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盛世是在什么时候,开元盛世的开创者是唐玄宗,那么开元盛世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下面是我分享的开元盛世是在什么时候,一起来看看...
开元盛世是在什么时候
开元盛世的时间
唐玄宗出生于685年的9月8日,与712年即位,756年退位成为太上皇,太子即位为皇。虽然“开元盛世”是对唐玄宗在位时期唐朝所呈现的盛世的称呼,但是这个盛世并不是在唐玄宗一即位便开创了的,也不是在唐玄宗在位的45的时间中一直存在的。那么“开元盛世”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开元盛世的时间是913年至741年这29个年头。在唐玄宗刚刚即位的时候,唐朝的政局还处于混乱的状态,在这样政局动荡的状态之下,如何发展经济,稳定社会呢?因此,是不可能出现“开元盛世”的景象的。
而在进课堂宣统即位之后,在他的一系列 措施 之下,使得政局稳定。他的虚怀纳谏,重用贤臣,使得朝堂之上君臣之间关系融洽, 政治 一片 清明 。政局的稳定是社会生产和经济恢复的基础。他采取和解的民族政策,与周边的民族关系得到改善,从而使得国家进一步的统一,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他大力发展农业,减轻人民的负担,使得社会经济得到稳健的发展,从而使得唐朝进入了全盛时期。
但是在盛世开创了之后,唐玄宗便开始沉溺在享乐之中,加上之后杨玉环的专宠。杨玉环的亲戚都得到了封赏,尤其是杨玉环的兄长杨国忠更是发展到了专权的地步。就这样唐朝开始混乱,而原先的“开元盛世”的景象也消失了。
开元盛世的措施
在唐玄宗即位之后不久,唐朝便开创了“开元盛世”。“开元盛世”的开创离不开唐玄宗在登基之后所采取的措施,那么“开元盛世”的措施有哪一些呢?
“开元盛世”的措施主要有政治、 军事 、经济、 文化 、民族、外交等方面。首先来看一下政治方面唐玄宗所采取的措施吧。
政治上,唐玄宗先是改革机构,将吏治进行了整改。他将一些没用的官员裁掉,限制进士科及第的人数,来保证官员的素质,从而提高政府的效率。然后便是重用贤臣了。唐玄宗精通治国方略,在他看来治国的根本就是用人,因此,他重用贤臣,并虚怀纳谏,善于倾听群臣的 意见 ,使得政治清明,政局也非常的稳定。此外,唐玄宗还下令修订了律法,先后编成《开元先令》和《开元后令》,具有重要的 历史 意义。
军事上,唐玄宗将原先受到均田制影响的府兵制作出改革,建立雇佣兵,从而提高了士兵的战斗力。唐玄宗还设立了专门负责供应马匹的内外闲厩使,并大力发展屯田。同时,唐玄宗阻挡了一直威胁唐朝西部的吐蕃,将河西走廊作了巩固的措施,从而保证了了中国和中亚﹑西亚的交通顺畅,一定程度上为唐朝对外贸易的发展提供的保障。
经济上,唐玄宗时期的农耕技术有了明显的提高, 手工 业技艺高超,在加上他所实行的屯田制度,使得唐朝的粮食充足。民族上,唐玄宗采取和解的政策;文化上,唐玄宗提倡文教,重道抑佛。
开元盛世出现的原因
在唐玄宗的治理之下,唐朝进入了全盛时期,因此,历史其称作“开元盛世”。那么“开元盛世”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是因为唐玄宗时期的政局安定。在唐玄宗登基之前,在武则天的统治之下唐朝的政局是动荡不安的,但是在唐玄宗登基之后,唐朝的政局得以稳定下来。再加上登基之后的唐玄宗在吏治方面进行了整治,他精简机构,限制官员的人数,将整个官吏的素质往上提,从而不但减少了政府方面的财政支出,还将处理事务的效率有所提高。再加上他重用贤臣,虚怀纳谏,使得政治清明,从而政局稳定,奠定了经济发展的基础。
其次,在社会的安定方面,他采取和解的民族政策,与吐蕃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与西域方面友好往来,民族关系和谐。而民族关系的和谐又有助于社会的安定与社会经济的发展。
然后是在经济方面,唐玄宗在位期间,打击豪门士族,修建大型 水利工程 ,大兴屯田来发展农业。农耕技术得到发展,生产工具得到改进,手工业技术高超,朝廷的财政变得丰裕起来,全国范围内的粮仓充实起来,物价低廉,唐朝的商业发展繁荣。国内交通变得更加地完善,对外贸易不断增加。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唐玄宗时期的唐朝进入了全盛时期,而历史这副景象称为“开元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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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古代,户籍制度是专制王权对编户齐民进行人身控制的最重要手段,户籍制度的核心是对民的占有与支配。王权对编户齐民的生杀予夺之权很大程度上依靠户籍制度,这是这项制度在中国古代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古代;户籍;制度
《史记•萧相国世家》载:“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萧何私自收藏的图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秦国户口版籍,这一举动在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惨烈斗争中具有强烈的符号象征,可谓意味深长:拿到了户口版籍就可以了解秦国的国情,并进而控制土地和人民,获得了它,也就象征着获得了国家政权。
中国户籍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虽经无数次的战争、内乱和王朝的更迭,户籍制度总是以某种方式继承或沿袭下来,并且越来越严密,其原因就在于它的功能是全方位的:组建军队、分配土地、征收税赋、推行礼教、维持治安都与它有关。如果说官僚制度是君主对官吏进行管理的有力武器的话,那么户籍制度就是专制王权对编户齐民进行控制的最重要手段,户籍制度的核心是对民的占有与支配。《商君书•画策》云:“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也”。专制王权对民的生杀予夺之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户籍制度。大体说来,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发展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
1萌芽阶段
中国历史上最早对人口进行管理的记录应当从商代开始。甲骨文中,常常出现“登人”的字样,即登记人口的意思。但当时的“登人”,几乎都以人丁为计量单位,而且在甲骨文中经常出现“口”、“人”等字,但却很少出现“户”、“家”的说法,因此后人推测,商周时“登人”,主要目的是为了征集兵丁、组建军队以满足战争的需要,还不具备后代户籍制度所具有的多重功能。
据《周礼》记载,周王朝分别在国野设六乡、六遂对人口进行地域划分:
“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爱;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周;五州为乡,使之相宾”。“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酇,五酇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
又据《周礼•秋官•司民》:
“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生死。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受拜之,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以赞王治”。
由于目前对《周礼》一书的成书年代仍然聚讼纷纭,因此,西周时是否真有如《周礼》中所言的那种系统而完善的户籍管理制度,当然是值得怀疑的。不过,虽然《周礼》并不一定反映周代的真实情况,但它至少说明和反映了中国古代管理户籍的思想和实践,很早已经萌芽。
2奠基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和诸侯势力的壮大,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频繁四起。战争需要有兵源的保证,由于战争的需要,各诸侯国都意识到了人是宝贵的财富。为了增加人口,各国都采取了多种措施。首先是用减免赋役的办法来招徕别国人口,其次是限制本国人口逃亡,如秦律就规定严厉处罚拐带秦国人出境的行为:“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卒岁,责之。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还有就是提倡早婚,鼓励生育。在这些措施实施的过程中,人口登记和户口管理方面的制度也就逐渐完善起来了。通过清查登记人口并实行管制,一方面可以了解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限制人口流动,防止人口流失,保证兵役和赋税源源不断。
有关战国时期各国重视人口管理的情况,我们还可以从考核官僚的上计制度中找到证明。所谓上计,就是官吏将一年的预算收入,以及户口、垦田、库藏的增加等事项,事先写在木券上,然后剖而为二,国王执右券,臣下执左券,年终上计时,国王根据原券考核实征数目,决定官职的升迁。在上计制度中,对户口的考察一直是对官吏进行考核的一个重点。
