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久违了的现象：一篇仅17000多字的短篇报告文学发表后被《新华文摘》等报刊转载并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这就是李春雷的报告文学《木棉花开》。日前在广州召开的中短篇人物传记优秀作品研讨会上，《木棉花开》成了评论家、作家热议的话题。称其是“近年来少见的难得的好文章”，“是对广东乃至中国改革开放攻坚人物任仲夷的出色文学报告，是历史的真实再现和记忆，是文学纪念三十年改革开放生活的壮美篇章。”
　　我们经常在思考一个问题：八九十年代报告文学风靡一时之后，为何后来整体上下滑，目前整个处于一个颓势的状态？当然像股市一样，大盘下挫，不等于就没有优质的个股出现。比如《木棉花开》，还有最近我读到的深圳女作家李兰妮写的《旷野无人——一个忧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就是一部以自身作为个案，表现当代人心理疾患的好作品。但好作品确实太少，数量很多，不痛不痒的颂扬式的作品很多，质量高的极少。让人读后感到痛快淋漓的作品极罕见。
　　有人预言：报告文学这种文体将面临消失、消亡。这当然有点危言耸听。报告文学，我更赞成叫“非虚构文学”，会始终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它的生命力是不容置疑的。但他确实面临严峻的挑战。某位高层领导在内部通气会上有一个讲话，我记得其中有这么一句话：汶川大地震看新闻报道很感人，为什么到了作家笔下反而不感人了呢？这是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事实上至今尚未看到有黄钟大吕式的震撼人心的作品出现。是什么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现在报告文学作家所面临的传播环境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比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都市报的大量增加、电视的普及、互联网的即时性、信息的海量爆炸，使得报告文学过去被称为“轻骑兵”的功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报告文学作家在与现代传媒的竞争中几乎束手无策。我们过去所说的报告文学的新闻性、真实性、文学性，在“新闻性”这一点上，报告文学已经难以发挥它的优势。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进入现场的是报纸、广播、电视的记者，我们通过报纸、电视、互联网等可以迅捷地了解到地震现场发生的事件，有图像，有声音，有文字。而后来作家写的一些报告文学，因信息的滞后和单纯的文字描绘，显得是那样苍白无力。
　　如何应对这种崭新的传播环境？如何使报告文学在新的时代环境中获得新生？《木棉花开》的成功，给了我这样几点启迪：
　　一是要寻找题材的“盲点”。可以说，题材起码决定了报告文学一半的命运。报告文学首要的问题是“写什么”？ 小说的首要问题是“怎么写”？报告文学作家的功力、眼光，首先体现在对题材的判别和选择上。在与现代传媒竞争时，去寻找传媒视而不见、被它们所忽略或压根就在他们视界之外的“盲点”。因为记者们都在追逐即时新闻，他们对任仲夷这样的尘封的历史人物不会感兴趣。而恰恰是这样的人物，对当下仍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逮住这样的题材，作家深入挖掘，好作品就出来了。
　　其次，寻找独特的人文角度和视角。同样的题材，报告文学作家在与现代传媒较量时，应该有自己独特的人文角度，应该表现得更有思想深度。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风靡一时的报告文学中，有的作品论文采甚至题材并不算上乘，但由于思想的犀利和穿透力，读后让人如酷暑天吃冰淇淋。好的报告文学作家应该同时是一个思想家。《木棉花开》写的是改革开放初期，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重重矛盾，但作家目光观照的是当下，对当下如何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尤其对如何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我们需要任仲夷这样的真正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具有大气魄、大手笔的敢于担当的领导人。任仲夷临终前提出的可以考虑像开辟经济特区那样开辟“政治特区”的构想令人拍案叫绝。要是真的付诸实施，或许会给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蹚出一条新路来。
　　再次，在处理新闻性、真实性、文学性三者关系上，当下的报告文学要更强调文学性。因为比传播信息的速度，报告文学根本无法与报纸、电视、互联网比。但在坚持真实的前提下， 强化文学性正是报告文学的优长。
