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是一本由[美] 塞缪尔·亨廷顿著作，新华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页数：41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美国政治》精选点评：

　　●一代政治学大师的经典，值得一读再读。

　　●书不错 就是有点难读 得慢慢来

　　●下午讲大外交，上学期阅读了亨廷顿的这本，高中毕业后阅读了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如果想理解美国的外交行动可借助这三本共同阅读，《大外交》偏重从美国外交史论述，《大棋局》则借助美国对世界格局的构想来论述，《美国政治》则更偏重于美国的理想与矛盾来论述。当然这三位对于学术、政治都有非常精准的把握，他们是同学也是战友。

　　●美利坚治统与道统之争

　　● 由于对自由、民主、平等和个人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根本上反政府、反权威的特点的广泛认可，使美利坚合众国成了最不和谐的现代政体的典型。  美国的民族主义是政治的，政治理念一直是民族认同的基础。他们并不依靠个人、社会、地理或文化因素，而是依靠政治价值和实践，来建立对国家的认同。美国的民族认同在某种意义上是非常脆弱的，他受到的威胁不是来自种族分裂主义，而是由于政治理念的幻灭和政治机构的无效。  共识与不稳定：正如过度的分裂能够导致不稳定，过度的共识也能够导致不稳定：这种不稳定很大程度源自于美国政治共识的核心理想和价值是挑战主流政治制度与实践的合法性。

　　●亨廷顿真是一个纯粹的美国人。但就《文明的冲突》和这本书来看，总觉得他离大师还差点意思，太美国了。

　　●已上架kindle及多看

　　●从长远来看，大国之间的较量最终会是制度的较量。两百多年的美国是“例外”，但并不是“唯一”

　　●美国的国家理想就是个人主义的极度自由，甚至于无政府主义。这个与现实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2019年刚读完，基本上是给对不懂得美国政治的人来进行一个介绍吧~

　　《美国政治》读后感(一)：应许之地——美国

　　可以说是亨廷顿最为文采飞扬的作品了，也足见其天才！

　　强烈的美国例外论，但是揭示了美国作为一个政治民族的本质，可以说这点最像罗马。60年代被解释为一种觉醒运动，从而与前有的社会变革联系起来，甚至将这种理想与现实的二分追溯为清教革命。四种模式的动力多少暗含孟德斯鸠的中道理想；再者也应被理解为个人对政治的态度，cynicism其实最为可憎，这点与Rorty对于文化研究的批判如出一辙，不过两者的区别在于亨廷顿还是同情60年代并相信后来者还有moralism的维度，所以亨廷顿不会将老左和新左对立起来，像Rorty一样只认为前者有实质力量而后者是现今政治的败坏，相反，New Deal反而不如进步一代具有道德激情，而被视为政治谋划。美国社会必须防止两种激进，国内moralism导致的建制摧毁力量，自由国际主义的帝国倾向以及hypocrisy；而犬儒和自我满足也是参与性政治的败坏。

　　最动人的美国例外论和美国作为应许之地的称誉莫过于：人说美国是谎言，其实美国不是谎言，而是失望，之所以失望，是因为有希望！

　　六十一轮回，今后十年待在美国可以见证历史。

　　《美国政治》读后感(二)：追求自由平等而不得的两百年

　　读的第一本关于美国的书，补了很多知识。第一次知道同样作为具有统一意识形态的国家，美国和中国原来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 全书逻辑非常顺畅，自洽。自由主义的政治理想和政治现实之间的鸿沟、实现自由平等与限制权力扩张之间的张力，决定了美国人回应认识失调的不同模式，决定了美国历史的循环往复，决定了美国历史上几次信条激情时期的产生和其如何塑造政治，决定了美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如作者所说的，“美国人面临着一系列需要运用权力加以应对的国内外挑战，却始终不愿给权力穿上合法的外衣”。 值得思考的是，本书写就后几十年的今天，美国走到了怎样的阶段。当曾经的新生儿拥有了自己的历史、传统、习俗等可以代替意识形态维系国家存在的基础，自由平等的政治理想对于如今的美国又算什么？中国的崛起对世界范围内自由平等内涵的重新定义又有何影响？这些是我们生活在当代的人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 读这本书还有一点感受，就是即使如今的美国相比中国也依然算是一个新生儿，如作者所说，有理想而无理论。我相信中国发展面临的很多问题，答案其实就在中国的历史中。

　　《美国政治》读后感(三)：美国：将民族认同建立于意识形态认同之上

　　首先疯狂表扬一下这本书的翻译！标题就足见译者的功力——将The Promise of Disharmony翻译成激荡于理想与现实之间。整本书读下来也毫无违和感，文采斐然，非常感谢先萌奇和景伟明两位老师带来这么好的翻译作品。

　　要了解一个国家，先从了解它的政治开始。美国是和中国在政治理念、意识形态上截然不同的国家。时至今日，中美两国之间仍然谈不上理解彼此——越不能理解，就越不愿意去了解；而越不愿意去了解，就越不能理解。这样的恶性循环不止存在于两个国家之间，也存在于西方社会与东方社会之间，存在于任何两个存在差异的群体之间。在疫情向全球化蔓延的今天，目睹了中美两国应对疫情时全然不同的态度，再来看这本书，或有更现实的体会。

