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笺墨记缘》是一本由方继孝著作，文津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8.00元，页数：31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笺墨记缘》读后感(一)：发掘名家宝藏

　　这本书从封面开始就散发着一种收藏品的感觉，收藏夹方继孝把三十年来收藏到的名家手稿整理汇集，把过程中的心得分享给读者，我认为这是很新颖的一件事。这些手稿给人一种年代感，通过这样的形式来解读历史也是一种更为有趣的途径，尤其收藏的乐趣是越来越强烈的，我是十分理解作者心情的。毕竟是名家的东西，收集起来必然会花费大量的精力和财力，当然还要谨防赝品，在寻宝过程中他也结实了不少朋友。在圈内方继孝可以说是很有名气了，所以也就具有一种官方的气质。

　　这些名家的作品很多我们都读过，作者简介当然每本书前都会有，但是很难得看到他们的日常手稿，这反映了这些名家在创作时的一种生活状态。从中也有很多有趣的事发生，让我们知道某些作品到最终面世的曲折过程。我一直想了解过去的文人他们的生活方式，难道为了一篇好的作品就要闭关好久，改了又改，甚至面临被催稿的情况么？这个疑问我也终于得以解开，其实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刻刻都会出现灵感，既然出现了就随手记录下来，很多好的东西都是这样不刻意的产生了。

　　这本书能够让我静下心来看下去，可以说这是一个作者带领我钻研的过程，在收藏的过程中发生的故事完全不亚于那些名家笔下的故事。这些都是作者亲身经历的，可以说是对整个收藏作品的传记。我很喜欢作者的解读，看出了他对于文学的积累和对生活独特的态度，这份工作是与众不同的，难免会让人羡慕。溥仪、胡适、钱谬等等，这些都是我之前就有过研究的名家，但对于其原稿作品却从来没有见识过，哪怕在书中只是图片也让我觉得很近。很多东西都是从废品变为艺术品，方继孝就是担当一个这样的工作，这些本来就应该被人们广泛学习的珍品如今本来就很难找到了，更需要一个真正懂得并爱护的人去保存起来。

　　文学创作也一直都是我的梦想，所以我想在这些作品中学习到有帮助的知识，这也是这本书对我来说最大的用途。

　　《笺墨记缘》读后感(二)：笺墨奇缘

　　方继孝先生在收藏界现在也是小有名气，虽然名声还不如他的好友马未都。可收藏的东西和种类其实很多，想都收藏是不可能的，总要有所取舍，才能在某个方面真正有所收获。

　　方先生收藏的主要精力放在近现代名人的笺墨。这本由文津出版社出版的《笺墨记缘——我的收藏三十年》，讲述了他收藏历程中最精彩的25个故事，其中包括收藏胡适、陈寅恪、钱穆、陈独秀、王世襄等名家手稿时的奇遇。这些故事都是作者亲身经历，故而讲来让读者如临其境。书中有许多精美的插图，都是方先生藏品的照片。

　　在书中，方先生也谈到了自己的收藏之初。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开始接触收藏，刚开始是收藏邮票。80年代中期月坛公园里有了一个集邮市场，当时在附近一所学校当语文老师的方继孝便常去那转一转，在那里结识了很多收藏圈里的朋友。他在潘家园淘到的“第一桶金”，也是一位邮友带他去的。这次在潘家园淘到一批现代著名文学家的书信、文稿、出书合同等珍贵资料开启了方先生的收藏近现代名人的手迹或是笔墨之旅。经过30多年的努力，方先生已经把1919年至当代文学绝大多数，哪怕很小众的作家手迹都找到了。真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而这个收藏的过程，有机遇，有欢喜，有错过，有艰辛…... 收藏其实非常需要眼力、需要文化积累，当然还要讲缘分、要有魄力。没有眼光和文化知识的积累，好东西放在你面前，你都看不出这个宝贝的价值。当然很多藏品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要讲缘分，有些藏品是得来全不费功夫。有些藏品拍卖的时候，很考验藏主的魄力，有些藏品，一犹豫，可能就被其他买主买走了。这本书中不乏这类故事。

　　书中所写的故事中，最精彩的当然是方先生几次淘到名人手迹的奇遇。一次，方先生在月坛市场买了一袋中国作协丢出来旧信封，其中包括著名作家冰心的亲笔信，人艺当时的院长曹禺的亲笔信，还有《红日》的作者吴强，《红旗谱》的作者梁斌，《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等等一大批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家的亲笔书信，而且每个信封里面还有他们一张简历表。这次大收藏让方先生将目光锁定在了名人手迹收藏上了。在潘家园旧货市场，在“尿素”袋子里，方先生淘到了茅盾先生用毛笔写的《鼓吹续集》的后记，还有巴金亲笔写的《新声集》的序等藏品。方先生在这本书中分享了2003年年末偶得陈寅恪先生手迹的故事。陈寅恪先生的手迹，连同他的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和其兄陈衡恪，陈氏一门三代的手迹，都是方先生集藏中国近现代文化名人手迹的重中之重。方先生也曾在拍卖场上为了得到陈氏三代手迹举牌拼抢，不惜重金。谁知一次收得一份陈寅恪先生的手迹却没花一分钱。又是一个很好的奇缘故事。

　　《笺墨记缘》读后感(三)：好机会如果到了自己的手中，真的能够抓住它们吗

　　鉴宝类节目看得多了，于是常常会不由地想，那些难得的宝贝，怎么就没有一样是属于自己的呢？但也仅仅只是想想而已——却从来没有想到，虽然不能拥有那些宝贝，但生活中其实处处都充满了不一样的宝贝，有些比较难得，有些却不一定难得，只是需要一定的机遇，更需要一种发自内心的兴趣，并且在这种兴趣的驱使下坚持不懈去做而已。

　　比如，现在与收藏家方继孝交流交流，看看他手中的那些由冰心、巴金、艾青、臧克家、刘知侠、曲波亲笔填写的个人履历和创作经历的登记表，羡慕不？普通人有个复印件估计都值得吹半天，但方继孝却有一大把，而且得来好像全没费功夫。20多年前他得到好物件的时候只花了600多元——其实还不是因为这些登记表，而是外面贴着邮票的信件——就买回了近百件作家手迹。还记得《韩非子》上记载的那个类似的故事吗？而方继孝为这个故事起的题目就叫《“买椟还珠”故事新篇》，只不过，“椟”和“珠”他都得到了。真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人啊！

　　当然，只说方继孝幸运，那还远远不够。一则，他有眼光，在很久之前，很多人不重视的时候他就开始重视，并且不惜重金——他购买作家履历表那些“珠”的年代里，600元可真的是算是一笔巨款。他舍得了，所以他就得到了。好东西经历了岁月的磨砺，于是变得越发宝贵。

　　在《笺墨记缘：我的收藏三十年》这本书里，方继孝一共讲了25个故事，都是他自己收藏名人手迹的过程中亲身经历的故事。那些在现在看来极具文献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名家手稿所经历的故事不可谓之不传奇，不过这些传奇却都是真的，而且不可复制——换成是现在，估计就不会流出来，遗失于不知名的角落里。

　　说起“不知名的角落”，方继孝所讲的故事里，陈寅恪手稿所经历的故事估计更会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它们居然是方继孝从一些“碎纸屑”里找出来的。他当时买的其实是别的收藏品，这些“碎纸屑”等于是白送给他的——方继孝留意到了，所以就得到了更加珍贵的好东西。所以，不要觉得他幸运，而是他足够细心，不曾有丝毫疏忽大意。

