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处在十字路口》是一本由弗朗西斯·福山著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8.00元，页数：17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美国处在十字路口》精选点评：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如果把世界比你成一个国家，假设这个“国家”所处的时代确实需要一个家长，那让美国来担当这一角色，是人类莫大的幸福。

　　●与同党们的告别。

　　●一无所知=无所不知

　　●福山对新保守主义者关于美国“仁慈霸权”的假定进行了质疑，认识到在推进民主化过程中，强有力的国家建设是先决条件，并且是扎根于国内内部力量的坚定推动之上。布什政府对于国际体制的拒绝无疑是不合适，尽管这些体制面临效率和合法性的两难。未来出路也许在于所谓“现实主义的威尔逊主义”，即重视国家内部政权的同时，放弃过度使用预防性战争的可能，转而强调软实力和依赖相互竞争但又部分重合的新型国际体制。

　　●《历史的终结》之后

　　●对论文帮助最大的一本书

　　●福山简要评价了指导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neo-conservatism 思想，并为后伊战时代美国的外交政策指明了方向。

　　●福山的书真是对胃口啊

　　●五年前大二的时候看到

　　《美国处在十字路口》读后感(一)：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检讨

　　本书是对新保守主义思想源流的介绍及对其外交政策的批判。全书读下来，感觉像是包含若干相互联系但又独立的部分，整体性并不是很强。

　　新保守主义发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纽约城市学院以犹太知识分子为主的左翼知识分子，尽管这一群体后来演化为反共主义。另一渊源来自《公共利益》杂志，特别是其对社会工程的批判。在学术渊源上将新保守主义追溯到列奥·施特劳斯较为古怪，因为其思想更多是停留在哲学层面而非政治化，而对“政权”的强调也并非始于他。相比之下，将新保守主义追溯到艾伯特·沃尔斯泰特以及中情局B队的对苏强硬派，似乎更有说服力。

　　按照作者，新保守主义有四个原则：相信政权的内部特征决定其外部行为，关注民主、人权以及外国的国内政治；相信美国的实力能被用于道德目的（这导致过分强调军事权力）；不信任雄心勃勃的社会工程计划；怀疑国际法和国际体制的合法性及其及其实现安全和公正的效率；对社会工程的作用的怀疑。

　　9.11之后布什政府夸大了其面临的威胁。作者认为伊斯兰圣战主义是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副产品，而不是传统主义的副产品，激进化主要发生在第二代或第三代不能融入西方社会的移民之中。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传统的先发制人观念扩大到了（并非针对迫在眉睫威胁的）预防性战争，但布什政府过高估计了来自核恐怖主义的威胁，把核恐怖主义的威胁与来自流氓国家/核扩散的问题混为一谈，对两个危险中较轻的一个发动了预防性战争。由于伊拉克把核武器交给自杀性恐怖主义者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那么辩论焦点就应该是是否应当发动预防性战争来防止其获得核武器。由于可能性小，发动干预性战争的门槛本应该很高。用军事力量来阻止核扩散，除了困难外，还可能产生负面的政治效果（可能会激起民族主义，削弱被打击方中的亲美势力）。

　　90年代以来，新保守主义提出“仁慈的霸权”概念，其实质是美国例外论，认为美国由于其高尚道德，可以被信任使用其实力来创建一个和平、民主的世界秩序。美国认为唯其有权使用预防性战争，也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