　　如果说中国是先有民族认同、后有意识形态，那么美国就是先有意识形态，后有民族认同——或者说，其民族认同完全建立在意识形态认同之上。美国的意识形态早在其建国的《独立宣言》中就说得很清楚了：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

美利坚信条的价值是什么？大量研究以不同方式将其逐条列出，但事实上，所有的分析都包括了相同的核心政治价值：自由、平等、个人主义、民主，以及基于宪法的法治。

　　“自由”、“平等”、“民主”，这些词语听上去那么美好、那么理想化，一方面导致这种信仰很容易在民众间产生广泛认同；另一方面导致理想和现实之间势必存在鸿沟。 当然，“所有社会的政治理想与政治现实之间都存在差距，但美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其自由、民主和平等的价值信仰之广、之深”。

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一直是美国政治的中心话题，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现象。这条鸿沟的重大意义源自美国政治理想的三个特征。第一是理想的广泛认同。同大部分欧洲社会相比，美国社会一直存在关于基本政治价值和信念的广泛共识。历史上，这些构成了所谓“美利坚信条”（ American Creed）的价值和信念是美利坚国家认同的独特源泉。第二是理想的本质内容。相比于其他大多数社会，美利坚信条的价值体系包括自由、民主、平等和个人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根本上反政府、反权威特点。其他意识形态能够赋予既有权威和制度合法性，美利坚信条却使一切等级制、强制性、权威主义的组织失去合法性——即便是美国特色的政治机构也不例外。第三是理想的信仰强度。美国人对基本理想的信仰强度随时间和群体的不同而不同，历史上的美国社会在信仰狂热和信仰消极两极之间来回摆动。……也许同大多数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不平等更为有限，而政治自由则更为广泛。但是美国社会是如此深刻、广泛地信仰平等和自由，反对等级和权威，以至于其规范秩序和既存秩序间的矛盾比其他国家大得多。传统的印度显然比现代的美国更加不平等，但显然现代的美国也比传统的印度更加不和谐。一个社会政治系统和谐的程度，既取决于其制度结构，也取决于其价值信仰。任何社会都必定存在最低限度的不平等和等级安排。在许多社会（尤其是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不平等、等级制和权威的看法至少与事实上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同样重要。由于对自由、平等、民主等政治价值的一致认可和信仰，美利坚合众国成了最不和谐的现代政体的典型。 ……批评者会说美国是个谎言，因为它的理想与现实离得太远。他们错了。美国不是谎言，而是失望。但它之所以是失望，正因为它也是希望。

　　但是，即便是“自由”、“平等”、“民主”这些词汇，也不是像它们字面上看起来如此美好。如果每个人都享有无限自由，实质上人与人之间很容易产生自由边界的碰撞，由此导致的摩擦、冲突也会更多些；如果任何决策都要通过民主方式产生，那么愚蠢的部分人很容易导致决策扭曲，民主的方式也进一步降低决策效率。如果不切实际地认为自己的政治信仰具有普世性，就会想要将自身的价值理念强加于别人之上。

大体上讲，美国人在历史上一直相信其价值具有普世性。美国人在“二战”结束之际迫使德国和日本实现了自由，但他们从未停下来思考过自由民主是否真的是这两国人民想要的。美国价值放之四海而皆准是他们思维中暗含的假设，如果不能让德国和日本按照这套价值观重建政治制度，那美国就至少在道德上是不负责任的。美国思想传统强调美国的救世主角色，导致美国人试图将其价值与制度强加给其他社会对于美国价值普世性的信念显然反映并且助长了这种虚伪的思想。

　　要想真正显示一种政治制度的优越性，首先要具备制度自信，其次要做出成效来，让大家都能够看到。如果中国在世界舞台上以强大、自信、卓越的形象示人，其他国家对此印象深刻，说不定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来模仿中国的政治制度。

反过来，美国自由状况对别国的影响，并不取决于美国自由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外国人看来是微不足道的），而是取决于美国在目标国家的权力以及干涉的直接程度。拥有权力的榜样才会产生榜样效应。如果美国在世界舞台上以强大、自信、卓越的形象示人，其他国家将对此印象深刻，相信自由是力量之源，从而模仿美国的自由。1946年，土耳其未来的总理阿德南·门德列斯（Adnan Menderes）在解释土耳其为何转向民主时，对以上内容做了颇有说服力的阐述：“二战期间土耳其遭遇的困难，揭示了一党执政体系下国家结构的弱点。一党制国家在战争中纷纷失败，因此人们对一党制奇迹不再抱有幻想。在战血与火的动荡中，一党制思想被摧毁了。没有国家能够远离重大国际事件和当前主导意识形态潮流的影响。我们的国家也同样如此。”

