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六部
　　明朝在中央设置吏、户、礼、工、刑、兵六部，与前代相比，明朝最初在每部增加尚书侍郎各一。胡惟庸案之后，朱元璋废丞相之职，取消中书省。六部因此地位得到了提高。每部只设一个尚书，两个侍郎，原有的各科尚书降为郎中。各部尚书和侍郎的官阶也上升。其中以吏部（主管文官升迁）最为重要，户部人员最多。礼部（主管祭祀大典）与工部（主管公共建设）地位较低。
　　2、监察机构
　　在洪武十三年前，明朝还沿袭元的监察制度，设立御史台，有左右御史大夫各一名。洪武十三年后，朱元璋废御史台。两年之后，朱元璋设立新的监察机构—都察院。都察院下面设立监察御史若干人，分巡全国各省，称为十二道监察御史。每道有监察御史三至五人，范围大体为一省。但监察御史都驻在京师，有事带印出巡，事毕回京缴印。到明末，监察御史分为十三道，共有一百一十人。
　　3、六科
　　明朝开始只设了给事中。到洪武二十四年，设都给事中六人，分吏、户、礼、工、刑、兵六科，每科一人。该制度基本是继承了唐朝的门下省制度。六科官职品级虽低，然职权很高。他们可以不赞成皇帝的意旨。而该制度也发挥了一定的改善朝政作用。
　　4、五寺
　　五寺包括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大理寺与刑部和都察院合为三法司，其职权与今日之最高法院相似。大理寺的首长称为大理寺卿，也是九卿之一。其余四个寺的卿职权较低。太常寺负责祭祀；太仆寺管理马匹；光禄寺负责寿宴；鸿胪寺负责接待外宾。
　　5、内阁
　　在废除丞相制度后，朱元璋亲理政务，一度深感疲惫，于是设立四辅制度来辅佐政事。但这项制度效能不彰。洪武十七年后被废。之后朱元璋请来几位翰林学士帮忙辅佐，这些翰林学士的官职被命为“XX大学士”。这也就是所谓的内阁机构。

明朝的上层统治者主要有几派，分别书皇帝、太监、大臣，其他朝代常见的外戚在明朝没掀起什么腥风血雨，每个阶段这几派的权力分配也不一样，具体如下：
1、明朝初期
朱元璋建国后，大肆杀害开国功臣，但是自己很能干，很勤奋，所以即使杀光了大臣，自己也能应付，包括后边的成祖属于此类，这个阶段皇帝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太监和大臣只是办事员，尤其是太监还没登上历史舞台。
2、明朝中期
成祖以后，随着事物增多，皇帝本身的勤奋程度下降，一部分权力被转移，主要是转移到了大臣这一边，虽然胡惟庸之后不再设丞相，但是内阁大学士基本上继承了丞相的权力，三杨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这个时期，太监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逐渐的与大臣分庭抗礼。代表是刘瑾。这个时期明面上看大臣和太监逐起势，但实际上权力还是掌握在皇帝手中。
3、明朝后期
皇帝因为受不了明朝文臣的辱骂撒泼弄权等行径，宁愿相信太监，因为太监比较容易控制，更听话。所以太监开始登上权力的顶峰，代表就是魏忠贤，为了对付太监一党（阉党），文臣逐渐也抱团形成东林党，两方开始为了权力和争宠大打出手，结果不但两败俱伤，还亡了大明。

明代中央权力架构是三个金字塔型的，为什么这么说，我来详解：
首先三座金字塔的塔尖都是皇帝大人，这个毋庸置疑，下面是细分
1.文官体系：大致是内阁（通常是3名大学士，其中一人为首辅，其余为次辅），他们领导整个文官体系，六部分管个专属领域（吏、户、礼、兵、刑、工），都察院监察百官。以及一些专业机构部门如：国子监、钦天监、翰林院等，这些构成了中央文官体系；
2.武官体系：兵部负责武官的升迁、部队的调集，五军都督府负责日常部队的操练，武将们一般都在驻地，在京里的反而较少。另外一些世袭的公爵、侯爵会出任神机营、京营等部队的营官，但通常只是挂职，不掌实权；
3.内官体系：就是太监了，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体系，我国历史上宦官权力最大的三个朝代：东汉、唐（中、晚唐）明，名声最响，最让人提及的就是明朝的了。在中央的宦官是由十二监、四司、八局领导的，合称二十四监。这里面司礼监是权势最煊赫的，司礼监掌印太监是整个内廷权力最大的太监，一般被称内相，与外廷的内阁首辅遥相呼应。明朝的厂卫机构就是由内廷的太监们掌管的，另外还有驻各地的镇守太监等

