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不同我发现，为什么很多国家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是分离的？中国：北京（政治中心）；上海（经济中心）。美国：华盛顿...
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不同
我发现，为什么很多国家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是分离的？中国：北京（政治中心）；上海（经济中心）。美国：华盛顿（政治）；纽约（经济）。印度：新德里（政治）；孟买（经济）。也许我这样说有点绝对，可能不是经济中心，但上海、纽约、孟买这些地方在各自的国家都是已经济发达著称，这其中有什么原因吗？抑或只是一种巧合？为什么古代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会南移？
文化中心的迁移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文化运
动现象。
它是在经济中心转移的牵引力和政治中
心转移的推动力共同作用下逐步迁移的。
然而，
数干年来中国和世界文化中心迁移的历史表明，
一旦世界文化中心转移到某一个国家或一个国
家的文化中心转移到某一个地区，它又会进一步
促进这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正是从
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认为，一千多年来中国文化
中心的南迁，尤其是近百年来东南沿海新月形文
化带的形成，为东南沿海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
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这是历史的必然。
如果我们
不能从理论上真正认识到这种历史的必然性，那
么，在实践中，在制订经济发展战略和推动经济
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就会瞻前顾后，踌躇不前;就
会失去机遇，遗恨千古。
一、文化中心转移的内在机制
经济中心(又称经济重心)即经济最发达的
核心地区。
经济中心的转移，是导致文化中心转
移的基本的、稳定的、也是最大的牵引力或推动
力。
当然，经济中心的转移是逐步过渡的，是在地
理环境变迁、社会政治动乱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等
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由一个地区渐次向另一
个地区迁移的。
根据作者长期研究的结果，从上古到秦汉时
代，中国的经济中心一直稳定在中原地区。
从魏
晋到南北朝时期，拉开了江南经济开发的序幕。
虽然此时中国的经济重心仍在黄河流域，但是已
经开始微微向东南倾斜。
唐代中叶的安史之乱使
黄河流域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导致全国的经济中
心基本上完全转移到了长江流域的下游地区。
自宋元以来的干余年间，由于黄河流域环境
不断恶化，长江流域条件优越，致使中国的经济
中心始终稳定在江南地区，而且从未出现过再度
回复到黄河流域的任何可能性。
这种南盛北衰的
格局起码还会维持若干个世纪或更久。
正是由于
中国经济中心转移的这种基本趋势及其所形成
的经济发展格局，吸引着中国的文化中心和政治
中心先后在北宋王朝末叶和灭亡之后相继转移
到了江南地区。
换言之，如果没有经济中心的转
移，另两类中心的转移就很难实现。
政治中心一方面随着经济中心的转移而转
移;另一方面，由于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形
势的不断转换，它有时往往脱离经济发达地区而
向斗争的第一线转移，它对文化中心转移的影响
是有条件的、不太稳定的。
当两者转移方向一致
的时候，政治中心则往往促进文化中心地区文化
的进一步发展。
从夏、商、周三代到北宋灭亡的三干多年间，
中国的政治中心始终在黄河流域，并且沿着西安
—洛阳—开封轴心缓缓自西向东迁移。
其中
历时最长者当属西安。
自秦汉到隋唐的千余年
间，长安一直是中国的政治中心。
它领导中国文
