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效应》是一本由[美]托马斯•斯特里特（Thomas Streeter）著作，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8，页数：27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网络效应》读后感(一)：网络效应：斯特里特和尼葛洛庞蒂

　　

对互联网的社会史感兴趣的小盆友可以将《数字位移》和《网络效应》共同阅读。前者描绘了不同互联网企业的发展故事，将时代变迁和企业家创业奇迹勾连起来，建构了一种大胆赌博、不怕失败，敢于挑战传统智慧的商业天才围绕用户体验和网络自组织来进行技术发展和产品创新，推进企业在战略、组织和人才等方面的革新，从而利用网络效应带来的规模效益，促进企业价值增长和产业规模扩大，由此融合了对财富的欲望和关于推翻既有权力结构的浪漫梦想，这样一个人发明一种技术、一种技术扛起一个企业、一个企业扛起一个时代的未来主义叙事；而后者却将上述的这种企业家创业奇迹看作是抽离了历史背景和情感结构的英雄主义叙事，不仅遮蔽了英雄主义背后的社会力量的形塑作用，将技术本身及其工具性应用看作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构建了一种基于热情和献身的无酬劳动想象；同时也将用户的个人浪漫主义计算机使用体验与新自由主义市场竞争逻辑相互联系起来，在不同社会力量的形塑下改变了互联网的设计和发展进程，开启了商业化用途，并维系了系统性的财富掠夺，引发了一个资本主义爆发性增长的时期。

具体来说，前者通过乌托邦棱镜将互联网描绘成另类的自由竞争市场或社群主义合作的化身，将弹性工作和开源合作视为一种新的工作方式，使人从IBM、索尼等膨胀囊肿的传统科层制中解放出来，而通向未来大道的苹果、亚马逊和谷歌等企业预示着新型民主、自主工作、劳动自治的诞生，能够让企业根据市场灵活获得资源，降低交易成本和创新盈利模式，通过在影音、物流、零售、清洁用品、服装、食品等全产品链的扩张来支配社会生活一切领域，尤其是亚马逊公司，是当代新经济和成功学的典范。

而在后者看来，众包式生产和弹性雇佣只是一种新的个人浪漫主义想象，它剪除了培育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基础设施体系——政府、医疗系统和政府资助等等——从而建构了如乔布斯、比尔盖茨、贝佐斯等等光鲜亮丽的英雄，并忽略了聚光灯之外的集体组织和默默无闻的个人。例如，在新自由主义的故事里，天才的年轻程序员马克·安德森创建的网景浏览器是跨时代的、革命性的发明，然而却掩盖了网景浏览器只是对其他浏览器进行了改进，以及非盈利平台的贡献等等事实。由此，市场被作为民主社会的象征；而政府干预则被视为极大干预创新，作为领头羊的高科技五大巨头通过不断构建用户浪漫性的人机交互体验和自我驱动的愉悦感，赋予用户市场竞争的欲望和主动生产的想象，其中几个平台节点越养越肥，最终实现市场垄断，用户面临的局面仍然是：市场上仅存几个买家面对成千上万的卖家，创造性劳动必须遵循私有企业制定的一切规则。不仅如此，互联网技术革命和平台经济的不断扩张并未解决健康保障、生活必需品和贫富差距等现实问题，还带来了铁锈地带的经济危险处境和西方的整体社会危机。也许正如斯特里特所说：“要求信息产业开放硬件设施并提供普惠式服务是一回事；个人想要拥有iPhone来实现自我表达是另一回事......歌颂不确定性及其传奇故事是一回事，但是如果我们歌颂不确定性，而遮蔽了像换尿布等等维持基本生存的事情，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当然，最有意思的是，关注问题有所重合但视角完全不同的两本书在同一年、同一个学校、同一个学院、同一个系的两个老师手中分别出版，阅读时有一种精神分裂般的快感。

PS:在翻译上，前者读着过于口水话和行业调查报告化，后者多人翻译导致某些部分好，某些部分就是机器翻译完全不通emmmm

　　《网络效应》读后感(二)：韦伯、反文化与计算机浪漫主义

　　本文选自《网络效应：浪漫主义、资本主义与互联网》，[美]托马斯·斯特里特著，王星、裴苒迪等译，吴靖、卢南峰校译。标题为编者所拟。

　　为什么本书讨论的浪漫主义行动在过去数十年里不断重现？1968年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展示”的参与者，70年代泰德·尼尔森的粉丝读者，80年代歌颂史蒂夫·乔布斯为反叛企业家的记者，90年代初期《连线》的读者以及90年代后期开源运动的支持者，他们都对浪漫主义的行动和阐释充满了热情，这在电脑通信技术和使用方式的演变中扮演了基础性角色。浪漫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建构具有持续性和有效性，对此互联网发展史告诉了我们什么？

