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仅以你美丽的港口，庞大的舰队，丰富的各地的产品，垄断着整个地中海的船运。外海的水域，无论是红海还是印度洋，也都在你的掌握之中。”——普鲁萨的忒奥克利托斯《牧歌》

埃及地处居于欧、亚、非三大洲的交汇处。

它与欧洲隔地中海，遥遥相望；与西亚有着陆路的联通；越过红海，又与印度洋紧密相连。它是连接阿拉伯东部和西部的桥头堡，又是通往非洲内陆的北大门。

公元前3000年的古埃及

埃及的国土大部分在非洲，可是从古至今，它的存在从来都能影响欧洲与亚洲。

它是古代东西方贸易的必经之地，也是地中海的财富聚集之地。

法老时期，埃及与西亚和东非地区贸易繁盛；托拉密王朝时期的亚历山大城车船辐辏，被誉为“地中海的新娘”；到了中世纪，主导地中海的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在这块土地上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因为他们都知道，曾经因为萨拉丁军队资源丰富而懊恼的狮心王理查说过的话语：

“通往耶路撒冷的钥匙在开罗”

可以说，当这个世界还不是以石油为血液、以钢铁为骨架的时候，埃及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站在引领世界格局演变的潮头。

历史学界有所公认，古埃及是人类历史的开端。早在公元前6000年以前（60BC），古代埃及已经发展出了有规模的文明国度。

而在那个时候，无论是两河流域的巴比伦文明，还是更加遥远东方的华夏文明，还都处于文明发轫的早期萌芽阶段，草创未就。

那么是什么原因，或者说有哪些因素促成了古埃及文明的诞生？

我总结了四个字——得天独厚。

而且包括华夏在内，凡是能够诞生璀璨古代文明的地区，其实都适用。

积蓄：文明的基础

古代埃及文明遗迹

“当原始人有了积蓄的概念和可能，他们就走上了通往文明的道路”——马克思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为了生存而获取资源，并不容易。

一般来说，越靠近赤道，由于常年气温较高，降水比较充足，越适合早期人类繁衍生息。

最早，可追溯到70多万年至50多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古埃及人的先祖借助于打制的石器，从事于采集植物和狩猎动物的生产活动，维持自己的生活。

旧石器时代的艰苦生活直至新石器时代才有了明显的改善。

新石器时代的伟大成就，被人们称为“新石器时代革命”，包括磨制石器的出现、陶器的发明和农业与畜牧业的产生。

所谓新石器时代革命主要指农业和畜牧业的产生，但是农业和畜牧业的产生也是一个艰巨而漫长的过程。新石器时代在当时的欧洲或在埃及，最多延续了2000年左右。

近年来，由于埃及西部大沙漠考古学的进展，发现了撒哈拉新石器文化。

它是埃及最早的新石器文化（约公元前8800～公元前4700年），在这里还没有发现农业的证据，而是主要依据畜群，以及某些陶器的存在。

如果历史仍旧如此发展，古埃及地区的文明火种可能就不会被点燃。和其纬度类似的一些赤道国家，有些原始部落到20世纪才逐渐被发现，就是最好的佐证：

“的确，赤道地区有着丰富的热量和降雨，那里有最适宜动物生存的条件，但是事实上，人类能够以最佳方式支配能量的地方是欧洲和亚洲东部温带而不是赤道地区。”——《黑暗大陆》

因为如果没有生存压力，古埃及人的先祖有可能会和那些原始部落一样——维持一种一成不变的生存方式，并且延续许久。但所幸，他们遇到挑战。

从公元前4900年以后，特别是公元前4400年以来，西部沙漠由于持续干燥而变成了越来越不适宜居住的地方，古埃及人逐渐开始向尼罗河流域迁移。

古埃及占据了尼罗河三角洲和尼罗河下游河谷约 700 英里长的地带（从出海口算起），这是一个狭长的带状区域，大部分地方只有 10 英里宽，沿河道向北一直延伸到地中海。

古埃及先民经历了10个多世纪的东迁移，终于找到了一方拥有温和气候沃土。

尽管雨量稀少，但拥有尼罗河提供的充沛水源，而且两侧因此还受到了沙漠的保护。这个水源虽然随季节而变化，却能保持长流不断。

尼罗河的源头有两个：一个位于拥有恒定降雨的赤道地区，因为有湖泊和沼泽的调节作用，该水源十分稳定，一年当中的流量变化都很小；另一个在阿比西尼亚的高原地带，那里是季节性降雨区，在每年的春夏之交，泛滥的洪水直奔平原而去，再从平原流向更北边的干燥地区。

