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朝代其实都是属于华夏文明的一部分，但要分出个正统那就是宋朝。

01、辽宋金。

华夏有悠悠五千年的历史，并且华夏的文明从未间断过。其实华夏所有的朝代中很少有真正统一的朝代，大部分朝代都只有华夏大部分的领土。而且还有朝代同时出现在这块土地上，比如辽宋金，辽宋金并不是一起出现的，先是有先后顺序的，辽朝是最早出现的，辽朝又叫契丹，这两个称呼经常交替

宋朝则是第二个建立，由赵匡胤建立，金朝就是最后一个。其中辽金是属于北方游牧民族，而宋朝则是处于中原地区。这三方关系也不是非常友好，宋辽经常大大出手，主要因为燕云十六州，而金在后来将辽灭了，金取代了辽的地位，金与宋同样是敌对关系，虽然三个朝代中宋朝军事最弱，经常遭到这两方的毒打，但是宋朝却是三朝中的正统。

02、宋朝才是正统。

声明这是站在现代人角度看得，宋是正统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宋朝结束华夏多年的分裂与战乱，宋朝之前便是五代十国，五代十国的华夏是处于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长年发生战争，并且华夏还处于分裂状态。赵匡胤建立宋朝政权后，就将华夏大部分领土收复，战乱也慢慢没有了，百姓重新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这第二个原因就是宋朝承接华夏的文明。五代十国那会，由于是乱世，所以华夏文明也处于崩溃的边缘，如果再继续下去，那么华夏文明也许会中断。宋朝将其统一了，华夏文明得到挽救，而且宋朝虽然军事拉胯，但在文化上造诣绝对是巅峰的，可以说宋朝是历史文化巅峰之一的时期，而且宋朝处于中原之地，中原在大部分人眼中都是正统。

宋是无可争议的正统，宋继承自唐，五代，统治区域历史上就是中原大部地区，是名副其实的汉族政权，而当时的辽，金都是北方的游牧民族，说不好点就是胡人北狄，他们只是汉化了些，尽量的使自已更接近中原，想要入主中原，但是他们的统治民族毕竟是异族，他们也有自已的文化语言习惯，所以他们代表不了中华文明，更谈不是中华正统，当时的中华文明的继承者是宋，并继续发扬光大，影响后世深远，是古典中华文明的颠峰。而辽统治区域虽大，但是大部份是北方的地带，他们的势力范围也没有到达传统的中原地区，所以辽没有任何资格代表中华正统，金的话还能扯一扯，因为金统治了宋北方传统汉人地区，但是按当时的历史来说，金是侵略者，北方是失地，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岳飞抗金，就可以看出，这个地方只是敌占区而已，国土被侵略失掉了，侵略者成了正统？怎么可能，南宋还统治着半壁江山呢，南宋直接继承北宋，历史上宋并没有断代，所以南宋仍是宋，仍代表着中华正统。南宋的经济文化继续发展，代表着当时最高水平。不要说宋，东晋这么个小朝廷还算是中华正统呢。说直白点，中华文明其实就是汉文明，现在也是中国的主体民族，主体民族不认宋认辽认金是正统？那算了，那还是宋吧。。。

宋朝人认为他们的本朝是正统无疑，而且金先灭辽，元后灭金，时间上正好相继。南宋因臣服于金朝，正统地位备受质疑。

宋朝是我国历史上正统的朝代，在这个朝代当中，有很多汉朝的人存在，而且经济社会都是非常完善的。

辽和北宋相比，北宋是正统；金和南宋相比金是正统，金占据中原之地，在南宋人心里就是正统而且南宋向金称臣是金的附属国还有金一直都是以中国自称。其次体制传承清承明制，明承元制，元承金制，金成辽和北宋的一些制度。

想要答案看最后（中间是介绍）

秦汉时期，秦大将蒙恬就曾在长城率10W秦军抵御匈奴。可以说当时民族关系非常紧张。汉朝汉高祖刘邦被围白马，汉武帝刘彻攻匈奴曾表示这实在复仇，所以西汉初期民族关系基本没有改变。西汉末，汉元帝将宫女王蔷王昭君嫁给匈奴单于，汉与匈奴关系稍微缓解。东汉时期匈奴常侵入东汉边境。初期有马援班超尚且不敢肆意的入侵。
东汉末，公孙瓒为北平太守，与匈奴战，所领之军都骑白马，匈奴号为白马将军，匈奴曾派使臣向曹操表示愿意归顺汉朝。
西晋初，司马炎死后其子司马睿继位，可司马睿天生智障大权旁落，最后各地藩王，将军肆意而为，造成最后外族反叛五狄（外族）乱华西晋灭亡。
皇族司马？（叫什么给忘了）在建业定都建立东晋改名建康。
氐人苻坚统一北方建立前秦，肥水一役战败前秦灭亡。
鲜卑人建立北魏政权，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实行改革学习汉族文化。

总之一句话：民族关系由恶劣转相融合．

中国历史上的宽宏大量与养痈成患
[日期：2005-10-28]来源：汉网论坛 作者：南乡子
南乡子

有网友认为蒙元对汉人的残酷压榨、迫害和歧视很多都是源于“民间传说”，理由是“蒙元统治时间短，又不是汉人政权，所以写历史的汉人极尽诬蔑摸黑之能事”，其实，有些不一定只是“民间故事”而是众所周知的惨痛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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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历史不全是中国历史学家所写的。现在研究蒙古历史的各国学者们的主流观点也是认为蒙元是一个对汉人残酷压榨、迫害和歧视的征服王朝。

例如，蒙古为灭金而侵入中原时，看到大片粮田，就决定屠杀当地农民，并把粮田变成他们的牧场。幸好自认汉人的契丹辽皇族后裔耶律楚才苦口婆心的跟他们解释，耐心说明从粮田得到的年贡、从中国农民那里得到的税金等等与牧场以及牧民相比是如何的多，再加上因他为蒙古的强大做出过巨大贡献而深受成吉思汗、后又受继任大汗位的窝锅台的重用，所以才避免了一场大屠杀。