战国时期,秦国的变法最为成功。秦的户籍制度的创立,大约始于秦献公时期。《史记•秦始皇本纪》云:“(献公)十年为户籍相伍”。所谓“相伍”,大约是按五家为“伍”的办法编制户口册,这表明“伍”是当时户口编制的最基层单位。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对人口的管理和控制进行了改革,不仅将其作为增加人口和社会控制的手段,而且极大地强化了通过户籍制度对民间社会进行社会控制的专制工具这样一种色彩: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罪。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所谓“令民为什伍”,就是把国中所有人口,按五户为一伍、十户为一什的办法编制起来,每伍之中,设一伍长,每什之中,设一什长,平时为民,战时即为兵。伍、什就是军队中最基层的建制。商鞅变法的主旨,就是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凡在战场上杀敌多者,不管原来是什么身份,都可以按规定晋升爵位。同时也规定,行军作战时,什伍之中如果有一个逃亡或降敌,什伍之中的其他人都要连坐。
秦的户籍制度,自秦统一天下之后,更加严格和完备,不仅按不同情况区分了各种不同的户籍,还确定了户口的什伍编制方式,规定了生著死削的统一办法,制定了户主申报和典老审查核实的登记户口的程序,登记的内容非常详细,有户主的姓名、身份、籍贯和年龄,也有户内成员的姓名、年龄和健康状况,祖宗三代出身情况及家内人员与财产类别等项内容,有时还有身高的记录。所有这些内容,都是为了对民户加强控制和便于征发兵役、徭役及课取赋税服务的。对不报、虚报和假报户口的或未经官府批准而擅自更籍的,统统严加惩罚,还作出了不许擅徙、迁徙时必须审核和必须办理更籍手续等规定。
西汉年间,户籍管理备受统治者的重视,萧何制定的《九章律》,其中之一就是“户律”。西汉在秦代户籍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严密的户口统计制度,汉代的户籍制度之明显不同于秦制的地方,还在于汉代有户等的划分。尽管汉代户等的划分不如唐宋以后明显和具体,但确实是户等划分制度的萌芽。汉代还采用了编户以及乡亭制等有力措施,乡有乡长,亭有亭长,他们主要负责户口管理和基层社会治安,从而使户籍管理更加完善和周密。
为了严格户籍制度,禁止任意迁移和逃亡,汉代统治者还为此制定了“舍匿之法”,又叫“首匿法”。《汉书•淮南厉王传》:“亡之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论皆有法”。汉代的“舍匿之法”,等于是秦的禁亡之法的发展,它由打击逃亡犯本人,发展到了逃亡犯的藏匿者;而且“舍匿之法”执行甚严,以致汉代诸王侯中,不乏因“藏匿亡命”而被削爵下狱者。
3发展完善阶段
从隋唐开始,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进入到了发展完善阶段。隋初人口大增,主要是隋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大索貌阅”和“输籍法”,将隐漏的户口检括出来了。开皇五年,文帝下令“大索貌阅”,进行全国性的户口清查。政府按户籍上登记的年龄、相貌与本人核对,检验是否以丁壮诈老诈小,还鼓励居民互相检举揭发,如户口所据不实,正长要受罚流放远方,其目的是要把浮游民及世家豪门的荫附户搜括出来,载入国家户籍,增加赋税收入。在“大索貌阅”的同时,还实行“析籍”政策,规定堂兄弟以下分立户籍,以防容隐。隋朝还因袭北魏的三长制,把它作为检括户口的地方组织,五里为保,设保长;五保为闾,设闾正;四闾为族,设族长。畿外设置里正、党长,前者相当于闾正,后者相当于族正。畿内保长、闾正、族正与畿外的保长、里正、党长称“三长”。三长是推行均田、劝课农桑、催驱赋役和检查户口的农村基层组织,都有检括户口的职能。另外,隋朝时还把户籍制度和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按照地域来分配考试名额,起到了积极的效果。
唐承隋制,户籍管理更加周密。唐代检查户口、劝课农桑的基层组织是乡里:“唐制,百户为里,五里为乡”,每里设里正一人,是最基本的政权单位。里正由勋官六品以下的富户白丁担任,用来“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
唐代户籍可以分成编户与非编户两大类。编户是编入户籍的居民。可以是品官,也可以是白丁,但必须是良民。编户又可以分为课户与不课户两类。按租庸调法纳税服役的普通民丁,称为课口,有课口的户称为课户,无课口的称为不课户。非编户有三种,一是贱户,分为三等,最低的是官奴婢,较高于奴婢的有部曲、客女,均为私家的家仆,身份近似农奴,因为都属私人使用,所以附属在主人的户籍中。贱户中还有一种是官户,唐代官户大多是“前代以来,配隶相生,或今朝配役”之人。二是方外,指释、道及为逃避赋役而避入寺院的逃户。三是士兵,唐初实行府兵制,士兵来源皆所属下户、白丁。士兵本来在原编户内,自玄宗开元年间府兵制破坏,改为募兵后,兵农分离,成为一种专门职业,因此,也不在户口统计之列。〖HJ1.1mm〗
宋代的户籍制度在唐代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唐代虽然已经用“坊郭户”来称呼城市居民,但并没有为他们单独设立户籍。宋代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户籍制度上分别设立“坊郭户”户籍和乡村户户籍。在户籍实行城乡分别治理的基础上,宋代又将户口划分为主户与客户:有常产的称为主户,没有常产的民户称为客户,分别列入户籍。坊郭户与乡村户都划分为主户与客户。坊郭客户为城镇贫民,多为小商贩,商业、手工业的雇工和帮工以及富户的佣工;乡村客户则主要是佃户、主户的雇工和佣工。另外宋代还将城市主户划分为十等,乡村的主户划分为五等,作为征发赋役的依据。除了主户与客户之外,还有一种官户,即品官之家,他们属于特权阶层,享有免除大部分差役和科配的权利。
王安石在变法时力主推行保甲制,他于宋神宗熙宁三年“始联比其民以相保任。乃诏畿内之民,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干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为众所服者为都保正,又以一人为之副。应主客户两丁以上,选一人为保丁,附保。两丁以上有余丁而壮勇者亦附之,内家赀最厚、材勇过人者亦充保丁”。
推行保甲制,既可以清查户口,又可以通过这一“兵民一体”的制度维护社会治安、为军队提供后备兵源,可谓一举多得,对后代影响极大。保甲制度还通过“保”和“甲”两级建制,实现了王权专制主义国家对县以下的乡里社会的逐渐渗透:由于在这种制度采取的是人人相结,家家相联的形式,从而充分保证了乡里组织被牢牢控制在统治者手中。
明朝的户口制度,承上启下,既有历史的继承,又有时代的更新,从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在中国古代户口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总结前代的经验教训,并与当时的赋役制度的变革相适应,创造以登记人口为主的“黄册”和以登记土地为主的“鱼鳞册”,标志着中国古代户口调查登记制度的相对成熟。这个制度肇创于明太祖朱元璋,虽然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代有增损,但其基本框架和根本原则,终明之世并无改变。
与宋代相比,明代户籍管理的人身控制功能大大加强了。赋役黄册编定以后,户籍不得随意改动,从农村到城市所有的人户都处于封建朝廷的严密控制之下,任何人不得擅自流动,邻里之间,相互监视,相互举报,如有知情不报者,要受到连坐,外出百里之外时必须持有官府发给的“路引”,其组织系统之完备,层层管制之严厉,实超越于前代。由此可见,明代严密的户籍制度,把农民的人身牢牢地束缚在乡土之上,农民寸步难行,只能安土乐耕,向政府纳赋税,服兵役。
清代的户籍制度大体上沿用明制,清初就沿用明代的黄册制度,在黄册之外,〖JY〗另编《赋役全书》和《编审册》作为配套。但满族以一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实行各民族分而治之的政策,对户籍管理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整体说来,清代的户籍管制比明代略有放松,究其原因在于康熙和雍正两朝实行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政策,使得赋税与人丁之间没有了直接的联系,统计户口的意义也就不如以往那么重要了。清代税收方面用里甲,治安用保甲。在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每户发给一印牌,登记人口及姓名;外出时必须注明目的地,对迁入者必须检查其原籍。
纵观历史,各朝各代的统治者们都非常重视对户口的清查、登记和管理以及户籍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并非真正出于对百姓利益的考虑,而主要是为了维持专制王权统治的需要,这是户籍制度能在中国长盛不衰的原因。另外,中国各个朝代的封建统治者之所以都高度重视户籍编制,还在于它是一项具有多重功能的重要制度。户籍制度在不同朝代的不同时期,又各有侧重。“大致而言,早期或战乱时,寓兵于民、维持治安的作用要强一些,其余时候,则重在调查户口、征收赋税和劝导风俗。此外,一般在王朝初创和前期,户口编制比较严格,到了王朝的中后期,则逐渐松驰”。但无论如何,户籍制度都是维护专制王权统治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它是理解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而且中国的历史还表明,“在以农为本的农业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迁徙自由。因为农耕社会的基本特征是要固定居所,因此,安土重迁,就成了农业社会的基本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而封建国家也强调要以农为本,以此维持国家的安定。基于此,中国历代王朝对户口迁徙,都设有种种禁限,有时,还把迁徙作为一种处罚”。这其实也是专制王权通过实施人身控制而维持其统治所必需的。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2]宋昌斌.编户齐民——户籍与赋役[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
古代皇权更替时政局不稳,为何皇帝不提前几年退位来帮助新帝稳定政局呢?