　　说到文学性，我觉得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其一是“再现”所报告的事实，而不是叙述。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迄今为止写红军长征的报告文学不少，但让我读来最感亲切的还是索尔兹伯里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因为其人的写作态度非常严谨，他所使用的所有材料和史实都注明了出处。何时何地采访了什么人，或书中采用了某个当事人提供的回忆材料等。其二是注意刻画人物，为读者树立血肉饱满又为读者所关心的人物形象。八九十年代那些引起轰动的报告文学大多是写人的，如《哥德巴赫猜想》、《扬眉剑出鞘》、《大雁情》，那些作品中所写的主人翁的名字至今我们耳熟能详。报告文学应该比现代传媒中的人物通讯、人物专访等等，在刻画人物方面理应更立体、更有深度。其三是注意对文学语言的运用。新闻追求简洁、明快，而报告文学应该调动和运用各种修辞手法，增加作品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木棉花开》读后感
　　这是一个久违了的现象：一篇仅17000多字的短篇报告文学发表后被《新华文摘》等报刊转载并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这就是李春雷的报告文学《木棉花开》。日前在广州召开的中短篇人物传记优秀作品研讨会上，《木棉花开》成了评论家、作家热议的话题。称其是“近年来少见的难得的好文章”，“是对广东乃至中国改革开放攻坚人物任仲夷的出色文学报告，是历史的真实再现和记忆，是文学纪念三十年改革开放生活的壮美篇章。”
　　我们经常在思考一个问题：八九十年代报告文学风靡一时之后，为何后来整体上下滑，目前整个处于一个颓势的状态？当然像股市一样，大盘下挫，不等于就没有优质的个股出现。比如《木棉花开》，还有最近我读到的深圳女作家李兰妮写的《旷野无人——一个忧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就是一部以自身作为个案，表现当代人心理疾患的好作品。但好作品确实太少，数量很多，不痛不痒的颂扬式的作品很多，质量高的极少。让人读后感到痛快淋漓的作品极罕见。
　　有人预言：报告文学这种文体将面临消失、消亡。这当然有点危言耸听。报告文学，我更赞成叫“非虚构文学”，会始终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它的生命力是不容置疑的。但他确实面临严峻的挑战。某位高层领导在内部通气会上有一个讲话，我记得其中有这么一句话：汶川大地震看新闻报道很感人，为什么到了作家笔下反而不感人了呢？这是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事实上至今尚未看到有黄钟大吕式的震撼人心的作品出现。是什么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现在报告文学作家所面临的传播环境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比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都市报的大量增加、电视的普及、互联网的即时性、信息的海量爆炸，使得报告文学过去被称为“轻骑兵”的功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报告文学作家在与现代传媒的竞争中几乎束手无策。我们过去所说的报告文学的新闻性、真实性、文学性，在“新闻性”这一点上，报告文学已经难以发挥它的优势。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进入现场的是报纸、广播、电视的记者，我们通过报纸、电视、互联网等可以迅捷地了解到地震现场发生的事件，有图像，有声音，有文字。而后来作家写的一些报告文学，因信息的滞后和单纯的文字描绘，显得是那样苍白无力。
　　如何应对这种崭新的传播环境？如何使报告文学在新的时代环境中获得新生？《木棉花开》的成功，给了我这样几点启迪：
　　一是要寻找题材的“盲点”。可以说，题材起码决定了报告文学一半的命运。报告文学首要的问题是“写什么”？ 小说的首要问题是“怎么写”？报告文学作家的功力、眼光，首先体现在对题材的判别和选择上。在与现代传媒竞争时，去寻找传媒视而不见、被它们所忽略或压根就在他们视界之外的“盲点”。因为记者们都在追逐即时新闻，他们对任仲夷这样的尘封的历史人物不会感兴趣。而恰恰是这样的人物，对当下仍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逮住这样的题材，作家深入挖掘，好作品就出来了。
　　其次，寻找独特的人文角度和视角。同样的题材，报告文学作家在与现代传媒较量时，应该有自己独特的人文角度，应该表现得更有思想深度。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风靡一时的报告文学中，有的作品论文采甚至题材并不算上乘，但由于思想的犀利和穿透力，读后让人如酷暑天吃冰淇淋。好的报告文学作家应该同时是一个思想家。《木棉花开》写的是改革开放初期，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重重矛盾，但作家目光观照的是当下，对当下如何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尤其对如何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我们需要任仲夷这样的真正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具有大气魄、大手笔的敢于担当的领导人。任仲夷临终前提出的可以考虑像开辟经济特区那样开辟“政治特区”的构想令人拍案叫绝。要是真的付诸实施，或许会给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蹚出一条新路来。
