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化》是一本由[美]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 ）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28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简化》精选点评：

　　●给三星吧，有些看得别扭的地方应该是翻译的问题，不过里边描述的系统12着实让人学习到了东西。

　　●精简精简再精简

　　●那些有幸为美国民众服务的人一定要仔细聆听民众的意见。这是全书的结尾，发人深省。公共管理类的图书很难引起普通读者的兴趣，但是这门书通过两个系统：自动化系统和成本效益分析系统，很好的诠释了政府通过政策对民众引导方式方法的重要性。努力做和有技巧地做在行政系统所得收获是天壤之别，作者是法律科班出身，然而我们......

　　●没有预期的那么好，更像是作者在白宫工作的回忆录和助推一书观点的合体，关于如何简化并没有太多深入的探讨，不过案例有一些，可以参考。

　　●对于读过《思考：快与慢》以及《助推》二本书的观众，这本书的分析框架可能显得比较浅显，但毕竟这是本讨论实际应用的书籍，当然这本书的观点争议也颇多

　　●务实的一本书。

　　●据我理解，就是要通过“简化”建立一个界面友好的政府，同时在暗中实行“助推”。“我们时代最顶尖的法学家”当了四年白宫信息与监察事务办公室的负责人之后，用不失幽默的语言写了这样一本适合机场书店的小书，虽然是大材小用，也不失见地。只是，它其实不讨论任何深层的政经问题，看到的只是管理层面，成本与收益。

　　●白宫官员很务实，赞！这本书也写得很务实，深入浅出，好懂好看。看了之后想给咱政府人员一人发一本……

　　●读完了《助推》，再来看这本书，会发现两本书在内容上有很大程度上的相似性，但是同样具有启发性。这本书的副标题是政府的未来，作者认为减少政府规制的颁布、坚持进行智能化的政府监管、取缔失效的管理制度、提升现有制度管理的成效，这才是简化的关键所在。如果真的能做到才好呢。

　　●看目录就应该给五星。人如果将一些繁琐的东西去掉，生命等于延长了很多。 如果将不得不跟政府打交道的时间剪辑出来...

　　《简化》读后感(一)：堆砌

　　此书作者是奥巴马在位时期美国白宫信息与监察事务办公室的主管，全书主要是作者在担任主管期间参与政策研究与制定的回忆与解释，所谓政府简化，基本就是政府通过助推实现简化，通过管理方式的变革达此目的。全书运用了很多行为心理学知识，将人脑分为Ⅰ系统（感性）和Ⅱ系统（理性），通过影响人民感性，激发人民理性来实现政府与人民的良好互动。作者的一大核心工具是成本效益分析，通过定量或定性分析，实现政府简化。 此书可作为政策了解阅读，其深度不足，且过于理想，没有从深处论证政府的未来为何必须是简化，只是通过结果与设想进行论证，不建议购入阅读。 个人理解:政府简化是大势所趋，一是政府并不直接创造财富，需要税收养活，在能够实现同等目标情况下，政府越小越好；二是随着科技发展，人工智能取代部分人类也是趋势，政府个别岗位被取代或者淘汰很正常。

　　《简化》读后感(二)：【柒书坊】简化，服务型政府的必经之路

　　作为奥巴马总统的“监管沙皇”， 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 ）为打造一个更具效率的政府，掀起了一场变革。他的新著《简化：政府的未来》，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书中详细地解释了“简化”政府是如何操作的，为何要如此这般，以及未来的政府的工作模式。其中如何助推政府，使之运作更简洁、高效，是桑斯坦的核心论题。

　　身为白宫信息与管制事务办公室（Office of Information and Regulatory Affairs，简称OIRA）主任，桑斯坦借鉴了先进的行为心理学和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对政府各个部门制定和出台的行政法规进行监管和审批。这个看似职责模糊，但权力极大的白宫办公室，在悄无声息地帮助美国纳税人节省了数十亿美元的同时，还成功地防止了成千上万的人死于各类疾病和意外事故。因为无论是重新设计食物金字塔、制定燃油效率标准这样的小事，还是医疗改革（出台《平价医疗法案》）、华尔街金融改革这样的大事，都必须有OIRA染指其中，予以监管。

　　桑斯坦认为政府要简政增效，需借助“简化”（Simpler）和“助推”（Nudge）的超凡力量，采取温和的政策，去除不必要的繁文缛节，提高行政部门的运行透明度和效率，同时提高公众的自主选择权。在化繁为简之后，政府的服务能力会提升，加之结合智能的、严密的成本效益分析，善用“监管魔球”（类似于“宏观调控”），推动简化行政流程，使其更高效。