古代进行政权更替,为什么皇帝不提前退位,扶新帝上马走一程,以维持政局的稳定呢?
新老皇帝的冲突
古代皇权更替时,常常出现政局动荡,但这些动荡,很多就是由新帝和老皇帝之间引起的。最著名的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了。
李世民为了登基称帝,发动玄武门之变,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逼迫李渊退位为太上皇,自己成为了后来的唐太宗。还有类似的南北朝时宋文帝刘义隆被太子所杀,西汉时卫太子刘据的失败兵变等等。这些都是新帝或者说准新帝和皇帝之间的冲突,而这些发生在两者之间的冲突会引发的政局变动,就算新上来的皇帝能够尊称老皇帝为太上皇,但此时的太上皇再也不会碰触到权利,否则就会是景泰帝尊称明英宗为太上皇,但没多久就被太上皇赶下台,爆发夺门之变,最终成为一个悲剧了。
这是不正常的权力交接情况。虽然新帝上位,老皇帝退位,但因为两者之间的政治对立,所以老皇帝不会帮助新帝稳定政局,相反老皇帝已经成为新帝的一个政治隐患,新帝还要防着老皇帝,以免被老皇帝赶下台。
权利的唯一性
权利这种东西,决定了一个集团只能有一个统治中心,老皇帝退位帮助新帝稳定政局这种情况就是两个中心了,这是违背规律的。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有过惨痛教训,后来的皇帝也就不会这么做了。
话说战国中期,赫赫有名的赵武灵王通过胡服骑射将赵国变为当时数一数二的军事强国。时间长了,赵武灵王感觉有点分身乏术,就想到了让太子即位主政,自己专心军事对外扩张的主意,他让赵惠文王即位,自己称主父。时间过得很快,不出几年,赵惠文王干的很好,赵国政坛上的臣子都围绕着赵惠文王转,赵武灵王自感失去权利,就挑拨之前的废太子公子章挑战赵惠文王的权利,自己想渔翁得利,重回权利中心。结果就是公子章和赵惠文王斗法失败,赵武灵王自己被围直至饿死。
荀子《天论》全文翻译
上天的运行有一定的规律,不会因为圣君尧就存在,也不会因为暴君桀就灭亡了。用正确的治理措施适应大自然的规律,事情就办得好;用错误的治理措施对待大自然的规律,事情就会办糟。加强农业生产而又节约开支,那么天不可能使人贫穷;
生活资料充足而又能适应天时变化进行生产活动,那么天也不可能使人生病;遵循规律而又不出差错,那么天也不可能使人遭祸。所以水旱灾害不可能使人受饥挨饿,寒暑变化不可能使人生病,自然界反常的现象不可能使人遭难。
荒废农业生产而用度奢侈,那么天也不能让人富有。保养简略而行动逆时,那么天也不能让人保全。违背礼义正道而胡作非为,那么天也不能让人吉祥。所以水灾旱灾还没来就闹饥荒了,冷热还没迫近就生病了,自然灾害还没产生就有了凶险。
这遇到的天时和太平时期相同,然而灾殃灾祸却和治世不一样,这不可以怨天,事物的规律就是这样。所以明辨了自然界的规律和人应采取的行动,就可以称得上圣人了。
不必刻意去做就成功了,不必刻意去求就获得了,这就叫做“天职”。像这样子,虽然深奥,“至人”是不会刻意去加以思虑的;虽然伟大,“至人”是不会刻意去加以费力的;虽然精微,“至人”是不会刻意去加以考察的,这就叫做不和天争夺职分。
天有天时,地有地利,人有人治,这就是说人(能与天地)并立为三。舍弃自身能够并立为三的部分,而(一味地)期待自己能够并立为三,那就错了。
众多星辰相随旋转,太阳月亮交替映照,春夏秋冬轮流降临,阴阳交感,大化万物,风和雨广博地沾施,万物各自得这些的调和而生长,各自得到这些的滋养而成熟,看不到他在做事情而只看到成果,这就叫做“神”。
大家都知道他成就万事万物,却不知道他无形无迹,这就叫做“天功”。只有圣人是不刻意去求了解天的。“天职”建立以后,“天功”已经完成,具备了形体而人的精神就产生了出来,好,恶,喜,怒,哀,乐的情感就蕴藏在里头了,这就叫做“天情”。
耳朵,眼睛,鼻子,嘴巴,形态,各有它和外物交感(的功用)而不能互相替代,这就叫做“天官”。心灵处在胸中,来主宰五官(耳,目,鼻,口,形态),这就叫做“天君”。裁择其它的物类来奉养人类,这就叫做“天养”。
顺着人类的需要叫做福,违逆人类的需要叫做祸,这就叫做“天政”。遮暗“天君”,混乱“天官”,废弃“天养”,违逆“天政”,背反“天情”,以致于丧失“天功”,这就叫做大凶。
圣人清明他的“天君”,调正他的“天官”,周备他的“天养”,顺当他的“天政”,涵养他的“天情”,进而来保全他的“天功”。如此,圣人就会知道他所应该做的事情,知道他所不应该做的事情;就能够在天地间尽职而役使万事万物了。
圣人的行动完全合理,他的养生完全顺适,他的存在不会伤害到万物,这叫做知天。所以一个真正大巧的人,存于他有所不为;真正一个大智慧的人,在于他有所不思虑。圣人对于天的关注,仅止于表现出来可以预期的现象;
对于地的关注,仅止于表现出来适合生长的土宜;对于四时的关注,仅止于表现出来可以从事劳动的次序;对于阴阳的关注,仅止于表现出来可以治理的方法和状况。圣人会任命专家守住天的规律,而自己守住人道。
治或乱,是天造成的吗 我说:“日,月,星,辰,瑞兆,历数,是大禹,夏桀所共同面对的。大禹,天下太平,夏桀,天下大乱。(可见)治或乱,不是天造成的。”治或乱,是四时造成的吗 我说:“农作物在春夏时候纷纷萌芽,茂盛,成长,在秋冬时结谷,蓄积,收藏,这又是大禹,夏桀所共同面对的。
大禹,天下太平,夏桀,天下大乱。(可见)治或乱,不是四时造成的。”治或乱,是地造成的吗 我说:“万物有了大地就会生长,万物没了大地就会死亡,这又是大禹,夏桀所共同面对的。(可见)治或乱,不是地造成的。”
《诗经》说:“上天创造了高大的歧山,周太王加以开垦,经过他的经营,周文王继承后,让百姓过安定的生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天不会配合那些厌恶寒冷的人就停止冬天的到来,地也不会配合那些厌恶辽远的人就改变他的宽广,君子不会因为小人喧哗不休就停止他的品行修养。
天有着常道,地有着常数,君子有着常规,君子强调常规,而小人(完全)只计较功利。《诗经》说:“实践礼义而没有差错,何必害怕别人的闲言闲语呢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楚王后面护从的车马有千乘之多,并不是他有多聪明;
君子吃吃豆子,喝喝清水,并不是他有多笨,这都是偶然造成的。至于志意修美高洁,德性深厚笃实,生于当代而有志于古道,那是(完全)操之在我的啊!所以君子会急于(认真做)那些操之在我的事情,而不贪慕那些属于天的事情;
小人会放弃那些属于操之在我的事情,而(一味地)贪慕那属于天的事情。君子会急于(认真做)那些操之在我的事情,而不贪慕那些属于天的事情,所以每天都在进步;小人放弃那些操之在我的事情,而(一味地)贪慕那些属于天的事情,所以每天都在退步。
