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是一本由陈寅恪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8.00，页数：35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精选点评：

　　●个人目前读到的最棒的断代史，和最厉害的历史学者

　　●扫盲书

　　●二刷，大一读的是商务印书馆版本，当时繁体字可说毫无基础，只能说是浮光掠影，把字认得七七八八啦，具体讲了什么只是知道一点轮廓以及一堆中古史赫赫有名的专业名词，此次再读，应该说总体认知较前有所提升，“旧书不厌百回读”，以后还会再刷。

　　●1.2019年2—4月《述论稿》 2.2019年6月《制度稿》都城制度部分。 3.2019年3月《制度稿》剩余部分。

　　●这本书已经成了我等本科僧膜拜的神作！义宁先生继承了乾嘉考据的传统，辅以精确严密的逻辑论证，乃成此书！本书给出了研究的方向与方法，后人只能沿着义宁先生设置的这条路走下去，随偶有突破，确是大方向未曾改变。考研二刷补记！

　　●自3.17拜啟陳寅恪先生文章至今，至若醍醐灌頂，啟發良多。隋唐二代衣冠、財賦、職官、軍事等制之來龍去脈，至此已明。上淵漢魏，中賡六朝，下啟趙宋。隋文帝師承北朝中原之軍，兼採河西江左之禮，奉北魏洛京典章之珠玉，集大成以開大業，據關中以制天下。至於貞觀、開元，雄唐威風，馳名東西野，昭昭如明月。時逢日寇犯境，陳先生篳路藍縷，危在旦夕之間險成一冊，書稿又於文革之際佚失，經後人百般搜集始得失卷。此書《略論稿》雖為昨年初新印刷者，然書中學術之傳承，近達百年。拜讀已矣，我卻油然而生一種不可名說的感動。

　　●2019年已读019:读了很久，很久以后会重读。

　　●《制度渊源》写得最详细的是第二篇礼仪，后面比较套路，第六篇兵制讲了府兵制的前后期对比。陈氏治史至简（参考资料基本就正史啊）、又至难（从中挖出不易察觉的人物关系、制度渊源）；读此书时也千万不能被史料绕进去了。《唐代政治史述》跟着作者读两唐史。中篇开头我还知道是在论证安史乱前以内廷政变来缓和不同势力之间的矛盾，渐渐变成说皇位交替总是不稳定、政变时有发生，最终导致阉寺弄权；所以好像并不能说明关中本位政策是唐初中期内廷政局动荡不波及地方的原因？

　　●惊为天人

　　●男神毫无疑问应该得十星，蓝鹅，你知道蟆三联，你们的错误一个没改，2001版点校错的，这一版仍然错。全书只加句读，专用的符号一个没有，书名、人名全然不标明，你们也配涨价涨到天上么？太TM不要脸了。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读后感(一)：《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论述稿》提要

　　一、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先时看岳南《陈寅恪与傅斯年》便对先生有了了解，书中一句“大师之后再无大师”更是感之喟然（当然此句并不排除阎老师的观点，即一个学者的学术地位与其所处的学术发展阶段是密切相关的）。终到今日方有幸拜读先生著作（曾经只是读过先生论点），于此写有内容提要。

　　先生考察隋唐制度渊源，所得有三：一是北魏、北齐（其中含有河西文化以及南来人士之影响）；二是梁、陈；三是西魏、北周。历来史家注重第三源，而先生不以为然，其详考史料，细推根由，从礼制、律令、军事、财政等方面备述前二源之于隋唐制度之深刻影响。

　　先生著书，引用史料最是有趣。先生喜爱罗列相关材料数条在先（比如说参与北魏礼制建设的西凉人物传记数条或南来人物传记数条），继而总结阐述，或仅一句“觀者自能得之，可不詳論也”。大抵先生之意是向读者提供材料，由此建立一个共通的阅读范围，继而方有“交流”之基础。（同时先生或也希望读者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自己能有所比对发现，寻出些端倪来。）

　　再是先生此书极为精炼，大抵是前人所述我不讲，我曾讲过的这里也不提（不过给出相关文章的名称罢了），于是全书都乃独到之笔，往往是学者多有所忽视或含混误解之处，由此来看，先生之居功甚伟也。（阎老师曾赞先生目光如炬）

　　同时先生十分谦谨，两部书仅都提名为“稿”（当然或许也和先生动乱中早年读书笔记散失有关），其前言后记也都是谦朴之风，与岳南所写传记之呈现形象，实是两相为映。

　　二、唐代政治史略述稿

　　此文共分三篇，略而言之：上篇含有李唐之血缘文化考、统治阶级成分之升降以及河朔、淄青方镇之文化风气；中篇论述了玄武门（北军）之于中央政治革命之重要性、李唐皇位继承权之不固定、牛李党派之社会背景及其分野界划、阉宦之于党争之影响；下篇则为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以回纥、南诏等例举来阐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其各自所呈之要点，实为研习李唐一朝之不得不留意，更为理解此期历史之基础也。

　　仅就此文提及一点，在于下篇中先生言“故本篇於某外族因其本身先已衰弱，遂成中國勝利之本末，必特為標出之，以期近真實而供鑑誡，兼見其有以異乎誇誣之宣傳文字也”，大抵由于彼时之风气，适值我华夏受侵，时人所著多有为提振民族之精神者而略失偏颇，如傅斯年之《东北史纲》、宾四先生之《国史大纲》（当然我更以为宾四先生是出于对故往的一种温情）。先生之治史态度，于此可见也。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读后感(二)：不做“神州袖手人”