类似于现代内阁制，皇帝类似与总统（当然是世袭的），正常情况下，皇帝下令，内阁（三到五人）可以驳回，皇帝再下，再驳回。
大致就这情况。当然，皇帝直接硬干的话除外！

中央集权制

【 大 明 帝 国 的 真 相 】

　　一、 在对待百姓的问题上面明朝与满清的区别：大明王朝是在太祖朱元璋推翻蒙元的殖民统治后建立的一个华夏政权，从一开始，明朝的统治者就极其注意政府的组成和国家的治理，明太祖朱元璋曾言“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可见，当时的统治者极其注意与民生息。而相对与满清入关，暂不提起血腥屠杀，满清搞的是大规模的圈地运动，让中国的老百姓完全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二、在政权的组织形式上明朝与满清的区别：有人认为明朝落后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明朝出所谓"昏君"，满清出圣君，他们的理由非常充足——明朝的皇帝几乎不理朝政，而且可以几十年不上朝，而满清的皇帝都很勤勉，一定事必躬亲。这种理由看似正确其实简直是胡说八道，请问大家，现在的英国女王如果事必躬亲那么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呢？明朝的政治体制非常特殊，如果我们仔细的研究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明朝的皇帝不勤政，但是明朝的政府机构一直没有出现混乱局面，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明朝在建国以后，太祖皇帝废除宰相而设立内阁，建立了一种新的政府体系，就是文官政治，其实不过就是今天被那些君主立宪制国家修改使用的一种政治体制。首先，内阁是由官职比较低的文官组成，类似现在我们国务院的一个政府机构，文官体系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面使皇帝成为了一个在一定形式上面的虚位，治理国家的任务也由一个人的家天下慢慢成为了君臣共为。皇帝的权力因为内阁的存在被极大的削弱了，比如明万历皇帝，他想立自己想立的太子都做不到，结果只好以不上朝为名不见群臣，但是明朝的社会一直在向前发展，因为当时的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文官体系。作为一个国家，是由一个独夫完全负责好还是由一个文官政府集体管理好，我相信大家会有一个正确的答案。

如果从民主上面谈，大家都很熟悉的海瑞海钢锋其人为人耿直，因为反对明嘉靖帝的政策而上书大骂嘉靖帝，但是谁知道，当时的海瑞不过是一个六品的知事，大家想想，一个六品的小官的奏章可以直接面呈皇帝，这在被部分无耻文人歌颂为盛世的满清可能吗？这说明了什么？而且，明嘉靖帝最终没有能把海瑞怎么样。

一些人总是拿明洪武永乐朝时期的杀戮来说明朝之残酷，然而满清入关后进行数次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和满清的更为残酷的文字狱却必而不谈。明朝的抄家灭族，更多的是针对王公大臣官吏。而满清呢？大概没有听说过有哪个王公大臣因贪污腐败被斩首抄家灭门的吧（敖拜的）

很多人把明朝的锦衣卫和东厂拿出来说事，说明朝的特务统治有多么残酷，又说明朝的政府是多么专制，这真是奇谈怪论，明朝的统治如果是专制统治那么满清就是地狱统治了。的确，明朝的确是存在特务机关，但是作为一个先进体制下的政府，有哪个没有这种机构？比如英国有007机构,俄国有克格博机构,美国则有中央情报局。不过经过满清267年的泼脏水，搞的世界上面好象只有一个大明朝才有特务机构，满清的血滴子即便有人可以说是杜撰，但是沾竿处是什么东东？满清律规定：凡汉人三十人以上集会者，皆以谋反罪处斩，只怕没有哪个朝代有此酷法吧。满清的特务统治远远在明朝之上，而且作为一个国家的皇帝，恐怕大明天子唯一归属自己完全管理的权力除去生杀予夺以外也就只有的这个特务机构了。我们还怎么能说明朝专制呢？