　　韦伯关于现代性祛魅的叙述（也是第二章中我探讨浪漫主义的开篇）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普遍概念，用来描绘浪漫主义的立场和叙事。在韦伯那里，面对现代性铁笼中的生活，我们绝望于迷魅的匮乏，并且试图将它召回。艾伦·刘（Allan Liu）在《酷法则》（The Laws of Cool）中，将其概述为“信息文化”，“我们在这里工作，但我们很酷”。这很好地抓住了一种感觉，即与其他人区别开来的期望——一种想搞清楚“我是谁”的感觉——在大多数工作方式中，他们常常感到自己是机器上的一个齿轮，而他们想要在此表达另一个版本的自我。这种距离感，是人们向浪漫主义起飞的平台。

　　但是，人们把一些与特定工作场合相联系的身份认定为“不酷”，将其排除在外，通过“不酷”来定义“酷”。相似地，很大程度上韦伯路径也在消极意义上定义迷魅，通过其所对抗的东西（现代工具理性的生活世界）来定义，通过其补偿性行为（compensatory manner）来解释，而不是在积极语境中定义。当韦伯在积极语境中谈论迷魅观念时，他倾向于通过怀旧的方式定义它，回首过去，将其视作我们似乎已经失去的东西。但是，这里讨论的技术中心浪漫主义首先是向未来看的。偶尔也有一些复原过去特定情境的例子，比如地球村，但是已经建立的互联网浪漫主义，毫无疑问是在一个技术中心的世界中建构的，在韦伯的想象中，这恰恰是迷魅的对立面。

　　那么，这种模式如何才能得到最佳解释呢？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许多情况下，并不是数字技术本身传送浪漫理念。事实上，浪漫主义的修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印刷文本引发的。绝大多数围绕计算机的浪漫主义思想惯习，特别是在90年代中期之前，是通过传统印刷方式传播的（甚至包括《连线》杂志，在1993年到1994年达到其影响巅峰之际，仍然主要通过印刷媒体传播）。如果没有满架的书籍描写阿尔卑斯登山运动，它也不会成为今天的样子，在计算机以及更加普遍的领域里，如果没有那些印刷杂志文章、论文和书籍谈论浪漫主义的创造性，没有这些内容的书写和阅读，计算机使用经验也不会被理解成是不可预知的惊险与创造。

　　其次，计算机反文化的浪漫主义拥有特定的历史和文化情境。约翰·佩里·巴洛、泰德·尼尔森和斯图尔特·布兰德阅读和创造了大量60年代反文化文学，并且拥有许多读者。到了70年代末，即便没有明显的反文化倾向，普通的计算机工程师也经历了足够多的实践，在被林·康维描述为“重大技术项目”的五角大楼研究机构里，人们以非正式的姿态工作——“我们并不需要形成正式机构”——而这种姿态是清晰可辨的。

　　第三，浪漫主义是回应性的。浪漫主义并不应该被过度推演，成为黑格尔意义上的时代精神，成为一种渗透到社会和文化各个层面的本质性存在。它只有在面对对立面和对照物的时候才有意义。在计算机反文化的例子中，它是通过回应其他特定的思维模式及其矛盾而发展出来的。当利克莱德与恩格尔巴特试图合理化交互式与开放式的计算机使用方式时，他们挣脱的是新兴企业与军事官僚机构控制的工具理性主导语境。系统科学和办公自动化运动的主导逻辑想要排除不确定性，然而利克莱德与恩格尔巴特恰恰想要探索它。当记者们将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歌颂为浪漫主义反叛企业家时，他们在下述这样的社会语境下有意为之——根深蒂固的公司官僚主义，垄断统一的消费品全国品牌，以及枯燥、可预测、利润计算的社会常态。两个车库男孩的故事之所以值得一提，是因为它与社会常态迥然不同——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故事也被系统性地夸大了。

　　当《连线》杂志将股市泡沫和互联网引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它之所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是因为它站在常规的职业道路、政治行为和资本进程的对立面。杂志上的荧光色字体和创新排版设计是否具有可读性，这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它必须让自己鹤立鸡群。埃里克·雷蒙德成功说服形形色色的公司首脑，最好的程序员并不是为了薪水而工作，而是为了充满激情的编程本身。貌似难以管束的微软垄断及其生产的毫无特色的软件让这种说法显得颇具说服力。

　　......