此后，为准确的得到年贡与税金，在原金朝领土内进行了户籍调查，结果表明黄河以北只剩下了73万户人家！

蒙元统治期间，定蒙古人为头等人的“国人”，而把蒙古人以外的游牧民、阿拉伯和波斯等中东地区迁移到中国来的人、西域人、还有像马可波罗那样的欧洲人定为二等人的“色目人”，“色目”即各种各样的人的意思，他们主要是替蒙古人收税、压榨其他中国人的“经济官员”。这两者是蒙元的统治阶层。

作为统治阶层的蒙古人，人数极少，而被统治阶层的绝大多数都是汉族，如果汉族团结起来反抗蒙古人的残酷统治的话，蒙古人的政权马上就会土崩瓦解。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最巧妙的方法当然是分化汉人。于是，把中国北方原金国的人民，包括汉族、女真、契丹和高丽人都被定为第三等人的“汉人”（其中的汉族又被蔑称为“汉儿”），而把原南宋的国民定为第四等人的“南人”。无论是第三等人的“汉人”还是第四等人的“南人”，均属于最低等的、毫无生命保障，任人宰割的被统治阶层。

例如，蒙元时对汉人的刑罚是历史上最残酷的。成吉思汗时代，杀死一个汉人只需付一头驴的罚款。到了蒙元，其刑法明文规定：蒙古人即使把第三等“汉人”和第四等的“南人”殴打致死，也只需付点罚款和埋葬费而已。而汉人/南人即使被殴打也不得反抗。若反抗而使“国人”（即蒙古人）负伤，则是死刑。

元末，伯颜（不是元初灭南宋的那个）曾提议过要**汉族的李王张赵等大姓以保其统治。幸好没被采纳。
蒙元统治者们，在文化上更是把汉人的文化传统和道德价值观贬得一文不值。

例如，儒家文化受到了最严酷的歧视和侮辱，当时汉人之间还被分成了十等，即“官、吏、僧、道、医、工、匠、娼、儒、丐”，本来“官、吏、医”等阶层的人也属于儒家体系，但为了侮辱和嘲弄汉人的价值观，故意把“儒家”分出来置于“娼”与“丐”之间。

蒙古人对汉地的掠夺也是惨不忍睹。当时的“富在塞北”一说就足以证明蒙古人在经济上的掠夺。当时如果没有江南的粮食、盐、茶类等物质，元王朝根本就无法维持下去。而且这种掠夺不仅仅限于江南，而是遍及大江南北，因此使整个中国都疲惫不堪，老百姓苦不堪言。其中受害最深、生活最惨的就要数河南了。所以到了元末，不论是江南还是中原，人们都纷纷组织起来反抗蒙元。蒙元很快就被推翻了。

可是呢，当受尽欺凌迫害的汉人好不容易推翻了这样一个残暴的异族政权重新做了主人后，便马上对曾那样残酷欺压过自己的异族敌人仁慈起来。例如，蒙古统治中国时，连由每二十户汉人编成的最基层的组织“甲”的“甲长”都只得由蒙古人担任，而这甲长与汉人朝代的“保甲制”时的甲长大不一样，“是这二十家的总管，这二十家就是这蒙古总管的奴隶，衣服饮食，他可以随心索取，女子和财产，他更可以随心所欲”（《中国人史纲》）。可推翻蒙元后，明朝政府也只是把各地的蒙古首领的妻子女儿送到妓院。据说到了明末，各地妓院还有不少那些蒙古**的后裔依然从事性产业。又因为一般老百姓对欺压过自己的蒙古人异常痛恨，蒙元统治者失去控制后，纷纷攻击蒙古人，于是刚建立的明朝政府就规定，凡是留在明朝境内的蒙古人都可以使用汉姓以免遭到不测。后有大批的蒙古人从漠北来降，明朝政府最初是把他们安排在全国各地，头目则护送到京城------南京以便获得明太祖的奖赏。这些蒙古人向往土地肥沃、气候适宜、生活富足的中原生活，可又担心遭受周围汉人的歧视，便都想改成汉性。其实，此时的民间对蒙古人的仇恨已经消失，所以明太祖朱元璋还特地颁旨不再让这些蒙古人改成汉姓，还下诏曰天下皆为其赤子，不得区别对待，不得歧视蒙古人。

即使是在战争中被俘的蒙古人，依然是宽宏大量待他们。而且，一旦他们不再抵抗，还封这些昨天还是你死我活的敌人为王侯，还考虑到“以故元太子流离沙漠，父子隔绝，未有后嗣，乃遣崇礼侯北归，以书谕之流离沙漠，父子隔绝，未有后嗣”而送其北归。明太祖得知立下赫赫战功的大将军蓝玉与蒙元的主妃私通的消息后还发怒，使“妃惭惧自杀”。

其实，对少数民族、甚至对曾迫害过、奴役过自己的敌人很宽宏大量而不记前嫌的不仅是明朝，纵观中国的历史，汉人王朝对少数民族历来都是比较宽容和放任其自治的。例如，汉朝与其世敌匈奴之间虽有过长期的残酷战争，虽曾遭受过匈奴无数次侵袭和掠夺，可一旦把他们打垮，一旦他们投降了，汉人便马上忘记了过去的创伤而宽容地收留了他们，还准许他们在气候较温暖、土地肥沃的河套地区集团居住。汉朝以后的三国时代、晋时代对匈奴都很宽宏大量。不但不同化他们，不但不趁其力量微弱之时从肉体上彻底消灭他们，还准许他们“自治”，还任命匈奴人为“匈奴五部大都督”，还由他们自己的人管理他们，还准许他们拥有他们自己的武装力量。

可结果换来的几乎都是恩将仇报！

当中国国力衰弱时，这些少数民族不但没有诸如“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那样的汉人的思考方式而挺身出来为国尽忠，反而趁机从中国分裂出去而独立建国，不但如此，还反戈一击侵入中原大好山河。无数生灵涂炭、无数百姓流离失所、无数汉人沦为夷狄奴隶，无数文化瑰宝惨遭毁灭的五胡乱华即由此而生。当这些夷狄禽兽攻陷首都洛阳时，进行了大规模的烧杀抢奸。对被俘的皇帝也是百般的侮辱。

