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问题......头都大了！！

改革发生在明朝后期万历元年至十年(1573--1582)，张居正出任首辅的十年期间。这是国家多事之秋，但究其所处的16世纪这一特定的时代，已不仅是一姓王朝的衰败，而是整个封建制度走向没落。在王朝末年力图振兴颓势而鞠躬尽瘁的政治家有之，但在封建社会末世，以回天之力使衰老的体制再现活力的唯有张居正得到成功，16世纪末的中国历史，给了他与历代改革不同的背景和机缘。

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从秦汉以来到明末，已经延续了一千六百多年。它本身不仅有创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在不断地加强和削弱的反复震荡中发展。多少次农民起义，打翻了一个又一个王朝，一次又一次造成封建统治的瘫痪，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仍然沿袭下来，发育起来，愈到封建社会后期，愈益强化。发展到明朝，政治上的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连宰相的权力都收归皇帝所有，因此后世都把明朝视为封建专制主义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然而就在这高度强化的专制主义王朝的末年，衰败的景象远远超过汉末、唐末和宋末，这样一种极度强化和极度弱化的势态，共生在同一王朝的始末，是历代王朝从未有的境遇。这一强弱相间相随的的现象，反映封建专制主义体制本身蕴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标志封建专制制度已经百病丛生，沉疴临绝，不进则亡。

张居正就在这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走向政治舞台，留下他传奇的人生。

这个出身湖北江陵的农家子弟，自幼就以神童蜚声乡里，十岁通读四书五经，十三岁作了《咏竹》的绝句:

绿遍潇湘外，疏林玉露寒；

凤毛丛劲节，直上劲头竿。

小小年纪就以竹自喻，显示了他少年时代的远大抱负。这一年他本可以考中举人，主考的湖广巡抚顾* 慧眼识俊杰，看到这少年的不同凡响，故意使他落选，让他经受挫折，以激励他更加奋进。果然，三年后张居正再度赴试，一举成名，时年16岁，成为最年轻的举人。顾* 知道后非常高兴，立即解下随身佩带的玉坠赠给他，鼓励他成为辅国的英才。

张居正少年得志，壮年入阁，运筹帷幄，才智明决。《明通鉴》说: “是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富”，“起衰振隳，纲纪修明，海内殷阜，居正之力也。”这是清代人对他公允的评价。但在当时人的眼中却毁誉纷纷，人们对他是非功过的评论，众口交攻，相互抵捂，不胜其多。在《万历野获编》、《涌幢小品》、《五杂俎》、《定陵注略》、《寄园寄所寄》等明清笔记中，为张居正是否陷害朋友，接受贿赂，

勾结内监，两个儿子蝉联状元、榜眼，是否暗通关节等等，有的责难，有的辩解，褒贬不一，而至“人情汹汹”，这样多的是非荣辱集于一身，在历史上也不多见。

他个人的结局与商鞅、王安石等改革先辈一样坎坷，遭遇到不幸。如果说，这一切在历代改革家的经历中并不鲜见的话，耐人思索的是，导致他身后“鞭尸”，全家遭难的，是他一手提拔、重用的继任首辅张四维，而为他平反昭雪，奔走呼号的，竟然有当初被他廷杖致残的反对派，太子太保、吏部尚书邹元标。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在中国改革史上也属闻所未闻。

历史何以给了他这样的错位?!

二、临危受命

明朝是封建专制制度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它的统治体制，造成君主绝对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的官僚政治。从封建社会确立以来，皇帝对处理国家事务有至高无上的独裁权，明初又收回宰相的权力，设置内阁首辅作为皇帝的事务秘书，一切章奏皆由皇帝亲自过目审批，任何人不得过问。凡是断大事、决大疑，臣下只能面奏听旨，事无巨细统统集权于皇帝一身，君主的权力高度膨胀，超过历代王朝。

事物发展到极点往往走向它的反面，由权力高度集中给皇亲贵戚带来更为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销蚀了他们管理国家事务的起码能力，滋养出一代又一代昏愦的帝王。明中叶后，皇帝不临朝成为惯例，嘉靖皇帝深居内宫，修仙炼道，三十年不理政；隆庆皇帝在位六年，极少审批公文，遇有国家大事，听任群臣争议，一言不发，有人竟以为他是哑吧。国初上朝有严格的朝仪，官员稍有失礼要受到处罚，甚至招致非命，大臣觐见都提心吊胆，丝毫不敢懈怠。时过一百多年，到隆庆年间，朝仪早已被人忘却，连怎样进退应答，都没人说得清楚。偶有朝参，大臣们在殿上大摇大摆，高声喧哗，随地吐痰，冒渎君威，不以为意。这种现象，不仅在封建王朝历史上见所未见，到清末都没有达到这种程度。

皇帝，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最高的政治代表，皇帝威权的跌落，意味着中央集权的体制已经驾驭不了它的统治序列，这是统治机器崩溃离析的表现。皇帝长期不理国务，政治重心自然就落到内阁身上，谁成为首辅，谁就能主政，实际上就握有最高的权势，这就必然招致统治阶级内部争夺内阁首辅的尖锐斗争。嘉靖、隆庆年间，短短六年，徐阶政倒严嵩，高拱又推倒徐阶。李春芳被高拱击败，高拱又被张居正轰跑，几乎一年一变。一个首辅倒了，牵连一批官员被贬谪，今朝得势的，来年就可能被赶下台。内阁之中爱恶交攻，吐唾辱骂，甚至大打出手。官衙无视法令，政多纷更，事无统纪，主钱谷的不明出纳，司刑名的不悉法律，管监察的不行纠劾。人们愤愤地指出:“嘉隆以来，纪纲颓坠，法度凌夷”(2)，“本朝姑息之政甚于宋代”(3)。统治集团的腐败、混乱和失控远比王安石变法的北宋还要严峻。

财政上的困难比政治危机还要紧迫。社会经济最棘手的是土地兼并问题，土地集中私人的规模愈来愈大，皇亲国戚争先恐后地吞并土地，一旦占为已有，就利用特权瞒田逃税，土地被兼并愈多，国家的税收愈少。嘉靖皇帝的四子朱载圳在湖广占有良田数万顷，隆庆皇帝儿子的王庄、王店遍及各地。有爵位的勋臣、有权势的太监、有功名的乡绅，利用他们不纳税、不当差的优免权纷纷抢占土地，各类庄田迅速扩张。“私家日富，公室日贫”(4)，税源逐渐枯竭。隆庆五年，全年财政的总收入只有250 万两，而支出达到400 多万两，赤字超过三分之一。政府累年的收

入每况愈下，而皇室的庞大开支却有增无减。隆庆皇帝的宫廷耗费比国初多至数十倍，官员的贪污、浪费和浩大的军费更加重了财政的拮据，国穷财尽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并未达到激化的程度，根据《明实录》的记载，隆庆年间的农民起义共有三十多次，年平均数还低于明初洪武年，大都是零星、分散的打家劫舍式的小股队伍，尚未对王朝的统治构成主要威胁。列宁在论述俄国革命规律时，曾经把下层不愿照旧生活和上层不能照旧统治，作为起义成功必须同时具备的两个条件。但是这两个条件不一定同时到来，在阶级斗争还没有全面激化，统治机构却已经瘫痪，达到不能按照原样统治下去时，却可能先期爆发执政危机。嘉靖、隆庆年间政治、经济的动荡主要来自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和冲突，这是社会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

在统治阶级中并非没有开明人士力图改弦易辙，但都难以奏效。嘉靖末年首辅徐阶下决心改变局面，把激励自己的口号贴在墙上，吃住不离内阁，通宵达旦地处理公务，裁减冗员，平反冤狱，改善士兵生活，但对时局的败坏并无大补，他自己不久即在敌手的攻击中举筹失措，被迫辞职。继任首辅高拱，早有雄心大志，想大干一场，他认为前任的措施不得要领，因此一反徐阶的作为，把平反的诸臣一概报罢，以“识人才”作为“兴治道”(5)的根本方针，选用官吏不问出身、资历，大力提拔年青官员，规定年满五十的只能授以杂官，不得为州县之长，奖掖优秀，惩治贪惰，务求克尽职守。这些都有可取之处，他也因此博得“善用人”的佳誉，但是，他无能通观全局，驾御左右，不久也被罢职。

他们都是首辅中的干才，为了兴利除弊作了力所能及的努力。问题在于，这种改进既不冒犯现存的社会关系，也不干预财政体制，只是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对衰朽的官僚机器进行点滴修缮。改革没有击中要害，更没有触动政治、经济的主要流弊，因而无能支撑破败的帝国大厦，所以，他们都很快地败下阵来，狼狈离职。

张居正则是有识之士中的佼佼者，他目睹时局的败坏，忧心忡忡地写下这样的诗句:

风尘暗沧海，浮云满中州。

目极心如*，顾望但怀愁。(6)

深切的忧患意识，使他无意留恋悠闲的生活，在同僚沉醉歌台舞榭的日子里，他闭门谢客，攻读历朝典章，剖析政务，探索救国兴邦之道；在告病回乡休假的三年间，不辞辛劳走访民间疾苦，立志要廊清天下之患。隆厌六年(1572)，意外的机遇来了，这年皇帝病故，遗诏命高拱、张居正、高仪共同辅佐十岁的小皇帝朱翊钧( 神宗，即北京定陵的墓主) 。高拱是首辅，为人骄横，在他心目中张居正是下属，高仪年迈多病，都不是自己的对手，唯一能与之争权的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在高、冯斗争中，张居正趁机联合冯保，挤走高拱，这年高仪病逝，得以循序升为首辅。他本是小皇帝的老师，又是唯一健在的顾命大臣，得到皇帝的完全信赖。在他主政的十年间，实际上掌握明帝国的大权，这为他实行改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三、成功之道

张居正改革，是在统治机构近乎解体，财政濒于破产的局面下，自上而下发动的一场挽救王朝统治危机的运动。

他有句名言: “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未免有刚过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倾而安国! ”这“刚过”，充分表现出他以刚毅明断的见识和魄力，把新政以迅雷之势推向全国，因此也留下“时政苛猛”的诃难，是耶? 非耶? 都已成为既往。历史关注的是，他以什么样的决策，使王朝转危为安，力挽狂澜于既倒!