三、太监祸国问题：很多鹦鹉学舌的糊涂虫一提明朝就说什么明朝是什么太监祸国，又说什么这就表明了明朝的腐朽，其实如果我们认真的看待明朝的太监问题我们应该可以得出一个真实的结论——明朝太监问题并不是什么国家的大害。明朝最著名的祸国太监不过就是王振、刘瑾、魏忠贤几人，从清狗的历史里面看，似乎这些太监是中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太监，其实不然，中国历史上面出现宦官乱政的朝代不过东汉、唐朝和明朝，唐朝自不必提，皇上都被太监当作傀儡了，东汉太监可以封侯，但是明朝不然，首先，明朝的太监一般都识文断字，甚至是很有才华的（魏忠贤例外，不过魏的记性很好），皇帝用他们一般是做为帮助审批奏章(秘书性质的)，但是太监在政府中的权力很低，明朝掌管司礼监的宦官和文官政府一直在明争暗斗，但是始终没有占过上风，在魏忠贤时期，太监在政府中的权力达到了顶峰，但是文官政府的体制已经根深蒂固，不是他可以动摇的所以在文官反击之时，不但是魏，连他辛苦培植的什么龙呀虎的还有那些党羽全完了，因为文官政府虽然因为皇帝的支持被迫让魏安插了一些人，但是政府的实际权力始终没有减弱，这就是为什么魏倒台明朝政府确没有出现任何的动荡。

一 对君权的限制

首先来研究下明朝政体方面。明朝的政治体制非常特殊，如果我们仔细的研究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明朝的皇帝不勤政，但是明朝的政府机构一直没有出现混乱局面，这是什么原因呢？明太祖废除宰相设立内阁，建立了一种新的政府体系，就是文官政治，其实不过就是今天被那些君主立宪制国家修改使用的一种政治体制。首先，内阁是由官职比较低的文官组成，类似现在我们国务院的一个政府机构，文官体系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面使皇帝成为了一个在一定形式上面的虚位，治理国家的任务也由一个人的家天下慢慢成为了君臣共为。皇帝的权力因为内阁的存在被极大的削弱了，比如明万历皇帝，他想立自己想立的太子都做不到，结果只好以不上朝为名不见群臣，但是明朝的社会一直在向前发展，因为当时的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文官体系。 皇权在许多方面受到限制。这些限制来自法司、内阁、御史、给事中以及其他廷臣，甚至锦衣卫。若奏劾不纳，或用刑过轻，往往出现连续奏劾，甚至“抗章极论”。[1] 我个人认为，一个国家由一个文官政府集体管理好是远比由一个独夫完全负责好的！

二 否定君主专制思想的出现
为什么明朝会出现民主思想的萌芽？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封建制度渐趋衰落。早期的民主启蒙思想也在潜滋暗长。明后期，思想家李贽，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否定孔子是“天生圣人”。他揭露道学的虚伪。他反对歧视妇女和压抑商人。李贽是我国反封建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带有民主性的色彩。对封建君主专制进行激烈批判的要数明末清初的黄宗羲，他认为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他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提出“工商皆本”的主张。黄宗羲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他与顾炎武、王夫之提出了中国比较成系统的民主思想，尤其是他说的——君为天下之大害。明末像海瑞那样骂皇帝的屡见不鲜，万历时期更是蔚然成风。大家都很熟悉的海瑞海钢锋其人为人耿直，因为反对明嘉靖帝的政策而上书大骂嘉靖帝，但是谁知道，当时的海瑞不过是一个六品的知事，大家想想，一个六品的小官的奏章可以直接面呈皇帝，这正说明了对君主专制的普遍否定。大臣连篇累牍地指责君的过失，毫不掩饰地揭露当朝皇帝“酗酒”、“恋色”、“贪财”、“尚气”，四毒俱全，装生病，“借此自掩”，“禁城之内，不乐有君，”“怨讟愁叹，难堪入耳”，等等。官僚士大夫甚至以批逆鳞为荣，留中奏疏不下百多件。[2]