唐代也是如此。朝鲜半岛东南部的新罗为对抗来自北部高句丽和西南部百济的不断压迫侵略而主动服从唐朝的领导。公元654年，高句丽、百济联合发动对新罗的侵略，不久就夺取了三十余城。新罗着急地向大唐求援，要求唐征讨高句丽和百济。大唐应新罗的邀请，也为了收复自公元前十二世纪的箕子朝鲜起就属于中国固有领土，只因五胡乱华后中华大地不断的内乱而被趁机发展壮大起来的高句丽等夺取的东北、朝鲜地方，便决定出兵。在牺牲了很多将士后，好不容易灭掉了百济和高句丽，可却不杀其民与其王，仅是将这些固有国土收回。例如，在前百济的地方，虽然和中国内地一样设立了五个都督府、七州、五十二县，却让前百济的王族管理这些地方。在前高句丽的地方，也是如此。虽设立了九个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个县，却仍让原高句丽国的人管理这些地方。也就是让他们自治。而不是派自己的官员去管理，也不把这些地方的遗民全部迁移到汉人的地方并分散他们让他们与汉人杂居，当然也没有把汉人迁移到这些地方。

虽有一部分高句丽人以及靺鞨人迁移到大唐领土、管制东北各族的重要据点营州（今辽宁朝阳），可又没有把他们分散，而是让他们集体居住在一起。当契丹族的李尽忠发动叛乱时，原高句丽人以及靺鞨人也趁机反叛大唐而集体北逃。在粟末靺鞨人大祚荣的领导下，于698年以其原居住地东牟山（今吉林省敦化附近）为据点独立而自称“振国”。由于契丹族的反乱，大唐废除安东都护府而设都督府，逐渐失去了对辽东的影响。不久大唐为谋求东北的安定而承认了大祚荣的统治，并于713年册立大祚荣为渤海郡王。从此便称“渤海国”。前高句丽的大部分领土也逐渐成了“渤海国”的领土。继承大祚荣的大武艺不但野心勃勃地扩张领土，还建元“仁安”，明确表示要完全从大唐独立出去。为此曾与大唐发生了小规模的战争。第三代的大钦茂，主动修复与大唐的关系，并积极采用大唐的制度、文化以巩固其统治。当时的渤海以吉林省为中心，拥有自朝鲜半岛北部，我国东北北部到现俄罗斯的领土。其内部的民族成分相当复杂，既有汉人，也有高句丽人、契丹人、靺鞨诸族等各种各样的民族。

话题再回到朝鲜半岛。正是大唐的及时、大力的援助才使得新罗免于亡国，转危为安，可新罗一旦摆脱了这一危机后就翻脸不认人。待大唐军撤兵后，便勾结高句丽的残余分子反叛大唐，于是自（现在的朝鲜）大同江以南的那些被大唐收回的、历史上曾几千年都属于中国的领土又得而复失了。

正因为大唐对异族很宽容，甚至还让他们掌握军政民财大权，例如让营州（今辽宁朝阳）出身的杂胡安禄山掌握三镇（今辽宁西部、河北、山西一带）军政民财大权。结果让安禄山把一个好端端的大唐江山搅得天昏地暗，连皇帝都不得不仓皇出逃。后安禄山的反乱虽然被镇压，可盛唐却从此由盛至衰一路滑向灭亡。安禄山之乱后，大唐虽然收紧了其民族政策，但因其长期的养痈成患的少数民族政策，少数民族问题早已是尾大不掉了。所以大唐末期，各地少数民族便纷纷自立，大唐崩溃后就各自独立建国。之后，北方少数民族问题便层出不穷，成为中原王朝始终不得不面对的重大问题。其中，不但朝鲜独立成了永远难改的事实，连包括现在的北京在内的燕云十六州也成了异族“辽”的领土直到明朝。后来，西部的党项族也独立建起了自己的国家------“西夏”。东北也兴起了女真的“金”。再后来，蒙古又兴起。再后来，连黄河以北，连整个中国都被异族蹂躏。

到了明朝，不仅不追究在宋朝年间给中国造成重大灾难，甚至夺取了半壁江山的女真人的责任，不仅不吸取历史上姑息养奸的教训，反而重用女真人，还赋予他们军事上的权力。在贸易交换、朝贡时，也有意让他们占便宜以显示“泱泱大国的文明和大度”，于是这些女真人纷纷抢着去和明朝廷做这样的生意和朝贡。结果连明朝廷也觉得这样下去太亏、财政上无法承受，只好发给女真族的建州卫、海西卫的部族长“许可证”，由他们掌管分配通过交易、朝贡得来的利益，从而为其统治的巩固提供了财源，加强了部族长的统治权力。

努尔哈赤的外祖父王杲侵入抚顺杀害明朝军官后，受到辽东总兵李成梁的讨伐而兵败负伤。他逃到了海西女真的哈达部，却被哈达部酋长万汗逮住而交给了明军。王杲之子阿台为了报复，便与叶赫部联合起来进攻哈达部，明军得到哈达部的求援后，便把阿台包围在古来城。

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为劝说阿台投降而进城，反倒被阿台扣留下来作为人质。李成梁的明军见阿台不投降，只好发动总攻，结果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不幸死于乱战中。

李成梁为表示歉意，便一口气发给努尔哈赤三十张“交易许可证”和三十匹马，这些成了努尔哈赤起兵的最初的军事费用。此外，赋予他军事权力由他统管建州卫。还封他为明朝的左都督、龙虎将军，每年还给努尔哈赤银八百两。努尔哈赤不但不感恩，反而诬陷明军杀死了为明效忠的祖父和父亲，并把它作为根本就算不上什麽大恨的“七大恨”的头一“恨”，以此为借口反叛自立，就这样借助明朝的力量于万历17年（1589年）统一了苏克素护、浑河、完颜、栋鄂以及哲陈建州五部。