　　当然，读别人的故事，读读就行了，却不必因此觉得自己怎么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之类。要知道，不做收藏，不等于不可以做别的什么。就是从事一份普通的工作，要是能够持之以恒地认真做下来，其实也是有不少自己的心得体会的。方继孝今天之所以能够讲出这些让人叹为观止的故事，就是因为他从事收藏事业以来，已经做了三十年！这三十年里，故事不少，但是估计也难免会有一些“事故”。马未都就曾经讲过一些关于自己看走眼的故事。所以，这些故事读读就可以过去了。

　　但有一些东西却不能够轻易地就此放过去。比如，要好好想一想，除了方继孝运气好，还有别的什么原因吗？比如，假如类似的一些机会如果到了自己的手中，自己真的就能够也像方继孝一样，紧紧地抓住好机会吗？恐怕也未必吧。

　　《笺墨记缘》读后感(四)：笺墨之中有乾坤

　　刚拿到《笺墨记缘》这本书的时候，我一时没弄明白是写什么的，看了副标题——我的收藏三十年，猜想大概是和收藏有关的内容。

　　我不懂收藏，看书之前，先去了解了一下作者方继孝，才知道他爱收藏是有渊源的，是受祖父的影响，从小就喜欢收藏，而且收藏范围很广，收过小人书、集过邮，后来才收集名人手札，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主要攒文化名人，京剧界、文艺界、曲艺界、影视界全面开花”。收的多了，见的多了，经历的多了，他因此促成了很多事情，比如《溥仪批校本〈我的前半生〉》 的出版。他收藏的近现代和当代文化艺术界名人手迹万件有余，堪称绝无仅有，对于研究当时的文化历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他也开始了一边收集一边自己写书，于是，就有了这本《笺墨记缘》。

　　所以，这本书其实就是讲述了作者收集名家手稿的奇遇与后续故事。一共25件事，都是作者亲身经历，陈独秀、胡适、陈寅恪、钱穆、王世襄等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他们的手稿起起伏伏，四处辗转，经历了我们意想不到的波折。这中间的离奇遭遇以及对这些手稿的文献价值和社会价值、历史背景的解读，让我们仿佛重回烟云历史，让人感慨万千。

　　和“大家小书”系列的其他书不同的是，这本书的内容相对来说比较轻松，最大的原因就是书中的25个故事相对独立，篇幅不是很长，每件事都有起承转合，每一篇书稿都充满传奇经历以及和“书估”书商的斗智斗勇，再加上作者真实细腻的心理描写，更是让交易过程充满悬念。在记叙这部分内容时，语言平实幽默接地气，读者会随着作者的叙述时而紧张，时而遗憾。比如《马良是谁》一篇中，作者就记叙了自己的“三不主义”的来由，然后写到了怎么从书估小蔡手里不动声色买来了爱国老人，复旦大学创始人马良先生的手迹。看到手迹的激动、强按激动的平静、买后的狂喜、过后的补偿，都非常吊人胃口。私下以后，这篇比放在第一篇的《“买椟还珠”故事新编》还要精彩。

　　故事好看，故事背后的世相也颇耐人寻味。凡是收藏就有捡漏，也有走眼，和书商打交道的过程就是虚虚实实，斗智斗勇的过程。从这些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书估人的样貌和性格。青涩的小蔡；讲义气的王先生等，怎么估价，怎么谈判，怎么交易，都是有门道的。作者在记叙这些人时是带着感情的，所以写起来就有血有肉，书估怎么抬价，自己怎么还价，都写得真是有趣，犹如身临其境。还有各种性格的藏友也是不一而足。做事也是做人，人和人的性格和品质是诚实有信还是滑不留手，是慷慨大方还是斤斤计较，都在一次次的洽谈、交往中也逐渐显露出来。收藏见人品，见精神也彰显出品位。

　　当然了，既然是收藏，其中的历史研究价值就不言而喻了。我们可以通过阅读这些故事了解“1980年以来中国私人收藏市场的交易真相和成长”，名人的某一段人生历程，当时的社会现状以及对后世的重要影响。从《周有光“驱车”追旧档》的故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那些珍贵的档案资料是如何流落到废品站的；从《碎纸屑里找出的陈寅恪手稿》一文，我们知道了电车公司的股票是怎么到了收藏家手中的；溥仪著校《我的前半生》的故事，让我们了解这本书出版的细节；《京剧艺术家的等级与工资差距》用事实说话，说服力强。尤其文革中老艺术家们的交代材料，幽默严谨，艺德人品让人敬佩。书中所有的照片、手迹都是作者的收藏，每一件藏品的来龙去脉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牵扯出一段历史往事。

　　收藏有起伏，研究有甘苦，从这本书中，我们能看到了解收藏、探知历史，了解人情世故，可谓方寸笺墨有大乾坤！

　　。

　　《笺墨记缘》读后感(五)：1

　　说来也巧，去年我也看了一本名人书笺类的书——《尺素风雅》，今年再看这本，虽然作者不同，讲述的内容也千差万别，但依旧能从中感受到文人墨客的情怀和精神追求。

尺素风雅8.0管继平 / 2019 /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我对方继孝先生并不是很熟。这不代表他不有名，而是我并不混收名人书笺这个圈子，且我非常钦慕方先生能三十年如一日的热爱，并投身其中。如我，从初中开始写作、练习书法，而今也过14年，写作零零碎碎不成气候，书法更是断断续续，没有坚持。如有一样能爱之终身，确是热爱不为过。

　　再说这本《笺墨记缘 : 我的收藏三十年》，刚开始随手翻过，当它是一本史料，里面有非常多影印图，大多是名人手写，而后认真去读，却是一本记录作者亲身经历的小故事集。该书收录的25个故事，涉及众多名人，如：胡适、溥仪、老舍、叶圣陶、张伯驹、王世襄、商衍鎏、陈金镛、陈独秀、巴金等。

　　名人书笺或说名人手迹，我在逛孔夫子旧书网时也常看见，不同于作者游走于北京旧书摊，有人情往来、弹筋估两，网络世界只有愿意要和不愿意要，少了些谈小买卖的意趣。而在此书中，我们能看见的就是这种意趣。

　　对于怎么逛旧书摊，方先生总结了“三不主义”的原则：不结伴，不限定场所，不限定时间。

　　所谓不结伴非常好理解，就是不跟人一起去。为什么不能和其他人一起去呢？方继孝解释说道，有一次约了书估（小贩）看一批国书和书札，同事听说后也要跟去，路上和同事约法三章：看东西只看不评、谈价不插嘴、我不要你才能要。却不想，同事看见喜欢的书之后，约法三章忘的一干二净，不仅让小贩看出了喜好，砍价下不来，还错失了喜欢的书。此后，不结伴为之三不之一。

　　“不限定场所”和“不限定时间”是为随缘。

　　此外，作者收藏的溥仪《我的前半生》亲笔修正本，不管是从历史、艺术、文献、收藏等都是极具价值的，

　　《笺墨记缘》读后感(六)：收藏者的爱好

　　这本《笺墨记缘》被收入“大家书话”丛书，其实和“读书”的书关系不算大，和“书信”或者“书画”的书联系更紧密一些。作者方继孝喜爱收藏名人手迹，在上世纪改革开放初期即已经开始穿梭于潘家园和其他地方的各古董摊和旧书摊，和很多旧书贩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全书共二十五个故事，即是他若干年来收集到的名人墨宝过程。

　　方先生的收藏颇丰富，胡适、钱穆、陈寅恪、巴金、茅盾、冰心、老舍，甚至曲艺界的侯宝林、郭全宝等等的手稿、信件、填写的表格、运动中的交代材料等都被其收入囊中。这些书札、文件、档案很多是上个世纪被各国有单位当作废纸论斤卖掉，被人看到其中的价值，便开始了民间的流浪生涯。若有幸被人慧眼识得，从废品站中摇身一变，成为文物，否则便如泥牛入海，从此不知所踪。至于为什么这些珍贵的文物会被以此种方式流传出来，或许和“读书越多越反动”而导致人们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有关，又或许因为当时很多老先生依然健在，这些文物还不被认为有什么价值。仅以方先生收集的一套知名人士对《汉字简化方案》的修改意见为例，十多年前就曾被估值八万多元，只怕现在已经水涨船高。据说文改回刚卖出这些档案中的一部分时，被周有光先生得知，还曾经骑上自行车去追赶那个收破烂的小贩。