十年改革从政治推向经济，从四个方面强国富民，取得显著成效。

(一)、以法治为理政的中心，示大信于天下，使改革得到有力的组织保证`

封建社会的改革，都是从上层发动的改良运动，这首先要求集权上层，做到事权归一，如果不加强朝廷对各级机构的控制力，改革就是一纸空文。万历以前法纪废弛，政多纷更的情况不改变，任何美妙的新政都不可能付诸实施。张居正清醒地看到这点，提出“尊主权”为“方今急务”。这“尊主权”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忠于君主，它强调的是发挥政府的职能，所谓“一方之本在抚按，天下之本在政府。”(7)“一切以尊主、庇民，振举颓废为务。”(8)以做到“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9)使尊朝廷和执法联为一体。它的要旨是以伸张法纪为重点，整顿政府机构和统治秩序。值得称道的是，他把不法权贵看成“权蝎”(10)，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祸国殃民的大患，因此以打击不法权贵作为“励精之始”(11)，提出“锄强戳凶，剔奸厘弊”(12)的主张。把改革的锋芒指向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法现象，以触动最腐朽、最黑暗的社会势力，这比一般把镇压百姓视作首务的地主官僚，是明显的胆略过人，才高一筹。

不法权贵横行一方由来已久，恶势力盘根错结，谁也碰不得，有没有这个胆量对他们绳之以法，是能不能以法理政，取信于天下的严峻考验。张居正还在主政前夕，即面临他少年时代的恩人，江陵辽王作恶乡里，鱼肉百姓一案，地方官畏惧辽王府的势力，对辽王的罪行，不敢如实上报，张居正断然处治了失职的官员，甘冒“谋产害友”的骂名，废去辽王，惩办了江陵一霸。改革刚刚启动，又碰上最有权势的太监冯保的侄子殴打平民犯了法，这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因为张居正当上首辅主要得自冯保的支持。然而，这件事并未难倒张居正，他当机立断，把冯的侄子革职，杖打四十大板，并通告冯保严格家教，伸张了法纪。他还依法惩治了孔夫子的后裔衍圣公，法办黔国公，用强有力的措施限制皇亲贵戚擅权，一再宣告: “所在强宗豪民，敢有挠法者，严治不贷。”(13)

将抨击不法权贵与革除弊政连在一起，从规章制度上堵塞漏洞，是他最成功的一举。在明代，驿递是官方办理公务的主要交通工具，从北京到各省的交通要道都设有驿站，负责供应来往官员的吃、住、差役和车马等交通工具。这些负担都分摊给就近的民众。明初使用驿站有严格的规定，非有军国要务，不得发给印信乘驿。这些规章到明后期已经名存实亡，兵部和各省抚按，随意填发印信送人情，一张印信使用终身，或是辗转赠送。官员在驿站百般勒索，捕人掠盗，成为酷虐的暴政。张居正决心从此开刀，痛加裁革，扫除多年积弊，使人民得到实惠，这是改革取信天下，得到百姓信任的重要保证。

(二)、以理财为监察的中心，整顿官府，使新政得到财政收益

张居正认为，外之豪强兼并与内部官府舞弊，这两股势力的勾结，是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弊源。要有效地约束不法权贵，打击违法活动，必须从吏治着手整顿官府机构。但是官官相互，历来如此，当事情触及大大小小官员的既得利益，那就是捅了马蜂窝，遭到众多的抵制，甚至陷入孤立，所以在封建社会中整顿官府是件冒风险的事。张居正为政不久却取得成功。主要办法有三条。

其一，从加强监察着手，提高行政运转的效率。明朝的中央机构分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中又分设监察机构六科。部的最高长官是二品官，科的长官最高是七品，可这七品对二品却有封驳纠劾的权力，所以大官统率小官，小官却可以牵掣大官，六部和六科都直接向皇帝负责，内阁不干预，这遇到昏愦的皇帝那就乱了套。张居正改为由内阁总其成，颁行官员考成法，吏部通过询事考言，以言核事，以事核效，评定官员的勤惰，定期考勤，随事考核，以一套严密的监察制度防范玩忽职守的现象。

其二、以理财作为考核的准则，这是考成法的最终目的。当时官场通行的是增加赋税，向小民头上搜刮，不敢督缴正赋田税，因为逃税拖税的都是豪强权贵，追缴田税无异在是太岁头上动土，谁也不敢出这个头。张居正毅然提出对官员“以钱谷为考成”(14)的主张，凡是追缴欠税不足的官员，都要受到批评、调离或撤职的处分。以追索田粮评定政绩，迫使官员打击不法权贵，使贪官无处藏身，不用加税而补足国家亏损，这是一项成功的经验。

其三是不拘一格用人才，培植改革的中坚力量。有为的政治家们往往都能在用人方面破除论资排辈的偏见，但像张居正那样重视从下层提拔人才，殊属难得。他倡导:“采灵菌于粪壤，拔姬姜于憔悴。”(15)认为立贤无方，唯才是用，即使贱为僧道皂隶，只要出类拔萃，可以位列九卿，作为国家的栋梁。他突破成规起用行伍出身的李成梁为镇边大将，破格重用残疾小吏黄清为太仆卿高级官员，重新起用被罢官的水利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在改革推向高潮时特许府、州、县的考生越级报考京师的国子监，把各地人才收罗到中央，很快组成精干的班底，形成改革的中坚力量，为建树新政作出贡献。

(三)、以均赋役为中心，厚商利农，发展社会经济

明朝的赋税制度是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税，按人头派差役，所以土地和户口是王朝财政和劳动力的主要来源。随着兼并势力的发展，民间的土地和人口逐渐集中到勋臣、贵戚和大地主的名下。他们倚仗特权，贿赂官府，隐占户口，瞒田偷税，逃避差役，到万历前夕法定的征粮地比明初已减少一半，人口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大批的土地、人力流进私人腰包，使国家的税源衰竭。本来国家征收田赋是，田多的多征，田少的少征，按亩核算，从法制上说是公平的，这也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条件下的均税实质性内容。有的农户土地被豪强侵占，田赋却留在原田主的名下，造成产去税存，这就发生了赋税不均的社会问题。考成法只能解决一部分欠税的问题，大量的瞒田逃税和税役不均亟需从赋役制度上加以整顿，这才能开辟理财安民的新途径。万历五年开始调查，次年即通令清丈全国田地，详审细核，三年查出漏税土地八十余万顷，从严打击了违法的权贵地主，迫使他们守法，不敢轻易欺隐，小农免受赔累，国赋按时收纳，扭转了财政亏损。后人评价这一举措说: “既不减额，亦不增赋，贫民之困以纾，而豪民之兼并不得逞。”(16)确实做到了公私两利。

在赋税不均的现象初步纠正后，立即着手解决逃役问题。万历九年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即是将赋役中的各项名目，如杂泛、均徭、力差、银差等各种税收合并为一种，将力差归入田赋，一律按田亩核算，减化手续，统一征收。并可改折银两，允许被征调的差役出银雇人代役。这就扩大了货币流通的范围，削弱了人身依附关系，使商贩和工匠获得了人身自由，这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

在调整经济政策的同时，又把兴修水利作为发展生产的重要课题。历来治河的方针只顾漕运，为朝廷运粮，不顾民生，因此大多采用分疏黄河的办法保障运河渠道的畅通，也就是在黄河下游多开枝河，分泄河水，这种办法容易淤塞河道，垫高河床，但却急功近利为历代王朝惯用。张居正大力支持水利专家潘季驯摒弃传统方法，采取漕运与民生兼顾的方针，筑堤束水，以水攻沙，利用奔腾的河水，冲沙入海，自此多年没有大患，使得黄河两岸“十年弃地转为耕桑，河上万艘捷于运输。”(17)保障了生产，稳定了政府的财源。

(四)、以近民便俗为宗旨，提倡面向实际，为改革提供有力的思想资源

张居正自从政以来，就倡言治国理政不外乎谋求富强大事，这在当时并不容易为一些官僚士大夫所接受。宋明以来，理学被尊为儒学的正宗、统治阶级的官方思想，到明后期愈来愈走向空疏。它宣扬心外无物，不假外求，把做学问的功夫引向发掘内心世界，否认客观真理，这种完全脱离实际的学风，养育出一批文人学士谈玄说虚，好说大话、空话，鄙薄民生实事。他们嘲讽张居正说:“吾辈谓张公柄用，当行帝王之道，今观其议论，不过富国强兵而已，殊使人失望。”张居正对此报之一笑说:“过誉我矣! 吾安能使富国强兵哉!”(18)

为了批驳迂腐的文人用祖制反对革新，张居正总结商、周、秦、汉王朝兴亡盛衰的教训，提出因时顺势的变法思想，强调:“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19)从近民便俗出发考察先朝的法规，凡是不能顺应时势，违背民众要求的，可不用遵守；只要顺时安民的，即便是凡夫俗子的见议，也不该不听从。要使各级官员摒弃旧规，面向实际，以富国强兵为首要任务，大力提倡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强调:“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学问不透。”(20)这在言必称孔孟，道先贤的时代，提出不体察民情，便是学业不到家的见解，大大突破理学的禁锢。他自憾位居高官，对民间猥俗犹如隔岸观花，不如底层下属了解民间疾苦。要求当官、做学问的走出衙门和书斋，面向实际，把治学理政与解决国计民生结合起来，这对陈腐的思想界是一大触动。