不久，又发生了日本入侵朝鲜的重大事件。当时明朝应朝鲜的邀请出兵朝鲜，与日本侵略军展开血战。虽击败日本侵略军并将其赶出了朝鲜，但战费开支庞大，老百姓生活日益恶化，明朝国内的局势从此开始走向动乱。努尔哈赤乘明朝注意力转到朝鲜的这段时间，加紧攻击和吞并女真的其他部落，在击败了九部联军后，终于奠定了其后从大明国独立出去建立后金的不可逆转的基础。而后金的建立，又为满清的建立，为满请最后占领整个中国，使全中国的汉人以及其他民族的人们成为其“家奴”打下了基础。

这些都是满洲自己留下的资料。

当时，即使汉人不采取类似历史上其他国家或民族采取过的那种灭绝性屠杀异族的方式来对待女真族，仅仅只要当初不那麽地热心扶助和支援努尔哈赤，恐怕就不会有后来坐了近三百年奴隶的耻辱，当然东北还有朝鲜也不会丢失了。

东西之争和南北对峙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个突出现象。东西相争，必有一条纵贯南北的轴线作为双方争夺的前沿地带；南北对峙，则必有一条纵贯东西的轴线作为双方对抗的前沿地带。东西之争的中间轴线大致是中国地势的第二级阶梯东部边缘地带；南北对峙的中间轴线是淮河至秦岭一线。南北对峙的前沿地带常常随着南北双方力量的强弱变化而在淮河南北有一定的摆动幅度，尤其以在淮河与黄河之间的摆动为最频繁，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腹地是东西之争的中间轴线与南北对峙的中间轴线的交汇地带。因此，无论是东西之争还是南北对峙，中原都必定是双主争夺的一个交汇之处。

东西之争

东西之争在战国、秦汉时期比较典型。秦的兼并及统一战争、楚汉战争、西汉时东方诸侯国王国对西汉中央政权的挑战、东汉末年关东州郡讨董卓之战，都是一种东西之争的态势。

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兼并战争兴起，各诸侯国之间彼此攻伐，社会秩序比较混乱。秦自陇西徒居关中，经过历次变革，发展成为一个以耕战为本的强国。自商鞅变法之后，秦东进意图日益明显。秦国以关中、汉中、巴蜀为基础，东逼六国。合纵连横遂成为当时的政治舞台上的主要内容。

所谓合纵主要是山东诸侯因感西方强秦的威胁而试图进行一场纵贯南北的大联合，西拒强秦；连横则是作为合纵的对应物产生的。秦经过几代的努力，其东进已取得重大进展。到昭襄王时，秦已侵占河南南阳盆地、三川河谷及山西西南部，正沿黄河及太行山嵴岭一线蓼开攻势，处于积极东进的良好态势之中，东主六国的国都均处第二级阶梯以东山无山河之险作为屏障。

秦昭襄王二十六年、楚顷襄王十八年（公元前281年），楚国有贤人与楚王谈当时天下形势，谈到帮与东方各国之间的战略态势，说：“秦为大鸟，负海内而处，东面而立，左臂据赵之西南，右臂搏楚之鄢郢，鹰击韩魏，垂头中国，处既形例，势有地利，奋翼鼓翮，方三千里。”（《史记》卷四十・楚世家）可说是对于当时东西对抗形势的一种很好的概括。秦始皇消灭六国，统一天下，基本上是循着这种态势所表现的势能进一步发展，后世的东西对抗也基本上不出这种态势。

秦亡后，楚汉相争，楚据彭城，汉据关中，双方在荥阳、成皋之间展开激烈的拉锯战。汉王刘帮三年（公地前204年），刘邦困于荥阳，成皋间，欲弃成皋以东，退屯巩，洛以拒楚。郦食其建议刘邦说：“愿足下急复进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栗，塞成皋之险，杜太行这道，距飞狐之口，守白马之律，以示诸侯效实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史记》卷九十七・郦食其传）郦食其的建议旨在促成一种明朗的东西对峙的态势出现。他说到的几处关隘所扼守的一线，基本上就是前面说到的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的东部边缘。澄清东西对峙的态势对于以后刘邦的战略决策很有帮助。如果说郦食其的建议在当时主要还是一种守势的话，那么，后来韩信率兵东下太行、刘邦自武关南出宛叶以分楚之势、遣隋何诱英布背楚归汉等重大举措都可谓以郦食其所描画的东西对峙态势为基础的，是这种态势的延伸。

西汉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又以关中为其统治天下的重心，“力制天下”、“东制诸侯”的思路在其统治政策中有着相娄的烙印。贾谊上书，念念不忘“山东之忧”，苦心积虑防备东方“大诸侯之有异心者”（《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汉武帝时，还在琥关、蒲津关设关官以羁行旅；汉成帝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关东地区发生大水，下诏“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壶口、五阮关者，勿苛留。”（《汉书》卷十・成帝纪）这则史料表明，这些关卡大部时候是限制东西部人口流动的。西汉时，已是“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对于东西部之间的人口流动都有一定的盘查和限制，在秦代就更不用说了。这种政策固然有其不得已的一面，但的确碍着东西部之间深度整合的完成。因此，秦汉的统一还包含着相当的脆弱性，东西方之间的隔阂并末完全消弥过。一有机会，这种隔阂便显现出来。西汉前期异姓诸侯王叛乱、中期的同姓诸侯王叛乱便是这种隔阂的显现。

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九江王英面反，汉廷大惊。故楚令尹薛公对刘邦分析说：“使布出于上计，山东非汉之有也；出于中计，胜败之数末可知也；出于下计，陛下安枕而卧矣。东取吴，西取楚，并齐取鲁，传檄燕赵，固守其所，山东非汉之有也。东取吴，西取楚，并韩取魏，据敖仓之栗，塞成皋之口，胜败之数末可知也。东取吴，西取下蔡，归重于越，身归长沙，陛下安枕而卧，汉无事矣。”（《史记》卷九十一・鲸布列传）英布所据为淮南地区。薛公所说的上中二策，实际上是以兼并东部平原地带而与西汉成东西对峙的态势。英布乃骁勇之将，自韩信、彭越被诛后，汉军之中已无堪与匹敌的将领。统兵打仗、冲锋陷阵，无人能敌；而长算远略则非基所长。因此，对于英布来说，或许薛公所言中策更合适些。采取中策，略取吴楚，然后“并韩取魏，据敖仓之栗，塞成皋之口”，以决胜负于顺的，是将再现原楚汉战争的局面，此时，东部形势比原项羽时有利，而刘邦所处形势则较从前不利，因此，单纯从战争的角度来说，英布采取中策，或许有一线的取胜希望。英布终因取下策而败。英布并未采取薛公所言上、中二策，但薛公的分析却是对西汉时期东西形势的一种很具代表性的判断。