　　由于新保守主义认为政权的内部特征重要，因此，通过进入其他国家内部，影响其基本体制，把人民从暴政中解放出来以及在全世界促进民主，就是其必须履行的责任。但是布什政府低估了在另一个社会中建立体制的困难性。政权变更的基本推动力都来自社会内部，而不是外部的压力。已有的促进民主成功的案例有三个特征：社会内部有想抵制政权的强大的、统一的组织存在；政权必须允许选举和允许市民社会团体有某种程度的结社自由；当地支持民主的力量是否愿意接受外部特别是美国的支持。由于在大部分情况下，美国的硬实力在建立体制上毫无用处，美国更应重新考虑通过其软实力来促进政治和经济发展。在政治发展上，美国应当把促进良好的管理而不是民主确定为自己的目标，使独裁者现代化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比软弱无力的民主制更可取（估计民主原教旨主义不会同意这一观点）。由于美国在伊战中的道德破产，作者提议通过一个国际性的民主促进机构来推进民主，这样可以使美国保持一定距离，避免政权内反美力量的敌意。

　　作者在第六章对现有国际组合和体制进行了讨论，认为现有的国际体制较难在合法性和有效性之间平衡，认为应该采用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合来共同解决问题。作者甚至建议成立所谓民主国家的联盟，在亚洲甚至以此作为对中国的制约。和其他新保守主义分子一样，作者似乎也认为传统主权观点有很多问题，可以为了民主而侵犯他国主权。

　　总的来说，作者对新保守主义的批判主要包括：过分扩大了关于政权变更和预防性战争的适用范围，由于质疑国际机构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而变得更为单边主义，自诩仁慈霸权而重申美国例外论，在实践中，其过分依赖军事实力，而不是美国影响国际体制的能力。结果，其发现其军事力量在无法实现国家建设和政治目的，而运用预防性战争来防止核扩散也是代价过高。而解决方案，一方面是强调多边和对现有国际体制的改革，另一方面，作者开始关注体制建设的条件和历史。

　　《美国处在十字路口》读后感(二)：福山《美国处在十字路口》读书笔记

　　福山在《美国处在十字路口》2006年版精装本的前言部分自陈 “作为一个政治标志和一种思想的新保守主义，已经演变成某种我不能继续支持的东西……新保守主义曾建立在一套逻辑连贯的原则基础上，这些原则在冷战期间曾产生了一些总的来说明智的国内外政策。然而，这些原则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解释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它们被用来对美国过分强调使用武力并由此推演出伊拉克战争的外交政策辩护。新保守主义此时已经被无可挽回地同乔治·W·布什政府第一任期的政策联系在一起，任何想重新阐述新保守主义主张的努力都将是徒劳的。更重要的工作在于超越布什政府及其新保守主义支持者的遗产来重新界定美国的外交政策。”【前言，11】他把自己新的立场称为“现实主义的威尔逊主义”，尽管这个标签并不恰当。【前言，12】

　　新保守主义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初，是当今处理美国外交政策的四种不同的方法之一，其余三种分别是继承了亨利·基辛格传统的“现实主义者”，他们看重权力，倾向于忽视其他政权的内部性质和对人权的关注；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者，他们希望超越一切权力政治，追求建立在法律和体制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杰斐逊式的美国民族主义者，他们倾向于采取狭隘的、与安全联系在一起的关于美国国家利益的观点。他们不相信多边主义，他们更极端的表现形式是倾向于本图主义和孤立主义。【5-6】

　　针对坊间种种传闻，福山对新保守主义的历史做出正本清源工作。他指出，保守主义的根源存在于主要是由犹太人知识分子组成的非凡群体，他们于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和40年代初进入纽约城市学院，包括丹尼尔·贝尔、欧文·豪、西摩·李普塞特等，有着强烈的反共主义（反斯大林主义）以及厌恶自由主义者的情结。1965年，欧文·克里斯托尔和丹尼尔·贝尔创办《公共利益》杂志，围绕着外交和国内政策，与反越战运动背景下产生的新左派人士展开战斗，中心议题是批评社会工程的局限性。福山不赞同把施特劳斯看作新保守主义教父，其弟子俘获了布什政府的说法。但他认为，艾伯特·沃尔斯泰特及其弟子们则在把一套广泛的、一般的新保守主义思想转换为具体的外交政策偏好方面起了关键作用，并在里根执政时成为正式的政府政策。70年代，由于许多新保守主义思想被主流保守主义所接受，而许多新保守主义者也开始接受传统保守主义者在国内政策上的立场，，二者最终合流。到90年代，欧文·克里斯托尔的儿子威廉·克里斯托尔和罗伯特·卡根等人以《旗帜周刊》为阵地，为某种扩张的、干预的、促进民主立场的外交政策辩护，“国家伟大”最终也通过外交政策表现自己。布什第二任期开始，已经成为一名新保守主义者。

