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是一本由[德]贝蒂娜·施汤内特著作，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15.00元，页数：67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读后感(一)：书评自留

　　这本书还是在看《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下文简称《艾》）时种草的，那时候就看到简介说，一直以来《艾》就因为其巨大的争议性和提出“平庸的恶”这一概念而成为所有讨论艾希曼和“最终解决方案”的研究绕不过去的话题。似乎只有认同和反对阿伦特的观点两种方案。 这本书作者寻找阅读了大量的侧面材料，用严密的逻辑来组织材料，结合材料发生时的历史状况合理分析和推理，从旧纸堆里还原了一个相对更立体更真实的艾希曼。 对我来说，我更在乎的不是艾希曼到底是不是如他在耶路撒冷所说的是一个平庸的公务员，是大屠杀机器上一个无知无觉的齿轮。我打开这本书的初衷只是对作者这种旧纸堆里游泳一般的研究方法的好奇。结果觉得这本书真是好看好看太好看了！ 首先，作者那种推理真是太令人膜拜令人佩服令人着迷太性感了！！！ 其次，因为要结合历史材料做出合理推理，作者需要明确说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当事人身处的状况。这部分解答了我很多疑问，也有很多冷知识。 比如，开始的时候德国只是想让犹太人移民，直到1943年才开始考虑大屠杀。比如，在二战结束后很长时间里，犹太人有没有被纳粹屠杀都是一个有国际争议的话题，甚至牵扯到以色列建国的合理性等重大外交命题。又比如，纳粹内部很多人都不知道“最终解决方案”的存在。等等。书里还介绍了纳粹是如何逃出欧洲，介绍了藏身南美的生活是怎样的等等。 虽然是旧纸堆里搞研究，但内容完全不枯燥，既按时间顺序又有主题提炼。 从观点来说，作者认为艾希曼是一个善于利用人们“渴望理解”这一心理需求而操纵人心的人。阿伦特在《艾》一书中得出的结论正是因为他利用了她渴望理解的心理。 整本书看下来，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比较无聊，但我最后真的完全被作者严密的逻辑说服了。我认同她对艾希曼下的结论。 这本书六百多页，但我声嘶力竭地推荐推荐推荐！

　　《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读后感(二)：耶鲁沙冷之前的艾希曼

　　1960年代，哲学家阿伦特在旁听耶路撒冷审判后，基于她看到的艾希曼形象——庞大体系下的小齿轮，只知服从命令而没有自己的思考——提出了“平庸之恶”的概念。然而，施汤内特在分析大量一手资料后却发现，艾希曼绝非盲目服从的平凡纳粹官员，而是一个善于伪装、不思悔改的谋杀犯。本书不仅纠正了长期以来对艾希曼的误读，更还原了战后纳粹与残余极右翼分子构成的逃亡网络，呈现了联邦德国的鲜活片段，揭示了美洲纳粹圈子的真实面貌。 ◎编辑推荐 ★揭开平庸的面具，还原大屠杀刽子手的本真面目。半个多世纪以来，纳粹屠杀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的主要负责人阿道夫·艾希曼，因阿伦特的著名论述而成为“平庸之恶”的典型——服从命令的公务员、“从未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本书通过大量一手史料，彻底颠覆了这一认知：艾希曼是一个老练世故的操控者、不思悔改的谋杀犯，他清楚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却不知疲倦地伪装自己，逃亡期间还与其他纳粹残余狂热地计划未来目标。 ★破案一般的史料甄别，戳破层层谎言与伪装，在艾希曼布下的迷魂阵中挖掘历史真相。利用艾希曼本人写下的1300多页笔记和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纳粹沙龙上留下的73卷录音带，施汤内特透过文稿中的拼写错误推断记录员的纳粹背景，通过艾希曼的谈话态度推断阿根廷纳粹圈的人员范围，以福尔摩斯般的细致与敏锐，抽丝剥茧，追溯艾希曼的逃亡历程，揭示南美纳粹圈子的真实面貌。 ★重建战后极右翼分子构成的逃亡网络，展现纳粹意识形态在全球的余波。关心艾希曼下落的，不仅有上百万受害者和纳粹猎人，还有协助他逃亡、对追捕与审判百般推诿的各国政府，以及千方百计阻挠他重返历史舞台的昔日纳粹同党。施汤内特从各国情报机构档案堆中找到的资料，有力质疑了联邦德国政府与情报人员犯下的错误与疏失、阿根廷庇隆政府的纵容与共谋，也显示了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多大程度上延续到了战后。 ★荣获北德广播电视台非小说类图书奖、坎迪尔卓越认可奖奖，入围美国国家犹太图书奖决选，《纽约时报书评》《华尔街日报》《科克斯评论》《出版人周刊》等媒体齐声推荐。 ◎名家推荐 [施汤内特]详尽的研究把艾希曼其人和他所处的环境再次带到我们的视野中……未来任何关于艾希曼现象及其广泛政治影响的讨论，都绕不过这本著作。 ——《纽约时报书评》 相比于哲学学者，施汤内特的写作更像调查记者，出色地搜集了散布在几大洲的海量档案，为耶路撒冷审判前的艾希曼形象增加

