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是一本由冀朝鼎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0.00，页数：16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精选点评：

　　●大家小书系列，能从地方志中归纳出各朝修建水利工程的次数，可见治学功底非同一般。所提出的“基本经济区”概念见仁见智，也同意有些论者所谓不能以经济决定政治之一切。整体上来说，值得学习，值得一读的经典。

　　●作者30年代在哥大的博士论文。用现在的评判标准来看，只能达到开题报告的水准，论证没有结合史料数据详细展开，只是很粗地给出一条逻辑线。但用这条线串起中国历史，也是有助于启发思路，加深理解的。尤其是三国和五代这两段非游牧民族入侵导致的分裂时期，用基本经济区的兴起和转移去看确实很清晰。

　　●中国最早一代留学生冀朝鼎在哥大的PhD论文。从兴修水利的角度讲了前现代农业中国经济重心的东进与南移，用各省通志中收集的治水活动分省朝代数据来佐证是最大亮点。想必冀朝鼎先生爬梳这份数据也是费尽心血，但只是用一小章简要展示，正文没有与之结合深入分析有所遗憾（30年代的著作还要啥自行车！）。 2019.1.16

　　●【当当】最重要的是基本经济区概念的提出。以水利事业为切入点讲述基本经济区的历史演变。读来有益处，但没觉得有多精彩。

　　●精彩啊，远比初中课本上的经济重心南移精彩

　　●虽然体量不大，也不比现在大部分史学博士论文“事无巨细”，但是内容和想法即使是现在看，也是非常让人思维活跃、眼前一亮的，更何况其撰写时间是在1930年代。里面有些认识当然存在不足，但学术无非是每次前进一步，还得后退一点点，现实中不存在“完美无缺”的论文。最近写商业的东西，竟然发现很多想法与书中不谋而合。这种感觉真是很棒，大概两三年前或许我也读过这书，不过当时的感受和现在肯定差得远。果然还得自己成长了，书才能看得既厚又薄。

　　●内容太简略了，也就一篇论文的篇幅。

　　●从水利的角度研究了传统中国的经济区，角度独特很有启发性。但是可惜与我基于书名而产生的阅读目的不甚相符

　　●作为奠基人，具有开创性，但每个章节内容寥寥无几，语焉不详，简单的罗列历史，说是基本经济区，其实就是水利工程，农业社会么，灌溉与水运息息相关，花个把小时浏览就好。

　　●用基本经济区理解中国古代史社会脉络值得赞誉，不过每一章节下论述的内容过于简要，个人认为应当再详细些，充实些。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读后感(一)：中国当代问题的历史溯源 ——读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

　　提要：

　　本书有三点值得关注：

　　1.基本经济区是作者提出的一个概念，意图借以解释古代中国统一与分裂的变动历史。

　　2.作者八十年前提取的观点，如今已成为历史教科书的内容。中学历史课本中有专门一课讲“经济重心的南移”，是为数不多的历史课中以经济视角分析的。

　　3.作者的人生经历远比这本书有趣。如果你喜欢卧底、特工，金融、经济，冀朝鼎的故事不可错过。

　　本书写于1930年代，距今已有80多年，讨论的历史现象和观点“至今已觉不新鲜”。作者认为，由于中国古代是一个农业社会，在自然和技术条件限制下，一个政权往往通过控制一些较为发达的地区，借助灌溉、防洪和运河等水利设施完成对更广范围的统治，这些核心区域便是“基本经济区”。实际上，本书这一关键概念并未超出同时代甚至前代人的认识。同时代的德国学者魏特夫提出了类似的“经济-政治核心区”的概念，作者为此特意在书中做了长篇注释试图与魏式的研究区分开。史学家司马迁早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精彩地论述了不同区域的经济状况与对政治的影响，阐发了其超越时代的经济思想。因此，“基本经济区”“名”为作者所创，但“实”并未有太多创见，正如作者所言，这一概念更多地是充当一个工具，来解释中国古代历史的全过程。

　　本书是作者的博士论文，结构清晰明了，主要阐述三个问题：基本经济区的概念，水利与经济区划的地理基础，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的转移。因此正文的七章就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章，提出基本经济区的概念，并认为统治者对基本经济区和水利事业的争夺与建设影响了中国古代的统一与分裂。第二部分为二到四章，回顾古代水利事业的发展过程，分析了中国不同地区的农业模式，利用地方志统计了各省的水利建设情况，借助传世文献追溯了治水的政治功能。第三部分为五到七章，按照时间顺序，描述了中国古代历史上基本经济区转移变动情况，并在最后简短的结论中说明这一概念只适用于古代中国，解释近现代中国则需要新的学术概念。

