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拷问法国大革命》是一本由(法) 雅克·索雷著作，三辉图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2.00，页数：48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拷问法国大革命》精选点评：

　　●一本文献综述。

　　●“没有什么比革命现实所催生、所酝酿并将之作为借口的强大神话更奇怪的了。它们大量地谈论爱，本质上却是宣扬恨。……（断头台）这种与时代精神相应的新机器很快被革命民主神圣化，它符合当时的政府希望呈现出的匿名和高效形象。由于断头台上不断出现新面孔，它还是最吸引当时民众的政治景观之一。最终，人们只是因为厌倦才抛弃了它。”

　　●别开天地，另创一家

　　●从意识、社会、经济、政体、起源、意义等多角度介绍了法国大革命的观点，这本书的重要之处在于汇集了多方面的观点，与其说作者阐述了自己对于法国大革命的观点，不如说汇集了多位专家的论集，当然，也有可能是自己阅读能力的不足。

　　●四星半吧。很好的学术回顾，分门别类讨论了诸多争议点；法国大革命可能也是迄今为止被讨论得最彻底的一个历史大事件了，以至于对它的认识本身也可成为一部观念史了吧。任何历史事件都有待不断阐释和认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一场带血的乌托邦试验。

　　●雅克·索雷关于大革命通俗之作，将法国大革命归纳为若干专题提问，并罗列各派史学家的观点，对于了解法国大革命的史学史确实很有价值，对深入理解大革命也很有帮助。但注意：这不是入门读物！如果对法国大革命的过程没有了解就去读本书，肯定如入云里雾里。

　　●以学术性的语言和多样化的视角来解读这个极致复杂的事件，强调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连续性、政治非统一性、人群差异性，以及宗教式神话热情和反神话的泥泞现实。玻利瓦尔：“想要理解革命和它的参与者，要在近处观察，在远处做出判断。”

　　●不仅架构好，内容推导有理有据，参考文献也很有帮助，可见作者的视野和能力。翻译也不拖后腿，难得。

　　●想了解修正派？这本书全都有

　　《拷问法国大革命》读后感(一)：法国大革命的详细刻画

　　这本书是同学借书时没借成功，被我拿来了，当时只是想随便翻翻的，没想到读着读着就被它吸引了，这本书对法国大革命的前因后果，以提问的形式做了一个很全面的分析，尤其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讲得十分客观具体。想要了解或者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朋友不可以错过这本书。法国大革命是近代社会的起源，每个人都应该或多或少的了解一些这个时期的知识。而且作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拷问法国大革命》读后感(二)：大革命的债务

　　雅克·索雷在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之际写的这本对英美以及法国学者对大革命的后修正主义观点的汇总用一个个针对性十足的问句向占据法国学界主流久矣的“经典解释”发起了进攻。在他看来，大革命对于文化、经济和社会的实质影响十分有限，真正的大革命是在一个法国被混乱和恐怖摧毁的同时，另一个法国延续并强化了旧制度的集权和官僚制度。大革命所创造的革命话语在被法国社会由旧制度割裂的不同人群所接受时产生了难以想象的歧化，并导致了无止境的猜疑与屠杀，她的唯一遗产仅仅是一个由符号臆想出来的政治神话。作为一个大革命的同情者与支持者，我在读这本书的心态是复杂的，甚至一度抵制着作者的观点，但最后，我还是被索雷的反思打动了，是的，就像他说的，“大革命发明了现代政治，这是它的荣光与不幸”，她或许要为当时与后来的“革命”的受害者负责，但身在此时此地的我依然坚信，只要世上还有一个受到压迫并且认为自己受到了压迫的异见者存在，大革命就永远是进行时，并且有此必要。