　　除了这些零碎信笺笔墨，方先生还历时十多年，收集了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我的前半生》若干版本：1958年的油印本、1959年的大字号十六开“未定稿”本、1960年群众出版社的“灰皮本”、1962年的“溥仪修正本”、1963年的李文达与溥仪的“修改本”。这些版本并非一次集齐，而是零零散散逐渐成套。从书中图片可见溥仪修订时，写在眉角及侧边的清晰字迹，可见这位“花匠”的一丝不苟。这篇《“延津剑合”的〈我的前半生〉》发表后，即有群众出版社的编辑联系，沟通后决定出版“溥修本”，即2019年的《我的前半生(批校本)》。

我的前半生8.4爱新觉罗·溥仪 / 2019 / 群众出版社

　　文中还提及一段黄裳和温州富商潘亦孚的公案。很多人认为黄裳因贪财，将张充和的书法《归去来辞》和胡适的书法《贯酸堂的清江引》卖掉，因此为黄裳引来不少非议，乃至升级成为笔战。方先生说同为收藏界的友人W先生曾告知他，黄裳确为了给妻子治病而卖掉，但曾与潘亦孚约法三章——不能转手卖出，只能自己收藏。然而潘先生并未守诺。

　　方先生这本书，大约收藏爱好者读来会有更深的体会。

　　《笺墨记缘》读后感(七)：《光明日报》：文化名家手稿的奇遇——我的收藏三十年

茅盾《鼓吹续集》后记手稿巴金《新声集》序言手稿

　　新近文津出版社推出的《笺墨记缘》一书，记录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与上百件近现代文化名人书札、书法、手稿和照片的缘分。每每翻看那些泛黄的文稿和当初被揉搓成团的书札，总有一种感觉，时光似在倒流，场景似在回放。有朋友开玩笑说：“你30多年的集藏，从一个侧面来说，算是对中国近现代文学领域的一种抢救。”虽然自知朋友的话言重了，但若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我则相当欣慰。 大家书话《笺墨记缘》 方继孝 文津出版社

大家书话《笺墨记缘》 方继孝 文津出版社

　　北京的集邮爱好者都知道，20世纪80年代月坛公园里有一个集邮市场。周末或节假日，自然也少不了我的光顾，因为当时我对名人亲笔签名的首日封、纪念封感兴趣。一次，我去月坛，一个和我熟悉的摊主拿出一袋子旧信封，劝我买下，理由是既然你搞名人签封，我这袋子里装的可都是名人亲笔书写的信封，而且经过实寄，不是更有意义吗。我一想，确实，还省得追前跑后地请名人签字了，而且有的人已经故去了。于是上手翻了起来，大概有一两百个，信封上有的签了名，有的只写一个姓，还有的里边有信。我从一个写有“谢”字的信封里抽出一封信，发现原来是冰心先生自己填写的履历表。后来了解到，这是一批由作家亲笔填写的个人履历和创作经历的登记表，不仅有冰心、巴金、臧克家、艾青、丁玲等20世纪80年代初仍健在的文学界泰斗级人物，还有《上海的早晨》的作者周而复、《苦菜花》的作者冯德英、《铁道游击队》的作者刘知侠、《红旗谱》的作者梁斌、《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除了他们认真仔细填写的登记表，有的信封里还装有复信。按当时的市场情况，集邮市场卖这些旧信封里的登记表、信件，识货的人甚少，并不好卖。因为当时到月坛邮市的人，多半是冲着邮品来的，没有人对那些旧信感兴趣。即使有人要，那些有些名气的人写的旧书信价格也非常低廉。翻看完那一袋子旧书信，最终我以600多块钱的价格买回了家。稍加整理后，发现许多手迹都是我非常崇拜的作家亲笔写的。为此，我激动了好些日子。

　　去月坛邮市的次数多了，自然跟一些集邮爱好者熟悉起来。当时一个见面打招呼的邮友听说我前些时候花大几百块买到一些作家的旧书信，就和我说，要买这些东西就去潘家园的旧货市场，那里时不时会有人卖从出版社等单位扔出来的这些东西。果真，第二天我在潘家园淘到了一批现代著名文学家的书信、文稿、出书合同等珍贵资料。那天，我在潘家园旧货市场淘到的“第一桶金”是在一个用树杈子搭建的贩卖旧书的摊位上。那时在潘家园卖旧书和字画的摊位一个连着一个，南腔北调的哪里人都有。走到一个摆满旧书杂志的摊位时，我发现了“猎物”。木架子上散落着一些写寄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旧信封。摊主是个从河北农村来的小伙子，十七八岁，见我对这些旧信感兴趣，就从木架子下提溜出一个上面印有“尿素”字样的脏兮兮的口袋，说摊位上摆放的这些信是和口袋里的东西一起收上来的。我怀着好奇的心理把手伸进了口袋，抓出了一把“烂纸”。由于口袋装得瓷实，这些纸互相粘连着，成团儿。我慢慢将这些纸舒展开，那一刹那，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抓出的这一把“烂纸”原来是20世纪50年代一些作家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签订的出书合同。第一把看完，放在一边，我又抓出一把，全是发稿单。打开一份，居然有茅盾先生《鼓吹续集》的发稿单，别在最后的两页泛黄的纸，竟是茅盾先生用毛笔写的“后记”。那一天，我满载而归，收获到茅盾先生的《鼓吹续集》后记、巴金先生的《新声集》序言，以及冯雪峰、巴人、楼适夷等人签发的书信、手稿和合同书上百件。这个“尿素”口袋，为我收齐中国现代文学家手迹的计划开了一个很好的头。

　　周越然先生的《书的回忆》中有一段话，说：“做官有幸运，就是连升；经商有幸运，就是赚钱；购古书者，也有幸运，就是（一）我要什么书，马上买到什么书，并且价钱不大。（二）或者在冷摊上偶然拾得一种毫不相干的破书，归来审察，发现某名士的印记，某名士的批校。（三）又或者书贾拿了奇僻的古本来售，索价不高，故留之。后来细作考查，知是海内外孤本。”周先生谈到的三个方面幸运，我都经历过。

　　2003年年末，我偶得陈寅恪先生手迹，那简直就是想要什么就有人送上门来。那年岁末的一个下午，快到下班的时间，一个经营旧书的朋友打来电话，说带着一包手稿，已经到我办公的楼下等候，请我下楼看一下是否感兴趣。如果我喜欢，就卖给我，因为他准备回老家过春节了。我马上下楼，钻进他的小车里，打开包书稿的旧报纸一看，原来是几年前与我擦肩而过的冯承钧先生所译《蒙古与教廷》手稿。《蒙古与教廷》为冯承钧先生20世纪30年代所译，撰者是法国的伯希和。由于各种原因，直到1990年才出版。冯承钧先生生于1887年，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通英、法、梵及蒙古和比利时文，曾任北京大学等学校的教授，对历史地理学有深入研究，尤长于中西交通史和元史，著译甚丰，《蒙古与教廷》亦是他的重要译著。那天除了冯先生所译《蒙古与教廷》手稿，这个朋友还把随稿带来的几封书信、残稿等送给了我。当晚，我整理那些书信和残稿时，一页发旧并有水渍的文稿引起了我的注意，字迹很像陈寅恪先生的手迹。我小心翼翼地拿起这张陈旧泛黄的稿纸，轻轻地把它放在写字台上，并谨小慎微地用镇纸压住，然后一字一字地往下读。靠近纸边的几个字经过辨识，令我心跳不止：“寅恪谨注。六月七日。”果然不出所料，这页文稿确为陈寅恪先生亲笔所书。先生写下的那段文字，是在伯希和的文章《六朝同唐代的几个艺术家》中，收入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八编》，该文注五十七，写有“此文不言王玄策的实在官名，而名之曰道王友，颇奇”云云。那时陈寅恪先生是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的委员。由此推断，这页文稿是陈寅恪先生在审读《六朝同唐代的几个艺术家》时记下的。