　　陈三立有诗，“凭栏一片风云气，来做神州袖手人”，陈寅恪有诗，“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寅恪所负之气不知是否乃父所谓风云气，不过其史学研究荷载极大现实关切，虽有四海无人独对夕阳之慨，终非“神州袖手人”。

　　不见识深刻就永远不知道什么是肤浅，现在读书氛围浓厚了，也常听人谈读书、谈历史、谈文学，对不起，绝大多数都是肤浅浅薄至极的，疗治这种肤浅病的良药，就是陈寅恪先生这样的真学者了，先生偏又极谦虚，著作多名以“稿”，其意是仅以筚路蓝缕之草稿自认，而不敢以传之后世之著作自居。对历史稍涉了解者，皆谓隋唐制度渊源于北周，然经陈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钩索，此一认识实不过想当然耳。先生述论：“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所谓（北）魏、（北）齐之源者，凡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其间所发展变迁，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摹仿采用，传至北齐成一大结集者是也。其在旧史往往以“汉魏”制度目之，实则其流变所及，不止限於汉魏，而东晋南朝前半期俱包括在内。旧史又或以“山东”目之者，则以山东之地指北齐言，凡北齐承袭元魏所采用东晋南朝前半期之文物制度皆属於此范围也。又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於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於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斯则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不详论者也。所谓梁陈之源者，凡梁代继承创作陈氏因袭无改之制度，迄杨隋统一中国吸收采用，而传之於李唐者，易言之，即南朝后半期内其文物制度之变迁发展乃王肃等输入之所不及，故魏孝文及其子孙未能采用，而北齐之一大结集中遂无此因素者也。旧史所称之“梁制”实可兼该陈制，盖陈之继梁，其典章制度多因仍不改，其事旧史言之详矣。所谓（西）魏、周之源者，凡西魏、北周之创作有异於山东及江左之旧制，或阴为六镇鲜卑之野俗，或远承魏、（西）晋之遗风，若就地域言之，乃关陇区内保存之旧时汉族文化，所适应鲜卑六镇势力之环境，而产生之混合品。所有旧史中关陇之新创设及依托周官诸制度皆属此类，其影响及於隋唐制度者，实较微末。故在三源之中，此（西）魏、周之源远不如其他二源之重要。然后世史家以隋唐继承（西）魏、周之遗业，遂不能辨析名实真伪，往往於李唐之法制误认为（西）魏、周之遗物，如府兵制即其一也。”先生随后从礼仪（都城建筑）、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诸方面逐一论述证实了隋唐制度的这三处渊源，不但叹为观止，抑且成为中古制度史研究的典范。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分为三篇，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下篇“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是书考证了李唐皇氏的氏族问题，总结了唐代历次政治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全面分析了牛李党争，还从周边外族政权的盛衰考察了唐代的历史进程和地位。此书贡献了“关陇集团”、“关中本位主义”等研习中古史无可回避的历史术语，对每一个问题的分析都目光深邃，视野宽广，证据确凿，极具启发性。比如以制度及社会发展的观点论牛李党争：唐时牛李两党以科第而分，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唐代贡举名目虽多，大要可分为进士及明经两科，进士科主文词，高宗武后以后之新学也；明经科专经术，两晋北朝以来之旧学也。究其所学之殊，实有门第之异。唐代自高宗武后以后朝廷及民间重进士而轻明经之记载，则知代表此两科之不同社会阶级在此三百年间升沉转变之概况，李党以山东旧门第大家为主，主修经术；牛党以新兴阶层走进士之路为主，事实上也是社会新旧势力之争。

　　古人讲“用舍行藏”，苏轼也说“袖手何妨闲处看”，终究只是说着容易发发牢骚罢了。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读后感(三)：基本史料的梳理和利用很强大、然而论证无法完全说服我

　　仅为读完本书之后的一些疑问，并未有所新创，即只破不立也。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部分。

　　第二篇礼仪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论证过程。从礼仪之为治国之本到成为空名（发展变化的表象），作者认为即使到了后世礼仪确为空名，而在唐及以前却极重要，故讨论中古制度不应回避礼仪。史已言明隋代礼仪取径自梁与北齐，因此作者打算继续梳理这两条线索，将“梁”引申为南朝后期制度、”北齐“则引申为南朝前期传至北魏、北齐的制度。前一条好理解，后一条却显得有些奇怪。作者论证的基本思路是由议礼之人的出身来判断其所议定之新礼所源自何（发展变化的渊源）。那么问题来了，若说某一区域出身的人（随身携带他的家世/原籍/旧学），因为某种原因到了某地或进入新朝之后左右或决定了此地或此时的制度政策，那么从“制度”本身所能看到的真的仅仅是其家世渊源吗？而前此的各种制度、各种交往是不是完全不会对这个人有丝毫的影响呢？我认为很难说。陈氏论证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设是，这个人的籍贯或出身决定了这个人所代表的某个区域的情况，即只承认其普遍性而忽略了个体的差异性或特殊性，比如新礼，基本上是将参与议礼之重要人物的来源地做简单叠加而成。因为有关陇、凉州地区的士族参与，所以有所谓河西因子；因为有江南士族，所以有所谓梁陈因子。