　　本书是一本古代史著作，作者的思想对当代史研究仍不乏启示。“中国今天的根本问题，不能只靠研究当代的情况来了解，还必须历史地去进行探索。”作者在序言中的一句话，提醒我们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不能人为割裂，应当具有贯通的视角，做当代史的研究，更应具备历史溯源的意识。曹树基的研究是一个例子。当学者们为“大饥荒”死亡人数众说纷纭的时候，他别出心裁地利用清代的“府州”为单位进行统计，减轻建国后频繁变动的行政区划对数据统计的干扰。他进一步发现，在清末遭受过战乱的地区“大饥荒”时期受灾情况反而较轻，这更加提醒我们当代史的众多现象是有着复杂的历史渊源的。近年来，王奇生、冯筱才等学者，多次提倡整体的20世纪中国史研究，呼吁“跨越1949”。注重当代史问题中的历史溯源，也许是跨越这一人为障碍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读后感(二)：神秘之人，神奇之作

　　这是冀朝鼎先生之博士论文，原版是英文，商务印书馆都一并出版了，同时买下，主要读了中文版，兼顾着读了原版，尤其是对于翻译中不明白的地方。其实最大的疑惑还是基本经济区的译法，Key Economic Areas为何不是关键经济区或核心经济区，还求高人指点。

　　这本书，实在太精彩了。例如写到郑国渠的部分，真的是跌宕起伏，比小说还好看。而专攻水利又精通英文的朱诗鳌先生之翻译也实在传神。

　　作为外行人，第一个让我震撼的论述是关于黄河的。过去我一直有个疑问：黄河水尽是泥沙，还曾改道，且常常决堤，这样凶险之河流怎么成了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呢？原来，这一切都与农业发展所需要的灌溉与施肥有关。黄土遇水将成为极其肥沃的土壤（但没有水的时候却体现不出来它的好，由此可见干旱对于黄土高原地区而言是多么可怕的事）。至少在西汉时期，中国农民就已知晓泥沙具有肥效价值，因而，即便洪水可能造成损失，然其夹带的泥沙将提高土壤肥沃性，收成的提升将大大弥补损失。

　　但引河入田的灌溉系统是个巨大工程，个人能力毕竟有限，广泛种植的又是需水量极大的水稻，而中国降水多变，尽管水系庞大但又需要治理，只有举国之力才能形成规模效应，在发展农业的同时还起到防洪、御敌的作用。这是中国农业社会持久统治的一个基本逻辑。治水、公共工程、中央集权，凡此种种就这样巧妙地联系在了一起。

　　所以，常说农民被捆绑于土地，实则不全对。想想戈壁荒漠还有大量土地呢，他们怎么不去先占呢？他们受制的，其实是水源。治水而不是圈地才是古代中国治理的本质。基本经济区后来从黄河流域转移至水源更充足、土地更肥沃的长江流域，具有必然性。通过中国治水活动的历史发展与地理分布的统计，可以很清晰地看出基本经济区转移的时间（三国至唐朝），看出治水同政治与经济的重要性之间的关系。而大运河的开凿，又使得基本经济区的南移完全不影响北方政治中心的固有地位。书中还提到，古代中国长期分裂的两个时代，三国和五代，都不是因为外族入侵引起的，而是形成了经济区的竞争对立，而缺乏一个能够主导全境的经济区。这一观点，对于我这外行来说也是醍醐灌顶：近代以来列强掳掠，国家饱受风霜，但想想看，即便在这么强大的外敌入侵之后，大清、民国、新中国的版图竟无天翻地覆的变化（外蒙问题比较特殊，暂且不说）。套用本书的论点，很明显，基本经济区没有动摇，一切的分裂都能在较短时间内愈合。

　　书中还提到元明清三代因定都北京皆有将海河流域发展成基本经济区的尝试，但都未曾实现。这主要是因为海河流域并不具备发展农业的绝佳环境。当然，本书作者在结论中明确指出他的分析仅仅适用于农业社会，自近代以来开放贸易与工商业发展，书中探讨就没有多大意义，但“基本经济区”这一概念的意义仍然非常巨大，雄安新区的创建实际上也是新时期发展海河流域的又一次尝试。如今，社会发展已然脱离了农业发展的束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也更能跨越了地理决定论的局限性。