七国之乱时，吴王刘濞麾下桓将军建议吴王说：“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愿大王所守城邑不下，直弃去，疾西据洛阳琥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毋入关，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汉军车骑至，驰入梁楚之郊，事败矣。”（《史记》卷一百0六・吴王濞列传）在桓将军建议中，除了出于步兵与车骑二军利弊比较的战术性考虑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其卓著的战略眼光。他所说的“所过城邑不下，直弃去，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毋入关，天下固已定矣。”可谓薛公所言中策的翻版，其大旨仍在促成一种明朗的东西对峙态势形成，据有洛阳一带的粮仓和武库。惜吴王未从桓将军之议，而尽锐攻梁之睢阳，终为周亚夫所败。

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又进行过一场未遂的谋反。史载刘安日夜与属下研究天下形势，“按舆地图，部署兵所从入。”他问计于伍被，叙述其发兵的打算，说到七国之乱时吴王的失误，他说：“且吴何知反？汉将一日过成皋者四十余人。今我令缓先邀成皋之口，周被下颖川兵塞圜辕、伊阙之道，陈定发南阳兵守武关。河南太守独有洛阳耳，何足忧？然此北尚有临晋关、河东，上党与河内、赵国界者通谷数行。人言‘绝成皋之道，事故下不通’。据三川之险，招天下之兵，公以为如何？”（《汉书》卷四十五・伍被列传）看来刘安是看到了吴王刘濞失徽的关键，“汉将一日过成皋者四十余人”，是言汉廷平叛大军顺利通过成皋之口东西并迅速展开，足见成皋在当时地位之重要，所以他计划“先邀成皋之口”，然后“塞圜辕、伊阙之道”、“守武关”、“据三川之险”，控扼东西之间诸往来通道，以与西汉形成东西对峙之势。刘安以谋泄而败，其计昨未及施行。

东汉末，关东州郡起兵讨董卓。董卓一面徙汉献帝于长安，一面遣后戍守洛阳。曹操建议说：“诸君听吾计：使勃海（袁绍）引河内之众孟津；酸枣诸将守成皋，据敖仓，塞圜辕、太谷，全制其险；使袁将军（袁术）率同阳之军，军丹、析、入武关，以震三辅。皆高垒深壁勿与战；益为疑兵，示天下形势，以顺计逆，可立定也。”（《资治通鉴》卷五十九・汉纪五十一）当时董卓所率乃凉州精兵，而讨董卓诸将皆关东人，从人事组成上看，这种对抗已带有东西矛盾的色彩；董卓据洛阳，虏掠财物俱运关中，隐然已有西归之意；董卓西迁，司马荀爽便对董卓说过：“山东兵起，非一日可禁，故当迁以图之，此秦、汉之势也。”（同上）双方都认识到了当时东西对峙的形势，曹操之议更是深知东西对峙的态势和争夺的关键。但诸将不听，终至食尽兵散，汉末局势遂不可收拾。

十六国时，前后赵在北方对峙，前赵据关中，后赵据河北，双方在山西、河南对抗。后赵石虎因攻前赵在山西的重镇蒲坂而引发前、后赵在洛阳的大决战。时前赵刘曜击败后赵石虎，然后挥兵南下，围攻后赵洛阳。后赵石勒亲自率兵自襄国驰援洛阳，进军途中，石勒侦知刘曜仍转困洛阳，说：“曜盛兵成皋关，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阳，此成擒耳。”（《资治通鉴》卷九十四）刘曜若能扼守成皋关，或阻洛水而守，是为拒敌于险要之外，石勒给有千军万马也无可奈何，洛阳自可不战而下。成皋、洛水之险弃而守，纵敌入险，实为刘曜的重大失策，这种失策铸就了刘曜的失败。

后来前秦、前燕在北方对峙，前秦王猛攻前燕洛阳之战的形势与前、后赵洛阳之战有些类似，但王猛攻洛阳，先派军扼成皋之险，以断前燕援军入援之路，洛阳遂成瓮中之鳖，不战而下。

东、西魏在北方对峙，曾在河南展开激烈的争夺，双方数度在洛阳展开激战。但西魏军既不能东据虎牢，又不能北据孟津河桥，故屡次强攻洛阳而不能得利。这种情势一直延续到北齐、北周对峙的时代也未有多少改变。

比较典型的东西之争一般在中国地势第二阶梯与第三阶梯之间进行，而以中国地势第二阶梯的东部边缘地带为对抗前沿：北起幽燕，循太行山南下，经嵩山山脉、方城山，接桐柏山。大洪山而转向鄂西山脉一线，为东、西方之间对抗的前沿，这一列南北向的山脉分隔中国的东、西部地区。

在这一线山脉上有一些山地隘口，为东、西交通要道。沿太行山一线，自北向南，依次有居庸关、飞狐口、紫荆关、倒马关、井陉关、滏口、天井关等关隘，在嵩山南北又有成皋、太谷、圜辕、广成、鲁阳等关隘，扼守燕、西方往来通道，在洛阳附近不有孟津，为黄河重要渡口。因此，上述一线双方争夺的急所，尤以成皋一带为争夺的关键。成皋处于东西对抗的中轴线上，能控成皋即是控制了东、西方之间通行的捷径，刘安所言“人言‘绝成皋之道，天下不通’”当是那个时代流行的看法。

从中国地势的大体形势上来说，这种对抗却是西主居地势利，而东方则处相对劣势。西方地势很高，面对东方，居高临下，若是能据成皋一线，即已取得一种非常有利的攻势态势，失成皋一线则全失地之险，故历史上的东西之争以西方胜利者居多而东方胜利者居少。

