兴趣。
有20%的人说他们知道鲁迅和鲁迅精神是什么，也有初步的认识，但也知的甚小。
有15%的人说他们有细读鲁迅的作品，也依稀感觉到鲁迅所溶进文章中的精神，因此有点点的
自豪。
有10%的人只有深思过鲁迅的精神，认真去探讨鲁迅的精神。
其他的人简直连这个问题看也不看，转身就扔了，一副不可一世得样子，但也许上天才知道
他们是否有理由不可一世，还是身无一点墨的人。
根据上述的，我们有理由相信现代人对于鲁迅的认知的方面存在着很大问题，他们不能
看清楚鲁迅先生一点，不能认真想清楚一点。我在此真诚的希望你们能够改正这一点，因为
鲁迅的精神在今也是很有作用的。
近年来有一种呼声频频出现，那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历经一个世纪的艰苦奋
斗和不懈努力，我们终于扬眉吐气，满怀自信地迈向国际大舞台。那么，中国要全面走向世界
，扩大在国际社会的影响，靠的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应该是中国人的国民素质，或者说，是
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众所周知，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汹涌而至以及“入世”步伐的临
近，我国将进入一个全面竞争的时代。加入WTO，意味着我国将与国际经济全面接轨，而在信
息化、知识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形势下，国际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国民素质的竞争。
然而，对照现实，我们不能不深感忧虑。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原所长资中筠先生在一篇访
谈文章中指出：“在21世纪的竞争中，我们在生产、经济方面碰到的困难还是能够克服的，也
是可以赶上去的，但十几亿人的状况不能不令人担忧。一代一代人成长得很快，但国民素质不
用说与发达国家比，就是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是不容乐观的。而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对这个
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对国际竞争中人的素质考虑得不太多。”国民素质问题，说到底，还是
“国民性”问题。如果说“国民性”是根茎的话，那么国民素质就是枝叶。而国民精神就是花
果。有什么样的“国民性”，就会有什么样的国民素质，也就有什么样的国民精神。反过来说
，我们的国民素质有待提高，恰恰说明根除困扰、阻碍我们民族进步“劣根性”的任务依然艰
巨。
面对逼人的形势，我们重提鲁迅直面现实的精神，学习他的民族忧患意识、自强意识，
也许不是“无的放矢”。鲁迅曾说：“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作为华夏子孙，谁不希望自己
的民族强大起来，谁不希望自己的民族不断进步？然而，只要睁开眼睛，对现实生活有所省察
，我们就不会盲目乐观。从某种意义上说，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积极倡导的启
蒙教育工作仍没有完成，进入21世纪，这个历史任务又一次严峻地摆到我们面前。
“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是的，我们民族要全面实现现代化，鲁
迅将是不可淡忘的一面精神旗帜，这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显得尤为重要。正如黄侯兴先生所
说：“鲁迅精神必将进一步激发全民族的觉醒与崛起，使这个古老的民族从此更加振作起来，
在强手如林的世界舞台上成为一个‘尚可以有为’的民族。”唯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
步”。
不同的人读鲁迅有不同的收获,不同的年代读也有不同的见解,总之是能传世的作品其价值是与时俱进的.
中国的当代作品,好坏参半,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作品来阅读,有其市场及商业价值,同时代的我们是很难发现作品的
未来价值的.
每个时代的文学都是精华与糟粕同在的,时间是最好的把关人,他总会把最好的留给后人.
一时的衰败是为了新的崛起,我相信我们这个时代的精华自有后人欣赏,我们是很难发现的.
我是个乐观的人,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今天的媚俗与拜金说不定就是明天最有价值的前车之鉴呢.
他的写作风格我觉得其实还是不深的，了解一点当时的社会背景、人物、事件就很容易在他的作品里找到能对号入座的角色。他其实最重要的角色不是作家，而是像一把鞭子，力图抽打醒当时麻木的国人；是一面镜子，揭露社会、人性的丑陋面。怎么说，有着很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是简单的拿身体去挡敌人的枪口，而是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去救更多的人。我觉得这样一份爱国情怀比他的文章更让人心生敬意。
#鲁迅逝世82周年#这个时代，我们为什么还要读鲁迅？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点25分，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鲁迅先生病逝于上海。82年过去了，现在我们为什么还要读鲁迅？
“学医救不了中国人”
1902年,21岁的鲁迅留学日本，开始了自己的医学求学之路。一次课堂上，他和日本的同学一起看了一场电影，电影中有一个片段是中国人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人捕获，要枪毙了，然在在行刑现场围观的却也是一群中国人。当电影播到这里，所有的日本学生都欢呼起来，然而在鲁迅听来，这一声格外的刺耳。
毕竟，他是抱着救国的心来学医的。
后来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凡是愚昧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他们的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向提倡文艺运动了。 ”
在这个“娱乐至上”的年代，就拿娱乐圈来说说。
前些日子闹得沸沸扬扬的“8.8亿天价罚款”的明星，在缴完罚款后，仍然像没事人一样继续复工。
之前在某品牌走秀T台上摔了一跤的明星，今年居然还成为了该品牌中国区的大使。
那些吸毒的明星，沉寂一段时间后依然有品牌合作找上门。
出轨的明星呢，依然和没事人一样，该上节目上节目，该接广告接广告。
你以为品牌是看重明星个人吗？不是的，看到的是他们背后庞大的粉丝经济。
不管这些明星怎么犯错，都会有粉丝选择原谅，毕竟“谁都会犯错啊！”
没错，人都会犯错，明星犯错了可以重新做人，但是不能重新成为明星。粉丝不断选择的原谅，其实是在不断降低自己的道德标准，当大家的标准一降再降，这个社会 还有道德可言吗?