　　当然，这本书对于外行人而言更值得在乎的是框架设计、逻辑铺陈以及材料运用的技巧，多看两遍好好学学。

　　冀先生绝对是一个传奇人物，足够写很多谍战小说，以及拍大量相似题材的电影电视剧。他曾经打入国民党，提出的一系列政策更是加速了国民政府的灭亡，为我党立下汗马功劳，但史料对于他的记载却非常少，太神秘了。相关细节自行百度或脑补。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读后感(三)：基本经济区和公共水利事业的发展

　　一本八十年前在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专业的博士论文著作，其实是不太好评论的。一是时代的隔膜，很难用现在的学术标准去衡量当时的著作，对于这种跨越时代的学位论文著作来说，已经是属于不同世代了，学术思想和方法的根基完全不同，要做到比较充分的评价，最好是和当时的学术标准和当时相关领域的学术论文做比较；二是这本书本身的话语体系和作者的个人背景，也是我难以很好进行评价的。

　　就现在直观的来看此书，在不考虑写作年代的前提下，可以说本书的相关结论和论述并无太多新奇之处（当然这不是夸赞个人水平，故意贬低作者的水准）。很大的原因是水利建设、经济区这类名次、概念和衍生出的诸多理论化的总结，已经在本书诞生之后的这八十年里充斥在历史学界和主流政治话语当中。这部分又和作者个人的经历、价值取向密切相关。因此在我没有更深入考证作者的赴美求学历程和当时哥伦比亚大学及相关专业的学术取向的前提下，不由自主的问出这样一个问题：这样一篇明显社会主义式的“左派”“唯物主义”的学术文章，何以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个学术突破，并被广泛认可和宣扬？

　　在一开篇，毫无疑问作者要对“基本经济区”做一个概念上的界定，并就自秦代以来的五个基本经济区进行了历史脉络上的梳理，具体位置和相对地位的转移，比如在战国末期，强调了秦国水利建设的完善，为征服六国和把关中地区作为全国最重要经济区的作用，今日看来也是相当熟悉的。并且作者强调漕运、水利建设的相对重要性，这也基本和当今主流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下的描述基本一致。就此，虽说作者用历史脉络在分析（而我认为这仅在描述的层次上）水利建设对于基本经济区发展、转移的重要作用，但我觉得作者并没有总结出一套因果机制：究竟基本经济区的形成与水利建设的发展谁为因谁为果？究竟是人们想把一个地方扩展势力，将它变为一个基本经济区，进而需要大力发展水利建设？还是进行了水利建设的大力发展之后，随着时代的演进，会逐步的将该地变成一个基本经济区？并且我觉得作者对于总共四个经济区，包括两个基本经济区（黄河流域中下游、长江中下游）、两个次等基本经济区（四川、珠江流域）的划分，是否过于宽泛？因为这些区域内部差异也是显著存在的，并且各个时段特点也差异很大，能否以写作年代的视角出发，来合理总结归纳出就是这四个区域在此消彼长的互动，我个人表示怀疑。而在文中，作者当然也说明了长江中下游区域有分散到整合的过程历时千年，那么其机制仅仅存在于事件的相对总结和选取（当然历史学家会说这些选取也是选自标准的正史）吗？况且对于这个问题，作者也是一笔带过。

　　另一个问题就是，是否作者太关注与“基本经济区”这个他自己界定和创造的学术概念呢？比如他没有去探讨一般“经济区”的形成、演进和特点，因为太强调这个key，就可以将区域的范围做到相对的庞大和虚拟，因此作者就对两个次级基本经济区四川和珠江流域仅是一笔带过的提到，而又在强调水利设施、军屯的重要地位，怎么就没去讨论一下在河西、西域这些地方，同样也是历经长期的中央政府军屯、水利设施投入的地方，它们经济区是否形成？尽管没有成为基本经济区，那么其原因何在？

　　缺失了其他地区（除了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详尽讨论，从目录就能窥见一般，我更觉的这篇文章仅是探讨最基本的中国经济重心转移的相关问题，何以黄河流域在关中和关东之间的转移互动、运河漕运的南北关系。无独有偶，作者在第一章中也提到过这个问题，尽管他表示这是两个问题。