　　福山概括出冷战期间贯穿新保守主义的四项基本原则。“有四个共同的原则或线索一直贯穿于大部分新保守主义思想：它关注民主、人权以及更一般地说是关注外国的国内政治；相信美国的实力能够被用于道德目的；怀疑国际法和国际体制解决重大安全问题的能力；认为雄心勃勃的社会工程常常导致意料不到的后果，且常常破坏其原有的目标。”【3-4，44-45】9·11以后，布什政府过高估计了美国所面对的激进的伊斯兰教的威胁；亦未能预料到世界上对其行使“仁慈霸权”的深恶痛绝的负面效应；还未能预料到它在战后需要在伊拉克维持秩序和进行重建，而且对美国不仅能在伊拉克，还能在整个中东完成大规模的社会工程的容易程度做出了轻率的、过于乐观的估计。【4-5】这导致布什政府在其第一任期中出台了错误的外交政策，结果是既暴露了美国“仁慈霸权”的局限性，也暴露了现存国际体制，特别是联合国的局限性（既不能批准美国发动战争的决定，也不能阻止华盛顿凭借自己的力量采取行动），如何创造一个能够更好平衡合法性和效率要求的新的国际体制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福山认为，21世纪出现新的外部环境，世界特征是，“美国的霸权和带有还处在萌芽状态的‘软’平衡形式的全球性反美反弹；行动的中心从民族国家转移到了非国家行为者和其他跨国力量；伴随着作为规范原则和经验现实的国家主权的瓦解；以及成为大多数全球问题根源的一群贫弱和失败国家的出现。”【7】而他所提倡的现实主义的威尔逊主义，则是从某些新保守主义的前提出发的：“首先，美国的政策和国际社会需要更广泛地关心其他国家内部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像现实主义者那样仅关心它们的对外行为；其次，实力——尤其是美国的实力——对于实现道德目标常常是必需的。这种方法也吸收了新保守主义的一项原则，它在准备发动伊拉克战争时似乎已经被新保守主义者遗忘了，即雄心勃勃的社会工程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在做出实践这项工程的决定时一定要十分慎重，我们所需要的是在与其他社会交往时能更好地使手段和目的相结合的、更加现实主义的威尔逊主义。”【7】

　　但与新保守主义不同，它“认真地对待国际体制”。【8】这首先意味着美国外交政策的急剧非军事化，以及重新强调另一些类型的政策工具。预防性战争和通过军事干预实现政权变更并不被完全放弃，但被理解为非常极端的措施，美国应把注意力集中在良好的管理、政治上负责、民主和强有力的体制促进各国内部经济和政治发展。【162-163】另一方面，现实主义的威尔逊主义又可以被描述为“讲求实际的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与仁慈的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有别：首先，美国应当努力向一个多重多边的世界推进，而特别强调联合国的作用；其次，外交政策的目标并不是超越主权和权力政治，而是通过体制限制来使超越规范化；最后，扎根于现实体制的民主合法性应当指导对整个制度的设计。【162】据此，这种现实主义的威尔逊主义试图为美国确立一个与先发制人的战争完全不同的、更加现实主义的方法来促进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它制定了一个多种多边主义的蓝图，这份蓝图适用于真实的、现存的全球化的世界。【8】

