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是一本由邓野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38.00，页数：27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精选点评：

　　●写得像小说一般精彩。

　　●邓野的书还是很好读的。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与北京政府徐钱内阁、安福国会、研究系等诸派势力的内外交织。国力弱外交难 “卖国贼”骂名难担。

　　●叙述清晰，史料连贯准确

　　●厘清了很多问题，细读完毕还是给4星吧

　　●接连两册关于巴黎和会的作品，徐书如果说更为注重宏观角度论述的话，那么邓书更为侧重巴黎和会及南北政争中国际利益较量、党派政治斗争及外交团内外交困下表现。这里不得不提到顾维钧先生，顾先生的外交表现可以称得上华人之光，希望历史终究能够给先生一个恰当评价。

　　●这种肆无忌惮打人教近代史脸的书是怎么出版的，这么个时间出版还是社科文献出版社，是借古讽今么！！！签字前对各人小算盘的描写很值得一看。

　　●写法不喜，像是授课大纲和笔记结合。值得关注的点：1）五四的意义是如何在之后几年被建构的；2）新旧官僚的不同行为模式；3）研究系动员能力惊人。

　　●笔墨横飞，大气磅礴，可读性强

　　●逻辑调理非常清晰，组织史料能力极强，读来好像小说，线索四伏，趣味盎然

　　●正如书中所说的那样，巴黎和会和南北议和这两个中国的外交与内政上的中心，由"枢机"变为"无用"，成为历史的拐点，特别是巴黎和会对中国的冲击，不仅仅是传统思想的变更，也是对列强核心观念的阐释，两个会议，崛起了一部分人，也跌落了一部分人，各自的利益出发，无从而示。

　　《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读后感(一)：内外交困下的中国外交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真的尽力了

　　与唐启华的《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注重挖掘新外交档案不同的是，这本书着重从政治派别与大国外交两个角度来分析中国为何在巴黎和会失败。

　　一战的胜利，让很多人以为“公理战胜强权”，乃至让他们提出诸多不合实际的要求，例如归还中国原有领土。朝野各方对巴黎和会充满期待，希望一举改变近代以来不平等的国际地位。

　　但事与愿违，对外方面，中国实力不够资格进入大国俱乐部，与中国利益直接冲突的日本一直掌握着主动权，而本来支持中国的美国为了与日本交换种族平等问题而牺牲中国山东利益。

　　对内方面，中国国内政治派别错综复杂，以徐世昌为首的总统府，安福国会背后的段祺瑞，围绕在梁启超周围的外交系，假装南北和谈的南方政府，各地方督军，这些政治派别利益相互纠葛，在面对山东问题上都有自己的考量，但最终都只是喊口号而将问题完全抛给巴黎和会中国外交代表团。“那些并不直接当政的派系，由于并不担负实际责任，遇事往往口出高论，或者博取名誉，或者用于派系之争”。内外交困之下，中国代表团只能尽力而为，可惜最终还是没能达到预期目标。

　　因为巴黎和会失败而引发的五四运动，也不是简单纯粹的下层学运。“一大批职业政客，尤其是失意政客······他们携带着各自的新仇旧恨，纷纷加入到学潮与政争的行列，推波助澜，从中谋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由此而构成上下结合，互为借力的局面。可以说，它既是学潮，又是政争”。

　　读罢，想到二战结束后中国参与战后世界秩序重建的过程，与之比较有类似之处，例如同样南北之争，但也有不一样之处，例如中国的国际地位明显提高。虽然中国利益在雅尔塔会议上部分受损，但基本上还是取得令国人满意的结果。如此看来，强权虽然不等于外交，但没有强权支持的外交还是万万不可能的。

　　《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读后感(二)：百年前一次和会成为中国历史拐点

　　我们都知道五四运动对于中国现代史的意义，也知道五四运动肇因于巴黎和会上关于山东问题的不公正条款。那么，再深入一些的问题，诸如山东问题的产生、和会上列强对山东问题的处置、中国政府和民众对和会的期待、中国外交使团的交涉、国内的政治环境和政治派系的斗争，巴黎和会上中国最终的态度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后续余响等，如果只停留于教科书历史层面则所知寥寥。通读邓野的这一本书，有如观摩了一出有着十一幕的正剧喜剧悲剧闹剧，对民国七、八年的国内社会及国际环境有一个全景式的了解，而且，邓氏文笔流畅、旁征博引、考据充分，叙事跌宕有致，扣人心弦，评论切中肯綮、发人深省。

　　读中国近代史，每感慨于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型之难。无论官府还是民众，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以平等之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我们这个国家近代以来一直的追求，而在这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国丧失了多少机会！读史每及于此，不免掩卷扼腕叹息！

　　这本书的内容不再赘述，任何叙述也比不得原著精致传神，只略记几处可感慨处。

　　一战爆发后力主参战者是段祺瑞政府，战而能胜并以胜利者之姿参与和会，段祺瑞功莫大焉，然而操弄权柄上下其手最终将皖系（安福国会）置于全民公敌的位置，何以一年间有此天渊之别？

　　广东军政府和旧国会初反对参战，值派代表参与和会时又争代表资格，甚而有委诸美总统之议，这个以护法自命的政府不知置国家利益于何种地位？

　　中国人对和会有较高期许，高层人士在解读美总统之十四条时往往将其与古代先贤的大同理想并论之，未料当时世界仍以国家利益为旨归，以国势为凭依，梦幻般的美好憧憬禁不起现实的凄风冷雨。

　　想不到屡屡破坏我国现代化进程、可谓民族头号仇敌的日本在和会上的提案竟是种族平等！恕我狭隘，日本何曾平等待我，种族平等之议未尝不是其脱亚入欧之最后一跃？

　　纵观交涉全过程，中国使团在那样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坚守原则、不屈不挠，灵活妥协，算是出色完成使命，外交失败之责应由政府当之。国弊民穷，焉有外交。

　　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条款是列强对中国利益赤裸裸的出卖，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评价：“这个决议使人们丧失了对国际联盟的一切信任，因为它把这样一种丑恶行为作为它的重大决策。”这种丑恶行为深深刺痛了中国国民，前所未有的学潮、罢工罢市潮适足以证明各阶层民众之觉醒，也适足以令当政者必须关注民众所求，代表民众心声，行政司法必以民众利益为依归，更适足以向列国证明，东方巨龙之觉醒。

　　日本对中国的逼迫和侵略步步为营，难道他们看不到这些恶劣手段终将招致失败吗？

　　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评价：“日本军阀们所用的这些方法只会导致灾祸与毁灭。”