三 重惩官吏赃罪

明朝的抄家灭族，更多的是针对王公大臣官吏，贪官污吏。对王公大臣各级官员惩罚极其严格。官吏的经济犯罪直接损害了封建王朝的利益，政府既怕因阶级矛盾激化而被农民起义推翻，也不能容忍地主阶级内部异己力量羽毛日丰威胁皇权，因此，明朝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决定了这个时期坚决、严厉地惩治贪官污吏。 对于重惩官吏赃罪的司法实践，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1)对犯赃案件深挖深查；(2)皇亲国戚与公侯犯赃加重处罚；(3)惩办与儆戒相结合；(4)借助民众力量惩治贪宫污吏。作者认为：明初重惩官吏赃罪收到了积极的效果。首先是吏治得到整饬，从而为明朝前期的繁荣铺平了道路。其次，增加了国家的实力，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3] 反观清朝的刑罚，对于百姓的惩治则大得多。满清律规定：凡汉人三十人以上集会者，皆以谋反罪处斩。[4]只怕没有哪个朝代有此酷法吧。

苏流白 回答得很全面，赞一个！

现发现赵丰年先生的《华夏千年历史回顾和启示》大作中有一些关于宋明的论述与史实不符。若不出来说明一下，恐会误导他人。例如，该文指责说“宋太祖、明太祖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让中国人民饱受各种内战、外敌野蛮屠杀的痛苦折磨。”而事实则与之相反。因为宋太祖之前的中国是个四分五裂（五代十国）、战乱纷飞的时代，所以，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宋太祖结束了五代扰攘的局面，使中国人民脱离了各种内战和避免了外敌的野蛮屠杀。

明太祖也是这样的伟人。明太祖不但结束了旷日持久的各种内战，还高举“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帜，消灭了窃据中国近百年的野蛮外敌，使中国人民摆脱了“各种内战、外敌野蛮屠杀的痛苦折磨。”，并数度遣兵深入大漠、追缴残敌以期杜绝外患。

另外，宋太祖和明太祖并非处于和唐太宗对立的另外一个极端。两者之间，乃至宋明两个朝代，特别是宋初和明初之间都有很多的不同点。如宋朝极端地重文轻武，极端优遇士大夫，对北方游牧民族尽量委曲求全，不惜屈膝于异族，向异族拱手称臣，签订屈辱的不平等条约，而鲜有主动出击之举。而明朝则不是这样。它是一个刚质健拔、充满阳刚之气的朝代。明代、特别是明前期，对士大夫不但不太重视，甚至还冷酷无情，大臣们上朝前都担心自己能不能安全回家呢。这也是明朝后来被文人们抹黑的重要原因。明朝，从其建国起，就主动向北方游牧民族出击。哪怕是兵临城下，哪怕是内忧外患已经到了快亡国的时刻，它仍拒绝和异族和谈，更不可能像宋朝那样屈膝投降，签订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了。

就拿明朝后期，皇帝因几十年不上朝而被众多人当作明朝连满清都不如的万历年间来说吧。当拥有先进火器的日军侵略明朝的属国朝鲜时，明朝政府尽管自身有很严重的危机，如北虏仍在骚扰问题、东北女真势力日益扩大问题、国内民生和社会治安问题，但仍是毅然出兵，并且打败了日军，把日军从朝鲜赶回去了。而三百年后，同样是在朝鲜，对手同样是日本，且自身武器装备并不比日本差多少的情况下，满清却是一败涂地，很快就屈膝投降，割地赔款了。至於宋朝，就更不用说了。从北宋建立到北宋灭亡、再到南宋灭亡，不但去不了朝鲜之地，连河北的燕云十六州都收回不了呢。

而明成祖数度亲征漠北，更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壮举。

宋太祖和明太祖，也没有“忘了北方未归化游牧民族的南侵的危害”。宋太祖在尚未完成统一南方之前就进行过北伐异族的军事行动。而在基本完成了对南方的统一后，第二年就开始北伐，进攻有契丹强敌支援的异族政权北汉。可惜途中神秘死亡。宋太祖不但要消灭异族北汉政权，而且还要收复由异族石敬塘献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所以，说中途去世的他“忘了北方未归化游牧民族的南侵的危害”，是不合事实的。

明太祖就更没有“忘了北方未归化游牧民族的南侵的危害”，当然也不存在“过分注意防止军阀拥兵自重”的事情。明太祖在位期间，明军不但经常主动出击漠北，其精兵也大都布置在北方边境一带，而且还让他的儿孙们当军阀拥兵自重。这也是明成祖得以取得政权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明太祖和宋太祖不是与唐太宗对立的另一个极端，两者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