　　【其他摘抄】社会主义运动未能对大众形成吸引力，这或许是自由民主价值在美国占据优势地位的最有力证据。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许多社会科学家已经仔细研究过“为何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这一问题已经被许多社会科学家详细地研究过，他们给出的原因各有侧重。缺少封建主义历史使得自由主义的中产阶级价值观能不受阻碍地传播，这反过来又阻止了社会主义获得强大号召力—事实上，“没有封建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历史上，强政府的出现是通常为了摧毁传统社会或者打击外部敌人。……改革的历史总是相同的，它是思想和事实的比较。……这种群体倾向的模式成为政治系统稳定的基础。最虔诚地信仰政治系统价值观的人不太容易发现价值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差距，发现差距的人则不太可能有足够的道德热情去做些什么。中上阶层的自欺欺人与工薪阶层、底层的犬儒主义结合起来，使现状永久化。

　　《美国政治》读后感(四)：亨廷顿《美国政治：失衡的承诺》读书笔记

　　在1981年出版的《美国政治：失衡的承诺》一书中，亨廷顿处理的是信念政治问题。朱文莉教授在中译本序言中指出，“它所书写的1960年代正是现代美国与后现代美国的分水岭。在此之前的美国是WASP文化居核心地位的清教伦理之国，在此之后则是多元文化主义占据主流；在此之前，美国政府和政治家总体而言能够得到社会大众的尊重和信任，在此之后则受到严厉批评和严格监督，从总统到国会各种政治机构的信誉一落千丈；在此之前，美国外交相对超脱于国内政治的纷扰，对外战争一度在爱国旗帜下得到不暇思索的普遍支持，在此之后外交领域再无特殊待遇，反战反干预的声音此起彼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经历了1965年--1975年反战（反对越南战争）和反文化（挑战WASP文化传统）两大运动的洗礼，美国才一变而成我们现在习见习闻的样子。美国进步左翼和保守右翼的分野也是从那个时代延续至今，当前大部分政治、法律、社会、文化争议课题追根溯源也是产生于那个年代。亨廷顿此书恰是对这个动荡年代的总结和剖析。”

　　1. 由结构范式到政治信念

　　在《美国政治：激荡与理想与现实之间》（或直译为《失衡的承诺》）亨廷顿对既有的三种美国政治解释理论之得失作出检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其理论。首先是进步主义。这一范式强调经济利益的重要性，认为美国历史可以被理解为少数富人和多数穷人/精英与平民的持续冲突，如米尔斯。这一理论准确指出了美国社会在财富和收入分配方面存在严重不公，但贫富差距并非是美国社会政治分裂的首要原因，历史上很少以贫富作为分裂的两极，罗斯福新政属于例外。

　　其次是共识理论。该范式重视中产阶级的压倒性优势地位，否认两个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构成美国历史的关键，而把美国政治上的冲突视为基本共识框架下有关狭隘的经济与个性问题的争论，以托克维尔为代表。这一理论正确地承认了欧洲式的，以阶级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在美国并不存在，存在的是洛克式的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政治价值的广泛认同，但没有对美国广泛存在的社会政治冲突与暴力给出有效解释。

　　最后是多元主义，恐认为美国政治的核心特征是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竞争，其过程理论将政治视为许多小规模利益团体间的斗争，组织结构理论则强调规模较大、组织良好的团体在塑造公共政策中的决定性作用，以麦迪逊为代表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的经典阐述为代表。这一理论清楚地描述了美国政治在较长时期中的运作方式，但没有针对时常裹挟美国政治生活的激情、动荡和道德热情给出足够的解释。

　　在亨廷顿看来，这三个范式都试图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解释政治行动，认为美国社会的本质对美国政治具有决定性影响，而忽视了政治理念、理想主义、道德动机和信条激情在美国政治中扮演的角色，而这些政治理想是美国国家认同的中心，在塑造美国政治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亨廷顿把理想与现实，或者说承诺与实际之间的鸿沟看作美国政治的中心话题，该鸿沟使美国社会产生了内在的、时隐时现的不和谐。

　　2. 美国信念与国家认同

　　在亨廷顿看来，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来，在美国一直存在特定的、可以被称为“美国信条”的政治价值和理念——自由、平等、个人主义、民主，以及基于宪法的法治，他们来源于英美革命经验、新教教义（为美国政治理想注入道德主义、千禧年主义和个人主义因素）、洛克式自由主义和启蒙主义思想（自然权利、自由、社会契约、有限政府、社会—政府二元分立）——且这些信条得到美国社会大部分人的支持。随着时代的变迁，尽管其内容有所改变，但核心部分却几乎没有变化，而是在持续的应用中得到了重新肯定。亨廷顿认为，美国信条在美国国家认同中扮演了中心角色，其政治理念一直是民族认同的基础。