　　大环境影响是不错，而一旦涉及到具体的个体，是否应该更慎重地讨论其师资传授（仅13-16页讨论过王肃师承王检，但其实他还是代表他出身的地域；余则多不及）、而不直接以出身作为定论？——假设有位A氏出身于江南，虽然也受到江南传统的熏陶，然而他却因某段特殊的经历而熟悉过去东北的制度，那么出于其笔下的新制，并不能简单归纳江南因子就了事，说不定里面所混杂的东北因子更多一些？作者的对策是将合适的人物刷一遍，以此证明其共性无误。虽因刷文献之难难于上青天、我辈难以找出合适的反例否定之，不过终究有些不敢确信。按照理工科的思路，这类问题似乎以统计数据来说明更为适宜（如总人数多少，符合结论的人数占比多少，是否占压倒性优势）。姑依作者所用材料以别种思路试为一论：宇文泰欲拉拢关陇汉族势力，是北周之创设仿周制度之始作俑者，那么制定制度者无论具体为谁，都影响不了制度的走向。若在此背景之下，以制度制定者的出身来讨论北周制度的渊源，则显然沦为无稽之谈。

　　第四篇刑律。篇末作者讨论了几个刑名，以其变化的路径来论证隋唐之舍弃北周制度、继承北齐制度的事实。其中，隋代的捕亡律和断狱律，与北魏以前同，北齐时合而为捕断律，北周则分别名为逃捕律和断狱律。如果只说隋氏承北魏之旧，那我也没话说；可作者偏要多加一句，由此推出这是北魏、北齐、隋、唐一个系统，与北周无涉，这，我实在无能为力啊。

　　第六篇兵制。我同意作者的整体思路，即八柱国将军分统府兵的制度（他自己也是其中之一嘛）正是模拟鲜卑八部之制而来，因此早期府兵制乃兵民分离的制度，兵归军将、民归官；宇文泰因机缘巧合身为八柱国之一而得凌驾于他人之上，其后则广募民兵、改军士为侍官，意图淡化府兵之部属观念、架空其他柱国、实现君主集权。但论证的细节仍有可商榷处，如：八柱国之一的李虎卒后，达奚武被推为继任者，但其以“我做柱国不应在元子孝前”为由固辞不受（144页）。作者认为，这是达奚武看穿了宇文泰的心思，因此将一掌握不了实权的北魏宗室推向前台、让他成为宇文氏傀儡，以成全其野心；我想这里只是作者的脑洞开大了。。。

　　第七篇财政。这里作者倒是论证了一个比较具体的制度渊源，即唐代和籴政策源自河西地区，其论据则为当时主政之牛仙客出身泾州（165-166页）。虽其位在相位之时无甚特别作为，“独善而已”，但于和籴事却是力主为之，作者由此认为必然是他在西北地区为官时熟悉此种政策做法，清楚其优点和效果（不然他怎么敢。。。），又由此可以推理出西北边地早有和籴之事、而后全国广采之、得以缓解经济问题，而牛仙客就是事实上将其由河西地区推广于全国的那个人。

　　就陈氏书中史料来看，我认为以上论证且不论逻辑如何，至少关于牛仙客这人，存在几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一、根据两唐书对于牛仙客的描述，此人在居相位以前多有政绩、多得称荐，故能从一介县小吏一路爬上“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的高位，那么，何以得居高位之后反而毫无主见，凡事“但依令式可也”？前后反差未免太大。此描述的可信度若是无法得到保证，那么后面的推理也就很可疑了。二、按照陈氏前所论证的逻辑（也是我朝保留至今的鲜明特色），参与某一政事讨论定夺的可有数位大臣或曰相关人士，然而一般会有一位高者作为领衔，并不影响政策方向，挂名而已，比如杨素以尚书左仆射首辅之资位领护制定五礼（19页）、高颎以宰相资望领护营建新都（84页）。那么若以此逻辑套在此处，牛仙客是否也有可能只是这个位高挂名者，而并非真正主政之人？（陈氏云献和籴计之彭果不知为何人，故径将和籴之功归于牛仙客，也是叫我有些汗颜。。）如此一来，则推理亦无法成立。

　　或许作者也觉得这一论证思路不尽严密，于是后文又补充了史料原文（169页），说明和籴之制确起于西北边州、而推行于关中。——既然史有明文，本无须多费笔墨去论证，又何必多出牛仙客那一段、不是画蛇添足嘛？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读后感(四)：陈苏镇 | 怎样读《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是已故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一部名著，是学习和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史的必读书，也是初学读史者的入门书。

　　陈先生在《叙论》中说：“此书本为供初学读史者参考而作。”但该书写成于1939年，采用浅近的文言，文章体裁更与现今常见的史学著作不同，对今日之初学者来说，并不十分好读。因此，要真正读懂这部书，充分吸收其中的养分，除需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特别是当时的典章制度具备一定知识外，还应注意两点：一是抓住书中基本线索，将具体的考证和论述贯通起来；二是了解此书体裁，循着陈先生的思路步步深入。为此，当首先细读第一章《叙论》。