　　日本出席和会之外交首席牧野伸显说：“世人不察，以为在巴黎之中国委员为血气所驱使，为功名所激发，致有此等行动，而余之观察则不如是。余深信，此种感情早已浸润于中国一般国民，酝酿已数年之久，有触即发，巴黎和会不过其表现之机会耳。”“此次中国委员既非激于意气，出于偏爱，而为代表国民全体之活动，则留意中日根本关系而欲图永久亲善者，又乌可漠然视之乎？我国或因中国问题而陷入意外之难境，未可知也。“

　　至于当时中国内政，各种利益集团为一己之私相互攻讦，直如一团乱麻，这样的共和国家恐非其首倡者之初衷，政客们各种各样的嘴脸与表演直把历史正剧搞成闹剧。政治发展总要寻求一个方向，中国的后续发展也就有了一定的必然性在。

　　历史弄人，曹章陆岂不冤哉，历史被胜利者书写，研究系岂寂寂无名！国民党人对工运的态度，注定了其最终的命运。

　　最后，引作者结语以为结：巴黎和会与南北和会，一度构成中国在外交与内政上的两个中心，牵涉的范围甚为广泛。因此，两个和会相继失败，不同的人群，根据不同的视角与认识，都将从中记取各自的经验教训，并且重新选择各自的方向与道路。两个和会由“枢机”变为“无用”，发生在这里的拐点，最终，演变为近代中国的历史拐点。

　　《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读后感(三)：1919——中国的涅槃

　　背景：

　　1、1914年夏，一战爆发，袁世凯时任北京政府总统，因协约国与同盟国均和中国无直接利益关系，袁政府选择中立。

　　2、 1914年8月23日，日本对德国宣战，于11月攻占德国在华殖民地山东青岛。1915年日本迫使袁政府签署“二十一条”，继承德国在青岛的权益。

　　3、 袁世凯病逝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1917年4月，美国放弃中立，对德宣战，中国总统府与国务院矛盾突现，以段祺瑞、顾维钧为代表的亲美派力主跟随美国参战，黎元洪、孙中山则反对参战。

　　4、 1917年5月23日，黎元洪下令罢免段祺瑞总理之职，府院矛盾激化。6月黎元洪邀张勋进京，张勋发动复辟，6月12日黎元洪解散国会。7月1日，溥仪下诏，宣布临朝听政。7月12日，讨逆军攻入北京，张勋部解体。段祺瑞借助复辟赶走了不合作的总统黎元洪，解散了不合作的以国民党人为主体的国会。

　　5、其后，因旧国会解体，新国会未正式成立，中国対德宣战案一直未正式通过，直到1918年11月5日，《対德、奥宣战咨请同意案》才在参议院一致通过，6天后，11月11日，德国与协约国方面签署停战协定。中国虽搭上末班车宣而不战，仍获得战胜国身份，得以参加之后的巴黎和会。

　　和会：

　　1、当欧战步入后期，战争的胜负基本上已成定局的条件下，1918年1月8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14条纲领，作为对战后国际关系的考虑与安排，其中包括：签订公开和约，杜绝秘密外交，恢复罗马尼亚等国领土等等，为战后关系提出一系列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14条宣言在当时遭受多年半殖民的中国各阶层引起强烈共鸣。然而，期望越大，当期望破灭的那一刻，民意的反弹也将是剧烈的。

　　2、当时中国处于南北分裂的态势，北京有国际承认的政府，徐世昌任总统，大部分权利却把控在以段祺瑞为首的安福国会手中。广东有护法军政府，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在广东任职。南北战争因吴佩孚私自停止进攻而停顿，借此巴黎和会召开的契机，国内南北和会也同时召开。

　　3、中国在巴黎和会所遭遇的最大的一个麻烦，就是与日本发生了山东问题的争执，日本想直接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益，中国希望和会能将山东直接归还给中国，或者至少让日本明确何时归还山东。和会初始，因顾维钧的雄辩，让英美法在情感上偏向于中国。随后，意大利因利益纠纷退出和会，日本也威胁将跟随意大利退出，英美法出于保持和会不破裂，并且需要顾及日本的利益，两相权衡下，决定牺牲中国的利益。弱国在与强国外交之时，雄辩之才只能获得短暂的欣赏，当面临实际利益平衡的那一刻，论据服从于需要，这才是政治永恒的规则。

　　4、当中国面临在対德和约签字或者不签字两难选择之时——签字将面临国内巨大的“卖国贼”舆论压力，虽然山东实际上一直处于日本控制当中；不签字则极有可能得罪英美法等列强，让中国处于极为尴尬的国际环境当中——徐世昌政府、安福国会、广东政府、研究系各个派系都当起了缩头乌龟，运用各种方式明哲保身，将实际签字权丢给远在巴黎的外交代表团。而彼时，代表团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团长陆徵祥称病躲进医院，其他有人拒签，有人想签。最终还是顾维钧通过各种手段与英美法沟通，顽强的表达了中国对山东问题的保留意见，直到签字当天上午，最后一丝希望被驳回后，顾维钧拒绝在対德和约上签字。

　　5、顾维钧的种种努力，让中国在英美法的政治层面获得了近代以来第一份同情，美国国会更是否定了対德和约中涉及中国山东的条款，日本的舆论也表示得相当克制，免于让中国处于再次被列强围攻的境地，也为两年后华盛顿会议重新讨论中国山东问题奠定了基础。

　　6、国内此时爆发了五四运动，并逐渐扩大至三罢，群情激愤，让本来因张勋复辟上升到政治巅峰的安福国会处于孤立无援，被其他各大派系围攻的境地。然而史实证明，伟大的孙中山此时此刻正躲在屋里闭门写书，对国内学运和巴黎和会几乎不置一词，孙中山与五四运动，可以说实际上毫无关系。

　　7、和会期间声望急剧上升的还有直系将领吴佩孚，他在衡阳私自决定不再带兵南下，狠狠摆了北京政府一道。又在和会期间多次发电文、通稿，表示绝对不能向日本屈服，不能在対德和约上签字。与顾维钧的专业外交官不同，吴佩孚展现了一个敢于对日本言战的硬汉形象。要知道自甲午、庚子战败后，中国军队对日本极其缺乏胆气。有此，吴佩孚从一个高级将领，成为事实上的直系领袖，从而为其来年发动直皖战争，奠定了政治基础。

　　结论：

　　1、读的历史越多，就越知道治理一个国家有多难，而且伟大的人并不是神，他们不可能与所有伟大的历史事件都有联系。

　　2、天下大同的美好理想，仅仅只能是纸面理想，实际上并不具备可操作性。发表这种宣言的威尔逊，其本身就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在美国国内推行种族隔离制。