　　但是价值共识并不意味着政治稳定，而取决于这些价值的性质以及它们于政治制度、社会实践的关系。对于美国信条而言，它既是民族认同的源泉，又是政治动荡的来源。亨廷顿指出，理想与现实的鸿沟与美国政治理想的三个特征有关：其一，理想的广泛认同，关于基本政治价值和信念的广泛共识构成“美国信条”，这是美国认同的独特源泉。其二，理想主义的本质内容，亦即美国信条的价值体系里所包括的自由、民主、平等和个人主义亦即由此产生的根本上反政府、反权威特点，使得一切等级制、强制性、权威主义的组织失去合法性，包括美国政府。其三，理想的信仰强度，美国人对基本理想的信仰强度随时间和群体的不同而不同，历史上的美国社会在信仰狂热和信仰消极两极之间来回摇摆。【6-8】对于政治稳定而言，被普遍接受的美国信条之诸价值有着共同的宗旨，即反权力的道德观，而这却构成对权威持久而独特的挑战。这就构成一个悖论：“只有信仰美利坚信条的人才是美国人，而信仰信条的美国人就必定要反对自我。”【110】[1]

　　政治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导致了认知失调问题的出现，而美国社会有着四种反应模式——道德改革（消灭鸿沟）、犬儒主义（容忍鸿沟）、冷漠自满（忽视鸿沟）、自欺欺人（否认鸿沟）。[2]作为一个整体，美国社会既可能采取某一种反应模式，也可能采用若干不同反应模式的混合。后三种回应也都不会影响理想/制度间的鸿沟的持久存在，

　　而道德主义则试图通过让现实符合美国信条来消灭鸿沟，在制度与行为方面对政治系统的运行产生了直接影响，是改变制度和实践的重要尝试，由此出现了两种主要的政治变革——改革（让政治制度与实践更加符合自由民主价值与原则的有意识尝试）和重组（社会力量与政治制度间关系模式的重大变化，它不是有意识建构的产物，而是社会力量兴衰变迁、特定政治制度结构和构成改变的结果）——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为美国所特有，并非意识形态分裂社会的特征。【183】因为与欧洲新兴社会力量提出代表自身利益的新型意识形态，依靠特定政治机构夺取权力或实现实质性权力分享的变革不同[3]，美国的新兴社会力量并不提出新的意识形态，而是重申旧的理想和原则，并在既存体制内展开行动以实现自身利益，由此展开的斗争通常导致重组。换言之，意识形态一元和政治制度多元[4]在美国的结合导致的政治变革过程，与欧洲那种既有意识形态冲突和改变，又有政治机构的更替和变迁的变革有别。亨廷顿指出，美国历史上，有四个引人注目的信条激情时期：革命时期、杰克逊时期、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进步时代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民权运动时期。[5]

　　3. 美国理想与制度的活力

　　但理想与制度间的鸿沟在未来将向何处去呢？未来是否会出现发展需求与意识形态规范间的冲突呢？亨廷顿着重讨论了两种情形，一种是代际差异与社会整合，另一种是外交关系和国际安全上。就前一种情况而言，有四种因素可能改变美国的价值：第一是盎格鲁—新教文化这一核心文化遭致挑战，宗教热情褪去之后，美国是否可能维持对传统价值的信仰，一个失去了新教核心的美国还会是美国吗。第二是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的变革可能导致新的政治价值兴起，取代在中产阶级社会和工业化上升时期占主导的传统自由主义，如后物质主义或社群主义。后工业社会比过去的美国拥有更高的教育和政治参与水平，美国的政治制度也比以往更加官僚化、等级化，在此情况下，意识形态与制度间的冲突将会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第三是主要是拉美裔的第三波移民潮，把显著不同于洛克式自由主义的政治与社会价值观引入美国社会，这冲击了自由主义的共识。第四是美国信念的影响可能降低，论历史、传统、习俗、文化和共同经验等可以被用于定义国家认同，国家认同的抽象的观念基础可能被削弱，美国不再是拥有教会灵魂的国家，而会变成拥有民族灵魂的国家。在亨氏看来，这些因素导致美国政治价值的改变，从而缩小理想与制度之间差距的可能性不高，因为美国理想内容上的模糊性和抽象性使之能够相对容易地适应一代又一代人的需要。就后一种情况而言，由于美国在20世纪中期以后开始卷入世界事务，外交制度与过程同意识形态理想与价值之间的关系问题尤为严峻。这与美国信念的意识形态早于民族国家和政治系统形成之前就已经出现，以及外交、军事、情报、警察等具有强制功能的机构与美国信念的自由民主理念发生激烈冲突等因素有关；此外，是否把在世界上促进美国价值的实现作为外交政策的目标也存有诸多争议，这些使得制度与价值间的不相容相当尖锐。

　　为此，亨廷顿希望维护美国的理想与制度，强调自由理想与制度现实的张力是美国的特征，它定义了美国政治的痛处与承诺，其存续意味着对认知失调的承受，意味着继续通过道德主义、犬儒主义、冷漠自满和自欺欺人这四种回应模式的某种组合加以应对使之更加平衡稳定。在其书的结尾部分，他对美国人发出呼吁，呼吁为化解未来对美国的威胁，每个人需要做到：其一，继续信仰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理想，同时承认现有的制度与行为同这些理想存在一定的差距；其二，为理想/制度间的鸿沟感到内疚，但也能认识到美国的政治制度比世界上任何过去和现在的人类社会都更加自由民主，并因此感到宽慰；其三，试图缩小制度与理想之间的差距，但是接受人类本性不完美的事实，这意味着鸿沟将永远无法被消灭；其四，相信美国理想的普世性，同是明白这些理想对其他社会的适用性是有限的；其五，赞成美国维持必要的权力，以保护、促进世界范围内的自由理想及其制度，但也承认权力可能给国内的自由与制度造成威胁。【415】