南北对峙

南北对峙是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另一个突出的现象。历史上的南北对峙与中国地理上的南北分界线有密切的关系。淮河至秦岭一线为中国地理上的南北分界线。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为南、北方的主要区域。志、北方内部各域这间联系比较紧密；南北之间跨度很大，南北气候、环境的差异较大，南北的生产方式、社会文化乃至生活习性差异也较大。这是南北对峙的地理基础。

南北对峙多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与南方汉人政权之间的对峙。中国历史上的南北对峙，除了孙吴与曹魏（西晋）之间一度出现的短暂对峙为汉人政权之间的对峙外，其它的南北对峙如西晋衰亡之后的十六国北朝与东晋南朝之间的对峙和北宋衰亡之后的金、蒙古（元）与南宋之间的对峙，北方政权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北方少数民族以游牧民骑射为业，男子都是天生的战士，勇猛善战；在战略、战术上，惯于骑兵野战、远程奔袭。这些少数民族在进入中原之后，多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中原先进的文化，从而提高其社会组织上的效能；但他们久居北方，性习温凉，而不耐暑热，故其对南方的作战宜于秋冬时节。南方汉人以农耕为业，社会文明程度较高，社会的高度组织化、对水利的利用是其社会的主要特点；治军以组织、秩序和纪律见长，经过严格训练；其作战讲究部伍阵法，长城战和守城战，多能利用江河水道进行人力物力的运输，故其对北方的作战宜于春夏时节。

南北双方可谓各有所长，各有千秋。南北之间、黄淮一带地形的气候上的特点，又使得南北双方在天时和地利上各自利弊参半。这一带既有旷阔的平原，又有纵横分布的江河水道，寒暑季节变化明显。利于南方者不利于北方，利于北方者不利于南方。双方都人机会发挥自己的长处，利用对方的短处。这种天时和地利上的特点，也使得南北双方易于陷入一种拉锯式的角逐之中。

南北军事对抗一般以黄淮平原为主战场，而以淮河至秦岭一线为对抗线，这条对抗线随着双方力量的消长变化而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有一定幅度的摆动。淮河以南，有较长的雨季，江河水道纵横，开成密集的江河水网，足以缓冲北方铁骑的冲击力。南方可以利用这些江河水道，构筑军事据点，扼守一些主要的通道，发挥自己水战和守城战的特长；另外，南方雨季湿热，北方人、畜皆不适应，也削弱了北方铁骑的冲力。这样，北方势力和右越过黄河继续向南深入，便会面临气和环境上的巨大困能。但是在淮河以北，情况就不一样了。淮河以北的河流，雨季较短，气候干燥，河流水流量有限，冬季又有封冻现象，容易渡涉，不足以阻挡北方的铁骑。志方若越过黄河向北深入，则会面临补给线过长的困难。这样，作为中国地理上南北分界线的淮河不期而然间也在了南北对抗的一个分界线。

北方游牧民族每每趁中原政权的衰弱，凭借军事上的优势，透入中原，探制北方地区；而南方汉人政权在失去对北方的控制之后，多能凭借中原先进的社会文化整合南主社会，发挥南方汉人社会的特长，保有江南半壁江山，从而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

秦汉时期，虽间有短暂的动荡，但统一的大局却基本上维护了三、四百年。这三、四百年间也积累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终于导致了汉未政治秩序的崩溃。汉未政治秩序的崩溃最显著的后果即为统一的中央帝国的瓦解。先是天下三分，中经西晋短暂的统一，又因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而演成南北对峙之局，并持续了近三百年。北宋以后，随着女真和蒙古的先后南下，金、元与南宋之间再度形成南北对峙之局。

南北对峙之际，双方的角逐本是在一个更广阔的舞台上展开，若单考察在中原这片地域内的争夺，则不能不先考察这片地域的南北两边的地理形势。随着双方力量的强弱变化，双方对抗的前沿地带在淮河与黄河之间有所摆动。在淮河以南，西部有大别山、桐柏山屏护长江上游，东部江淮之间，水道纵横，屏护长江下游；在黄河以北，西部是太行山环绕着的山西高原，东部是河北平原。

在漫长的南北对峙史上，南北交兵自然是很频繁的。我们可选取几场典型的战例来分析。

在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的对峙中，以刘宋与北魏的对峙最为典型。这期间，南方实力臻于鼎盛，所据地理态势亦较好，而北魏也在这期间统一了北方，国力空前强盛。刘宋的建立者刘裕在晋末举行了成功的北伐，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域，到他建宋时，虽关中已失，但河南、山东仍为南主所有。刘裕刚死，北魏趁丧南侵，夺占河南。宋文帝刘义隆即位垢，便有收复河南之志，在他有生之年，举行过几次北伐。刘宋先后于元嘉七年（430年）和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两度大举北伐，每次北伐都是宋军趁春夏雨季北进，并迅速攻占沿黄河一线的重镇，然后沿河列戍置守，元嘉七年战领河南后还设立了河南四镇：洛阳、虎牢、滑台、 ；但是等到秋高马肥的时节，北魏铁骑南下，沿河的防御便很快崩溃，所以两次北伐都以失败告终。北伐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刘义隆战争指导有误。这时，值得分析的是刘义隆北伐目标的选择问题。