据说“奶头乐战略”（Tittytainment）”正在侵蚀当下的中国人，通过把消遣娱乐及充满感官刺激的产品，堆满人们的生活，最终让大众沉溺于享乐和安逸中，不知不觉丧失思考能力，安于当下，像安抚婴儿一般，给他们嘴里塞一个“奶头。
因而我们要读鲁迅，鲁迅作为一个具有革新意识、明察世界潮流而又深谙中国社会历史的思想家，要学他始终关注当下社会现实，独立且敢于批判的看待问题，从他的文字中学会独立思考，学会正确判断，而不是随波逐流，听风便是雨。
醒醒吧！
因为鲁迅的作品都具有开放的现实主义的特征，他关注的所写的往往又是社会最底层的人。犀利的文笔，针针见血的文字，是对一个时代的描述，也适应于任何年代里那些旮旮旯旯的阴暗面。读他的作品，绝对不是简简单单地欣赏，而是更多地将作品与现实生活对照起来了，所以如果认真读了，会越来越喜欢。当然，不喜欢鲁迅和他的作品的大有人在，但喜欢的也会越来越多。
比如崔永元事件的不断扩大和发酵，有人就把鲁迅的话搬出来作为对他的评语:“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对照每一句话，真的感觉，鲁迅早就看透了这上下五千年。
我了解鲁迅先生仅限于语文课本，读他的作品更是寥若晨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那么多篇课文中，脑海中，它还是历历在目，鲁迅先生在百草园中的欢乐，摘桑葚，雪地铺鸟，美女蛇的传说，我感觉这些都充满了乐趣，那才是一个孩子的童年，当时真的特别羡慕鲁迅先生的童年。
以及他去了三味书屋，即使是全程中最严厉的私塾先生，三味书屋的死气层层，也阻挡不了孩子们到后院戏耍的欢乐，这就是孩童不可压抑的快乐天性。
还有就是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祥林嫂》，“祥林”是她丈夫的名字，在旧社会一个女子姓什么，是无关紧要的事，这说明了祥林嫂地位低下。祥林嫂很早年就嫁给了比他小十岁的丈夫，后来成了寡妇，为了逃避婆婆把她卖掉，就到鲁四爷家做工，模样周正，勤劳能干的祥林嫂不讨人厌。然而婆婆最终还是为了小叔子的筹办结婚的彩礼，把她卖给了一个山里，嫁给了第二个丈夫，还生了一个孩子，以为生活会善待她，然而不就丈夫孩子都死了，祥林嫂遭到了强烈的打击，又来到鲁镇鲁四爷家做工，她逢人便讲起儿子的死和自己的悲惨遭遇，乡亲们起初特意过来听听祥林嫂的悲惨故事，渐渐的被乡里人所厌恶。后来，祥林嫂听信了柳妈迷信的说道，去庙里捐了门槛，试图要洗刷自己身上的罪孽。然而一切努力都是枉然，祥林嫂的境遇每况愈下，终于被逐出了鲁家，直至后来沦落到街头，成了乞丐。就在家家户户都忙着“祝福”的时候，祥林嫂终被穷苦夺去了生命。
祥林嫂的悲苦命运影响了我好久，被迫改嫁，强力反抗，家破人亡，走投无路，惨死雪地，横遭辱骂的祥林嫂，封建思想，人们的冷酷无情终究夺去了祥林嫂的生命。
还有那句经典的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还有弃医从文的坚定意志。如此伟大的民族精神就是我们继续读的理由。
鲁迅是20世纪中国知识界最具深刻性、丰富性与文化魅力的伟大人物。且不去争论鲁迅这一位文学家，思想家，是不是那么“伟大”，就看他的文学作品，他不太多的小说、散文和散文诗，乃至最多的杂文，到了今天，还能有许多人喜欢它，去阅读，去研究，也能有一些人讨厌他，想“搬开”他，就足以说明鲁迅这个人，是不那么容易就被人遗忘掉的。这块“老石头”，之所以不太轻易搬得动，除它的质量外，恐怕还有一种“与君同行”的长久性和未来性。
鲁迅的文章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有重大的意义。
他的文章对社会的影响深远，而且对现在的我们以及未来的几代人都有很好的教育作用，对于我们来说，深奥的东西看不懂，但是读鲁迅的文章，我们很容易的就能学会很多有意义的道理。
他的文章对社会的影响深远，而且对现在的我们以及未来的几代人都有很好的教育作用，对于我们来说，深奥的东西看不懂，但是读鲁迅的文章，我们很容易的就能学会很多有意义的道理。
本文标题: 鲁迅，孕育了庞大的反思怪群体，我们意识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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