“尼罗河河谷似茎，三角洲似花朵，法尤姆绿洲似花蕾，仿若一朵睡莲”——古埃及人形容上、下埃及统一之后的国土。

尼罗河每年7～8月间开始定期泛滥，河水盈溢，流入田间，积水深1～2米。每年10～11月汛期过后，河水退去，洪水中夹杂着含有丰富矿物质的冲击物沉淀在表层，犹如年复一年的天然施肥。尼罗河河谷特别是三角洲成了世上最富庶的地区之一。河谷的冲积层平均厚9米，三角洲则达15～23米，对植物的生长颇为有利。

正是这片适合耕种的沃土上，让古埃及的先民们开始迈向了农业文明。他们通过耕种，以定期收获代替采集、打猎的模式来获取食物。

而肥沃的土地，则让他们第一次开始拥有了多余的食物，也即开始出现储蓄。

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能够填饱肚子，不用再按“天”过活，可以做较为长远规划的古埃及人，开始丰富起自己的精神

宗教、文字率先出现，而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便照耀到了这片土地。

沙漠：文明的“保护伞”

《刺客信条·起源》之中古埃及定居点

“历史其实是最早从沙漠之中产生的，虽然很令人难以置信。”——英国地理学家詹姆斯·菲尔格里夫

由于热量和降水的分布不同，地球表面有些地方适合人类居住，有些地方则不适合。

而沙漠地区，在大多数人的认知之中，通常位于“不适宜人类居住区域排行榜”的第一页之中。

事实也是如此，否则贝尔·格里斯的“荒野求生”系列之中，有关沙漠地带求生那几集播放量会那么多。

不过对早期的古埃及文明诞生来说，沙漠的存在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尼罗河下游流经石灰岩地层，河水先是在其中冲刷出河谷，然后把来自阿比西尼亚的洪水带来的冲积土填充进去。

可在如今的阿斯旺以南（尼罗河上游地区），河水流经的是砂岩层，下面是巨大而坚硬的岩石。

从这里往上游方向很长一段距离内都没有河水冲刷形成的河谷，而只有被瀑布分隔开的峡谷。

在这些地方，距离河边可能一两米远就是光秃秃的沙漠，几乎寸草不生，毫无殖民的吸引力，所以埃及的南部在东、西两个方向上几乎是完全封闭的。

尼罗河下游河谷的起点——即古代埃及文明出现的地区，与石灰岩分布地区的起点基本重合，因此其南方，在上古时代（之后存在过）根本不会受到外来入侵者的袭扰。

而古埃及的北边是大海，在那个人类对其尚且一无所知的时候，海洋像沙漠一样提供了巨大的保护——凭当时的航海技术，地中海就是天堑一般的存在。

具备如此得天独厚的条件，并适合早期文明生长发育的地方，在整个世界上找不出第二个。

古国悲歌：落后就是原罪

赫梯人驾着战车冲向法老王的禁卫军

“这里也是诸多恶物的温床。毕竟城市的围墙之内太容易被权与钱侵染，如果事情到了这个份儿上，说整个城市都是它本身虚荣的纪念碑，都不为过。”——《刺客信条·起源》

到了公元前 3000 年左右，埃及第四王朝的法老们统治着从第一瀑布到出海口之间的整个国家，文明得到空前的发展，民众的组织程度也日趋完善，从而使建造伟大的金字塔成为可能。

此后，与所有其他国家的历史一样，法老王的权力出现了明显的衰落：

原始的国家机器似乎已经陈旧过时，在多个王朝统治期间，中央政府的权力日渐衰弱。

按尼罗河流域狭长的地形自然划分形成的几个“省”或附庸国的地方长官，以损害法老的利益为代价，他们不攫取越来越多的权力，中央政府的失控状况日趋严重，结果使整体的进步大受影响。

虽然在农业灌溉方法的改进上，古埃及在10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用于生产、战斗的工具发明方面，却一直裹足不前。

正如前文所说，过于安逸的环境，容易让人缺乏进取的心态。由于土地肥沃，同时又没有什么竞争对手，古埃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其实都还停留在石器时代。

直到公元前2500年左右（当时金字塔已经建成），古埃及法老王手下的军队，其中的战士大部分都还只是配备了石制武器，而这些武器原先只是被用来狩猎。

到了大约公元前 2500 年，埃及在第十二王朝法老们的统治下重新恢复了强盛，此时埃及的中心是底比斯，而不是赫拉克雷奥波利斯或孟菲斯。

在这些法老的统治下，国家进一步繁荣，伟大的灌溉计划得以实现，财富日益增加，在某些方面达到了其鼎盛时期。

但是之后古埃及便再度步入衰落，在没有任何正式的入侵之下，政权落入了迁移到三角洲地区、拥有冶炼青铜技术的希克索斯人手中。不过，幸运的是这些外足大部分都被古埃及文明所同化，而且得益于他们的到来，古埃及人开始学到了冶炼金属的技术。