　　《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读后感(三)：一个

　　尽管造成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死亡的白人警察已被检方认定涉嫌三级谋杀罪和过失杀人罪，然而，再度被揭开的种族歧视伤疤难以被抚平。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连日来，明尼苏达州的骚乱已蔓延至全美70多座城市，至少8个州以及华盛顿特区为应对示威调动国民警卫队。白宫外，部分示威者与特勤局人员和警察激烈对峙；白宫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火力全开，威胁用“最凶的狗、最可怕的武器”去对付外面的抗议人群，并将矛头直指“极左翼势力”。新冠肺炎死亡病例突破10万，失业人数达到4100万，加上因警察过度执法点燃全美民众的怒火，有美国媒体人感叹，国家上周经历了一个又一个悲剧，但特朗普没有起到领导作用，他做的似乎只有一件事：发推特。美国《外交政策》说，更令人不安的是，特朗普的言论似乎是在煽动种族主义，讨好白人保守派选民，而这样只会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5月30日，明尼阿波利斯的抗议活动持续进入第五天。据美联社报道，示威者在该市一家购物中心的顶层纵火，一群人向警方投掷硬物；在激烈的对峙中，甚至有示威者向警方开枪。不过，当晚抗议群体受到强有力的镇压：晚8时，市政部门颁布的宵禁令正式生效，执法部门在国民警卫队的协助下，动用非致命武器强行驱散示威人群，逮捕数十名违反宵禁的示威者。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5月30日报道，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将全员出动，总人数超过1.3万人。“这是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建制164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行动。”该州州长沃尔兹上周六这样表示。 在应对骚乱过程中，明尼苏达州多名官员则有“甩锅”之嫌。“当你看到这种情况蔓延至全国各地时，你会开始思考，这究竟是一种本土恐怖主义……还是有外国势力在破坏我们国家的稳定运转。”沃尔兹5月30日说。明尼阿波利斯市长将责任归咎于“白人至上团体”和“来自外州的煽动分子”；圣保罗市长甚至一度说，该市逮捕的人“全部来自外州”，后来又称自己收到的是“不实数据”。据美国福克斯新闻报道，明尼阿波利斯近日逮捕的数十名抗议者中86%是本地人。英国《卫报》说，当事官员急于掩盖治安管理不当的巨大尴尬，将矛盾上升至“意识形态高度”是一种“便利”的政治手段。 美国《纽约时报》称，弗洛伊德案所引发的民愤呈现出升级态势，抗议活动席卷全美至少75座城市，各地的抗议活动总计有数万人参加。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当天出现多起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底特律陷入混乱，一名19岁青年中弹身亡。芝加哥再次发生焚烧国旗事件，约3000名抗议者集结在当地的特朗普国际酒店进行示威。纽约数千名示威者连续第三天走上街头，有视频显示，一辆警车被围堵后突然加速冲撞人群，这一行为瞬间激怒周围的示威者；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一名疑似为抗议者的男子被联邦快递卡车撞死。 美国多地出现袭警事件。5月30日，费城至少13名警员被殴打致伤，4辆警车被当街焚毁；盐湖城的一名警员被球棒击中头部；佛罗里达州一名警员颈部被割伤。 抗议活动也在向其他国家延烧。据美国《福布斯》杂志报道，英国伦敦的抗议者5月30日游行经过该市南部的佩克汉姆街区——这里曾是非裔及其他外来移民的聚居地；同一天，数千名柏林民众在美国驻德大使馆前集结；加拿大多伦多约4000人参加抗议，但他们主要是为当地一名疑似因警方办案不当致死的非裔女性“讨说法”

　　《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读后感(四)：还原一个真实的变色龙艾希曼

　　阿道夫.艾希曼（1906年3月19日-1962年6月1日），纳粹高官，犹太人大t杀主要负责人，世人对他的印象大多停留在“平庸之恶”的代表，而今天介绍的这本书《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根据第一手资料还原了艾希曼的本来面貌——一条从未悔改的变色龙。

　　艾希曼在纳粹体制下如鱼得水，混到了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将近600万犹太人被他送入集中营。

　　纳粹溃败之后，艾希曼改头换面到阿根廷隐居，又不甘心自己的信仰被埋没，仍想养精蓄锐，为纳粹的复活继续效忠。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1957年秋天，他的儿子尼古拉斯在追女朋友的时候为了炫耀自己父亲曾经的辉煌战绩，告诉姑娘他父亲曾调动党卫军，将犹太人赶尽杀绝。这个坑爹小能手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梦中的小仙女恰好就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的女儿，更没想到追女友的时候一脚把老爹踹进了棺材。

　　小仙女的父亲写信给德国法兰克福总检察长，经历了整整两年的侦察埋伏，1960年，艾希曼被以色列摩萨德特工逮捕，并且强行绑架到耶路撒冷法庭接受审判。

　　艾希曼在法庭上为自己换上了一副无辜的螺丝钉面貌，将罪行推脱给国家机器所组织的行政谋杀，骗过了世人，骗过了汉娜.阿伦特，为自己赢得了“平庸之恶”来洗刷世人对他的战犯记忆。

　　不过，就算艾希曼再擅长伪装，也难逃自我吹嘘所带来的报应，他在阿根廷时写了一千多页日记，1979年被公开其中绝大部分，这些自白书还原了一个最真实、最坦诚的艾希曼：

　　他不平庸，也从未甘于平庸；他后悔只送600万犹太人去死，他本来想杀掉一千万犹太人的；他没有良心，更没人性；他也从未想过做一枚只会服从命令的螺丝钉，他是适应极权统治并且协助其肆无忌惮作恶的典范，而他生平最得意的外号就是“犹太人的沙皇”。

　　这本书的素材就是来自于艾希曼在阿根廷写的自白书，还原世人一个真实的艾希曼，一个远非用“平庸之恶”能概括的艾希曼，一个变色龙艾希曼。

　　totalitarianism最邪恶的地方就在于扭曲了人的本质，将人非人化，既使得受害者如同行尸走肉的奴隶，丧失了自主性，也使得加害者看起来不那么暴虐，仿佛施暴不是出于他们自愿，而是迫不得已。但我们不能因此将罪恶归咎于受害者，更不能借此给加害者推诿罪行，揭露加害者所犯下的错是为了重新审视这段历史。

　　面对让人不忍卒读的史料，我总是忍不住假设：如果加害者不那么服从、不那么合作，那么这台碾压人性的机器还会运转顺畅吗？如果每一个齿轮都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这台机器还会一往无前吗？如果这些假设成真的话，也许让人低头沉默的纪念日就不会那么多了。

