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的崛起》是一本由[英]斯蒂芬•奥尔福德著作，后浪丨九州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8.00元，页数：36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伦敦的崛起》读后感(一)：《伦敦的胜利》：辉煌的前夜，荣耀的黎明

　　

在当今的国际大都会中，伦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作为英国的首都、政治与经济中心，世界近代史的见证者，伦敦的地位显然不容置疑。能够与之比肩的，恐怕也就只有纽约、巴黎、柏林、东京、北京这样的城市了。然而，伦敦并非自英国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以来就一直享有此类荣耀，相反，在16世纪之前，伦敦长期居于世界历史的边缘，很少来到舞台的中心，直至在16世纪逐渐改变了这种状态。

在《伦敦的崛起》中，英国剑桥大学历史系高级讲师、国王学院研究员、皇家历史学会会员斯蒂芬·奥尔弗德（Stephen Alford）简要地考察了这段历史。不过，奥尔弗德关注的焦点，并非读者通常熟悉的以英雄人物为核心的政治、外交与军事活动，而是以商人和冒险家为主的商业活动。在某种程度上，16世纪的伦敦乃至英国，正是由这群受到直接的利益驱动，同时或带有宗教热忱，或带有世俗雄心的人塑造的。

然而，相较亨利八世、伊丽莎白一世、詹姆士一世、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托马斯·克伦威尔，这些商人和冒险家的故事其实不易书写。这不仅仅出于材料的有限性，而且在于他们的故事相对来说叙事线索零散。尽管如此，奥尔弗德还是克服重重难关，以一种难以定义的叙事书写了他们的传奇经历，以及他们在伦敦崛起史的特殊位置。在他看来，伦敦的活力，很大一部分就体现在这群人身上。

这群人中，有组织建立简称为“商人冒险家公司”的塞巴斯蒂安·卡伯特，他既能抓住安特卫普-伦敦贸易轴线“突然变得脆弱起来”，同时，“寻找中国计划”出现希望的时机，还有托马斯·格雷欣这种善于处理王室债务，因而深受器重的商人与庭臣。同样，舞台中少不了约翰·艾沙姆一类工作沉稳，“反对冒险，但也很精明”的商人，他“知道如何抓住时机，他也确实这样做了”。

当然，舞台上的演员远非他们几位，他们也不一定是经历最为传奇、成就最为突出的几位。相反，还有各式各样的商人和冒险家，他们或乐观（希冀开辟从“北方航线”，即从北极到“中国”[Cathay]或印度的航线，以及将未来投注在尚未开发的美洲大陆），或悲观（荷兰探索队伍的成就让他们始料未及），但他们总是面向未来，不仅是他们的未来，而且是伦敦乃至英国的光明未来。

除此之外，作者还考察了宗教、瘟疫、战争、医疗水平、地缘政治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就像今人，尽管这些伦敦商人和冒险家受制于种种无法控制的因素：医疗水平的有限让他们大多寿命不长；宗教教义进一步深化了他们对生命有限性的体认与感悟；突如其来的瘟疫让他们遭受生离死别的痛苦；旷日持久的战争或紧张的地缘政治局势剥夺了他们的逐利空间和生存之道，等等。

虽然群众史观教导我们认可群众对历史的推动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那些掌握实权者确实深刻地影响了历史的进程。即便这些商人和冒险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贵族，可奥尔弗德表明，在当时自治的伦敦，这些商人的的确确称得上权贵：他们是公会成员，不过他们也是市议员、市长（或许可以将这条人生轨迹称作“商而优则仕”）。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他们并非被污名化的一心逐利者，相反，他们中的不少人有虔诚的信仰，生前热衷慈善，身后也不忘对穷人慷慨。

　　《伦敦的崛起》读后感(二)：过去的时间，现在的时间

　　

尝试在伊丽莎白时代的地图和风景画的引导下漫游今天的伦敦会是件令人晕头转向的事：即使是特别擅长看地图且方向感极强的人也会丧失信心，迷失方向，来回乱走。我们必须非常努力才能找到自己的方位。古老的街道名称有时会指引我们，有时又会欺骗我们。