　　在得到陈寅恪先生的手迹之前，我已收藏了他的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和其兄陈衡恪的手迹。陈氏一门三代的手迹，是我集藏中国近现代文化名人手迹的重中之重。

　　随着名人手迹集藏的日益丰富，我开始有了一个把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自创立至民国的历任校长、知名教授的手迹集全的宏伟计划。经过30多年的努力，还真收集了不少，但究竟与预期的目标有多大距离，心里没底。于是，我利用春节长假对家中所存名家手迹做了一次整理、归类。经查，北京大学的历任校长手迹基本上都有了，知名教授的手迹也算齐全。清华大学初创至民国，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著名校长和知名教授的手迹，也基本上都搜集到了，这要归功于陈梦家先生。现在家存的清华大学著名教授书札，大多来自陈梦家夫妇旧存。

　　近几年文人“笺墨”越来越受藏家的青睐，但凡有些名气的文人“笺墨”动辄几千上万。名气大者的手迹，在拍卖场上的价格已经高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而以寥寥几百元搬回家一袋子文化巨匠的书札、文稿，早已成天方夜谭。30多年集藏生涯中所经历的故事，至今历历在目。每每心情好的时候，我总会把自己喜欢的“笺墨”翻出来看看，但往往因睹物思人兴味顿失，一种物是人非之感油然而生，不禁想到“物是主人，人是客”的古训。

　　推荐阅读：大家书话丛书

　　《光明日报》 2020年06月17日16版

　　《笺墨记缘》读后感(八)：《中华读书报》：他收藏着中国文化史的若干章节

　　

——记收藏家方继孝

作者石钟扬(中)与方继孝(左)合影于方府双序斋

　　前段时间收到北京方继孝先生的新书《笺墨记缘：我的收藏三十年》（文津出版社2020年1月版）。他用软笔在衬页上题词：“书写这些人和事的时候，时光似在倒流，场景似在回放。石钟扬先生清正。方继孝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竖写且有启首印与名氏印，顿添雅趣；也让我感到“时光似在倒流”，我们友谊“场景似在回放”。

　　我与方君结缘于陈独秀研究。2006年6月方君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了《陈独秀先生遗稿》此一惊世之作。收录陈先生在南京狱中与流落江津时所撰《甲戌随笔》等文字学著作。这些珍宝皆方君藏品，首次披露，令人神往。南大的吴永坤先生是该书的审定者，原说要送我一本。然不知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吴先生到手只两套样书（原据说有十套），他送图书馆一套，自留的那套许我尽情使用。我爱不释手，且想拥有，于是花超价的钱从中间人那里买了一套。大概是2009年秋我们筹办纪念陈独秀诞辰130周年书画展时，方君知道此事，在电话里大为感慨：“他拿的是折扣价，干嘛赚钱？退他，我送你一套！”我说，不必不必，你样书也不多。他说，我读过你的《文人陈独秀》，我们还是同道，需要什么直说。我说，有这话就够了，够朋友。

　　我们果然成了朋友。2009年底我在先锋书店买到了方君的《旧墨三记》，其间不仅收有民国名流、五四学生领袖，还有著名“右派”尤其是“文革”冤死的吴晗、邓拓等人的墨迹与往事。图文并茂，关键是这些墨迹都是方君的藏品，那些“往事”都是他从墨迹中发掘出来的。诚如孙郁序云：“收藏家的价值，就是提供了历史的边边角角，一些碎片却连接着一个整体的历史”，令我等“听得见无数远去的灵魂的歌哭”。更渴望读到其一记二记。三记是2007年出版的，那两记更早，网上一书难求。于是我在电话中试探性地向方君求助，没想到很快得到赠书。他在《旧墨记》扉页上有题词：

　　是书出版后，获2006年度26种“中国最美书”之列，一年后市面已鲜见该书。敝宅仅存三本，书友常向余索，始终未敢应允，恐知音良友赏脸之时无以奉呈也。

　　书奉钟扬仁兄存正。

　　弟继孝

　　题词以软笔竖书且有启首与名印，宛若一幅书法作品。方君意犹未尽，于边上加署：方继孝二〇一〇年春于北京。《旧墨二记》扉页也有题词：

　　《旧墨记》面世后，反响很好，国图出版社干脆与余签订长期出版协议，并命名为“旧墨记”系书。十年耕耘已出版六记，七记亦已杀青。惜出版社给样书甚少，二记寓中仅存一毛（边）一简（本），今将简本送钟扬兄。

　　方继孝二〇一〇年二月八日

　　字里行间透着真诚，令我感动。到2019年5月方君已将其旧墨四、五、六记陆续赠我。2019年10月23日（重阳），他在《旧墨四记》扉页上补记：“赠书钟扬兄时尚未谋面，今秋钟扬兄到京，聚谈甚欢有相见恨晚之感，过几日（我）因会议来南京小聚，补记数语。”

　　人间缘分甚怪异。我与方君神交几年没见面，2019年秋峰回路转一周之内两相聚。十月中旬我偕友到北京查资料，10月16日方君邀我们到复兴路天赐酒庄小酌（席间还有几位出版界的朋友），酒后去他府上参观“双序斋”：他偶从人文社所弃废纸堆中意外获得茅盾手书《鼓吹集》序两页、巴金手书《新生》序一页，因而将其书房命名为“双序斋”，人文社的弥松颐先生为之题额。我笑他攀附“三希堂”，他忙说岂敢岂敢。“双序斋”像个袖珍美术馆，墙上柜内或挂有闻一多的油画、或呈有林徽因手制的瓦当……琳琅满目，任你欣赏，他一脸灿烂在旁偶作解说。

　　更引人入胜的是与书房相邻的藏宝室，面积比书房小，仅十多个平方，一张单人床与一张长条书桌依东西墙，似故意用他们的简陋来烘托那挺拔在西北墙拐的百宝箱。这是一个近两米高一米见方银灰色的保险柜。没有传说的那么神秘，他没念叨“芝麻芝麻”就打开了。他夫人冷冷地瞅了一眼就无声地走出现场。方君收藏主打项目为近现代名人文稿、手札。这保险柜里存一万多件名人手迹，我最感兴趣的当然是陈独秀手迹。方君一件件从柜中拿出，供我赏叹。

　　“这是《甲戌随笔》，六十八个筒子页，每页约五百字，共约六万字，是陈先生现存最完整的文稿。甲戌即民国二十三年也就是1934年，这年他入南京狱已两年。”方君展开《甲戌随笔》解说着。我的朋友在旁惊叹：“在牢房写的书，这小字真好。”方君接着说：“那年他被判八年徒刑，尘埃落地，心手双畅，才洋洋洒洒写出近六万余言的大作。”“啥内容？”朋友情不自禁地问，方君从容作答：“说是随笔，实以训诂之法考证《百家姓》之外的稀见姓氏，不少为少数民族的。是他《小学识字教本》之外的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在牢房做学术？”朋友惊讶。“是呀，他一门心思以监狱为实验室啊。”方君的解释引来朋友深深的感慨：“奇才，鬼才！”我们在且惊且叹中拜读了陈独秀先生不少手迹。2019年幸运，我分别在方府、台大、近代史所欣赏到陈独秀诸多手迹，并写就拙著《江上几峰青：寻找手迹中的陈独秀》。

