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人脖子上长了一个硕大的肿瘤，但这个肿瘤长的地方实在是太致命了。治，很可能会死，而不治同样是慢性自杀。结果这个人选择了搏一搏，但结局不是“单车变摩托”，而是整个人躺进了棺材。

但即使这样，你能说这个人的选择就是错了么？这个人，是崇祯，而这颗肿瘤，就是魏忠贤，或者说是他所代表的阉党势力。

听到这话，崇祯帝感慨良久，之后下令厚葬魏忠贤。

不知为什么，这个故事后来竟然成了许多人力挺“魏忠贤救国论”的重要证据，先不说这种没有历史文献支撑的传闻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就说一点，如果魏忠贤在，大臣们就真的会乖乖听魏忠贤的话了么？

看起来好像是这个样子，九千岁，多么霸气的称呼，权倾朝野的魏忠贤似乎是一个比崇祯帝更令群臣惧怕的人物，但惧怕并不代表着百分百的臣服。

说句最诛心的话，如果将一个太监捧上九千岁的高位，就可以获得远比九五之尊更加尊崇的地位，跟言出法随的威严，那么中国几千年的帝制建设基本上就算是建到狗肚子里了。

在许多人看来，魏忠贤身着蟒袍，朱紫加身，有着无与伦比的气派和权势，但是他的权势并不仅仅来源于皇帝，更来源其身后的支持者们，这些支持者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阉党”！

他们之所以选择魏忠贤，不是因为这位九千岁真的有什么经天纬地之才，只是因为他与天启皇帝相近，可以帮助他们抵挡东林党愈发咄咄逼人的反攻倒算。

从这种叙述中，大家是不是以为我在讲述一个被迫害被压迫的群体？但事实上，明朝末年党争的酷烈程度，已经容不下所谓的善恶对错，无论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胜者都会对失败者赶尽杀绝。

也正因此，在魏忠贤利用东林党对他的弹劾案展开反击之后，后世人们心中那个“脚底流脓，脑袋生疮”的阉党才开始真正出现。

到了此时，阉党中既有曾经的失势官员，也有雄心勃勃的武人，更有与魏忠贤一样舍得一身剐也要荣华富贵一时的野心家。他们之所以要甘心充当魏忠贤的走狗，自然不会是因为这位大字不识一个的魏公公自身的人格魅力。升官发财、出人头地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

这些人，你让他们抄家灭门可以，让他们攀咬良善可以，但让他们毁家纾难、誓死报国？还是洗洗睡吧。

将一个朝代的毁灭，归罪为某一个人的任性妄为，是极为错误的。任何一个朝代皆是如此，而具体到了明朝，整个国家的覆灭有许多原因，有些原因甚至是明朝所独有的，比如小冰河期的到来，超前的货币制度带来的通货膨胀，等等等等。

但一些因素虽然是老生常谈，却并不偏颇，比如朝廷的腐败和官吏的堕落。而客观来讲，明末吏治的崩溃进程中，阉党是其中重要的推进剂。

有时候，我们的想象力总是不够丰富；有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比烂的世界”。

如果崇祯帝真的没有在继位后迅速拔除魏忠贤以及他背后的阉党势力，他所面对的可能会是一个远比如今更加昏暗和龌龊的朝堂。

也许到得那时，恐怕不会有宁远大捷，不会有李自成的奔逃，甚至可能因为无法筹措军费，无法组织军队，不会有孤注一掷却最终失利的锦州之战。

如果历史真的那么发生，可能在几百年后，有人会在网上提问“如果崇祯帝一登基就杀了魏忠贤，明朝会不会那么快灭亡”，而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不会有今天这么多的争议。

朱由检生于1411年2月，1427年10月他同父异母的哥哥朱由校溺水而亡，由于朱由校无子嗣，16岁的朱由检便坐上了皇帝宝座挑起了重担。

朱由检上任伊始就发誓要勤勉政务振新大明，实际上他也是这么做的。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铲除阉党魏忠贤及其羽翼。天启七年十一月初一（1627年12月18日），贬魏忠贤凤阳守陵，旋即下令逮捕，5天后魏忠贤自缢而死。此后，将阉党二百六十余人，或处死，或遣散，或禁锢终身，阉党势力基本连根拔除。