至于赵丰年说的“我们的中国，从五胡乱华以后，在某些方面就开始陷入走极端的恶性循环。”当然也不符合历史事实。事实上，五胡乱华后的中国依然有过强盛繁荣、且创造出了超越前人文明的时代。

赵文指责明朝“在抛弃宋代弊端的同时，完全放弃了宋代文明发展的宝贵经验。宋代鼓励商品经济发展，政治开明仁慈等种种政策，在明代所剩无几。在西方文明开始大幅度进步的时候，明朝却从宋代的文明发展大大的退步了。这些制度的倒退尽管在明初短期的国防利益，却推动了明朝的衰落和被北方游牧民族再次灭亡。”，这一指责显然也不太符合客观事实。

明朝当然没有“完全放弃了宋代文明发展的宝贵经验”。明朝同样鼓励商品经济发展，而且还产生了近代资本主义萌芽。再说“政治开明仁慈等种种政策”，若说不以言论杀士大夫，若说士大夫的待遇上，那确实是不如宋朝“开明仁慈”。但这不能代表明朝的政治就不开明，就不仁慈，宋代的“政治开明仁慈等种种政策，在明代所剩无几”了。
事实上，明朝的政治制度非但不比宋代差多少（实际上，宋朝也是皇帝拥有较大权利的中央集权制），也比同时代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来得先进。例如，各大臣也是通过比较公平严格的考试选拔出来。其选拔过程，比宋朝都来的严格。而且即便是一贫如洗的山民，只要能通过这一选拔考试，就可以成为管理国家的栋梁，甚至还可能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而且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即国家的各级栋梁不是世袭制，因此，哪怕自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级的国家支柱，若子孙通不过选拔考试，也只能当平民百姓了。

明朝政府和宋朝政府一样，也是脱离皇室而独立化了的，由以内阁首辅大臣（实质性的宰相）为首的大臣们运作的。也就是说国家权力是由皇帝和诸大臣们分担并相互牵制的。明朝也有专门监督皇帝的谏官。不但政府官员，民间也可以直接批判皇帝，直接指责皇帝的过错。若朝野的批评正确，皇帝即使心里不高兴，表面上也只能容忍。因此即使出现万历帝那样常年不上朝的皇帝以及昏庸之君，国家机器也能照样正常工作。

整个明朝年间，其中央政府中一直没有出现宋朝秦桧那样的内奸，不能不说与其政治体制有高于宋朝之处有关系。明朝所造就的思想家、文学家、戏剧家、医学家、自然科学家只会比宋朝多，不会比宋朝少。 思想家如刘基、王阳明、李贽（卓吾）、薛瑄、陈献章、胡居仁、罗钦顺、湛若水、王廷相、唐鹤征、王艮、罗洪先、何心隐、焦竑、刘宗周、孙奇逢、陈确、王畿、魏校、吕坤、方以智（方还是科学家）、朱之瑜、傅山、黄宗义、顾炎武、王夫之、颜元、李恭、戴震、李颙、吕留良等等；文学家如李开先、吴承恩、汤显祖、冯梦龙、凌蒙初、蒲松龄、龚升、孔尚任、吴敬梓；历史学、政论学、考证学者如张居正、顾宪成、陈子龙、高攀龙、孙奇逢、张溥、万斯同、万斯大、全祖望（此人虽生于满清初期，但家庭则是颇有民族气节的家庭，本人受的也是黄宗羲，万斯同等人的影响。其他人亦然）；自然科学者如朱载堉、李时珍、潘季驯、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傅山、方以智、王锡阐等；大建筑学家如计成等。

也正是明朝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使中国人的思想变得异常活跃和具有前瞻性。批判精神、怀疑精神、经世致用的思想、实测实验实证思想以及积极的西学受容是明朝、特别是明末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思想等各分野的特征。

出现了一批反封建专制和具有近代民主自由平等主义色彩的思想家。如李贽的“人人皆可以为圣”，“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等反对孔孟儒学和封建礼教的主张；顾炎武的“众治”取代君主专制的“独治”；王夫之的“不以天下私一人”；唐甄的“凡为帝王者皆贼也”；黄宗羲的“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为人君者”“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 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的见解以及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主张。这些都是和近代欧洲的个人自由、人性解放、人人平等、民主与法制的思想是相通的。