　　本书主题是探讨隋唐典章制度的“渊源流变”，其基本线索便是隋唐制度的三个来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其中北魏、北齐一源又包括西晋亡后由江左的东晋、宋、齐和河西的凉州分别保存和发展的汉魏西晋文化。三源之中，此源最为重要，梁、陈一源次之，西魏、北周一源的影响最小。这是全书的基本观点。陈先生在《叙论》第二段中便将其全盘托出，正是为了使读者首先把握住这一线索。因此《叙论》第二段的内容应反复阅读，牢牢掌握，而在阅读正文时，则应将注意力集中在具体的考证与论述上，看陈先生是如何得出上述基本观点的。

　　关于体裁也有两方面问题需要注意。一是《叙论》第四段所说的“此书微仿天竺佛教释经论之例，首章备致详悉，后章则多所阙略”。本书共八章：一《叙论》，二《礼仪》，三《职官》，四《刑律》，五《音乐》，六《兵制》，七《财政》，八《附论》。上文所言“首章”指第二章《礼仪》。此章考论甚详，先论隋代礼制主要来源于梁陈及北齐，而非北周，并通过王肃北奔一事之考释，论证北齐礼制实“即南朝前期文物之蜕嬗”；复据“隋代制礼诸臣其家世所出籍贯所系”加以推究，证明前说，其中关于河西文化对北魏、北齐制度的影响和北魏、北齐文化对隋唐制度的影响的考论，尤为详细；又据《隋书·礼仪志》之文，“阐明隋文帝虽受周禅，其礼制多不上袭北周，而转仿北齐或更采江左萧梁之旧典”；最后又“略引一二旧文”，以证唐朝礼制大体承隋之旧。本章附录《都城建筑》部分，讨论隋唐都城建筑格局的来源，以为三源说之佐证。

　　《礼仪》一章是本书的主体，几乎占去一半篇幅，故尤须细读。秦汉以降，礼仪制度“大抵仅为纸上之空文，或其影响所届，止限于少数特殊阶级”。陈先生将此项制度作为论述的重点而“备致详悉”，是因为“唐以前士大夫与礼制之关系”十分密切，“而士大夫阶级又居当日极重要地位”，故不应“忽视之而不加以论究”。此外，陈先生作此安排还有一个好处，即礼仪在当时是一种专门学问，精通者甚少，在本书论及的各项制度中，其学术性最强，故其传承关系较为具体，受个人因素影响较大。因而将此作为全书重点，以描述魏晋以来文物制度之流变，最易深入，也最具说服力。读者于此书不可因礼仪仅为“空文”而忽视《礼仪》一章。

　　以后各章多所阙略”，指“礼仪章已论证者，如三源中诸人之家世地域等，则于后章不复详及，实则后章所讨论仍与之有关也”。掌握了《礼仪》章的内容后，对本书的基本线索和主要观点已有了深入的了解，读《职官》以下各章时便应注重于职官等项制度之渊源流变的特点。如《职官》章“要点”有二事：一为宇文泰摹仿《周官》改革官制之原因及其所改仅限于中央文官制度一部分；二为唐代官制乃承附北魏、北齐、隋之系统，对西魏、北周之制承袭甚少。《刑律》章与礼仪、职官“略异者”有二端：一为隋唐刑律承袭北魏、北齐，所受江左影响只限于东晋、宋、齐；二为北魏刑律兼采山东、江左及河西所传汉魏晋律学。《音乐》章“所欲论者”只一事，即唐代“胡乐”主要来自北魏、北齐和隋，并非“悉因于北周”。《财政》章“主旨”有二，即唐代中央财政制度之“江南地方化”与“河西地方化”。

　　《兵制》一章本题为《府兵制前期史料试释》，已发表于史语所《集刊》，后略加增订收入本书，故其体例与其他各章不大相同，基本上仍是一篇独立文章。但本书有个基本观点：“在三源之中，此（西）魏、周之源远不如其他二源之重要。”《兵制》则是阐明这一观点的最重要的一章。隋唐的府兵制历来被认为是沿袭西魏北周之旧。这是后世史家关于隋唐制度渊源之旧说中最不易推翻的一种看法。陈先生于此创为异说，指出西魏北周和隋唐的府兵制可分“前后两期”，“前期为鲜卑兵制，为大体兵农分离制，为部酋分属制，为特殊贵族制；其后期为华夏兵制，为大体兵农合一制，为君主直辖制，为比较平民制”。其“分画之界限，则在隋代”。而后期之“农合一”等特征原皆北齐之制，故隋唐的府兵制，其“名”虽沿西魏北周之旧，其“实”仍源于北齐。

　　体裁方面需注意的第二个问题是《叙论》第三段所说的，此书本为初学者而作，“其体裁若与旧史附丽，则于事尤便，故分别事类，序次先后，约略参酌隋唐史志及《通典》、《唐会要》诸书，而稍为增省分合，庶几不致尽易旧籍之规模，亦可表见新知之创获”。具体说来，此书行文基本上由史料、案语和结论三部分组成，且三者常常截然分开，先详细排比有关史料，必要时加案语，最后作出结论。这种写法不合今日习惯，特别是史料与结论之间的关系，不像现代史学论著的通行写法那样清晰具体，常使初学者感到困难。因此，阅读此书不仅要注意掌握案语和结论部分的观点，更要不厌其烦地仔细阅读所引史料，弄清陈先生究竟是怎样从这些史料中得出其结论的。这样作当然要费些气力，但对初学者不无益处。