到了公元前1600年，埃及开始了对外征服的历程，第十八王朝法老图特摩斯和阿蒙霍特普带领着埃及，不断向外扩张，其势力一直向北深入到亚美尼亚的山区。

这得益于古埃及人逐渐在摸索之中，找到了冶炼青铜时兑入锡的最佳比例，他们开始生产出比原先外族更加先进的武器。

《刺客信条·起源》之中的古埃及武器

不过，正是在这种对外扩张之中，古埃及人的传统文化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即便是在金属冶炼技术上，古埃及人独立发明了冶铁技术，拥有了铁质的精良武器，但是文化上的停滞，仍旧腐蚀着这个古老的国度。

不像古代华夏文明，技术进步的同时，文化领域也依旧在向前发展，并且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古埃及在那个时代，文化和技术的进步之间，出现了严重的错位。

到了后来，尽管拉美西斯王朝的一度兴盛，但是值得注意，古埃及的国力仍旧走上了下坡路。

总结

包括异族、异族文化在内的非地理因素的出现，降低了一直维护着古埃及，对其起着重要作用的地理条件支配的影响。

当塞纳克里布（也译作“辛那赫里布”，为古亚述帝国国王，公元前705-前681年在位）打败了“埃及诸王”之后，标志着古埃及进入了全面衰退阶段。

自此以后，埃及遭受多次入侵和异族统治的开始，这些入侵者包括亚述人、巴比伦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以及英国人。自公元前 330 年起，埃及就完全丧失了独立。

有着梦幻般开局的古埃及文明，先是由于技术落后，以及文化发展的倒退，最终造成了文明的逐渐式微，时至今日，“古埃及”已然成了一段过往的历史。

虽然华夏文明与古埃及文明相比，前者有着更加强大的包容力，经历时间的考验而历久弥坚。不过从另外一段古老文明身上，我们也能得到一些启迪。毕竟，满招损，谦受益。

农业成本低，古代农业最大的问题就是灌溉，埃及定期的洪水使他们跳过了这点，同时导致当其他文明农业水平发生进步的时候埃及失去了竞争力

地处荒漠地区的埃及，它有著名的金字塔，而且至今还是成为了一个谜团，这个疑问一直吸引着众多的游客去探索，历史的诞生就是这么由来的了。

因为古埃及的时候，这个地方环境还没有这么恶劣，而且地处比较交通要道，所以能够诞生出悠久的文明。

埃及大部分都是荒漠地带，但是在靠近尼罗河的地区，水源充足，环境适宜，特别是在尼罗河下游的入海口，土壤肥沃深厚，诞生了古埃及文明。

　　古印度历史简述

　　多种姓的古印度文明

　　一、多分裂少统一的文明进程

　　自然环境 古印度的地理范围不限于今天的印度，而是指整个次大陆，即包括今天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等国。在古印度，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以“印度”作为自己的国名，但波斯人和古希腊人称印度河以东地域为印度，我国的《史记》和《汉书》称之为“身毒”，《后汉书》称之为“天竺”，唐代玄奘在其《大唐西域记》中改称为“印度”。显然，这个名称是从印度河的名称引申而来的。

　　古印度三面环海，北背高耸的喜马拉雅山，所以在地理上是一个独立的三角形半岛。其北部有平原，还有两条大河流域，即印度河和恒河，这对农业的发展有利。南部有高原，有富饶的森林和矿藏，这对手工业发展有利。由于次大陆地域辽阔，境内自然环境好，古印度人就用不着全力冒险向海洋挑战。

　　古印度也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远在1400万年前，这里就有人类的祖先腊玛古猿在活动。旧石器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半岛的北部。新石器文化的遗址则遍布次大陆。约公元前4000年代末至3000年代，半岛进入金石并用时代。约公元前2300年左右，印度河流域进入文明。因此，整个史前时代直到文明的出现，次大陆一直有居民活动。

　　居民 古印度可谓世界人种的大熔炉。主要有矮黑人、原始奥大利亚人、达罗毗荼人、雅利安人、波斯人、希腊人、大月氏人、白匈奴人等，说得确切些，就是三大人种（黄种、黑种、白种）都有，方言竟多达200种以上，所以古印度居民的构成比较复杂。