但我们或多或少是能做到的。即使考虑到所有的改变—无论是因为火灾、轰炸、常规拆迁，还是几个世纪以来所发生的一切变化—部分旧城的格局和结构仍旧得以保留至今，就像骨架中的主要骨骼一样，只是在其基础上长出了新的身体。有时我们确实找到了幸存的小奇迹，例如城里几座中世纪的教堂。在巨大的办公楼旁，它们显得瘦小干瘪，它们一直顽强地抵御着现代化，令其无法完胜。或者，它们至少表明这里曾有过别的东西：另一个世界，另一种生活。人们很难不去感受当时和现在的巨大历史距离，也很难不感受到一丝忧伤。

这种不一致非常吸引人。主教门的圣海伦教堂，位于圣玛丽斧街30 号（30 St Mary Axe，以绰号“小黄瓜”闻名）的身影下，离圣安德鲁安德谢夫小教堂很近。安德谢夫（Undershaft）也是一个绰号，正如约翰·斯托解释的那样，“因为在古时，每年五朔节的早上……高高长长的杆子（shaft），即五月柱，会被立在那里的街道中央”。在1517 年发生了“五朔节骚乱”这样的反异乡人暴动之后，人们放弃了这种做法。斯托最后的安息之地就在今天庞大的利德贺大厦对面。正如斯托在《伦敦调查》开篇所言：“人们在这里能看到古时伦敦的样子，和现在所有人看到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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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甚至很难想象这里曾发生过这样的事。大约500 年前，联排住宅、公寓、商店、礼堂和教堂都聚集在一起，而现在的城市则由钢铁、混凝土和玻璃组成。这里曾经是一个人性化的城市，现在已经变成了缺乏人情味的大都市。现在，这里的生活拥挤忙碌，这里有小酒馆、餐馆、酒吧和全神贯注的金融家；他们的金钱是抽象的，在屏幕上，在电脑中，而且他们也很少参与在不同的大陆间运送商品的活动。伊丽莎白时代的传教士在看似无害的纸质汇票中发现了罪恶，那么他们会如何看待现在的这一切？

然而，人们太容易把逝去的伊丽莎白时代想象成纯洁快乐的时代，像约翰·斯托一样歌颂那充满欢愉的往昔。坐落在环球企业、银行的总部和办公室的身影下，伊丽莎白城的残余部分可能看起来非常渺小。但是，正如我希望在本书展现给大家的那样，16 世纪和17 世纪的伦敦是活力蓬勃的地方。伊丽莎白时代和詹姆斯一世时代检验了金钱和财富的道德底线，在那个世界里，高利贷是股份，投资者将他们的资金投入冒险，这对他们的头脑、人员和船只都是极度的考验：为了跨洋航行、穿越大陆并殖民新领地，他们必须要有惊人的体能和耐力。今天，要主宰世界可能需要计算机、律师和会计师，这种统治可能是通过公司、虚拟网络或其他方式达成；而近500 年前，这需要数月或数年的耐心、努力和辛劳，并且没有人能保证最后取得成功。无论用什么标准衡量，伊丽莎白和詹姆斯一世时期的人们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座精英们以其稳定和保守为荣的城市里，出现了像莫斯科公司、东印度公司、弗吉尼亚公司和许多类似的公司，他们做出了突破性的尝试。

典型的商人：45岁左右，吃穿不愁，生活富足；但也意识到生命之有位。

时间还在继续，当然它本该如此。他们曾拥有的东西如今成了我们的。理查德·哈登爵士在希兴巷的“豪宅”现在是一处很大的空地—但伦敦就是伦敦，这也将很快改变。今天，它是一个建筑工地，四周围着一圈栅栏，上面写着颇难理解的企业口号“世界与世界相遇的地方”：这句话怎么看都毫无意义。但奇怪的是，这句口号非常适合这个曾是莫斯科屋的地点，这里曾是伦敦和俄罗斯的交汇点，在这里伦敦商人曾制订出使莫斯科的计划，安东尼·詹金森曾汇报他前往波斯国王宫廷的旅行。