刘义隆北伐，其志只在收复河南，但河南四战之地，即令能攻之，未必能守之。宋军攻占河南后，沿千里黄河列戍置守，兵力薄弱；且黄河虽险，却并非不可渡涉，尤其是寒冬，河冰坚合，可以无船而渡。刘义隆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应该是如何遏止北魏咄咄逼人的南进势头，而不是河南的攻守。元嘉七年时，北魏已将赫连夏逐出关中，这样，北魏以山西为根本，左拥河北，右据关中，南面中原。所以每次宋军来攻，北魏都是先收兵暂避，待秋高马肥，北魏铁骑能发挥优势的时候，再大举反攻，轻松收复恃者乃在北魏对中原所拥有的地理形势上的优势。刘裕北伐后秦时，崔浩便对北魏明元帝说过，就算刘裕上岸北侵，我军退守代北，谅刘裕不能起东南之兵与我远争河北。北魏伐柔然，群臣们又顾虑刘宋，崔浩又断言：“设使国家与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魏收》崔浩传）所以刘义隆北伐，只图河南，实非长远之计。倒是刘宋青州剌史刘兴祖上表所言进兵之策比较可取。元嘉二十九年（452年）刘义隆欲趁北魏太琥帝拓跋焘之死再谋北伐，刘兴祖上表言：“河南诅饥，野无所掠，脱诸城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众，转输方劳：应机乘势，事存急速。今伪帅始死，兼逼暑时，国内猜扰，不暇远赴。愚谓宜长驱中山（今定州），据其关要。冀州以北，民人尚丰，兼麦已向熟，因资为易；向义之徒，必应向赴。若中州震动，黄河以南自当消溃。臣请青冀七千兵，遣将领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驱克胜，张永及河南众军宜一时渡河，使志声实兼举，并建司牧，抚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军都（今居庸庆），因事指挥，随宜加援，畏威掀宠，人百其怀。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若不克捷，不为大伤。”（《资治通鉴》郑一百二十六・宋纪八）刘兴祖所言进兵河北，堵塞太行山诸隘口，将北魏遏制在山西以内，若河北底定，则河南自然落入宋军之手。这的确是北魏之为担忧的一种前景。元嘉七年的那次北伐，北魏崔浩曾对太武帝分析说：“臣始谓义隆军来，当屯止河中，两道北上，东道向冀州（治所在今河北冀县），西道冲邺（今河北临漳附近），如此则陛下当自讨之，不得徐行；今则不然，（宋军）东西列兵，径二千里，一处不过数千，形分势弱，以此观之，不过欲固河自守，无北渡意也。”（《魏书》崔浩传）在崔浩看来，宋军右在抵达黄河之后，进攻河北，北魏形势就很危险，太武帝须亲自率军抗击，刻不容缓。由此呆见刘兴祖所言进兵之策可谓极富胆略，且洞悉宋魏对峙的战略形势。不过，此策非雄才大略之主不能行之，刘义隆志望、见识均不及此，故未采纳。这次北伐又告失败。

刘宋的两次北伐以失败告终 ，还招致北魏的大举反击，万其是元嘉二十七年的那次北伐，北魏反攻河南之后，大举南进，南抵长江北岸，那年十二月，魏主亲至建康对面的瓜步山上，鼙鼓之声震动江南。刘宋北伐溃军，退过寿阳、彭城、盱眙等重镇；江南之军，沿江戍守，江南全面戒严；江淮之间；坚壁清野，甚至不惜在水井、草料上投毒。魏军也曾强攻彭城、盱眙等重镇，但都未能破城，只得于新的一年雨季到来之前引兵北还。

北魏在孝文帝时迁都洛阳。此前，北魏已夺占南朝淮北之地，现在洛阳既为北方之都，与南主江淮一带更加逼近，孝文帝为求新都的安全，遂于迁都之后一再统兵南方汉方和淮河上游地区。当他取得了南阳，统兵来争襄阳时，却遭到了南方最激烈的抵抗和反击，因为这已角及到了南方在襄汉上游的整个防御体系。双方几度用兵，在南阳与襄阳之间形成胶着之势。南齐时期，双方在南阳、义阳、寿阳、钟离一带展开过激烈的争战。

“河朔之变”凶，北方出现动荡，北魏宗室幸存者大批南逃，南朝梁武帝萧衍欲以魏图魏，于梁武帝大通元年（529年）派将军陈庆之率兵拥北魏北海王元颢北上。陈庆之率军连克荥城（今商丘东）、梁国（商丘）。大梁（开封）、荥阳、虎牢，遂入洛阳。魏主元子攸北逃，元颢在洛阳登位。时北魏主政者为尔朱荣，尔朱荣坐镇晋阳，遥制洛阳朝廷。尔朱荣闻洛阳有变，当即火速南下，边行边部署各部迅速南下集结，然后拥魏主进兵洛阳。陈庆之扼守河阳河桥，以拒尔朱荥之军。尔朱荣缚材为筏，渡过了黄河。元颢及陈庆之军溃败，元颢被杀，陈庆之逃回南朝。魏主重回洛阳。陈庆之入洛之战为主宋以后南方对北方较深入的一次用兵，与刘宋时期的北伐一样，其进兵也速，其溃败也速。

十二世纪起，北方少数民族双陆续南下，入据中原，女真和蒙古先后与南宋对峙。女真起自辽东，建立金， ，灭辽而入据河北，又灭北宋进临河南。金以一游牧民旄凭借武力消灭辽、宋两个大同，统治区域迅速扩大，它需要时间来消化它征服的成果，也需要时间来适应中原农业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包括适应中原地区的 气候和地理环境，所以金在中原地区先后立张邦昌和刘豫两个傀儡政权作为为它控制中原的过渡阶段。金兵铁骑则根据形势变化，不时南侵，寻歼南宋军主力及宋室群臣。

南宋重建之初，对于国防的重建即有“秦蜀为首，东南为尾，中原为脊。”（《宋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八・张浚经略关陕）之类的议论。南宋与金对抗，主要恃川陕、荆襄。江淮三大战区相到策应，自荆襄北出中原，可以在东、西两大战区之间呼应，自荆襄北出中原，可以在东、西两大战区之间呼应，尤其是可以趋江淮战区这北，威胁金兵后路。宋金对峙时期，岳飞、吴拱都曾自荆襄北出，进攻河南，威胁金兵后路。

岳飞于宋绍兴四年（1134年）击败叛将李成，收复襄阳；又乘胜北进，从伪齐手中收复邓州、唐州及信阳军。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自襄阳大举北进，相继收复颖昌（今河南许昌），淮宁（今河南淮阳）、郑州，又配合敌后抗金的李兴收复洛阳等地。七月，岳飞在郾城大败金元帅宗弼之军，又在颖昌大破金兵的反扑，乘胜进至朱仙镇（距汴京四十五里），与金军对垒，准备渡河收复失地；由于岳飞的胜利进军，河东、河北人民纷纷响应，袭击金军，断其归路。金人大恐，准备退回北方。就在这时，秦桧与襟高宗谋弃淮河以北之地与金人求和，急诏岳飞班师，岳飞被迫退兵，所复诸州再次丧失。宋高宗杀岳飞，自毁长城，也毁掉了岳飞北伐的成就，南宋以屈辰的代价换得了暂时的和平，这就是“绍兴和议”。