　　《美国处在十字路口》读后感(三)：福山《美国处在十字路口》读书笔记

　　福山在《美国处在十字路口》2006年版精装本的前言部分自陈 “作为一个政治标志和一种思想的新保守主义，已经演变成某种我不能继续支持的东西……新保守主义曾建立在一套逻辑连贯的原则基础上，这些原则在冷战期间曾产生了一些总的来说明智的国内外政策。然而，这些原则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解释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它们被用来对美国过分强调使用武力并由此推演出伊拉克战争的外交政策辩护。新保守主义此时已经被无可挽回地同乔治·W·布什政府第一任期的政策联系在一起，任何想重新阐述新保守主义主张的努力都将是徒劳的。更重要的工作在于超越布什政府及其新保守主义支持者的遗产来重新界定美国的外交政策。”【前言，11】他把自己新的立场称为“现实主义的威尔逊主义”，尽管这个标签并不恰当。【前言，12】

　　新保守主义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初，是当今处理美国外交政策的四种不同的方法之一，其余三种分别是继承了亨利·基辛格传统的“现实主义者”，他们看重权力，倾向于忽视其他政权的内部性质和对人权的关注；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者，他们希望超越一切权力政治，追求建立在法律和体制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杰斐逊式的美国民族主义者，他们倾向于采取狭隘的、与安全联系在一起的关于美国国家利益的观点。他们不相信多边主义，他们更极端的表现形式是倾向于本图主义和孤立主义。【5-6】

　　针对坊间种种传闻，福山对新保守主义的历史做出正本清源工作。他指出，保守主义的根源存在于主要是由犹太人知识分子组成的非凡群体，他们于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和40年代初进入纽约城市学院，包括丹尼尔·贝尔、欧文·豪、西摩·李普塞特等，有着强烈的反共主义（反斯大林主义）以及厌恶自由主义者的情结。1965年，欧文·克里斯托尔和丹尼尔·贝尔创办《公共利益》杂志，围绕着外交和国内政策，与反越战运动背景下产生的新左派人士展开战斗，中心议题是批评社会工程的局限性。福山不赞同把施特劳斯看作新保守主义教父，其弟子俘获了布什政府的说法。但他认为，艾伯特·沃尔斯泰特及其弟子们则在把一套广泛的、一般的新保守主义思想转换为具体的外交政策偏好方面起了关键作用，并在里根执政时成为正式的政府政策。70年代，由于许多新保守主义思想被主流保守主义所接受，而许多新保守主义者也开始接受传统保守主义者在国内政策上的立场，，二者最终合流。到90年代，欧文·克里斯托尔的儿子威廉·克里斯托尔和罗伯特·卡根等人以《旗帜周刊》为阵地，为某种扩张的、干预的、促进民主立场的外交政策辩护，“国家伟大”最终也通过外交政策表现自己。布什第二任期开始，已经成为一名新保守主义者。

　　福山概括出冷战期间贯穿新保守主义的四项基本原则。“有四个共同的原则或线索一直贯穿于大部分新保守主义思想：它关注民主、人权以及更一般地说是关注外国的国内政治；相信美国的实力能够被用于道德目的；怀疑国际法和国际体制解决重大安全问题的能力；认为雄心勃勃的社会工程常常导致意料不到的后果，且常常破坏其原有的目标。”【3-4，44-45】9·11以后，布什政府过高估计了美国所面对的激进的伊斯兰教的威胁；亦未能预料到世界上对其行使“仁慈霸权”的深恶痛绝的负面效应；还未能预料到它在战后需要在伊拉克维持秩序和进行重建，而且对美国不仅能在伊拉克，还能在整个中东完成大规模的社会工程的容易程度做出了轻率的、过于乐观的估计。【4-5】这导致布什政府在其第一任期中出台了错误的外交政策，结果是既暴露了美国“仁慈霸权”的局限性，也暴露了现存国际体制，特别是联合国的局限性（既不能批准美国发动战争的决定，也不能阻止华盛顿凭借自己的力量采取行动），如何创造一个能够更好平衡合法性和效率要求的新的国际体制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福山认为，21世纪出现新的外部环境，世界特征是，“美国的霸权和带有还处在萌芽状态的‘软’平衡形式的全球性反美反弹；行动的中心从民族国家转移到了非国家行为者和其他跨国力量；伴随着作为规范原则和经验现实的国家主权的瓦解；以及成为大多数全球问题根源的一群贫弱和失败国家的出现。”【7】而他所提倡的现实主义的威尔逊主义，则是从某些新保守主义的前提出发的：“首先，美国的政策和国际社会需要更广泛地关心其他国家内部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像现实主义者那样仅关心它们的对外行为；其次，实力——尤其是美国的实力——对于实现道德目标常常是必需的。这种方法也吸收了新保守主义的一项原则，它在准备发动伊拉克战争时似乎已经被新保守主义者遗忘了，即雄心勃勃的社会工程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在做出实践这项工程的决定时一定要十分慎重，我们所需要的是在与其他社会交往时能更好地使手段和目的相结合的、更加现实主义的威尔逊主义。”【7】