　　在史学研究的具体过程中，选题和搜集史料是两个重要步骤，在此基础上进行的考证、分析、论述等则是更为重要也更需水平的工作。这项工作通常是从排比史料开始的。这时我们所面临的往往是一大堆史料，它们所能说明的问题并非一目了然，只有当我们对这些史料进行整体的、细致的研究之后，方可得出正确、恰当、公允的结论。现代史学论著注重阐明观点和结论，引用史料大多经过严格筛选和删节，因此不能反映从排比史料开始的全部研究过程。陈先生此书则是从排比史料开始的。读者若以了解其观点和结论为目的，可能会有烦琐之感；若以学习其研究方法为目的，便会体验到其有益和方便之处。从陈先生所排列的史料中，我们可看到“旧籍之规模”，即史籍记载的原貌，而陈先生是如何得出结论的，又需细细思索方能得其要领。这一过程对初学者正是一种很好的训练，无异于在陈先生指导下进行一次史学研究的实际操作。

　　总之，陈先生此书“为初学读史者而作”，并非全是谦辞，用心可谓良苦。故初学者当仔细研读，除了解三源说以及西魏北周的关中本位政策、魏晋以降“学术中心移于家族”、南北文化之差异等重要观点外，更要揣摩陈先生的研究方法、治学风格和学术境界。

　　本文摘自《文史知识》1990年第10期。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读后感(五)：《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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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潘顾亭林（来自豆瓣）

来源：https://www.douban.com/note/743782888/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及《唐代政治史书论稿》两书于2019年5月31日至6月19日读完，其间在欧洲旅行10天，多数是在途中翻阅。此二书多年前读过，今又匆匆一过，随读随记，一直没有时间梳理，虽然不成文章，但因记忆力较差，内心迟钝，不得不作一记录。

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下同）云：

独其（隋唐）典章制度之资料今日得以依据以讨论者，仅传世之旧籍，而其文颇多重复，近岁虽有新出遗文，足资补正，然其关系，重要者实亦至少，故欲为详确创获之研究甚非易事。

按，“然其关系，重要者实亦至少”，疑中间不当断句，不类寅公行文习惯也。

可知隋唐制度相关文献，旧籍之问题在于重复，新出遗文之价值亦可不必过于夸大，“关系重要者实亦至少”也。此与鼓吹新出遗文重要意义者有别。而寅公所以如此评论者，实在于其对于旧籍理解深刻，能真正理解新出遗文之文献地位及价值也。

“详确创获”乃寅公自己对于研究的标准。传闻其当年讲学有“三不讲”标准，云，“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也不讲”（此事可参考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俟检）正是详确创获之表现。著述之严肃于此可见。寅公“两唐稿”之前未见专著，蓋亦因“详确创获”之高标准也。本书末节“附论”提及何以彼时彼刻撰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亦可知其对于此“两唐稿”本来亦未必有积极主动撰述之意，而有关时局不得不为，足见寅公对于著述要求之高。余详后文“附论”节笔记。

至于本书撰述之法，稿云“分析其因子，推论其源流”。“因子”一词不知何意。我本来怀疑是佛教中词，但未及查考确据。“因子”一词，基本含义为“元素、因素、成分”，出自孙中山《实业计划》：“一切人类智识，以印刷蓄积之，故此为文明一大因子。”犹因素。又见鲁迅《坟·摩罗诗力说》：“虽自古迄今，绝无此平和之朕，而延颈方来，神驰所慕之仪的，日逐而不舍，要亦人间进化之一因子欤？”郭沫若《文艺论集·论节奏》：“力的节奏不能离去时间的关系，而时的节奏在客观上虽只一个因子，并没有强弱之分，但在我们的主观上是分别了强弱的。”（详见百度百科）可知“因子”一词在民国时常用。又有“因子分析方法”一说，其含义为“因子分析的基本目的就是用少数几个因子去描述许多指标或因素之间的联系，即将相关比较密切的几个变量归在同一类中，每一类变量就成为一个因子，以较少的几个因子反映原资料的大部分信息。”（以上见百度百科）具体出处未知何时，恐非在寅公撰述时代所有之概念。以寅公之风格，“因子”一词大概既非借鉴于民国文人之习用，亦非“因子分析方法”现代概念之所涵盖。然其含义，恐亦是以小见大，以微见著，以细节而得大脉络之意也。

此又欲得“详确创获”之一路径也。

稿云：

此书本为供初学读史者参考而作，其体裁若与旧史附丽，则于事尤便，故分别事类，次序先后，约略参酌隋唐史志及通典、唐会要诸书，而稍为增省分合，庶几不致尽易旧籍之规模，亦可表现新知之创获，博识通人幸勿以童牛角马见责也。

按，附丽者，依附、附着也。童牛角马者，一般用来比喻不伦不类的东西，也比喻违反常理，不可能存在的事物。出自扬雄《太玄经·更》，童牛角马，不今不古。（俱可参百度百科）