　　2019年圣诞，学校多礼举办了《钟情独秀——石钟扬教授及师友书画联展》，作为我即将退休的告别仪式。方兄甚为给力，贡献两件作品。一为他的印谱，他有跋云：“钟扬兄七月十日来京，余请饭于天赐庄。席间石兄告我云：学校拟为其办一告别讲台之书画展，并嘱余将斋中所用之印制一印谱另写一与之篇幅相同的跋以为书展添彩。遵嘱吾将宅中所存之印选出十余方，为长沙罗光磊、郑州李刚田诸君所刻。钟扬兄存赏癸已冬继孝[印]。”一为转赠一幅上海作家王小鹰之山水图。亦有跋云：“王小鹰沪上女作家，学画于沪上山水画家王康乐先生，王康乐乃黄宾虹先生弟子。双序斋存小鹰山水画二，今赠一幅予钟扬兄，不知可为兄之告别讲台书画展‘添彩’否。癸已年十一月二九日方继孝于北京。”

　　回放之镜头承载着方兄之深情厚谊，足见方兄乃性情中人，仗义，可交，令我感动、惜缘。

　　《笺墨记缘》讲了方兄收藏三十年中的25个故事，见证了“1980年以来中国私人收藏市场的交易真相与成长”，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由零担而地摊（店铺）而拍卖。零担时货源主要是流落在废品收购站或垃圾处理场文革劫余遗存，小商小贩窥得商机，先觉的收藏家靠人脉与信息就能买到真货；地摊（店铺）最典型是北京的潘家园，已有了“书估”（书商），要获得藏品则靠眼力与运气；拍卖水深，想得手除资本可能还要别的什么。方兄是文革后第一批踏入收藏界的先觉者之一，其有锦心有慧眼，够朋友又善交朋友，故时有意外收获，于是有“买椟还珠”，在“尿素”袋里觅得“双序”，在书估脚下巧取钱穆手迹等传奇故事。他在自序中不无得意地说：“近几年文人‘笺墨’，越来越受藏家青睐，但凡有些名气的文人笺墨，动辄几千、几万；名气大者如陈独秀、李大钊、朱自清、郁达夫、徐志摩、李叔同等的手迹，在拍场已高达几十万、上百万人民币了。而以寥寥数百元，搬回一只口袋，内装茅盾、巴金、王任叔、周立波等文学巨匠的书札、书稿，以数千元购藏‘文字改革’第一批旧档，以二三十万元买回陈梦家先生旧存的几百通友朋书信的美事，已成天方夜谭了。”

　　中国收藏界有人为稻粱谋、有人为投资增值、有人纯为清玩，皆属收藏市场之正常行为（至于以文物作为贿品洗“黑钱”，则另当别论）。相对而言，我更欣赏以至敬佩方继孝不断将自己训练成学者化的收藏家。鲁迅说中国历史有正史、野史之分，他更看重那野史。王国维说史料有地上、地下之分，他更看重出土文物。应该说方兄等私人收藏家不遗余力抢救文物、文献，他们整理、研究文物、文献是在修补历史。诚如陈子善所言：“（方兄）他们懂得这些历尽沧海桑田、巨劫奇变得以幸存的文人墨宝是天下公器，不敢私秘，提供出来是为了引起学界文坛的关注。某位文化名人的评价因此而改变，某段文学史或学术史的表述因此而重写，都是完全可能的。”（《从〈碎锦零笺〉说起》）是的，整理出版了《陈独秀先生遗稿》，让陈独秀作为文化领袖尤其是“学养深厚的语言文字学家”的形象再现人间；整理出版末代皇帝溥仪亲笔批注的《我的前半生》，一举澄清了此书著作权之公案；解读陈梦家书信中的往事，让人们对集诗人、古文字学家、文物（尤其青铜器与明代家具）鉴赏家的陈梦家刮目相看，更为他文革冤愤自杀感到痛惜；《撂地儿：40位天桥老艺人的沉浮命运》《旧墨记：世纪学人的墨迹与往事》系列……修复或改写了中国现代文化史的若干章节，“历史的灵光与碎片，照亮了一个个认知的盲区，像是请来无数老人，谈着昔年之影，不禁生出种种幽情。”（孙郁《关于〈旧墨四记〉》）难怪陈子善有慨于“当今学术界与收藏界的沟通很不够”“试问，搞历史的能不重视考古挖掘吗？”

　　方兄还撰有《书信的收藏与鉴赏》《品赏书简：名人信札收藏十五讲》，以金针度人。他还不断以收藏举办专题展览。尤其可贵的是，当朋友著述需要，他都慷慨提供相关资料。天下为公，不敢私秘，何其可贵。我多年动念编辑出版独秀的手迹，方兄知之即诺无条件提供帮助，他一冲动差点要赠我独秀真迹参展……

　　方兄何许人也？其乃典型京哥儿，有燕赵之豪爽。其实他又是文都桐城方氏后裔，血液里流淌着桐城人氏之精明。“天上有九头鸟，地下有湖北佬，三个湖北佬，抵不上一个桐城佬。”这是安庆口碑上对桐城精明的表述。方兄乃北国的侠气与桐城的精明有机结合体，期待他有更多精致而厚重的著作问世供读者分享（我亦有份也）。 作者石钟扬 本文首发《 中华读书报 》 2020年9月9日 7 版

　　《笺墨记缘》读后感(九)：“三不主义”收藏家方继孝，从信札、手稿中追寻名人足迹

　　《笺墨记缘》是收藏家方继孝记录自己在业余收集名人手稿所经历奇遇的作品集，共包含了25个有纪念意义的故事。方继孝主要收藏名人大家的墨迹手稿。这类手稿是特殊的文化类交易品。书札、书法、手稿、明信片、照片等都是很私人的物品，如实地记录下本人的真实经历以及他们和家人朋友的生活细节。方继孝在收集手稿的过程中，不但对名人有了更深的了解，也跟名人作品和名人亲友结下了特殊的缘分。

“三不主义”，一个淘货老手的经验之谈

　　方继孝有三十年的收藏经历，阅历丰富，眼光独到，在淘货、估价方面可以称得上是个经验老到的高手了。对于怎么逛文化市场，他给自己总结了“三不主义”的原则：不结伴，不限定场所，不限定时间。

　　方继孝直言，“不结伴的好处，在于互不干扰”。每个人都有自己感兴趣的目标，比如有人喜欢古董字画，有人喜欢扇面书信。如果跟兴趣不同的朋友结伴逛文化市场，对重点要逛的摊点自然会发生分歧，不好调和。另外，如果跟兴趣相同的朋友一起逛市场，万一碰到双方都喜欢的物品，很容易发生竞争，让自己错失机会，跟心仪的宝贝失之交臂。

　　在这方面，方继孝是有自己心痛的教训的。曾经有一次，他跟熟悉的小贩约好去看货。听到消息后，一个也喜欢藏书的同事非要跟他一起去。他阻拦不住，就跟同事约法三章，叮嘱对方去书摊的时候，一定做到只看不评论、谈价不插嘴、喜欢也不要抢买。可这位同事毕竟没有他经验足，不但把对书的喜好全都表现出来，让小贩看了个明明白白，还在他准备跟小贩砍价的过程中，一口气把他看中的书全都买了下来。错失了这批喜欢的书之后，方继孝吃一堑长一智，再也不肯跟人结伴了。