　　《拷问法国大革命》读后感(三)：反动派与修正派

　　大革命修正学派的绝大多数观点其实凭常识都可以推断出来。然而正如历史上其他革命的遭遇一样，与令人失望的现实相比，反动派基于想象描绘出来的革命图景反而是高度理想的：雅各宾党就是共产主义者，历次人民起义都是被饥饿的暴民推动的，到93年时工人农民已经彻底突破了封建主义的权威束缚，开始自下而上地实行恐怖政策发泄阶级仇恨。 纵观全局，并不存在一个简单的阶级斗争叙事可以概括法国革命。大革命的背后是一系列出于物质利益冲突的个体和传统派系势力的冲突对立。雅各宾派中有许多人是发了革命财的批发商和商人，而保王党的群众基础是饥饿的农民，驱使他们的动力是流亡贵族许诺把雅各宾党人的财富共产给他们亦或是蒙昧主义的宗教狂热。南方许多地区的保王派共和派之争无非是几百年来新教徒天主教徒间仇恨的延续。 由于客观的社会环境，无套裤汉们缺乏一套政治语言去帮助他们理解当时复杂的社会现象。他们的思维与主张总体上仍然是封建主义的（比如对价格管制的迷信），这种理论上的脱节与错乱最终导致了整个雅各宾主义的破产。然而法国革命毕竟动员了群众，相比他百年后那些自命的后继者，它更接近于一场社会革命而非上层权力精英的政变。从这个角度说，法国革命至今仍然代表着人类德性的历史高峰。

　　《拷问法国大革命》读后感(四)：【转载】郑渝川：重新审视法国大革命（原载于《中华工商时报》）

　　重新审视法国大革命

　　文/郑渝川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可以称为18世纪乃至1000-1999年整个千年内最为重要的大事件。法国大革命塑造了政治革命的传统，自此提出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思想，还因为革命的法国长期与旧欧洲作战，让民主思想、革命思想和民族主义潮流扩散到整个欧洲。历史学家们通常也将法国大革命的发生，与此前的美国独立战争、更早以前的启蒙运动联系起来。

　　法国大革命在历史上显得如此重要，但在后来的不同历史阶段却有着迥然相异的主流评价。拿破仑帝国被摧毁过，一直到1848年，人们更愿意谈及大革命时期的恐怖，强调政治革命的剧烈和失控。1848年革命和此后欧亚大陆历次重要的民族、民主革命，都宣称承接了法国大革命的光荣传统。二战后，英美学者对法国大革命提出了更为犀利的批判，集中抨击了大革命期间严重失控的恐怖，并强调这极大影响了此后若干次政治革命；批判者还认为，这场革命不存在与启蒙运动的必然联系，革命本身带有偶然性和鲁莽性，甚至不认为资产阶级是这场革命的领导者和最终胜利者。

　　法国历史学家、巴黎皮埃尔·芒戴斯·弗朗士大学近代史荣休教授雅克·索雷所著的《拷问法国大革命》，同样以批判的视角重新梳理分析了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发展、影响。这本书用若干组人们在谈论法国大革命会提及的问题，检视了大革命前后和期间的基本史实，辨析了一直以来史学界和公众舆论对法国大革命形成的诸多定论。

　　全书首先否认了“大革命神话”两大基石之一的启蒙运动推动革命的观点。1789年之前，启蒙运动在法国公众中影响相当有限，更为关键的是，受到启蒙的知识阶层、贵族、资产阶级，并非后来的革命主力，甚至很多人直接成为大革命期间的反对派。雅克·索雷引用多位英美学者的观点指出，启蒙思想与革命思想存在交集，但并没有革命意识形态的经典理论。对于很多人深信不疑的法国王室1789年前推行的失败改革，直接引发了革命的定论（出自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本书也给予了有力批判。1787年之前，路易十六并没有获得推行改革的足够权威，而那些被认为是亲王室的保守主义者，更有意保持既有传统，改革本身不具备可行性，影响力也相对有限，不足以引发一场规模浩大的革命。

　　而今，历史学界已经很少有人再秉持法国大革命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说法，但这种说法在各国的教科书中依然存在。《拷问法国大革命》一书指出，18世纪的法国，其实无法确切分出贵族和资产阶级，所谓的革命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理念仍然是土地业主精英式的”，并不反对旧制度。而在大革命开始后，资产阶级的行动也是相对迟缓而犹疑的，事实上，是在平民介入革命后，迫使原先以温和姿态主导革命的“各方精英无法再忽视下层阶级的存在”，革命再逐渐变成一场无法驯服的剧烈举动——即便如此，资产阶级和贵族的首要意愿仍是维护自身利益。

