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宰相之杰”的争论　　在嘉靖中期以后，到隆庆、万历时期，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王阳明的心学大行于天下。其追随者为传播学问，创设了很多书院，来往于各书院讲学的，先后有创立泰州学派的王艮、湛若水、耿天台等人。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何心隐，是张居正执政期间最为著名的学者。对于张居正的改革措施，何心隐大加反对，声言要入都“持正义，逐江陵去位，一新时局”。张、何的冲突因此达到白热化。万历七年即1579年，何心隐六十二岁，他在祁门学生胡时和家中被逮捕，解到武昌，终被杖毙狱中。在何被捕期间，泰州学派许多重要人物都奔波营救：有的为他辩冤，有的变卖家产以求赦，有的愿舍身替死。何心隐“瘐死”狱中之后，有人指斥张居正为避免学术上的歧异而施用政治上的迫害。在张居正死后，这种声音愈加强烈。但李贽却力为辩护，认为何心隐之死与张居正无关。他在《答邓明府》一文中写道：
　　何公死，不关江陵事。江陵为司业时，何公只与朋辈同往一会言耳。言虽不中，而杀之之心无有也。及何公出而独向朋辈道“此人有欲飞不得”之云，盖直不满之耳。何公闻之，遂有“此人必当国，当国必杀我”等语。则以何公平生自许太过，不意精神反为江陵所摄，于是怃然便有惧色。盖皆英雄莫肯相下之实，所谓两雄不并立于世者，此等心肠是也。自后江陵亦记不得何公，而何公终日有江陵在念。
　　偶攻江陵者，首吉安人。江陵遂怨吉安，日与吉安缙绅为仇。然亦未尝仇何公者，以何公不足仇也，特何公自为仇耳。何也，以何公“必为首相，必杀我”之语，已传播于吉安及四方久矣。至是欲承奉江陵者，憾无有缘，闻是，谁不甘心何公者乎？杀一布衣，本无难事，而可以取快江陵之胸腹，则又何惮而不敢为也？故巡抚缉访之于前，而继者踵其步。方其缉解至湖广也，湖广密进揭帖于江陵。江陵曰：“此事何须来问，轻则决罚，重则发遣已矣。”及差人出阁门，应城李义河遂授以意曰：“此江陵本意也，特不欲自发之耳。”吁吁！江陵何人也，胆如天大，而肯姑息此哉！应城之情状可知矣。应城于何公，素有论学之忤，其杀之之心自有。又其时势焰薰灼，人之事应城者如事江陵，则何公虽欲不死，又安可得耶！
　　江陵此事甚错，其原起于憾吉安人，而必欲杀吉安人为尤错。今日俱为谈往事矣！然何公布衣之杰也，故有杀身之祸，江陵宰相之杰也，故有身后之辱。不论其败而论其成，不追其迹而原其心，不责其过而赏其功，则二老者皆吾师也。非与世之局琐取容，埋头顾影，窃取圣人之名以自盖其贪位固宠之私者比也。是以复并论之，以裁正于大方焉。所论甚见中蕴，可为何公出气，恐犹未察江陵初心，故尔赘及。
　　李贽作为当时思想界的领袖，对张居正的评价，给我们留下了非常重要的文件。张居正为何不能容忍何心隐？乃至要杀他？是不是地方官揣摩其心理投其所好弄死了何心隐？李贽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极大。何心隐以陆王心学传人自居，当时整个湖广地区私立书院很多，是传统陆王心学的重要阵地。
　　当其时也，官学的学生学习的是程朱理学，私立书院讲授的是陆王心学。两种思想互相激荡，甚至尖锐对立。张居正对程朱理学也有犀利的批判，同时也反对当时的士林中人一味地拾拣陆王牙慧，所以他不会完全站在官方立场反对何心隐。他觉得国家要储备人才，但大而无当不着边际的清谈无补于苍生。实际上他对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是赞赏的。当心学演变为玄学，注重实学的张居正便有些担忧，就像今天谈到对青少年的教育，由于传统文化遭到无情的解构，一些诸如理想、尊严、道德等固有的观念为年轻人所不齿，而大肆崇尚西方文化，我们国家的文化安全遭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张居正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对当时的讲学之风也深为忧虑，他害怕所有的青少年变成崇尚空谈的清流，因此断然下令关闭全国众多的私立书院。这样做客观上收到了钳制思想的作用，但张居正的主观动机是想正本清源，让思想界能够为他的万历新政服务。基于以上考虑，我觉得我们不要以思想家的思维方式去理解政治家的作为。对这一点，作为思想家的李贽没有对张居正的做法提出任何批评，反而说张居正与何心隐“二者皆吾师也”。可见李贽对张居正的政治功绩是肯定的。
　　第三个是于慎行。于慎行是张居正亲自推荐给神宗当老师的。神宗也非常信任于慎行，张居正死后，还让他入阁当了辅臣。宦官张诚与平反复职的刑部右侍郎丘橓受神宗的派遣气势汹汹去江陵抄张居正的老家，于慎行写信要丘橓别把事情做绝了。这封信的大意是：当张居正在权力顶峰的时候，满朝没一个人敢说他的坏话。现在他人亡政息了，却没有一个人敢说他的好话。这都是不对的。他认为要肯定张居正执政十年的成就，并希望停止对张居正的清算。这封信当时传播极广，许多正直的官员都佩服于慎行的勇气。于慎行有君子之风，尽管张居正当权时赏识他，他也从不登门拜访。他不登门，张居正也并没有因此?压他，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健康。虽然于慎行对张居正的改革措施与为人也不全赞同，但却在张居正遭受迫害最厉害的时候仗义执言。神宗后来即时停止了对张居正的清算，这封信起到一定的作用。