　　[1] 这里，亨廷顿提出一个有趣的观点，即美国同时存在的反权力的道德和权力分配不平等的事实，导致了“权力悖论”出现，即“没有引起注意的权力才是有效的权力，被观察到的权力则是被贬损的权力”。【126】鉴于权力的可见性就是权力的最大弱点，故而掌握权力的头等大事就是遮掩权力，以使其有效发挥效力，这就需要秘密和欺骗。民主的要求既在事实上增进了民主，也催生了更多虚伪的制度与实践，使政府想办法让自己看起来比实际上更民主。【135】[2] 亨廷顿对四种回应模式的解释如下：1. 道德主义。如果美国人坚定地相信政治理想，并清楚地感受到理想/制度间的鸿沟的存在，他们就会尝试通过改革，从道德上消灭鸿沟，使实践与制度符合原则与信仰的要求。2. 犬儒主义。如果对政治理想的信仰不够强烈，但是对理想/制度间的鸿沟的认知很清晰，美国人将诉诸犬儒主义的态度，在冷嘲热讽的同时容忍鸿沟的存在。3. 冷漠自满。如果信仰不是那么坚定，对红狗的认知也不甚清晰，美国人会自我感觉良好，企图对问题视而不见，从而忽略鸿沟的存在。4. 自欺欺人。如果美国人强烈地信仰政治理想，又拒绝承认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差距，他们的选择不是改变现实，而是用爱国主义的虚伪极力改变自己对现实的认知。亨廷顿承认自己设定的这些标签都带有消极含义，他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每种反应模式都不尽如人意，都无法被一大群人长时间地坚持下去。【111】也没有任何一种方式提供了长期解决认知失调问题的办法。[3] 如中产阶级地位的上升在欧洲导致了一系列后果：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的崛起；自由主义政党的发展；支持中产阶级利益的特定政治机构权力的增长（下议院）；支持贵族利益的政党和政治机构（君主制、上议院）权力的衰落。[4] 制度多元是指制宪者们建立了一套既对社会负责，又独立于社会的、自治的政府体系。各政府机构并不必然地同特定社会力量建立排他性联系，也不必然同任何社会力量的联合建立永久性联系。在社会与政府的关系中存在着多元主义和可变性因素，二者在确保政府稳定的同时，还为社会力量提供通向政府的渠道。美国的政治制度能够适应支持者的改变，体现新兴及衰落社会力量在权力和影响方面的变化。这就与欧洲、拉丁美洲及其他地方，政府机构与政党通常紧密地、排他地依附于特定的社会力量；这些社会力量衰退时，就会带着“自己的”政治制度一同退出舞台有别。【200】政治制度有能力适应社会力量在利益和影响力方面的变化，政府机构与社会力量之间建立起灵活、可变的关系，使备受重视的权力制衡得以长存，确保了制度的高度连续性。[5] 这四个信条时期具有十四点共同特点，分别是：1. 不满情绪普遍存在，权威、等级、专门性和专业性受到广泛的质疑和否定。2. 政治理念被严肃地对待，在当时的社会争论中发挥重要作用。3. 传统美国价值——自由、个人主义、平等、民治政府、政府公开——在公共讨论中共得到重视。4. 对理想/制度间的鸿沟的普遍愤怒感。5. 不安、狂热、骚乱和动荡是政治生活的主要特征，其程度远远超出利益团体冲突的一般水平。6. 强烈敌视权力（反对权力的道德），政治的中心议题是“自由对抗权力”。7. 政治生活的核心特征就是对理想/制度间的鸿沟进行的曝光和揭露。8. 致力于特定改革或“事业”（妇女、少数族裔、司法公正、禁酒、和平）的运动十分活跃。9. 新媒体形式的出现极大地增强了媒体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力。10. 政治参与扩大化，通常采取新行使、新渠道表达诉求。11. 主要的政治分歧跨越了原有的经济阶级分界，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在一定程度上联合起来促进变革。12. 为了限制权力并按照美国理想重塑体制，人们尝试对政治机构进行重大改革，其中有些成功了，有些则仍在继续。13. 社会力量和政治制度的关系在根本上重组，其中通常包括但不限于政党体系。14. 流行的思潮以传统理想之名推进改革，它既是向前看的，也是向后看的；既是进步的，也是保守的。参见[美]亨廷顿：《美国政治：激荡于理想与现实之间》，先萌奇、景伟明译，新华出版社2019年版，第146-148页。其独特性在于，（1）周期性，伴随着大约每60年一次的信条激情密集出现；（2）不涉及意识形态的变化，而是重申传统的美国自由主义价值和信念，使其重获生机；（3）激情时期改革的最高目标，是让美国政治的制度与实践符合自由主义价值的要求。这种形式的变革只会发生在自由民主价值共识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社会，而不会出现在意识形态多元主义传统的国家（如西欧社会）。【216】