　　不限定场所和不限定时间这两条原则，给了方继孝充分的自由。

　　想买到喜欢的文化类物品，尤其是这些旧物，多少是要碰运气的。今天琉璃厂可能来了一批书信，明天潘家园可能到了一批旧书，没有什么固定的规律，也不会有提前预告，赶上什么是什么。所以他不给自己限定场所，那些熟悉的市场，他都穿插着去逛，随缘，不强求。

　　不限定时间，其实就是方继孝不会像有些人那样非要赶个大早，都没睡好就顶着黑眼圈去市场。他很注重逛市场的精神状态，觉得睡眠不足更容易看走眼，反倒不如踏踏实实睡到自然醒，精神饱满地去市场淘货。所以他都是上午十点左右到书店。

　　这“三不主义”是方继孝这位文化市场淘货老手的经验之谈。这种方式让他不仅享受了挑选书信、旧书的过程，还实打实地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周越然在《书的回忆》中说：“购古书者，也有幸运，就是：（一）我要什么书，马上买到什么书，并且价钱不大。（二）或者在冷摊上偶然拾得一种毫不相干的破书，归来审察，发现某名士的印记，某名士的批校。（三）又或者书贾拿了奇僻的古本来售，索价不高，故留之。后来细作考察，知是海内外孤本。”

　　这三大幸事，方继孝都经历过。这样看来，方继孝可以说是一位很幸运也很成功的收藏家了。

收藏家与书估，亦敌亦友的交易对手

　　想要收藏名人书信、手稿和旧书，必然要跟书估打交道。书估就是书贾，卖书的人。方继孝常打交道的，就是这些活跃在各个文化市场、经常有好货源的小贩们。

　　方继孝主要收藏的名人书信、手稿、旧书这类文化商品，就像古董字画一样，有特殊性。这类商品因为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往往不像普通商品那样能够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而是要求买卖双方一定要非常识货、懂行。所以这一行会有“卖的没有买的精”这种让圈外人惊讶的说法。

　　说“卖的没有买的精”是因为，市场上好多流动的书估们来自偏远地区，受教育程度不高，很多文人名士都没听说过，更不了解也不好鉴定这些文人名士作品的价值，只能在买卖过程中慢慢学习。而买家们往往是有一定学问的收藏家或者懂行的书商，通常是有针对性地收集感兴趣的物品，对物品价值有所了解。这就造成了双方在一定程度上的信息不对等。但书估们也有自己的应对办法。如果他们拿到一批不熟悉的货，就先不急着出手，而是多找点买家轮流来看。等跟买家们聊一圈儿下来，他们对货物的价值就大致有了底。

　　另外，一些缺乏诚信的人还可能会通过伪造的方式进行欺诈，导致市场上可能有一些赝品鱼目混珠，这就更加大了物品鉴定和估价的难度。并且随着市场行情的变化，货物价格也会有变化。于是，文玩交易就更是技术活了，不仅考验买卖双方的知识储备和鉴赏眼光，更要参考市场形势，就是所谓随行就市。

　　所以，在文玩市场上做交易，买卖双方经常要留个心眼儿，先要努力评估出物品的真实价值，根据行情做个合理估价，心里有个底，然后再谨慎地跟对方讨价还价，以自己认可的合适价位成交。作为交易对手，他们离不开对方，又要防着点对方、避免自己吃亏，高手相逢，见招拆招。最终，书估和收藏家之间，形成了一种亦敌亦友的微妙关系。

　　方继孝跟书估打了三十多年交道，很熟悉书估们的做事风格和脾气秉性。

　　在《“书估”“足下”的钱穆》这篇中，方继孝这样评价书估，“好的书估讲信誉，但不讲交情；不好的书估，既不讲信誉，也不讲交情”。这句评价很符合“商人重利”的固有形象。但是，从《笺墨记缘》中的故事来看，书估们也不完全是“认钱不认人”的主。

　　方继孝在《周有光“驱车”追旧档》这个故事里，就讲到了一位对他的收藏事业帮助最大的朋友，做旧书生意的王先生。王先生总是从废品回收站搜寻被人丢弃的旧书杂志、字画书信、旧档案等物品，货源极广。跟方继孝成为朋友后，王先生甚至曾带着方继孝一起去回收站直接挑选货物，成交后也不收取方继孝的佣金或者提成，对方继孝非常仗义。当然，方继孝也投桃报李，对王先生能帮则帮。二人合作多年，也做了多年的朋友，关系非常好。

　　总体来看，方继孝跟熟识的书估之间关系相处得都很和谐，甚至这些书估们都愿意跟他讲上点交情，比如有什么好货源优先拿给他看、遇到他喜欢的物品类别给他预留。这些圈子里好些有名的书估都像王先生一样，跟方继孝成了多年的朋友，方继孝也借此收藏了不少珍贵的物件。这些书估们既讲信誉，也讲交情，所以方继孝前面那句评价，不能算在所有书估头上。

笺墨记缘，从信札、手稿中追寻名人足迹

　　每一件藏品都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信札、手稿这类私人物品，往往记载着文化名人们的生活状态、朋友往来、工作进展等真实细节。通过查看这些物品，可以追溯这些名人们当时的心态和精神风貌，甚至能够厘清一些历史事实。这些藏品也让方继孝跟藏品的主人或者他们的亲友结下了珍贵的缘分。

　　溥仪亲笔修改版《我的前半生》文稿，应该是方继孝的藏品中最有价值和意义的成果之一。因为这份特殊的修订版文稿的存在，经由方继孝和群众出版社编辑的共同努力，最终促成了“溥著溥批”版《我的前半生》的出版。这也算得上是出版史上的一件奇事了。

　　方继孝经历十三四年的搜集，共收藏了五个珍贵版本的《我的前半生》，其中，1962年3月溥仪亲笔修改的“溥仪修正本”《我的前半生》上中下三卷十六开大字本，因为保存了溥仪本人手写的修订内容显得尤为特殊，甚至负责整理出版《我的前半生》的出版社编辑都没有听说过这个版本的存在，可见这份文稿的珍贵。

　　原本群众出版社依据他们保存的文稿和2004年意外发现的一稿本、二稿本，于2007年整理出版了“全本”《我的前半生》，并在再版说明中提到，“我们对所有版本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论证”。后来方继孝公开发表了《“延津剑合”的<我的前半生>》一文，描述了自己收藏的各个版本文稿。这篇文章立刻引起了出版社编辑的关注。经过双方合作，对“溥仪修正本”重新做整理，“溥著溥批”版《我的前半生》终于问世了。

　　方继孝能与王世襄结缘，也是经由收集和研究陈梦家旧书文稿资料达成的。陈梦家和王世襄是好友。方继孝在研究陈梦家的生活和社会交往情况时存有疑问，一直有意登门请教，后经朋友引荐得以拜访已然93高龄的王世襄老人。

　　听说曾经出现在潘家园市场的一批陈梦家书信被方继孝收藏起来，王世襄非常高兴，不但跟他聊起了陈梦家的往事，甚至愉快地跟方继孝合影，并答应为其拟写作出版的《陈梦家和他的朋友们》一书题写书名。

　　彼时王世襄的身体状况已经不是很好，也早就不在给人题字了，但是王世襄很快就题写好了这幅字并托人送至方继孝手中。在方继孝电话感谢王世襄时，王世襄表示，关于老友陈梦家的这幅字他是“非写不可”的。对陈梦家的共同关注，促成了方继孝与王世襄这段简单温暖的友谊。

　　这些因各种缘由流落在外的书信手稿，对当事人的亲友来说无比珍贵，因为这些薄薄的纸张所承载的，是厚重的思念和难忘的回忆。如果能够让这些资料回到这些亲友手中，也是它们最好的归宿了。

　　做了几十年文稿、书信收藏的方继孝，自然明白这些物品对当事人亲友的特别意义，所以他有时也愿意做“不划算”的交换，来成全亲友怀念故人的拳拳之心。本着这份心意，方继孝把自己收集到的一些江绍原文稿，以不等价的方式交还给了江绍原的女儿江小蕙。