对于有些道学先生借口天象灾异攻击新政的无知行为，他在严加批驳中对某些自然现象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他撰写《葬地论》，认为人一死，精神消散，僵硬的遗体如同土石一样，不复再有知觉。世人所谓人死变成鬼神，风水吉凶预兆祸，等等，都是一派胡言。自古以来，尸陈山野，鸟啄鹰食的，子孙后代也有显贵人士；风水再好，也不见朽木再生，枯骨复华的，哪能长保后代的富贵? 又说:“葬者，藏也。”就是避免尸身外露而已，没有什么深文大义。在《杂著》中又进一步说明，人畜死于雷击，是因为偶然与雷相撞，受到火气烧灼，身上留下焦纹是自然现象，并非符咒。张居正的无神论思想不仅反击了猖獗一时的迷信说教，也表现出对祖宗家法的批判精神，是非常难得可贵的。

由此可见，张居正改革是并不是一般的政策变动，是有深刻的思想基础的。正因为他有符合历史发展的进步思想，形成自己的新政系统，所以在与反对派的斗争中，能够以犀利的锋芒，破除阻挠，把改革推向前进。

对于改革的成效，清代历史学家张廷玉评论说:“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21)重现出现强有力的政府机制。嘉靖末年国家粮仓不足一年之储，改革前财政空虚，入不敷出，赤字超过三分之一，改革后国家储粮可支十年，国库积银四百万两。《明通鉴》赞誉:“是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备。”这丰硕的成果已经载入史册，在中国历史上熠熠生辉。

四 、以刚毅而决胜的品格

这十年成效得来并非易事，一事一议都历经艰难。这不仅是因为改革要触动豪强权贵的利益遭到顽强的抵制，还因为封建体制发展到明后期，已经衰老而僵化，能允许改革的余地已经非常狭小。地主阶级走向下坡路的人情世态，因循守旧，姑息偷安，容不下哪怕很小的变动，稍许更新，也不易为现实所接受，连反对张居正的著名文人王世贞也不得不承认:“文吏不习见祖宗制，创闻以为骇而不便者，相率而为怨谤。”(22)对此张居正有敏锐的感受，他说:“明兴二百余年矣! 人乐于因循，事趋于苦窳，又近年以来，习尚尤靡，至是非毁誉，纷纷无所归究。”(23)

当此因循难振之时只有顽强破除积习，才能打开局面。海瑞秉公执法，遭受非难，他致函表示要力摧浮谣之议，褒奖奉法之臣。在惩办一批庸官贪吏之际，有人攻击他“执事太严”(24)，借口雷击端门，胡说上天降灾，要求撤消新政，他鄙夷地申斥:“皆宋时奸臣卖国之余习，老儒臭腐之迂谈。”(25)宣称必须重处肇事者，以定国策，把他们削职、戍边，论罪下狱。由于对反改革的势力无情反击，所以能消除阻力，把新政引向前进。

但是，反对派并不轻易消声匿迹，万历五年正当改革从政治推向经济之时，张居正父亲去世，按明朝礼制规定，在职官员自闻父母丧日起，要辞官守孝三年，如有特殊情况，经皇帝特批，可以继续留任，称为“夺情”。明朝是重孝的王朝，在明中叶就已多次申令，不准夺情，按惯例张居正也要遵守，可新政正是方兴未艾之时，张一离任，形势可能逆转，支持改革的官员倡议夺情留任，这就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反对派纷纷攻击这是:“忘亲贪位”(26)，“背公议而殉私情”(27)，“亲死而不奔”是“禽彘”(28)，甚至把谩骂写成小字报贴在大街上。张居正对此不屑一顾，侧目而答:“今言者已诋臣为不孝矣。斥臣为贪位矣，詈臣为禽兽矣，此天下之大辱也，然臣不以为耻也。”(29)对于“恋权”的责难，他坦然回敬说: “恋字一字，纯臣所不辞! ”揭露反对派是“借纲常之说，肆为挤排之计。”(30)进行无情打击，致使反对者再也无力公开抗争。自此，反改革的斗争不再表现为正面的冲突，而是用隐蔽形式，暗传各种流言蜚语，对改革进行败坏和中伤。按朝廷的旧规矩，京师冬天，皇帝要赐朝臣貂皮帽以御风寒，这一项支出要花费数万缗，为了节省开支，张居正带头不带貂帽，革除这项赏赐本是一件好事，有人却放言，这是张居正吃春药过多，“毒发于首，冬月遂不御貂帽。”(31)万历五年和八年，张居正两个儿子蝉联状元、榜眼，此事招致非议，其中是否有弊，史无明证，但这一件未经证实的流言，广为流传，至今也未弄清楚。似这类传言令人不胜其眩，追寻又莫究其端的事例不胜其多。张居正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有可能怯于人言，畏缩不前。然而对这一切他都处之泰然，认为“浮言私议，人情必不可免”(32)，不必大惊小怪，只要认定所作所为合于安邦定国之理，“所治是信心任理，不顾流俗之是非”(33)，在新政遭受非难时他扬言:“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34)任其“谤书盈箧，终不为所动”。不仅如此，他还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宣称:“不但一时之毁誉，不关于虑，即万世之是非，亦所不计也。”

张居正的钢铁意志和雷厉风行的魄力，给当时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人据此指责他“时政苛猛”、“刚鸷”等等，也有人为之辩解说:“人习于玩，一旦法绳，若见为苛，而居正持之益坚，争之益力，以是遂与世龃龉，而又一二非常奇举，其迹不无似愎、似少容、似专权、似挟术。”(35)在因循守旧，积重难返的社会风气 中，如果没有这样果敢而又凌厉的魄力，改革将会寸步难行，张居正正是具有过人的胆略和勇气，才使中央政权内部没有出现北宋改革那样强有力的反对派，不象王安石变法几起几落，新政因而较少引起正面冲突，比较顺利地从政治推向经济，功效显著。可以这样说，改革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张居正在主观上具有把新政引向胜利的忠诚和能耐，16世纪后期的社会环境给他提供了充分活动的舞台，使他主导了王朝败落时期重又复苏的新局面。

五 、祸发萧墙

由张居正个人主导的这场改革的成功，也预示身后隐伏的危机，这就是人在政在，人亡政息。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病逝，同年十二月反对派开始发难，张居正满门查抄，家属饿死十多人，凡被认为与张结党的官员，统统被削职。至于他一腔心血建树的新政，更是付诸流水。

废除新政，首先从放松驰驿的限制开始，恢复权贵乘驿的特权，继而取消考成法，一切皆与新政反其道而行之，“由是，上下恬熙，法纪渐至不振。”(36)

张居正改革连同他本人全遭覆灭，恰如明人笔记《野获编》所述: “身后一败涂地”。

为什么苦心经营十年，卓有成效的改革却一朝颠覆，毫无招架之力，从客观上说有两个原因:

(一)、皇帝态度的变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君主专制的时代，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张居正的威势是因为代行皇帝的权力，

张居正在廉洁、“私德”方面有失检点，授人以柄，那仅仅是“支流”，推进改革，经世致用是他政治生涯的主流。他是个技艺高超的“棋手”，但是，没有法治的“棋盘”，缺乏经济持续发展、朝局安静、吏治清明等“棋子”，遇到了一伙热衷于“内耗”的官贼对手，更要命的是遇到一个混账裁判万历皇帝朱翊钧，一盘好棋最终输得一干二净。

推荐书目：《万历十五年》
《张居正》
《风雪定陵》

1.于宦官权臣关系太密，引祸上身
张居正与朝廷中宦官宦官和权臣（特别是冯保）都有密切的关系，这对他后来的仕途与施政都有着很大的影响，但也埋下“祸发身后”的悲剧。
张居正死后不久，是年十二月壬辰（初八日）江西道御史李植上疏弹劾冯保十二大罪状。万历帝览奏之后大喜说：“吾待此疏久矣！”开始展开查抄了冯保家产的动作，并将冯保发配南京孝陵种菜。这时候，宦官张诚及江西道御史李植、云南道御史羊可立、山东道监察御史江东之等纷起攻讦张居正与冯保“交结恣横”、“宝藏逾天府”，陕西道御史杨四知因上疏劾张居正“贪滥僭奢，招权树党”，神宗诏令“姑贷不究，以全终始。”万历十一年正月，南京刑科给事中阮子孝又上疏弹劾张居正“各子滥登科第，乞行罢斥”。这时张四维上疏代辩，说“居正诸子所习举业，委俱可进。惟其两科连中三人，又皆占居高第，故为士论所嫉，谤议失实”[3]。神宗批文：“都教革了职为民”。

2.得罪大多数官员
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父亲去世。按官制应守孝三年，张居正在万历帝的支持下提出夺情，一时间遭到多方面的剧烈攻击。张居正对领头官员进行杖刑，强力压制反对意见。最终事态平息，但张也处于与大多数官员为敌的境地。

3.权高震主
万历七年（1579年）万历皇帝因夜与宦官游玩时行为不检，遭到母后训斥，张居正为其写了〈罪己诏〉，由此埋下日后的祸根。一次万历皇帝在读《论语》时，误将“色勃如也”之“勃”字读作“背”音，张居正厉声纠正：“当作勃字！”声音太大，吓得万历皇帝惊惶失措，在朝的大臣无不大惊。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张居正辅政）宫府一体，百辟从风，相权之重，本朝罕俪，部臣拱手受成，比于威君严父，又有加焉。”晚年张居正的权势之大，连万历都有所忌惮，其父病逝，他奉旨归葬，坐着32人抬的豪华大轿，内附有清洗排泄等设备，吃饭时菜肴过百品，“居正犹以为无下箸处。”[1]。对于晚年的生活有人指责其骄奢、专权，两个儿子中状元、榜眼，为世人非议。

