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维尔斯坦》是一本由[美] 索尔·贝娄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元，页数：22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拉维尔斯坦》精选点评：

　　●1.为父之道是一种信仰行为，而为母之道却是必然的天性，这一点连动物都知道。 2.物理学、化学等领域的科学家，善良的人是极少的。

　　●太太喜欢这一本了，有时间补个评论

　　●老知识分子贫起来真绕，不太能理解为什么能上畅销榜。

　　●#2019019#

　　●实在读不下去

　　●大爱拉维尔斯坦

　　●这其实才是真正的私小说——甚至已经不像小说，小说应具备的各种要素都被摒弃，只剩下一长段一长段的故友对谈与低声自语。这是贝娄此生最后的思索，思索友人也思索自己。脱离那些学界八卦和文坛轶事，贝娄塑造的Ravelstein是一个立体形象：行善有德、渊博幽默的人，粗鲁刻薄、奢靡庸俗的人；热情洋溢的教师，妙语连珠的朋友，千夫所指的靶子，众口称颂的精英；终身站在半明半暗处的“少数”；不甘心对衰老和疾病低头的垂死者。 贝娄在这里讨论了不少问题，例如政治、文学与婚姻，但最想讨论的大概是死亡。他看着Ravelstein（书外的和书里的）一步步走向死荫之幽谷，而他自己，也已能望见那片片暗影。如果说之前是“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到了最后的岁月里，终于可以慢慢想：在20世纪，身为犹太人，到底意味着什么。

　　●爱情，友情，死亡

　　●ECNULIB#063很难超越啦！无论是Bellow机智诙谐的文字，还是对于友情、爱情、生死的思考，再到对于知识分子形象和当代世界的构建，都已经接近极致。这当然是综合其他作品说的。(可惜这版有不少错别字啊。)

　　●作为贝娄在84岁时写成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这本书已经足够了不起。虽然说贝娄的作品主题终究还是离不开高级知识分子和犹太人，但其中对于人生，对于死亡的探讨，属于全人类。

　　《拉维尔斯坦》读后感(一)：对死亡的交代

　　《拉维尔斯坦》通过记录拉维尔斯坦这位频临死亡的哲学教授的最后岁月，梳理了人物的鲜明个性和思想特征。索尔贝娄深入生活的实质，他善于把学术思想委婉植入人物谈话和流水账般的叙述中，时而无收揽的铺排，时而严谨论调，机灵调侃，插诨打科，零碎又自成体系。如果细致梳理美国作家这个群体，贝娄近似独树一帜，他总在故事里穿插自己的哲学思考，他站在睿智的顶端，俯瞰大众，甚至“戏弄”读者。贝娄喜欢掉书袋却不让人反感，不像其他作家在小说里掺杂思想的时候总是干巴巴的，倒人胃口。小说《拉维尔斯坦》近似半自传的性质，通过塑造拉维尔斯坦对死亡的坦然和对学术的坚定，一个倔强的老学者形象跃然纸上，而当叙述人齐克遭遇自己的死亡体验时，开启了更深刻的体验，整个过程中，他们展开关于爱情、性、死亡等复杂人性的探讨，还有围绕犹太人身份所产生的纷争。如此，我们读贝娄，就是在面对一个广袤的精神世界。

　　《拉维尔斯坦》读后感(二)：矛盾之间

　　2000年，有着85岁高龄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发表了他的第十九部作品《拉维尔斯坦》。很难想象年过古稀的老人家依然拥有着如此旺盛的创造力。对此，娄研究专家约拿森•威尔逊在《纽约时报》称：“《拉维尔斯坦》丰富、深刻和令人不安地有趣。”寥寥几字，就精确地概括出了《拉维尔斯坦》带给人的最初印象，可这么一本薄薄的书，如何就能创造出这么多元化的表征呢？