　　1962年6月1日，艾希曼被执行死刑，这一天正是六一儿童节。

　　1942年6月10日，艾希曼的上司，希特勒的得力干将海德里希被捷克游击队员刺杀，这些英勇的游击队员得到了当地利迪策村民的掩护，无一人透露他们的行踪。纳粹军队找不到凶手，大为光火，将整个村庄焚毁了，173名15岁以上的男性村民被就地t杀，妇女和儿童被全部送往集中营，村里88名儿童死于集中营毒气室。

　　1949年11月，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为了纪念利迪策村儿童和所有死于法西斯侵略战争中的儿童们，将每年的6月1日定为国际儿童节。

　　《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读后感(五)：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

　　在耶路撒冷接受审判时，艾希曼拿出“比拉多姿态”称自己为“小齿轮”，旁听的汉娜·阿伦特写《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时头一次提出艾希曼是平庸之恶的观点。那么本书就他到底是“强权下的服从者”还是“骨子里的杀人犯”进行了抽丝剥茧地分析认证。

　　书里的内容相当学术（注释以及参考文献近130页），我简单概括为：

　　1、“艾希曼的逃亡生活”

　　2、“如何捉住一只艾希曼”

　　3、“艾希曼到底杀死了多少犹太人”

　　4、“剥开艾希曼的洋葱瓣”

　　艾希曼是人，具备一切人性的弱点，自私，狂妄，虚荣，对权欲的渴望，恶的人性遇上恶的环境，两下碰撞，恶无穷大。他在指挥屠杀过程中，慢慢形成一套自圆其说的思想逻辑架构，为自己的行为提供安慰解释和支持。“阿根廷文稿”、“萨森访谈”公布后，这才摧毁了人们对所谓“螺丝钉”“小齿轮”世界观的同情心理，而这种同情心理曾长年保护着犯下反人类罪行的罪犯。

　　“任何想要罔顾一切地排斥和消灭他人的人，都必须充满了对生命怀有敌意的念头，以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多么卑劣。艾希曼就是这种情况。”1950年，当“乔凡娜C号”蒸汽船驶离热亚那港时，艾希曼恬不知耻地感叹：“从前是犹太人，如今是艾希曼。”这句话暴露了他思想深层次里和犹太人坚决对立的态度，戳穿了后来审判中看似委曲求全滴水不漏的辩护。

　　看到第六章时才慢慢明白为什么书名叫《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要是没有阿根廷文稿和谈话录音，在耶路撒冷审判席上的艾希曼是一个积极合作、尊重国际法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包括审讯官和法官在内的几乎所有人都被艾希曼的个人魅力和学识所蒙蔽，就如同汉娜·阿伦特一样，认为他不过是平庸之恶。可是在作者细致还原录音和文稿之后我们才看到一个戴着伪善面具怀揣邪恶理论对犹太人赶尽杀绝的屠杀者浮出水面。1962年6月1号，艾希曼被处决，而这一天恰是悼念全世界所有在战争中死难儿童的纪念日。

　　艾希曼能一路顺利出逃至阿根廷，得益于地下纳粹协逃网络，这个由特殊利益共同体和强烈意识形态组成的网络内部暗流涌动，不可小觑。彼时在阿根廷，这样的组织也每周开会，所以才留下了艾希曼手稿和录音，而恰好是这些证据把他送上断头台。“对那个拼命写作和为自己辩解的人而言，最大诅咒就是别人反而可以通过他的努力，以他完全想象不到的方式彻底阅读他所写出的每一个字。”毕竟能够用手段操弄和用谎言转移人们注意力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们全人类的任务就是以史为鉴，警惕极端意识形态的萌芽，消灭战争，维护和平。

　　：173页我反复读了三遍都没整明白，忍无可忍翻到下一页跳入眼帘的是这样一段话：“如果有人读到这里已经被一大堆姓名和关系搞得七荤八素的话，应该不难想象战后时期的间谍活动纷乱到了什么地步。被四个强国占领的奥地利更是如此。人们彼此熟悉又彼此怀疑，任何两个人坐在一起喝咖啡，都无法避免有第三者正在监视他们，此外还有第四者已经滲透到了他们三人中间——那一切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架设起间谍设备的大型儿童生日派对。”

　　《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读后感(六)：“平庸之恶”/“常态化的恶”被推翻了吗？

　　德国北部的森林，熹微的阳光透过密叶。丁丁的伐木声。这里的鸡蛋卖得很贵。

　　阿根廷大草原，一群人簇拥着专家。专家似乎说着不怎么通畅的西语。

　　养兔子的人，黑夜里在灯下奋笔疾书。

　　这一切同那个臭名昭著的人——阿道夫·艾希曼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会不会让人不寒而栗？

　　要谈论本书首先得谈论阿伦特。正如本书作者在序言中所说，任何想要评述艾希曼的著作都不可避免地要与阿伦特及其笔下的艾希曼对话。就笔者所见，很多人未细读阿伦特就满嘴胡话，仅凭一些直观感受或依据阿伦特后来的说法来随意抨击其观点。本文不采“平庸的恶”之名，理由是这种译法严重失真，容易造成对阿伦特本意的误解，姑且采用“无意识的/体系化的/常态化的恶”。阿伦特目的是提醒公众，不要专注个人化的邪恶建构之叙事，这样会有忽视掉背后制度的恶、集体作恶的危险。后者才是更大的阴影，对人心智的毒害，对人类历史的威胁，是取消政治的恶行。邪恶可以毫发无损地返回那制度照亮的深渊，召回充满堕落时代意味的群体梦魇。阿伦特并非在学法国的同行，在彼时学术背景下展开结构化的思考。她的意思从来就不是在一个结构化的制度下，个人的道德责任（罪责）可以豁免，而是意在通过表面的个人反差（艾希曼表现得唯唯诺诺，“欠缺思考能力”），这种可能会招致非议的“误读”为集矢于反思制度之恶创造了平凡混杂深意的外观。