仅凭自己的力量进行改革，而没有从制度上使改革稳定下来，一旦人死，则守旧势力的反扑使改革夭折。

可以看看《万历十五年》，说的蛮有见解的。

朱棣有四个儿子。
朱棣的儿子有：
1.朱高炽：朱高炽是朱棣的大儿子，1378年出生母亲是文皇后徐氏。在朱棣死后朱高炽继承皇位，是明朝的第四位皇帝，也就是明仁宗。

2.朱高煦：朱高煦是朱棣的第二个儿子，和朱高炽是同一个母亲，朱高煦最开始被朱棣封为高阳郡王，但是朱高煦不肯去高阳就一直留在南京，想要篡夺太子的位置。在朱高炽死后明宣宗继位朱高煦起兵造反失败最后被贬为庶人。
3.朱高燧：朱高燧是朱棣的第三个儿子，和朱高炽还有朱高煦都是一个母亲生的，被朱棣封为赵王。但是最后因为和朱高煦一起造反被捉拿，最后被罢免爵位在宣德六年去世。
4.朱高爔：朱高爔是朱棣的第四个儿子，但是在出生的一个月以后就夭折了所以没有被封任何的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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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资料：

朱棣的第二个儿子朱高煦自幼生性凶悍、言行轻佻，太祖朱元璋在世时，便对这个孙儿非常厌恶。在朱棣诸子中，朱元璋最欣赏以儒雅仁爱著称的朱高炽，并亲自立他为燕王世子。
他是正统继承人，名正言顺，而且在朱棣靖难的时候留守北京，以万人之军挡住了建文帝五十万大军的进攻，守住了北京城，也为靖难之役带来了巨大的转机。
而且留守后方是以太子名义监国，把后方打理的井井有条，深得朱棣满意。但是朱棣不喜欢他的原因就是这个儿子和自己太不像了，没有自己的勇武。
还有朱高炽由于双腿行动不便，走路时总是跌跌撞撞，个人形象很差，常常让朱棣感觉不满意。对于老二朱高煦，朱棣是非常喜欢的，这个儿子和自己一样勇武好战，简直就是自己的翻版。
但是很不听话，嚣张跋扈不服管教，而且还骄傲自大，让朱棣很是头疼。汉王的封地原本在云南，朱高煦不肯去，嫌那地方偏僻，朱棣又把他封到青州，他又嫌穷。
最后朱棣没辙了，问他到底想去哪，结果朱高煦哪都不想去，就想在南京待着。忙于国事的朱棣也没工夫搭理他，就让他在南京赖了下去。
而且朱高煦软磨硬泡，把皇帝的亲军天策卫要来当了自己的护卫。因为唐太宗李世民当初被封为天策上将，朱高煦出门时就洋洋得意地跟别人夸耀：哎，你看看本王，像不像唐太宗啊。
人人都知道，唐太宗是干掉了自己父兄才当上皇帝的，在朱棣死后，朱高炽即位，是为明仁宗。但是朱高炽的身体不好，在位仅仅十个月后就操劳过度而死，他的长子朱瞻基紧急的从南京赶往北京奔丧，顺便即位。
但是这个时候朱高煦本就不安分的心就又活动了起来，在半道设伏准备杀掉朱瞻基，然后自己登基。但是他没想到的是朱瞻基速度之快，在伏兵还没就位的情况下就赶到了北京，继承了大统。朱高煦失去了这次绝佳的机会。
但是他还是不甘心安心地当一个亲王。宣宗获悉朱高煦造反的消息后，听从大学士杨荣的建议亲征，很快便打到乐安城下。城中军民听闻皇帝亲自来攻，很多人便想着倒戈，将朱高煦抓获后献城投降。
朱高煦刚刚竖起反旗，便发现已经是穷寇末路，为避免落得被出卖的下场，便亲自献城投降。就这样，一场本来会给帝国带来大动荡的叛乱，竟然离奇地收场。有一天朱瞻基去看望这个失败的叔叔时，朱高煦也不知道是哪根筋跳错了，竟然在朱瞻基临走的时候伸脚绊了他一下。
这下朱瞻基大怒，命人用一个铜缸把朱高煦盖住，没想到朱高煦天生神力，只一会功夫便用头将铜缸顶起来，并扔倒在地。
宣宗见状怒不可遏、杀心顿起，便命人将朱高煦锁在铜缸中，然后在周围点燃木炭，最终竟然将叔父活活烤死在铜缸中。
随后，宣宗又下令处死朱高煦的几个儿子，算是彻底消除心腹隐患。朱高煦被杀时，年仅46岁。随后朱高煦的几个儿子也相继被杀。

　　1、据说明成祖朱棣一共有4个儿子，他们分别是：朱高炽、朱高煦、朱高燧、朱高。
　　2、明仁宗――朱高炽
　　朱高炽是明朝第四位皇帝，明成祖朱棣的长子，生于1378年，死于1425年，永乐二十二年(1424)八月登基，次年改元“洪熙”。于洪熙元年(1425)五月暴死，在位仅十月，终年47岁。庙号仁宗，谥号敬天体道纯诚至德弘文钦武章圣达孝昭皇帝。葬于十三陵献陵。
　　3、汉王――朱高煦
　　朱高煦是明成祖朱棣的第二个儿子，母亲为文皇后徐氏。洪武十八年生于北平燕王府，二十八年受封高阳郡王。永乐二年封为汉王。永乐十四年朱高煦被废为庶人。宣宗宣德元年八月起兵造反，宣宗亲征讨伐，高煦出降，后朱高煦及诸子相继被处死。
　　4、赵简王――朱高燧
　　朱高燧是明成祖朱棣的第三个儿子，生于1386年，死于1431年，为朱棣与皇后徐氏之子。
　　5、皇子――朱高
　　朱高是明成祖朱棣最小的儿子，并未有任何加封。

1、据说明成祖朱棣一共有4个儿子，他们分别是：朱高炽、朱高煦、朱高燧、朱高。2、明仁宗――朱高炽 朱高炽是明朝第四位皇帝，明成祖朱棣的长子，生于1378年，死于1425年，永乐二十二年(1424)八月登基，次年改元“洪熙”。于洪熙元年(1425)五月暴死，在位仅十月，终年47岁。庙号仁宗，谥号敬.

明成祖朱莉一共有四个儿子。长子是第四位皇帝。第二个儿子母亲是皇后徐氏。三儿子朱莉四儿子朱高是明成祖朱莉

张居正（1525年—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中国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又称张江陵。明代政治家、改革家。

生平
张居正自幼聪颖，十二岁投考生员，荆州知府李士翱很赏识他。居正十六岁中举人，又颇受湖广巡抚顾璘赏识，说他是「国器」。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张居正中进士，由庶吉士至翰林院编修。

世宗后期，居正升任右中允，与时任国子监祭酒的高拱关系良好。而居正亦是当时少数能与两大重臣严嵩与徐阶都能保持良好来往的官员之一。张居正与朝廷中宦官和权臣都有密切的关系，这对他后来的仕途与施政都有著很大的影响，但也埋下「祸发身后」的悲剧。

隆庆元年（1567年）居正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上《陈六事疏》，声明自己关于改革时政的意见。经历了激烈的内阁斗争后，最终与高拱并为宰辅，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和高拱一起巧妙利用俺答汗孙子来降一事，与鞑靼和解互市，结束了双方多年的战事。

万历初年，居正与宦官冯保合谋逐高拱，代为首辅。当时神宗年幼，张居正得到当时摄政的神宗生母李太后的完全信任，一切军政大事均由他主持裁决，前后当国十年，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收到一定成效。

居正实行考成法，加强对官员的考评，并裁减了大量的冗官冗员。他清查地主隐瞒的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改变赋税制度，使明朝政府的财政状况有所改善；用名将戚继光、李成梁等练兵，加强北部边防，整饬边镇防务；用潘季驯主持浚治黄淮，亦颇有成效。

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父亲去世。按官制应守孝三年，张居正在万历帝的支持下提出夺情，一时间遭到多方面的剧烈攻击。张居正对领头官员进行杖刑，强力压制反对意见。最终事态平息，但张也处于与大多数官员为敌的境地。

万历七年（1579年）万历皇帝因夜与宦官张鲸游玩时行为不检，遭到李太后训斥，张居正为万历皇帝写了〈罪己诏〉，由此埋下日后的祸根。一次万历皇帝在读《论语》时，误将“色勃如也”之“勃”字读作“背”音，张居正厉声纠正：“当作勃字！”声音太大，吓得万历皇帝惊惶失措，在朝的大臣无不大惊。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张居正辅政）宫府一体，百辟从风，相权之重，本朝罕俪，部臣拱手受成，比于威君严父，又有加焉。”晚年张居正的权势之大，连万历都有所忌惮，其父病逝，他奉旨归葬，坐著32人抬的豪华大轿，内附有清洗排泄等设备，吃饭时菜肴过百品，“居正犹以为无下箸处。”[1]。通县知县张伦拍足张老太太马屁，老太太对张居正说：“一路烦热，到了通州一憩，才有如游清凉国 。”张居正提拔张伦为户部员外郎。对于晚年的生活有人指责其骄奢、专权，两个儿子分别中状元、榜眼，为世人非议。

有人猜测其晚年纵欲过度，戚继光送他两名波斯美女阿古丽和布丽雅，又喜服食春药海狗肾（缊肭脐），“宦青登莱者求之而不可得，真者价值六十金”，以致头部发热，冬天不戴貂皮帽。万历十年（1582年）卒（一说死於鼠蹊部烂疮，「死时皮体燥裂，如炙鱼然」[2]），赠上柱国，谥文忠。

死后
张居正死后不久，是年十二月壬辰（初八日）江西道御史李植上疏弹劾冯保十二大罪状[3]。万历帝览奏之后大喜说：「吾待此疏久矣！」所以，一旦机会到来，万历就会急不可耐的清算张居正。万历断送张居正改革的行为，实际上是为明王朝自掘坟墓。在张居正的“淫威”之下过了多年苦日子的官员自此开始肆无忌惮的贪污腐败、以权谋私。而朝纲逐渐倒退回嘉靖时那种朝廷政令没于废纸之中，政令不通的糟糕状态。万历在执政期间大肆搜刮民财，囤积金银，兼并土地，上下成风，加剧了通货膨胀，使得普通民众生活更加困苦，最终导致崇祯年间的财政全面崩溃。总的来说，改革的最后失败断送了明王朝迎来中兴的希望，明王朝的加速灭亡是不可避免了。