此似极普通之语，而亦有深意也。著述附丽旧史，不至尽易旧籍之规模，可知寅公对于旧籍之态度，蓋仍以旧籍为主要，肯定旧史价值，未尝疑古也。此其一。新知创获，又彼时代学者之责任，非守旧派可比，惟不为创获不足以为新知，而新知不能不详确也。此其二。童牛角马即出自扬雄成语，则不今不古正寅公隐而未发之意，此其一贯之文化学术态度，不仅此处言之，更可知寅公虽自嘲不伦不类，然于不今不古之态度未尝改易，而不同于当时极端之两派。此其三也。

寅公著述，字斟句酌，其撰著精致而具深意，于此可见。读其书，不得匆匆放过，此正其例。

稿云：

寅恪案：自汉以来史官所记礼制止用于郊庙朝廷，皆有司之事，欧阳永叔谓之为空名，诚是也。

又云：

礼制本与封建阶级相维系。唐以前士大夫与礼制之关系既如是之密切，而士大夫阶级又居当日极重要地位，故治史者自不应以其仅为空名，影响不及于平民，遂忽视之而不加以论究也。

按，古礼为空名乃今日读书忽视礼学之一大理由。不知论究古礼之学意义何在。寅公此说，乃从治史之角度而言治礼学之必要。至于礼学之文化意义、行为意义，此处虽未明言，然可知寅公于礼学必非彻底否定，视之若无物也。因其与旧史士大夫阶级关系密切，则礼学之论究起码具有治史之意义。余谓其文化、行为之意义恐亦非完全过时之学问，尤有研治之价值。又，寅公所谓“封建阶级”实际包含二种含义，所谓封建者，诸侯世国，所谓阶级者，大夫世家，诸侯世国或于秦汉之后为虚名，然大夫世家则直至宋元之前为实体，而与礼制关系密切之士大夫更为后世所长存之阶级未尝缺位于历史之中，则虽与平民无关，而不得不瞩目聚焦之课题也。寅公谓治史不可忽视论究礼制，自士大夫与历史传承之关系观之，又不可轻视也。

稿云：

至江式请撰古今文字表中所述，其家自西晋以来避乱凉州，文字之学，历世相传不坠诸事实，足知当日学术中心在家族而不在学校，凉州一隅，其秩序较中原为安全，故其所保存者亦较中原为多。此不独江氏一族文字之学如是，即前引秦凉学者及杜骥诸传所载，其家世之学亦无不与江氏相同。由此言之，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然后始知北朝文化系统之中，其由江左发展变迁输入者之外，尚别有汉、魏、西晋之河西遗传。但其本身性质及后来影响，昔贤多未措念，寅恪不自揣谫陋，草此短篇，藉以唤起今世学者之注意也。

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一大发明即河西凉州一带在西晋丧乱之时有大批文化世家前往避难，由此而保存汉、曹魏、西晋之文化，后又融入北魏、北齐而与江左梁陈之新发展汇流入于隋唐，成就中古文化极盛之事。此固然为一新知创获。

然其意义恐不仅限于对隋唐史之发明，还在于当日及后世也。文化之保存不仅是西晋丧乱之后，亦在彼时抗战、今日全球科技文化冲击之时也。不仅是战乱离丧之际，亦在娱乐大倡之刻也。寅公之一生蓋亦是保存文化之一生，吾辈之一生，蓋是不为娱乐侵吞之一生。而所能保存文化者在于偏安一隅不忘传承之人。彼时之西北凉州，当日之西南川渝，今天之个人内心也。五百年丧乱尤能继绝扶衰，今日之歌舞升平亦能承前启后乎？

寅公欲唤起“今世学者”之注意，蓋欲以凉州故事激励川渝士夫也。而吾辈生于此“颜色革命”之日，较之先贤固少了难以忍受的身体之苦，而恐多了无法抗拒的精神之困，不可不时时“求其放心”也。

又，寅公之著述，具有现实现世之意义，非仅为考证而考证，为著述而著述也。其所论究之史事，多有当日当时之暗指，此又读寅公著作不可轻心之例。

稿云：

史言隋高祖平陈，得其器物，衣冠法物，始依礼具，然则南朝后期文物之发展与隋代制度之关系密切如此。故梁陈旧人若虞世基、许善心、袁朗等尤为制定衣冠不可少之人，此隋代制礼兼资梁陈之例证也。

又云：

虽北周之制合于经典，牛弘亦所同意，然炀帝从许善心之言，依魏晋故事，不改开皇旧式，蓋不欲泥经典旧文，而以江东后期较近之故事为典据，可知北齐间接承袭南朝前期之文物尚有所不足，不得不用梁陈旧人以佐参定也。

又云：

李唐承隋礼制，亦因其旧，此学者所共知，无待详考。……然则唐高祖时固全袭隋礼，太宗时制定之贞观礼，即据隋礼略有增省，其后高宗时制定之显庆礼，亦不能脱此范围，玄宗时制定之开元礼，乃折中贞观、显庆二礼者，故亦仍间接袭用隋礼也。既“后世用之不能大过”，是唐礼不亡即隋礼犹存，其所从出之三源者，亦俱讬唐礼而长存也。

按，三源即河西保存之汉魏西晋故事而间接输入北魏为北周、北齐继承者，南朝前期东晋宋齐在汉魏西晋基础上南迁新发展而为北齐继承者，南朝后期梁陈于南朝前期基础上之新发展者。