在这座城市的小角落里，毗邻伦敦塔，悠久的历史沉淀下了浓厚铜绿，这里仍被称为希兴巷。在哈特街的圣奥拉夫教堂，海军文员兼日记作者塞缪尔· 佩皮斯（Samuel Pepys）曾在这里做礼拜，并葬在这里；伊丽莎白·佩皮斯的纪念半身像显然采用了谈话的姿势，显得生气勃勃，俯视着教堂的座位。在大火中，佩皮斯和威廉· 佩恩（William Penn，发现宾夕法尼亚的威廉· 佩恩的父亲）爵士帮助挽救了城市的这一部分，他们用火药炸毁房屋，造出了一条防火隔离带。

这座教堂的广场是查尔斯·狄更斯最喜欢的伦敦教堂广场，为了纪念其可怕的入口（塞缪尔·佩皮斯本人很熟悉这里），他给它起了绰号：这道门上装饰着由头骨和两根交叉的骨头组成的图案，尺寸比真正的头骨要大，由石头制成，它让我联想到“冷酷可怕的圣徒”（Saint Ghastly Grim）这个绰号，他将铁钉钉在石头骨顶部，将其穿透。因此，头骨在高处恐怖地咧嘴一笑，一次次地被铁矛刺穿。所以对我来说，“冷酷可怕的圣徒”既令我反感，又有一种吸引力，我经常在白天或夜里想到它。有一次，我曾经在午夜时分的雷雨中感受到它对我的召唤。 “为什么不呢？”我为自己辩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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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街的圣奥拉夫教堂是幸运的幸存者，这间教堂于1940年因轰炸遭到严重损坏，20 世纪50 年代重建。尽管如此，理查德·哈登爵士的纪念堂仍然存在，就在祭坛的南侧；里面他的肖像早已不知去向，但他的两位妻子安妮和凯瑟琳仍在为他的灵魂祈祷。保罗·贝宁身穿华丽的猩红色衣服，戴着詹姆斯一世时期流行的整洁的高轮状皱领，跪在兄弟安德鲁面前。他们活着的时候，放眼黎凡特和东印度群岛；死后，保罗眉头紧皱，恳切地望向天堂。

在这里，当下尘封了过去：人们很容易在现实的喧嚣和繁忙中忘记这段历史，但不知何故，这里的精髓，其本质中不可磨灭的部分，已被织入商人的布料里。

　　《伦敦的崛起》读后感(三)：郑和下西洋100多年后，16、17世纪伦敦凭什么靠航海崛起？

　　

众所周知，郑和下西洋是中国乃至世界航海史上一个伟大的壮举。

但客观分析，看上去很美的郑和下西洋更像是明代统治者的一个“政绩工程”，耀武扬威的背后，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过是一场华而不实的虚耗国力的不可持续的冒险行动。对当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意义聊胜于无，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反噬了明代国力，而随后在禁海政策的惯性下，这场冒险很快便烟消云散，导致在此后的“大航海时代”中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使中国近现代在于西方的对话中屈居下风。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反观100多年之后的英国，当时位居安特卫普阴影下的欧洲二流城市伦敦却在“寻找中国”的名义下，开展的一场波澜壮阔的航海大冒险中，在政治和商业两者的密切配合下，以后来居上的态势一举成为欧洲城市中的皇冠之城。在英国历史学者斯蒂芬·奥尔福德的笔下的《伦敦的崛起：商人、冒险家与资本打造的大都会》这本书中，作者舍弃了对伊丽莎白时代宫廷权力集团斗争这样的正统历史叙事，从细节入手，抽丝剥茧地阐述了伦敦崛起的历程，讲述了一个“关于金钱、财富、贫穷、自信、贪婪、坚韧以及奇异的偶然事件和意外的故事”，还原了一个城市如何在高死亡率和疾病乃至人口危机的大背景下崛起的清晰脉络和曲折历程，两相比较互鉴，对我们思考那段中国航海史的大事件具有独特的参考价值和意义。