张居正：明朝政治家。字叔大，号太岳。嘉靖二十六年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得徐阶器重。二十八年改授编修，同年上《论时政疏》抨击宗室骄恣.庶政旷废.吏治因循.边备未修和财用大匾等时弊。后因不满严嵩专权而托病家居。在家三年，潜心研究当时的社会与政治问题。三十六年返京，仍供翰林院，颇不得志。四十一年，严嵩罢，徐阶任首辅，得晋升。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祖籍安徽凤阳 。明太祖封先祖张关保到归州，为归州千户所千户。张居正曾祖庶出，无法承世袭官职，迁到江陵。张居正生于公元1525年5月24日，卒于公元1582年7月9日。5岁入学，7岁能通六经大义，12岁考中了秀才，13岁时就参加了乡试，写了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只因湖广巡抚顾辚有意让张居正多磨练几年，才未中举。16岁中了举人，23岁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由编修官至侍讲学士令翰林事。隆庆元年（1567年）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隆庆时与高拱并为宰辅，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万历初年,代高拱为首辅。当时明神宗年幼，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张居正主持裁决，
　　 张居正像前后当国10年，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收到一定成效。他清查地主隐瞒的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改变赋税制度，使明朝政府的财政状况有所改善；用名将戚继光、李成梁等练兵，加强北部边防，整饬边镇防务；用凌云翼、殷正茂等平定南方少数民族叛乱；严厉整肃朝廷上下。在张居正功成名就之时，他把矛头对准了曾给他带来巨大利益的阶层——文官集团。张居正除了推行一条鞭法，使得税收统一收钱不收物，节省了很多土地，更实行考成法，其具体实施方法类似于今天的考勤，方法如下：
　　比如一位知府（五品），年初时就要写好一份计划，不能太少，写好后自己留一份，给张居正一份。如计划过少，就要退回重写。计划通过后，以后的一年里这位知府就要为完成计划而努力。如果到了年末，核对后发现这位知府有什么事没有完成，那知府就会被贬职降为知县。如果到了县里还是如此，那就一直降下去，直到知府什么官都被削去，回家当老百姓为止。
　　用潘季驯主持浚治黄淮，亦颇有成效。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帝国内阁首辅、正一品太师兼太傅、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卒，年五十八，死后赠上柱国，谥文忠。死后不久即被宦官张诚及守旧官僚所攻讦，籍其家；至天启二年方恢复名誉。著有《张太岳集》、《书经直解》等。
　　明朝文臣，内阁首辅，因其辅佐皇帝治理有效，具有重大历史功绩。
　　明王朝经过两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到了嘉靖年间已是百病丛生，危机四伏。紫禁城里每日设坛修醮，青烟缭绕。幻想长生不死的嘉靖皇帝陶醉于《庆云颂》的华丽词藻，闭着眼睛将朝政托付给奸相严嵩。严嵩父子趁机为非作歹，贪赃枉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平民出身的内阁首辅张居正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生机。

明嘉靖万历年间著名的改革家、教育家，号称明代第一政治家。具体可参见百度百科或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嘉靖进士，隆庆元年（1567）入阁。穆宗死，他和宦官冯保合谋，逐高拱，代为首辅。万历初年，神宗年幼，国政大事都由他主持，前后当国十年，为人善谋，独揽朝政，是明代最有权威的一个首辅，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不可多得的政治家。当政期间，面对吏治败坏、财政危机、赋役不均、军心涣散的局面，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雷厉风行地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张居正改革的主要内容如下：①整顿吏治。张居正目睹嘉、隆时期的混乱政局，认为其症结在于吏治腐败，官僚们“虚声窃誉”，“爱恶交攻”，结果吏治不清，贪官为害，故救时之急务便是刷新政治。万历元年（1573）提出考成法。其方法是逐级考核，随事考成，“抚按以此核属官之贤否，吏部以此别抚按之品流，朝廷以此观吏部之藻鉴。”（《张文忠公全集》奏疏5）以部院考查抚按，以六科监督部院，以内阁督察六科。实行相互制约、监督，借此提高内阁权力。同时，抑制宦官势力，整饬学政，加强对生员的控制，重用人才，裁汰“冗员十二、三”。结果，行政办事效率提高，中央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明史》卷213《张居正传》）。②整饬边防，改善民族关系。张居正安定边防的方针是“外事羁縻，内修战守”。当时，北边战守的重心在蓟州。隆庆元年，调任御倭名将谭伦、戚继光主持蓟州防务。戚继光以曾对倭作战的浙兵作骨干，加紧练兵。他根据蓟州地理条件和蒙古兵作战特点，决定使用战车，并以步、骑配合作战。他又修补长城，建筑敌台一千多个，大大加强了防御力量。戚继光整饬边备的工作得到了张居正的大力支持，从而保证了北边的安全。辽东方面，经过王崇古、方逢时的修边墙，开屯田，战守力量也加强了。至此，长期以来“虏患日涂，边事久废”的局面得到扭转。在边防巩固的基础上，张居正还通过和谈来改善明朝和蒙古族之间的关系。停战议和，互市贸易，“自是边境休息，东起延水，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明史》卷222《王崇古传》）③量入为出，节缩开支。为挽救当时的财政危机，维持国家财政收支的平衡，张居正一方面裁减冗官冗费，节省皇室的费用。另一方面，严加催征田赋和清理逋欠。万历初年，下令“自隆庆改元以前逋租，悉赐蠲除，四年以前免三征七”。万历二年（1574）规定，拖欠七分之中，每年带征三分。第二年又定“输不及额者，按抚听纠，郡县听调”。并用考成法来严厉督促官员奉行。经过一番整顿后，明王朝的财政收入有了好转。④丈量土地，打击豪强。万历五年下令清丈土地，凡庄田、民田、职田、荡地、牧地，通行丈量，限三年竣事。万历九年清丈基本完成，全国田亩数字为701万余项。对豪强地主隐瞒土地起了一定的抑制作用。⑤改革赋役制度，实行一条鞭法（参见《一条鞭法》）。张居正改革，是明朝封建统治者，为了挽救明中叶以后积弱积贫的统治危机而搞的一场改良运动。经过改革整顿，阶级矛盾暂时缓和了，社会经济也有相对的恢复和发展，府库钱粮充羡，边防力量加强，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

张居正改革是明朝中期政治家张居正为挽救明王朝而进行的一系列改革。
明朝中叶，贵族大地主兼并土地的情况相当严重。在江南，有的大地主占田7万顷。
在朝廷，大学士徐阶一家就占田24万亩。全国纳税的土地，约有一半为大地主所隐占，
拒不缴税，严重地影响了国家收入。贵族大地主疯狂地掠夺土地，封建剥削的进一步加
剧，激起了社会矛盾的尖锐化，接二连三地发生了邓茂七、刘通、蓝廷瑞以及刘六、刘
七等农民起义。明王朝处于危机四伏的境地。
怎样才能将封建统治维持下去呢？地主阶级一些当权人物认为，必须改革政治，寻
求一条自救的道路。在这样的形势下，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得到了推行。
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
在明神宗万历年间，连续10年担任内阁首辅（宰相）。他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
在内政方面，他首先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制。张居正创制了“考成法”，严格
考察各级官吏贯彻朝廷诏旨情况，要求定期向内阁报告地方政事，提高内阁实权，罢免
因循守旧、反对变革的顽固派官吏，选用并提拔支持变法的新生力量，为推行新法做了
组织准备。并且整顿了邮传和铨政，他的为政方针是：“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
号令”和“强公室，杜私门。”
在经济方面，张居正的成绩最为突出。他曾任用著名水利学家潘季驯督修黄河，使
黄河不再南流入淮，于是“田庐皆尽已出，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而漕河也可直达北
京。
“一条鞭法”则是张居正在经济改革方面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史上
的重大变革。
明朝初年的赋税制度十分繁杂。当时的赋税以粮为主，银绢为辅，分夏秋两季征收。
此外，还规定农民要服各种徭役，并交纳特殊的土贡等等。“一条鞭法”的内容是：
“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就是把各州县的田
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大大简化了征收手续，
同时使地方官员难于作弊。实行这种办法，使没有土地的农民可以解除劳役负担，有田
的农民能够用较多的时间耕种土地，对于发展农业生产起了一定作用。同时，把徭役改
为征收银两，农民获得了较大的人身自由，比较容易离开土地，这就给城市手工业提供
了更多的劳动力来源。没有土地的工商业者可以不纳丁银，这对工商业的发展也有积极
作用。
“一条鞭法”的推行，使明政府的岁入有了显著的增加，财政经济状况也有不少改
善。国库储备的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可供五六年食用，比起嘉靖年间国库存粮不够一
年用的情况，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张居正在军事上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他派戚继光守蓟门，李志梁镇辽东，又在
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了“敌台”3000余座。他还与鞑靼俺达汗之间进
行茶马市贸易，采取和平政策。从此，北方的边防更加巩固，在二三十年中，明朝和鞑
靼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
经过上述改革，强化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机器，基本上实现了“法之必行”、
“言之必效”，国家的经济状况有了改善，财政收入有所增加，在国防上增强了反侵略
的能力。当然，张居正倡导改革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而是为了巩固明朝
的封建统治。因而，他的变法不可能触动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只能作一些修修补补的
改良，挽救不了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历史总趋势。尽管如此，张居正的改革在一定程度
上限制了大官僚地主的既得利益。
1582年六月，张居正病死，一些改革的反对派重新麋集，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他们攻击张居正改革“务为烦碎”，清丈土地是“增税害民”，实行“一条鞭法”是乱了
“祖制”。他们下令撤销了张居正死时特加的官爵和封号，进而查抄家产。
张居正的长子被逼自杀，其他家属也惨遭迫害。代表大地主、大贵族势力的封建顽
固派又掌了权，劳动群众生活更为痛苦。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并不乏有起自平民而荣登宝座的皇帝，刘邦、朱元璋都以开国的一代君主享名青史，但却少有出身寒微而力挽狂澜的宰相，张居正就是罕见的一位。他从秀才、举人、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从平民中崛起，在明朝万历王朝初年当了十年首辅，协助十岁的小皇帝，推行改革，把衰败、混乱的明王朝，治理得国富民安，人们赞扬他是“起衰振隳”的“救时宰相”(1)。