　　在结尾之处，作者表示自近代中国进入世界体系以来，经济区的概念已经发生变化，要总结归纳出一个线索的话，其标准的界定使用需要重新处理，其实我个人是很想看看作者是如何评判在他生前或者论文截稿之时（1935年），是怎样一个大致的判断和想法？究竟和作者构建的古代中国“基本经济区”的概念发生怎样的变化？其当时判断的基本经济区会发生怎样的地理位置的变化？当然这只能靠后人的猜测了。

　　：再版的时候，把本书的小标题给取消了，我个人是很不赞成这样的，并且我认为在81年的出版的书名基础上还要加上“public”的翻译，因此本书的书名应当是《公共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读后感(四)：基本经济区是个政治术语以及兴修水利的重要性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成书于1930年代。字面上的关键词是“基本经济区”，背后的关键词是“水利工程建设”。放在中国古代历史的朝代更迭过程中，在基本经济区与中国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之间建立关联，在治水与基本经济区形成之间建立关联。于是，以一个独特的视角阐释了中国历史。

　　一、定义了“基本经济区”这样一个概念

　　古代长长历史中，农业经济占有绝对主导地位，是任何一个政权建立和存续的经济基础。农业生产的特性是高度依赖土地，位置固定不可移动，农业区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地理因素影响。基于此，中国历史上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必须以控制这样一种经济区来解释：“其农业生产条件和运输设施，具备能够提供贡纳谷物的优越性”。就是说，只有控制了这样的地区，征服和统一全中国才成为可能，此类地区就是所谓“基本经济区”。可以说，这个基本经济区本质上是一个政治术语，包含着中央集权保持中国统一的“密码”。

　　基本经济区怎么建成的？首先要有丰裕的物产，还要保证朝廷能够动用这些物产。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就是兴修水利。通过水利工程，第一解决灌溉问题，提高农业生产力，第二解决运输问题，物产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调动和使用，中国历代重视“治水”，原因即在于此。

　　受地理条件影响，各地区水利工程要解决的问题各有不同。西北黄土地区主要是通过渠道解决灌溉问题，在长江和珠江流域，主要是解决沼泽和冲积地带的排水问题以及排灌系统的维护，在黄河中下游和淮河流域，实质上是一个防洪问题。这些都属于灌溉问题。实际上，与灌溉相比，漕运是更受朝廷关注的功能，所以，运河的修建、将不同水系连接为水网，并直通京城，是朝廷最最关注的大事。

　　二、将中国古代朝代更替与基本经济区转移联系起来

　　前面提到的西北黄土区域、黄河中下游和淮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地区，都是在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基本经济区，除此之外还有“川滇”和“两广”。这些区域的开发时间有先后，作者认为，这个与中国历史政治更迭具有直接的关联。也就是说，在基本经济区的转移和朝代更替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

　　秦朝立国的大本营是西北黄土区域。后为汉朝取代，基本经济区逐渐从西北向黄河中下游以及淮河流域转移，与此相伴随，在仍然保持长安作为中心的同时，开始进行洛阳这个第二政治中心的建设。东汉末年之所以分裂形成三国鼎立，与长江流域开发和川滇区域独立具有很大关联。隋唐仍然保持了汉朝的格局，前提是通过大规模运河建设解决了不同水系的联系以及漕运问题。后期各朝因为北方民族入侵而情况变得复杂起来，但北京之所以能够成为首辅区域，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通过运河将海河流域与黄河长江流域联系在了一起。

　　在此转移过程中，基本经济区与政治中心所在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原来，政治中心要坐镇基本经济区，后来，二者可以相对分离。做到这样远程控制的前提，就是要解决两者之间的物理联通，以便将经济区对中央的支持、中央对经济区的控制落到实处。解决的方案就是水路运输——水利工程建设的重要性进一步加强了。书中将基本经济区转移终止于长江流域（最后一章很长，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但多数时期中国政治中心并不在南方，其中缘故就在于此。我觉得，此书作者在有些时候有点过分强调自己搭起来的这个架构，平心而论，这个格局的出现，肯定不是一个基本经济区概念能够解释，但这个格局能够存在，水利工程所发挥的作用——将南方北方连为一体——确实不能小觑。