　　如果说中国文明是长期统一，短暂分裂的进程，那么，古印度文明则是多分裂少统一的发展趋势。纵观其文明进程，大致有如下几个时代：

　　第一个时代是印度河文明时代（约公元前2300—1750年）。这是古印度最早的文明，中心在印度河的哈拉巴和摩亨佐·达罗两地，故称“哈拉巴文化”。但这个文明是直到1921—1924年才被人们发现的，它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一样，曾长期埋藏在地下不为人们所知。所以，1922年《剑桥印度史》第一卷初版时，还认为古印度进入文明是从公元前1000年代的“后期吠陀时代”开始的。哈拉巴文化的发现，使古印度文明的时间一下子向前推进了1300年。

　　第二个时代是吠陀时代（约公元前1500—600年）。这个时代又分为早期吠陀时代（公元前1500—1000年）和后期吠陀时代（公元前900—600年）两个阶段。所以分两个阶段是因为，辉煌灿烂的印度河文明原因不明的毁灭后，古印度的历史近200模糊不清。大约从公元前1500年开始，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侵入次大陆，但这些雅利安人是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的人，所以在整个早期吠陀时代，即在公元前1500—1000年期间，古印度倒退到由野蛮向文明过渡的时代。从公元前900年开始，雅利安人才进入文明，或者说古印度才第二次进入文明。学者们把公元前900—600年这段时期称之为后期吠陀时代。不过，这个时期的文明与哈拉巴文化相比，实在是个可怜虫。

　　第三个时代是列国时代（公元前600—400年）。有时也称“早期佛教时代”。这是古印度列国并举的时代，但也是一个战国纷争，逐步为统一打基础的时代，其中恒河流域的摩揭陀国最为强大。此时，古印度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也东移，即恒河流域成为文明中心，至于印度河流域，不仅失去重要地位，而且在公元前518年被波斯帝国占领，成为其一个行省。

　　第四个时代是孔雀帝国时代（公元前324—187年）。这是古印度历史上第一个统一时代和帝国，但统一者不是列国时代的强国摩揭陀，而是已失去重要地位的印度河流域的一位出身孔雀族的起义领袖。亚历山大灭亡波斯帝国后，印度河流域成为亚历山大帝国的领土，但亚历山大一离开印度后，这里就爆发了起义，起义领袖旃陀罗笈多不仅赶走了亚历山大的守军，而且完成了统一大业，建立起了帝国。由列国并举到统一，一方面是世界各文明古国的发展趋势，一方面也有利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所以到帝国第三代王阿育王统治时期（公元前269—232年），帝国进入繁盛时代。但这个帝国维持了137年后，于公元前187年被巽伽王朝（公元前187—75年）代替，巽伽王朝已不是帝国，初期统治整个恒河流域，以后就成了偏安于摩揭陀的小朝廷。到公元前75年，巽伽王朝末帝被甘华所杀，但甘华王朝（公元前75—30年）既偏安，以不巩固，45年间有四个国王统治，平均一个国王统治11年。公元前30年，这个小朝廷也被南印度的一个小国安度罗给灭亡了。总之，孔雀帝国灭亡后，古印度的历史一是长期模糊不清；二是外族不断入侵。先后有大夏的希腊人、塞种人、安息人、大月氏人。其中只有中国的大月氏人在古印度西北部建立了稳固的政权。

　　第五个时代是贵霜帝国时代（公元1—3世纪）。贵霜帝国的建立者是居住在中国敦煌与祁连山一带的大月氏人的一支。公元前2世纪，游牧的大月氏人被匈奴人击败，西迁至中亚，进而占据大夏，逐渐从游牧转为以农业为主的生活，社会制度也逐渐从原始社会过渡到阶级社会。张骞于公元前139年出使西域时曾到达此地。这时大月氏人分五个部落，酋长称“翕侯”，约在公元1世纪初，五翕侯中的贵霜翕侯丘就却（公元15—65年）消灭其它翕侯，统一五部落，建立起贵霜国家。丘就却还向南攻击喀布尔河流域和今克什米尔地区，初步奠定了帝国的基础。丘就却死后，其子闫膏珍（65—75年）继位，他又向南进兵印度，占领恒河流域。到第三代王迦腻色迦（78—102年）时，贵霜帝国进入盛期，都城富楼沙（今巴基斯坦的白沙瓦）。此时帝国地跨中亚和南亚，与罗马、安息、中国的东汉帝国并列为当时世界上的四大帝国。同时，在公元90年，贵霜派7万大军进攻驻守西域的班超，汉烟军人少，甚为惊恐，但班超利用贵霜军劳师远征，军粮不足之缺点，“收谷坚守”又派伏兵袭杀其向龟兹求援粮草的部队，迫使贵霜军退回葱岭以南，并与东汉保持和平关系。