“救时”，是很高的称誉，这不仅表明他在王朝颓败之际是一位临危制变的大政治家，更以威振一世的非常举措彪炳史册。他的赫赫功绩，堪与商鞅、王安石并立为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中期与后期最具盛名的三大改革家。

改革发生在明朝后期万历元年至十年(1573--1582)，张居正出任首辅的十年期间。这是国家多事之秋，但究其所处的16世纪这一特定的时代，已不仅是一姓王朝的衰败，而是整个封建制度走向没落。在王朝末年力图振兴颓势而鞠躬尽瘁的政治家有之，但在封建社会末世，以回天之力使衰老的体制再现活力的唯有张居正得到成功，16世纪末的中国历史，给了他与历代改革不同的背景和机缘。

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从秦汉以来到明末，已经延续了一千六百多年。它本身不仅有创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在不断地加强和削弱的反复震荡中发展。多少次农民起义，打翻了一个又一个王朝，一次又一次造成封建统治的瘫痪，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仍然沿袭下来，发育起来，愈到封建社会后期，愈益强化。发展到明朝，政治上的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连宰相的权力都收归皇帝所有，因此后世都把明朝视为封建专制主义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然而就在这高度强化的专制主义王朝的末年，衰败的景象远远超过汉末、唐末和宋末，这样一种极度强化和极度弱化的势态，共生在同一王朝的始末，是历代王朝从未有的境遇。这一强弱相间相随的的现象，反映封建专制主义体制本身蕴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标志封建专制制度已经百病丛生，沉疴临绝，不进则亡。

张居正就在这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走向政治舞台，留下他传奇的人生。

这个出身湖北江陵的农家子弟，自幼就以神童蜚声乡里，十岁通读四书五经，十三岁作了《咏竹》的绝句:

绿遍潇湘外，疏林玉露寒；

凤毛丛劲节，直上劲头竿。

小小年纪就以竹自喻，显示了他少年时代的远大抱负。这一年他本可以考中举人，主考的湖广巡抚顾* 慧眼识俊杰，看到这少年的不同凡响，故意使他落选，让他经受挫折，以激励他更加奋进。果然，三年后张居正再度赴试，一举成名，时年16岁，成为最年轻的举人。顾* 知道后非常高兴，立即解下随身佩带的玉坠赠给他，鼓励他成为辅国的英才。

张居正少年得志，壮年入阁，运筹帷幄，才智明决。《明通鉴》说: “是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富”，“起衰振隳，纲纪修明，海内殷阜，居正之力也。”这是清代人对他公允的评价。但在当时人的眼中却毁誉纷纷，人们对他是非功过的评论，众口交攻，相互抵捂，不胜其多。在《万历野获编》、《涌幢小品》、《五杂俎》、《定陵注略》、《寄园寄所寄》等明清笔记中，为张居正是否陷害朋友，接受贿赂，

勾结内监，两个儿子蝉联状元、榜眼，是否暗通关节等等，有的责难，有的辩解，褒贬不一，而至“人情汹汹”，这样多的是非荣辱集于一身，在历史上也不多见。

他个人的结局与商鞅、王安石等改革先辈一样坎坷，遭遇到不幸。如果说，这一切在历代改革家的经历中并不鲜见的话，耐人思索的是，导致他身后“鞭尸”，全家遭难的，是他一手提拔、重用的继任首辅张四维，而为他平反昭雪，奔走呼号的，竟然有当初被他廷杖致残的反对派，太子太保、吏部尚书邹元标。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在中国改革史上也属闻所未闻。

历史何以给了他这样的错位?!

二、临危受命

明朝是封建专制制度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它的统治体制，造成君主绝对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的官僚政治。从封建社会确立以来，皇帝对处理国家事务有至高无上的独裁权，明初又收回宰相的权力，设置内阁首辅作为皇帝的事务秘书，一切章奏皆由皇帝亲自过目审批，任何人不得过问。凡是断大事、决大疑，臣下只能面奏听旨，事无巨细统统集权于皇帝一身，君主的权力高度膨胀，超过历代王朝。

事物发展到极点往往走向它的反面，由权力高度集中给皇亲贵戚带来更为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销蚀了他们管理国家事务的起码能力，滋养出一代又一代昏愦的帝王。明中叶后，皇帝不临朝成为惯例，嘉靖皇帝深居内宫，修仙炼道，三十年不理政；隆庆皇帝在位六年，极少审批公文，遇有国家大事，听任群臣争议，一言不发，有人竟以为他是哑吧。国初上朝有严格的朝仪，官员稍有失礼要受到处罚，甚至招致非命，大臣觐见都提心吊胆，丝毫不敢懈怠。时过一百多年，到隆庆年间，朝仪早已被人忘却，连怎样进退应答，都没人说得清楚。偶有朝参，大臣们在殿上大摇大摆，高声喧哗，随地吐痰，冒渎君威，不以为意。这种现象，不仅在封建王朝历史上见所未见，到清末都没有达到这种程度。

皇帝，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最高的政治代表，皇帝威权的跌落，意味着中央集权的体制已经驾驭不了它的统治序列，这是统治机器崩溃离析的表现。皇帝长期不理国务，政治重心自然就落到内阁身上，谁成为首辅，谁就能主政，实际上就握有最高的权势，这就必然招致统治阶级内部争夺内阁首辅的尖锐斗争。嘉靖、隆庆年间，短短六年，徐阶政倒严嵩，高拱又推倒徐阶。李春芳被高拱击败，高拱又被张居正轰跑，几乎一年一变。一个首辅倒了，牵连一批官员被贬谪，今朝得势的，来年就可能被赶下台。内阁之中爱恶交攻，吐唾辱骂，甚至大打出手。官衙无视法令，政多纷更，事无统纪，主钱谷的不明出纳，司刑名的不悉法律，管监察的不行纠劾。人们愤愤地指出:“嘉隆以来，纪纲颓坠，法度凌夷”(2)，“本朝姑息之政甚于宋代”(3)。统治集团的腐败、混乱和失控远比王安石变法的北宋还要严峻。

财政上的困难比政治危机还要紧迫。社会经济最棘手的是土地兼并问题，土地集中私人的规模愈来愈大，皇亲国戚争先恐后地吞并土地，一旦占为已有，就利用特权瞒田逃税，土地被兼并愈多，国家的税收愈少。嘉靖皇帝的四子朱载圳在湖广占有良田数万顷，隆庆皇帝儿子的王庄、王店遍及各地。有爵位的勋臣、有权势的太监、有功名的乡绅，利用他们不纳税、不当差的优免权纷纷抢占土地，各类庄田迅速扩张。“私家日富，公室日贫”(4)，税源逐渐枯竭。隆庆五年，全年财政的总收入只有250 万两，而支出达到400 多万两，赤字超过三分之一。政府累年的收

入每况愈下，而皇室的庞大开支却有增无减。隆庆皇帝的宫廷耗费比国初多至数十倍，官员的贪污、浪费和浩大的军费更加重了财政的拮据，国穷财尽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并未达到激化的程度，根据《明实录》的记载，隆庆年间的农民起义共有三十多次，年平均数还低于明初洪武年，大都是零星、分散的打家劫舍式的小股队伍，尚未对王朝的统治构成主要威胁。列宁在论述俄国革命规律时，曾经把下层不愿照旧生活和上层不能照旧统治，作为起义成功必须同时具备的两个条件。但是这两个条件不一定同时到来，在阶级斗争还没有全面激化，统治机构却已经瘫痪，达到不能按照原样统治下去时，却可能先期爆发执政危机。嘉靖、隆庆年间政治、经济的动荡主要来自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和冲突，这是社会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

在统治阶级中并非没有开明人士力图改弦易辙，但都难以奏效。嘉靖末年首辅徐阶下决心改变局面，把激励自己的口号贴在墙上，吃住不离内阁，通宵达旦地处理公务，裁减冗员，平反冤狱，改善士兵生活，但对时局的败坏并无大补，他自己不久即在敌手的攻击中举筹失措，被迫辞职。继任首辅高拱，早有雄心大志，想大干一场，他认为前任的措施不得要领，因此一反徐阶的作为，把平反的诸臣一概报罢，以“识人才”作为“兴治道”(5)的根本方针，选用官吏不问出身、资历，大力提拔年青官员，规定年满五十的只能授以杂官，不得为州县之长，奖掖优秀，惩治贪惰，务求克尽职守。这些都有可取之处，他也因此博得“善用人”的佳誉，但是，他无能通观全局，驾御左右，不久也被罢职。

他们都是首辅中的干才，为了兴利除弊作了力所能及的努力。问题在于，这种改进既不冒犯现存的社会关系，也不干预财政体制，只是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对衰朽的官僚机器进行点滴修缮。改革没有击中要害，更没有触动政治、经济的主要流弊，因而无能支撑破败的帝国大厦，所以，他们都很快地败下阵来，狼狈离职。

张居正则是有识之士中的佼佼者，他目睹时局的败坏，忧心忡忡地写下这样的诗句:

风尘暗沧海，浮云满中州。

目极心如*，顾望但怀愁。(6)

深切的忧患意识，使他无意留恋悠闲的生活，在同僚沉醉歌台舞榭的日子里，他闭门谢客，攻读历朝典章，剖析政务，探索救国兴邦之道；在告病回乡休假的三年间，不辞辛劳走访民间疾苦，立志要廊清天下之患。隆厌六年(1572)，意外的机遇来了，这年皇帝病故，遗诏命高拱、张居正、高仪共同辅佐十岁的小皇帝朱翊钧( 神宗，即北京定陵的墓主) 。高拱是首辅，为人骄横，在他心目中张居正是下属，高仪年迈多病，都不是自己的对手，唯一能与之争权的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在高、冯斗争中，张居正趁机联合冯保，挤走高拱，这年高仪病逝，得以循序升为首辅。他本是小皇帝的老师，又是唯一健在的顾命大臣，得到皇帝的完全信赖。在他主政的十年间，实际上掌握明帝国的大权，这为他实行改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三、成功之道

张居正改革，是在统治机构近乎解体，财政濒于破产的局面下，自上而下发动的一场挽救王朝统治危机的运动。

他有句名言: “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未免有刚过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倾而安国! ”这“刚过”，充分表现出他以刚毅明断的见识和魄力，把新政以迅雷之势推向全国，因此也留下“时政苛猛”的诃难，是耶? 非耶? 都已成为既往。历史关注的是，他以什么样的决策，使王朝转危为安，力挽狂澜于既倒!