　　三、中国古代治水成绩斐然以及运河历史

　　书中对中国历代治水进行了梳理。最早的大禹治水传说，诗经中出现第一次有关灌溉实践的记录，西门豹的故事、李冰的故事等。中国第一条运河是公元前468年吴王夫差所修，连接淮河和长江。最早的以灌溉为目的的水利工程是周朝（公元前600年前后），地点是安徽省寿县附近的芍陂。

　　“传统上都把运河兴建归功于有雄才又骄奢的隋炀帝，但事实上它既不是在一个时期内建造的，也不是出于一个皇帝之手”。正如万里长城是在不同时期分段建成的一样，隋炀帝在运河方面做的事，是把南北流向的各条水道链接成了一个相互沟通的系统，从而形成了一个介于南北间的长扇形水道网。

　　隋朝大运河的里程既是南北向也是东西向的交通干线，包括五个明显不同的部分。历史最悠久的部分是汴渠，链接黄河与淮河，创建时间在春秋之前，后来称为通济渠，修建于605年。第二部分隋朝称为山阳渎，与古运河邗沟有关，链接淮河与长江。第三部分称为江南河，610年隋炀帝下令开挖，“自京口到余杭”绵亘八百里，保证了在此后数百年可以开发东南沿海的财富。第四部分称为广通渠，利用渭水，实现从长安到潼关的航运。第五部分是永济渠，从黄河支流沁水出来向北到涿郡（现在的河北涿州），提供了一条连接海河流域（河北省）与黄河流域中部以及长江、钱塘江流域的纽带，开辟了从杭州直到北平城附近的直接航线。

　　元朝建都北京，对起于北京的运河修建多有贡献。通惠河，从首都流向通州。白河，从通州到直沽（天津）。御河，从直沽到临清。会通河，从山东须城流向临清。扬州大运河，从会通河向南。镇江运河，从镇江流至常州，再向南就是隋朝运河的河道了。我曾经一直困惑：京杭大运河从南到北流还是从北到南流，这次算是彻底弄清楚了哈！

　　四、今天如何理解古代历史上的一些逻辑

　　上述内容，无论是发展经济，还是实现中央集权统治，都很重要。千年过后，很多事情都变了，农业的地位下降了，交通实现了多元化，如何看待古代在此方面留下的政治遗产？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读后感(五)：上海书评︱冀朝鼎八十年前对中国经济区域发展的预测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

　　许多年前，我还在读历史系的时候，有一个颇为流行的议题：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简而言之就是，秦汉时期中国经济以黄河流域为核心，再往细分，秦朝偏黄河中游的汾渭地区，两汉则向下游发展。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之后，中国经济核心区逐渐向长江流域发展，再捎带上长江上游“天府之国”的四川盆地。到了唐代以后，尤其是经过“安史之乱”，江南得到更全面的开发，从南宋到明清，长江流域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已经大大超过了黄河流域。

　　我们今天已经把这个议题当作一种基本共识，作为讨论的基础，而非争论的主题。然而当时的我却颇为不能理解，这种经济重心改变的认识，有何实践意义？更不用说，是谁最初提出了这一观点，以及这在整个知识谱系中存在怎样的联系。

　　直到后来，自己研究史前和文明时代的人群迁移，才慢慢对这个议题有了感觉。中国历史上关于经济地理的最初认识是建立在《尚书·禹贡》“九州”观念上。在九州体系中，中国的地理方舆一开始被划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个部分。《禹贡》还对九州的经济情况给出了具体的区分。位列赋税等级前三位的分别是“冀州、豫州以及荆州”，这基本覆盖了传统上的中原地区。对南方而言，尽管一个扬州就囊括了几乎整个华南，在面积上和另外八州总和相抵，但在赋税方面只能排到第七位。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提到“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此时，黄河中游的关中平原，在人口和生产方面都是遥遥领先。而南方的“楚越之地”则被认为“地广人希，……无积聚而多贫”。这和《禹贡》时代的情况大体一致。但到了《资治通鉴》时，中国经济地理已经出现了“扬（州）一益（州）二”的全新格局。从宋元开始的“苏湖熟，天下足”，到明清时“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都说明了这样一种向南发展的整体趋势。

　　今天来看，这种经济重心改变的现象确实存在，并被中国古代文献记录下来。但在中国传统学术“重经学，轻经济”的背景下，却从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