所以君子之所以每天都在进步,和小人之所以每天都在退步,是一样的道理。君子和小人之所以相差得如此悬殊,原因就在这里。陨星坠落,林木怪呜,国人都十分恐惧。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说:“这没有什么。
这不过是天地的变动,阴阳的变化,事物少出现的现象罢了!觉得奇怪,可以;感到畏惧,那就不对了。太阳,月亮有亏蚀的现象,风雨有不合时的情况,怪星偶然出现,这是没有那个世代不曾出现过的啊!在上位者贤明而政治清平,那么即使是同时兴起,也没什么伤害;
在上位者昏暗而政治险酷,那么即使没有一项出现,也没有什么助益。星辰坠落,林木怪呜,是天地变动,阴阳变化,事物少出现的现象罢了。觉得奇怪,可以;感到畏惧,那就不对了。”已经发生的事物里头,只有人祆是最最可怕的了。
草率地耕种会伤害农作物,草率地耘草会失去收成,政治险酷会失去民心,田地荒芜,农稼枯萎,粮价昂贵,百姓挨饿,道路上有活活饿死的人,这就叫做“人祆”。政令不清不明,举动措施不合时宜,农事不好好治理,百姓服劳役不按季节来,以致于牛马杂交,六畜反常,这就叫做“人祆”。
礼义不好好修治,内外没有分别,男女淫乱,父子互相猜疑,上下乖违背离,外寇内难同时产生,这就叫做“人祆”。人祆是由于混乱而产生出来的,以上三种人祆交错出现的话,国家就不得安宁了。这个说法非常浅近,它的灾害却非常惨重,可以觉得奇怪,也应该感到畏惧。
古书上说:“万物的怪异现象,经典里头是不详细说明的。”没有用处的论辩,不急需的考察,都该抛弃掉而不加治理。至于君臣间的大义,父子间的亲情,夫妇间的分别,那就应该天天钻研探讨而不放弃。
祭祷祈雨而下了雨,为什么呢 我说:“这没什么啊!就好像不祭祷祈雨而下了雨一样。日蚀,月蚀而去救日月,天干旱而祭祷祈雨,卜筮一番然后决定大事情,并不是真的认为祈求就可能得到,而(只是)做为政治的文饰(安慰安慰百姓罢了)。”
所以在上位者认为是政治的文饰,而百姓却认为是天上神灵的表现。认为是政治上的文饰就会吉祥,认为是天上神灵的表现就会凶险。”在天里头,没有比日,月更明亮的了;在地里头,没有比水,火更明亮的了;在万物里头,没有比珠,玉更明亮的了;
在人里头,没有比礼,义更明亮的了。所以日,月不高悬的话,那么光辉就不够强烈;水火不累积起来的话,那么火光,润泽就不够广泛;珠玉不在外面闪烁的话,那么王公大人就不认为是宝贝了;礼义不施行在国内的话,那么功名就不能显耀。
所以人的生命来自于天,国家的生命来自于礼义。在上位者崇尚礼义,尊敬贤人就能称王天下,重视法令,爱护百姓就可以称霸天下;在上者贪好私利,充满诈伪而国家危险,只会权谋倾轧,幽狠凶险而国家将会灭亡。
与其(一味地)推崇天而思慕他,怎么比得上将天当作物质而加以控制呢。与其(一味地)顺从天而歌颂它,怎么比得上掌握它的规律而利用它呢。与其(一味地)盼望天时的调顺而静待丰收,怎么比得上配合时令的变化而使用它呢。
与其(一味地)听任物类的自然生长而望其增多,怎么比得上发挥人类的智能,来助它繁殖呢。与其(一味地)空想着天然的物资成为有用之物,怎么比得上开发物资而不让它埋没呢。与其(一味地)希望了解万物是怎样产生,怎么比得上帮助万物,使它茁长呢 所以放弃人为的努力,而寄望于天,那就违反了万物的原理。
扩展资料:
《天论》节选自《荀子·天论》,有删节。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0),名况,当时人尊称他为荀卿。战国末期思想家、教育家。《荀子》主要为荀子所著,共三十二篇,是儒家学说的代表作。
荀子认为“第一,天是自然之物。自然发展变化有它的客观规律性,不能随人的主观意志而改变。第二,天道只是自然现象,而不是神在主宰,并且与人事无关。第三,人应当认识自然,利用自然,而不应当依赖自然,更不能迷信天命。
荀子不仅把自然界按照它本来的面目来理解,而且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光辉思想。这是荀子在唯物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贡献。
文章首句提纲挈领,表明观点,即“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而后以此言立之,“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毋应越俎代庖。后又语人:物畜而制之,制天命而用之,应时而使之,骋能而化之,理物而勿失之,愿于有物之所以成。
天地万物,各司其职。人之思治,各常其道,人道未易,国泰民安,人之思行,知制天命,天命之知,其行曲治,其养曲适,其生不伤,天命之制,则在乎人焉。
《天论》语言富于文采和气势。比如第一段中“强本而节用……妖怪不能使之凶”和“本荒而用侈……妖怪未至而凶”这两节文字意思相反,字句工整相对,从整体上看,运用了对比兼排比的修辞手法,而这两节文字分别又是由两组排比句构成,文字的工整严密令人叹服。
参考资料:《天论》-百度百科
译文如下:
大自然的规律永恒不变,它不为尧而存在,不为桀而灭亡。用导致安定的措施去适应它就吉利,用导致混乱的措施去适应它就凶险。加强农业这个根本而节约费用,那么天就不能使他贫穷;衣食给养齐备而活动适时,那么天就不能使他生病;遵循规律而不出差错,那么天就不能使他遭殃。
所以水涝旱灾不能使他挨饿,严寒酷暑不能使他生病,自然界的反常变异不能使他遭殃。农业这个根本荒废而用度奢侈,那么天就不能使他富裕;衣食给养不足而活动又少,那么天就不能使他保全健康;违背规律而恣意妄为,那么天就不能使他吉利。
所以水涝旱灾还没有来到他就挨饿了,严寒酷暑还没有迫近他就生病了,自然界的反常变异还没有出现他就遭殃了。他遇到的天时和社会安定时期相同,而灾祸却与社会安定时期不同,这不可以埋怨上天,这是他所采取的措施造成的。所以明白了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区分,就可以称作是思想修养达到了最高境界的人了。
不做就能成功,不求就能得到,这叫做自然的职能。像这种情况,即使意义深远,那思想修养达到了最高境界的人对它也不加以思考;即使影响广大,那思想修养达到了最高境界的人对它也不加以干预;即使道理精妙,那思想修养达到了最高境界的人对它也不加以审察,这叫做不和自然争职能。
上天有自己的时令季节,大地有自己的材料资源,人类有自己的治理方法,这叫做能够互相并列。人如果舍弃了自身用来与天、地相并列的治理方法,而只期望于与自己相并列的天、地,那就糊涂了。
布列于天空的恒星互相伴随着旋转,太阳月亮交 替照耀,四季轮流控制着节气,阴阳二气大量地化生万物,风雨普遍地施加于万物。万物各自得到了阴阳形成的和气而产生,各自得到了风雨的滋养而成长。看不见阴阳化生万物的工作过程而只见到它化生万物的成果,这就叫做神妙。