　　《网络效应》读后感(三)：从网络文化到数字文明——谈《网络效应》

　　

文 /吴靖（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在社会语境与技术潜能及其发展之间，在社会语境与随时间推移的技术社会愿景之间，需要具体分析那些复杂的互动。在某种意义上，事实表明，特定的发现和创新在特定的时空中似乎弥漫于空气之中，只待合适的有技能之人来发现。但搞清楚到底是什么弥漫于空气中，要求我们探求其复杂的状况，而不是将其化约为单一的社会因素。因此，就需要往回走一步，去考察技术发展背后更广阔的历史模式。

——托马斯·斯特里特

毋庸赘言，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5G通信等数字化技术的各类衍生产物，已构成当下社会生活与经济发展的基本环境与基础设施。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国家为了拉动经济、改善民生，提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战略，主要包括5G基站建设、特高压输电、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七大领域。从中可以看到，人、物质和信息层面的互联互通以及智能化流动与连接，已成为未来新工业文明的前提条件，而这也进一步确认和夯实了数字化信息技术在未来创新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中的基础地位。

站在新的发展阶段的起点，以及中国在全球信息社会设想、规划与建设中从跟随者向引领者转型的关键节点，我们有必要回望历史，探寻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前世今生——考察历史中的技术与文明、科学与文化、技术统治与政治决断之间的对抗与融合、偶然与必然，理解当下的互联网信息技术成为其所是背后的复杂动因；并在此基础之上，思考和评估不同的文化与社会想象可以塑造怎样不同的信息技术的组合、功能和社会使用。

美国科技史和文化研究学者斯特里特（Thomas Streeter）的《网络效应：浪漫主义、资本主义与互联网》，就是这样一部从互联网社会与文化史的角度理解计算与数字通信技术如何在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生长出来的著作。斯特里特认为，互联网并没有什么技术和政治层面的本质性质和永恒特征，而是人、国家、环境、文化、科技、政治等因素复杂互动的结果，其仍处于和人类社会的期待进行持续博弈与磨合的过程之中。

网络效应：浪漫主义、资本主义与互联网

[美] 托马斯·斯特里特/著

王星、裴苒迪 等/译，吴靖、卢南峰/ 校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5

互联网作为一种技术产品，在从军工科技向民用商品普及的过程中，不仅带来了直到今天依旧被奉为神话的新经济转型，而且在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信息社会文化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在各种未来主义和科技决定论的话语中，网络文化被赋予了命定般的新潮特性——个人自由、自主性、草根和平等意识、社区文化、志愿者精神，等等。这些特性与早期计算机小型化和互联网创业潮的结合，使人们将这些原本更加古老、有更多样传统的人类社会价值体系与数字和信息技术做了本质主义的捆绑，仿佛是技术本身在工业资本主义陷入滞胀危机的时刻犹如神兵天降，带来了新的经济繁荣、社会发展和文化创新。

斯特里特通过对互联网商业化的文化与社会史进行细致考察，提供了一种互联网与社会力量互动纠葛的更为复杂的叙事。比如他指出，“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联网台式机并不是20世纪60年代那些大型计算机的直接衍生物，反倒是对它及它所代表力量的一种反抗，而这种反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文化层面的”（第9页）。在大公司发明和推广台式机的初期，由上至下的设计和想象是，通过将原本应用于导弹制导和核战争管理的大型计算系统以及“科学”的数据处理方法应用于日常商业活动，来提高大型科层制组织和官僚系统的劳动生产率。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按照这样的设计所进行的商业推广，很可能会成为创新史和商业史上一个可笑的失败案例，就像爱迪生曾计划将他发明的唱片推销给公司老板录制有声文件，以减少秘书的工作，却遭到市场无情抵制一样。

但正如唱片被爱迪生没有关注到的音乐工业所青睐，小型计算机的第一批热心用户，恰恰是那些本应抵制台式机给他们带来更刻板的时间表和更严苛的流程化工作的中层职员和文字工作者。媒体人、艺术家、作家、编剧、职员……这些最早因为工作的需要学习使用台式电脑的人，赋予了台式电脑在工作效率和科技产物之外，更加个人化、时尚化、创意化的体验。媒体人和广告人在各种推销个人电脑的文案中，把用户友好型界面、鼠标、邮件、多媒体、超文本等新鲜设计，描绘成适合具有创造力、想象力和个人英雄主义的少数人群进行探索的解放性礼物。购买个人电脑并学习如何使用它，不是枯燥工作的一部分，而是充满乐趣和未知的游戏。