　　再次，在处理新闻性、真实性、文学性三者关系上，当下的报告文学要更强调文学性。因为比传播信息的速度，报告文学根本无法与报纸、电视、互联网比。但在坚持真实的前提下， 强化文学性正是报告文学的优长。
　　说到文学性，我觉得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其一是“再现”所报告的事实，而不是叙述。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迄今为止写红军长征的报告文学不少，但让我读来最感亲切的还是索尔兹伯里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因为其人的写作态度非常严谨，他所使用的所有材料和史实都注明了出处。何时何地采访了什么人，或书中采用了某个当事人提供的回忆材料等。其二是注意刻画人物，为读者树立血肉饱满又为读者所关心的人物形象。八九十年代那些引起轰动的报告文学大多是写人的，如《哥德巴赫猜想》、《扬眉剑出鞘》、《大雁情》，那些作品中所写的主人翁的名字至今我们耳熟能详。报告文学应该比现代传媒中的人物通讯、人物专访等等，在刻画人物方面理应更立体、更有深度。其三是注意对文学语言的运用。新闻追求简洁、明快，而报告文学应该调动和运用各种修辞手法，增加作品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大二上学期以来，我对心理学一直都比较感兴趣，也一直致力于将历史学与心理学结合起来，但是由于专业所限，我对心理学不是很了解，所以只能先开始着手了解心理学的一些原理。之所以从抑郁症入手，是因为我身边确实有一些人患有抑郁症，也听说过很多抑郁症患者自杀。他们的感受是普通人难以理解的 ，《旷野无人》这本书是一位抑郁症患者写的，里面既生动又无奈地描述了抑郁症患者所遭遇的痛苦。
“抑郁所以十分恐怖，就因为人们看不到它有什么外部标志，看不到伤口，看不到伤疤，看不到肿瘤，就因为他们的内心在流血，内心在燃烧，直至死亡。”一位瑞士病人拉赫尔•贝格林格先生写道，“人们老是说，情况会好的，总会有好光景出现。大多数情况下，我就只能保持沉默，不再说什么了。”我读到这段话时，真想与这位难兄紧紧握手，正是这样。我们只能沉默。
我们通常认为抑郁症就是持续两周以上情绪低落、易怒欲哭、多愁善感、失眠等。但这些都只是他们犯病时的症状。有一点很重要，带有忧郁情绪不等于就是抑郁症患者，抑郁症患者也不一定时时刻刻都抑郁。安德鲁·所罗门也说，他写《忧郁》不是为了使人摆脱忧郁的情绪，相反，适度忧郁反而比开朗的人更理性、更有决断力。科学研究表明，持续带有严重忧郁情绪两周以上才会被确诊为抑郁症，时间和程度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李兰妮（显摆地）:我癌症开刀没掉过一滴眼泪。我知道我自己癌症转移要做化疗，我没哭过。所有认识我的人都说我非常非常乐观。我怎么会忧郁?……从小到大，我特别独立，特别自控。找我倾诉的人很多，但我没什么要倾诉的……其实，她不明白，我天生不爱哭。
李博士:这样更危险。越能自控的人，就像一张弓，一直绷得紧紧的，越来越紧，越来越紧……啪！就断了。白天你可以自控，夜晚潜意识就控制不住啦，所以你总是做噩梦。”

抑郁症患者也不是时时刻刻都抑郁，抑郁症其实有很多种类型，有一种称为“伪装性抑郁症”（又叫“潜伏抑郁症”） ，“他们都试图尽可能长地藏在‘一切正常’的表象后面”，他们的自控力很好，总是掩饰自己的真实情绪。有一个特点是，不论遇到什么情况，他们都很乐观，因为他们害怕自己的焦虑、忧郁、恐惧等情绪被别人知晓，从而使得自己不完美、不可爱。比如《旷野无人》的作者李兰妮，在患癌症以后，一直都很乐观，从不曾因为自己身患癌症而向谁哭诉过，所以在她被诊断出抑郁症后，她身边的人包括她自己都不相信。但这正是问题所在，自控达到一定程度后，人的精神就会高度紧绷，越来越紧，直到崩断……这类人有一个特征，白天和正常人一样，甚至比正常人还“完美”，到了晚上就会做噩梦，因为潜意识是不受自控力约束的。这就是为什么那些看起来极其完美、有卓越成就的人往往更容易患抑郁症而自杀，比如：丘吉尔、托尔斯泰、卡夫卡、伍尔芙、张国荣、还有西安的史学天才林嘉文。
“回头看，在小院我其实是一个调皮、好动的孩子，爬墙上树打架，疯疯癫癫不像个小女孩；实际上，来自母亲以及母亲的母亲……的精神病毒正在传染我，试图侵蚀我健康的身心。我本能意识到这一点。神经中枢启动免疫机阻挡病毒蔓延。在这样一种刺激—反刺激的拉锯战中，我变得神经质。”
“孩子只有可以反抗和表达他的痛苦和气愤时，才会摆脱强加在他身上的不公正，这时，无须担心自己出现严重后果。但如果他的父母不能容忍他的反应（哭喊、悲伤、愤怒），并借助目光和其他教育手段加以制止，他则被剥夺了以他的方式来做出反应，这样孩子就学会了沉默……这就是一种无望的状态…..会使大部分人陷入精神困惑之中。”