　　迦腻色迦征战一生，扩大了帝国的版图，但也使百姓饱偿战争之苦，以至无法忍受他的扩张政策，所以当他卧病在床时，人们就用被子蒙住他，使他窒息而死。他死后，帝国开始衰落。到3世纪，帝国已分裂成若干小公国。古印度历史又进入模糊不清的阶段。直到4世纪笈多帝国的兴起。425年，贵霜在大夏的残余势力也被哑哒人（白匈奴）灭亡。

　　从以上几个时代不难看出，公元前2300年直到笈多帝国的兴起，古印度除了137年的孔雀帝国和近100年的贵霜帝国是统一强盛的帝国外，其余则都是诸国分裂时代。甚至是模糊不清的时代。

　　二、失落的印度河文明

　　文明的发现 如前所述，1924年以前，学者们讲古印度文明的第一章是从吠陀时代开始的，这当然是一种错误的认识。1921年，英国考古学家在印度河上游发现了哈拉巴遗址，1924年，他们又在下游发现了摩亨佐·达罗遗址。经科学测定，这是一些处在公元前2300—1750年的远古文明。比吠陀文明早出1千多年。印度传来的消息震动了当时全世界的学术界，因为这些遗址的文明程度不仅令人吃惊，而且使人们发现，吠陀文明简直是一个黑暗的大倒退时代。

　　文明的规模 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巴是城市文明遗址，两城周长都有4.8公里以上，城市都是由卫城和下城（居民区）两部分组成，其居民数各自约有35.000人。两城相距644公里，形成两个中心，这显然是两个彼此独立的国家都城。以后，考古学家们又陆续发现类似的大大小小的遗址数百处，其分布范围也不限于印度河流域，其地域比早期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古文明遗址的分布范围要大得多。显然，这是一个分布范围比较大的文明时代，但也是一个被人们彻底遗忘的时代。如果说苏美尔文明还能从神话传说中找到影子的话，那么，印度河文明则连个神话传说的影子也没有。好在考古学家发现了它，使这些在地下长眠了3千多年的大大小小的遗址得以重见天日，也使我们能够了解其文明的大概情况。

　　文明的特点 印度河文明是青铜器文明。铜制的不仅有匕首、箭镞、矛头等武器，也有镰刀、锯子、斧、凿、鱼钩等生产工具。农业是当时的重要生产部门，栽培的作物主要有大麦、小麦、豆类、芝麻蔬菜，在水源好的地方也种稻。此外还有椰枣、果树、棉花，所以印度是棉花的故乡。居民也从事畜牧业，驯养的动物有牛、猪、狗、驴等。家禽和鱼类也食用。

　　手工业比较发达。除青铜器外，也掌握了对金、银、铅、锡等金属加工技术，且热加工和冷加工已有较高水平，尤其是还会用焊接法制造金属器。制陶业和纺织业也有较高水平，如纺锤和纺轮在话许多遗址中都有发现，染缸的存在说明当时已掌握了纺织品的染色技术。陶器的坯由陶轮制成，再由陶窑烧制。陶窑设计也非常合理，火焰可烧到顶层。陶制品也有一些饰以图画精品。此外，手工艺品的制作也十分精美，如项链、戒指、手镯、臂镯、足镯、耳环等首饰，既有金银制品，也有象牙和宝石制品。印章是其特产，章上刻有文字和图案，文字约有四、五百个符号，这是进入文明的标志，但这些文字现在还没有释读通。

　　商业也很活跃。遗址中发现有印度河文明中心以外的东西，如印章在两河流域也有发现，同样，两河流域的圆形印章和金属制品在这些遗址中也有发现，这说明与两河流域有商业贸易往来。学者们认为，这种远程贸易是由海路进行的，印章也有船的图案。此外，遗址中还有石制的称锤，并有二进法和十进法，这说明其度量衡制度也发达，或者说，文明的创造者是一些斤斤计较的居民。

　　最能体现这个文明规模的是城市遗址及其建筑艺术。在众多的城市遗址中，较大的只有几处，其中哈拉巴和摩亨佐·达罗最大，而保存较好的是摩亨佐·达罗，因此，我们将通过介绍摩亨佐·达罗城遗址来了解印度河的城市文明。