　　但与新保守主义不同，它“认真地对待国际体制”。【8】这首先意味着美国外交政策的急剧非军事化，以及重新强调另一些类型的政策工具。预防性战争和通过军事干预实现政权变更并不被完全放弃，但被理解为非常极端的措施，美国应把注意力集中在良好的管理、政治上负责、民主和强有力的体制促进各国内部经济和政治发展。【162-163】另一方面，现实主义的威尔逊主义又可以被描述为“讲求实际的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与仁慈的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有别：首先，美国应当努力向一个多重多边的世界推进，而特别强调联合国的作用；其次，外交政策的目标并不是超越主权和权力政治，而是通过体制限制来使超越规范化；最后，扎根于现实体制的民主合法性应当指导对整个制度的设计。【162】据此，这种现实主义的威尔逊主义试图为美国确立一个与先发制人的战争完全不同的、更加现实主义的方法来促进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它制定了一个多种多边主义的蓝图，这份蓝图适用于真实的、现存的全球化的世界。【8】

　　《美国处在十字路口》读后感(四)：敢问路在何方？——评福山《走在十字路口的美国》

　　此文已发表于2008年第10期的《社会学家茶座》上。今见国内已有中译本，贴出来与朋友们分享。

　　田方萌

　　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弗朗西斯-福山是与塞缪尔-亨廷顿齐名的大牌学者。他十余年前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同亨氏的“文明冲突论”一道成为后冷战时期的两大论题。2006年，福山的成名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得以再版，表明了这一理论持续的生命力。福山在该书序言中回应了这些年来对终结论的种种质疑和批评，但它并不会引起美国思想界的兴奋。真正引起较大反响的是他讨论美国外交政策的新著《走在十字路口的美国》（America at the Crossroad）。

　　近日，保罗-威尔福茨在 “女友门”丑闻中交出世界银行帅印。随着重要成员一个个淡出政治舞台，“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ve）正显出日薄西山的迹象。福山曾经是“新保守主义”阵营中的大将，他在世纪之交积极参与了新保少壮派威廉姆-科里斯托（William Kristol ）和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 主持的“新美国世纪项目”（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然而，伊战之后福山与新保路线渐行渐远，《走在十字路口的美国》更是立场鲜明地与新保圈子划清了界限。福山在此书中试图回答的问题即是，在新保守主义破产之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应当走向何方。

　　该书第二章“新保遗产” 轻车熟路地梳理了新保守主义长达七十年的思想谱系。新保思想的起源可以简单归结为“一所学校，两位学者”。同世界上其他重要思潮一样，新保守主义也少不了犹太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哈佛等美国顶尖大学限制招收犹太裔学生，一批有着移民工人家庭背景的犹太青年纷纷入读纽约城市学院（City College of New York），其中就有后来美国知识界的领军人物丹尼尔-贝尔、西蒙-李普塞特和有“新保教父”之称的艾尔-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这一早年出于反对斯大林主义而形成的知识分子团体在六十年代创办了重要的保守派刊物《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以制衡激进的新左派运动，反对大规模的国家福利项目。《公共利益》主要关注国内政策，为补其不足，克里斯托后来又创办了讨论保守派外交政策的《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