宋代，似乎没有这样的思想吧？又何来明朝“在抛弃宋代弊端的同时，完全放弃了宋代文明发展的宝贵经验。......在西方文明开始大幅度进步的时候，明朝却从宋代的文明发展大大的退步了。”之说？

众所周知，活字印刷技术的出现使得靠手写制作的书籍能大量迅速地复制，因此到那为止与书籍无缘的一般人也能容易地购买阅读书籍。这对发源于英国的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以及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明代的中国，已经进入了使用比宋代的胶泥活版更先进的铜铅活版印刷技术，书物得以大量出版的时代。因此若无明末的大动乱，若无野蛮异族入侵及其长久的令人窒息的统治，那些具有近代民主自由平等主义的思想就可以广为人知，逐渐被人民大众所接受，从而唤醒或者确立人们的近代民族主义意识，促使政治、经济、教育体制的改革和发生产业革命。那麽中国就决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何来“在抛弃宋代弊端的同时，完全放弃了宋代文明发展的宝贵经验。......在西方文明开始大幅度进步的时候，明朝却从宋代的文明发展大大的退步了。”之说?
其实，中国的初中历史课本就明确指出：明朝拥有在质量上超过前代水平的、技艺先进的织染、制糖、造纸、制瓷、采铁、铸铜、造船、兵器制作，农业生产技术，以及待种手工艺和土木建筑，南京的龙江造船厂，北京的军器局、宝源局，遵化铁厂，苏州的织染局，饶州的御窑厂所设的工场都有细致的分工。洪武时，官办铁冶的定额每年已达一千八百四十七万余斤，钱币年铸最高量已达一亿九千九百八十四万余文。宣德时，饶州传造的瓷器一次达四十四万三千五百件，其他绞罗纱绸、彩缎雕漆等消费品的制造更是不可胜数。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商品经济也空前活跃。到中叶以后，呈现出类似于产业革命以前的欧洲的社会状况，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奠定了形成近代民主自由主义思想的经济基础。

早在明前期，就有了制造可以远洋到非洲的舰船的技术，而同期的欧洲只能造一些小型的木板船[Paul Kennedy著《大国の兴亡》上（译者铃木主税，株式会社草思社于1988年11月7日第18次印刷发行）]。“明代铁产量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由于建筑盛行，发明了利用简单机械原理的起重机。火器在明代有很大进步，大炮有从西洋输入的弗郎机、红夷炮，枪有快枪、鸟嘴枪及各种手铳，已和近代武器接近。”[尚铖《中国历史纲要》374]明初就已经拥有大量制造当时最先进武器的技术，并积极投入实战，因此让当时的敌人蒙古人（鞑靼、瓦刺等游牧民族）闻风丧胆。明朝不但拥有这些先进火器，即使在弓箭这种冷兵器的制作技术上也比“全民皆兵”的游牧民族来得先进。因此明朝政府不但严禁向蒙古人出售那些先进火器，也同样严禁向蒙古人出售弓箭和用于制造盔甲刀箭的铁器。蒙古人为窃得这些先进武器而绞尽脑汁。例如用派遣朝贡团的方式，途中从明军士兵和不法商人那里偷偷购买这些先进武器，并用引诱、绑架等手段迫使中国人到其居住地传授和仿造这些武器。

就拿郑和七度下西洋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来说吧。郑和率领庞大的海军舰队远洋非洲，是空前绝后的壮举。可若没有当时最先进的造船、引航、舰船编队技术，乃至海上长期生存的技术，是不可能实现的。而这样高度的技术，别说同时代的西方文明，就是“宋代的文明”也没能实现。何来“在抛弃宋代弊端的同时，完全放弃了宋代文明发展的宝贵经验。......在西方文明开始大幅度进步的时候，明朝却从宋代的文明发展大大的退步了。”之说？