　　这本书踏实之处在于作者援引了大量工作实例来说明“简化”和“助推”的意义和作用，不落空泛。他在奥巴马政府第一轮执政周期内涉及了诸多触及民生的改革，从简化抵押贷款和学生贷款申请，谈到食品标签和节能汽车，又事涉敏感的经济改革和医疗改革。我们从中看到无数的政府规定被简化甚至取消；同时政府透明的工作规程日益成为常态。在这一轮改革中逐渐诞生了新原则：在数据驱动的未来，“简化”和“助推”将为世人提供了一个创新政府运作的典型样板。

　　我们知道，政府诞生之处就被认为一种“恶”，因为其被赋予的巨大的公权力，而这种权力自身有一种膨胀滋长的趋势。如何把它关在制度的牢笼里，一直是我们面临的难题。李克强总理多次要“简政放权”，要精简政府，裁剪冗员，简化各部门的办事流程。我想这本《简化》中提到的种种理念和案例，都可以作为“他山之石”，为我国所用，因为“简化”，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服务型政府的必经之路。

　　《简化》读后感(三)：大道至简，玩转监管魔球

　　大道至简，玩转监管魔球

　　——读《简化：政府的未来》

　　赵青新

　　苹果产品受欢迎，很大原因在于它的简洁方便。苹果用户从来不会碰到复杂烦琐的产品说明书，说明书上也不会有让人望而却步的技术名词和令人费解的流程示意图。公众和政府的互动可以像我们使用苹果那样简洁方便吗？卡斯•桑斯坦说：可以！

　　作为奥巴马首届政府白宫信息与监察事务办公室主任，卡斯•桑斯坦走在行为经济学发展前沿，引领着美国政府监管的方向。他的工作成果以《简化：政府的未来》一书呈现。

　　在白宫任职之前，桑斯坦曾任职于芝加哥大学、美国司法部、美国国会司法委员会和马萨诸塞法院，他所涉猎的领域包括政策管理、宪法、环境法、经济法、行为经济学等。桑斯坦丰富的经历无疑为《简化》提供了雄厚的论据。比如，桑斯坦在该书第二章分析人类大脑的两套认知系统，直觉和理智在不同场合发挥不同作用，我们由此了解了人类大脑系统的认知困难和存在的固有偏见。

　　《简化》延续了桑斯坦此前合著的畅销书《助推》的观点。当人们需要阅读冗长的信息，或者在庞杂的选择项里做出决定时，我们的自主选择结果往往是很随意的。因此，“选择架构”的建立，非常重要。就像《简化》所举的许多例子，“营养餐盘，不是食物金字塔”，汽车里程数的错觉，看不见的大猩猩和人类大脑，等等，不同的选择架构会吸引不同的注意力，从而让大脑做出不同的判断。助推就是对各项选择的合理简化。政府要让民众对选择一目了然，而不是用繁文缛节混淆他们的大脑。

　　笔者曾在新闻中看过一张“办证万里长征图”，图上显示广东一对外省籍夫妻为办一个准生证要跑8个部门，盖13个章，办16道手续，19个工作日。这不过是我国政府机构监管部门重叠造成的冰山一角。监管部门多未必监管有力，有时反而更容易形成监管真空。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11项新承诺，第一项就是“简政放权”。大道至简，以政府减法换来市场乘法，将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发展动力和社会创造力。

　　我国经济学家张维迎曾说过，“政府的权力自身就有一种向更大的趋势滋长的趋势”，张维迎提出应该用大战略来考虑审批的问题。就像屋里书太多，想要整理送人，哪些留哪些送，左右为难，不如全堆屋外，再去挑那些自己还需要的，这样解决起来就容易一些。张维迎说可以把所有的审批都废了，然后往回捡那些需要的东西。当然这只是想象模式，不过这一例子和桑斯坦在“全民自动化”一章中谈到的“按照默认方式决定”相当符合。默认处理机制是为民众实现自动化行政工作的起点。

　　怎样的默认处理机制管用？桑斯坦说，最方便的方法莫过于通过成本效益分析来进行选择。成本效益分析本质上和我们用外语表达思想类似，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利用理智而非直觉进行判断，从而避免可能导致的遗憾甚至是潜在的危险。在桑斯坦看来，成本效益分析不仅是一种助推手段，还是一种决策的方法。如果要坚持某项默认处理机制，就要明确其成本和收益。除非成本效益分析表明某条规定性价比高，否则政府机构就不会实施这些规定（法律规定的除外）。比如，奥巴马政府通过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就是确保消费者不会忽略看不见的猩猩的现象。《平价医疗法案》、《信用卡问责、责任和披露法案》等，都是在成本效益分析原则指导下通过的，效果显示也很良好。当然，默认处理机制存在风险：利己主义、损人不利己、负选择营销、既得利益集团等。因此，桑斯坦在文末强调，“我要提出最后一项助推建议，那些有幸为美国民众服务的人一定要仔细聆听民众的意见。”