　　书作者指出，“饥饿、贫穷、对领主特权和税负不满的法国人民在1789年的春天已经处在起义的边缘”。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国大革命早期的社会动力，跟中世纪到20世纪欧洲大陆经常发生的民众起义和叛乱不存在本质差别。书中也谈到，无论是路易十六政府还是之后的革命政府，所有旨在维持市场和贸易稳定的举措，比如强制低价出售粮商和农民囤积的粮食，维持面包的低价等，都造成了城乡平民阶层的分化，即让一部分平民以更愤怒的姿态加入革命，而另一些平民则成为愤怒的对立面。同样，在资产阶级和贵族一方，混乱的政局和社会经济局面，促使部分人为了尽快结束乱局选择了接受国外干涉、保王复辟，而这增强了革命阵营中的激进情绪，大革命不可避免因此滑入失控。

　　大革命失控，是因为在打垮王室的统治后，各阶层的矛盾相反变得更为尖锐，军队也出现了大面积哗变，法国地方之间、城市居民与农民之间的矛盾都趋于激化。复杂多元的矛盾，让正常的谈判博弈变得毫不可行、毫无意义，革命情绪驱动的传媒舆论还在不断激化矛盾。从矛盾重重走向激进行动，最重要的原因是“大革命造就了一个新的强大国家”，法国军队不断击败外国干涉军和国内叛乱分子，这让革命者大大高估了自己的力量。“纯粹的部分不断清理掉不纯粹的，使温和派激进化，使他们在道德上成为恐怖派”。而在国外，热月政变后建立的督政府，不断命令法军多线出击，在过长的战线上和数量上占优势的敌军交战，因此遭受了一连串的失败，这为军事英雄拿破仑的上台铺平了道路。

　　法国大革命最终造就的是拿破仑建立的独裁帝国，在此之后，法国又经过了多次帝国和共和国轮替的阶段，时至今日，法国政治传统仍带有相当浓郁的政治精英主导色彩，法国民众愿意接受像拿破仑那样的独裁君主（这也是后来的戴高乐、萨科齐均有意模仿拿破仑的行为方式，以取悦民众的原因）。实际上，这恰恰是大革命留下的政治遗产，拿破仑帝国推行高度集权，并证明这能有效控制法国地方，结束饥荒，也能应对国外挑战，会有效避免再现大革命时的动荡和混乱。那些以效仿大革命而兴起的民族主义、民主革命，很大程度上是有意曲解了大革命，将之浪漫化。

　　原载于《中华工商时报》2019-04-17

　　http://epaper.cbt.com.cn/epaper/uniflows/html/2019/04/17/10/10_68.htm

　　《拷问法国大革命》读后感(五)：左根永：“限价令”与法国大革命

　　作者按：这篇关于《拷问法国大革命》的书评《“限价令”与法国大革命》发表于《北京晨报》2019年8月2日A15版，是我给三辉图书写的第二篇书评，第一篇是关于赫希曼自传的书评，这两篇书评都是非常用心的写作。尤其是这篇，个人感觉是自己写书评，到现在写得最好的。这里是原稿，《北京晨报》是删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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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拷问法国大革命》这本书质疑法国大革命的起源是意识形态，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是经济危机才是导致大革命爆发和延续的关键原因。在阐释这个道理的过程中，作者的写作思路不同于基于理论、建立假设的实证研究，而更像经济学中的德国历史学派，罗列事实，让道理自显。但是，作者的高明之处是通过非常具有冲击力的问题将法国大革命中人民的生活史、地域史、行业史进行整合，提出了比实证研究更为多样性的结论。这些结论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人为了活着，可以开启革命，同样也可以屠杀革命。

　　当时的法国处于农业社会，城市和农村生存依靠的主要是粮食，尤其是面包。但是，法国大革命前以路易十六为首的特权等级制度对解决“面包”问题束手无策，只有采取限制粮食供应价格的命令（简称“限价令”），这是压死它的最后一根稻草。革命者推翻了皇权专制后，也没有想到解决“面包”问题的方案，而是继续延用旧制度下的限价令等经济管制政策，结果大革命一步一步走进了恐怖统治。本文计划重新整合分散于《拷问法国大革命》中与“限价令”有关的内容，来看看限价令是怎么一步一步将法国引入了大革命，又怎样走上了恐怖统治的。