斯特里特指出，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的科技社群对计算机的文化认知是多样化且相互矛盾的。那时的计算机可以代表泰勒制管理、控制论主导下的庞大军事机器，和由上至下的计划经济与刻板的技术理性；同时也被描述成富有创造性的、为个体自由服务的机器，帮助人们突破泰勒制、国家计划委员会、军事工业联合体、威权家长制企业。（第100—101页）突然之间，社会革命不一定非得组织政党、参加社会运动、推进议会立法，只要购买那些神奇的微型电脑，你就可以成为先锋文化的一部分，引领社会思潮的变革和社会关系的民主化，甚至在不久的将来瞬间跨入财富精英的行列。

苹果电脑在广告营销中塑造了一种与IBM电脑的文化对峙。前者具有“迥然不同的气质，意在探索所处的世界”，并不意图将自己当作“一个用于解决办公室问题的完整系统，没有打印机、光驱或任何用于实现公司目标的软件”，只是让感兴趣的消费者“玩玩电脑”，“拥有并操作一下计算机”。（第101页）这种无功利性的酷，一下子让IBM电脑的目的性、刻板性和工具主义黯淡无光。计算机民用化和商业化的过程，与美国社会走向后工业阶段时正在进行的反文化运动和文化范式转型，形成了完美的结合。反文化运动的影响力使传统军工联合体中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也成了这种新型个人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化的俘虏——“他们在摆满懒人沙发的房间开会，拒绝西装革履地坐在会议桌前”（第37页）。

图片来源unsplash @ETA+

当互联网文化从硅谷向世界其他地方扩张时，反文化运动对计算机的形象改造已经大功告成。人们在微软、苹果、谷歌、思科、亚马逊等品牌的产品中，已联想不到其与核战争、控制论、垄断大公司、军工联合体和旧式工业资本主义等之间的任何关联了。

与文化转型几乎同时出现的，是信息科技如何拯救资本主义、带来全新经济模式的神话。1945年，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及管理者万尼瓦尔 · 布什（Vannevar Bush）在一篇广为流传的报告——《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中，提出了至今仍被认为是奠定了美国战后科技与经济发展全球优势地位的经典原则——“公司自由主义”，即由政府积极资助科学技术的基础研究（这是私营企业不愿和无法承担的风险），再交给私人企业进行商业转化。其兼顾了现代大工业需要社会化组织生产的必然原则和资本主义社会私有企业制度的政治正确，在与苏联的冷战竞争中体现出了学习社会主义原理和坚持自由市场制度的灵敏结合。

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

[美] V·布什等/著

商务印书馆 2004-1

这一原则的实施，保证了美国军工联合体在战后的科技研发强度。通过“阿波罗计划”等科技工程，美国储备了大量高精尖技术。也正因如此，在20世纪80年代石油价格上涨、工业品市场饱和的滞胀时期，美国通过采取放松资本流动管制、减少劳工集体权力、将公共科技和公共服务释放到消费市场中等各种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迎来了新一轮基于消费电子产品和金融创新的快速经济增长。与此同时，通过产业链和资本的对外转移以及对国际贸易的市场自由化改造，也形成了今天的全球化模式。在这个全球化体系中，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基础设施和以计算机为代表的数字科技，成为推动军事科技商品化和资本化的核心力量，也因此带来了对信息科技的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意义的全新解释，其中最典型的是信息社会理论。

这套思想体系囊括了对从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网络社会到知识经济、新信息经济等概念的推崇，并预测了新媒体技术将如何带来革命性的生产、消费与商业变革。这种理论与媒体话语结合，形成了对大众思潮、政治想象和社会政策具有强大引导力的未来主义大合唱。这套话语将信息技术置于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取代者的位置，认为其带来的信息革命将颠覆旧的生产方式与相应的社会组织，将人类社会带入基于信息和网络的，以平等、个体化、民主、自由、创新为主要标志的全新世界。浪漫主义反文化中的文化精英、军工联合体中的科技精英与新自由主义和金融自由化解放出来的资本精英，在特定时代的美国语境中历史性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对资本主义固有矛盾进行科技修复（technological fix）的乐观主义认知。互联网成了自由市场、个人主义乃至资本主义经济的多重拯救者。正如自由资本主义的传道士《经济学人》的热情讴歌：“互联网革命挑战了信息高速公路的公司模式。网络的增长不是一次侥幸或一时风潮，而是充分释放个体创造力带来的能量的结果。如果我们能称之为一种经济的话，这就是自由市场对计划经济的胜利。而如果将它称为一种音乐，则是爵士对巴赫的胜利。这是民主对独裁的胜利。”（ANDERSON C. The Accidental Superhighway: A Survey of the Internet[N]. The Economist, 1995-07-01.）