人们都知道阴阳已经生成的万物,却没有人知道它那无形无踪的生成过程,这就叫做天。只有圣人是不致力于了解天的。
自然的职能已经确立,天生的功绩已经成就,人的形体也就具备而精神也就产生了,爱好与厌恶、高兴与愤怒、悲哀与欢乐等蕴藏在人的形体和精神里面,这些叫做天生的情感。耳朵、眼睛、鼻子、嘴巴、身体,就其功能来说,它们各有自己的感受对象而不能互相替代,这些叫做天生的感官。
心处于身体中部空虚的胸腔内,用来管理这五种感官,这叫做天生的主宰。人类能够控制安排好与自己不是同类的万物,用它们来供养自己的同类,这叫做天然的供养。能使自己的同类顺从自己叫做福,使自己的同类反对自己叫做祸,这叫做天然的政治原则。
搞昏了那天生的主宰,扰乱了那天生的感官,抛弃了那天然的供养,违反了那天然的政治原则,背离了那天生的情感,以致丧失了天生的功绩,这叫做大凶。圣人清醒自己那天生的主宰,管理好自己那天生的感官,完备那天然的供养,顺应那天然的政治原则,保养那天生的情感,从而成全了天生的功绩。
像这样,就是明白了自己应该做的事了、明白了自己不应该做的事了,天地就能被利用而万物就能被操纵了,他的行动就能处处有条理,他的保养就能处处恰当,他的生命就能不受伤害,这就叫做了解了天。
所以最大的技巧在于有些事情不去做,最大的智慧在于有些事情不去考虑。
对于上天所要了解的,不过是它所显现的天象中那些可以测定气候变化的天文资料罢了;对于大地所要了解的,不过是它所显现的适宜条件中那些可以便利种植庄稼的地文资料罢了;对于四季所要了解的,不过是它们所显现的规律中可以安排农业生产的节气罢了;对于阴阳所要了解的,不过是它们所显现的和气中可以治理事物的因素罢了。
圣人任用别人来掌握这些自然现象而自己所做的只是去掌握治理国家的原则。
社会的安定或混乱,是由上天决定的吗?回答说:太阳月亮、行星恒星、祥瑞的历书,这在禹与桀是相同的;禹使天下安定,桀使天下混乱;可见社会的安定或混乱并不是由上天决定的。
那么,是季节造成的吗?回答说:庄稼在春季、夏季纷纷发芽、茂盛地生长,在秋季、冬季积蓄、收藏,这在禹与桀又是相同的;禹使天下安定,桀使天下混乱;可见社会的安定或混乱并不是季节造成的。
那么,是大地造成的吗?回答说:庄稼得到了大地就生长,失去了大地就死亡,这在禹与桀又是相同的;禹使天下安定,桀使天下混乱;可见社会的安定或混乱并不是大地造成的。《诗》云:“天生高大的岐山,太王 使它大发展;太王 已经造此都,文王使它长平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上天并不因为人们厌恶寒冷就取消冬季,大地并不因为人们厌恶辽远就废除宽广,君子并不因为小人的叽里呱啦就中止行动。上天有经久不变的规律,大地有经久不变的法则,君子有经久不变的规矩。君子遵行那常规,而小人计较那功利。《诗》云:“礼义上我错误不犯,何必担忧人说长道短?”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楚王外出时随从的车子有上千辆,并不是因为他聪明;君子吃豆叶、喝白水,并不是因为他愚蠢;这种情况是时势命运的制约造成的。至于思想美好,德行敦厚,谋虑精明,生在今天而能知道古代,这些就是那取决于我们自己的事情了。
所以,君子慎重地对待那些取决于自己的事情,而不去羡慕那些取决于上天的东西;小人丢下那些取决于自己的事情,而指望那些取决于上天的东西。君子慎重对待那些取决于自己的事情,而不去羡慕那些取决于上天的东西,因此天天进步;小人丢下那些取决于自己的事情,而指望那些取决于上天的东西,因此天天退步。
所以君子天天进步的原因与小人天天退步的原因,道理是一样的。君子、小人相差悬殊的原因,就在这里。
流星坠落 、树木发响,国内的人都害怕,说: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没有什么啊。这是自然界的变异、阴阳二气的变化、事物中很少出现的现象啊。觉得它奇怪,是可以的;但害怕它,就错了。
那太阳、月亮发生日食、月食,旋风暴雨不合时节地突然袭击,奇怪的星星偶然出现,这些现象没有哪个时代不曾有过。君主英明而政治清明,那么这些现象即使在同一时代都出现,也没有什么妨害;君主愚昧而政治黑暗,那么这些现象即使一样都没出现,也毫无裨益。
那流星的坠落 、树木的发响,这是自然界的变异、阴阳二气的变化、事物中很少出现的现象啊。觉得它奇怪,是可以的;但害怕它,就错了。
在已经出现的事情中,人事上的反常现象才是可怕的。粗放地耕种而伤害了庄稼,粗放地锄草而妨害了年成,政治险恶而失去了民心,田地荒芜而庄稼长不好,米价昂贵而百姓挨饿,道路上有饿死的人,这些叫做人事上的反常现象;
政策法令不明确,采取措施不合时宜,具有根本意义的农业生产不加管理,发动劳役不顾农时,那么牛就会生出像马似的怪胎、马就会生出像牛似的怪胎,六畜就会出现怪异的现象,这些叫做人事上的反常现象。
礼义不加整顿,内外没有分别,男女婬荡混乱,而父子互相猜疑,君臣离心离德,外寇内乱同时到来,这叫做人事上的反常现象。
人事上的反常现象实产生于昏乱。上述这三类反常现象交 错发生,就不会有安宁的国家了。这种人事上的反常现象解说起来道理很浅显,但它造成的灾难却很惨重。这是可怕的,但不值得奇怪。
古代解释经文的书上说:“各种事物的怪现象,经书上不作解说。”没有用处的辩说,不是急需的明察,应该抛弃而不加研究。至于那君臣之间的道义,父子之间的相亲,夫妻之间的区别,那是应该每天切磋琢磨而不能丢掉的啊。
祭神求雨就下雨了,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没有什么,它就像不去祭神求雨而下雨一样。太阳、月亮发生了日食、月食就营救它们,天气干旱了就祭神求雨,占卜算卦然后决定大事,古人并不是认为这些做法能得到所祈求的东西,而只是用它们来文饰政事罢了。
所以君子把这些活动看作为一种文饰,但老百姓却把它们看得神乎其神。把它们看作为一种文饰就吉利,把它们看得神乎其神就不吉利了。
在天上的东西没有什么比太阳、月亮更明亮的了,在地上的东西没有什么比水、火更明亮的了,在物品之中没有什么比珍珠、宝玉更明亮的了,在人类社会中没有什么比礼义更灿烂的了。
太阳、月亮如果不高挂空中,那么它们的光辉就不显著;水、火如果不积聚,那么火的光辉、水的光泽就不大;珍珠,宝玉的光彩不显露于外,那么天子、诸侯就不会把它们当作宝贝,礼义不在国内施行,那么功业和名声就不会显著。
所以人的命运在天,国家的命运在礼义。统治人民的君主,推崇礼义、尊重贤人,就能称王天下;注重法治、爱护人民,就能称霸诸侯,喜欢财利、多搞欺诈,就会危险;玩弄权术、坑人害人、阴暗险恶,那就会彻底灭亡了。
认为大自然伟大而思慕它,哪里及得上把它当作物资积蓄起来而控制它?顺从自然而颂扬它,哪里及得上掌握自然规律而利用它?盼望时令而等待它,哪里及得上因时制宜而使它为我所用?