　　3、让美国从倾向中国转向日本的一个直接原因，是日本向英美法提出了种族平等的要求，需要白种人停止“黄祸”论，英美法拒绝后，决定给予日本一定补偿，真是极其讽刺。

　　4、弱国无外交，这是铁律。再好的外交人才，也只能获得短暂的私人情感倾斜，在强国们考虑到实际利益需求时，弱国只配充当平衡强国之间利益的微小筹码。

　　5、巴黎和会对中国造成最大的影响，在于思想界，让批判主义在中国成为主流，让民众的政治意识开始觉醒，1919年的和会期间国内外发生的各种复杂事件，最终演变成近代中国的历史拐点。

　　《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读后感(四)：唐启华vs邓野：同工异曲，各有千秋（顾一清）

　　1914年夏天爆发的欧战对处于远东的中国产生了莫大的影响。其一，1914年8月日本借口对德宣战，出兵青岛，由此中日之间在甲午战争二十年后形成了山东问题；其二，1917年北京政府因对德宣战问题引发府院之争，张勋复辟，结果导致南北分裂；其三，1918年在段祺瑞集团的安福系的支持下，徐世昌当选总统，在一战的最后阶段对德宣战，有资格参加来年在巴黎召开的善后会议。由巴黎和会引起的五四运动，震惊中外，被认为是近代中国的一个转折点。

　　凑巧的是，社科文献出版社在一战百年之际先后出版唐启华先生的《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和邓野先生的《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两部学术著作。毫不夸张地说，因为这两本书的问世，人们对1919年的巴黎和会与北洋政府的认识更上层楼。

　　两书都试图厘清这一时期中国内政与外交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对照之下，唐著是单线型的，偏重外交，从该书目录大体能略窥一斑：前两章分别处理欧战期间和停火后中国对和会的筹备状况，第三章介绍和会外交的经过，最后两章分别叙述拒签合约及善后问题；而邓著就像书名所说的，讲的是“内外博弈”，是多线型的，更加近似网状。

　　就风格而言，唐著充分利用了北洋外交档案，紧紧围绕北京政府对和会有无准备、亲日派是否卖国、中国在巴黎和会外交是否失败等问题，详细征引相关史料，扎实而细腻，需要读者沉心品读。而邓著在史料的提取拿捏上极为老到，以快刀斩乱麻之势，抓住巴黎举行的世界之和议与上海举行的中国南北之和议，把派系林立、矛盾冲突纷然杂陈的那段历史“驯”得服服帖帖，纲举目张，井然有序，而且简明扼要的叙述中充满了历史张力，甚至试图勾勒出徐世昌、顾维钧、吴佩孚等人的形象，让人手不释卷。

　　两书在主题上有所交叉，但因研究重点不一，学术风格存异，参照阅读颇有可观之处。以徐世昌为例，唐著没有什么介绍，而邓著花了不少笔墨铺叙，通过他的就职来反映这位前清翰林、当选总统的政治趣味，同时展示了那个时期的一种政治文化。当然，这种详人所略、略人所详并无高低之分。不过对读者来说，却值得琢磨，也是一种乐趣。

　　再以陆徵祥（唐著作“陆征祥”）为例，虽然两书都有专门的章节讨论陆的抉择，但重点截然不同，详略也大有差别。唐著着重讲述的是巴黎和会之前陆徵祥联美制日外交路线的形成过程（页118-138），详细披露了过日风波，但遗失公文箱事件等内容，邓著就因“体例所限”未作论述，而把重点放在陆徵祥对德和约的态度上（92-93、151-153、160-161页），指出陆氏期望中国在和约上签字，但他本人明确拒签，因为他觉得自己签过“二十一条”了，不能再惹火烧身。邓著的一个目的是要表现当时的官场文化和社会心态，所以会突显一种纠结和两难——“为国家前途计，和约不可不签字，而为国家一时安宁计，和约又绝对不能签字”（153页）。

　　身为外交总长和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徵祥在两本书中的形象颇不一致。邓著呈现给读者的多是一种负面印象，性格软弱，动辄辞职，责任心不强，在和会上的表现跟顾维钧相比，尤其差距悬殊。但是，唐著从欧战期间中国对和会的筹备写起，而陆徵祥可以说是1914年到1920年中国外交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全程参与和会，做了大量准备和协调工作，因此，在同情之理解方面唐先生无疑更为圆融周到，对陆的评价也更显公正：“陆征祥个性温和，过去常被批评为懦弱无能，无力整饬代表团秩序。但从档案看，他在关键时刻能做出决断，如确定联美制日；也能大度包容，承诺王正廷任第二全权；还能忍辱负重，多辞请辞被慰留后都能撑持到底。以他当时所处的磨心位置，国际压力与国内纷争交相而至，能够坚持到底，实属难能可贵。”（374页）

　　正如邓野在前言中承认的，“因篇幅和体例所限，分析与论述未能充分展开，不少材料也未能充分采用”，这不免造成该书在一些问题上判断失误。比如，邓著强调北京政府和中国代表团一开始“未将山东问题视为一个主要问题”（33页），但唐著第一章第一句话就指出了症结所在：“在过去的观念中，一提到巴黎和会就会想到山东问题，事实上在当时的中国外交，应是先有山东问题，才有参加和会与参战的问题”（页13）。而通读唐著，可知邓野的判断缺乏有力的凭据。

　　甚至在邓著中出现了明显的错误：1919年1月22日中国代表团第二次会议，决定向和会提出六项要求，但“六项要求当中并无山东问题”（47页），但参阅唐著，可知这次会议第五、六两项要求谈的就是山东问题（页167-168）。

　　本来，这种差错是可以避免的，因为书中的叙述就存在自相矛盾之处，稍作斟酌即可发觉。比如，邓著一边说代表团不重视山东问题，一边又说顾维钧在战时就曾着重研究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包括收回山东主权（46页）；一边说代表团第二次会议没有提及山东问题，可是次日陆徵祥为什么要介绍山东密约的情况呢（47页）？——遗憾的是，不知什么原因导致邓著出现了这样的疏误。

　　当然，有的情况就更复杂一些。譬如，1月27日中国代表团头一次出席五国会议，而团长陆徵祥听从了某人的建议，遂称病卧床，派王正廷、顾维钧出席。邓著根据熊希龄给唐绍仪的一封密电，认为是一位日本大使“嘱祥暂避”，“借留余地”（49页），而唐著根据外交档案，指出这是美国前远东司司长的建议（页170；在邓著中，顾维钧回忆录指的似是现任远东司司长，见48页）。因为邓著是在顾维钧回忆录的基础上讲述这段插曲的，而要把故事说“圆”，必然做出各种分析，显得更加曲折，也更好看，但在档案面前，恐怕陆团长自己的电报更为可信。走笔至此，不禁想起王国维的一句话：“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要是移过来评价两书，对唐著和邓著未免都不公平，失之简单粗暴，反不如悉心把玩来得欢实。