商业与政治、宗教之间的互利互惠的微妙平衡是伦敦崛起的稳压器。

16世纪初，西班牙和葡萄牙野心勃勃地对全球分而治之，以意大利成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成的中心，相对而言，英格兰在这一时期不过是一个不入流的欧洲小国，而伦敦也只不过是一个籍籍无名的欧洲二流城市。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移民伦敦迎头赶上并屹立潮头，这其中肯定有着合理的逻辑。而从当时伦敦的社会发展态势来看，商业的发展是伦敦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同业公会的建立更是带有一种抱团取暖的性质，而基于友谊、生意、血缘和婚姻等关系的财富组合更是促进了商业寡头的形成，比如丝绸商人温杜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应该看到，这样的商业巨头的形成势必会带来社会关系的重塑的分化，政商关系的其中一个突出的考察标本，钱和权、商人和宫廷之间的密切互动成为政治经济生活的常态，伦敦的市长这一职位往往由成功商人来担任，比如理查德·格雷欣就于1537年担任伦敦市市长。一般而言，商业的繁荣将不可避免带来贫富差距的加大，但伦敦却既“代表财富的胜利，又代表贫困的胜利”，这其中最不可或缺的就是伦敦的宗教因素，教堂凝聚了伦敦市民的归属感，最大限度抹平了贫富差距而导致的社会秩序失衡，而作为当时伦敦的富商阶层，他们在安排自己的遗产时，往往会留下一笔资产给教会，这样两者之间由此又构成了一种良性互利关系。

正是商业与政治、宗教三者之间的共赢局面，成为伦敦崛起的稳压器，从而使当时的伦敦能够克服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社会矛盾带来的负面作用，充分利用团结和分裂的对立力量，并从中产生无穷的创造力，使整座城市“奇妙地处于一种既相对固定，又时刻处于变化中的状态”。而这段时期伦敦的地标建筑皇家交易所和圣保罗大教堂可谓是对这种关系的最直接的写照，标志着伦敦商业和政治、宗教三者的最佳结合的范本，也是考察16世纪伦敦崛起的最佳观察样本。

贸易驱动下的全球航海探险是伦敦崛起的加速器。

随着商业发展对伦敦整个社会关系的重构，羽翼渐丰的伦敦日益展现出它的全球野心。

富贵险中求。伴随着大航海时代的人们对于未知领域的旖旎想象，伦敦的一批富有远见的商业精英们也在这样的潮流面前蠢蠢欲动，并最终在“寻找中国”这个梦想的吸引下，正式开启了伦敦的逐富之梦，一个个面向东方的商业航海冒险故事层出不穷地上演着。

这本《伦敦的崛起》一书中，大量的篇章记录了这样的财富故事。未知的巨大机遇与风险并存，其中的光荣与梦想、成功与挫折、真相与谎言为这样的全球航海探险故事写下了一个个注脚，而这样的贸易驱动下的全球商业野心，最终书写了一个融合探险、贸易、投资以及将来的殖民等诸多因素的复杂多元的崭新篇章。

伦敦的商业巨擘的全球航海探险充满着不可预料的挑战。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奇幻之旅中，书中写到的一个阴差阳错的成功范例提振了人们的信心，出生于威尼斯的塞巴蒂安·卡伯特是这个故事的主角，他于1547年来到英格兰之后，不久就在伦敦成立一家贸易公司，他称之为“探索未知地区、领地、岛屿和地点的商人冒险家公司”，在做好了资金、物质、人员等方面充足的准备之后，于1553年开启了一场“寻找中国”之旅，尽管最终未能如愿找到想象中的中国，但却意外地发现了俄罗斯，返程中带回了毛皮、海豹油、牛脂、蜡以及用于船只的绳索等有价值的原料，由此成功打通了英俄贸易通道，并带来了巨额的财富和利润，回到伦敦后将公司改名为莫斯科公司。随着这次成功的冒险，此后诸如此类的公司如东印度公司、黎凡特贸易公司、弗吉尼亚公司等雨后春笋般地相继成立，给伦敦的崛起持续注入了不竭的动力。当然，并非所有的探险都是如此的一本万利，马丁·弗罗比舍的在1570年代几次冒险就事与愿违，急功近利之下被黄金热冲昏了头脑，最后只是运回了一大批毫无价值的矿石，彻底失败之下伦敦的全球航海探险再次回归到贸易这个主题之中，可谓是一次深刻的惨痛教训。