然而，如果仔细阅读斯特里特对第一代互联网经济崛起过程中重要节点、事件和典型公司、人物、组织、话语的历史研究，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这种神奇魔术话语背后社会元素之间真实的互动、博弈与融合。

斯特里特在书中提到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国家科学基金（NSF）、大学计算机研究所等机构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对互联网架构、开放源代码、自由信息交换与研发创新模式等新社会伦理的基础性贡献；谈到成功企业（微软、苹果、谷歌等）背后的社会经济政治资本（未必是单一的技术优越性起了决定性作用）；还谈到代表私有产权制度的版权制度如何在信息社会修辞与“法律和经济”运动市场化的热潮中，成为信息科技资本化和硅谷疯狂造富运动背后的重要推手；以及大众传媒和文艺话语如何建构了电子科技的消费主义内涵，将原本毫无社会用途的战争工具，转化为令千千万万消费者趋之若鹜的，能够带来自由、创意、解放和生活品质提升的科技产品。（第112—139页）

苹果第一支电视广告《1984》截图

最为有趣的一部分是，斯特里特描述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话语如何从计划经济、大型企业、政府科技和产业政策等原本与现代化以及科技进步紧密相连的制度原则那里，成功地争夺到与现代、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同盟军地位。“经济保守派敏锐地意识到，想要夺回知识的权威性，他们需要将市场个人主义包装得更‘现代’”，也就是说，要证明“不受政府监管的自由市场能更好地掌控最现代的技术”以及复活“政府管制是可憎的东西”的观点。（第113页）但这并非一个轻松或者必然的过程，毕竟经济保守主义或者“不受控制的自由市场”的观念，自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以来，就一直代表着令人反感的重工业、逐利资本主义、泰勒式劳动压制等旧世界的负面形象。而新自由主义传教士通过攻击联邦通讯委员会、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反垄断法等新政果实，同时割裂轻盈、时尚的新电子科技产品与军工联合体和公立大学科研机构之间的关系，将硅谷新经济包装成由具有创造性的中产阶级男孩在自家车库中探索和玩耍的副产品，提出在成熟透明的自由市场中，通过版权制度可以获得财富与个人主体性的双重解放。以此为基本前提所论述的信息社会未来主义，对于像中国这样具有完全不同历史、文化、政治价值观的新兴数字化国家，去理解自身社会发展与数字通信系统之间的关系和未来愿景，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斯特里特的著作介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00年前后互联网在美国发展的历史语境，为读者展示了具有地方性经验的技术政治的展开史和互联网硅谷模式成功背后的复杂政治经济与文化矩阵。21世纪以来，无论是自由主义的政治模式，还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经济秩序，都在长期危机之下勉力维持着作为唯一可选择的全球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地位。其与互联网科技的天然盟友关系虽然在松动，但仍旧占据全球主流话语。然而，新冠肺炎疫情出人意料地在全球暴发并失控，凸显出信息技术加自由市场一定会带来进步政治的话语的虚假性与脆弱性。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自由主义国家似乎有机会看到中国在疫情的突然冲击下陷入混乱。但现实的发展恰恰相反，不仅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展示出了集中、迅速、行动高效的特点，中国的专家体系（医疗系统和疾控系统）、民间社会（慈善组织、网络社群、校友会等）、经济组织（信息平台类企业、国有企业和其他制造业企业）也都展示出了足够的主体性、灵活性与创造性，在最初的混乱中迅速学习，形成了一些面对整体性危机进行动态调整的行动特性。这些原本被认为是自由主义政治秩序下的特性，在“新冠危机”下无法避免的跨国应对比较中，显示出令人惊异的倒置现象。

控制疫情所要求的信息系统整合，基于特定需求的技术创新、大数据分析、人口流动监控等技术手段的迅速调集，显示了信息传播技术的核心作用，是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果，也为我们持续讨论的信息社会、数目字管理、大数据、监控、劳动关系等议题，增加了新的社会意涵。如果说，斯特里特展示了互联网如何——并非必然地——与个人中心的浪漫主义文化和逐利的资本主义形成了历史的联合，中国的实践则使我们有理由期待，未来的数字文明蓝图与社会主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有更紧密的互嵌与结合。