十年改革从政治推向经济，从四个方面强国富民，取得显著成效。

(一)、以法治为理政的中心，示大信于天下，使改革得到有力的组织保证`

封建社会的改革，都是从上层发动的改良运动，这首先要求集权上层，做到事权归一，如果不加强朝廷对各级机构的控制力，改革就是一纸空文。万历以前法纪废弛，政多纷更的情况不改变，任何美妙的新政都不可能付诸实施。张居正清醒地看到这点，提出“尊主权”为“方今急务”。这“尊主权”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忠于君主，它强调的是发挥政府的职能，所谓“一方之本在抚按，天下之本在政府。”(7)“一切以尊主、庇民，振举颓废为务。”(8)以做到“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9)使尊朝廷和执法联为一体。它的要旨是以伸张法纪为重点，整顿政府机构和统治秩序。值得称道的是，他把不法权贵看成“权蝎”(10)，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祸国殃民的大患，因此以打击不法权贵作为“励精之始”(11)，提出“锄强戳凶，剔奸厘弊”(12)的主张。把改革的锋芒指向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法现象，以触动最腐朽、最黑暗的社会势力，这比一般把镇压百姓视作首务的地主官僚，是明显的胆略过人，才高一筹。

不法权贵横行一方由来已久，恶势力盘根错结，谁也碰不得，有没有这个胆量对他们绳之以法，是能不能以法理政，取信于天下的严峻考验。张居正还在主政前夕，即面临他少年时代的恩人，江陵辽王作恶乡里，鱼肉百姓一案，地方官畏惧辽王府的势力，对辽王的罪行，不敢如实上报，张居正断然处治了失职的官员，甘冒“谋产害友”的骂名，废去辽王，惩办了江陵一霸。改革刚刚启动，又碰上最有权势的太监冯保的侄子殴打平民犯了法，这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因为张居正当上首辅主要得自冯保的支持。然而，这件事并未难倒张居正，他当机立断，把冯的侄子革职，杖打四十大板，并通告冯保严格家教，伸张了法纪。他还依法惩治了孔夫子的后裔衍圣公，法办黔国公，用强有力的措施限制皇亲贵戚擅权，一再宣告: “所在强宗豪民，敢有挠法者，严治不贷。”(13)

将抨击不法权贵与革除弊政连在一起，从规章制度上堵塞漏洞，是他最成功的一举。在明代，驿递是官方办理公务的主要交通工具，从北京到各省的交通要道都设有驿站，负责供应来往官员的吃、住、差役和车马等交通工具。这些负担都分摊给就近的民众。明初使用驿站有严格的规定，非有军国要务，不得发给印信乘驿。这些规章到明后期已经名存实亡，兵部和各省抚按，随意填发印信送人情，一张印信使用终身，或是辗转赠送。官员在驿站百般勒索，捕人掠盗，成为酷虐的暴政。张居正决心从此开刀，痛加裁革，扫除多年积弊，使人民得到实惠，这是改革取信天下，得到百姓信任的重要保证。

(二)、以理财为监察的中心，整顿官府，使新政得到财政收益

张居正认为，外之豪强兼并与内部官府舞弊，这两股势力的勾结，是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弊源。要有效地约束不法权贵，打击违法活动，必须从吏治着手整顿官府机构。但是官官相互，历来如此，当事情触及大大小小官员的既得利益，那就是捅了马蜂窝，遭到众多的抵制，甚至陷入孤立，所以在封建社会中整顿官府是件冒风险的事。张居正为政不久却取得成功。主要办法有三条。

其一，从加强监察着手，提高行政运转的效率。明朝的中央机构分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中又分设监察机构六科。部的最高长官是二品官，科的长官最高是七品，可这七品对二品却有封驳纠劾的权力，所以大官统率小官，小官却可以牵掣大官，六部和六科都直接向皇帝负责，内阁不干预，这遇到昏愦的皇帝那就乱了套。张居正改为由内阁总其成，颁行官员考成法，吏部通过询事考言，以言核事，以事核效，评定官员的勤惰，定期考勤，随事考核，以一套严密的监察制度防范玩忽职守的现象。

其二、以理财作为考核的准则，这是考成法的最终目的。当时官场通行的是增加赋税，向小民头上搜刮，不敢督缴正赋田税，因为逃税拖税的都是豪强权贵，追缴田税无异在是太岁头上动土，谁也不敢出这个头。张居正毅然提出对官员“以钱谷为考成”(14)的主张，凡是追缴欠税不足的官员，都要受到批评、调离或撤职的处分。以追索田粮评定政绩，迫使官员打击不法权贵，使贪官无处藏身，不用加税而补足国家亏损，这是一项成功的经验。

其三是不拘一格用人才，培植改革的中坚力量。有为的政治家们往往都能在用人方面破除论资排辈的偏见，但像张居正那样重视从下层提拔人才，殊属难得。他倡导:“采灵菌于粪壤，拔姬姜于憔悴。”(15)认为立贤无方，唯才是用，即使贱为僧道皂隶，只要出类拔萃，可以位列九卿，作为国家的栋梁。他突破成规起用行伍出身的李成梁为镇边大将，破格重用残疾小吏黄清为太仆卿高级官员，重新起用被罢官的水利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在改革推向高潮时特许府、州、县的考生越级报考京师的国子监，把各地人才收罗到中央，很快组成精干的班底，形成改革的中坚力量，为建树新政作出贡献。

(三)、以均赋役为中心，厚商利农，发展社会经济

明朝的赋税制度是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税，按人头派差役，所以土地和户口是王朝财政和劳动力的主要来源。随着兼并势力的发展，民间的土地和人口逐渐集中到勋臣、贵戚和大地主的名下。他们倚仗特权，贿赂官府，隐占户口，瞒田偷税，逃避差役，到万历前夕法定的征粮地比明初已减少一半，人口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大批的土地、人力流进私人腰包，使国家的税源衰竭。本来国家征收田赋是，田多的多征，田少的少征，按亩核算，从法制上说是公平的，这也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条件下的均税实质性内容。有的农户土地被豪强侵占，田赋却留在原田主的名下，造成产去税存，这就发生了赋税不均的社会问题。考成法只能解决一部分欠税的问题，大量的瞒田逃税和税役不均亟需从赋役制度上加以整顿，这才能开辟理财安民的新途径。万历五年开始调查，次年即通令清丈全国田地，详审细核，三年查出漏税土地八十余万顷，从严打击了违法的权贵地主，迫使他们守法，不敢轻易欺隐，小农免受赔累，国赋按时收纳，扭转了财政亏损。后人评价这一举措说: “既不减额，亦不增赋，贫民之困以纾，而豪民之兼并不得逞。”(16)确实做到了公私两利。

在赋税不均的现象初步纠正后，立即着手解决逃役问题。万历九年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即是将赋役中的各项名目，如杂泛、均徭、力差、银差等各种税收合并为一种，将力差归入田赋，一律按田亩核算，减化手续，统一征收。并可改折银两，允许被征调的差役出银雇人代役。这就扩大了货币流通的范围，削弱了人身依附关系，使商贩和工匠获得了人身自由，这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

在调整经济政策的同时，又把兴修水利作为发展生产的重要课题。历来治河的方针只顾漕运，为朝廷运粮，不顾民生，因此大多采用分疏黄河的办法保障运河渠道的畅通，也就是在黄河下游多开枝河，分泄河水，这种办法容易淤塞河道，垫高河床，但却急功近利为历代王朝惯用。张居正大力支持水利专家潘季驯摒弃传统方法，采取漕运与民生兼顾的方针，筑堤束水，以水攻沙，利用奔腾的河水，冲沙入海，自此多年没有大患，使得黄河两岸“十年弃地转为耕桑，河上万艘捷于运输。”(17)保障了生产，稳定了政府的财源。