化第一次在汉代、第二次在唐代登上了世界封建
文化的高峰。
公元1127年的开封陷落和宋室南迁，标志
着中国的政治中心从黄河流域转移到了江南。
杭
州和南京曾一时成为偏安王朝的首府。
然而，由
于塞外游牧民族对农业王朝的威胁并未消除，所
以，中国的政治中心便在明朝初年北上燕赵，北
京成了最近数百年间中国的政治中心。
二、中国文化中心转移的历史轨迹
1.中原文化时代
根据我们对2500多年来中国历代人才地理
分布的空间转换过程所进行的研究结果表明①，
从夏商时代文明起源一直到北宋灭亡的300。
年
间，中原地区始终支撑着中国文化的江山。
故将
这一时期称为“中原文化时代”。
从上古到秦汉时代，由于中国的经济中心稳
定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因而这里人才辈出，
学风浓厚，齐、鲁、关、洛为学术重镇。
春秋战国时
代诸子崛起，百家争鸣，各持学说，各据地域，学
风弥漫于黄淮之间的鲁、齐、楚、魏、卫、韩、赵地
区，尤以孔子讲学的鲁国学风最浓。
东汉时代，中国的文化中心仍然在黄河中下
游地区，春秋战国时代文化发达的齐、鲁、宋、楚、
韩、卫一带，学风依然浓重。
就东汉的行政区划分
来看，也是以充州学风最盛，而充州又首推陈留
郡鼎盛。
从三国时代开始，随着中国经济重心(中心)
的微微向东南倾斜，历魏晋南北朝而至隋唐，一
直到安史之乱以后，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基本上转
移到东南地区，南方学风经历了长达六、七百年
的逐渐兴起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中国文化中心
由北向南艰难转移的过渡时期。
唐代学风的全国分布仍然表现出北盛南弱
的总态势。
在学风浓重的黄河流域，学风分布的
轮廓恰似一把以关中为柄的巨型扇子，扇叶覆盖
了今天的晋南、冀南、鲁西、苏北、皖北以及全部
河南省域。
人才最密集的地区在当时河北道南部
的赵州、冀州和流州。
与此同时，南方学风日渐兴
盛，长江三角洲和杭州湾沿岸人才尤为集中。
这
一形势的出现预示着中国文化中心的南迁已经
正式拉开了序幕。
值得注意的是，从唐代开始，福
建泉州的学风已经兴起，历宋、元、明、清而日渐
兴盛，终成我国东南沿海又一学术重镇。
北宋是我国文化中心自黄河流域彻底转向
江南的关键时期，这时的长江流域在文化实力上
与黄河流域旗鼓相当。
当然，由于传统力量的支
持，黄河流域仍然具有一定的优势。
人才和学风
密集于西安一洛阳一开封轴心线上，其中尤以作
为北宋“文化首都”的洛阳独领风骚。
在南方，北
宋时代学风最盛者为福建路，次为两浙路。
福建
学风之盛，显受朱熹影响。
他虽为安徽人，但出生
和讲学均在福建，形成所谓“闽学中心”。
2.江浙文化时代
宋室南迁标志着中国文化“江浙时代”的开
始。
在此后的七、八百年间，从长江三角洲到杭州
湾沿岸，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人才迭出，群英荟
萃，被誉为“人文渊蔽”。
从南宋到元、明，学风盛行江、浙、赣地区。
南
宋时代学风的分布，在我国南方自西而东形成所
谓五大学风盛地，即四川眉江、资江流域的蜀学、
湘江流域的湖南学、赣江流域的陆学、钱塘江流
域的浙学和闽江流域的闽学。
元朝虽然为中国历
史上第一个“牧者王朝”，并且建都于大都(北
京)，然而中国学风南盛于北的总趋势仍未改变，
其中以江、浙、赣和皖南学风尤盛。
到明代，中国
学风南盛北衰的局面已成定局，形成了以江、浙、
赣为主体的长江下游学风密集区，尤以苏州人才
密度最大。
清代学风敛聚江、浙和皖南。
江西学风到清
代明显衰减，人才密集区收敛到苏南、浙江和皖
南地区。
其中苏州人才之众，冠绝全国，次为常
州、扬州和杭州。
在浙江，浙西学派以治经学为
主，浙东则以史学见长。
皖南人才集聚于宁国、徽
州二府。
福建学风与人才分布于闽江和晋江两
岸，前者有闽县、建宁，后者有晋江、安溪等学风
盛地。
3.东南沿海新月形文化带的形成
近百余年来，由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
迅速发展和中外文化相互交流的影响，使得我国
人才一学风密集的地区逐渐由清代的江、浙、皖
南三角地带渐次顺着江、浙沿海向南发展，初步
形成了北起江苏南部、历浙江、福建而至广东的
我国东南沿海新月形文化带。
根据我们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今改称院
士，下同)籍贯统计的结果发现，在统计的242位