　　答案很简单——矛盾。通过对情节和人物等元素矛盾对立处理，从而形成的自我分裂，营造多元的即视效果。著名犹太作家菲利普•罗斯在评价《赫索格》时说：“赫索格是一个矛盾和自我分裂的迷宫。”这句话其实同样适合于《拉维尔斯坦》。只不过，他不再像赫索格那样整日沉思，精神几近疯狂，而是敢说敢讲、率性而为。

　　他和赫索格一样充满矛盾，但他是一个行动者，一个行动中的“赫索格”：颇具追求真理的“浮士德精神”，却又有几分梅菲斯特的恶魔品性；作为传统价值的倡导者，崇尚两性间的真正爱情，可在生活上却“恣意妄为”，甚至有自己的同性伴侣；他憎恨自己暴君式的犹太父亲，却在教学和生活中扮演着父亲角色……这个没教养的拉维尔斯坦彻底颠覆了知识分子正襟危坐的形象，让我们觉得拉维尔斯坦既缺乏传统意义上的教养，又有几分追求本真的可爱与独立思考的卓尔不群。在某种意义上，他正是席勒所说的“活在你的世纪，但不要成为它的奴隶”那种人。难怪索尔•贝娄在小说的开篇就说：“奇怪得很，那些人类的大救星居然也要供人消遣。至少在美国经常是这样的，任何想要治理这个国家的人，都必须给他的国民提供乐趣。”这种“奇怪”的思想，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看作是索尔•贝娄对传统价值的向往，强烈反对以多元为特征的文化相对主义。他认为60年代以来的美国大学文科乏善可陈，如今的大学放任自流，纪律松弛。

　　这和布鲁姆的《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布鲁姆曾将其老师列奥•施特劳斯对自马基雅维利以来的西方现代政治哲学，特别是历史主义的批判，引入对60年代以来美国道德沦丧、社会和高等教育危机的分析之中，并指出美国社会出现的诸多问题病根就出在文化相对义的兴盛。由于强调真理的相对性，主张价值、文化的多元化，人与人之间的共同追求和规范所剩无几。人与人的分离，信仰的分离，家庭的分离，于是便有了不负责任的婚姻，便有了性解放，导致人类社会规范的缺失和人类进步目标的虚幻。

　　另外，拉维尔斯坦对历史和现实中的反犹主义有清醒地认识。他意识到反犹并不是个别现象。他意识到隐藏在表现之下的反犹主义浮上每一个人的心头。他说：“犹太人曾经被提供给整个人类作为一个衡量人性邪恶的尺度……战争清楚地表明，几乎每一个人，都赞同犹太人没有权利生存。希望犹太人死亡的愿望被广泛集中的意见所确认和辩护，这种意见一致认为，他们的消失和灭绝将会使世界得到改善。”犹太教相信人有来生，死后会和死去的亲人相见。虽然拉维尔斯坦是无神论者，不相信来生，可在临终前又暗示说可能在来生与齐克再相见。

　　从这个角度来说，《拉维尔斯坦》是贝娄小说中犹太味最浓，也是对犹太文化表达最直接的一部作品。但贝娄最初其实是非常介意别人称他为犹太作家的，甚至于在作品中也甚少提及犹太教相关的道德、命运、哲学知识，而经过了漫长的岁月，他还是通过《拉斯维斯坦》表明了自身对于犹太教的一种回归。其心路历程的艰辛坎坷、跌跌撞撞，恐怕也非同一般。