是可知隋唐制度所以伟大乃在于其为华夏衣冠之集大成，其本身乃一不断进化、择优汰劣之系统。此为当日在华夏衣冠因分裂而四散，汉魏西晋保存于河西，北魏收承，又分裂为北周、北齐，东晋南渡而衍生为宋齐，齐梁更替又输入于北齐，且再生为梁陈。其时之文化为各个势力得其一部，杨隋、李唐则因缘际会兼收并蓄融合为一，而将汉魏西晋、东晋宋齐梁陈以来之传统与新生全部继承，再造为隋唐文明，其如此之基础与规模，其能不开放，不大气？假设杨隋立国长久，蓋亦与后来之李唐气象类似，必亦为一开放并收之大帝国。此不由个人决定，而为文化基因主宰。其诞生于开放，亦必将成长于开放，展示为开放。由此可知，一朝一代，其开放包容与否，其伟大强盛与否，不在表面与一二政策事实，而实可于其立国规模，文化制度构成渊源一窥其中。本朝立国七十年，欲复兴盛世，而其路途尚远，尤需继续奋发不止也。

稿云：

若技术人才出于胡族，则必于西胡而不于东胡求之，蓋当中古时代吾国工艺之发展实有资于西域之文明，而东方胡族之艺术殊不足有所贡献于中国，故世之称扬隋唐都邑新制归功于胡族，即东方胡族实行性之表现者，似仅就表面笼统推测，而无深刻观察，但此点史料缺乏，本极难断定，固不敢执鄙见，特陈其所疑，以求通人之教正如此。

按，所谓东方胡族实行性之表现，蓋即为现实主义，讲求实际，言东方胡族之执行能力。此种论断只是“就表面笼统推测，而无深刻观察”者也。以隋唐都邑新制归功于东方胡族（北魏拓跋氏，来自东方）之实行性之说，源于日本学者那波利贞氏《从支那首都计划史上考察唐之长安城》一文，见本稿第二章礼仪 附都城建筑 节（P69）。寅恪先生所以如此批驳费不少笔墨反复提及者，蓋非仅学术观点之不同，恐亦有对当日日本欲吞并中国野心鄙夷之态度表达之意。亦是学术上反击日本学者之表现也。

稿云：

于是元魏之律遂汇集中原、河西、江左三大文化因子于一炉而冶之，取精用弘，宜其经由北齐，至于隋唐，成为二千年来东亚刑律之准则也。

按，此与礼仪章观点一致，亦是整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之结论，即隋唐文明之所以伟大、所以生命力充沛，光辉灿烂，影响久远，因其汇聚古今，取精用弘，将河西、中原（北齐、北周）、江左三大文化吸收融冶，汇为一体，不仅集以往之大成，更开后来之规模，从而造就盛世，流传至今也。此文化之生命力原因所在而可以借鉴于今日未来者也。

稿云：

司马君实既误用家传以唐制释西魏府兵，而欧阳、叶氏两复失之，宋贤史学，今古罕匹，所以致疏失者，蓋史料缺略，误认府兵制二百年间前后一贯，无根本变迁之故耳。（通鉴二一二唐玄宗开元十年纪张说建议召募壮士充宿卫事，以为“兵农之分从此始”，是司马之意亦同欧阳，以唐代府兵为兵农合一，此则较叶氏之无真知灼见，好为异说而偶中者，诚有间矣。）

按，司马君实即温公司马光，字君实也，欧阳即六一居士欧阳修，字永叔也，叶氏即永嘉叶适，字水心也。寅恪先生笃意两宋之学于此可见，而其于两宋学术之评价更可知矣，“宋贤史学，今古罕匹”足见其意。

其于叶水心评价如此之低，亦可注意。愚以为寅公于朱子一派甚为重视，程朱之学亦了如指掌，此不仅于著作中偶然提及，如《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首句即引朱子语类，且于朱子之洞察评价极高，晚年托孤寄俟未来之作《柳如是别传》亦数次提及朱子，引用《四书章句集注》中语，殊可知寅公于朱子学术之熟稔钦敬。其评价叶水心如此，与朱子学术有关乎？又，其于蒋公评价极低，有诗云“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而蒋公甚推崇王阳明，此中除去客观之评价，不知与朱子之学有关乎？要之，寅公笃信宋学，而于宋学中又更近程朱，恐为事实。司马温公者，朱子所述北宋五子中邵康节、程明道之知交好友也。

稿云：

本书所论，极为简略，仅稍举例，以阐说隋唐二代制度之全体因革要点与局部发展历程而已。总而言之，二代之制度因时间与地域参错综合之关系，遂得演进，臻于美备，征诸史籍，其迹象明显，多可推寻，绝非偶然或突然所致者也。寅恪自惟学识本至浅陋，年来复遭际艰危，仓皇转徙，往日读史笔记及鸠集之资料等悉已散失，然今以随顺世缘故，不能不有所撰述，乃勉强于忧患疾病之中，姑就一时理解记忆所及，草率写成此书。命之曰稿者，所以见不敢视为定本及不得已著书之意云尔。一九四〇年四月陈寅恪书于昆明青园学舍，时大病初愈也。