金完颜亮败盟南侵之时，南宋又以吴拱自荆襄向河南发起反攻，威胁金东路的后路，以牵制金江淮方向的进攻。宋金又以达成“隆兴和议”而停战，是后双方未再发生大的战事。

元朝统治了98年。
元朝历史通常可以分为两个到三个阶段，1206年元太祖成吉思汗统一蒙古，立国漠北，定国号为大蒙古国；到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定都汉地，打败南宋，金与西夏，将国号改为大元之际，共六十六年，称为大蒙古国时期，又称蒙古帝国。元世祖忽必烈定都汉地，将国号改为大元后，直到1368年元惠宗出亡为止，共九十八年，才是严格意义上的元朝历史。元惠宗出亡后依旧以大元为国号，至1402年鬼力赤杀顺天帝坤帖木儿，改国号为鞑靼为止，共三十四年，称为北元时期。
1206年（金章宗泰和六年），蒙古贵族在斡难河源奉铁木真为大汗，上尊号成吉思汗，蒙古汗国建立。蒙古汗国在1259年蒙哥汗去世后分裂为大汗之国和四大汗国（金帐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利汗国和察合台汗国），四大汗国名义上服从蒙古大汗宗主权。
1218年蒙古灭西辽，1227年6月灭西夏，1234年灭金朝，1246年招降吐蕃，1253年灭大理，1279年消灭南宋政权。
成吉思汗时，蒙古没有固定的首都。1235年，太宗窝阔台建都哈拉和林。1263年，元世祖忽必烈定都上都。1272年定都燕京，称为大都。
1271年（元世祖至元八年），元世祖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建立元朝，忽必烈成为中国皇帝。
1368年（明太祖洪武元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同年明军攻占大都，元顺帝北逃，元朝退出中原，与明王朝对峙，史称“北元”。1402年元臣鬼力赤篡位建国鞑靼，北元亡。　

元朝 公元1271年~1368年,一共持续了97年！

元朝（公元1271年~1368年）是由蒙古族建立起来的庞大王朝，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的，以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主的政权。蒙古族以其强大的武力，不仅征服了中原及长江以南地区，还将其控制范围扩张至整个西亚地区。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疆域最大的王朝。

蒙古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他们一直过着以游牧为主的生活。大约在公元十二世纪时，蒙古族出现了一位杰出的领袖--铁木真。它作为部落首领，于公元1206年被各部推为大汗，称为成吉思汗。在铁木真的领导下，蒙古族逐渐强大起来，成为中国北方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它于公元1227年消灭西夏、1234年消灭金朝，为统一全中国作好了准备。此时，成吉思汗已死，窝阔台、蒙哥、忽必烈先后继任大汗。公元1271年，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在大都（今北京）建立起元王朝，从此，北京才逐渐成为中国此后近七百年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公元1276年，元朝发兵攻占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统一了中国全境。

元世祖忽必烈在统一中国之后，并没有停止对外的军事行动。此后，元朝曾两征日本、两征安南（今越南北部）、两征缅甸，先后使高丽、缅甸、台城、安南等地成为元的属国。在国内，为了统治汉族人民，元朝统治者将国民分为四等，即蒙古人、色目人（西夏、回回、西域等地人口）、北方汉人、南方汉人。在这种制度下，汉人的地位极底。成为了蒙古人与色目人驱使的对象。故而，在元朝统治初年，曾发生过多次汉族与南方各少数民族反抗蒙古暴政的起义，但都未能成功。

因为蒙古族以前的生活方式大多以游牧为主，生产力较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自忽必烈以来，历代元朝统治者都以农业生产代替了畜牧生产，所以元朝的农业有了极大的发展。由于元朝的疆域扩展到了西亚地区，使得欧洲与中国的交往更加频繁，技术交流更加迅速。经济的起步带动了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在元朝年间，中国南方的棉花种植已非常普遍，所以纺织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出现了以黄道婆为首的一批手工业者，使当时的棉纺织技术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此外，因漕运、海运的畅通及纸币的流行，商业在元朝也极度繁荣起来，使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之一。元世祖年间，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曾到过中国，在它撰写的《马可·波罗游记》中详细的记载了当时元朝大都的繁荣景象。

物质的丰富使元朝的统治者生活逐渐奢华起来，同时也使蒙古统治者内部争权夺势的斗争更加激化。在公元1308年至1333年的二十五年中，元朝先后历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天顺帝、文宗、明宗、宁宗至元顺帝共八代皇帝，由此可见当时元朝内部的斗争之激烈。元朝后期，各皇帝都过起豪华的生活，为了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统治者不断向人民收取各种赋税，尤其是汉族人民被压迫尤为严重。于是汉族人民以各种形式起来反抗元朝暴虐的统治，早在泰定二年（1352年）河南赵丑厮、郭菩萨的起义就揭开了元朝灭亡的序幕。而后，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发生的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起义，席卷了整个中国，在起义军中，出现了一批优秀将领，其中以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等人所领导的部队实力最为强大。从至正十六年（1356年）到至正十九年（1359年）间，朱元璋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并在六、七年的时间里先后消灭了陈友谅、张士诚部，统一了江南的半壁江山。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开始北伐，他以"驱除胡虏，恢复中华"为口号，在大将徐达、常遇春等人的协助下，于公元1368年攻陷元大都，结束了元朝的统治。同年，朱元璋在建康称帝，建立了明王朝。

元朝是由蒙古族建立起来的王朝，他存在了九十七年，先后历十一帝（自世祖忽必烈始），是我国历史上较强大的王朝之一。但由于元朝对汉族人民的歧视，使其过早灭亡，成为将来的清朝统治者的前车之鉴。此外，元朝的统治，为我国画订了以后的大致范围，自元末直到清朝中后期，中国的疆土在此基础上一直未发生太大变化，而蒙古族在此之后也成为了中华大家庭的一部分。

如果从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1206）开始算起应该是经历十五位皇帝，一共163年，如果从忽必烈改元“大元”（1271）开始算起的话是，经历十一位皇帝，一共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