总的来看，全球航海探险开阔了伦敦商业精英的视野，最终成就了伦敦在全球贸易的中心地位，并最终超越了最初的贸易和商业的局限，政治、商业、社会和经济利益相互交织，自然而然地推动了殖民工程，全方位促进了英国的全球性国家建设活动，伦敦就此成为世人瞩目的全球中心。

商业制度创新和经验知识积累是伦敦崛起的助推器。

伦敦的全球航海探险，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后的校正准星重新再出发，似乎是冥冥之中上天的偏爱，但剥去这复杂炫目的表层之后，我们可以看出，商业制度创新和经验知识积累无疑是其成功的DNA，这也成为伦敦崛起的助推器。

与郑和下西洋不同的是，伦敦的全球航海探险，有着更为精准的利益至上的现实考量。建立在这样的利益导向基础上的航海探险，其分工合作、风险分摊、利益共享的组织架构，最大限度地确保了远航冒险的风险可控，为国际商业探索提供了一种有效模式。以最早的莫斯科公司为例，它的背后有着政商结合的影子，它形式上独立于英格兰王室，但一定程度上更像是王室的“白手套”，王室以皇家特许经营权的方式最大限度保护其在某一区域的航海探险中的垄断地位，甚至赋予了公司代理人在他们航海探险中发现和宣布拥有所有权的土地上升起王室的旗帜的权力。而在这家公司的治理中，专业的航海冒险家和资本投资者之间有着明晰的分工，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使公司的运作更专业，而投资者的多元化也稀释了公司经营风险，何况诸多投资者有些本身就是女王政府中的权贵人士，这些制度确保了这些公司的在航海探险中可以大展手脚，最大限度激发了各方的积极性，资本的潜力被充分激发，冒险家的天性被完全释放。除此之外，这些公司的内部治理方面，一整套成熟完善的运作机制的建立也令人印象深刻，比如东印度公司1621年印刷的《规章和议事程序》涵盖了公司的方方面面的精细管理，其业务管理制度达335项，由此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航海探险离不开经验和知识的积累，唯此才能更好地将这项冒险行动更好更可靠地继续下去。除了那些不断丰富完善着探险区域标记的地图之外，值得一提的是哈克卢特在1598至1600年间创作的煌煌巨著《重要的航程》，他花了数年时间从航海家、水手、商人和外交官那里收集资料，对全球各个区域作了尽可能详实的记载，这三卷本著作共计176万字。这类书籍和地图的出版和发行对伦敦的全球航海探险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在指明了探险的方向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伦敦各阶层对全球航海探险的兴趣，凝聚了伦敦人对航海探险的最大程度的共识。

在这本《伦敦的崛起》书中，斯蒂芬•奥尔福德以经纬交织的笔法，记叙了那段特定时空下的伦敦的世相图，栩栩如生的各色人物，历历在目的生动细节，全景再现了伦敦崛起的曲折辉煌的历程，而贯穿始终的主角的恰如这本书的副标题所言的那样：商人、冒险家与资本打造的大都会。不过，在这些主角之外，王室和教会的影响虽然隐隐约约但却无处不在，正是这几股力量的合谋之下，伦敦在全球航海冒险的浪潮中脱颖而出勇立潮头，最终成就了其不可撼动的中心地位。而随后的英国在欧洲争霸的战争中纵横排阖，连克法国和西班牙等强大的劲敌，最终成就了日不落帝国的传奇。

