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印度文明的不统一和间断相比，中国文明的特点是统一和连续。中国的发展情况与印度在雅利安人或穆斯林或英国人到来之后所发生的情况不同，没有明显的突然停顿。当然，曾有许多游牧部族侵入中国，甚至还取某些王朝而代之；但是，不是中国人被迫接受入侵者的语言、习俗或畜牧经济，相反，是入侵者自己总是被迅速、完全地中国化。 

其原因在于中国较与世隔绝，它仅仅受到西北游牧民的侵略。中国无需与侵入印度的一批批具有较复杂的文化，因而能在不同程度上保持其种族和文化特点的民族打交道。中国人一开始都是蒙古种人，他们在向东扩张至太平洋、向南扩张到越南的过程中，同化了那些游收入侵者和较为原始的部落。因而，中国人在他们整个历史上享有同一种族和同一文化。在古典时期，这种同一性如我们将看到的，得到进一步加强，因为中国人统一了文字，它使操各种极为不同的方言的人能互相交往。而印度则不同，那里今天仍有14种民族语言；英语是其中的一种，用尼赫鲁的话来说，它在其他13种语言中起着连结的作用。

在中国，与文化同一性一样重要的是，各时期都存在着惊人的政治上的统一。这一点在相当大程度上可解释为：是由于中国文明，这个唯一在任何时候都未产生过祭司阶级的伟大文明，具有独特的现世主义。固然，皇帝也是祭士，他为了所有臣民的利益而向苍天献祭，但是，他履行的宗教职责比起他的统治职责来，始终居于次要地位。因而，存在于欧亚其他文明中的教士与俗人之间、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巨大分裂，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中国也没有与印度史诗相当的东西，因为印度史诗饱含玄学，其内容多与个人的灵魂得救有关。中国人的经典都强调人在社会中的生活，尤其是强调家庭成员之间、国王与臣属之间的关系。这种对现世的强烈偏好为政治组织和政治稳定提供了一个坚固的、根本的基础。而这一基础又由于中国人在这些世纪里实行一种独特的制度——在全国竞争性考试的基础上选任文官——而得到进一步加强。与这类似的情况在西方或其他任何地方过了二千年才出现。 

在中国文明诞生的过程中，形成了两种发展模式，一是江南地区良渚文化那种政教合一的模式，而且巫师们权力明显大于王权，二是中原地区王权大于神权的模式，

之所以诞生两种不同的模式，与其所处环境密不可分，江南地区偏居中国东南沿海，再加上良渚文化率先迈进了文明社会的大门，所以周边地区基本上没有对手，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中，宗教势力得到充分发展，而王权就不是那么非常重要了。

相反，中原是各类文化的交汇之地，而且中原文化是良渚文化衰落之后才发展起来的，一开始就是万邦林立，没有任何一派势力独大，各个邦国都要应付内外的军事威胁，所以王权和军权比神权要重要得多。

本来，良渚、石家河、两城文化都要比中原先进很多，但在4000年前左右，中国环境气候发生巨变，水旱灾害交替出现，良渚等重视神权的邦国文化在巨大的灾难面前解体，而世俗化的中原，通过几百年的竞争，二里头文化（或许就是传说中的夏）脱颖而出，该文化凭借强大的王权、军权和西方传入的青铜文化（相当于拿着机关枪横扫原始部落），最后全面胜出。从此，中国文化进入了以世俗的中原文化为主轴的时代，神权再也没有超过过王权。

古中国有过专事祭祀的阶层，即“巫觋”。 公元前2500年左右 五帝时代，颛顼令重、黎“绝地天通”。史学界认为该事件本质就是将祭祀权从民间收回。自此只有王族能够祭天地。巫的地位大幅提高，不事生产，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 公元前2200年左右 巫所代表的的神权与贵族所代表的的王权相融合，共同统治着国家。夏禹是巫，地位很高吧。《法言·重黎》曰“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千秋万代后，巫师祈祷时的步法还被称为“禹步”。 公元前1600年左右 商代巫风大炽。商王就是最高的巫。

商初，天下大旱，商王成汤以身祷于桑林——“翦其发，磿其手，以身为牺牲”，都是妥妥的祭祀仪式，他也是个大巫。

另有著名巫师——巫咸，他是商代有名的大巫，也是商王戊的心腹之臣，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作为巫师，他的地位远高于普通贵族。

从宗教学及宗教史的角度来说，中国三代时期的神灵观念与古代世界其他文明存在差别，故而导致其宗教行为与宗教组织与后来的各大文明大相径庭。 在讨论中国三代宗教之前，我们不妨以埃及和印度为例，来看一下这个时间里其他文明的宗教状况。 埃及。埃及在3000BC之前，国家尚未统一，各地区崇奉各自的保护神，所谓的神就是牛羊狮子鳄鱼兔子之类的动物形象。但整个埃及地区基本都崇奉掌生的太阳神拉和掌死的冥王神奥西里斯。崇奉鹰的上埃及一扫六合，统一埃及，鹰神荷鲁斯被描述成奥西里斯的儿子，而奥西里斯又是拉神的后代。而且从第四王朝时，国王开始自称拉神的后代。此后埃及政坛王权轮替，神界也不得安宁，先后有普塔、阿图姆、阿蒙等各种神与拉神结合，成为神坛的领袖。而每一次神坛换届，必定是由人间王朝更替引起的。

印度。3000BC左右雅利安人南下，征服印度土著，建立了瓦尔那制度的政权。而其中代表祭祀贵族利益的婆罗门更是超过武士贵族刹帝利居于社会最顶层。由于特殊的政治基础，印度的婆罗门教可以说就是为巩固这一政权而生的。2000BC，《梨具吠陀》诞生，标志着印度圣典宗教的正式形成。在此书的《原人歌》中，把印度社会的四个社会等级说成是由原人的四个不同部位产生，婆罗门为口，刹帝利为臂，吠舍为腿，首陀罗为足。拥有宗教解释权的婆罗门用这种宗教观点来为自己的社会地位辩护。早期的氏族社会，雅利安人自视为神的后代，把神称为“我等之父”。

在多数早期文明的宗教中，统治者往往都是神的后代。相较于埃及，印度虽然更强调阶级的不平等，但高位神与统治者仍具有较强的血缘关系。这在本质上，是一种简单的祖灵崇拜。这种崇拜模式的优点在于，能在文明早期迅速神化王权，使政权存在的合法性具有神学的支撑。而其弊端在于，弱化了神灵的神圣性。其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后来祭司集团崛起，成为王权最大的威胁。 虽然各政权想尽办法把自家的祖先神往至高神上抬，但人间的王朝终归无法完全掌控大自然，天灾人祸各种锅总要由统治者的祖先神来背，对各种灾异能否合理解释，便成了王权能否合理存在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