　　冀朝鼎和他的基本经济区

　　不能不说是一种巧合，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好几位研究者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这一议题。其中以冀朝鼎的论述最早也最具代表性。

　　冀朝鼎上世纪二十年代留学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的英文博士论文题目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出于种种原因，该文直到八十年代才被翻译成中文，以《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为名出版。全书的主旨是：定义基本经济区的概念，研究中国的水利与经济区划的地理基础，以及简要地探索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的转移等方面的问题。

　　他在文中首先给出了“基本经济区”的概念：“漫长时期内，中国经济体系主要是由几十万个村庄构成，这些村庄或多或少都能自给自足，为了便于行政管理或者军事行动，它们被编成更大的单位。……在此经济区内，农业生产率和运输设施使缴纳漕粮成为可能，而且要远远胜过其他地区，因此任何一个团体，只要控制这一经济区，就掌握了征服和统一全中国的关键。因此，这种地区被定义为‘基本经济区’。”

　　这样的基本经济区不是简单的一个省份、一个地理区域，比如长江下游三角洲，甚至不是一个空间单元，比如华北平原，而是一个更大的生产区域。作者将中国本土按照五个历史时期，划分了四个基本经济区。第一个是“泾水、渭水、汾水和黄河下游流域”（秦汉）；第二个是“四川与长江下游流域”（三国两晋南北朝）；第三个是“长江流域”（隋唐及以后）；第四个是“西江—珠江流域”（明清以后）。

　　划分了这几个区域后，最难处理的问题就是如何论证“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的转移”。经济重心的变化其实是个很难把握的主题，尤其是在缺乏详细数据统计的古典时代。今天我们要讨论经济变化可以使用建立在国民经济统计基础上的大数据，比如GDP。A地经济规模数倍于B地，且增幅也领先后者，则可推测A地相对B地更可能为经济中心。而在他写作该书的上世纪三十年代，对古代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估手段受限于数据，有关经济区域变化的过程很难得到直接的说明。

　　因此，为了捕捉经济上的改变，冀朝鼎用了一个讨巧的方法，使用了一种特别的参照系。正如该书英文版名称《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所示，他将基本经济区的确立与评估和水利事业的发展联系起来。其中的逻辑简单、直接：因为古代经济的基础是农业，而水利事业发展水平与农业密切相关，当一个地区在短期内大量展开水库、塘、陂的修建，则显示农业有了较大发展，进而可以推测该地经济规模正迅速增长。更有意思的是，虽然中国古代史书对纳税人口的记录并不可靠（隐瞒人口可以减少贡赋缴纳，所以人口增减很难准确反映当地经济状况），但关于水利工程实施的记录却较为准确。这里的水利事业特指与灌溉有关的工程，不包括河道疏浚等。

　　他利用清末出版的方志材料，对当时中国（除缺乏记录的广西、贵州外）十八个省份的水利事业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统计，得出了与我们在本文首部分看到的大体一致的结论。距离今天越近，基本经济区的位置就越靠近南方。这一转变的重要标志出现在唐朝时，“南方在唐朝似乎终于赶上了北方。不仅总体上发展迅速，而且南方和北方地位正发生改变，这表明基本经济区已经发生转移”。

　　被魏特夫误导

　　这样一项研究似乎为冀朝鼎实现书中最初的写作设想提供了可能：“解释基本经济区作为控制附属地区手段的功能，说明基本经济区转移的实现途径，解释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交替出现的经济基础。”按照他的设想，基本经济区代表了东亚最主要的生产基地，谁控制了这一区域，就为王朝的统一提供了可能。而控制这一区域，并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标志，就是开展水利工程。

　　根据这一逻辑关系，冀朝鼎解释了三国时期，魏、蜀、吴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几个对立经济区的崛起。这些经济区的生产率和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强大的基地，有能力不断挑战控制主要基本经济区的霸主的权威”。也就是说，新的基本经济区的出现，促进了新的地区中心成型。然而，这样一种解释却和他最初的设想产生了矛盾：基本经济区的存在为统一创造了基础，然而，新的经济区似又为分裂贡献温床。一种倒置的因果关系使他的解释陷入了循环论证的逻辑陷阱。