　　有趣的是，唐著在叙述拒签合约时，强调的是北京政府认为应该签字，而民间舆论与北京政府之间存在歧见，以及民族主义对中国外交的影响（页328）；而邓著在第十章《拒签对德和约》中精心结撰了几个故事，特别是总统徐世昌和代国务总理龚心湛各自打的“小算盘”，足见两人的敷衍推脱，描叙了他们费心安排的脱身之计，即在巴黎和会签约前两天发出“不能保留即拒绝签字”的电令，但这其实是一条废电，保证代表团收到时恰好过了签约的时间（209-216页）。

　　在以前关于巴黎和会及五四运动中的大多数著作中，研究系的身影是比较模糊的。但两书都尽力勾画其态度和作为，多所贡献。唐著专门抽出一节，用了三十多页来谈研究系“微妙而重要的”影响，涉及外交委员会与铁路统一、梁启超游欧与和会外交、国民外交协会与国际联盟同志会、研究系与五四运动等议题（页244-277），特别是前面两个小题，是邓著没有着力探讨的。比如，梁启超现身巴黎，对陆徵祥等全权产生了不少压力，他将取代陆或其他代表的传闻不断，给代表团带来许多困扰，也引发了诸多针对他的谣言攻击。邓著虽提及梁氏赴欧，基本上是一笔带过，相反它更关注研究系在内政方面的作为和影响，比如对山东问题责任人的认定与追究（95-99页），以及安福国会和日方对研究系的反击（140-146页）。

　　通过两位学者的研究，我们知晓五四运动并不是一场纯粹的学运，其实云诡波谲，夹杂着各种新仇旧恨。这个学潮的主要诉求“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就包含了不同派系政治斗争的内容，把拒签《凡尔赛和约》等同于爱国，主张签字等同于卖国，绝对是too young too simple。

　　拒签德约后，中国代表团并未曲终人散。诚如唐启华所言，“过去对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研究，多到拒签对德和约为止，事实上此后之交涉仍多，且关系重大。”（页333）而两书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仍各有侧重。例如，唐著叙述的“各方反应”主要来自异邦，如美、英、日（页333-337），邓著则更关心域内的反响，着重介绍了徐世昌、严复、顾维钧等人的观感（228-229页）。

　　两书的结语都相当精彩，值得仔细品读。关于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外交表现，邓著未作深入的论析，但仍然下了“失败”的判语，不过它把巴黎和会与南北和会结合在一起，这样评述其影响：“两个和会的失败及其余波，反映在对外关系上，日本被锁定为国家之敌；反映在对内关系上，安福系被锁定为国民之敌。”邓著还指出，在此期间中国产生了两个明星人物，其一是吴佩孚，在内外两敌锁定之后，站出来扛起抗敌大旗的就是他（241页）；其一是顾维钧，作为外交界代表人物极受作者青睐，认为他“在技术上的十分专业的素养与表现，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外交的形象”（247页）。

　　同样面对这个问题，唐著则力避简单的“外交失败”之说，倾向于肯定中国代表团的成绩，尤其可贵的是，作者从另一个角度的剖析。作为谈判的对手方，“日本也不认为自己在巴黎和会上获得胜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虽得到了《凡尔赛和约》山东条款，勉强维护了面子及国家荣誉，又得到北京政府签约的承诺，似乎胜券在握……结果美国国会不批准对德和约，让山东问题国际化。加上山东问题完全违背威尔逊原则，以及公布中日密约，都让日本国际形象大受损伤。此外，日本的‘种族问题’提案无法获得通过，以及在和会上由三巨头主导的情况，也加深日本尚未被白人列强圈认可的自卑感。若说中国‘外交失败’，日本方面却看不到有什么‘外交胜利’的喜悦，日本民族主义者反而感受到相当的挫折感，而中日、美日关系恶化，更是苦恼”（页376-377）。

　　这里提到日本在巴黎和会上的“种族问题”议案，因不属于两书的议题，都是一带而过。但不妨说一句，要是有学者以日本的和会外交为主题展开深入的研究，那我们对一些问题的理解应该会更加通透。就唐著和邓著而言，互有胜场，各有千秋，两相对照参阅，实乃读者之幸。

　　http://www.jingme.net/content/2019-11/02/content_10631578.htm

　　（深圳《晶报》2019.11.2）

　　《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读后感(五)：巴黎和会与民国政争

　　一、巴黎和会前的政局与期望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称“欧战”）全面爆发，中国最初持中立立场。同年8月23日日本出兵击败驻扎青岛的德军，并将青岛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中，成为战后山东问题的根源。经过两年多的激战，德国虽初战告捷，然而随着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尤其是4月美国的参战，胜利的天平毫无悬念倒向了协约国，参战问题日益进入中国政府的考量。总理段祺瑞力主参战，并试图“赖美为助”，希望战后凭借战胜国的身份与美国的力量彻底改善半殖民地的弱国身份。不料，这个相当具有合理性的抉择却遭到了不甘架空的总统黎元洪的否定，引发了“府院之争”，；随后国会的主体——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也激烈反对参战，这又引发了国会与总理的矛盾。手无兵权的黎元洪邀请军阀张勋入京调解，不料却引狼入室，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宣统复辟。弄巧成拙的黎元洪无奈只能反过来再次任命段祺瑞为总理。

　　7月3日，段祺瑞率兵在马厂誓师，12日攻入北京，一举击败张勋军队。此番风波，段祺瑞大获全胜：黎元洪信用几近破产，只能下台；张勋解散了国民党国会，段氏转而与梁启超为首的研究会结成政治同盟，随之对德宣战。

　　段氏无意恢复国民党为主的国会，力图将国会掌握在自己皖系手中，这又引发了南北分裂。孙中山随后南下广东，掀起了要求恢复国会的护法战争。一时间，中国又出现了南北对立的两个政府。段祺瑞在派直系曹锟南伐之外，展开了新的国会选举。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皖系得势，依附于其的安福系随之崛起，一举攫取了绝对多数的国会席位，甚至设立了“马厂纪念日”，自诩三造共和，其声势一时无二。

　　国会成立后，北洋元老徐世昌在皖系的支持下成为总统，并任命心腹钱能训为总理，首先面对内战局势，他表示“世昌以救国救民为前提，窃愿以诚心谋统一之进行，以毅力达和平之主旨”（p18）。与此同时，英美法日意五国领事也劝告广东政府，双方停战，准备和谈。

　　总体来看，巴黎和会前的中国局势可谓是异常复杂。一方面，中国再次陷入了分裂局面，尽管北洋政府拥有国际承认，然而广东政府在道义、鼓动人心方面却依旧不容小觑，并与北洋政府进行谈判；另一方面，段祺瑞手下的安福系贪心太大，国会席位上一家独大，交通系、研究系纷纷“靠边站”，绝对的揽权导致了绝对的孤立，一有风吹草动，这些失意政客自然会纷纷粉墨登场，将炮口对准自己的政敌。