　　《美国政治》读后感(五)：亨廷顿《美国政治：失衡的承诺》读书笔记

　　在1981年出版的《美国政治：失衡的承诺》一书中，亨廷顿处理的是信念政治问题。朱文莉教授在中译本序言中指出，“它所书写的1960年代正是现代美国与后现代美国的分水岭。在此之前的美国是WASP文化居核心地位的清教伦理之国，在此之后则是多元文化主义占据主流；在此之前，美国政府和政治家总体而言能够得到社会大众的尊重和信任，在此之后则受到严厉批评和严格监督，从总统到国会各种政治机构的信誉一落千丈；在此之前，美国外交相对超脱于国内政治的纷扰，对外战争一度在爱国旗帜下得到不暇思索的普遍支持，在此之后外交领域再无特殊待遇，反战反干预的声音此起彼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经历了1965年--1975年反战（反对越南战争）和反文化（挑战WASP文化传统）两大运动的洗礼，美国才一变而成我们现在习见习闻的样子。美国进步左翼和保守右翼的分野也是从那个时代延续至今，当前大部分政治、法律、社会、文化争议课题追根溯源也是产生于那个年代。亨廷顿此书恰是对这个动荡年代的总结和剖析。”

　　1. 由结构范式到政治信念

　　在《美国政治：激荡与理想与现实之间》（或直译为《失衡的承诺》）亨廷顿对既有的三种美国政治解释理论之得失作出检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其理论。首先是进步主义。这一范式强调经济利益的重要性，认为美国历史可以被理解为少数富人和多数穷人/精英与平民的持续冲突，如米尔斯。这一理论准确指出了美国社会在财富和收入分配方面存在严重不公，但贫富差距并非是美国社会政治分裂的首要原因，历史上很少以贫富作为分裂的两极，罗斯福新政属于例外。

　　其次是共识理论。该范式重视中产阶级的压倒性优势地位，否认两个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构成美国历史的关键，而把美国政治上的冲突视为基本共识框架下有关狭隘的经济与个性问题的争论，以托克维尔为代表。这一理论正确地承认了欧洲式的，以阶级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在美国并不存在，存在的是洛克式的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政治价值的广泛认同，但没有对美国广泛存在的社会政治冲突与暴力给出有效解释。

　　最后是多元主义，恐认为美国政治的核心特征是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竞争，其过程理论将政治视为许多小规模利益团体间的斗争，组织结构理论则强调规模较大、组织良好的团体在塑造公共政策中的决定性作用，以麦迪逊为代表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的经典阐述为代表。这一理论清楚地描述了美国政治在较长时期中的运作方式，但没有针对时常裹挟美国政治生活的激情、动荡和道德热情给出足够的解释。

　　在亨廷顿看来，这三个范式都试图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解释政治行动，认为美国社会的本质对美国政治具有决定性影响，而忽视了政治理念、理想主义、道德动机和信条激情在美国政治中扮演的角色，而这些政治理想是美国国家认同的中心，在塑造美国政治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亨廷顿把理想与现实，或者说承诺与实际之间的鸿沟看作美国政治的中心话题，该鸿沟使美国社会产生了内在的、时隐时现的不和谐。

　　2. 美国信念与国家认同

　　在亨廷顿看来，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来，在美国一直存在特定的、可以被称为“美国信条”的政治价值和理念——自由、平等、个人主义、民主，以及基于宪法的法治，他们来源于英美革命经验、新教教义（为美国政治理想注入道德主义、千禧年主义和个人主义因素）、洛克式自由主义和启蒙主义思想（自然权利、自由、社会契约、有限政府、社会—政府二元分立）——且这些信条得到美国社会大部分人的支持。随着时代的变迁，尽管其内容有所改变，但核心部分却几乎没有变化，而是在持续的应用中得到了重新肯定。亨廷顿认为，美国信条在美国国家认同中扮演了中心角色，其政治理念一直是民族认同的基础。

　　但是价值共识并不意味着政治稳定，而取决于这些价值的性质以及它们于政治制度、社会实践的关系。对于美国信条而言，它既是民族认同的源泉，又是政治动荡的来源。亨廷顿指出，理想与现实的鸿沟与美国政治理想的三个特征有关：其一，理想的广泛认同，关于基本政治价值和信念的广泛共识构成“美国信条”，这是美国认同的独特源泉。其二，理想主义的本质内容，亦即美国信条的价值体系里所包括的自由、民主、平等和个人主义亦即由此产生的根本上反政府、反权威特点，使得一切等级制、强制性、权威主义的组织失去合法性，包括美国政府。其三，理想的信仰强度，美国人对基本理想的信仰强度随时间和群体的不同而不同，历史上的美国社会在信仰狂热和信仰消极两极之间来回摇摆。【6-8】对于政治稳定而言，被普遍接受的美国信条之诸价值有着共同的宗旨，即反权力的道德观，而这却构成对权威持久而独特的挑战。这就构成一个悖论：“只有信仰美利坚信条的人才是美国人，而信仰信条的美国人就必定要反对自我。”【110】[1]