　　从另一个角度看，冀朝鼎的观点实际受到德裔美国学者魏特夫的很大影响。后者以“东方专制主义”观点为中国学界熟知。魏特夫提出的“治水社会”与冀朝鼎的想法相得益彰。他认为，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人们只有利用灌溉，必要时利用治水的办法来克服供水的不足和不调时，农业生产才能顺利地和有效地维持下去。……要有效地管理这些工程。必需建立一个遍及全国或者至少及于全国人口重要中心的组织网”。

　　令人遗憾的是，魏特夫的观点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学术界遭到致命打击。研究者通过对两河流域古代聚落的考古研究证实，大型水利灌溉设施是国家组织的结果而非原因。换句话说，是业已成型的国家为了提高农业产出组织了水利工程建设，而不是治水需求推动了国家的出现。这个结果具体到冀朝鼎的研究中，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是基本经济区的出现促进了本地区水利事业的发展，而非水利工程导致了基本经济区的出现。当然，这并不影响用水利工程作为基本经济区存在和变迁的指标。

　　现在，我们需要重新省视冀朝鼎的最初诉求，用“基本经济区转移的实现途径，解释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交替出现的经济基础”。统一王朝的出现的确与它控制了东亚基本经济区有关，但是，新的基本经济区同样出现在统一王朝阶段，而非分裂时期。比如，控制黄河流域的隋唐王朝，开辟了统一中国的事业，而江南的大规模开发同样出现在唐代。是什么原因促使唐朝在现有基本经济区的基础上，追求更广阔的经济区，是冀朝鼎未能回答的问题。

　　其实，答案并不复杂。基本经济区的控制与发展，分属王朝发展的不同阶段。在唐朝奠基之初，控制关中和中原农产区为唐朝统一事业夯实了基础。而江南的大规模开发，显然与唐朝中期“安史之乱”后，北方农业核心区受战火蹂躏而萧条有关。唐朝用大力发展新基本经济区的方式，缓解了原有区域的生产在战争过后陷入的“地多人少”难题，以及中央对地方节度使区域的失控状况。而将经济希望寄托于未被战火波及的江南，有助于唐朝获得喘息的空间；冀朝鼎在方志文献中辑录的“水利工程”就是发展农业经济的必要手段之一，这在推动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了所谓基本经济区的转移。此外，唐朝还利用隋代遗留的大运河，把江南的粮食运往北方，这为后来晚近王朝的资源流动开辟了新思路。

　　从这个角度理解，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出现，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几个对立经济区的崛起”。其实早在东汉中后期，与西羌及鲜卑的战争早已耗尽了黄河流域北方农产区的生产能力，东汉政府事实上已经尝试从四川盆地以及长江下游三角洲征集人力、物力。这一切自然少不了通过建设水利设施，改善当地生产条件。正是这些从东汉中期开始的拓边行动，为后来三国的形成埋下了伏笔。

　　八十年前的预测

　　回到冀朝鼎的初心，他用水利工程的统计数据来论证中国基本经济区的改变，这一点是可行的，且富有创造性。然而，当他用基本经济区的变化来解释“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交替出现”这一现象时，却不幸受到魏特夫的误导。因为基本经济区的变迁，实际是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的经济结果，而非原因。

　　不管怎样，冀朝鼎在近一个世纪前作出的这项尝试，无疑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研究。他为后来“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这一议题的确立，提供了实践的平台。时过境迁，尽管有关“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这个题目的讨论已接近偃旗息鼓，更多被当作一种常识而非洞见。不过，这一主题也提供了更多开放式的问题。那些后起的基本经济区，比如长江流域，既然后来居上，为何没有最初就成为和黄河流域一样的经济中心？这里值得探究之处在于，虽然我们传统上认为，中国的疆域自秦代起就抵达了南中国海沿岸，但长江、珠江流域的实际开发相对较晚。而有关南方基本经济区的研究，恰好可以促使我们打破对华南地区铁板一块的成见，帮助我们重建中国南部疆域扩展的动态过程。

　　今天，中国经济中心不断南移的进程仍在延续。近代以后，南方沿海的港口都市取代内陆的农业城市，成为中国当今最重要的经济核心区，使这种迁移过程达到了有史以来最显著的程度。华南经济区域的出现对中国历史的发展造成了全方位的影响，使人口、产业、交通的分布格局都随之改变。而今，这种随全球化而来的浪潮又将对中国经济版图造成新一轮影响，如冀朝鼎当年预测的那样，“引导着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向不同的方向发展”。

　　（转自澎湃新闻：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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