(本文原载于《信睿周报》第37期，注释略。）

　　《网络效应》读后感(四)：从网络文化到数字文明——谈《网络效应》

　　

文 /吴靖（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在社会语境与技术潜能及其发展之间，在社会语境与随时间推移的技术社会愿景之间，需要具体分析那些复杂的互动。在某种意义上，事实表明，特定的发现和创新在特定的时空中似乎弥漫于空气之中，只待合适的有技能之人来发现。但搞清楚到底是什么弥漫于空气中，要求我们探求其复杂的状况，而不是将其化约为单一的社会因素。因此，就需要往回走一步，去考察技术发展背后更广阔的历史模式。

——托马斯·斯特里特

毋庸赘言，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5G通信等数字化技术的各类衍生产物，已构成当下社会生活与经济发展的基本环境与基础设施。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国家为了拉动经济、改善民生，提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战略，主要包括5G基站建设、特高压输电、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七大领域。从中可以看到，人、物质和信息层面的互联互通以及智能化流动与连接，已成为未来新工业文明的前提条件，而这也进一步确认和夯实了数字化信息技术在未来创新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中的基础地位。

站在新的发展阶段的起点，以及中国在全球信息社会设想、规划与建设中从跟随者向引领者转型的关键节点，我们有必要回望历史，探寻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前世今生——考察历史中的技术与文明、科学与文化、技术统治与政治决断之间的对抗与融合、偶然与必然，理解当下的互联网信息技术成为其所是背后的复杂动因；并在此基础之上，思考和评估不同的文化与社会想象可以塑造怎样不同的信息技术的组合、功能和社会使用。

美国科技史和文化研究学者斯特里特（Thomas Streeter）的《网络效应：浪漫主义、资本主义与互联网》，就是这样一部从互联网社会与文化史的角度理解计算与数字通信技术如何在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生长出来的著作。斯特里特认为，互联网并没有什么技术和政治层面的本质性质和永恒特征，而是人、国家、环境、文化、科技、政治等因素复杂互动的结果，其仍处于和人类社会的期待进行持续博弈与磨合的过程之中。

网络效应：浪漫主义、资本主义与互联网

[美] 托马斯·斯特里特/著

王星、裴苒迪 等/译，吴靖、卢南峰/ 校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5

互联网作为一种技术产品，在从军工科技向民用商品普及的过程中，不仅带来了直到今天依旧被奉为神话的新经济转型，而且在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信息社会文化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在各种未来主义和科技决定论的话语中，网络文化被赋予了命定般的新潮特性——个人自由、自主性、草根和平等意识、社区文化、志愿者精神，等等。这些特性与早期计算机小型化和互联网创业潮的结合，使人们将这些原本更加古老、有更多样传统的人类社会价值体系与数字和信息技术做了本质主义的捆绑，仿佛是技术本身在工业资本主义陷入滞胀危机的时刻犹如神兵天降，带来了新的经济繁荣、社会发展和文化创新。

斯特里特通过对互联网商业化的文化与社会史进行细致考察，提供了一种互联网与社会力量互动纠葛的更为复杂的叙事。比如他指出，“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联网台式机并不是20世纪60年代那些大型计算机的直接衍生物，反倒是对它及它所代表力量的一种反抗，而这种反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文化层面的”（第9页）。在大公司发明和推广台式机的初期，由上至下的设计和想象是，通过将原本应用于导弹制导和核战争管理的大型计算系统以及“科学”的数据处理方法应用于日常商业活动，来提高大型科层制组织和官僚系统的劳动生产率。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按照这样的设计所进行的商业推广，很可能会成为创新史和商业史上一个可笑的失败案例，就像爱迪生曾计划将他发明的唱片推销给公司老板录制有声文件，以减少秘书的工作，却遭到市场无情抵制一样。

但正如唱片被爱迪生没有关注到的音乐工业所青睐，小型计算机的第一批热心用户，恰恰是那些本应抵制台式机给他们带来更刻板的时间表和更严苛的流程化工作的中层职员和文字工作者。媒体人、艺术家、作家、编剧、职员……这些最早因为工作的需要学习使用台式电脑的人，赋予了台式电脑在工作效率和科技产物之外，更加个人化、时尚化、创意化的体验。媒体人和广告人在各种推销个人电脑的文案中，把用户友好型界面、鼠标、邮件、多媒体、超文本等新鲜设计，描绘成适合具有创造力、想象力和个人英雄主义的少数人群进行探索的解放性礼物。购买个人电脑并学习如何使用它，不是枯燥工作的一部分，而是充满乐趣和未知的游戏。