学部委员中，北方(吉、辽、京、津、冀、鲁、豫、陕)
为49人，占全国的20写;南方(皖、川、鄂、湘、
赣、苏、浙、沪、闽、粤、黔)多达193人，占全国的
80。
这是自宋、元、明、清以来我国南盛于北的
人才分布总格局的继续和发展。
在南方人才分布的态势方面，一个显而易见
又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学部委员的出生地集中分
布于东部沿海的江、浙、闽、粤四省，从而形成了
与弧形海岸带一致的所谓“新月形文化带”。
地处新月形文化带北端的江苏省，是人才最
密集的地区。
全省有学部委员58人，远远超过
我国北方8个省市学部委员的总数(49人)，占
全国的将近1/4(24.0写)。
仅次于江苏者为浙江，全省有学部委员40
人，占全国总数的1/6(16.5%)0
上海也是人才与学风密集的重镇，全市有学
部委员11人。
福建省共有学部委员24人，与北京、天津、
吉林、辽宁、河南和陕西等6个省市学部委员总
数相等，占全国的1/l0a
广东省有学部委员20人，占全国学部委员
总数的8.3000
三、东南沿海的机遇
1.岁月悠悠，千载难逢
中国文化中心由北方向南方的转移过程，经
历了三千多年的漫长岁月。
显而易见，从公元前
1900年夏王朝后期中国文明起源②到先秦时代，
黄河流域文明在长达3000多年的时间中都占有
绝对的优势;即使到汉唐时代，黄河流域的文化
优势仍然十分明显;北宋时代，尽管中国文化中
心南移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但中央政府仍然采
取“竭三昊以奉西北”的政策，以遏制文化中心的
转移。
只是在最近的七、八百年间，中国的文化中
心才彻底移到了南方，而东南沿海新月形文化带
的形成，如果从中国文明起源时代算起已经经过
了整整38个世纪。
岁月悠悠，机遇瞒珊，来之不
易，千载难逢，东南沿海人应当更加珍惜这一大
好时机。
2.东亚经济一文化地理的新格局
数千年来，在中国国内文化中心逐步向东部
沿海地区，特别是向东南沿海地区转移的同时，
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在向东亚和东南亚地区辐射、
传播，形成了披染中国传统文化风采的“汉文化
圈”。
到20世纪中后期，出现了东亚经济一文化
地理的新格局，它以独具东方风韵的经济文化共
同体的面貌登上了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历史舞
台。
东亚经济一文化地理的新格局以中国传统文
化核心区为依托，呈同心圆状向太平洋方向辐
射、扩散，大体上形成了四个经济一文化带。
其中
第一带为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带;
第二带为包括整个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大新月
形文化带;第三带包括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
等四个国家或地区，即通常所说的亚洲“四小
龙”;第四带即经济发达的日本。
显而易见，包括
东南沿海在内的中国大陆东部沿海新月形文化
带正处在十分有利的经济一文化地理位置上，它
不仅背依腹地辽阔的黄河一长江流域，具有丰厚
的资源储备，而且面对东亚经济率先腾飞的日本
和“四小龙”，具有引进外资和技术的捷足先登的
优势。
深而言之，由于第三带和第四带同处于“汉
文化圈”之内，因而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具有血
脉相联的文化传统，这就使得东部沿海地区比起
西方国家来更容易学习日本成功的经济，在即将
到来的21世纪，随着世界文化中心向亚洲一太
平洋地区的转移，东南沿海经济腾飞的光环已经
高悬中天。
主要参考文献:
①王会昌;《中国文化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e
②夏绷:《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
〔责任编辑廖智宏〕
〔作者简介〕王会昌，男.萦古族,1943年S月生，河南省南
阳人，理学硕士，现任华中师范大学地理来教授。
主要著作有《中
国文化地理》和《古典文明的摘篮与墓地》。
中国古代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