不但明代中前期，就是后期，仍比同时代的欧洲更发达。当来华的传教士把当时中国的发达情形写成报告发回欧洲时，给欧洲的知识分子以很大冲击。“前近代所有文明中，最先进的，拥有优位的就是中国。十五世纪的人口为1亿到1亿3000万人，与欧洲的五千万到5500万相比，压倒性的多数，拥有优秀的文化，实施了灌溉的肥沃耕地从十一世纪起就通过非常好的运河连接在一起，教育程度高的儒者役人运转着职员等级制度整备齐全的行政机构。其洗炼了的统一国家的样子，令来访的外国人羡慕不已。确实，中国文化蒙受过蒙古部族的激烈攻击，也被忽必烈汗侵略和统治过。但中国有着不是靠征服者来改变，而是去改变统治者一方的实绩。1368年明王朝建立，赶走蒙古，实现中国的再统一时，有很多从前的秩序和学问都温存下来了。受过尊重‘西欧’科学的教育的读者最惊奇的大概是中国文明中的技术水平之高吧。中国自古就有很大的图书馆。活版（movable type）印刷早在十一世纪就已经登场，不久大量书籍就被印刷出版了。受运河建设和人口增加的触发，产业和贸易都发展起来了。中国的都市，与同时代的中世欧洲的任何都市都大得多，交易路也延伸到很远。纸币很早就被利用，在商业发展和市场成长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明在十四世纪末打倒蒙古统治者时，就已经使用大炮了。”[Paul Kennedy著《大国の兴亡》上，28-29页]

其实，明朝不但在其中前期，就是到了晚期，也不比西方落后多少，很多地方还经西方传教士之笔传至欧洲后让欧洲的知识分子大受刺戟呢。
正如日本历史学家指出的：“十六世纪末以后，来到中国的耶稣会会士们（基督教传教士）报告了很多中国的情况。他们看到的中国，与同时代的欧洲相比，是更发达的社会，这给了启蒙时期的知识人以很大的刺戟。对他们来说，中国的文物制度值得惊叹，甚至是理想性的。当然，其中也许含有因不充分的理解而产生的过大评价，但如果是以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来进行比较的话，中国为最发达国家之一这一事实，应该是不会错的。……这个时代出现的新要素之一，就是和欧洲恒常性的接触。这种接触，既有文化方面也有经济方面，但文化方面到清代就中断了。明末，学识丰富的耶稣会会士一来航，中国人就对他们带来的新学问和新技术予以相当的关注。不但出版了很多翻译书，还将其编入中国人的著作中。即使没有直接表现出来，但明末的所谓实学、很多技术性书籍的出现，可以认为是受洋书的影响。而且还有知识分子信教。特别是任命耶稣会会士为制历的钦天监（天文台）的长官一事很有名。可是到了清代康熙帝时，发生了所谓的典礼问题。……其结果，不但失去了以传教士为媒介的与洋学的接触，不可思议的是，对洋学的关心也没有持续。所以，此后的欧洲科学技术发展的状况，直到清末为止都不为中国所知。……（到清末）对终于复活了的洋学（当时的中国称之为西学）的关心，因为只是出于要解决现实中满清所处的难局才出现的关心，虽很切实，但同时也有很强的功利性的一面，这和明末期对洋学的关心，性质上有着相当的不同。”[岩见宏+谷口规矩雄著《伝统中国の完成/新书东洋史4》 6-11页，1988年8月5日第八刷発行，発行所：株式会社讲谈社]

再拿王朝寿命来说，明朝寿命不但比北宋、比南宋长多了，就是比东汉、比西汉也长多了，比满清也长。明朝也不是亡于北方游牧民族而是亡于天灾人祸。倒是宋朝，无论北宋，还是南宋，均亡于北方游牧民族。因此要说被北方游牧民族灭亡是因为“制度的倒退”的话，那应该是指北宋和南宋的制度才对。因此赵丰年的“这些制度的倒退尽管在明初短期的国防利益，却推动了明朝的衰落和被北方游牧民族再次灭亡”的说法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再说说明代的民间社会文化生活。。明代老百姓的文化生活比较自由，也比较丰富多彩，整个社会充满活力。例如，中国古代社会，极其重视礼制，有着严格的等级秩序，而衣饰冠巾则是表示一个人身份等级的符号，因此有严格的等级规定。不但庶民百姓和士大夫阶层之间，就是各级官员，不同行业的庶民百姓之间，也不能随便混用。但自明代中后期起，不但庶民百姓可以自由地穿戴士大夫阶层的衣冠，使用从前被严厉禁止的黄色，服饰花纹甚至还可以使用从前只有皇帝才能使用的，为人君至尊象征的龙纹。从前贵妇人才能用的头饰，娼妓都能用了。