　　而以色列复国主义者，复国运动参与者，正是构建这种迫害叙事的主力。这是他们的合法性来源，也是逃脱灾难之中可能存在的罪责的最佳的保护伞。要自证the chosen one，约伯式的灾难是不可或缺的一环。这是以色列政权的依据。时至今日，以色列的课本都在突出这种迫害-优越-自立的民族叙事。看重政治的阿伦特注意历史的侧面，注重揭示出犹太人委员会（或某些“工作队”）的责任问题，还呼吁保障巴勒斯坦人的权益，在那种大背景下肯定是不招人喜欢的，可能也有过于苛责的成分。（参《无泪而泣》）

　　本书作者说讨论阿伦特著作，集中于抽象的善恶之辩令人遗憾，这点让人很是赞同。须知阿伦特书是特殊时代下的成果。本书挖掘了艾希曼战后至被绑架受审这一时间段的活动，厘清了一些真相，还原了艾希曼逃跑路线及相关作伪的手段（篡改时间为尤要者）。艾希曼头脑灵活，阅读广泛，文字功底一般，但很能说很能写，还颇为知道一些康德叔本华之类的哲学家。他在第三帝国崩溃前就已经名满天下，不，应该说是名满“犹太人社区”。

　　作者似乎比较喜欢心理机制的分析进路。艾希曼的形象更像是一种共谋。一方面，艾希曼希望拔高自己的政治形象；另一方面，受害者也无法容忍自己受制于一个凡庸之辈，必定在恶制度的氛围下作一番敌对形象的揣想。这种无处不在的恐怖氛围笼罩在第三帝国的全部领域和全民生活之中。“第三帝国就是恐怖本身。”（参《当权的第三帝国》）更何况处在地狱级的惨状下的犹太人。所以艾希曼熟通希伯来语意第绪语，与犹太人交好，熟悉犹太事务，就是比较自然接受的结论了。这从侧面上更加凸显了制度之恶。

　　战后的政治环境、司法新惯例、舆论氛围是极其复杂的，这也给艾希曼寄望于脱罪提供了条件。欧洲很多地方的人，尤其是普通民众，很普遍地认为是犹太人挑起衅端，造成世界大战，连累无辜；他们现已建国，得到了战利品。（参《野蛮大陆》）德国纳粹势力的清理极为不彻底，很多仍身居要职，那对既往的历史缄默不言是最为保险的策略。艾希曼被捕受审对所有人都是一种挑战。作者揭示了艾希曼的一些主要策略，当权时靠自然法则说服自己克服道德障碍（如果有的话），事后想靠法不责众脱罪，还歪曲历史真相，自称受害者。尤为重要的，他通过自称“官僚”，取消“党卫队成员”的危险面向，伪装成对麻木冷漠的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

　　但这些还不足以对阿伦特的论点构成根本挑战，毋宁说本书是阿伦特著作的注脚和补充。六十年代审判前后，人们对艾希曼的史料掌握是非常有限的。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史料不能自动置换为史识。史料异常丰富的情况下，史家稍不注意即会陷入史料的陷阱之中。本书自第四章后，即围绕着“阿根廷文稿”相关事宜展开细密考索，始终是在外围作战，即围绕着访问者、受访问者、手抄本的采信与否等问题，换个文献学意味的题目可能更适当——“阿根廷文稿”的文献学考察兼及国际社会之接受情况分析。本书对文稿内容没有过多展示和考辨，那么我们新获得的这种史料的意义何在呢？再回溯一看，作者此处似乎面临一种互相矛盾的选择，书名为审判前的艾希曼，时间上限实是战后，但是新发现史料的处理问题势必要涉及到战前的所作所为和自身形象构建，仅仅围绕着这个区间的逃避与粉饰举措，是难以重塑艾希曼真正面目的。新史料的意义就大打折扣。作者未能着力于还原艾希曼在当权时所作所为的真相令人遗憾。

　　《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读后感(七)：《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是“恶之庸常”，还是“根本恶”？

　　如今，阿道夫·艾希曼这个名字早已跟“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大屠杀”（Holocaust）紧密联系起来，以至于让人忘记了艾希曼的身份和位阶。这位曾经的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就其在纳粹帝国官僚体制中的地位来说远远不及希特勒、赫尔曼·戈林、约瑟夫·戈培尔，以及海因里希·希姆莱，然而，战后的追捕名单中他的排名极其靠前，艾希曼到底做了什么，使他能够这般“脱颖而出”？

　　数十年的学术研究让我们以后见之明知晓了艾希曼的罪行：他在大屠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被称作“卡利古拉”、“犹太人的沙皇”、“大屠杀凶手”，等等，尽管有些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总是倾向于问责希特勒。在某种程度上，没有艾希曼，即便大屠杀依旧会继续，但无论规模还是残酷程度，恐怕都难以达到现在我们所知的水平。因此，艾希曼其人即便不是嗜杀成性，至少也是麻木不仁、灭绝人性。

　　然而，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纽伦堡审判现场看到的却是一个唯唯诺诺、畏首畏尾的听命行事者，是官僚体制的一个小齿轮，以至于最终启发阿伦特提出了“恶之庸常”（banality of evil）这个极富争议的概念。在阿伦特那里，恶不止存在于嗜血的暴力行径中，也可能存在于微不足道的日常生活中，遵守程序、老实本分、盲目服从的小公务员，照样可能是恶的化身。就像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提醒的，缺乏反思的工具理性为大屠杀创造了条件，普通人也会是大屠杀链条上的一位潜在参与者。

　　艾希曼果真是这样一个人吗？德国哲学家贝蒂娜·施汤内特提出了质疑，并最终在无比雄辩的论证过后以《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一书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在施汤内特眼中，艾希曼非但不唯唯诺诺、畏首畏尾，反而很有主见，甚至格外圆滑狡诈，极其善于利用各式各样的宣传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在战时的第三帝国，他以自己伪装的精通犹太人事务的形象博得领导的信任、下属的服膺，并以其虚张声势的口吻引起犹太谈判代表和集中营的犹太人囚犯的恐惧与战栗。最终，“艾希曼”这个词成了一个符号，等同于在犹太人事务上持极端立场的当权者，甚至等同于令人望而生畏的权力本身。