中国古代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地理+经济决定王朝兴衰
中国古代，有两个信息很关键，一个是税收，一个是军事。
和平时期，税收是影响社会演化的重要力量，有了税收，中央帝国才能维持统一。到了战争时期，决定社会演化的因素变成了军事，军事可以重建社会秩序和重新分配资源。说到军事，就要说到战略，战略就是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而军事战略的基础，关键要素在于地理环境。
军事战略的影响要素主要包括战略要地、经济资源和文化差异，这三方面都是依托地理体现的。正是这三种要素的作用下，古代中国的军事运动呈现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扩张。
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的是郭建龙老师，在《中央帝国军事密码》里提到的观点。
地理位置
首先要搞清楚一个问题，地理是如何影响古代中国的军事战略？
在古代，占据某个战略要地，往往会对整个战争格局形成决定性影响。比如楚汉战争中，刘邦为什么能那么快取得成功？关键在于，刘邦拿下了战略要地——关中。
关中在今天陕西省中部，是个比较低平的河谷冲积平原，北部是黄土高原，南部是崇山峻岭，要进入关中，只有东西南北四个关口。关中的统治者如果把持着四个关口，敌人就无可奈何。在历史上，关中长期扮演着战略胜负手的角色，所谓“得关中者得天下”。
刘邦的封地不在关中，但是紧挨着关中，刘邦第一件事就是听取韩信的建议，“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陈仓在今天陕西省宝鸡市，这里有一个重要关口叫做大散关。刘邦趁其不备，迅速击败三位关中的诸侯王，夺取关中，为后面出击中原打下了重要基础。
有了关中，刘邦再也没有后顾之忧，即便屡次被项羽击败，也能借助关中这个战略要地，不断对项羽进行骚扰。
经济资源
不过，只是拥有战略要地还不够，任何战争打到最后，比的都是资源保障。地理影响军事战略的另一个因素，就是经济资源。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有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蜀地四川。
商鞅变法之后，秦国逐渐强大，开始向东扩张。但是之后的秦惠文王 ，却停止了东扩的脚步。当时秦国的东边，是韩国和魏国两个国家，领土面积最小，军事实力也最弱，但是位置相当重要。韩国拥有今天河南西部的丘陵，山西南部的山谷，魏国拥有今天山西南部的河谷盆地。
这些地方都是当时的战略要地，拿下这两个国家，秦国东扩将畅通无阻。但是，最后秦惠文王选择攻打南边的巴国和蜀国。巴国就是大致今天的重庆，蜀国就是大致今天的成都。当时的巴蜀文明程度较低，又横亘着巴山和秦岭，为什么秦惠文王要先攻打巴蜀呢？
蜀国虽然封闭，但是很富裕，被称为“天府之国”。秦国虽然在变法之后日渐强大，但是国家财富不够富裕，需要利用蜀国的财富进行备战，才能跟其他六国对抗。
文化差异
影响古代中国军事战略的第三个因素，是地域文化的差异。
中原军队在作战时，通常会集中力量攻击敌军最薄弱的环节。而蒙古军队作战时，是各路大军齐头并进，显得没有章法。蒙古军队的战术跟他们的日常生活与社会组织有关，蒙古人是游牧民族，在草原上狩猎时，需要多方配合，几个小分队从四面八方包围猎物。
在打仗时也是如此，各个分队之间存在着竞争的关系，任何一方都有机会，所以蒙古军队在征伐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蒙古和南宋的战争中，蒙古采取三路并进的策略，第一路从山西到四川，第二路从河南南阳到湖北襄阳，第三路是淮河平原。
南宋疆域庞大，地形过于复杂，蒙古人在三条线上都遭到了顽强抵抗，在中原的战争中耗费了巨大的兵力资源。于是，蒙古人又开辟了一条新的战线，从甘肃出发，经过四川，进入云南，再以云南为基础，包抄重庆和湖北地区。云南地区在蒙古人到来之前，跟中国的关系是若即若离，从此之后，云南正式进入了中国的版图。
定都关键
在中国古代，都城是一个王朝的核心所在，最能体现统治者的战略考量。
中国历朝的都城变迁，以宋朝为分水岭，宋朝之前是从西向东扩张，宋朝之后是从南向北扩张。随着古人活动范围的扩张，经济要素的重要程度逐渐超过了战略要素。
秦国统一六国之前，中国还没有形成中央帝国，统治者只要把守住关中地区就可以控制全国。随着其他地区的开发，只靠关中不行了，需要有个更大的粮仓作为资源补给，四川就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关中加四川，成为秦始皇、汉高祖、唐高祖夺取天下的必备手段。