题外之话却有着题中应有之义。作为中国的读者，当我们将眼光投向100多年前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壮举时，心中难免会泛起一丝莫名苦涩的滋味，面子终于敌不过里子，郑和下西洋就像大明王朝历史中一段意外的插曲，很快便偃旗息鼓，而伦敦的全球航海探险却是一曲让人心潮澎湃的交响曲，每一个音符都铿锵而激越。在伦敦崛起的交响曲中，大明王朝在伦敦“寻找中国”的航海探险中意外地置身事外，在当时的世界大变局中错过了难得机遇，假如大英帝国和大明王朝在这一时期能够历史性地正面接触的话，又会产生怎样的火花呢？但历史没有如果，中国睁眼开世界的机会就这样延迟了足足近两个世纪，让人徒生无限唏嘘感慨。

　　《伦敦的崛起》读后感(四)：都铎时期的埃隆·马斯克和他们的SpaceX计划：寻找中国

没有人会质疑伊隆·马斯克是当下社交媒体上最具话题性的商人。但与其说他是一位商人，不如说他是一位疯狂的冒险家：火星殖民、大脑芯片，只有他不敢想，没有他不敢做的。的确，人类从未放弃过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哪怕背上违背伦理道德的罪名，哪怕要以生命为代价。 都铎时期，对东方大陆的渴望占据着伦敦商人们的内心。他们雄心勃勃，懂得利用政治的力量，他们自信满满，带着空白的认知便敢于前往那些仅两代人前还无人知晓的遥远地区，展开自己环球贸易、财富扩张的理想蓝图。 然而与无神论者马斯克不同，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伦敦商人们往往是虔诚的教徒，他们在教堂上聆听布道的时间同他们在账房一样长。可哪怕至今仍流传着关于商人唯利是图、道德败坏的刻板印象，现实依旧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放高利贷者们”的野心与勇气，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一

那是一个富裕的国家，有丰富的物产和商品，每年商人们在这里购买的香料和其他商品的数量通常远超其他国家。

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能像中国那样激发早期都铎王朝人们的想象力。他们相信，中国是亚洲最强大的国家，其统治者大汗是挪亚的后裔。 那是一个令人着迷的幻想。出生在威尼斯的亲英派人士塞巴斯蒂安·卡伯特技巧娴熟地利用了这一幻想，希望能将英格兰的船驶向世界另一端，发现那个伟大的帝国。

塞巴斯蒂安·卡伯特

译者、学者和地图绘制者为中国的存在增添了层层细节和权威性，将它描述成由许多省份、人民和贵族，以及被称作“大洋”的辽阔东方海洋上数不清的岛屿组成的帝国。大汗坐在宝石王座上，享有惊人的财富和势。显然，这是参与贸易和积累财富的好机会，唯一的问题是怎样到达那里。

二

为找到通往亚洲的航线，在塞巴斯蒂安·卡伯特和他父亲约翰的引导下，早期的英格兰航海家和船员们通过北大西洋驶向美洲。他们美洲航行的时间和地点很难确定：1497 年左右，他们可能到达了拉布拉多或新斯科舍省。10 年或11 年后，塞巴斯蒂安可能已经探索了北美北部海岸的北极水域，到达了哈得孙湾的入口。 1512 年，塞巴斯蒂安离开英格兰去西班牙。6 年后，他被任命为西印度交易所的引航主管。他在那里工作了近30 年,掌握着最先进的航海技术和理论，拥有无人可比的经验。 塞巴斯蒂安· 卡伯特在1547 年或1548 年回到英格兰。他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制图师：1544至1549 年间，他制作了一幅世界地图，并把原稿的复制品送到塞维利亚和英格兰。他知道西班牙人在美洲做的事情，也知道葡萄牙人在中国东南沿海和明朝打上了交道，还清楚伊比利亚半岛上两个强权的局限和成就。爱德华六世政府积极将他纳入麾下，卡伯特从西班牙来到英格兰之举是枢密院精心策划的，枢密院为此付出了100 英镑，以让他到“英格兰服务和居住”，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此后，他们又慷慨地付给他每年166 英镑的津贴。