　　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艾希曼的两副面孔，它们彼此冲突，甚至截然对立，并让阿伦特的命题或得以强化，或遭到冲击，也让我们对艾希曼乃至那段历史的认知时不时就面临挑战。在这两副面孔中，我们找不到任何的连续性，因为根据我们的经验它们无法同时存在于单一个体身上。那么，经过细致的辨析和思考，哪副面孔更接近真实的（确确实实在历史中出现，并如我们所知参与甚至主导了大屠杀）艾希曼呢？

　　任何的理解都离不开语境，尤其是对历史人物的理解，何况是像阿道夫·艾希曼这般复杂的历史人物。尽管艾希曼并非纳粹德国的一把手、二把手，或三把手，有生之年并未身居高位，但是，他的人生之“精彩”程度丝毫不亚于前面提到的希特勒等人，尤其是涉及到“犹太人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希特勒的第三帝国覆灭之后，艾希曼并没有选择以身殉国，而是主动隐姓埋名，潜逃至阿根廷，在那里与家人团聚，直至最终被犹太人绑架，送至纽伦堡。期间，他一度希冀重新回到德国政坛，参与德国的日常政治。在今人看来，这实在异想天开。

　　不过，对艾希曼来说并非如此。通过施汤内特对艾希曼的活动轨迹与人格结构的考察，读者可以发现，沉默寡言、没有主见、趋于服从，完全是艾希曼在纽伦堡审判现场的刻意伪装，旨在混淆视听，纳粹掌权时期的他不仅深谙官场之道、左右逢源，而且格外善于表演，进而给人留下了通晓意第绪语的犹太事务专家的印象——实际上，他对犹太人的历史所知有限，语言能力更是匮乏：在这个方面他的确当得起“庸常”一词。

　　尽管如此，在“犹太人问题”上，艾希曼可谓“天赋异禀”。他不仅让希特勒灭绝犹太人的粗糙构想成为现实，而且使其效率斐然，真正锻造了杀人流水线。集中营分劳动营和灭绝营两种，前者让人劳动至死，后者则是系统性杀戮的温床，艾希曼为灭绝营做出了“卓绝的”贡献。在纳粹分子中间，只有少数人真正知晓针对犹太人的系统性杀戮的实际规模，艾希曼就是其中之一。因此，我们很难相信他在纽伦堡的自述：他说自己完全是奉命行事，是纳粹杀人机器的无辜齿轮。

　　在纽伦堡审判之前，艾希曼从未反思自己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这即便在信奉国家社会主义的群体当中亦属罕见，特别是涉及屠杀的规模据称有六百万时。艾希曼一方面对妻子与孩子隐瞒自己的罪恶行径，以残酷的战争岁月草草打发，另一方面，他在人格结构中强化了对其受害者的憎恶与仇恨：在他看来，六百万的说辞是犹太人的谎言，这完全是服务于犹太复国主义，即便有不少犹太人死于集中营，那也是罪恶的犹太代表导致的，或者是海德里希肆意妄为，与他眼中伟大的元首无关，与他本人无关。

　　面对顽固、狡猾如斯者，我们该如何与之辩论呢？或者说，我们该如何思考艾希曼现象呢？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提供了一个可能。带着对艾希曼的无限好奇，阿伦特旁听了审判。但令她意外的是，她看见的艾希曼并非希特勒式的狂人，一味叫嚣着自己的国家社会主义，而是一个无比冷静，甚至平庸到乏味的人。阿伦特也考虑了艾希曼撒谎的可能，不过，最终她的反思促使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提出了“恶之庸常”（banality of evil）这个概念，对极权主义制度中的艾希曼们——缺乏反思的流水线上的官僚——进行了批判。

　　阿伦特的这部著作是大屠杀研究过渡时期的重要著述，但是，由于时代和阿伦特本人的原因，这本书当时的命运坎坷，不仅招致了美国犹太群体的广泛抗议，而且让阿伦特被贯以“自我憎恨的犹太女人”这个称号。在《大屠杀与集体记忆》中，美国历史学家彼得·诺维克写道，与其单单讨论艾希曼现象，不如将这本书视为“阿伦特正在进行的那项对极权主义本质研究的一部分”，因为她发现了艾希曼身上“令人恐怖的平凡”，他不是“恶魔般的怪物”，而是“一个温和的、盲目的，然后非常高效的官僚，主要的激励因素是个人野心”。

　　不可否认，就像鲍曼，阿伦特的确指出了现代性的潜在危险，尤其是它可能导向极权主义，从而为抵抗这种潜在危险指明了方向，在这个方面，尽管写于20世纪60年代，《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至今闪烁着智慧的冷峻光芒。但是正如《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所示，艾希曼并非“恶之庸常”的代表，他身上体现的是康德所说的“根本恶”，他放弃了道德之善命令，表现出了人性恶的极端一面——他有充分的自主意识，这从他对家人的隐瞒之举中可见一斑——自然不是阿伦特意义上的听命行事者的最佳代表。当然，即便遭到削弱，阿伦特的思想依旧值得一代又一代人与之对话。

　　《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读后感(八)：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现象”

　　导言（选摘）

　　若是谈论起那场系统化杀害了数百万男性、女性和儿童的屠杀，任谁都无法不提及此人。然而，人们甚至都不确定他的名字：到底叫“卡尔·阿道夫”还是“奥托”？在我们自认为早已查清此人时，一些再简单不过的问题却仍然让我们惊讶。但是就多年来一直被学术界和新闻界热烈探讨的这位先生而言，我们对他的认知果真还存在如此巨大的缺漏吗？毕竟阿道夫·艾希曼的名气，甚至让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或者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等知名人物都瞠乎其后。既然如此，何必还要另外写一本书呢？但这其实是一个相当简单的问题：我想要探究清楚，究竟有谁在“摩萨德”（Mossad）采取其著名行动，把艾希曼从阿根廷绑架到以色列出庭受审之前就已经认识他了。