依靠万物的自然增殖,哪里及得上施展人的才能而使它们根据人的需要来变化?思慕万物而把它们当作与己无关的外物,哪里及得上管理好万物而不失去它们?希望了解万物产生的原因,哪里及得上占有那已经生成的万物?所以放弃了人的努力而寄希望于天,那就违背了万物的实际情况。
各代帝王都没有改变的东西,完全可以用来作为政治原则的常规惯例。国家有时衰微有时兴盛,但君主都凭这种常规惯例去应付它。治理好这种常规惯例,国家就不会混乱。
如果不了解这种常规惯例,就不知道如何应付变化。这种常规惯例的主要内容从来没有消失过。
社会的混乱,产生于这常规惯例的实施出了差错;社会安定,全在于这种常规惯例的实施十分周详。所以,政治原则中那些被一般人看作为好的东西,如果符合这种常规惯例,就可以依从;如果偏离了这种常规惯例,就不可以实行;如果违反了这种常规惯例,就会造成极大的迷惑。
在水中跋涉的人用标志来表明深度,如果这种标志不明确,就会使人陷入深水淹死;治理民众的君主用标准来表明政治原则,如果这种标准不明确,就会造成混乱。
礼制就是治理民众的标准。违反了礼制,就是昏暗的社会;昏暗的社会,就会大乱。所以,政治原则没有照不亮的地方,它对外对内都有不同的标准,对隐蔽之事或显露之事都有永久不变的规定,那么民众的陷阱就可以除去了。
万事万物只体现了自然规律的一部分,某一种事物只是万事万物的一部分,愚昧的人只认识了某一种事物的一个方面,就自以为知道了自然规律,实在是无知。慎子对在后服从的一面有所认识,但对在前引导的一面却毫无认识;老子对委曲忍让的一面有所认识,但对积极进取的一面却毫无认识;墨子对齐同平等的一面有所认识,但对等级差别的一面却毫无认识;宋子对寡欲的一面有所认识,但对多欲的一面却毫无认识。
只在后服从而不在前引导,那么群众就没有继续前进的门径;只委曲忍让而不积极进取,那么高贵和卑贱就不会有分别;只有齐同平等而没有等级差别,那么政策法令就不能贯彻实施;只求寡欲而不见多欲,那么群众就不易被感化。《尚书》上说:“不要任凭个人的爱好,要遵循君主确定的正道;不要任凭个人的厌恶,要遵循君主确定的正路。”说的就是这个。
原文: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 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
故水旱不能使 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祆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 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 薄而疾,祆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 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 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 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
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 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 夫是之谓天功。唯圣人为不求知天。
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臧焉,夫是之谓天情。耳目 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 财非其类以养其类,夫是之谓天养。顺其类者谓之福,逆其类者谓之祸,夫是之谓 天政。暗其天君,乱其天官,弃其天养,逆其天政,背其天情,以丧天功,夫是之 谓大凶。
圣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 如是,则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矣;则天地官而万物役矣。其行曲治,其养曲适, 其生不伤,夫是之谓知天。
故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所志于天者,已其见象之可以期者矣;所志 于地者,已其见宜之可以息者矣:所志于四时者,已其见数之可以事者矣;所志于 阴阳者,已其见和之可以治者矣。官人守天,而自为守道也。
治乱,天邪?曰:日月星辰瑞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 天也。
时邪?曰:繁启蕃长于春夏,畜积收臧于秋冬,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 以乱;治乱非时也。
地邪?曰:得地则生,失地则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 非地也。诗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谓也。
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也辍 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计其功。诗曰: “礼义之不愆,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谓也。
楚王后车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饮水,非愚也;是节然也。若夫志意修,德 行厚,知虑明,生于今而志乎古,则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 在天者;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
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 以日进也;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故君子之所以日进,与 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君子小人之所以相县者,在此耳。
星队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 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 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
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起,无伤也;上闇而政险,则是 虽无一至者,无益也。夫星之队,木之鸣,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 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
物之已至者,人祆则可畏也:楛耕伤稼,楛耨失岁,政险失民;田薉稼恶,籴 贵民饥,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谓人祆。政令不明,举错不时,本事不理,勉力不时, 则牛马相生,六畜作祆:夫是之谓人祆。礼义不修,内外无别,男女婬乱,则父子 相疑,上下乖离,寇难并至:夫是之谓人祆。
祆是生于乱。三者错,无安国。其说 甚尔,其菑甚惨。勉力不时,则牛马相生,六畜作祆,可怪也,而亦可畏也。传曰: “万物之怪书不说。”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弃而不治。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 夫妇之别,则日切瑳而不舍也。
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 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 吉,以为神则凶也。
在天者莫明于日月,在地者莫明于水火,在物者莫明于珠玉,在人者莫明于礼 义。故日月不高,则光明不赫;水火不积,则晖润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则王公不 以为宝;礼义不加于国家,则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君人者,隆 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亡矣。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 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 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
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一废一起,应之以贯,理贯不乱。不知贯,不知应 变。贯之大体未尝亡也。乱生其差,治尽其详。故道之所善,中则可从,畸则不可 为,匿则大惑。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则陷。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则乱。礼者,表也。 非礼,昏世也;昏世,大乱也。故道无不明,外内异表,隐显有常,民陷乃去。
万物为道一偏,一物为万物一偏。愚者为一物一偏,而自以为知道,无知也。 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 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
有后而无先,则群众无门。有诎而无信,则贵贱不分。 有齐而无畸,则政令不施,有少而无多,则群众不化。书曰:“无有作好,遵王之 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此之谓也。
扩展资料:
文章主题思想:
其主旨是揭示自然界的运动变化有其客观规律,和人事没有什么关系。其主要思想是,社会是清明富足还是动荡飘摇,也全是人事的结果,和自然界(所谓的“天”)也没有什么关系。荀子的这种思想,有力地否定了当时的各种迷信,强调了人力的作用,放到战国时期看,具有很强的进步意义。
语言特色:
《天论》语言富于文采和气势。比如第一段中“强本而节用……妖怪不能使之凶”和“本荒而用侈……妖怪未至而凶”这两节文字意思相反,字句工整相对,从整体上看,运用了对比兼排比的修辞手法,而这两节文字分别又是由两组排比句构成,文字的工整严密令人叹服。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天论
《天论》
作者:荀子
【原文】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脩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渴,寒暑不能使之疾,袄怪不能使之凶。
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袄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治乱,天邪?曰:日月星辰瑞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天也。时邪?曰:繁启蕃长于春夏,畜积收臧于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时也。地邪?曰:得地则生,失地则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地也。
星队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
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起,无伤也。上闇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夫星之队,木之鸣,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
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
在天者莫明于日月,在地者莫明于水火,在物者莫明于珠玉,在人者莫明于礼义。故日月不高,则光晖不赫;水火不积,则晖润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则王公不以为宝;礼义不加于国家,则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尽亡矣。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
【译文】
大自然运行变化有一定的常规,不会因为尧统治天下就存在,也不会因为桀统治天下就消亡。用正确的治理措施适应大自然的规律,事情就办得好;用错误的治理措施对待大自然的规律,事情就会办糟。
加强农业生产而又节约开支,那末天不可能使人贫穷;生活资料充足而又能适应天时变化进行生产活动,那末天也不可能使人生病;遵循规律而又不出差错,那末天也不可能使人遭祸。
所以水旱灾害不可能使人受饥挨饿,寒暑变化不可能使人生病,自然界反常的现象不可能使人遭难。农业生产荒废而又开支浪费,那末天就不可能使人富裕;生活资料不足而又不勤于生产活动,那末天就不可能使人健康;违背事物规律而胡乱行动,那末天就不可能使人得到好结果。
所以水旱灾害没有到来就发生饥荒,严寒酷暑没有迫近就发生疫病,自然界反常现象没有出现就发生祸害。遇到的天时和太平时期相同,可是遭到的灾祸却与太平时期大不相同,这不能埋怨天,事物的规律就是这样。所以说,明辨了自然界的规律和人应采取的行动,就可以称得上圣人了。
社会的太平和动乱,是天决定的吗?回答说:日月星等天体运行和历法现象,这是夏禹和夏桀同有的自然条件,夏禹凭借这样的自然条件把国家治理得很好,夏桀却把国家搞乱了,所以太平和动乱不是天决定的。
是时节变化决定的吗?回答说:庄稼在春夏都生长茂盛起来,在秋冬则收获储藏起来,这又是夏禹和夏桀同有的自然条件,夏禹凭借它把国家治理好了,夏桀却把国家搞乱了,所以治乱不是时节变化决定的。
是地理条件决定的吗?回答说:庄稼得到土地便生长,离开土地就死去,这又是夏禹和夏桀同有的自然条件,夏禹凭借它使国家大治,夏桀却把国家搞乱了,所以治乱不是土地决定的。
流星坠落,树木爆裂作响,国都里的人都惊恐。问道:这是怎么回事?答道:没有什么。这是自然界发生的变化,事物较少出现的现象。对它感到奇怪是可以的,害怕它就不对了。日蚀月蚀发生,刮风下雨不合时节,怪星偶然出现,这是没有哪个时代不曾有过的。
君主英明、政局安定,就是这些现象同时发生,也没有危害。君主昏庸、政治暴虐,即使这些观象一样也不出现,也没有好处。所以说,流星坠落,树木作响,这是自然界发生的变化,事物较少出现的现象。认为它奇怪是可以的,害怕它就不对了。
举行求雨的祭祀便下了雨,这是为什么?答道:没有什么,就如同不举行求雨的祭祀也下雨一样。出现日蚀月蚀就敲击锣鼓去抢救,天旱就举行求雨的祭祀,先占卜然后才决定大事,不是用它来作为得到所祈求的东西的手段,只不过用它为政事作装饰。
所以君子把它看作是一种文饰,可是普通百姓却把它看作神灵存在的具体表现了。认为是一种装饰手段就会有好处,认为有神灵就有害处了。
在天上的东西,没有什么比太阳月亮更显明的;在地上的东西,没有什么比水火更显明的;在万物中,没有什么比珠玉更显明的;在人类所具有的东西中,没有什么比礼义更显明的。
所以说,太阳月亮如果不高悬空中,它的光辉就不会显著;水火如果不积聚起来,它们的光辉和润泽就不会广大;珠玉的光采如果不显现在外面,王公贵族就不会把它们当成宝贝;礼义如果不用在国家的治理上,执政者的功绩和名声就不会显赫。所以人的生命受之于自然,国家的命脉决定于礼制。
统冶别人的人,推崇礼制而又尊重贤人,就可以在天下称王;重视法治而又爱护人民,就可以在诸侯中称霸。如果贪图私利、多用欺诈,就很危险;如果使用权术、颠覆、阴险等手段,那就彻底灭亡了。
与其尊崇天而思慕它,哪里比得上把天当作物一样蓄养起来而控制着它呢?与其顺从天而赞美它,哪里比得上控制自然的变化规律而利用它呢?与其盼望、等待天时,哪里比得上适应天时而役使它呢?