　　《拉维尔斯坦》读后感(三)：拉维尔斯坦

　　尽管詹姆斯·伍德盛赞贝娄在八十五高龄还能“如此丰沛地充满着他过去瀑布般的力量”，写下《拉维尔斯坦》，在写作的韧性上直追托尔斯泰与托马斯·曼（ 自然，伍德是贝娄迷，听听这句论断就知道了——“索尔·贝娄或许是美国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这里的最伟大意味着最多产，最多变，最精确，最丰富和最奔放。在质量的稳定性上他远超福克纳。”然而我也觉得这一点很了不起，贝娄笔下的奥吉·马奇曾认定“一个人的命运就是他的性格”，贝娄漫长，诚恳而强健的文学生命也算是对他的一种“人格见证”了），但在这部最后的小说中，从《奥吉·马奇历险记》开始建立起来的所谓“贝娄风格”已经遭到了致命的削弱——说它是贝娄风格的削弱而不是像之前的种种作品一样是风格的发展或变体，是因为其内核出了问题了——《拉维尔斯坦》行文枯淡，字句间缭绕着不详的死气，甚至还能读出叙述者的倦怠，反讽的喜剧力度大不如前，而这在贝娄之前的任何作品里都是不可想象的。当亚伯·拉维尔斯坦把写作他本人传记的使命交给了叙述者齐克的时候，他深信他给出的是一个在现代社会并不多见的“严肃而重大的主题”，而在这场贝娄版的苏格拉底之死中，尽管读者仍可以期待主人公被摆在一个受到善意的嘲弄与调侃的位置，但时日无多的贝娄已经迫切地想要呈现一束绝对肯定的火焰了。结尾的慨叹“实在很难相信像拉维尔斯坦这样的人已经与世长辞了”流露的已不止是对友人的怀念，更是对他的绝对信任。《拉维尔斯坦》中的爱与友谊（齐克与罗莎曼，与拉维尔斯坦）是百分之百的拉维尔斯坦式的（其实就是艾伦·布鲁姆式的，请看他的《爱与友谊》），随手就能举两例这样神圣光辉灿烂美妙biubiubiu布拉布拉的艾伦·布鲁姆调子：

罗莎曼曾经研究过爱情——卢梭式的浪漫爱情和柏拉图式的厄洛斯，在拉维尔斯坦的指导下——然而她所知道的，无论比她的导师还是她的丈夫，都要多得多。在当代，爱情应当理所当然地——或者按照现代的见解——被看作是丢脸的感情，但是在死亡最前线的加护病房的护士们，要比那些在比较安静的走廊上工作的人，更加能够坦率地对待纯洁的感情。

　　但就算是给予拉维尔斯坦的爱与友谊以绝对的信赖，真正的贝娄调子却是掩不住的，它是欢乐而丰富的真实：

我不打算和这位代表柏拉图的思辨哲学的相扑冠军一起进场。他的劲道十足的大肚子一挺，我就会滚出光辉明亮的相扑场，又回到喧闹的黑暗中

　　而”喧闹的黑暗“和”光明的间隙“是不是同一回事呢？

你从无人知道的地方，从不存在或原始的被遗忘状态，进入一个充分发展并形成系统的真实存在。在此之前你从未见识过生活。在你等待初生时的黑暗，与其后接纳你的死亡的黑暗，这两者之间的光明的间隙中，你必须尽可能地去理解那个高度发展了的现实状态。

　　小说临末的这个譬喻令人泪下，在我心里连新约里的麦子的譬喻也并不及它：

巴克斯特医生就像上个世纪灵巧的印第安侦察兵，把耳朵贴近铁轨，就能听见机车来了。生活很快就会恢复原样，我也必会在生活的列车上占据一席之地。

　　亲爱的贝娄，那座光辉明亮的相扑场并没有赢得你的幸运。

　　《拉维尔斯坦》读后感(四)：《拉维尔斯坦》：替他人清算的账目

　　索尔•贝娄有句名言，叫“在我离开之前，清算我全部的账目”。或许对于这位出生并成长在美国文化环境（他生于加拿大，9岁时随父母在芝加哥定居）之中的犹太裔知识分子作家，在目睹了20世纪的狂热与极端之后，是十分希望不留亏欠，也不被亏欠地离开这个世界的。但索尔•贝娄最后的这本作品《拉维尔斯坦》，其实是他替自己的好友，关于人生与这个世界所做的清算。

　　这位老友显然是艾伦•布鲁姆。在很多批评者看来，索尔•贝娄将自己老友生活中一切都写进这本书里似乎是不恰当的，因为布鲁姆似乎并没有公开一切的意愿——他从未向公众出柜，死亡证明上的死因也只是胃肠出血与十二指肠溃疡，而非艾滋病。但对于索尔•贝娄而言，这部作品却非写不可——“他指定我写这个回忆录，一点不错……”。