　　摩亨佐·达罗城占地266公顷，城的西部是建在砖台砌高台上的卫城，东部是居民住宅区和商业中心所在地，两部分有一道宽厚砖墙围护，使其形成一体。卫城有高厚的城墙和塔楼，卫城内有一系列建筑物：中心是一个长方形的大浴池，长12米，宽7米，深2.4米，用砖建成，涂以沥青，以防漏水。浴池附近有供水水井，并有排水沟。学者们认为，这个浴池不单纯是为了洗澡，可能也是履行某种宗教仪式的场所。浴池的西边是大谷仓，东、南、北三面是富丽堂皇的建筑物，这显然是统治者居住、办公、和集会的地方。下城显然是按规划建成的，大街笔直，有东西向，南北向，垂直相交。下城也分区，每区又有若干小巷，也是垂直相交。主要大街宽达10米，街道交叉处建筑物的墙角砌成圆形，以免有碍交通。街道还有不少分布均匀的柱子，专家们认为是夜间供照明的灯柱。垂直相交的街道下面，又有一整套下水网络，下水道用砖砌成，上有石板顶盖。街道两边都是建筑物墙壁，但这些建筑物的窗户不是临街而开，而是朝自家的院子开的，门基本上也是临小巷而开，很少临街而开。从下城的街、区、建筑物来看，显然是一个贫富差别较大的阶级社会。因为有的城区街道整齐，建筑物是豪华式的楼层建筑，并自备水井和浴室，浴室的地面呈坡度，并有下水管道直接通向室外的街道下水管道，有的建筑物还有垂直的陶管，说明楼房的主人把浴室设计在楼上了。有的城区则是另一番景象，街道狭窄，茅屋土舍，街道无下水道，室内无浴室，这些城区显然是贫民区，想必是热天臭气熏天，雨天道路泥泞。

　　印度河文明的建筑物与同时期埃及和苏美尔的建筑物相比，有其明显的独特风格。从建筑材料来看，埃及是巨石建筑，苏美尔是用太阳晒干的砖，印度河文明的则是窑内烧的砖，且尺寸标准；从建筑风格来看，他们比埃及和苏美尔似乎更注重实用和实惠。在艺术方面，基本上无壁画和浮雕之类的东西。但有单独性的青铜和石制雕刻品，其特产印章上有不少动物图案，如牛、独角兽等可谓栩栩如生。石雕的人像虽庄严呆板，但发须整洁，一付贵族气派。青铜雕的舞蹈少女，佩带着手镯和臂镯，梳着披肩发，且身材苗条健美。

　　文明的毁灭 印度河文明的出土文物无不使人感到惊奇。这些辉煌灿烂的文明是谁创造的呢？由于印章上的文字至今没有释读通，所以，专家们提出各种不同的假说：有的认为，这个文明是从苏美尔输入的；有的认为是达罗毗荼人创造的；有的说是混血种人创造的。至于其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仅靠考古学也无法了解。总之，这个文明后来又突然消失了，毁灭的原因是什么？学者们同样有争论，一说是外族入侵；一说是人民起义。因为下城区一个房子里有13个成年男女和儿童的骨骼杂乱地躺着，其中一个人的头盖骨上有146毫米的伤痕，还有一个象牙雕刻匠一家人的尸体，其中5个是儿童。但问题是这些尸体中有些人还带着手镯、戒指和串珠等，打劫和起义一般是不会留下宝物的。于是，又有的学者认为是地震等自然灾害，并且说这个地震是公元前1700年左右发生的，地震后又接着引起水灾。总之，众说纷纭。

　　需要说明的是，印度河文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当中心地区的文明毁灭后，有的地区还在持续发展。据考古所知，直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还保存有发达的印度河文化。如一个名叫罗塔尔的地区，城市建设就有很好的规划，大街两侧的房屋栉次鳞比，地面和地下均有完备的排水设备。这里还发现约200个印章，还有一个造船台。这显然是印度河文明的余辉，或者说是一些幸免遇难者。不过，大概是雅利安人太落后，难以继承这些先进文化。原有的居民又处在被雅利安人驱赶或杀戮的状态下，所以，印度河文明连同它的印章文字就被后来人彻底遗忘了。

　　三、古印度的社会经济与社会性质

　　社会经济 雅利安人是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进入次大陆的，由于他们还处在野蛮状态，所以在早期吠陀时代，尽管这些入侵者自称为“雅利安”，意即高贵的人，而当地人被他们蔑视地说成是一种黑皮肤、低鼻子、说邪恶语言的“达萨”或“达休”（男女敌人），但他们的社会经济是十分落后的。这些长于砍杀的游牧人，最初仍以畜牧业为主，他们驯养的动物有牛、羊、马、骆驼和象等，并把牛粪作成饼状充当燃料。后来，他们逐渐以农为主，懂得用两头牛牵引一张犁来耕地，用镰刀收割庄稼，但仍不忘把一部分田地或草地留下来作为牧养性畜的地方。他们也会制作战车、运物车、船、犁及各种家庭用具。金属匠制作各种铜和青铜的工具和器物，也制作各种金银装饰品。铁器也开始出现。不过，从农业和手工业的情况来看，极有可能是从印度河文明的余辉那里学来的，因为这是生活必需品范围，不像印章上的文字，对野蛮人来说用不用关系不大。