卡伯特绘制的地图

在伦敦，卡伯特组建了一家当时尚处于萌芽阶段的贸易公司，他称之为“探索未知地区、领地、岛屿和地点的商人冒险家公司”。虽然这个名字稍显笨拙，但公司背后的理念非常新颖，至少在伦敦是这样。 卡伯特完美地抓住了时机。伦敦的商业精英们正感囊中羞涩，由于国王的枢密院在经济政策上处理不当，以及托马斯·格雷欣试图在新交易所解决王室债务的举措，伦敦的商人发现自己在各方面都受到压榨。安特卫普—伦敦贸易轴线几十年来一直运转良好，现在突然变得脆弱起来，而寻找中国计划为商人们提供了希望。

三

西班牙人在做的事，我们可以做得更好—而且我们早就应该这么做了。

卡伯特能够确保获得政治支持，年幼国王的议会里最有权势的诺森伯兰公爵是他的支持者之一。中国之于英格兰就像美洲之于西班牙。所以，卡伯特的探险染上了政治色彩。这既是一场商业冒险，也是代表国家寻求新财富的旅程。伊登称颂诺森伯兰公爵为航海的“伟大推动者”，赞扬人们为了“上帝的荣耀和我国的商品”努力地进行商业探索。 但有一件事非常清楚。1553 年，尽管卡伯特有雄心，伊登有自信，但探险队根本不知道在途中会遇到什么人或事。与伊登一样，卡伯特对作家们的警告不屑一顾，后者称，由于“凶险的海洋、危险的冰山、难以忍受的寒冷和其他障碍”，如此靠近北极的航线是不可行的。这是这家新公司令人惊叹之处：冒险家们对世界了解甚少，但他们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地理知识；他们有投资者的钱；他们有信心。他们迈出了这么大的一步，好像踏入了一个只存在于地图和宇宙学权威声明中的世界。强大的野心和惊人的无知都反映在这一做法中。

在一个精于算计、讲求实效且本质保守的世界里，这是一次向着未知领域大胆而富有想象力的挺进，它将对英格兰产生巨大的影响。后来不列颠成熟的商业帝国传统就起源于这个16 世纪50年代初在伦敦及其周边地区发展起来的雄心勃勃而（至少从某个角度看来）颇为轻率的项目。这个帝国的一些特点也反映在卡伯特的冒险行动中：最初由贸易驱动，同时一直受到金钱的驱使。但是，1552 年和1553 年探险的初衷并不是贪婪地占有远方的土地和人民，而是为了与世界上遥远的地区建立和平贸易，其目的是高尚的，追求交流、贸易、和平和友谊。从各个层面来看，这都是个美好的幻想。 1553 年，探险队从伦敦出发，前往中国。他们带着爱德华六世写给“住在世界东北部的国王、君主和其他统治者，强大的帝国”的一封介绍信，在这里，贸易履行了上帝的职责，把人们聚集在一起，分享全世界的“商品”。这种“普遍的友好关系”，即全球性的友谊，是由商业带来的。

探险队出发的第二天驶过格林尼治宫，爱德华国王病得很重，不能看到三艘船，他两个月后就去世了，年仅16岁。卡伯特命令船队人员尽职尽责地读着他们的祷告书，遵守爱德华的新教议会通过的法律，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国家在1553年回归天主教会