　　政治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导致了认知失调问题的出现，而美国社会有着四种反应模式——道德改革（消灭鸿沟）、犬儒主义（容忍鸿沟）、冷漠自满（忽视鸿沟）、自欺欺人（否认鸿沟）。[2]作为一个整体，美国社会既可能采取某一种反应模式，也可能采用若干不同反应模式的混合。后三种回应也都不会影响理想/制度间的鸿沟的持久存在，

　　而道德主义则试图通过让现实符合美国信条来消灭鸿沟，在制度与行为方面对政治系统的运行产生了直接影响，是改变制度和实践的重要尝试，由此出现了两种主要的政治变革——改革（让政治制度与实践更加符合自由民主价值与原则的有意识尝试）和重组（社会力量与政治制度间关系模式的重大变化，它不是有意识建构的产物，而是社会力量兴衰变迁、特定政治制度结构和构成改变的结果）——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为美国所特有，并非意识形态分裂社会的特征。【183】因为与欧洲新兴社会力量提出代表自身利益的新型意识形态，依靠特定政治机构夺取权力或实现实质性权力分享的变革不同[3]，美国的新兴社会力量并不提出新的意识形态，而是重申旧的理想和原则，并在既存体制内展开行动以实现自身利益，由此展开的斗争通常导致重组。换言之，意识形态一元和政治制度多元[4]在美国的结合导致的政治变革过程，与欧洲那种既有意识形态冲突和改变，又有政治机构的更替和变迁的变革有别。亨廷顿指出，美国历史上，有四个引人注目的信条激情时期：革命时期、杰克逊时期、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进步时代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民权运动时期。[5]

　　3. 美国理想与制度的活力

　　但理想与制度间的鸿沟在未来将向何处去呢？未来是否会出现发展需求与意识形态规范间的冲突呢？亨廷顿着重讨论了两种情形，一种是代际差异与社会整合，另一种是外交关系和国际安全上。就前一种情况而言，有四种因素可能改变美国的价值：第一是盎格鲁—新教文化这一核心文化遭致挑战，宗教热情褪去之后，美国是否可能维持对传统价值的信仰，一个失去了新教核心的美国还会是美国吗。第二是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的变革可能导致新的政治价值兴起，取代在中产阶级社会和工业化上升时期占主导的传统自由主义，如后物质主义或社群主义。后工业社会比过去的美国拥有更高的教育和政治参与水平，美国的政治制度也比以往更加官僚化、等级化，在此情况下，意识形态与制度间的冲突将会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第三是主要是拉美裔的第三波移民潮，把显著不同于洛克式自由主义的政治与社会价值观引入美国社会，这冲击了自由主义的共识。第四是美国信念的影响可能降低，论历史、传统、习俗、文化和共同经验等可以被用于定义国家认同，国家认同的抽象的观念基础可能被削弱，美国不再是拥有教会灵魂的国家，而会变成拥有民族灵魂的国家。在亨氏看来，这些因素导致美国政治价值的改变，从而缩小理想与制度之间差距的可能性不高，因为美国理想内容上的模糊性和抽象性使之能够相对容易地适应一代又一代人的需要。就后一种情况而言，由于美国在20世纪中期以后开始卷入世界事务，外交制度与过程同意识形态理想与价值之间的关系问题尤为严峻。这与美国信念的意识形态早于民族国家和政治系统形成之前就已经出现，以及外交、军事、情报、警察等具有强制功能的机构与美国信念的自由民主理念发生激烈冲突等因素有关；此外，是否把在世界上促进美国价值的实现作为外交政策的目标也存有诸多争议，这些使得制度与价值间的不相容相当尖锐。

　　为此，亨廷顿希望维护美国的理想与制度，强调自由理想与制度现实的张力是美国的特征，它定义了美国政治的痛处与承诺，其存续意味着对认知失调的承受，意味着继续通过道德主义、犬儒主义、冷漠自满和自欺欺人这四种回应模式的某种组合加以应对使之更加平衡稳定。在其书的结尾部分，他对美国人发出呼吁，呼吁为化解未来对美国的威胁，每个人需要做到：其一，继续信仰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理想，同时承认现有的制度与行为同这些理想存在一定的差距；其二，为理想/制度间的鸿沟感到内疚，但也能认识到美国的政治制度比世界上任何过去和现在的人类社会都更加自由民主，并因此感到宽慰；其三，试图缩小制度与理想之间的差距，但是接受人类本性不完美的事实，这意味着鸿沟将永远无法被消灭；其四，相信美国理想的普世性，同是明白这些理想对其他社会的适用性是有限的；其五，赞成美国维持必要的权力，以保护、促进世界范围内的自由理想及其制度，但也承认权力可能给国内的自由与制度造成威胁。【415】