　　在后期吠陀时代，由于铁器有了一定的推广，这为开发恒河中下游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此时，农业上已用重犁耕地。据文献记载，有时竟用24头牛来牵引卧式重犁，为得是深耕。田地里有畦沟，动物肥施用已受重视，并有了一些灌溉系统。畜牧业在经济生活中仍占有一定地位，这是野蛮人的遗风。手工业较前有一定的发展，文献提到的职业比较多，如木匠、铁匠、金匠、珠宝匠、弓弦匠、织席匠、陶匠等，甚至还有制饮料的人、剃头匠、送信人、摆渡人、鼓手等。这表明，劳动分工朝着多样化方向发展。商品交换还处在物物交易阶段，不过，也出现了放贷牟利之人。

　　列国时代的社会经济有重大变化。首先的铁器使用普遍。农业方面生产水平和产量有较大的提高，水稻的种植相当普及。畜牧业仍然比较重视，各村有公用的牧场。手工业分工更加专门化，文献提到有18种手工业匠人，重要的手工业行业还组织有行会，行会的头人通常都是能接近国王的有势力的人物。列国时代最大的变化是商业特别活跃。当时有八大城市，商业在各城市的市场进行，城市之间有商路连接。商人还组成商会，目的是控制价格，谋求厚利。物物交换已被淘汰，交换媒介是银和铜铸成的货币。受人遣责的高利贷和正常的借贷都有。对外贸易也很活跃，同斯里兰卡、缅甸、西亚都有商业往来，商人通常结成商队，由保镖护送，商队的规模也比较大，这表明已有合伙经营性质。但商队的人数文献记载通常不够严肃，如《杂阿含经》中记载居萨罗国有500辆商人货车遇500群贼而免于劫掠的故事。《增一阿含经》中提到500商人入海采宝在岛上被害。此外，文献还提到波罗尼斯城有50豪族，迦毗罗卫国有500叛奴等。显然，这些数字只能供参考。古印度人有一个不好的习惯，那就是口述为凭证，书写的则无效。

　　孔雀帝国时代，是社会经济繁盛时代。在农业方面，水利灌溉事业较前有了进一步的扩展。尤其是工商业有显著的发展。当时的首都华氏城是帝国工商业的中心，城内设有专门管理工商业具体业务的职能部门。城市的手工业者一般都住在城内的各个街坊，组成同行业公会。国内外贸易都很活跃，通常的贸易商品是王公贵族所需要的贵重纺织品、宝石、装饰品和香料等，矿产品、盐和酒之类的民需品由国王专利。此时，内陆贸易有一条从西北边境通过首都华氏城直达东方的皇路，构成内陆贸易大干线。海外贸易与斯里兰卡、缅甸、西亚、埃及和中国都有贸易往来。有的研究者认为，此时中国的丝织品已输往印度。不过，当时的商业贸易主要是为上层服务的，这歙使城市经济与农村很少发生联系，从而使农村长期处在带有农村公社残余的自然经济状态。

　　到贵霜帝国时代，由于该帝国包括了许多社会发展水平不同的民族和地区，所以帝国的建立为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提供了条件。帝国又处在横贯中亚的“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这显然有助于帝国海内外贸易的发展。在迦腻色迦时，帝国西与罗马和安息，东与中国东汉帝国都有频繁的贸易往来。印度的珠宝、香料、象牙，埃及和西亚的玻璃，以及中国的丝绸、漆器等，在东西方贸易中都得经过帝国领地，这使贵霜统治阶级和商人大获其益。贵霜制造的金、银、铜币在各地的发现，表明当时帝国的商业贸易是很活跃的。

　　政治制度 也是由贵族政治到中央集权制，由列国并举时的多样性到统一帝国出现后的单一性。

　　在早期吠陀时代，因雅利安人还处在野蛮时代，所以还存在着原始社会所特有的氏族部落组织和军事民主制机构。雅利安人的军事首领称“罗舍”，贵族会议称“萨巴”，民众会议称“萨米提”。

　　到后期吠陀时代，民选的罗舍已发展为世袭的君主。文献中提到有“十世相承”的王国，不过，这些小君主虽能世袭，但也有被罢免、重选，甚至放逐的情况，这说明君主的地位还不巩固。萨巴和萨米提两种会议仍存在，这是对王权的限制，也标明此时的政治制度还处在贵族政治阶段。