　　战后的巴黎和会的失败变成了这些政客发挥能量的绝佳舞台。

　　二、巴黎和会的期待与失败

　　欧战的末期，美国大总统威尔逊提出了著名的“十四点意见”，其中的民族自决、国家平等、公平公正等主张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上下的人心，从总统徐世昌、总理钱能训到知识界蔡元培、梁启超乃至复辟帝制的康有为，纷纷表示“公理战胜强权”，认定“此次战后外交情形迥异曩昔，凡损人利己之外交，一定失败，且凡阴谋诡秘之外交，亦无良好之结果。”（p21）整个中国对巴黎和会抱有巨大的期待，希望一举刷洗七八十年来的耻辱。

　　此时，被排挤出中央圈的研究系针对时局成立了在朝的外交委员会与在野的国民外交协会，密切关注和会的进程，力争在外交上有所作为。1918年12月，经过一番激烈讨论与斗争，陆徵祥、王正廷（广东政府）、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为五大全权代表，前往巴黎参与和会。

　　起初，代表团自认中国为战胜国，加之“公理战胜强权”的舆论，中国理应获得诸如获取赔款、收回领事裁判权等利益，并对此分别安排各位代表的要求人物。然而，日本却试图借助占据青岛的既成事实，有意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纳入自己手中，因而试图与前往日本的陆宗舆提前打好招呼。12月6日，日本外相内田康哉与陆宗舆交谈时，对山东问题毫不知情的陆客气地答到：“将来两国代表在会，仍愿彼此遇事接洽。”（p32）然而，日本却将这句客套话视为中方跟随日本的保证。可见，会前的中国代表团完全不了解日本的野心与山东问题的重要性，加之陆宗舆的“一言不慎”，必然要在会场上陷入被动。

　　那么山东问题的复杂性在哪里呢？除了前述战时日本出兵实际占领外，北洋政府章宗祥在9月24日与日本签订了两项密约：《济顺、高徐二铁路借款预备合同》、《山东问题换文》。这两个协定是旨在解决财政困难并收回部分中国权利的正常条约，全然没有卖国的内容，然而这却使得日本获得了在和会上争取全盘继承德国权利的借口。

　　1919年1月27日，王正廷与顾维钧出席五国会议，日本牧野伸显发言直接要求德国在山东所享有的所有权利“以无条件之手续，让与日本”，但对于交换中国的问题，“一字不提”，并要求中国代表团明日答复。这对于王、顾二人不啻于晴天霹雳，不得不急筹对策。然而，28日，年仅30岁的顾维钧却在会场一鸣惊人，撇开中日一切琐碎复杂的密约，直接从山东的历史、文化、宗教入手，阐述了中国对山东不容争辩的主权，并坦然愿意公开中日之间的密约，论证了日本法理上无权接管山东事实。顾维钧获得了巨大成功，其本人回忆到：“不料说罢之后，首由美国威尔逊总统、兰辛国务卿自会堂对面走近而来，与鄙人握手道贺。英首相、外长继之而来。最后法主席克来孟梭亦声言道贺。”

　　然而中国终究是弱国，莫说抗衡英美法日意等一等强国，就连巴西等国都是位于中国之上的二等国，中国在和会上只是一个仅有两个席位的三等弱国。这样的国际地位注定在任何国际交涉中都难以强硬，充其量不过只能施展“以夷制夷”的手段，但这也极容易成为国际交涉的牺牲品。邓野先生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外交的最终结果，并不取决于雄辩，而是取决于利益的平衡与交换。”（p73）

　　2月13日，日本开始对美国——中国外交的依靠，进行强烈的反击，宣称要加入种族平等一说，这无疑是直击美国的软肋。尽管美国对此断然拒绝，但底气不足是一定的。与此同时，意大利又因自身利益不能满足，其首相奥兰多愤而退场。意大利给日本树立了一个绝好的榜样，日本公使小幡乘机要挟，称：“意大利业以退出和会，日本代表如不能贯彻其主张，国论必将沸腾。彼时日本代表万一步意大利之后尘，则和议之进行甚难。”（p81）身居五强的意大利与日本退出，巴黎和会定然破产，这是英美法绝不愿看到的。种族问题以及奥兰多的退场成了美国对日妥协的两大因素，尽管美国方面对中国怀有理解与同情，但在利益面前，协约国还是将中国当作讨好日本的牺牲品。中国外交使团极力设法寻求替代方案，先是试图让和会转还山东，接着是让五国暂管，然而日本对此均断然否定。4月22日的和会上，威尔逊与劳合·乔治断然否定了中国的合理主张，中国使团难以转圜，面临着签与不签的两个抉择。就这样，寄予国人无限希望的巴黎和会外交便完全失败了。

　　三、一石激起千层浪——学运与政潮

　　巴黎和会的失败对于整个中国来讲无疑当头棒喝，它首先让各阶层心中的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的幻想全然破灭，几十年来受压迫的人民群众忍无可忍，群情激奋，成为五四运动的导火线。与此同时，与北洋政府对立的广东政府、失意的研究系等各路政客则找到了施展政治能量的绝佳舞台，他们利用中国外交的失败以及激进的学生群众掀起了针对皖系与安福系的政潮，趁机攫取最大利益。

　　早在2月份山东问题提出之际，广东方面的唐绍仪便嗅到可资利用的问题。既然中日的两个密约成了巨大的麻烦，唐氏就干脆在这方面大做文章，将此视为“非法政府”（北洋）的卖国行为，唯一的挽救方法则是寻求“合法国会”即广东方面的支持，借此体现南方政府的合法性。随着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日渐失败，各路政客也纷纷跳将出来，一面激昂大义，空讲不必负责的大话，一面对当政者进行百般嘲讽与攻击。其中，刚刚失意的研究系凭借外交方面与宣传方面的优势，不断造势，声称密约签订者（段祺瑞与皖系）应是外交失败的负责者。广东方面同样不甘落后，唐绍仪电称：“深盼提携群伦努力进行，并望转商粤省议会，发起通电各省省议会，一致电巴黎会议……”（p97）无疑，此电的内容就是力图将事情扩大化，形成各方参与的局面，从而在乱局中渔翁得利。

　　4月22日巴黎和会的失败便成了这些政客煽动浪潮，发挥能量的绝佳时机。

　　首先获得消息的自然是注重外交方面的研究系，其首领梁启超向国内同人电告称：“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明确提出了拒绝和约的主张。随后研究系的骨干林长民便立即写了著名的《外交警报警告国民》并于5月2日发表于《晨报》头条，以怒吼般的口气喊出：“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接着指出他所认为的失败原因，“更闻日本力争之理由无他，但执一九一五年之廿一条条约，及一九一八年之胶济南换文，及诸铁路草约为口实”，这无疑是将罪责归结于北洋政府及皖系。最后他提出应对方法：“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林氏公开号召民众起来运动。