1553年，卡伯特在这次的探险指令上签字盖章。这些指令将在远航的三艘船上每周宣读，三艘船分别是“博纳·斯佩兰扎”号、“爱德华·博纳旺蒂尔”号和“博纳·孔菲达蒂亚”号。 他们途中肯定会遭遇奇怪的当地人。根据书籍的描述，卡伯特让队员们做好准备，因为他们可能会遇见身穿熊皮和狮子皮、手持长弓的人；或是成群的食人族发起突然袭击，赤裸着身子游上船，让人措手不及。 卡伯特和他的公司在纸上制订了世界上第一套尝试与陌生世界接触的步骤。他写到了与外国君主的晚餐时的注意事项，以及被伏击的危险。谨慎是他们的口号，船员们要观察倾听；不要泄露任何与宗教活动相关的事；要礼貌友善；小心不要因金银财富的诱惑而交出自己的货物；不要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总的来说行动要“小心谨慎”。他们不可以用暴力来对付陌生人，但可以耍一点儿心机。他们可以邀请当地人上船娱乐，赠给他衣物，然后送他回岸边以吸引其他人的注意，可以用酒来“了解他心中的秘密”。关于船员和当地人应该如何沟通，卡伯特没有说明— 他完全没有提到外国的语言问题。船队指令中有一条很奇妙，写的是一段幻想出来的相遇：

如果有人出现在沙滩上，收集石头、金子、金属或其他东西，你可以让自己的小艇靠近，记下他们在收集的物品，还可以弹奏鼓一类的乐器。他们听到乐声后，可能会幻想或渴望去看一看你的乐器，听一听你的声音。但是你要让自己远离危险，不要对他们指指点点或做其他手势，不要表现得严苛或充满敌意。

四

1553 年5 月10 日，探险队从在泰晤士河边伦敦下游不远处的德特福德出发。7 月6 日爱德华去世的那一天，船正驶向位于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8 月8 日，即他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那一天，威洛比的旗舰“博纳·斯佩兰扎”号被强烈的西北偏西风侵袭，在海上漂流，因为有雾，“博纳·斯佩兰扎”号与“爱德华· 博纳旺蒂尔”号也失去了联系。

9 月，“博纳· 斯佩兰扎”号在斯堪的纳维亚最北端的一个港口找到了避难所，但它与其他船彻底失去了联系。后来发现的威洛比的航海日志记录道，他们在海上看到了海豹“和一些大鱼”，在陆地上看到了熊、鹿、狐狸和“会潜水的巨兽……还有其他对我们来说未知而奇妙的动物”。但现实是，他们被困住了，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天气也非常可怕，“天上又下雪又下冰雹，处处结霜，仿佛是隆冬时节”。威洛比选择在困境中坚守，他派遣侦察员去寻找人类定居点。日志中的最后一条记录令人脊椎发凉：

为此，我们向西南偏南方向派出了三个人，看看能不能找到当地人。他们走了三天，没有找到任何人。之后我们又向西派了三个人，他们走了四天的路程，也没有发现任何人。然后我们向东南方向派了三个人，也没有找到任何人或任何类似住所的地方。

对休·威洛比爵士和“博纳·斯佩兰扎”号船员而言，冒险已临近尾声。他们全都死了。 探险队的另外两艘船也遭遇了可怕的天气，但他们比“博纳·斯佩兰扎”号幸运得多，他们在俄罗斯西北海岸的白海找到了庇护所。1553 年8 月底，他们发现了陆地和一些当地人，幸存者的领袖理查德·钱塞勒将这些人称为野蛮人，这种与当地人的接触正是休爵士和他的手下求而不得的，它带来了希望。 就这样，这70 来个寻觅东方财富的英格兰人不知自己身在何处，离开了他们的帆船，带着已经去世国王的信，身处极北的严寒之中，踏上了一个他们至多在宇宙学书籍上读到过的国家。尽管从许多方面看，这都是一场灾难，但这也帮助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成为一个商业帝国。当钱塞勒和他的人登陆时，他们根本不知道从船走到岸上那几步的意义。事实上，他们是第一批踏上俄罗斯领土的英格兰人。他们到达的这个国家对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国人来说都是陌生的，而他们所做的一切完全出于偶然。

卡伯特在伦敦的投资者充分利用了这次偶然的航海事件，“探索未知地区、领地、岛屿和地点的商人冒险家”的冗长名字在钱赛勒回到伦敦后，改名为简单的“莫斯科公司”。此时，商人寻找中国的梦被搁置于一边，人们意识到他们可以从俄罗斯进口许多有价值的原材料：毛皮、海豹油、蜡、绳索和鱼子酱。伊丽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