　　大革命“限价令”初试牛刀

　　大革命前的法国特权林立，矛盾重重。当时一方面，休谟、孟德斯鸠和吉本认为当时的法国为知识分子创造了前无古人的美好工作环境（第21页）。另一方面，1783年驻巴黎奥地利公使却说国王排斥贤才（第37页）。更为严重的是流浪文人在上流知识分子营造的文化环境下，缺少生存空间，他们对上流社会充满仇恨，对下层人民充满同情。

　　上流社会的典型代表是杜尔哥，他于1727年出生于巴黎的贵族家庭，后学习神学，1751年放弃神学从政。1774年，路易十六登基，杜尔哥得到重用，任财政大臣。他在经济方面主张自由贸易，认为市场能够自我补救，政府保护消费者的措施是徒劳的。他在政治方面主张改革不可动摇绝对君权模式，在这个大前提下，他主张向地方议会授权。1774年至1776年间，他主持起草的《市政备忘录》将外省议会放到了最高位置，但是他认为这只会巩固君权而不会削弱君权（第37页）。这些施政思想为重农学派所吸收，从而充当了大革命前粮食危机的替死鬼。

　　下层社会的典型代表是雅各宾派的著名领袖马拉，他是流浪文人的一员，他自认智慧可以与拉瓦锡、牛顿相比。但是，作为医生他没有病人光顾，作为作家他没法与上层社会的作家竞争。所以，从1789年开始，他开始投身于揭露大人物丑闻的新闻事业中，并且一步一步成长为大革命的领导者（第27页）。

　　但是，居大多数的法国下层人民，更欢迎马拉，而不是杜尔哥，因为马拉可以报道他们的心声。其实从18世纪60年代（路易十五统治后期）开始，巴黎的民众就在四处传播“粮食高价是国王或大臣有意为之，目的是消除财政赤字”的阴谋论（第83页）。但是当时的粮食还足以供应2600多万法国人，所以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骚乱。

　　1770年，各地粮食歉收开始成为常态。到了路易十六时期，粮食价格趋高更加严重，杜尔哥的自由贸易政策被高等法院派指责为饥荒阴谋（第86页）。在这一背景下，王室的救济政策左右摇摆，有时扮演家长的角色，有时又放任不管。民间骚乱不断，他们抱怨的主要是政府以自由贸易为借口放弃了保证人民最低生活水平的责任。1788年，粮食歉收进一步加重成为粮灾。王室不得不放弃自由贸易政策，将限制巴黎物价和保证面包供应作为第一要务，以赢得巴黎等城市市民的支持。

　　这就是大革命前的限价令，但是限价令并没有产生效果，原因是农民的利益受损，农民不会甘心情愿降价，他们可以选择不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上的粮食供应进一步减少是必然的，面包的供应想增加也不可能。1789年7月14日，面包的价格达到了1770年以来的最高（第89页）。与此同时，召开的三级会议讨论的更多的是“如何镇压骚乱以及保护富人的财产”。这不但不是下层人民的诉求，还是镇压下层人民的借口。下层人民失去了耐心，开始参与大革命。自此以后，法国下层人民开始成为大革命的主角，他们和贵族之间主仆的亲密合作关系结束了。

　　大革命中“限价令”全面展开

　　1791年，大革命进行中的法国粮食收成一般，随之而来的是天气恶劣、通货肿胀、国际贸易中断，马赛的粮食进口受到影响，导致周边地区粮食价格大涨，投机者开始从中渔利，农民不愿意将手中白花花的粮食换成废纸一样的钞票（第146页）。

　　在历史上，没有权力或与权力不沾边的人，是不可能得到投机的信息的，他们也不可能成为投机者。事实证明，法国大革命中的投机者也不例外，他们要么本身是属于大革命的参与者，要么和大革命的当权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吊诡的是当代的研究者发现投机行为减轻了粮食危机为法国人民带来的伤害。