　　如果说和会失败对中国来讲是一颗核弹，那么林文就引爆这颗炸弹的导火索。

　　5月4日，中国爆发了震撼世界的五四运动，北京十余所学校三千多名齐聚天安门，号召“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等等，还一举冲入曹汝霖的住宅，火烧赵家楼并围殴章宗祥。徐世昌为首的北洋政府对此和缓待之，不愿武力镇压以留骂名，运动时暗示警察不要轻易出手，发生暴力事件后，无奈只能逮捕几十名学生。

　　研究系、康有为等人纷纷发电称五四运动极为伟大，康甚至称：“自有民国，八年以来，未见真民意、真民权，有之，自学生此举始耳。”（p103）有意思的是，两年前康有为冒天下之大不韪颠覆共和，恢复帝制，现在竟然大谈“民意”、“民权”，难道刚刚两年他就忘了自己的行为了吗？除了擅长鼓动的政客，在战争中处于下风的广东政府更是将运动视为扭转乾坤的机会，与北方展开了激烈的电报战，要求善待被捕学生、拒绝和约并力图将运动扩大化，以打击曹陆章背后的皖系政府。5月16日，唐绍仪在上海大会称：“学生所揭橥之卖国诸人，仅仅指为曹、陆、章等，不知曹等犹为附从，真正祸首，则固另有人在。”（p115）孙洪伊更是试图借此彻底打倒北方政府。18日，他致电三十多名北洋将领，称：“请速脱离卖国党羁绊，宣布徐世昌、段祺瑞其党徒徐树铮、靳云鹏、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诸贼人之罪状，兴师致讨，先除内奸，然后合力对外。”这番言论无疑是挖北方政府的墙角，希望其内部大乱，借机壮大自己。

　　总之，这场运动有着全然不同其他运动的特点——上层与下层的环环相扣。邓先生称其“是下层民运与上层政潮互为渗透，互为借力。”在此之前的皖系政府一派独大，极大地孤立了自己。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便给了它的无数政敌应时而起，指点江山的机会，“借助风起云涌的民众运动，以救国的名义自我标榜，并将政敌置于卖国的地位，加以无情地批判。”（p116）这些政客本不当政，对国事不必负责，那么自然是激昂大义，越能鼓动人心，更容易将自己置于道义的最高点；然而，作为执政者的北方政府却要对国运负责，不得不一面应对各派雪片般的指责谩骂，一面应对对德和约签字的问题。最不幸的是，在最需要审时度势并敢于果断决定的时候，北方政府内部既不稳定，更没人敢于承担这份空前的重担。

　　四、府院斗争与签署问题

　　近代以来，中国忍痛签署了大量不平等条约，中央内部虽有不同意见，然而大都有着最后拍板之人能够独断纲常。然而这次和约却面临着大不一样的情况：其一，和约已成为全民讨论乃至参与的问题并引发了五四运动，任何违背民意的决定都要面临空前的压力，无论这种决定合不合理；其二，中国并非过往的统一政府，不仅南北对立，事实上藩镇割据，军阀各自为政，各路政客更是推波助澜，给和约问题造成重重麻烦；其三，北方政府内部矛盾重重，徐世昌与安福系发生矛盾，并且并没有敢于承担责任的政治家。这就让对德和约问题有着空前的复杂性，正如邓先生所谈：“那些并不直接当政的派系，由于并不担负实际责任，遇事往往口出高论，或者博取名誉，或者用于派系斗争，现在，对德和约问题亦是如此。”（p147）

　　徐世昌本是段祺瑞与安福系一手扶植上的，双方又怎么产生了巨大矛盾呢？原因就在于与巴黎和会几乎同时展开的南北会谈上。徐世昌本无兵权，自然处于政治上的弱势，安福国会却是实实在在依附皖系的强势国会，徐氏便试图通过“国会两消”的办法达成南北议和，即旧国会与安福国会同时取消，双方重新选举。这样徐氏一面能够获得南北全国认可，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总统；一面又摆脱了时刻悬在其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将安福国会消灭于无形。然而，南北两方之间要求的差距太大，根本没有任何和谈的空间，5月下旬，和谈破裂。和谈破裂本不出乎皖系政府意料，段祺瑞及安福系一向主张武力统一，真正让他们震怒的则是徐世昌的过河拆桥，将安福国会视为交换品。6月9日，安福系骨干光云锦在特别大会上公开讲到：“若政府主张两国会同时取消，亦应主张两政府同时取消。若只说取消两个国会而保全总统，维持政府，便是天下极不平之事。”（p133）这是安福系的反击，警告徐世昌不要玩火自焚，否则便与之同归于尽。徐世昌为首的国务院与安福系主导的国会产生了巨大冲突，势必影响到接下来关乎国运的对德和约的签字问题。

　　随着巴黎和会逐步进入尾声，中国是否签署对德和约便成为北方政府必须决定的问题。国务院结合外交使团的分析，发表了《巴黎和会关于胶澳问题经过情形摘要》，较为客观地分析了签字与否的利弊。签字两害：文件虽仅承认日本在山东享有经济权利，但不能保证日本不扩张势力；其二，日本在山东的势力将成为远东祸根。与之相对的则是不签字则有五害：其一，不签字也无法改变日本占领胶澳的现状；其二，如不签字，中国只能孤立与日本交涉，毫无援助；其三，如不签字，中国无法在日本日后越过规定时得到列强相助；其四，不能参与国际联盟；其五，不能获得和约中已经获得的些许利益（如取消德国在华不平等条约）。简而言之，签字利大于弊。然而，拒绝和约已经成为声势浩大的民众运动，各路并不负责的政客也推波助澜，将签约与卖国划上了等号，使得客观上正确的抉择却要背负巨大的压力。陆徵祥的态度恰好诠释了签字问题的难处，他电告北京先称：“动辄中国单独不签和约，难免不有破坏对德联合之嫌疑，将来影响所及，非祥所敢揣拟。”这是谈到和约不得不签的缘由。接着他又称：“祥一九一五年签字在前，若再甘心签字，稍有肺肠，当不至此……国人目前之清议可畏，历史将来之公论尤可畏。”这又是明确表示自己拒绝担任签订之责，以免再度背负国人乃至历史的骂名。陆氏的担忧正式当政者北方政府的担忧。