　　艾希曼在以色列回答得轻描淡写：“我在1946年以前几乎没有知名度，直到那位霍特尔博士（Dr. Hoettl）……给我加上恶名，说我是谋杀了五六百万犹太人的凶手。”任何人都不应因为被控有罪者讲出这种话而感到吃惊——更何况是这样一名被告。毕竟艾希曼曾经有过一句名言，声称自己“只不过是阿道夫·希特勒的毁灭机器上的一颗小齿轮罢了”。然而着实令人诧异的是，各种关于艾希曼的研究文献直到今天依旧乖乖地附和那种论调。尽管这名大屠杀凶手已在其他方面引起了巨大争议，但每个人都还异口同声地认为：在耶路撒冷审判之前，只有一小撮人熟悉“艾希曼”这个名字。

　　然而在阅读旧报纸的时候我却开始产生怀疑，觉得无论艾希曼的讲述还是相关研究都有不对劲之处。以色列总理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 Gurion）在1960年5月23日公开了一则震惊世界的消息，宣布已经逮捕阿道夫·艾希曼，并且将把他送上法庭接受审判。接踵而至的并非困惑的沉默，而是许许多多充满细节的长篇大论，描述那名据称没几个人认得的男子。浏览更加老旧的出版物，我的怀疑得到了明确的证实。早在审判开始很久以前，那个看似“默默无闻”的人就已经获得了比绝大多数纳粹分子都多的绰号，诸如“卡利古拉”（Caligula）、“犹太人的沙皇”（Zar der Juden）、“种族谋杀的经理人”（Manager des Völkermords）、“大审判官”（Großinquisitor）、“犹太人大屠杀的技术师”（Techniker des Judenmords）、“最终解决者”（der Endlöser）、“官僚者”（Bürokrat），以及“大屠杀凶手”（Massenmörder）等等。以上都是人们在1939—1960年间即已给艾希曼贴上的标签。那可不是后见之明，反而早就散见于各种报刊、小册子和书籍当中。我们只需要查阅一下，便能得知人们在什么时候对阿道夫·艾希曼知晓了多少，以及如何评价。在此期间，只有一小群人异口同声地唱反调，表示对他一无所知。这些人都是艾希曼昔日的同僚和战后的纳粹分子，不顾一切只想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既然这样的话，又衍生出另外的问题：相关的知识为什么就湮没无闻了呢？回过头来看，那个人怎么有办法让自己在众目睽睽之下突然销声匿迹的呢？这些问题的答案都直指那个史无前例的“反人类罪行”（Menschheitsverbrechen）——我们亦可称之为“大屠杀”（Holocaust）、“浩劫”（Shoah），或者“灭绝犹太人”（Judenvernichtung）。

　　我们总喜欢把犯罪分子想象成一群见不得人的家伙，由于害怕公众的评断而偷偷摸摸干下他们的勾当。等到东窗事发之后，我们又总是以为公众会有一致的反应，本能地排斥那些罪犯，并将他们绳之以法。于是最初有人设法探究欧洲犹太人如何被剥夺权利、遭到驱逐和屠杀的时候，人们依旧完全按照上述刻板印象，认为是一批见不得天日的家伙瞒着“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为非作歹。可是相关研究工作早已摆脱此种见解，不再认为那批肇事者仅仅是置身正派百姓当中的一小撮既病态又反社会的怪胎，假如百姓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话，必定会群起而大加挞伐。我们如今已对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Weltanschauung）所起的作用、对集体行为的互动，以及对极权制度的后果颇有所知。我们已经了解，暴戾的氛围甚至可以对本无残暴倾向的人产生影响；此外我们亦已探明，劳动分工能够对个人责任感造成多么灾难性的影响。尽管如此，人们在一个问题上依然争论不下：我们究竟应该把艾希曼这样的凶手归类到何处，要怎么看待他呢？艾希曼所呈现出来的面貌因叙述者而异：他或者是一个完全正常的人，却在极权主义之下被调教成缺乏主见的谋杀犯；或者是一名执迷于种族灭绝的偏激反犹太主义者；要不然根本就是一名精神病患，那个政权不过是遮掩其虐待狂本质的幌子罢了。于是关于艾希曼我们有了各种南辕北辙的形象，而且由于围绕汉娜·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的论战，那些形象被激化得更加水火不容。然而迄今为止，有一个视角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忽略——公众的看法。人们没有把目光投向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现象”。也就是说，未曾针对艾希曼在人生不同阶段所呈现的形象进行考察。

　　卢梭告诉我们，任何导致不公不义的主张总会涉及两种人：提出主张的人，以及其他听信了他的人。我们只要看看公众对阿道夫·艾希曼的看法，便能很大程度上了解这种独特的共谋所蕴含的巨大危险——尤其是当有人像那个声名狼藉的“犹太事务主管”（Judenreferent）一般，已经彻底参透了这种共谋关系的时候。因此，本书既不按照年代顺序把艾希曼的故事描写成他的犯罪经过，也不讲成他的罪行发展史，而是要重建他这个人所造成的影响：在何时且有谁认得艾希曼？人们在什么时候对他有过怎样的看法，而他又对人们所知、所想的事情做出了何种反应？艾希曼现象多大程度上是他装腔作势的天赋塑造的？这种角色扮演对他凶残的职业生涯，以及对我们如今理解他的故事有什么帮助？

　　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重建这个视角，要归功于极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现存有关艾希曼的文件、证词和目击者报告多过其他任何一名纳粹领导人，甚至连希特勒或戈培尔也没能制造出更多材料。原因不仅在于艾希曼在战后又多活了17年，也不只是因为以色列警方为审判收集证据所付出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努力，反而是由于艾希曼自己的夸夸其谈和写作激情。艾希曼在其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为每一个新观众和每一个新目的重新塑造一个新的形象。无论身为下属、上司、凶手、逃犯、流亡者，还是被起诉者，艾希曼都随时密切关注自己所产生的影响，试图利用每一种境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若比较他所扮演过的各种角色，很快即可看出其行为背后的方法。