　　这是书中老齐克在“死里逃生”后的喃喃自语，却更像是索尔•贝娄为自己的辩白。所谓的真相对于任何人而言都是沉重的，尤其是一个体面而卓越的“拉维尔斯坦或艾伦•布鲁姆”。有关真相的压力显然是来自于公众道德，这不稳定却十分笃定的标准往往是忤逆人的天性，却可以将众人置于共谋的链锁之内的。布鲁姆或拉维尔斯坦始终是个智者，但世俗眼中的智者总是道貌岸然而无所畏惧的。这就是布鲁姆和贝娄所面临的压力，也正是贝娄的勇气体现。毕竟一切都要被清算，无论是对于老齐克还是拉维尔斯坦。

　　所以贝娄期待可以清算的内容是什么呢？在《拉维尔斯坦》中，故事比较清晰——或者说有些割裂地被分成两个部分。其一是在拉维尔斯坦生前，老齐克有关他的见闻和交往记述，而后半部分则是齐克自己的一次濒死体验。而这两部分是相互交错的——在齐克的濒死体验中，他回忆起了自己和拉维尔斯坦交往的其它细节，以及自己对于他的更多感悟。而拉维尔斯坦的形象，也正是通过他支离破碎的勾勒得以呈现。

　　表面上的拉维尔斯坦在学界德高望重，而家中豪华的陈设又显示他在物质条件上的无忧。然而事实上，这位“典型精英”在生活中却是充满苦恼的。他永远心怀恐惧，因为追慕永恒和对现世享乐的追逐使他落入了自我愧疚与放纵的循环里。而这种恐惧最终落归到索尔•贝娄在晚年创作的主题——死亡之上。

　　也许越多的拥有，便意味着死亡的恐惧越清晰——而人们拥有的，往往只有可能性本身。但身为精英的拉维尔斯坦，他的远见卓识，使得生命实在有太多可能，而当这些一一破败消亡时，拉维尔斯坦的恐惧就不难被理解了。他太像一个守财奴了——尤其是在无比恐惧之时，他努力想要驾驭自己的生活，但死亡终究证明这只是徒劳。可是他不是守财奴，因为他可以以期许的方式，将自己的可能以一个先知的姿态分享给后来人。

　　“后来人”真是个美好的词，它意味着不死，意味着人渴望已久的永生。

　　所以老齐克被指派来写这部传记，同样也是“期许”的一部分。“拉维尔斯坦以他自己的方式试图保护我，不要去钻研他最赞赏的思想家的著作。”这种保护，实际上是属于知识分子的相互慰藉。因为真正的思想，从不会被写进书里。而那些被写成书的思想，恐怕除了故弄玄虚，也就只有刻苦的笨拙和无恶意的蛊惑人心了——这大概正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困境所在，也是贝娄打算清算的内容。

　　所以这本“传记”，“拉维尔斯坦”自然是艾伦•布鲁姆，但也是索尔•贝娄自己。至于老齐克，他可以是所有人，却一定是很幸运的那一个。所有的传记都在等待被书写，但那是传主与他的写作者之间的契约，与读者并无干系。

　　《拉维尔斯坦》读后感(五)：寻找自我的精神家园

　　写作是一件极费精力之事，没有哪一类艺术家像作家一样伏在书桌上度过那么绵长的日夜。一种依靠脑力与勤奋才能完成的创作，将随着年岁遭遇衰退的困境。这是为何作家的巅峰之作往往出自四五十岁壮年之际，在步入花甲之年后开始急剧衰退。这同样解释了作为作家的村上春树需要每日跑步的原因，实则是重新积蓄写作所耗费掉的经历。跑步，实则是专属于作家的一项运动。这一现象与电影的拍摄形成了对照，我们不是已经获得了太多关于耄耋老人殒命于片场的消息：埃里克•侯麦、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英格玛•伯格曼……