斯特里特指出，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的科技社群对计算机的文化认知是多样化且相互矛盾的。那时的计算机可以代表泰勒制管理、控制论主导下的庞大军事机器，和由上至下的计划经济与刻板的技术理性；同时也被描述成富有创造性的、为个体自由服务的机器，帮助人们突破泰勒制、国家计划委员会、军事工业联合体、威权家长制企业。（第100—101页）突然之间，社会革命不一定非得组织政党、参加社会运动、推进议会立法，只要购买那些神奇的微型电脑，你就可以成为先锋文化的一部分，引领社会思潮的变革和社会关系的民主化，甚至在不久的将来瞬间跨入财富精英的行列。

苹果电脑在广告营销中塑造了一种与IBM电脑的文化对峙。前者具有“迥然不同的气质，意在探索所处的世界”，并不意图将自己当作“一个用于解决办公室问题的完整系统，没有打印机、光驱或任何用于实现公司目标的软件”，只是让感兴趣的消费者“玩玩电脑”，“拥有并操作一下计算机”。（第101页）这种无功利性的酷，一下子让IBM电脑的目的性、刻板性和工具主义黯淡无光。计算机民用化和商业化的过程，与美国社会走向后工业阶段时正在进行的反文化运动和文化范式转型，形成了完美的结合。反文化运动的影响力使传统军工联合体中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也成了这种新型个人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化的俘虏——“他们在摆满懒人沙发的房间开会，拒绝西装革履地坐在会议桌前”（第37页）。

图片来源unsplash @ETA+

当互联网文化从硅谷向世界其他地方扩张时，反文化运动对计算机的形象改造已经大功告成。人们在微软、苹果、谷歌、思科、亚马逊等品牌的产品中，已联想不到其与核战争、控制论、垄断大公司、军工联合体和旧式工业资本主义等之间的任何关联了。

与文化转型几乎同时出现的，是信息科技如何拯救资本主义、带来全新经济模式的神话。1945年，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及管理者万尼瓦尔 · 布什（Vannevar Bush）在一篇广为流传的报告——《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中，提出了至今仍被认为是奠定了美国战后科技与经济发展全球优势地位的经典原则——“公司自由主义”，即由政府积极资助科学技术的基础研究（这是私营企业不愿和无法承担的风险），再交给私人企业进行商业转化。其兼顾了现代大工业需要社会化组织生产的必然原则和资本主义社会私有企业制度的政治正确，在与苏联的冷战竞争中体现出了学习社会主义原理和坚持自由市场制度的灵敏结合。

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

[美] V·布什等/著

商务印书馆 2004-1

这一原则的实施，保证了美国军工联合体在战后的科技研发强度。通过“阿波罗计划”等科技工程，美国储备了大量高精尖技术。也正因如此，在20世纪80年代石油价格上涨、工业品市场饱和的滞胀时期，美国通过采取放松资本流动管制、减少劳工集体权力、将公共科技和公共服务释放到消费市场中等各种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迎来了新一轮基于消费电子产品和金融创新的快速经济增长。与此同时，通过产业链和资本的对外转移以及对国际贸易的市场自由化改造，也形成了今天的全球化模式。在这个全球化体系中，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基础设施和以计算机为代表的数字科技，成为推动军事科技商品化和资本化的核心力量，也因此带来了对信息科技的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意义的全新解释，其中最典型的是信息社会理论。

这套思想体系囊括了对从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网络社会到知识经济、新信息经济等概念的推崇，并预测了新媒体技术将如何带来革命性的生产、消费与商业变革。这种理论与媒体话语结合，形成了对大众思潮、政治想象和社会政策具有强大引导力的未来主义大合唱。这套话语将信息技术置于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取代者的位置，认为其带来的信息革命将颠覆旧的生产方式与相应的社会组织，将人类社会带入基于信息和网络的，以平等、个体化、民主、自由、创新为主要标志的全新世界。浪漫主义反文化中的文化精英、军工联合体中的科技精英与新自由主义和金融自由化解放出来的资本精英，在特定时代的美国语境中历史性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对资本主义固有矛盾进行科技修复（technological fix）的乐观主义认知。互联网成了自由市场、个人主义乃至资本主义经济的多重拯救者。正如自由资本主义的传道士《经济学人》的热情讴歌：“互联网革命挑战了信息高速公路的公司模式。网络的增长不是一次侥幸或一时风潮，而是充分释放个体创造力带来的能量的结果。如果我们能称之为一种经济的话，这就是自由市场对计划经济的胜利。而如果将它称为一种音乐，则是爵士对巴赫的胜利。这是民主对独裁的胜利。”（ANDERSON C. The Accidental Superhighway: A Survey of the Internet[N]. The Economist, 1995-07-01.）