(四)、以近民便俗为宗旨，提倡面向实际，为改革提供有力的思想资源

张居正自从政以来，就倡言治国理政不外乎谋求富强大事，这在当时并不容易为一些官僚士大夫所接受。宋明以来，理学被尊为儒学的正宗、统治阶级的官方思想，到明后期愈来愈走向空疏。它宣扬心外无物，不假外求，把做学问的功夫引向发掘内心世界，否认客观真理，这种完全脱离实际的学风，养育出一批文人学士谈玄说虚，好说大话、空话，鄙薄民生实事。他们嘲讽张居正说:“吾辈谓张公柄用，当行帝王之道，今观其议论，不过富国强兵而已，殊使人失望。”张居正对此报之一笑说:“过誉我矣! 吾安能使富国强兵哉!”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嘉靖进士，隆庆元年（1567）入阁。穆宗死，他和宦官冯保合谋，逐高拱，代为首辅。万历初年，神宗年幼，国政大事都由他主持，前后当国十年，为人善谋，独揽朝政，是明代最有权威的一个首辅，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不可多得的政治家。当政期间，面对吏治败坏、财政危机、赋役不均、军心涣散的局面，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雷厉风行地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张居正改革的主要内容如下：①整顿吏治。张居正目睹嘉、隆时期的混乱政局，认为其症结在于吏治腐败，官僚们“虚声窃誉”，“爱恶交攻”，结果吏治不清，贪官为害，故救时之急务便是刷新政治。万历元年（1573）提出考成法。其方法是逐级考核，随事考成，“抚按以此核属官之贤否，吏部以此别抚按之品流，朝廷以此观吏部之藻鉴。”（《张文忠公全集》奏疏5）以部院考查抚按，以六科监督部院，以内阁督察六科。实行相互制约、监督，借此提高内阁权力。同时，抑制宦官势力，整饬学政，加强对生员的控制，重用人才，裁汰“冗员十二、三”。结果，行政办事效率提高，中央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明史》卷213《张居正传》）。②整饬边防，改善民族关系。张居正安定边防的方针是“外事羁縻，内修战守”。当时，北边战守的重心在蓟州。隆庆元年，调任御倭名将谭伦、戚继光主持蓟州防务。戚继光以曾对倭作战的浙兵作骨干，加紧练兵。他根据蓟州地理条件和蒙古兵作战特点，决定使用战车，并以步、骑配合作战。他又修补长城，建筑敌台一千多个，大大加强了防御力量。戚继光整饬边备的工作得到了张居正的大力支持，从而保证了北边的安全。辽东方面，经过王崇古、方逢时的修边墙，开屯田，战守力量也加强了。至此，长期以来“虏患日涂，边事久废”的局面得到扭转。在边防巩固的基础上，张居正还通过和谈来改善明朝和蒙古族之间的关系。停战议和，互市贸易，“自是边境休息，东起延水，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明史》卷222《王崇古传》）③量入为出，节缩开支。为挽救当时的财政危机，维持国家财政收支的平衡，张居正一方面裁减冗官冗费，节省皇室的费用。另一方面，严加催征田赋和清理逋欠。万历初年，下令“自隆庆改元以前逋租，悉赐蠲除，四年以前免三征七”。万历二年（1574）规定，拖欠七分之中，每年带征三分。第二年又定“输不及额者，按抚听纠，郡县听调”。并用考成法来严厉督促官员奉行。经过一番整顿后，明王朝的财政收入有了好转。④丈量土地，打击豪强。万历五年下令清丈土地，凡庄田、民田、职田、荡地、牧地，通行丈量，限三年竣事。万历九年清丈基本完成，全国田亩数字为701万余项。对豪强地主隐瞒土地起了一定的抑制作用。⑤改革赋役制度，实行一条鞭法（参见《一条鞭法》）。张居正改革，是明朝封建统治者，为了挽救明中叶以后积弱积贫的统治危机而搞的一场改良运动。经过改革整顿，阶级矛盾暂时缓和了，社会经济也有相对的恢复和发展，府库钱粮充羡，边防力量加强，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

张居正改革是明朝中期政治家张居正为挽救明王朝而进行的一系列改革。
明朝中叶，贵族大地主兼并土地的情况相当严重。在江南，有的大地主占田7万顷。
在朝廷，大学士徐阶一家就占田24万亩。全国纳税的土地，约有一半为大地主所隐占，
拒不缴税，严重地影响了国家收入。贵族大地主疯狂地掠夺土地，封建剥削的进一步加
剧，激起了社会矛盾的尖锐化，接二连三地发生了邓茂七、刘通、蓝廷瑞以及刘六、刘
七等农民起义。明王朝处于危机四伏的境地。
怎样才能将封建统治维持下去呢？地主阶级一些当权人物认为，必须改革政治，寻
求一条自救的道路。在这样的形势下，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得到了推行。
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
在明神宗万历年间，连续10年担任内阁首辅（宰相）。他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
在内政方面，他首先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制。张居正创制了“考成法”，严格
考察各级官吏贯彻朝廷诏旨情况，要求定期向内阁报告地方政事，提高内阁实权，罢免
因循守旧、反对变革的顽固派官吏，选用并提拔支持变法的新生力量，为推行新法做了
组织准备。并且整顿了邮传和铨政，他的为政方针是：“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
号令”和“强公室，杜私门。”
在经济方面，张居正的成绩最为突出。他曾任用著名水利学家潘季驯督修黄河，使
黄河不再南流入淮，于是“田庐皆尽已出，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而漕河也可直达北
京。
“一条鞭法”则是张居正在经济改革方面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史上
的重大变革。
明朝初年的赋税制度十分繁杂。当时的赋税以粮为主，银绢为辅，分夏秋两季征收。
此外，还规定农民要服各种徭役，并交纳特殊的土贡等等。“一条鞭法”的内容是：
“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就是把各州县的田
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大大简化了征收手续，
同时使地方官员难于作弊。实行这种办法，使没有土地的农民可以解除劳役负担，有田
的农民能够用较多的时间耕种土地，对于发展农业生产起了一定作用。同时，把徭役改
为征收银两，农民获得了较大的人身自由，比较容易离开土地，这就给城市手工业提供
了更多的劳动力来源。没有土地的工商业者可以不纳丁银，这对工商业的发展也有积极
作用。
“一条鞭法”的推行，使明政府的岁入有了显著的增加，财政经济状况也有不少改
善。国库储备的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可供五六年食用，比起嘉靖年间国库存粮不够一
年用的情况，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张居正在军事上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他派戚继光守蓟门，李志梁镇辽东，又在
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了“敌台”3000余座。他还与鞑靼俺达汗之间进
行茶马市贸易，采取和平政策。从此，北方的边防更加巩固，在二三十年中，明朝和鞑
靼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
经过上述改革，强化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机器，基本上实现了“法之必行”、
“言之必效”，国家的经济状况有了改善，财政收入有所增加，在国防上增强了反侵略
的能力。当然，张居正倡导改革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而是为了巩固明朝
的封建统治。因而，他的变法不可能触动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只能作一些修修补补的
改良，挽救不了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历史总趋势。尽管如此，张居正的改革在一定程度
上限制了大官僚地主的既得利益。
1582年六月，张居正病死，一些改革的反对派重新麋集，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他
们攻击张居正改革“务为烦碎”，清丈土地是“增税害民”，实行“一条鞭法”是乱了
“祖制”。他们下令撤销了张居正死时特加的官爵和封号，进而查抄家产。
张居正的长子被逼自杀，其他家属也惨遭迫害。代表大地主、大贵族势力的封建顽
固派又掌了权，劳动群众生活更为痛苦。

公元1525年张居正出生于湖广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他的祖先是朱元璋打天下时的士兵，祖父张镇在辽王府当护卫，父亲张文明一辈子只是一个秀才。而张居正从小就天资过人，加上好学不倦，十二岁时就中了秀才，二十二岁时又考上进士，从此踏上从政之路。

明代并没有宰相的职位，仅由内阁大学士中，找出一位资深者称做“首辅”。首辅十分受皇帝的礼遇与信任，权力很大，所以有很多人抢着做。而张居正初入仕时，正是严嵩和夏言争做首辅的时候。张居正拜徐阶为师，眼见严嵩担任首辅败坏朝政，就上奏本请皇上实行改革。可是皇帝并没有理会张居正所上的奏本，张居正只好告病请假回江陵。

三年后，穆宗即位，严嵩下台，任用徐阶为首辅。张居正立刻被提拔进入内阁，他和高拱一起合作，开始提拔人才、整顿吏治、平反冤狱、收拾人心。因为张居正做事踏实，徐阶就派张居正承担起边防重任，于是他就重用老将李成梁、王崇古镇守辽东，再调谭纶、戚继光加强边防，使得来犯的敌人都无功而返。
公元1572年，穆宗驾崩，张居正得到皇太后的支持辅佐少帝，并且有司礼监太监冯保的合作，得以大权在握，从事大改革，施展福国利民的愿望。

首先，张居正昭告百官：六部、六科采用“考成法”，京官、地方官定期考核。只要有法令订定就一定施行，而且赏罚分明，凡是征税粮不足九成，一律处罚。接下来又责由吏部将不管事的闲员，全部裁弃，因此确定行政系统的施行，进而澄清吏治。

接下来，张居正又推行“一条鞭法”简化赋役，因为明朝的税制除了田赋之外，还有徭役，项目之多常造成民众的不便，更给了许多土绅劣豪假公济私的机会。一条鞭法恰可以挽救这个缺失。因为张居正将赋役化繁为简：差役合并、役归于地；又清丈全国土地，依田亩多寡征税，官收官磅。这样一来，不仅百姓觉得很便利，逃税者也大大减少，增加国家不少税收。

此外，他又治理黄河、淮河，消弭水患，使得衰败的政治日有起色。但是因为为国辛劳成疾，于公元1582年病逝，享年五十八岁，追谥文忠。

张居正的改革使国家财政状况得到改善，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改革也遭到官僚地主的强烈反对。死后为宦官张诚及守旧官僚所攻讦，籍其家。天启时，恢复名誉，予葬祭。有《张太岳集》、《书经直解》等。

明万历年间的首辅，相当于宋时的宰相。一个改革家，十年辛苦，富国强兵。他说一个现实主义者，和内相冯保的政治联姻确保了他的改革的成功。但天不假年，壮志未酬身先死。张死后，所有的一切都被清算，一切改革都付诸流水。可以这么说，张德改革触犯了所有的皇亲国戚，包括像国丈武清伯李伟那样的人物。其实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张德改革是要失败的，张就是一个典型的悲剧人物。其实从朱元璋建立明朝，确立了明朝的基调就注定了明王朝是一个落后的王朝，它没有顺应历史的潮流，而张德改革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它的死亡。

明代改革家．位至首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