　　极好有作家可以在迈入耄耋之年后，依然奋斗在创作的前线，尤其对于那些现代/后现代作家而言，新颖的写法、奇巧的叙事均需要一颗强大的大脑，才能有所创新。在我的记忆里，南非已故作家纳丁•戈迪默是其中一位饱有旺盛创作力的女作家：2002年推出长篇小说《偶遇者》（79岁），2007年推出短篇小说集《贝多芬是1/16黑人》（84岁），虽然《偶遇者》差强人意，《贝多芬是1/16黑人》质量参差不齐，但若我们可以想及一位女作家在创作精力上与男作家的差别，便不可过于指责。

　　索尔•贝娄的《拉维尔斯坦》也在此列。作为这位伟大小说家的最后一部作品，《拉维尔斯坦》出版之际，索尔•贝娄已经84岁，出版第二月即登上《纽约时报书评》畅销书排行榜，可见这位国民作家的受欢迎程度。这两个例子一点也不特殊，如果我们能细想一番的话。纳丁•戈迪默与索尔•贝娄虽然创作手法与理念相异，但都属于现实主义传统延展开来的同一条路途，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式上加入现代主义的观念与手法，以表达自己对社会现实的观点。如果我们去设想纳博科夫、卡尔维诺、博尔赫斯等这些后现代小说家在84岁还能拿出什么创新之作，就能明白这些耄耋之作确实只能属于传统写作领域之中。只要想想曾经写出过《百年孤独》的马尔克斯在晚年拿出了什么作品，大概就能明白这种宿命。

　　《拉维尔斯坦》，比起索尔•贝娄之前写出的杰作（如《奥吉•马奇历险记》《雨王亨德森》《赫索格》《洪堡的礼物》）自然显得单薄，这无论是就篇幅，还是叙述力度均是如此。第一人称的小说写作需要极其高超的虚拟叙述者腔调的才能，而这正是索尔•贝娄的强项。《拉维尔斯坦》中那个名叫“奇克”的叙述者，其所发出的强调已经发生某种变质。一个真正厉害的小说家懂得通过声音坚实他的叙事，而这是我们可以对索尔•贝娄的这部遗作所能提出的一个职责，也显出创作力衰退的迹象。

　　主人公拉维尔斯坦，其原型是索尔•贝娄的至交、美国的社会学家艾伦•布鲁姆，但小说却是通过另一人物奇克叙述出来的。作为被叙述者，拉维尔斯坦处于奇克的叙述强势之下，作为小说的叙述者，奇克则被索尔•贝娄所超控始终。我们不仅需要借助奇克的叙述来认知拉维尔斯坦，同样我们也需要作为小说家的索尔•贝娄在文本中透露的信息去推断奇克的为人。这种陌生化的手法无疑增加了小说的魅力，小说变身为一部传记创作过程中煞有介事记录下的详尽素材。

　　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危机，是索尔•贝娄一贯的创作主题，《拉维尔斯坦》也不例外。作为在美国“丰裕社会”遭受排异的犹太人，拉维尔斯坦一直在寻求自我的身份定位。一方面，他不愿放弃自己的宗教传统，同时又无法抵制美国浮华的现代生活的诱惑，在这两种力量的胁迫下，导致的是拉维尔斯坦成了一个“身份”不可得之人，每日生活在惶惶不可终日之中。同时在小说中，索尔•贝娄也反思了导致纳粹暴行的根源来自于理性主义与虚无主义这一观点。这增加了小说思想的深度。

　　索尔•贝娄的拥趸、同为犹太作家的菲利普•罗斯在评论《赫索格》时，曾经说道：“赫索格是一个矛盾和自我分裂的迷宫。”这一论断不仅适用于拉维尔斯坦，同样也会是索尔•贝娄本人的写照。我们阅读索尔•贝娄，阅读的同样是我们自身，我们都是挣扎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间、寻找一个精神家园的“拉维尔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