　　5月12日与13日，国务院两次召集国会，与之矛盾甚深的安福国会均表示主张拒签，国务院将文件发表地方，地方上的反映也颇为冷淡，绝大多数还是主张拒签。徐世昌手下的国务院颇为为难，称“现拟以此问题正式提交国会”，将签约问题推到国会一方；安福国会对这个圈套自然是洞若观火，绝不上当，郑万瞻称：“政府所送院者均系电报，并无约文，难于开议，亦无从审查，俟将来约文提出，再行讨论。”（p151）这就是说，国会无约文不审查，又将签约问题推了回去。

　　正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5月20日的庄电打破了这个僵局，驻日代办庄璟珂声称日本外相内田发布半正式声明，称：“山东问题当然恪守公法，将山东半岛及完全主权还付中国。”（p155）如此一来，对德和约的最大障碍——山东问题，似乎随着日本的保证解决了。徐世昌及国务院不敢过多犹豫，迅速给外交使团下达指令，明确声称：“日本政府既有此项正大之声明，我国为顾全国家实利及国际交谊起见，第一步（指保留签字，实际没有可能）应仍主保留，倘保留难以照办，应即全约签字……”（p156）随后的24日，国务院致电各省，发出著名的敬电，公开提出签约的主张：“如果保留（保留签字）实难办到，只能签字。”不仅如此，该电又特别提出：“当经征询两院议长及段前总理意见，亦属相同……签字后，仍需国会议决，元首批准，尚不乏操纵余地。”这无疑是将段祺瑞与安福系捆绑在一起，共同承担签约责任，并为自己留下足够的转圜空间。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似乎已经应当有了结果，签订对德和约已经成为北方政府的既定政策，也是经过反复利弊权衡后的最优解。然而，6月份却爆发了比五四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直接动摇了整个社会秩序，造成了北方政府的一场危机。

　　6月3日、4日，持续一月的学生运动不断扩大，徐世昌下令先后逮捕近千人，次日全部释放，表示对学生的警告与谅解，希望他们能够顾全大局，有所配合。不料，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各方政客的推波助澜，运动终于扩大，直接造成了上海的“三罢”运动，并迅速波及天津、汉口等大城市，给北京和地方当局造成空前压力。运动明确量大要求：惩办“卖国贼”以及拒绝和约。

　　为了应对此次空前危机，徐世昌不得不一面罢黜曹陆章三人以谢天下，将其作为平息众怒的牺牲品；另一面决定铤而走险，以退为进，以辞职相威胁，换取各地实力派对签署和约的支持。6月10日，徐世昌罢免三人，次日，宣布引咎辞职，称：“两害取轻计，仍以签字为宜……惟是国内舆论，坚拒签字，如出一辙……”此时，北方政府并无副总统，徐氏突然辞职，造成总统职位空虚，势必引发高层地震，这是包括安福系在内大多数北方政府势力所不愿看到的。很快，从段祺瑞到各地总督均发电慰问表示辞职不可，徐氏趁机提出复职条件：签订和约以及南北议和。南北议和固然是镜花水月，对德和约倒是真心要求。就这样，经过徐世昌这番自我“表演”，签署和约总算是得到了国会以及地方实力派的认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徐世昌可以继续保持其总统高位，但巴黎和会以及南北和谈的双重失败总是要有人负责。徐氏的首席参谋——国务院总理钱能训便成了时局的牺牲品，不得不辞职下台。钱氏的下台又引发了内阁危机，不得不选出新总理以应对时局。徐世昌与安福国会再度在这个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徐氏主张任命其信服周树模，安福国会则主张任命北洋元老田文烈。双方各不相让，周氏被国会断然拒绝，田氏又不愿因此引火烧身，最终双方达成以龚心湛暂代总理的妥协。龚氏是万般无奈之下被迫代理，根本不愿担负签约的重担，徐氏苦心孤诣得来的签约保证却碰上了毫无执行力的看守总理。和约的签署的成功与否再度成了一个问题。

　　五、最后的担当——顾维钧的抉择

　　正当国内因为巴黎和会的决定而闹得天翻地覆之际，中国代表团也对签约与否产生了巨大争执。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均反对签约，唯有胡惟德一人明确赞同。随着中国在和会上败局已定，各界名流纷纷离开，代表团内的施肇基、颜惠庆也离开巴黎，代表团事实已经瓦解。团长陆徵祥经过权衡利弊，早已知道签约是中国的选择，但他绝不愿承担骂名，因而选择托病挂冠而去，让胡惟德顶替自己去签约。6月9日他电报中央称：“速呈主座（徐世昌），开去外交总长……即以胡使接长外交，用明令发表，请留欧签字……”（p206）不料等到电报到达，中央已经发生了倒阁政潮，钱氏已经下台，龚新湛根本不敢碰触这个问题，索性采取绝不作为的方法，答以“勉维现状……所请未便照准”（p208）陆氏踢出去的球再度被踢了回来，这次他使出最后一招，躲入医院，不负责任。17日电告称“现在不能用心，须将公事一切放下”，并将所有的责任交给了顾维钧，“届时祥如果不能行动，拟即派顾使在会签约。” （p208）徐世昌本来争取到的承认再度受到了安福国会的反对，他索性也与龚心湛一样选择不作为策略，敷衍到底，22日电称：“务望鼎力维持，熟权利害，于实际上图补救。”这就将是否签约的决定统统交给万里之外的代表团，让他们去承担责任，

　　不久前在和会上赢得满堂喝彩的青年顾维钧再度勇敢地站了出来，担负起没人敢担负的千钧重担。

　　顾维钧所面临的是比自己强千百倍的世界列强，领取的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他还是想法设法，极力地争取最低条件的保留签字。6月24日，他会晤发过秘书长吕达斯达，希望能够在德约签字时，将山东条款声明保留。在被断然拒绝后，顾维钧又请求“约外保留”，另筹一正式手续，于开会数分钟前通知会长，声明保留。然而吕达斯达却在次日宣布了会长的决定，各种保留都不能包括，这无疑又否定了顾维钧的第二选择。顾维钧依旧不放弃，当日便会晤威尔逊，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持，威尔逊否定了约内保留的意见，但提出中国可以在备一正式通告，宣称中国有对山东问题的继续讨论之权，这是另一种方式的约外保留。26日，顾维钧将这个要求提给发过外长毕勋，然而次日毕勋转述会长的建议，要求中国于签约后才能提交要求，并称“未签之前，不能允许有提出保留之事”，这就是否定了所有保留的条件。顾维钧表示约外保留是中国最后的底线，“中国为顾重和会全局，已一再让步至于极点，会中尚不能承认，深为可惜。准此情形，恐中国委员团未能签约。”（p220）这就表明了中国代表团有着拒绝签字的勇气与决心。