同时，民间还涌现了大量较高水平的文学艺术作品。如口语体长篇小说《三国志演义》，《忠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金瓶梅》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至今仍有很大影响。除此之外，还有《平妖传》《封神演义》等长篇小说，还有《剪灯新话》、《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拍案惊奇》以及并不比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最著名剧作家莎士比亚逊色的明代大剧作家汤显祖创作的剧作品《牡丹亭》等。

这些作品大胆地揭露了社会问题，抨击了封建礼教，充满了对个人自由和人性解放理想社会的向往。其思想的先进性可与近代西方相比。

不但如此，明代还出现了小说评论家。他们敢于称赞那些被从前的读书人所轻蔑的恋爱小说、白话文小说。明代小说和戏曲，甚至还对外国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例如中国不太有名、几乎失传了的《剪灯新话》，在传入日本后，便对日本的文学艺术产生了很大影响，被改编成日本传统舞台戏剧歌舞伎、传统单口相声落语、小说。例如歌舞伎《怪谈牡丹灯笼》、落语《怪谈牡丹灯笼》，以及《御伽婢子》和《雨月物语》等日本早期怪谈小说代表作就是受该著作影响而诞生的。
“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的文学艺术所受亚洲的影响之大为众所周知。特别是这个时期的法国文化（这同时又是欧洲文化的代表）从中国的思想以及艺术等受到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前川贞次郎著《绝対王政の时代－－新书西洋史5》60页，昭和55年2月20日第七刷発行，発行所：株式会社讲谈社]

这些文学艺术作品可以说是中国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代表作。
这是北宋、南宋两个朝代都无法比的。

遗憾的是因明朝不幸覆灭、取代它的又是带有落后野蛮的奴隶制特征、极端封闭愚昧、又因自己的落后、人数极少而极其恐惧汉民族“反叛”因而采取残暴镇压、大兴文字狱等种种手段扼杀中国人活力的异族满清，这一独自发展起来的中国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因此被而夭折了。

明代还出现了代表当时整个世界最高水平的科技专业著作。如宋应星编著的《天工开物》，十七世纪末传入日本后，受到日本学者的极为重视。法国人得知后也如获至宝，将其翻译成法文。此后欧洲各国纷纷把该书翻译成本国文字，并赞之为“技术的百科全书”，反倒是在该书的故乡中国，因满清残酷的统治而销声匿迹了；又如李时珍编著的、记载了古今本草1871种的《本草纲目》；还有计成编著的、世界造园学最早、且有系统的造园技术专业著作书《园冶》，以及方以智的百科全书式著作《通雅》和《物理小识》，等等。随着商业的发达和算盘的普及，还出版了达到当时世界水平的算数书《直指算法统宗》。民间，《三台万用正宗》等日常百科全书也大量普及开来。明代还出现了徐霞客那样的大地理学家和大旅行家。

明代在农业方面积极注重国内既存农业产品和生产技术的改良。例如解决了双季稻的推广技术问题，双季稻因此在南方各地得以普遍推广。岭南地区还出现了三季稻。从而加倍、三倍地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这是北宋、南宋两个朝代都无法比的。明代的中国人并不因此满足而是积极与海外交流，积极引进海外的其它先进品种。例如，原产美洲大陆的高产耐旱、土地适应力极强、种植方法又简单的农作物如玉米、甘薯（明代文献中又称红薯”、“金薯”、“蕃柿”、“白薯”、“番薯”、“红山药”等）、马铃薯等，就是明代引入中国的。在这些农产品引进普及之前的中国，长时间人口一直难有较大增长（即使是大唐盛世，人口也只有五千多万）。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食物生产受到极大限制。人多地少的话，即使是丰年都难以维持温饱。绝大多数农民战争皆因食粮严重不足、连种田的农民都无法生存而引起。满清中后期，中国人口成倍增长的最重要原因，就是满清制造的大规模征服战争终于结束，明代引进的这些高产耐旱、土地适应力极强、种植方法又简单的农作物得以扩展到全国从而提供了更多食粮的来源和产量的结果。

这些事实证明明朝并非如赵文所指责的那样“在抛弃宋代弊端的同时，完全放弃了宋代文明发展的宝贵经验。宋代鼓励商品经济发展，政治开明仁慈等种种政策，在明代所剩无几。在西方文明开始大幅度进步的时候，明朝却从宋代的文明发展大大的退步了。”而是大大超越了宋代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