　　[1] 这里，亨廷顿提出一个有趣的观点，即美国同时存在的反权力的道德和权力分配不平等的事实，导致了“权力悖论”出现，即“没有引起注意的权力才是有效的权力，被观察到的权力则是被贬损的权力”。【126】鉴于权力的可见性就是权力的最大弱点，故而掌握权力的头等大事就是遮掩权力，以使其有效发挥效力，这就需要秘密和欺骗。民主的要求既在事实上增进了民主，也催生了更多虚伪的制度与实践，使政府想办法让自己看起来比实际上更民主。【135】

　　[2] 亨廷顿对四种回应模式的解释如下：

　　1. 道德主义。如果美国人坚定地相信政治理想，并清楚地感受到理想/制度间的鸿沟的存在，他们就会尝试通过改革，从道德上消灭鸿沟，使实践与制度符合原则与信仰的要求。

　　2. 犬儒主义。如果对政治理想的信仰不够强烈，但是对理想/制度间的鸿沟的认知很清晰，美国人将诉诸犬儒主义的态度，在冷嘲热讽的同时容忍鸿沟的存在。

　　3. 冷漠自满。如果信仰不是那么坚定，对红狗的认知也不甚清晰，美国人会自我感觉良好，企图对问题视而不见，从而忽略鸿沟的存在。

　　4. 自欺欺人。如果美国人强烈地信仰政治理想，又拒绝承认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差距，他们的选择不是改变现实，而是用爱国主义的虚伪极力改变自己对现实的认知。

　　亨廷顿承认自己设定的这些标签都带有消极含义，他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每种反应模式都不尽如人意，都无法被一大群人长时间地坚持下去。【111】也没有任何一种方式提供了长期解决认知失调问题的办法。

　　[3] 如中产阶级地位的上升在欧洲导致了一系列后果：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的崛起；自由主义政党的发展；支持中产阶级利益的特定政治机构权力的增长（下议院）；支持贵族利益的政党和政治机构（君主制、上议院）权力的衰落。

　　[4] 制度多元是指制宪者们建立了一套既对社会负责，又独立于社会的、自治的政府体系。各政府机构并不必然地同特定社会力量建立排他性联系，也不必然同任何社会力量的联合建立永久性联系。在社会与政府的关系中存在着多元主义和可变性因素，二者在确保政府稳定的同时，还为社会力量提供通向政府的渠道。美国的政治制度能够适应支持者的改变，体现新兴及衰落社会力量在权力和影响方面的变化。这就与欧洲、拉丁美洲及其他地方，政府机构与政党通常紧密地、排他地依附于特定的社会力量；这些社会力量衰退时，就会带着“自己的”政治制度一同退出舞台有别。【200】政治制度有能力适应社会力量在利益和影响力方面的变化，政府机构与社会力量之间建立起灵活、可变的关系，使备受重视的权力制衡得以长存，确保了制度的高度连续性。

　　[5] 这四个信条时期具有十四点共同特点，分别是：1. 不满情绪普遍存在，权威、等级、专门性和专业性受到广泛的质疑和否定。2. 政治理念被严肃地对待，在当时的社会争论中发挥重要作用。3. 传统美国价值——自由、个人主义、平等、民治政府、政府公开——在公共讨论中共得到重视。4. 对理想/制度间的鸿沟的普遍愤怒感。5. 不安、狂热、骚乱和动荡是政治生活的主要特征，其程度远远超出利益团体冲突的一般水平。6. 强烈敌视权力（反对权力的道德），政治的中心议题是“自由对抗权力”。7. 政治生活的核心特征就是对理想/制度间的鸿沟进行的曝光和揭露。8. 致力于特定改革或“事业”（妇女、少数族裔、司法公正、禁酒、和平）的运动十分活跃。9. 新媒体形式的出现极大地增强了媒体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力。10. 政治参与扩大化，通常采取新行使、新渠道表达诉求。11. 主要的政治分歧跨越了原有的经济阶级分界，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在一定程度上联合起来促进变革。12. 为了限制权力并按照美国理想重塑体制，人们尝试对政治机构进行重大改革，其中有些成功了，有些则仍在继续。13. 社会力量和政治制度的关系在根本上重组，其中通常包括但不限于政党体系。14. 流行的思潮以传统理想之名推进改革，它既是向前看的，也是向后看的；既是进步的，也是保守的。参见[美]亨廷顿：《美国政治：激荡于理想与现实之间》，先萌奇、景伟明译，新华出版社2019年版，第146-148页。其独特性在于，（1）周期性，伴随着大约每60年一次的信条激情密集出现；（2）不涉及意识形态的变化，而是重申传统的美国自由主义价值和信念，使其重获生机；（3）激情时期改革的最高目标，是让美国政治的制度与实践符合自由主义价值的要求。这种形式的变革只会发生在自由民主价值共识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社会，而不会出现在意识形态多元主义传统的国家（如西欧社会）。【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