　　涉及新保起源的两位学者分别是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和核战略理论家阿尔伯特-沃斯坦特（Albert Wohlstetter）。前者的大名在国内政治学界已经如雷贯耳，不必多作介绍，需要注意的是此公的犹太血统。沃斯坦特虽非犹太人，但同样就读纽约城市学院，他的两大新保弟子沃尔福茨和派勒（Richard Perle）也是犹太人，难怪有人把新保运动与犹太阴谋划上等号。去年三月，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施海默（John J. Mearsheimer）与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沃特（Stephen M. Walt）在《伦敦书评》发表了一篇引起巨大争议的文章，指陈新保圈子与犹太游说集团之间的密切联系。

　　与外界的普遍印象相反，福山认为，将伊拉克战争的思想源头硬拉到施特劳斯头上实在荒谬。如果你问小布什或切尼谁是施特劳斯，他们很可能会想起那位圆舞曲之王。施特劳斯与新保的人脉联系仅在于沃尔福茨——后者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时上过前者几堂课而已。不过，施特劳斯关于政权性质的论述对新保守主义多多少少有些影响。通过仔细阅读古希腊政治学经典，施特劳斯认为政权性质，如民主或是独裁，的确塑造着人们的政治生活和政府政策。相比之下，沃斯坦特对新保的影响更直接一些，他的几个学生都成为布什政府任内的高级官员。这位数理逻辑学出身的核战略家一贯批评 “相互确保理论”。在他看来，这一基于两败俱伤前景的威慑理论既不道德也没有效力，尤其是在现实战略中不足以胁迫苏联就范。沃尔福茨等人继承了沃斯坦特对冷战的悲观看法，他们曾经联手反对基辛格等现实主义派通过核武限制达到相互确保的目的。

　　七十年代末以后，美国保守主义回潮，新保守主义也渐渐与其他保守主义合流，如传统的自由放任主义，宗教与文化保守主义和美国民族主义。新保守主义变得面目模糊，其成员在许多问题上的立场也不一致，在冷战结束之后尤其如此。但强调政权性质的重要性和现实主义的相对性这两点依然是新保守主义的基本共识。至于那种志在推广民主的强硬干预政策，其实是新保少壮派头脑发热的产物。1996年，威廉姆和卡根在《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上撰文，力主作为世界领袖的美国应该充当“仁慈霸权”（benevolent hegemony），抵制甚至扫除这个世界的“邪恶力量”，实现政权变更。这一主张在几年后成为布什伊战政策的基调。所谓新保的破产其实也就是这一少壮派新保理论的破产。

　　在理清新保思想脉落之后，福山概括出这一政治派别的“四项基本原则”：第一，美国外交政策应反映其自由民主价值理念；其次，美国的庞大力量应用于道德意义上的政治目标；第三，反对大规模的社会工程。最后，怀疑国际组织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在福山看来，新保守主义在伊战政策上的失败主要源于威廉姆等人忘记了其中第三项原则，试图短期内在伊拉克这个种族文化背景复杂的国家建立一个民主政体。《走在十字路口的美国》第五章回顾了二十世纪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理论，福山坦陈，我们现在对如何将强健的制度输入发展中国家还所知不多。他并不全然反对干预政策，但是提醒美国政府关注其他国家内部的制度演进，不能像新保那样鲁莽行事。福山在2004 年出版的《国家政权建设》（State Building）一书中更多地探讨了这些问题。