　　方继孝曾经买到一批江绍原在特殊时期留下的手稿，文稿内容记载了江绍原当时的生活和身体状况。方继孝很快告知了江小蕙这批资料的情况。江小蕙很重视这些文稿，想亲眼看看这些文稿，并且提出用一些江绍原的其他书信交换这批资料。

　　看到文稿后，江小蕙很珍惜，特别想留下这批资料，因为她对父亲在特殊时期的情况并不了解，而江绍原亲笔书写的文稿如实记录下当时的情形。在挑选交换物品时，方继孝不忍夺人所爱，对江小蕙有所迟疑的资料都没有索取，最终只收下了三封江绍原与周作人之间的往来书信。这次交换，也算是收藏家对藏品主人奉上的一份敬意了。

　　方继孝钟爱文人书札这类藏品。从这些书信中，方继孝努力走进名人的真实世界，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追寻他们的生活足迹和昔日风采。他先是珍爱这些书札、敬重这些书札的主人，然后才成为这些书札的收藏家。所以，他通过《笺墨记缘》记下他在多年的收藏过程中经历的这些有趣和温暖的故事。

　　2020.04.26雾凇

　　《笺墨记缘》读后感(十)：《新京报》| 手稿中的足迹：陈寅恪一家三代手迹的集藏故事

　　方继孝的书斋“双序斋”中，珍藏有大量近现代文化名人的书札、书法、手稿和照片。譬如国学大师陈寅恪的手稿，就偶然得自碎纸屑之中。陈寅恪连同其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和其兄陈衡恪，陈氏一门三代的手迹，是方继孝集藏中国近现代文化名人手迹的重中之重。

　　撰文丨方继孝

　　周越然先生的《书的回忆》中有一段话说：“做官有幸运，就是连升；经商有幸运，就是赚钱。购古书者，也有幸运，就是：（一）我要什么书，马上买到什么书，并且价钱不大。（二）或者在冷摊上偶然拾得一种毫不相干的破书，归来审察，发现某名士的印记，某名士的批校。（三）又或者书贾拿了奇僻的古本来售，索价不高，故留之。后来细作考查，知是海内外孤本。” 周先生谈到的三个方面的幸运，我都经历过。别的不必说了，就拿2003年年末我偶得陈寅恪先生手迹的故事来说吧，那简直就是想要什么，就会有人送上门来。 大家书话《笺墨记缘：我的收藏三十年》 方继孝著 文津出版社

《笺墨记缘：我的收藏三十年》，方继孝著，文津出版社2020年1月版

　　那年岁末的一个下午，快到下班的时间了，我接到经营旧书的朋友杜先生的来电，他说带来一包手稿，已经到了我办公的楼下，请我下楼看看 ，如果我喜欢，可以卖给我，因他准备回老家过春节了。我马上下楼，钻进他的小轿车里，打开包书稿的旧报纸一看，原来是几年前与我擦肩而过的冯承钧先生所译《蒙古与教廷》手稿。

　　《蒙古与教廷》是冯承钧先生20世纪30年代所译，撰者是法国的伯希和先生。由于各种原因，这部译著，直到1990年才出版。冯承钧先生生于1887年，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通英、法、梵及蒙古文和比利时文，曾任北京大学等校教授，对历史地理学有深入研究，尤长于中西交通史和元史。壮岁即患风瘫症，1946年卒于北京。冯氏著译甚丰，主要有《中国南洋交通史》《马可·波罗行纪》《多桑蒙古史》《西突厥史料》《郑和下西洋考》《帖木尔帝国》《吐火罗语考》等，《蒙古与教廷》亦是他的重要译著。

　　冯先生所译的《蒙古与教廷》这部手稿，和我真是有缘分。还是20世纪90年代中，大概是1995年或1996年，我和几个倒腾旧书的朋友在一位赵姓书贩的家里小聚。赵先生听说我开始积攒名家手稿，告诉我说，他认识一个安徽籍的旧书贩，他的手里有一部冯承钧先生用毛笔书写的手稿，如果我感兴趣，可以叫他把书稿带过来谈谈。我说，好啊，价格合适，冯先生的手稿我肯定会留下的。当即，赵先生约那个书贩马上到他家来。也就是二十几分钟，那个安徽人背着一个大布袋子来到了赵家。寒暄之后，知道他姓刘，因身材高大，圈内人称他“大刘”。

　　大刘带来的书稿正是冯先生所译的《蒙古与教廷》手稿。这部书稿共三册，非常完整，确为冯先生亲笔，于是开始谈价格。那个时候，名人书札、手稿的价位都不高，我依照当时旧书市场通行的手稿价格，给冯先生的这部手稿出了个价，每册1000元，三册3000元（人民币）。结果这个家伙脑袋摇了好几下，嫌太少。我让他开价，他“狮子大开口”，每册2000元，三册6000元（人民币），并说已经有人给过这个价了。还说少于他开出的价，就不谈了。我又提高了1000元，总共4000元，他依然不卖。老赵出来打圆场儿，我出价到三册5000元，可这小子就是不给面儿。我也恼了，告诉他，不卖算了。

　　这件事儿，我早就给忘了。谁曾想，事隔几年之后，这部书稿居然辗转到了杜先生的手里。书稿原样没动，价格却翻了个跟斗，杜先生一口价：人民币10000元，没商量。我没犹豫，上楼取钱，下楼付款，取货。为什么我会这么痛快地接受了小杜开出的万元价格呢？时过境迁，进入到21世纪以后，名家书札、手稿的价格已是今非昔比了。杜先生给我开的价，其实是个朋友价，假如书稿依然在安徽大刘的手里，现在他开出的价格绝对要比小杜的一万块高出很多。

　　除了冯先生所译《蒙古与教廷》手稿，杜先生还把随稿带来的几封书信、残稿等送给我。晚上，我整理那些书信、残稿时，有一页发旧并有水渍的文稿引起了我的注意，字迹很像陈寅恪先生的手迹。我小心地拿起这张陈旧泛黄的稿纸，轻轻地把它放在写字台上，并小心翼翼地用镇纸压住，然后一字一字地往下读：

冯先生译文正确（译文时有删节，但无害于大意），又间附注自己所发明者于原文后，甚有益于读者。惟外国字原文之有符号者，仍多未移写正确，将来付印时，似必须悉照原文一点一画皆不讹误方妥。又如伯君原文注五十七云：“此文（指《册府元龟》原文）不言王玄策的实在官名，而名之曰：道王友，颇奇（伯君原文自谓不解‘道王友’之语）。”殊不知“王友”乃唐时之实在官名，并非朋友之泛称，如《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志》云：‘王府官属：友一人，从五品下’之类，若一一悉为考订改正，则限于目力，想有所不能也。 再往下读，紧靠纸边有几个并不起眼的字：“寅恪谨注。六月七日。”陈寅恪审读冯承钧《蒙古与教廷》手稿

　　果然不出所料，这页文稿确为寅恪先生亲笔所书！这真应了那句“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老话。陈寅恪先生写下的这段文字，是在伯希和的文章《六朝同唐代的几个艺术家》中，收入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八编》，该文注五十七，写有，“此文不言王玄策的实在官名，而名之曰道王友，颇奇”云云。那时，陈寅恪先生是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的委员。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长是胡廷。由此推断，这页文稿是陈寅恪先生在审读《六朝同唐代的几个艺术家》时记下的。