与其依顺万物的自然繁殖而求它增多,哪里比得上施展人的才能而使它按着人的需要有所变化呢?与其思慕万物而使它成为能供自己使用的物,哪里比得上管理好万物而不失掉它呢?
与其希望于万物能自然生长出来,哪里比得上掌握万物的生长规律呢?所以放弃人的努力而只是寄希望于天,那就不能理解万物的本性,也就不能去利用它了。
扩展资料1,《天论》主要思想:
《天论》语言富于文采和气势,其主旨是揭示自然界的运动变化有其客观规律,和人事没有什么关系。其主要思想是,社会是清明富足还是动乱不堪,也全是人事的结果,和自然界也没有什么关系。
荀子的这种思想,有力地否定了当时的各种迷信,强调了人力的作用,放到战国时期看,具有很强的进步意义。
2,作者简介:
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名况,字卿,汉族,因避西汉宣帝刘询讳,因“荀”与“孙”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称孙卿。周朝战国末期赵国人。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时人尊称“ 荀卿”。
曾三次出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后为楚兰陵(今山东兰陵)令。荀子对儒家思想有所发展,提倡性恶论,常被与孟子的性善论比较。对重整儒家典籍也有相当的贡献。
《天伦》原文: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妖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财非其类以养其类,夫是之谓天养。顺其类者谓之福,逆其类者谓之祸,夫是之谓天政。暗其天君,乱其天官,弃其天养,逆其天政,背其天情,以丧天功,夫是之谓大凶。圣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则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矣,则天地官而万物役矣。其行曲治,其养曲适,其生不伤,夫是之谓知天。
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百王之无变,
《天论》全文翻译:
上天的运行有一定的规律,不会因为圣君尧就存在,也不会因为暴君桀就灭亡了.(人)以礼义来配合(天)就会吉祥,(人)以暴乱(不以礼义)来配合天就会凶险.努力农业生产而节约用度,那么天不能让人贫穷.保养周备而行动合时,那么天不能让人生病.依循礼义正道而没有什么差错,那么老天不能加祸给人.
所以水灾旱灾不能让人饥荒,冷热变化不能让人生病,自然灾害不能让人凶险.荒废农业生产而用度奢侈,那么天也不能让人富有.保养简略而行动逆时,那么天也不能让人保全.违背礼义正道而胡作非为,那么天也不能让人吉祥.所以水灾旱灾还没来就闹饥荒了,冷热还没逼迫就生病了,自然灾害还没产生就有了凶险.这些所接受的时间和治世完全相同,然而灾殃灾祸却和治世不一样,这不可以怨天,都是人的作为造成的.所以明了到天和人职分的不同,那就可以称得是至人了.
圣人清明他的“天君”,调正他的“天官”,周备他的“天养”,顺当他的“天政”,涵养他的“天情”,进而来保全他的“天功”.如此,圣人就会知道他所应该做的事情,知道他所不应该做的事情;就能够在天地间尽职而役使万事万物了.圣人的行动完全合理,他的养生完全顺适,他的存在不会伤害到万物,这叫做知天.
所以一个真正大巧的人,存于他有所不为;真正一个大智慧的人,在于他有所不思虑.圣人对于天的关注,仅止于表现出来可以预期的现象;对于地的关注,仅止于表现出来适合生长的土宜;对于四时的关注,仅止于表现出来可以从事劳动的次序;对于阴阳的关注,仅止于表现出来可以治理的方法和状况.圣人会任命专家守住天的规律,而自己守住人道.
与其(一味地)推崇天而思慕他,怎么比得上将天当作物质而加以控制呢 与其(一味地)顺从天而歌颂它,怎么比得上掌握它的规律而利用它呢 与其(一味地)盼望天时的调顺而静待丰收,怎么比得上配合时令的变化而使用它呢
与其(一味地)听任物类的自然生长而望其增多,怎么比得上发挥人类的智能,来助它繁殖呢 与其(一味地)空想着天然的物资成为有用之物,怎么比得上开发物资而不让它埋没呢 与其(一味地)希望了解万物是怎样产生,怎么比得上帮助万物,使它茁长呢 所以放弃人为的努力,而寄望于天,那就违反了万物的原理.