然而，如果仔细阅读斯特里特对第一代互联网经济崛起过程中重要节点、事件和典型公司、人物、组织、话语的历史研究，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这种神奇魔术话语背后社会元素之间真实的互动、博弈与融合。

斯特里特在书中提到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国家科学基金（NSF）、大学计算机研究所等机构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对互联网架构、开放源代码、自由信息交换与研发创新模式等新社会伦理的基础性贡献；谈到成功企业（微软、苹果、谷歌等）背后的社会经济政治资本（未必是单一的技术优越性起了决定性作用）；还谈到代表私有产权制度的版权制度如何在信息社会修辞与“法律和经济”运动市场化的热潮中，成为信息科技资本化和硅谷疯狂造富运动背后的重要推手；以及大众传媒和文艺话语如何建构了电子科技的消费主义内涵，将原本毫无社会用途的战争工具，转化为令千千万万消费者趋之若鹜的，能够带来自由、创意、解放和生活品质提升的科技产品。（第112—139页）

苹果第一支电视广告《1984》截图

最为有趣的一部分是，斯特里特描述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话语如何从计划经济、大型企业、政府科技和产业政策等原本与现代化以及科技进步紧密相连的制度原则那里，成功地争夺到与现代、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同盟军地位。“经济保守派敏锐地意识到，想要夺回知识的权威性，他们需要将市场个人主义包装得更‘现代’”，也就是说，要证明“不受政府监管的自由市场能更好地掌控最现代的技术”以及复活“政府管制是可憎的东西”的观点。（第113页）但这并非一个轻松或者必然的过程，毕竟经济保守主义或者“不受控制的自由市场”的观念，自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以来，就一直代表着令人反感的重工业、逐利资本主义、泰勒式劳动压制等旧世界的负面形象。而新自由主义传教士通过攻击联邦通讯委员会、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反垄断法等新政果实，同时割裂轻盈、时尚的新电子科技产品与军工联合体和公立大学科研机构之间的关系，将硅谷新经济包装成由具有创造性的中产阶级男孩在自家车库中探索和玩耍的副产品，提出在成熟透明的自由市场中，通过版权制度可以获得财富与个人主体性的双重解放。以此为基本前提所论述的信息社会未来主义，对于像中国这样具有完全不同历史、文化、政治价值观的新兴数字化国家，去理解自身社会发展与数字通信系统之间的关系和未来愿景，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斯特里特的著作介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00年前后互联网在美国发展的历史语境，为读者展示了具有地方性经验的技术政治的展开史和互联网硅谷模式成功背后的复杂政治经济与文化矩阵。21世纪以来，无论是自由主义的政治模式，还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经济秩序，都在长期危机之下勉力维持着作为唯一可选择的全球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地位。其与互联网科技的天然盟友关系虽然在松动，但仍旧占据全球主流话语。然而，新冠肺炎疫情出人意料地在全球暴发并失控，凸显出信息技术加自由市场一定会带来进步政治的话语的虚假性与脆弱性。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自由主义国家似乎有机会看到中国在疫情的突然冲击下陷入混乱。但现实的发展恰恰相反，不仅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展示出了集中、迅速、行动高效的特点，中国的专家体系（医疗系统和疾控系统）、民间社会（慈善组织、网络社群、校友会等）、经济组织（信息平台类企业、国有企业和其他制造业企业）也都展示出了足够的主体性、灵活性与创造性，在最初的混乱中迅速学习，形成了一些面对整体性危机进行动态调整的行动特性。这些原本被认为是自由主义政治秩序下的特性，在“新冠危机”下无法避免的跨国应对比较中，显示出令人惊异的倒置现象。

控制疫情所要求的信息系统整合，基于特定需求的技术创新、大数据分析、人口流动监控等技术手段的迅速调集，显示了信息传播技术的核心作用，是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果，也为我们持续讨论的信息社会、数目字管理、大数据、监控、劳动关系等议题，增加了新的社会意涵。如果说，斯特里特展示了互联网如何——并非必然地——与个人中心的浪漫主义文化和逐利的资本主义形成了历史的联合，中国的实践则使我们有理由期待，未来的数字文明蓝图与社会主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有更紧密的互嵌与结合。

(本文原载于《信睿周报》第37期，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