　　陈寅恪先生是江西修水人，生于湖南长沙。祖父陈宝箴，道光辛亥举人。累官至湖南巡抚。在湘执行新政，并保荐杨锐、刘光第。“戊戌政变” 陈宝箴被“革职永不叙用”。父陈三立，字伯严，号散原。光绪丙辰进士，授吏部主事。日军据京时，忧愤不食而死。有《散原精舍诗》，为晚清宋诗派大家。母俞明诗，浙江山阴人，能读书习礼，晓之大义。兄陈衡恪民初大画家，曾执教于北京大学。夫人唐筼，字晓莹。广西灌阳人，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陈寅恪先生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很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早年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后负笈海外前后14年，精通蒙古、藏、满、日、梵、英、法、德、巴利、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言，梵文和巴利文尤精。1925年归国，即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并列为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导师。

　　陈氏治学极其广泛，主要致力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以及唐代文学与政治及社会关系方面的研究，除此文外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中西交通史及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研究，均有重要发现。他留下的四部专著近百篇论文，千余多读书札记，绝大部分是不朽的传世之作。他不是一个单纯的考据家、资料家，而是一位识见卓绝的思想型的学问家。他的学术思想和方法，对我国学术文化的发展有重大的价值，是海内外学术界公认的最有见识的、最优秀的史学家之一。

　　20世纪40年代初，相继出版了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篇》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二书。这两部书都是博大精深之作，虽然篇幅不算太多，却把南北朝至唐代政治文化的关键指示出来。

　　陈寅恪先生的手迹，连同他的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和其兄陈衡恪，陈氏一门三代的手迹，都是我集藏中国近现代文化名人手迹的重中之重。自20世纪90年代初，我就开始了陈寅恪及其乃祖、乃父和其兄衡恪（即陈师曾先生）手迹的寻觅活动。之后，我曾在一次拍卖会上见到过陈宝箴先生的手迹，但拿捏不准真赝，没敢举牌；陈三立先生的书札、对联我见过几件，但都“不开门儿”。后来在琉璃厂一个旧书铺里看到陈三立先生的一副尺幅很小的对联，价格不高，买下了。一个朋友到我家里玩儿，看了这副对联后，说“不好”。

　　我的收藏习惯是，家藏的书画、信札及其杂项等，凡是圈内人不看好的，我也拿不准的，就一定会送人或转让。既然朋友不看好这副小对联，我也不是十分喜欢，于是我便把它送到一家拍卖公司卖掉了。据说竞拍到这副小对联的是上海的一个书商，他放出的口风是：经专家鉴定，这副对联是真迹。直到我准备写《旧墨三记》了，才在北京一家拍卖公司举办的古籍拍卖会上买到了陈三立先生的两页诗稿。

　　说起我能竞拍到这两页诗稿，还真要感谢收藏大家和宏明先生。那天的拍卖会我和他挨着坐，我举牌的几通书札，和先生也都举牌参拍。对于那些书札，我并不十分在意，当价位到了一定的高度，我也就不举了。结果和先生一连气拍到了好几通。到了陈三立先生的诗稿开拍的时候，场上举牌者不下十几个，当然和先生亦为之一。

陈三立感和易仲实诗

　　一般拍卖会我很少去现场，大多是办委托。我这次来拍场，主要是为了请回陈三立先生的诗稿。开始拍的时候，我并没有上手，直到竞争者仅剩二个人的时候，我才始举第一牌。这剩下的二个人，其中的一个，就是和先生。他看我开始举牌，便问我：这个你要啊？我说，我有用。他不举了。和先生的实力，我是清楚的，他这是成全我。一件拍品，最后只剩下两个人时，也就是到了决战的时候了，这时拍品的价格也自然超出了物品的实际价格。最终我竞拍到了陈三立先生的两页诗稿，我把它收录到我的《旧墨三记》的开篇。

　　实际上陈氏一门三代的手迹，我得到的第一件正是陈寅恪先生的手迹。那是21世纪初，与人合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墨迹》一书的时候，我和一个经营书画的徐姓朋友聊天，他说家里藏有陈寅恪和吴宓两位大师的诗稿，并提出我可以拿书画和他交换。我并不怎么收藏书画，可家里也还是有几张不错的画。于是约好时间，我带上那位徐先生指名要的几张画，到他家进行交换。遗憾的是，他翻来找去仅找到了陈寅恪的诗稿，而吴宓先生的手迹则不知被他的夫人藏到哪里去了。虽然如此，我还是将带去的书画全部给了他。

陈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

　　诗是陈寅恪先生执教于西南联大时，于1940年年初赴重庆，出席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议之后所作，诗云：“自笑平生畏蜀游，无端乘兴到渝州。千年故垒英雄尽，万里长江日夜流。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行都灯火春寒夕，一梦迷离更白头。”据说，陈氏与会时，见到了蒋介石，深觉其人不足为，有负厥职，故有此诗。 后来，我把这件诗稿收录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墨迹》中。书出之后，沪上有个藏友提出拿一件我更加需要的藏品与我交换陈氏的诗稿，我同意了。我当时想，偌大的北京城，再找一件陈寅恪先生的手迹不应是件难事儿。谁曾想，之后的几年，尽管我费了不少心思，也没有再见到第二件陈寅恪先生的手迹。直到我得到了前文所述的陈寅恪先生在审读《六朝同唐代的几个艺术家》时记下的文稿，才了却了我的心愿。

　　我得到陈师曾先生的画作，是我与友人徐先生交换到陈寅恪先生的那件诗稿不久的事儿。那是陈师曾先生所绘的一幅国画，画幅不大，但却蕴含着汉高祖刘邦醉斩白蛇和刘邦创作的《大风歌》的故事。画面上的草泽之中有一条红蛇昂首向前，有所向披靡之势，笔简意饶，形态逼真，颇有意境，耐人寻味，显露出典型的陈氏的水墨画风格。画面配诗一首，曰：“赤帝白帝谁英雄，同是盘旋草泽中。夜深提剑偶然行，气盖山河歌大风。”虽然落款书“师曾戏笔”并钤有一“游戏”之印，但我们可从其题材的选择中看到他独特的笔墨趣味，与他对现实的思考，并对其所谓“文人画”更有了深切认识。

陈师曾绘《气盖山河歌大风》

　　陈师曾先生画作的原藏者，是上海的一位姓郑的藏家。后来，这位郑先生迷上了集藏各个时期的股票证券。恰好我收藏一种民国时期周学熙先生在北京创办电车公司的股票，这些股票的主人原本是著名报人邵飘萍（本名邵振青）先生，后来他被张作霖杀害了。邵飘萍先生遇难后，他的夫人汤修慧女士继承夫志，决心恢复邵氏生前所办的《京报》，于是汤夫人委托黄濬（字秋岳）和冯耿光（字幼伟）先生将这些股票抵押给一家银行，以筹措重新启动报馆的资金。新中国成立后，这些股票从银行流落到民间旧书市场，被我买到了。

汤修慧股票

　　一次，陕西的《收藏》杂志和我约稿，我便写了一篇介绍这些股票来龙去脉的文章，发表在这个杂志上。不久，我接到了一位读者的来信，就是上海的那位藏有陈师曾先生国画的郑先生。信中，他说想用一些书画和名人书札与我交换那些北京电车公司的股票。也是巧，接到信后没几天，因事出差赴沪，我和郑先生取得了联系，经过一番协商，我把家藏的北京电车公司的股票全部转给了郑先生。郑先生则把包括熊十力、马一浮、余绍宋、马公愚、陈铭枢等名家的十余件字画、书信转给了我。其他的都有钟泰先生的上款，唯独陈师曾先生的这件没有上款，可郑先生坚持说，这件确实是来自于钟泰先生的家里。

　　本文节选自《笺墨记缘》一书，原标题为《碎纸屑里找出的陈寅恪手稿——陈氏一门三代手迹奇遇记》。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者丨方继孝 摘编丨何安安 编辑丨张进 校对丨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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