不要以为抑郁症是一个人的事，它对亲子关系有很大影响。一方面抑郁具有可继承性，这是受体内DNA片段的影响，但可继承不是一定会继承，只是说具有抑郁的易感性，“神经质的和有神经官能的母亲会把她的症状主要遗传给她的女儿”。另一方面表现在患有抑郁症的父母会对孩子的童年产生影响，从而使孩子形成自卑、内向、抑郁等性格。有些父母会因为一点小事责骂甚至殴打孩子，这是因为抑郁症患者有一定的暴力倾向，他们往往会残害动物或者伤害比他们弱小的人（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发生大学生用硫酸泼熊的事件），而由于孩子年龄尚小，他们并不能判断出他们挨打是由于父母挫折耐受性低，作为受害者，他们往往把这都归咎于自己，从而形成自我苛责，这对孩子来说是极为痛苦的，极可能导致孩子自卑、内向，甚至产生一些心理问题。这类事件发生后，父母自己又会后悔，因为他们本来也不想去伤害孩子，这样的内疚感也会加重他们的抑郁症，这样抑郁症对亲子关系中的双方都会形成伤害。李兰妮的姥姥、妈妈、以及她自己，一家三代人都患过抑郁症，这也说明了抑郁症对亲子关系的影响。
而女人和男人相比较而言更容易患抑郁症，这与男女的生理结构、社会化方向、社会（包括家庭）角色、思维方式、处理问题的方式等都有一定的关系，这些在《男人是火星，女人是金星》一书中有很详细的分析，我就不赘述了。我想说的是，女性其实在社会上仍然处于弱势地位，这使得抑郁症格外“关照”她们，希望她们能够得到社会，尤其是亲人更多的体谅、尊重和关心，毕竟女性是一个家庭幸福与否的关键，而社会正是由一个个小家庭组成的。

抑郁症患者对他们自己所受的痛苦与折磨很难用言语去描述，他们不会说：“啊，我好痛”，所以现在社会上对癌症患者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抑郁症患者的关注，人们很难理解抑郁症。当有人很认真地说：“我得了抑郁症”，关系亲密的人会说：“得了吧，不要开玩笑了，火星撞地球我都不相信你会抑郁，不要乱想。”而与患者有点头之交的人大多对他们避而远之，与患者完全不熟悉的人甚至会对他们产生歧视，这种歧视不是厌恶，有时我们表面同情但在内心深处会产生连自己都没有察觉的想法：“这个人真奇葩，怎么会得这种病。”这样，周围人的不重视、冷漠、歧视，人际关系的恶化更加为他们的抑郁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患抑郁症前，我一直认为别人很喜欢我，我是个不错的人。现在，我开始怀疑这一点。”——负向思维方式
治疗抑郁症的具体疗法，我不知道。怎么去挽救抑郁症病人，我想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首先，抑郁症患者要明白，世界上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遭受这种痛苦，全球成百万的抑郁者与你有同感；其次我们应该了解一些抑郁症的知识，主动去关心、倾听、帮助抑郁症患者，因为他们的负向思维方式往往会使他们拒绝主动交朋友，但“当人们患了抑郁症后，他们最害怕的是会失去朋友，因为抑郁症会使他们变得令人厌烦，成为别人的负担……当他向你倾诉时，你不必提供任何解决问题的答案，你在场认真倾听就是给予他最大的安慰……你为他所做的事，哪怕是很小的一点，对他都是很大的帮助。”
参考书目:《旷野无人》 李兰妮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走出抑郁》【英】Paul Gilbert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忧郁》【美】安德鲁·所罗门 重庆出版社

这本是关于自我疗救的书，写给那结病人、穷人和孤独的人。本书完全真实地呈现了抑郁症的病状和治疗的过程，以及生理、心理和家族、社会、文化的成因，给饱受抑郁症折磨的人们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
《旷野无人》这本书的重要意义我不想评论，已有很多介绍，我想说一说我的读后感：我不建议抑郁症患者尤其是轻度抑郁症患者看这本书。原因为：1、会加重抑郁症状；2、书中描述大部分很压抑，李兰妮的童年经历、他的认知和癌症是导致她抑郁的原因，3、李兰妮的内心是灰暗的，她总是看到事情的灰暗面而且记忆深刻，不善于发现事情的积极阳光的一面。4、书中描述只能对抑郁症进一步了解，不能代替医生的诊断和治疗。
与抑郁症顽强搏斗了五年的李兰妮，1988年罹患癌症，三次手术、五次化疗；近五年来，她一直服用赛乐特、奇比特等抗抑郁药。疾病的折磨让她感到：活着比死去更难！然而，李兰妮活了下来！走了出来！她不再忌讳说自己的病，而且从病人变成了半个专家。本书完全真实地呈现了抑郁症的病状和治疗的过程，以及生理、心理和家族、社会、文化的成因。 它是劫后余生幸存者的肺腑之言，不是纯粹的文学作品。它是一本病历，可供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参考。它是一本民间纪实资料，可供社会学家翻阅。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代言书，它想为那些因精神疾患而默默自杀的人说几句心里话。但愿它还具备报警器的功能，催促正被莫名抑郁愤怒焦虑所困的病人呼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