按，其中本事有待详考，总之为寅公困顿艰苦一生中之又一时节也。所要说明者，观此附论之语，本书之主旨明白示人，隋唐之文明乃一逐步演进而日益完备之系统制度，非一时一事所谓“偶然或突然”形成者。而其所以成之之故乃时间、地域彼此参错沟通互动形成，既有河西所以承接之汉魏西晋故事，又有江左衣冠南渡之后之新发展，更有中原整合东西融汇南北之沟通交流梳理借鉴，此隋唐制度造极于当日世界，演化于今时九州之故也。

寅公本人心境亦于此可窥一端。蓋时事惨淡，前途未知，而平生所学虽仍未成熟，或自我要求甚高未至著书立说之时，然丧乱之中，文明残喘，若不于此时强作挽留，他日如何更不可知，此不得不著书之意，而不能不立说之时也。其实此种环境与柳如是别传撰述之旨意相似，特程度不同感受有间而已。此时之遭际复合十余年后之认知，或更有目的性。总之，寅公所言不得不著书，不能不有所撰述，非是谦辞，而在当时环境下文化托命人因不知未来，而不能不为后世存留遗文仓促被动之举也。十余年后，寅公撰述柳如是别传，蓋又不得不更早准备，以为来世也。然彼时此刻之心境、环境实有相似之处，均有不得以之因缘在其中。

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笔记一条：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中有云：

至于李商隐之出自新兴阶级，本应始终属于牛党，方合当时社会阶级之道德，乃忽结婚李党之王氏，以图仕进。不仅牛党目以放利背恩，恐李党亦鄙其轻薄无操。斯义山所以虽秉负绝代之才，复经出入李牛之党，而终于锦瑟年华惘然梦觉者欤？此五十载词人之凄凉身世固极可哀伤，而数百年社会之压迫气流尤为可畏者也。若柳仲郢处牛李二党之间，则与义山不同。考柳氏虽是旧门，然非山东冠族七姓之一，公绰、仲郢父子所出，亦非柳氏显著之房望，独家风修整，行谊敦笃，虽以进士词科仕进，受牛增孺之知奖，自可谓之牛党，然终用家门及本身之儒素德业，得见谅于尊尚门风家学之山东旧族李德裕，故能置身牛李恩怨之外，致位通显，较李商隐之见弃于两党，进退维谷者，诚相悬远矣。君子读史见玉溪生与其东川府主生沉荣悴之所由判，深有感于士之自处，虽外来之世变纵极分歧，而内行之修谨益不可或缺也。

按，《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虽然读过数次，但还是缺少心得体会，因此本来打算做的笔记也只能暂罢，以待他日反复细读之后再做整理。

上录寅公论述李商隐、柳仲郢一节是在未能读懂此稿前提下颇有感触的一段，因此不妨摘录于此，稍作笔记。

人生总要面临选择。选择总要付出成本。决定选择是否成功的因素一方面在于外部环境，另一方面在于自身认知。这其中，外部环境尤其难以控制，而往往成为选择结果的因缘。李商隐出身牛党，而结婚李党，其出发点在于，仕途上更容易发展，事业之路困难更少一些。这并非一个不合理的选择。然而却既被牛党视为叛徒，又被李党鄙视其轻薄，最终两方抛弃，只能在夹缝中郁郁寡欢，痛苦承受。之所以这样，在于外部环境的强大，已经形成的价值观将他判处死刑。而个人面对一种成潮流、被公认的标准，是没有反抗之力的，只能承受自己选择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数百年社会之压迫气流之可畏”，大氛围如此，也只能如此。

但若设身处地，当自己也身处李商隐的大环境，又该如何选择？很可能的结果也如李商隐，甚至不如李商隐。生在如此的时代，岂不注定是一个悲剧？然后只好浑浑噩噩，不再做挣扎？

所以，李商隐之外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即柳仲郢的选择。柳仲郢虽然出身大家族，但却只是大家族中偏远的旁系，不会有人重视这样出身的血统，因此，他与牛党不存在隔阂，此外，柳仲郢也是进士出身，与牛党众人一样，因此他是十足自己人。可他并未像牛党其他人那样，浮华放浪，反而谨守家风，处处修谨，被重视礼法的李党所欣赏，这个成色十足的牛党却也是李党赞赏的人，从而事业发达，致身通显。其所以如此的原因，在于个人内在的修身谨敬，不为外在风俗摇摆。

这是寅恪先生的一个结论：虽外来之世变纵极分歧，而内行之修谨益不可或缺也。这是一个典型的儒家观点，甚至可以说是宋学观点。强调自身修为，以之应对物我关系，内外关系。而不论万物、外在是顺遂、是逆境，是理想、是现实，是道德、是功利，自己不可迷失、动摇，随波逐流，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激烈的冲突中立足、自存，在风暴中不会丧身。

这区区两小段摆明了可畏的大环境问题，同情在其中做出选择的人，但还要告诉你更合理的应对是如何。这是思维缜密、用情深厚的著作文字。实际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提及客观大环境和人生处世的点很多，而我之所以没有笔记可以整理，是因为仍然只是表面上读到了对唐代旧史的史事解读，而未能完全体会其中着眼时事、寄意人生境况的文字。所以还需后日继续阅读。

所谓“东川府主”指柳仲郢，他曾经做过东川节度使，并且在此期间征聘李商隐为节度掌书记，所以可以称柳仲郢为李商隐的“东川府主”。

2019年10月27日完成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