　　换句话说，政府在实施监管职能的同时，一定要接受民众的监管。惟其如此，监管魔球才能真正玩得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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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化》读后感(四)：用数据说话，用研究打底

　　《简化》书评

　　对于政府和政令的作用，中国古代的两个学术派别可以说是刚好相反。道家讲究清静无为，说政令越多，天下越乱，所以发布那么多没用的政令干什么？但是法家刚好相反，政府的权威不可怀疑，对于国家的什么事情都要管一下，发布一个政令。刘邦约法三章，是政令简洁明了的典型；而每个失败的帝王被描画成暴君时，总忘不了说他政令滋繁。

　　可是政府究竟发布的命令多好，还是少好？怎么发布效果最好？为什么很多政令本意是为了国家和百姓，但是却人人抵触，骂声不绝？

　　卡斯桑斯坦斯是美国白宫政府信息与规制事务办公室主任，他的理想就是进入这个部门。卡斯的书《简化》则具体介绍了这个部门的工作—从原理、实践到效果。虽然卡斯是芝加哥大学的法律教授，但是本书的重点实际上是在讲白宫信息与规制事务办公室的作用和功劳。卡斯为什么这么想去这个办公室？一言以蔽之，白宫所有发出的政令法令都必须经过这个办公室的甄别，然后才能发布！这就很像明代的宰相，如果认为皇帝的诏书不像话，是可以退回去，不让发布的。这个就很厉害了！究竟为什么它能有这么大的权力呢？要从它的功能说起。

　　这个办公室是里根总统倡议成立的，所以这个办公室的一个只能是从那时候留下来的，那就是成本收益核算。政令也有成本和收益的核算问题，虽然有的计算起来很困难，但是有核算就是比不核算要省钱。如果一个政令经过核算，成本远远高过收益，那就不能通过；相反就可以发布。不要小看了这一步！古人说过“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这就要提到前面古代两个学派的分歧了，政令是有好？还是没有好？是多好？还是少好？文人墨客引经据典说上一大篇，全都瞎扯，没有一句实在的。这个就提出一个实在的标准！收益成本核算，怎么确定你是劳民伤财，就看你能不能赚钱！或者能不能省钱！虽然是预先估计未来的发展，有着不确定性，但是总比瞎白话强吧。两派的分歧自然消解！现在我们看到什么先进的概念，总喜欢从中国的古书里翻找一个类似的出来，说这个我们的祖先已经说过了。这种阿Q行为真的很欠扁，你要真行干嘛清末被人欺负成那个样子，为什么这些好的理念没能富国强兵，让人们安居乐业？要看到我国学人思想的偏激处，不懂得用数据来精细操作—而这恰恰是西方学人的精细高明之处。思想双方的争执想来人家也有过，但是人家找到了一个有用的指标来进行衡量，这就比你强，这才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啊。

　　除了简化（这个主要是用成本收益核算功能实现），卡斯主要讲了助推的功能，这是信息与规制事务办公室的重要功能之一，也是卡斯在芝加哥大学学得的绝艺。卡斯虽然是法律教授，但是却对芝大的传统强项经济学独有心得，更有意思的是他跟那些诺贝尔奖获得者不对付！他的长项在于将心理学糅合进经济学研究，是行为经济学。

　　卡斯的行为经济学直接来源于心理学研究，人类对事物的反应分成两部分，一类是直觉式的，反应很快，不愿多做思考；而另一类是思考沉思的，会得到深思熟虑的结果。而卡斯的研究发现，我们生活中的很多决定都是系统1做出的，也就是说不加深思熟虑做出的。这个方面的例子很多：装电脑时，大部分人的配置都是“缺省”；在超市，收银处总是摆着口香糖和避孕套这些利润很高的东西；大商场的一楼往往是珠宝和手机。为什么？人们不愿意想那么多，所以电脑就按最省事的缺省配置装，商场把最贵的商品摆在最显眼的位置，就是为了不断刺激顾客，给顾客以最方便的购买方式。这类例子不枚胜举。而这个成果用到许多政策法规上，会造成很大的区别。