平反冤狱，重新启用天启年间被罢黜的官员，这些官员多为东林党成员。阉党与东林党之争由来已久，明面上，东林党人维护朝政，秉性正直，崇祯看在眼里。起用袁崇焕为兵部尚书，赐予尚方宝剑，委以重任令他收复全辽。

崇祯勤勉朝政，白天临朝议事，晚上批阅奏折公文经常通宵达旦，长此不懈。一次，他去慈宁宫拜见宫中最有威望的刘太妃（崇祯的祖母辈）时，竟然坐着睡着了，刘太妃命人拿来绵被给崇祯盖上。崇祯醒来后苦涩地说，为处理公文，召见群臣他很少能休息，已经两夜未眠，说罢与刘太妃相对落泪。这样的崇祯这样的皇帝，比起他的太皇帝万历几十年都不曾临朝听政那可是强了一万倍不止。

崇祯主政期间，内忧外患国库空虚，他带头不吃肉，说到做到。宫厨做好荤菜送来也是要退回去的，只有侍候他的宫女太监知道皇帝长期不见荤是真的，其他部门还是要偷着吃的。

然而，尽管崇祯如此勤于朝政，大明江山终究是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

当崇祯皇帝刚继位时，大明的天下虽然动乱频繁，但总体来看还算可控；但到了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时，整个天下已是烽烟四起，崇祯已经镇不住场子了，大明王朝坍塌在即。

内乱方面，李自成控制北方，张献忠控制西南，左良玉控制长江上游，郑芝龙控制东南，高杰、刘泽清和刘良佐控制江淮，吴三桂控制关宁。外患方面，清兵在长城以北及山海关外虎视眈眈。

1944年3月，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3月18日崇祯帝吃罢最后一顿宫宴，安排他的三个儿子逃逸，然后杀死妻女。幼女昭仁公主刺死，长女长平公主被砍断一只臂膀，一生贤德的周皇后于坤宁宫自缢身亡。19日凌晨，天将曙明，崇祯携御笔太监王承恩离开紫禁城，登上皇家禁苑煤山，在一株老槐树下自缢身死，时年35岁。死时“以发覆面，白夹蓝袍白细裤，一足跣，一足有绫袜”。就这样，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统治华夏中国长达276年的大明王朝的就这样亡国了。

其情也惨，其事亦哀。每逢3月19日，明末遗老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必沐浴更衣、面向北方、焚香叩首、失声恸哭。

而亡国的主要原因在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里是这样描述的：

在历代改朝换姓的时候，亡国的君主每每是被人责骂的。崇祯帝可要算是一个例外，他很博得后人的同情。就是李自成《登极诏》里面也说：" 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不用说也就是" 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 的雅化了。

其实崇祯这位皇帝倒是很有问题的。他仿佛是很想有为，然而他的办法始终是沿走着错误的路径。他在初即位的时候，曾经发挥了他的" 当机独断" ，除去了魏忠贤与客氏，是他最有光辉的时期。但一转眼间依赖宦官，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四暮三，轻信妄断。

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但只看见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无所措。对于老百姓呢？虽然屡次在下《罪己诏》，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明史》批评他" 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 。这个论断确是一点也不苛刻的。

自然崇祯的运气也实在太坏，承万历、天启之后做了皇帝，内部已腐败不堪，东北的边患又已经养成，而且年年岁岁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灾、蝗灾。崇祯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有马懋才《备陈大饥疏》，把当时陕西的灾情叙述得甚为详细，就是现在读起来，都觉得有点令人不寒而栗：

"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

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

总秦地而言，庆阳、延安以北，饥荒至十分之极，而盗则稍次之；西安、汉中以下，盗贼至十分之极，而饥荒则档次之。" （见《明季北略》卷五）

这的确是很有历史价值的文献，很扼要地说明了明末的所谓" 流寇" 的起源，同隶延安府籍的李自成和张献忠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先后起来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