　　以上三个例子说明，研究历史人物除了研究正史，还应该研究同时代人的著述。同代人对张居正的评价比《明史》更为可靠。我觉得张居正担当“宰相之杰”的盛名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对人的评价标准，历来都是把道德评判放在第一位，这样有失偏颇。我不是说为官可以不讲道德、不讲操守，但这不能作为惟一的条件。评价一个政治家，一定要把事功放在第一位。要看他执政期间的作为，是不是有功于社稷，有利于人民。“富国强兵，尊主庇民”八个字，构成张居正的思想体系。 这个思想是站得住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张居正是怎样的一个人？(一)——关于张居正的主要政绩读完熊召政的《张居正》后，我一直在思索，我要怎样才能表达我对张居正的认识？张居正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我个人对张居正毫无疑问是崇敬的。看《大明王朝1566——海瑞与嘉靖》，是我第一次有形有体的认识张居正，尽管剧中戏份不多，但郭东文扮演的张居正仍然让我记忆深刻。剧中，张居正的儒雅、冷静、睿智让我深深着迷，也是因为这部戏，我在翻看夏维中的《景山的晚风—大明帝国的衰亡》时，仔细读了他的“张居正时代”和“首辅身后的凄凉事”两节，对张居正的功绩、为人处事、身后处境有了个大致了解。但这显然不够我了解张居正，因为这时我对他已基本由记忆深刻到着迷到崇敬的心境转变，严嵩、徐阶、高拱，乃至张居正之后的张四维、申时行，谁也没有张居正功劳大，谁也没有真正为大明王朝的延续做出突出贡献，但连最作恶多端的严嵩都可以安寝晚年，而那个功劳最大、创立10年万历新政、实现大明中兴景象的张居正死后10个月内却差点被挖出来鞭尸，这是为什么？我想更深更刻的了解张居正，理解张居正。《张居正》一书给了我很好的答案，至少目前在我的认识水平上我这么认为。《张居正》一书按时间的顺序、张居正的政治改革步骤分四卷详细描写了张居正从次辅到首辅再到病逝再到抄家的历史。第一卷写隆庆皇帝因色驾崩，万历继位，时任首辅高拱在次辅张居正与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内外相应的政治斗争中无奈致仕，张居正走上实现自己政治抱负、振兴大明的首辅岗位。第二卷重点写张居正整饬吏治、刷新颓风的历史，张居正柄政之前，大明机构运行了2百余年，官员贪墨成风，办事不力不说，还极尽阿谀奉承、投机取巧之能事，张居正深思熟虑后实行“京察”，重用踲吏，排斥清流、阿谀之辈，终使机构重新焕发生机。第三卷重点写张居正的财政改革历史，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实行“一条鞭”税法，“一条鞭”的提出与实施早在嘉靖年就开始了，但时施时废，社会舆论也是褒贬不一，张居正找出其中的关键，首先在山东试行“清丈土地”，从势豪大户着手查处隐匿不报乃至侵占百姓的田产，进而推广全国，仅此一项就为国库增加税赋数百万两之巨，到万历十年，国库由万历一年时的无钱发工资窘况一变为累计余额数千万两。第四卷重点写张居正整肃教育，预延揽济世之才延续大明中兴的雄心，万历初，朝政腐败，社会上讲学之风茂盛，本来开个书院讲讲学也没什么，但这些老师、学生却不安于学“之乎者也”，他们抨击时弊，藐视皇权、政府，甚至出入官场，这肯定是不利于政治时局稳定的，所以张居正也顾不了当时最出名的讲学领头人何心隐曾是自己的当年好友，毅然指示将其偷偷捕杀了，同时撤封全国讲学书院数百间，起到了一定的政治稳定作用。但可惜这些最后都因张居正不幸英年早逝（58岁），之后遭到继任首辅张四维、司礼监执笔太监张鲸内外勾结，怂恿万历帝全盘否定张居正的吏治、学治、财治而告终，就学治而言，而后东林党登台，大明朝政府机构基本丧失作用，最后尝到的是讲学书生误国的惨痛后果。

自万历元年接掌首辅大臣后，强力推行改革政策，是一个坚定的改革派。他利用手中的大权，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在政治上整顿吏治，实行考成法，对各级官吏进行考察，作为升迁、黜陟的依据。在军事上整饬军备，加强边防，选用能征善战、带兵严格的将领，对蒙古采取安抚睦邻政策。在经济上清丈全国田地，推行一条鞭法，基本内容是赋役合并，化繁为简；统一役法，摊丁入地；田租征银：官收官解。这称得上是我国赋税制度的一次大变革，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张居正还治理黄河，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些措施使社会矛盾有所缓和，国势渐见中兴。当时太仓的积粮可支用10年，国库钱财多达400余万，使处于统治危机之中的朱明王朝出现了短暂的复苏和繁荣。

清查地主隐瞒的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改变赋税制度，使明朝政府的财政状况有所改善；用名将戚继光、李成梁等练兵，加强北部边防，整饬边镇防务；用潘季驯主持浚治黄淮，亦颇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