　　卡斯讲了一个例子令我印象深刻，营养膳食的说明，FDA以前用的是一个金字塔图片，但是人们看到以后得到的实际是一个混乱的印象。金字塔什么意思呢？是要把所有食物都吃了？后来白宫召集专家重新讨论概念和表达方式，改成了形象易懂的餐盘形式，立刻这个理念变得鲜明易懂。这个事情不可小觑！美国有很多人苦于不健康的饮食而患上肥胖症，每年花费大量的美元用于治疗，健康饮食不仅减少了医疗花费，还为社会增添了很多劳动力，创造了价值，一进一出，对于社会的贡献可是很了不起的！！

　　当然，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就有一个疑问，这个是否会涉及到操控民众？固然白宫利用这一点为公众和社会做了好事，但是白宫会不会利用这一点操控民众呢？果然，卡斯最有争议的举措上，很多人提出了他们的反对和恶意。这就是遗体器官捐献。很多医院在患者死前会询问是否愿意捐献遗体，但是卡斯通过了一个法案，将遗体器官捐献设为询问问卷的一个缺省项，也就是说如果患者无所谓的话，等于默认捐献。这一点遭到很多人的憎恨，而卡斯进入白宫也因此障碍重重。好在有奥巴马保着，他算是进去了，并大展手脚，但是“偷盗尸体”的名号一直喊声不断。

　　当然读完书其实大可以放心，信息透明和百姓参与决策也是政府信息与事务规制办公室的工作内容，而这两方面的工作完全可以制衡政府操纵民众。当然，我也不认为那些担心多余，假如没有人担心，政府反而有了操纵的可能性。

　　整本书信息量很大，对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各种团体和个人都有很好的借鉴作用。虽然我觉得卡斯写这本书有些为自己的办公室表功释疑的味道，但是这本书确实干货很多，读者取自己有用的就可以了。

　　《简化》读后感(五)：服务型监管型政府治理架构的美国标本

　　文/严杰夫

　　我国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是“简政放权”：制定权力清单、下放行政权力。而在早几年奥巴马刚上台的时候，美国政府中同样也展开了一场“简化”行动。无论是中国政府的权力清单，抑或美国政府的“简化”运动，其目的都在于简政放权，创新政府的管理模式。

　　白宫信息与监察事务办公室（OIRA）是策划、发起美国政府“简化”运动的主导机关，其主管卡斯·桑坦德在担任OIRA负责人之前，先后担任过美国司法部律师及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可谓拥有深厚的法学理论基础。因此，桑坦德主导下的政府“简化”运动无疑具有浓郁的学术气氛。他依据政府“简化”过程中的理论与经验，整理成了一本小册子——《简化：政府的未来》。中国读者或许能从其他国家的政府改革过程中，获得一些不同的经验和教训。

　　在桑坦德看来，政府“简化”运动的社会学基础在于人类认知系统具有的特别属性。正如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在其备受好评的名著《思考，快与慢》中所论证的，人类拥有两大认知系统，可被分别称为系统1和系统2。系统1是自动化系统，运行速度快，富有感情色彩，按照直觉行事。也就是说，这一系统是按照人的本能做出判断和决策的；与之相反，系统2则具有更多的批判性思维和反思特征，它通常是在全盘考虑后才会做出决策，因此也就显示出更多的理智。正是由于系统2的存在，帮助人类可以成为计划者，并拥有自控力，借此能应对错综复杂的问题。人们在决策时，这两大系统通常互相作用：一方面，由于系统1，人们更注重当下的感受，而轻视或忽略行为的长期后果；另一方面，由于系统2，人们在做长远规划时，则会考虑更多因素，以衡量决策的长期效果。

　　桑坦德主导的美国政府“简化”运动，正是围绕人类认知过程的这两大系统设计的。桑坦德认为，政府“简化”的举措最重要的有以下两大项目：选择架构设计和助推。前一项针对的是系统1的特性，而后一项则是围绕系统2做出的设计。

　　选择架构指的是，人们在做出决策时，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环境为公众提供的相应的程序和信息。例如，人们在申请医疗保险的过程中，需要填写哪些表格、提供哪些材料等等。如果选择架构设计的足够简便、提供的信息足够充分，那么系统1的直觉就会告知人们参与医疗保险的条件和程序十分便利，公众参与的热情也就能提高；反之，如果程序过于复杂，相关信息不充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可能就不高。