扩展资料荀子的《天伦》的主旨是揭示自然界的运动变化有其客观规律,和人事没有什么关系。其主要思想是,社会是清明富足还是动荡飘摇,也全是人事的结果,和自然界(所谓的“天”)也没有什么关系。荀子的这种思想,有力地否定了当时的各种迷信,强调了人力的作用,放到战国时期看,具有很强的进步意义。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渴,寒暑不能使之疾,袄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袄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治乱,天邪?曰:日月星辰瑞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天也。时邪?曰:繁启蕃长于春夏,畜积收臧于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时也。地邪?曰:得地则生,失地则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地也。……
星队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起,无伤也。上暗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夫星之队,木之鸣,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
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
在天者莫明于日月,在地者莫明于水火,在物者莫明于珠玉,在人者莫明于礼义。故日月不高,则光晖不赫;水火不积,则晖润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则王公不以为宝;礼义不加于国家,则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尽亡矣。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
【译 文】
大自然运行变化有一定的常规,不会因为尧统治天下就存在,也不会因为桀统治天下就消亡。用正确的治理措施适应大自然的规律,事情就办得好;用错误的治理措施对待大自然的规律,事情就会办糟。加强农业生产而又节约开支,那末天不可能使人贫穷;生活资料充足而又能适应天时变化进行生产活动,那末天也不可能使人生病;遵循规律而又不出差错,那末天也不可能使人遭祸。所以水旱灾害不可能使人受饥挨饿,寒暑变化不可能使人生病,自然界反常的现象不可能使人遭难。农业生产荒废而又开支浪费,那末天就不可能使人富裕;生活资料不足而又不勤于生产活动,那末天就不可能使人健康;违背事物规律而胡乱行动,那末天就不可能使人得到好结果。所以水旱灾害没有到来就发生饥荒,严寒酷暑没有迫近就发生疫病,自然界反常现象没有出现就发生祸害。遇到的天时和太平时期相同,可是遭到的灾祸却与太平时期大不相同,这不能埋怨天,事物的规律就是这样。所以说,明辨了自然界的规律和人应采取的行动,就可以称得上圣人了。……
社会的太平和动乱,是天决定的吗?回答说:日月星等天体运行和历法现象,这是夏禹和夏桀同有的自然条件,夏禹凭借这样的自然条件把国家治理得很好,夏桀却把国家搞乱了,所以太平和动乱不是天决定的。是时节变化决定的吗?回答说:庄稼在春夏都生长茂盛起来,在秋冬则收获储藏起来,这又是夏禹和夏桀同有的自然条件,夏禹凭借它把国家治理好了,夏桀却把国家搞乱了,所以治乱不是时节变化决定的。是地理条件决定的吗?回答说:庄稼得到土地便生长,离开土地就死去,这又是夏禹和夏桀同有的自然条件,夏禹凭借它使国家大治,夏桀却把国家搞乱了,所以治乱不是土地决定的。……
流星坠落,树木爆裂作响,国都里的人都惊恐。问道:这是怎么回事?答道:没有什么。这是自然界发生的变化,事物较少出现的现象。对它感到奇怪是可以的,害怕它就不对了。日蚀月蚀发生,刮风下雨不合时节,怪星偶然出现,这是没有哪个时代不曾有过的。君主英明、政局安定,就是这些现象同时发生,也没有危害。君主昏庸、政治暴虐,即使这些观象一样也不出现,也没有好处。所以说,流星坠落,树木作响,这是自然界发生的变化,事物较少出现的现象。认为它奇怪是可以的,害怕它就不对了。……
举行求雨的祭祀便下了雨,这是为什么?答道:没有什么,就如同不举行求雨的祭祀也下雨一样。出现日蚀月蚀就敲击锣鼓去抢救,天旱就举行求雨的祭祀,先占卜然后才决定大事,不是用它来作为得到所祈求的东西的手段,只不过用它为政事作装饰。所以君子把它看作是一种文饰,可是普通百姓却把它看作神灵存在的具体表现了。认为是一种装饰手段就会有好处,认为有神灵就有害处了。
在天上的东西,没有什么比太阳月亮更显明的;在地上的东西,没有什么比水火更显明的;在万物中,没有什么比珠玉更显明的;在人类所具有的东西中,没有什么比礼义更显明的。所以说,太阳月亮如果不高悬空中,它的光辉就不会显著;水火如果不积聚起来,它们的光辉和润泽就不会广大;珠玉的光采如果不显现在外面,王公贵族就不会把它们当成宝贝;礼义如果不用在国家的治理上,执政者的功绩和名声就不会显赫。所以人的生命受之于自然,国家的命脉决定于礼制。统冶别人的人,推崇礼制而又尊重贤人,就可以在天下称王;重视法治而又爱护人民,就可以在诸侯中称霸。如果贪图私利、多用欺诈,就很危险;如果使用权术、颠覆、阴险等手段,那就彻底灭亡了。
与其尊崇天而思慕它,哪里比得上把天当作物一样蓄养起来而控制着它呢?与其顺从天而赞美它,哪里比得上控制自然的变化规律而利用它呢?与其盼望、等待天时,哪里比得上适应天时而役使它呢?与其依顺万物的自然繁殖而求它增多,哪里比得上施展人的才能而使它按着人的需要有所变化呢?与其思慕万物而使它成为能供自己使用的物,哪里比得上管理好万物而不失掉它呢?与其希望于万物能自然生长出来,哪里比得上掌握万物的生长规律呢?所以放弃人的努力而只是寄希望于天,那就不能理解万物的本性,也就不能去利用它了。……
唐玄宗李隆基是如何开创出“开元盛世”的局面?
但是复位之后的李旦一直在平衡自己的儿子李隆基与妹妹太平公主的权力,在712年便将皇位禅位给了自己的儿子李隆基,也就是之后的唐玄宗。而在唐玄宗即位之后,唐朝的政局开始稳定下来,在他的治理之下政局清明,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发展,商业繁荣,唐朝国力空前强盛,就出现了人们所说的开元盛世,所以开元盛世是唐玄宗所创。在唐玄宗的治理之下,唐朝进入了全盛时期,因此,历史上将其称作开元盛世。那么开元盛世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是因为唐玄宗时期的政局安定。在唐玄宗登基之前,在武则天的统治之下唐朝的政局是动荡不安的,但是在唐玄宗登基之后,唐朝的政局得以稳定下来。再加上登基之后的唐玄宗在吏治方面进行了整治,他精简机构,限制官员的人数,将整个官吏的素质往上提,从而不但减少了 *** 方面的财政支出,还将处理事务的效率有所提高。再加上他重用贤臣,虚怀纳谏,使得政治清明,从而政局稳定,奠定了经济发展的基础。其次,在社会的安定方面,他采取和解的民族政策,与吐蕃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与西域方面友好往来,民族关系和谐。而民族关系的和谐又有助于社会的安定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然后是在经济方面,唐玄宗在位期间,打击豪门士族,修建大型水利工程,大兴屯田来发展农业。农耕技术得到发展,生产工具得到改进,手工业技术高超,朝廷的财政变得丰裕起来,全国范围内的粮仓充实起来,物价低廉,唐朝的商业发展繁荣。国内交通变得更加地完善,对外贸易不断增加。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唐玄宗时期的唐朝进入了全盛时期,而历史上将这副景象称为开元盛世。
到底怎么样的社会才会被称作是盛世呢?唐玄宗时期的唐朝是什么样的状态才会在历史上被称作开元盛世呢?开元盛世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首先,先来看一下盛世的意思。盛世指的是国家在从大乱走向大治之后在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繁荣昌盛的时期。所以要想达到盛世,前提条件便是从大乱走向大治这样的一个必经过程。开元盛世是在唐玄宗在位时期所出现的,在唐玄宗即位之后,将武则天被迫退位之后唐朝政局混乱的局面稳定下来,并在他的虚心纳谏、重用贤臣之下,唐朝的政局一片清明,是结束了大乱的过程。而之后的唐玄宗又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走向大治。他打击豪门士族,打击佛教势力,解放劳动力,减轻人民的负担。他大力发展农业,发展屯田,提高军队的战斗能力。他采取和解的民族政策,与其他民族之间保持友好的关系,并与西域方面的吐蕃和亲,建立了亲如一家的关系,从而有助于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他提倡文教,整理古籍,使得人才辈出;他发展对外贸易,使得唐朝的经济迅猛发展,整个唐朝的财政非常的充裕,商业贸易繁荣,国力空前的强盛。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唐朝一直保持在这样的全盛时期,因此被称作开元盛世。
所以开元盛世的主要内容便是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国力富强。开元盛世的出现,代表了唐朝到达了全盛时期,中国的封建社会也达到了顶峰。那么开元盛世的影响有哪一些呢?就开元盛世的影响来说,就不能只看一个方面了。很多人一看到盛世两个字便只看到了它积极的那一方面,但是每一件事物的影响都是双方面的,不仅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那么就先来看一下开元盛世的积极方面。
能够被称作开元盛世的景象的,一定是非常的繁荣的社会。的确,处在开元盛世之下的唐朝达到了全盛时期。国内政局在唐玄宗的治理之下非常的稳定,君臣之间关系和谐,政治一片清明。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唐朝的社会变得异常的稳定,经济也飞速的发展起来,唐朝的财政充裕,国力达到了最为鼎盛的状态,百姓生活的也非常的安逸,各个民族之间关系融洽,社会非常的安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开元盛世的影响中没有消极的因素存在。在军事上,唐玄宗在加大了邻接地区的军队防务之后,设立了节度使以统一指挥战守军事。虽然在前期这一项举措是有利的,但是时间一久,便演变成了节度使统辖的军事力量不断地加强而内地的军备则变得废驰,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势。再加上之后变得日益激烈的土地兼并,在一定程度上是导致安史之乱发生的潜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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