　　1792年8月，饿着肚子的巴黎起义军占领了杜伊勒里宫，成立了国民公会，其中马拉、丹东和罗伯斯庇尔是代表人物，中间派平原派和右翼吉伦特派占主体，左翼山岳派人数相对较少。他们可能是因为限价令是旧制度的产物，或者是国民公会内部倡导自由贸易的人占多数，自由贸易政策在早期又得以推行。

　　1793年2月，生存问题再一次摆在巴黎民众面前，他们呼吁国民公会废除自由贸易。国公民会内部“忿激派”（以鲁和瓦尔莱为首）非常激进地鼓励穷人暴动和抢劫商店（第153页），希望通过满足穷人的需求来夺权。与此同时，法国在欧洲全面扩张，德国人建立反法同盟，准备寻找机会灭了法国；而国内反对大革命的声音也不绝于耳，内忧外患的联合作用，使国民公会改变了自由贸易政策。

　　事实上人民代表并没有要求限价，而只要求打击投机者。而导致国民公会将政策焦点转移的是战争。尤其是吉伦特派为首的右派领导的战争节节失利，使右派在国民公会中失去人心。为了挽回民心，4月国民公会创立救国委员会，由温和派丹东领导。该委员会将面临的形势提高到“人民战争”的高度，这提高了政府的权威，为限价令的实施奠定了政治基础。

　　7月，国民公会设立“惩治囤积专员”对付投机者，但是粮食危机没有得到缓解，进一步严重化。9月，为了恢复对城市和军队的供应，国民公会做出全面限价的决定，对39种必需品以及工资收入实施限制，后者直到十个月后才开始在巴黎推行（第178页）。

　　从本质上来说，大革命中的限价令的首要目的是满足战事需要。为了满足这个目的，大多数城市实行了配给制，建立了公共面包房，城市平民的生活有了一定改善。但是限价令的买单者却是农民。一方面，官方限定的粮食价格低于生产成本，农民不愿意生产粮食；同时纸币又贬值，农民生产出来了粮食也不愿意销售给城市平民。国民公会为了赢得战争，对农民采取了更为严厉的“征缴粮食”措施。另一方面，战争征集了大量士兵，农村劳动力减少，工厂为了吸纳劳动力提高工资。国民公会也想法设法制止这种行为，虽然最后的结果是屡禁不止。

　　这一系列措施导致农村经济的封闭性。这本书将这种经济形态描述为：“男子中有三分之二从事和父辈相同的工作，四分之三在父辈生活的地方成家立业，有超过十分之九的妇女在自己出生的地区结婚，她们中有70% 住在离自己出生地不超过10公里的地方”（第290页）。可见，不符合经济规律的“限价令”已经将农民逼上绝路。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限价令”改善了城市平民生活，但是生活在城市中的妇女并不高兴。国民公会下的政府推行反基督教政策，这破坏了旧制度下教会在饥荒年份扮演的救济角色，而政府又没有有效的救济措施。妇女一方面四处奔走，呼唤“限价令”。而等“限价令”真来了，那才是灾难的开始，妇女们连续排队几个小时后，却是空手而归。在1795年的大饥荒中，“共和国带给她们和儿女们的只有死亡，而富人们却在大吃大喝”（第311页）。妇女同志们愤怒了，她们成为大革命的坚定反对者，她们发起大型示威活动，走在示威队伍的前列（第310页），因为她们除了生命，已经无所畏惧。

　　可见，国民公会的“限价令”已经造就了一批亡命之徒，政府手中的筹码已经不多了。唯有寻找替死鬼，杀掉民怨沸腾的领导者，利用人民内部的怨气挑拨争斗，实行更为恐怖的统治，才可能维持下去。大革命已经正式沦为恐怖统治。

　　结语

　　正如阿玛蒂亚·森在《贫困与饥荒》中所讲的，权利的不对等，信息不透明，是贫困与饥荒问题的根源。法国大革命在两百多年前的“限价令”等经济管制政策，只不过再次注释了森的这个结论。“限价令”不只是加重了法国大革命时期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权利不平等，还使价格传递信息的功能丧失了，贫困和饥荒必然成为常态。这也是导致法国大革命爆发并发展到恐怖统治的关键原因。

　　雅克·索雷.拷问法国大革命.成都：商务印书馆，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