　　传统上，美国的外交政策主要基于四大流派，新保守主义只是其中之一，另外三大派别分别是现实主义、自由派的国际主义以及“杰克逊式”（Jacksonian）的美国民族主义。最后一派中国读者多不熟悉，这里略作一介绍。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是美国历史上第七任总统，1829年至1837年在任。此公生前在1815年的新奥尔良战役中大败英军，还曾多次夺得印第安人的领地。杰克逊式的民族主义比较偏重国家安全，不信任多边外交，甚至走向本土主义和孤立主义。近年来新保与杰克逊派联手对付现实主义派，赢得了在伊战问题的主导权。

　　福山在书中对这四派主张作了比较，兼收并蓄地采取了从现实主义出发支持威尔逊主义的立场（Realistic Wilsonianism）。这听上去似乎有点矛盾，因为威尔逊主义开创了国际关系领域的理想主义学派，与现实主义大唱反调。如果说新保守主义等于威尔逊主义减去国际组织，福山的外交政策主张则相当于现实主义加上国际组织。福山同新保一样承认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现有问题，但他强调国际组织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必要性，尤其是北约这种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军事同盟。他并不认为单一国际组织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因此转而提倡“多元的多边主义”（multi- multilateralism）。在他看来，美国应当支持众多相互重叠，甚至相互竞争的国际组织，这样在解决某一问题时就可以有选择地借助相应的机构团结盟友或是打击对手。

　　在2005年初的《外交》杂志上，福山提出了将现有的六方会谈转变为解决东北亚安全问题的大国协商机制。他在《走在十字路口的美国》中明确指出，“（东亚地区）基本的战略选择在于任何新的政治架构是否应该包括中国。”根据“多元的多边主义”，他进一步提出美国在东亚事务方面可寻求两种国际组织，一种包括中国，一种不包括。在福山最近的一次讲座中，笔者就中国崛起问题请教福山。他首先承认对华政策的重要性——“这可能是今后二十年美国最重要的外交政策”。随后具体的回答则有些模棱两可：福山一方面不认为中国必然重复德日崛起的老路，另一方面又强调崛起中的大国毕竟会和当前的超级大国有所冲突。他因而主张美国采取两套机制对付中国，一套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另一套在中国在构成威胁时可以联合亚洲盟邦围堵中国。可见，福山并非单纯的遏制派或是接触派，而是并用两种手段的 “双管齐下派”。

　　《走在十字路口的美国》一书中提出的外交政策导向实质上是美国保守主义外交路线的一次内部修正，从单边主义转向国际机构，从武力干涉转向软实力。这位坚信自由民主政体终将一统天下的学者自然不会像现实主义者那样忽视国家政权性质，他的思想只不过比新保诸公更加慎密和周全。同新保拉开距离后，福山在2005年调用《国家利益》部分人马，创办了兼顾内政外交的评论刊物《美国利益》（The American Interest）。随着《公共利益》于2004年寿终正寝，《美国利益》很可能成为保守主义的前沿舆论阵地。福山将怎样领导这一保守派转向还有待观察。

　　在布什任内，福山的政策主张几乎没有可能成为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指南，我们现在也很难判断下一届美国政府是否会采纳他的建议。《走在十字路口的美国》只花了极少的篇幅谈到中国，因为布什政府目前的外交重点依然是伊拉克问题。然而，当美国政府从伊战中抽身出来，必然会将目光转向亚太地区。中国应针对美国保守派未来可能采取的政策选项，及早做好准备。同时，福山“多元的多边主义”也有助于打开中国人自己的外交思路。外交政策圈可以参考这一思想重新审视中国与众多国际机构之间的关系，在谋求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创建、加入、疏离和反对特定的国际组织。

　　顺便说一句，美国外交界早年重用有欧洲移民背景的基辛格与布热津斯基，现在赖斯、福山和扎卡瑞亚等非洲裔和亚裔面孔也颇成气候。在外交政策这样重要的领域不拘一格任用人才正是美国国力强盛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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