　　助推则指，政府通过间接的或软性的举措来调动人们做出更长远的规划，以实现某种政策效果。例如，为了降低烟民的数量，政府如果直接采取罚款等方式可能过于粗暴，而通过减少每包香烟的数量，或者要求商家将烟草产品放置在不显眼的位置等措施，就能无意之中减少了人们吸烟的频次，有助于降低烟草产品的消费。这类助推措施的好处在于，能在不剥夺民众自由选择权的情况下，达到治理目的。这种选择架构设计和助推背后的机理在于，更多地调动系统2，以帮助民众做出决策。

　　当然，选择架构的设计以及助推措施的实施，都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否则无法达到“简化”政府的目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府应当出台哪些规定，哪些规定需要细化，哪些规定则要去繁就简，哪些问题可以通过架构设计解决，哪些又要通过助推措施来实现，需要政府针对不同的项目和公文仔细分析。这种分析就是成本效益分析。桑坦德提出，目前这种成本效益分析已经成为美国政府常规工作的一部分。

　　在政府“简化”过程中，成本效益分析自然是评估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成本与所取得的收益之间的比例。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要明确，政策制定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机会，并最终提升全社会的福利水平。这样来看，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成本，不仅包括政府在这个过程中的投入，也包括政策实施过程中可能需要个别经济体做出牺牲，毕竟没有政策能保证所有社会成员都受益。同样，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收益，不仅包括为社会成员创造的直接收益，还包含更广泛的社会福利的整体提升，譬如民众的健康、交通安全等等。借助这种成本效益分析，政府的“简化”运动才能有的放矢。

　　当然，很多人会在政府“简化”过程中产生疑虑，尤其在采取助推手段时，人们通常会质疑政府权力会否被滥用，在替代民众做出选择，由此侵害民众的自由选择权。对此，桑坦德作了详细讨论。他申明，政府“简化”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全社会的福利水平，但同时要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不能损害自由市场的精神：“任何一个理智的人都不会认为政府应该帮助人民做出选择，政府也不应该包办一切。自由选择权和自由市场是社会繁荣和人类自由的最大驱动力”。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讲，增进自由本身就属于提升社会福利水平的重要内容。也就是说，无论是助推也好，还是架构设计也好，如何尽可能保障人们的自由选择，同样应当成为成本效益分析中衡量的核心因素：“简化政府工作旨在增进人们的自由，推动社会繁荣发展。助推政策正是为了保持选择的自由”。

　　但不可否认，在某些时候，自由和福利之间确实存在相互冲突的情形。这正是系统1和系统2之间的差异造成的。对于个人来说，往往会过多关注短期利益而忽视长期福利。当发生这种冲突的时候，着眼于提升社会整体长期福利水平的政府决策，就不能一味迎合民粹式的自由。桑坦德表示，如果我们以人类的福利为指南，盲目反对家长式监管，并对各种助推形式都一概予以排除，就可能造成严重的问题。仍然以烟草产品的销售为例，如果只考虑民众的自由选择，那么烟民就很难靠自己去降低烟草产品的消费，但当政府征收香烟税后，吸烟者减少了吸烟数量，这有助于保障他们的健康，从长远看也就提升了他们的福利水平。所以，在特定的情况下，家长式监管方法也可以提升福利。

　　读完桑坦德的《简化》，我们或许会感到诧异，他描述的政府“简化”运动与我们通常理解的“简政放权”有不小的差别。在美国政府的“简化”运动中，削减政府的规定、框定政府边界显然并不是最重要的内容，如何帮助政府制定的规定更具有针对性，借此提升政府决策的社会效益才是核心内容。中美两国行政改革过程中的这种差异，一方面是因为不同的国情背景，另一方面其中也有值得我们在“简政放权”过程中值得学习的经验。

　　美国是通行普通法系的国家，他们的法律规定通常是在实践操作中自然形成的，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削减成文法规模的需求就显得并不那么迫切；相对而言，更接近于大陆法系的我国，建政六十多年来，随着政府规模的持续扩大，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规模也在不断膨胀，加快行政体制改革，就不得不从削减和优化法规、规章入手，并更明确地框定出政府权力的边界。

　　不过，也应该注意到，我们的行政体制改革是要实现政府治理由管理型向服务型、监管型转化，其根本目的同样是为了促进社会繁荣，提升社会福利水平，在这方面与美国政府的“简化”运动目标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的行政体制改革也不应一味减少政府管理、削减规章规定，而要让政府决策和规定变得更有针对性。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助推、架构设计乃至于成本效益分析法，都可以成为学习和借鉴的重要模式，借此促使我们的行政改革走上更加良性和健康的轨道，最终建立起真正现代化的政府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