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江淮河地区被开发起来，这里面积广阔，粮食产量高。三国时期，长江沿线地区开始崛起，刘备和孙权让荆州、扬州和蜀州等地方获得开发。之后的两晋南北朝，更是人口大量南迁，加速了南方经济的发展。
到了隋唐时期，依靠关中加四川模式已经不足以统治全国了。对外战争不断，面对北方突厥和朝鲜的高句丽，需要更多的经费。
隋唐两代的政治中心虽然还在关中，经济中心却已经转移到江淮，政治和经济中心分离，造成了国家的失衡。
为此，隋炀帝修建了大运河，大运河的中心在洛阳，交通方便。这让洛阳取代长安成为国家中心，关中进一步衰落。到了唐朝武则天时期，洛阳直接成为了都城。
经济优先
面对政治和经济中心的撕裂，历史给出了答案：经济资源优先。北宋之后，中国历代王朝开始纵向发展。北宋都城在开封，南宋都城在杭州，明朝一开始都城在南京，都是处在繁华的江淮地区。
之后，明成祖朱棣把都城改在北京，提出“天子守国门”的口号。北京作为都城，延续到清朝、民国、新中国成立，直到今天。不过，元朝和清朝都是拥有庞大疆域的二元帝国，北京既不是帝国的地理中央，为什么会把首都选在北京呢？
定都北京，这意味着文化差异作为一种战略要素，重要性跃居首位。
首先，相比起之前王朝重视战略要地以自保，元朝和清朝在周边根本找不到对手，不需要以安全为标准。
其次，元朝和清朝漕运发达，江淮地区的财富通过大运河源源不断送往北方，经济资源也不需要过分担忧。
这时候，文化因素就显得特别重要。清朝统治下的中国，不仅有中原地区，还有东北的满族，蒙古草原地区，西北地区和西南藏区，这些地区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中原提供财富，游牧地区提供军事保障，西北是战略缓冲区，藏区提供精神秩序。能协调各个板块的，只有北京。
总结一下，地理是战争的决定性要素之一，地理这把钥匙，让中国古代王朝的战略从东往西，从南至北徐徐展开。
为什么会产生政治经济中心分离？
是有多方面原因的，以欧美为例：
认为是由于不同阶段的创新活动体现为不同的空间集聚形式,导致了技术创新中心的发展目标与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发展目标不完全兼容,但两者可在区域或国家层面上形成互补协同关系。这种分离现象和机制对于城乡规划编制以及京津冀发展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又比如清朝入关以后，南京作为前明旧都，是江南士子心目中的政治中心，并且南京周边的江南地区还是经济中心，这里将来有可能变成“反清复明”的基地，所以从顺治年间开始，就不断的降低南京的地位。
设置安徽省和江苏省，是这一系列计划中的最后一环，最终目的是彻底瓦解南京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地位。
首都只是政治中心
首都是中央政府所在地，各类国家级机关集中驻扎地，毋庸置疑，首都是一国的政治中心。因历史、经济等因素，许多国家的首都除了是政治中心外，还是经济中心。
如英国的伦敦、法国的巴黎、俄罗斯的莫斯科、日本的东京、泰国的曼谷、墨西哥的墨西哥城、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等。但在世界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的国家，却是除了一个政治中心外，还有一个经济中心，这在全球前十大国家中尤为明显。
以上内容参考中国网-为什么说南京是安徽省的省会？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
以上内容参考知网-创新中心与政治经济中心分离原因探析——兼谈对规划编制的启示
为何我国的政治中心不随经济中心南下？
古时的边疆指的是西北跟少数民族交界的地方，多数纷争由那里引起，南方临海基本上没有外族（就是有外族都早被汉化了）。
古代开国皇帝为了告诫子孙皇帝江山不易，防他们疏于定国安邦，于是大多把都城定在靠边境区，以警示其“居安思危”。
一点浅见，仅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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