　　然而，列强根本没有将顾的警告放在心上。

　　27日，顾维钧做出了自己最后的努力，提出对德和约签字之前，由中国代表发表一个口头声明，要求“彼等之签字于条约，并不妨碍将来于适当之时机，提请重议山东问题……”（p221）口头声明自然比书面申请要低得多，并且全篇没有“保留”二字，只是要求有重新讨论之权，唯一的要求就是在签字之前提出，也可以算有条件签字，是没有保留字样的保留签字。28日，顾维钧约见秘书长，希望能够接受中国最后的最低限度的要求，然而他得到的答复是完全拒绝。

　　中国代表团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抉择：“公同决定，不往签字。”正如代表团复电北京所言：“不料大会专横至此，竟不顾我国纤维体面，曷胜愤慨！弱国交涉，始争终让，几成惯例，此次若再隐忍签字，我国前途将更无外交之可言……”面对众多列强的压力，顾维钧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在屡遭羞辱，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情况下，毅然决定顶住压力，拒绝签约，这在中国屈辱的近代史上可以说是一座了不起的里程碑。年轻的顾维钧用他顽强的意志与过硬的能力承担了本不该他承担的重担，将这次注定失败的外交做到了他的极限。

　　六、感受

　　（一） 不择手段、追逐利益的民国政客

　　长久以来，五四运动早已作为中国划时代的运动载入史册，我们所了解的往往是大写的历史，是人民的历史，是人民群众激昂大义的历史。广大人民群众不堪几十年来的屈辱，愤而走上街头，抗议漠视我国利益的列强，抵制妄图亡我的日本，惩治甘心卖国的汉奸，这是我们一贯的历史书写。然而，邓先生却有着远超常人的政治敏锐，能够用其智慧拨开历史的表面，发掘历史的真相。在他的叙述中，我们看到的是反复无常、追逐利益、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民国政客。皖系与安福系的一家独大表面上是其政治派系的绝对胜利，却因此处于绝对的孤立。南方的广东政府分庭抗衡，中枢之外的研究系蠢蠢而动，甚至诸如康有为这样本应退出历史舞台的遗老都在相机行事。巴黎和会的失败给予他们绝好的机会，因而各路政客纷纷粉墨登场，大谈正义公理，批判政府，极力地推波助澜，使得五四运动变成了一种上下合力，给中央政府的决定带来了巨大压力。与此同时，北方政府内部又发生了徐世昌与安福系的冲突，双方尔虞我诈，均试图让对方负责，又使得对德和约的决定产生了种种变数，最终国务院与国会竟然都不负责任，让万里之外的一个青年去决定国运。

　　让人感到痛心的是，巴黎和会的失败可以说是国难当头，然而各派系的政客却不愿齐心协力应对国家危机，反而借此相互攻击，极力希望借助国家的危难来打倒政敌，只论目的，不论是非。正如广东方面的孙洪伊所言：“虽不能完全达到我目的，而破坏北方之代表，则实有余。”（p39）不少政客在和会失败以及学生被捕时慷慨激昂，盛赞运动的正义性，极力将事态扩大化，不放过打击政敌的任何一个机会。然而当运动波及他们自己地盘时，他们的嘴脸便完全反转，其态度之恶劣，对待之残暴远超北方政府。如自诩正统的广东政府将在自己辖区的运动民众称之“匪徒”、“乱民”，甚至大批逮捕后也不像北方政府一般次日释放，何谈“护法”与正义？

　　民国政客的这些行径恰好映照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句成语。

　　（二） 弱国无外交

　　一部中国近代外交史，正是一部弱国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历史。从鸦片战争以来，数不清的不平等条约加在中国人的头上，七十余年来未曾断过。当听说威尔逊大总统的“十四条意见”时，整个中国从上到下的各个阶层都为之振奋，陶醉于公平公正的国际秩序的美梦，寄希望美国等列强能够伸张正义，解救这个饱受屈辱的弱国。

　　巴黎和会将中国人的美梦彻底击碎。

　　邓先生记载了诸多让人心痛的细节：中国名义上对德战争的胜利国，然而只拥有两个席位，而巴西等国却拥有三个席位，五大国更是拥有五个席位；1月28日，中国王正廷、顾维钧两大代表出息会议，顾氏回忆道，“到了那里之后，才进门，还没有走到我们的位子，就看见法国的克里蒙梭木槌一敲说，中国代表团发言。我连坐的机会都没有。我就这样子说了。”；1月30日，陆徵祥向法总理克列孟梭赠送中国勋章，克列孟梭当场拒绝，让中国代表团深感自取其辱。

　　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外交使团可以说是竭尽全力，然而中国终究是弱国，是没有强大实力的国家，在一向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上依旧是任人宰割，仍不免日本获胜。顾维钧在最后关头寄希望于保留签字，从约内签字退到约外签字甚至是简单的口头声明。然而，诸列强根本不将中国代表的苦苦哀求放在心上，完全不加考虑便断然拒绝。

　　这样的历史无疑是沉重的，让人心痛的。在遭受西方列强如此大的欺骗、挫折和侮辱之后，中国的转向——以俄为师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何为爱国

　　巴黎和会的失败引发了 势不可挡的五四运动，这场运动直接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扣上了“卖国贼”的帽子，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研究的深入，我们现在可以明确地看到，曹陆章三人又何尝卖国？他们身为外交官，尤其是弱国的外交官，在对外谈判上使出浑身解数也只能保证如何减少损失，又怎能坚决捍卫乃至获取利益呢？近代的外交官从李鸿章开始，无不承受“卖国贼”的骂名，陆宗舆对此早已心知肚明，“自通海数十年来，凡当外交之冲者，几悉为众矢之的。”然而显而易见的是，他们为何要“卖国”，这对他们又有什么好处？

　　弱国的外交官往往成为外交失败的牺牲品，并留下难以抹去的历史骂名与记忆。

　　激昂大义，蹈死不顾，群众在爱国激情的推动下走上街头，这自然是民众发自内在所为。然而我们却要看到运动的复杂性以及负面作用。群众极容易被简单明了的宣传所鼓动，难以了解表象之下的复杂问题，往往成为各路政客利用的对象，有时候不但不能对国事有所帮助，还因对政府造成巨大压力，反而不利于维护国家利益。曹汝霖就称：“青年学生不明事实，不辩是非，血气未定，受人煽惑……其行为虽触犯国法，其心迹亦自可悯。所望嗣后主持教育者，补偏救弊，尽心启牖，不至以学生为党派私人供政争之用。”这是指出运动容易被政客利用的事实。顾维钧更是指出运动对外交绑架的问题，“群众组织起来大游行或组织代表团对中国的代表们施加压力，常常造成灾难性的后果。”（p229）曹、顾等人的言论值得我们深思。

　　当然，那些时刻高喊“爱国”，言谈掷地有声，发表激进言论并蓄意推波助澜的政客们恐怕往往最是言行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