　　然而，艾希曼真正为人所知并得到详细描述的角色，却只有他在耶路撒冷登场的那一次。其背后的意图显而易见：他打算保住一命，并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如果想要理解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表演与他的罪犯身份和“致命成就”之间存在着什么关系，我们就必须回到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此外我们还必须更进一步，摆脱各种完全根据他在耶路撒冷展现的形象所做出的诠释。

　　如果我们听信艾希曼在以色列的说辞，那么他是在1945年，也就是狂妄的“千年帝国”已成废墟之后，才真正开始自己一直梦寐以求的生活的。按照其说法，之前的“犹太事务主管”转而变成一个与世无争的养兔人，回归到一直以来他内心深处的世界。毕竟邪恶的仅仅是那个政权，而且主要过错都出在别人身上，他在希特勒统治下耀眼的事业只不过是命运一个意外的转折罢了。可是艾希曼自己心知肚明，许多人可能抱持截然不同的看法，因此他小心地避免使用阿道夫·艾希曼的本名以策安全。他甚至让妻子只称呼他名字的第一个部分——得自其祖父的奥托。当其他人投降时，他冒用“阿道夫·卡尔·巴尔特”（Adolf Karl Barth）的名字隐匿在成群的战俘当中，随即用“奥托·埃克曼”（Otto Eckmann）的假名接受审讯。成功脱逃后，又以“奥托·黑宁格”的身份前往德国北部的“吕讷堡石楠草原”，与其他同样换了新名字的人共同砍伐木材。接着他摇身成为养鸡人，晚上还特地拉奏小提琴来取悦乡间的女性居民。奥托·黑宁格的生活已相当接近他日后在阿根廷养兔子时的情形，只有两个明显的不足之处——他无法联系自己的家人，而且是一名遭到通缉的战争犯：“像鼹鼠一般过着地下生活的那五年间，这成了我培养出的第二天性，每当遇见一张新面孔，我就会问自己一些问题，诸如：你认得这张脸吗？那个人是不是表现出曾经见过你的模样？他是否在回想有没有见过你？在那几年里，恐惧从未离开过我，仿佛随时都可能有人站在我的背后，突然大喊：‘艾希曼！’”他期盼，假以时日，纳粹大屠杀能够像所有杂草丛生的坟墓一般，也逐渐遭人淡忘。可是艾希曼的这个愿望未能实现。最后他除了逃亡之外看不到别的出路，于是1950年，奥托·黑宁格也消失不见了。他化身里卡多·克莱门特，经热那亚（Genoa）离开欧洲，在阿根廷获得了新的身份和官方证件，之后开始了他一直想要的那种生活：在一个水力发电站兴建项目中找到工作，率领一组测量人员纵横穿梭于阿根廷北部地处亚热带的图库曼省——当地的山脉与峡谷不禁让人联想起阿尔卑斯山区。他有许多时间骑在马背上长途跋涉、探索山地、驰骋于辽阔的彭巴草原（Pampa），甚至还两次试图登上美洲第一高峰阿空加瓜山（Aconcagua）。两年后，当他的妻子终于能够跟三个孩子一同过来团聚时，他还带着儿子们参加探险活动，向他们传授骑马和钓鱼的技巧，以及他对大自然的热爱。项目执行公司的倒闭虽然迫使里卡多·克莱门特另谋高就，在一段时间内给和乐的家庭生活带来了阴霾，但最晚在1955年，几经波折之后，他又开始时来运转：他不但成为一家兔子养殖场的经管者，还有了第四个儿子，尽管他的妻子已经过了40岁。那个“小兔子”（Hasi）于是成了父亲的骄傲。无怪乎里卡多·克莱门特起心动念，决定盖一幢自己的房子来安置他那位体型富态的妻子、四个儿子、母腊肠狗菲菲（Fifi）、母德国牧羊犬雷克斯（Rex）、自鸣钟，以及一些阿尔卑斯风景画。要是没有被摩萨德绑架的话，他应该直到今天都还过着里卡多·克莱门特那种与世无争的生活……

　　只可惜这个感动人心的故事有一个重大缺憾：里卡多·克莱门特或许是艾希曼在护照上的姓名，但这个已经改头换面的纳粹——如今完全不碰政治的大自然爱好者——却从没有真正来到阿根廷。艾希曼不是一个喜欢乡村田园生活的人。对他来说，战争——他的那场战争——从来都没有结束。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或许已经退役了，但狂热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仍然在役。对他来说，那个让他不必亲自动手就能杀死几百万人的极权国家虽已遥不可及，但自己却还远远没有失去抵抗能力。这名年约50岁的男人或许会在结束一天工作之后，拿着一杯红酒，坐在离家50公里外的养兔场阳台上，甚至演奏起小提琴，但以上种种都无法说服他，这种田园风情将成为他的人生前景。南纬35度看不见朦胧暮色和日落余光，天色会一下子昏暗下来——夜幕的降临比欧洲北部地区人士所习惯的更迅速、更浓烈。艾希曼一到晚上便开始读书和写作，但我们绝不应该把这种表现看作内敛自省的功夫。那可不是一位怡然自得的老大爷在享受阅读之乐。爱好和平的养兔者会把书掷向墙壁并撕得粉碎，没完没了地在页面边缘写下侮辱谩骂的眉批，并且仿佛着了魔似的在成堆纸张上写满评述。铅笔在他潦草涂画的力道下折断，而他战斗的意志始终不懈。那名纳粹世界观的战士从来没有被打败，而且他绝不是一个人。

　　我们今天之所以对艾希曼在阿根廷的生活知道得那么详细，是一个幸运意外造成的结果。最近两年，许多档案馆纷纷出现了研究人员从前接触不到的文件。于是这些“阿根廷文稿”（Argentinien-Papiere），亦即艾希曼自己的流亡手记，再加上今日以“萨森访谈录”（Sassen-Interviews）这个不十分精确的标题而闻名的访谈转录稿与录音带，首次得以被用于重建真相。这总计1300多页的文件不光展现了艾希曼被绑架之前的生活与想法。率先试图对此进行总结与诠释，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挑战：应如何运用关于国家社会主义反人类罪行最重要的战后第一手资料。之前混沌不清的各种关联突然变得豁然开朗了。尤其变得再清楚不过的就是，艾希曼即便于逃亡之际也不打算躲在黑暗中秘密行动。他在阿根廷也想被人看见，而且他希望像从前一样，被视作一个新时代的象征。

　　谁要是寻找光亮，就会被人看见。1945年之后与艾希曼有瓜葛的人，在人数上显然比之前认为的更多。追踪艾希曼如何走入地下和走上逃亡之路，我们不仅会遇见纳粹猎人和暗杀小组，更会发现他的帮助者、同情者，甚至还会找到仰慕者和友好者，虽然之后很长时间，那些人都否认自己认识艾希曼，或者称跟他只有几面之缘。例如曾经自愿参加武装党卫队并进行战争宣传的荷兰人威廉·萨森，几十年来都声称自己只不过是艾希曼的“捉刀代笔人”而已。和他一样，艾希曼的大部分朋友都否认与那名通缉犯有密切往来。他们的论调如今再也站不住脚。“阿根廷文稿”甚至揭露了究竟哪些人曾主动联络艾希曼重温过往时光，而且更重要的是，共同研讨未来的政治计划。在阿根廷的时候，艾希曼并非一个生活在失败中的贱民，就好像威廉·萨森也不只是一名好奇的记者，或者希姆莱的首席副官卢多尔夫·冯·阿尔文斯莱本并没有成为一个痛改前非的纳粹。尽管有人千方百计对他们视而不见，但这些纳粹生活在阿根廷乃不争的事实。他们已于逃离盟军的法庭之后重新组织起来，其计划远不只是开始宁静的新生活而已。艾希曼周围的那些人士既已流亡远方置身自由之中，便评论起德国和世界的发展局势来。他们雄心勃勃地炮制出各种推翻政府的计划，忙于组建志同道合者的网络，甚至还开始伪造文件否认事实，借此捍卫他们眼中那个光辉灿烂的国家社会主义。艾希曼与他们为伍，充满自信且积极参与，是一名炙手可热的专家（有数百万件谋杀案证明他的专业性）——正如他昔日在“帝国保安总局”（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 RSHA）主管犹太事务时所习惯的那般。

　　因此，“艾希曼在阿根廷”并非一出独角戏，而是记录了那名前“一级突击大队长”如何惊人地展开第二事业，再度成为历史与“犹太人问题”的专家。尽管艾希曼后来竭尽全力试图说服所有人，他在战后已经洗心革面改过自新，可是针对他在阿根廷的所思所想和社交生活进行的研究，却得出了非常不一样的结论。假如艾希曼曾经在任何时候真心想要成为这个与世无争的里卡多·克莱门特，那就只有他在以色列身陷囹圄之际。他在阿根廷送给同志们的签名照片上，则自豪地署名为：“Adolf Eichmann – SS-Obersturmbannführer a. D.”（阿道夫·艾希曼——退役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

　　但1945年之后的艾希曼，不只是一个阿根廷的事件。在联邦德国，他的姓名同样留存于人们的记忆当中。尽管后来有些人假装对他一无所知，但存在的大量证人陈述、新闻报道和有关艾希曼的各种出版刊物，都展现出德国人如何早在1960年以前，就已经在关注他的名字以及他所代表的一切了。在研究“艾希曼现象”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间接资料来源可供利用，而且其重要性更是不可低估：艾希曼的受害者和追捕者——尤其是他昔日同僚和知己——的证词。那些人绝不可能忘记他，因为他们必定担心，艾希曼还会像他们记住他一般深深地记得他们。任何认识艾希曼，或者仅仅知道他是谁的人，都不希望被他回忆起来。美国情报部门的档案、缉捕名单，以及德国检察机关、联邦宪法保卫局和德国外交部对外公开的少数文件，都让人得以初步勾勒出艾希曼在战后初期，尤其是在成立之初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奥地利的重要性。艾希曼——或者其实是他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只要那名纳粹“反人类罪行”的关键证人还逍遥法外，就足以对德国人试图“通过彻底遗忘来克服过去”的做法构成威胁。艾希曼即使在阿根廷也不想安静低调地生活，甚至还打算写一封公开信给德国联邦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这个事实意味着他正在变成危险因子。难道果真有谁愿意让这个知道那么多内情的人，回到联邦德国来畅所欲言吗？

　　所有这一切都使追捕艾希曼的过程比之前流传的那个关于爱情、背叛和死亡的传奇故事想让我们相信的复杂得多。其中不仅关涉一心要找到那名大屠杀凶手的上百万受害者与纳粹猎人，或者以不同技巧装模作样的各国政府，还有许多人坚定地百般阻挠，以免过去的一切随那名男子一起从流亡中蓦然重返。因而不仅需要阿根廷有一位机警的盲人，发现他女儿的男朋友就是那名反人类罪犯的儿子，更需要许许多多其他事项的配合，才终于克服了那种不顾一切闭口不言的愿望。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之前的故事同时也是一连串错失的机会，未能通过在德国举行审判来创造一个真正的新开始。如果我们想要知道那个穷凶极恶的时代，其结构在多大程度上残存到了战后，以及如何必须设法在缺乏新人管理执行的情况下用一个新国家取而代之，就必须深入分析这个故事。今日在德国政府机关内部仍然保存着不对公众开放的艾希曼档案，因为有人担心其内容会威胁国家安全。这是一个丑闻！承认前任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阿道夫·艾希曼是德国历史上的一页，是早就应该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