　　列国时代的政治制度呈多样化。16个大国中只有两个是共和国，其余已发展为君主国。16大国以外的小国，则多为小共和国，同时，这些小国的政治机构也形式多样，不完全相同。16大国中，摩揭陀最为强大。文献夸大说，该国统辖有8万个村镇，每个村镇都设有村长和村长领导下的村议会。此时，王权加强，但有五个国王都是靠杀父即位上台的。国王之下，有大批官吏分管行政、司法和军事，还有由村长组成的大议会。摩揭陀国还不断向外扩张，到难陀王朝时，文献记载说有2万骑兵、20万步兵、2千战车、3千战象（还有一说是8万骑兵、8千战车、6千战象、20万步兵），难陀王朝不仅统一了恒河流域，同时也初具帝国规模，不过，这个进程被亚历山大的东侵给打断了。

　　孔雀帝国建立后，政治制度由多样性转为单一性。此时，最高统治者国王已集军事、行政、司法大权于一身，并开始神化。第三个国王阿育王就自称是“诸神的宠爱者”。《摩奴法典》则宣称国王是带有人的外形的神，如同太阳，眼睛和心燃烧着，地上的任何人不能看他。国王之下设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大臣分管中央各部，地方划分为若干行省，由总督统治，总督多为王子，所以也是家天下色彩。为了强化统治，帝国建有号称60万人步兵、3万骑兵、9千头大象和1万辆战车的军队。此外，精干的密探无处不在，通过信差和信鸽将一连串的报告送交首都。维持秩序的手段是无情的，这是一个严厉的官僚政治社会，体现了开国君主旃陀罗笈多的谋臣乔底利耶的名言——“政治学是惩罚的科学”。帝王的生活也极其奢侈。据文献记载，国王行猎时，伴随国王的全是武装起来的女猎手，她们或驾驭战车，或骑马，或乘象，俨如出征一样。在举行某种宗教大典时，宫庭***队伍有用黄金和白银装饰起来的许多大象、有四马战车、有拿着盛满贵重宝石的各种黄金或黄铜器皿的侍从、还有许多水牛和驯服好的狮子和豹子等，国王通常驻被24头大象保护着。王室服务的除侍从外，还有宫女、舞女、歌手、乐师、乳媪、按摩者、看门人等。但帝王的享乐并不是高枕无忧的，国王在夜间常常更换自己的寝室，以防突然事变，这表明宫庭中隐藏着尖锐的矛盾。

　　孔雀帝国的君主善于采取宽猛相济、恩威并用的统治政策。如阿育王最初据说是个穷凶极恶的暴君，为夺得帝位，竟诛杀了99个兄弟。他还专门挑选最凶恶的人设立“人间地狱”，任意残害人民。在征服南印的羯陵伽国时，阿育王掳走15万人，战场上杀死10万人，还有若干倍于此的人死亡。但这次战争后，据说他表示忏悔，转而信奉佛教。这与其说是忏悔，不如说是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阿育王的统治政策确有改变，即由暴力转为精神征服，如派传教团宣扬“圣法”等。这当然是为了缓和矛盾不得不采取的一种统治政策，因为，帝国已建立，继续搞暴力征服已无必要。所以阿育王宣扬仁爱与慈悲，主张宗教宽容，不许各教派互相攻击，他曾明确地说，他关心的不是臣民信仰什么，而是他们的行为和态度。他宣扬非暴力，要求不杀生，甚至规定王室生活应吃素等。阿育王还倡导公益事业，如修路、种树、掘井、建亭等，以利行旅之便。他还改善医治病人的设备，并派官员询察民众疾苦。阿育王是古代有名的勤于政事的帝王，据说他甚至连上厕所的时间也舍不得浪费，仍让报告者向他报告国事。为了纪念他的威望，他还在帝国各地立了许多巨大的砂石柱，这些石柱均用整块石头打凿而成，高达40多英尺，是波斯的钟形柱头，上有动物造型，柱上刻有百姓应该遵守的宗教法规。但阿育王的一切努力不可能世代相传，他的后继者们多是平庸之辈，缺乏他的统治才能。所以阿育王一死之后，帝国就分裂了，直至末帝被巽伽族出身的将军包杀。

　　动荡了近两个世纪的古印度，到贵霜帝国的第三王迦腻色迦时，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度又进一步加强。迦腻色迦虽不是印度人，但为了巩固帝国的统治，同样崇信佛教，并把一批出色的佛教学者招到自己的宫庭，使佛教成为帝国统治的精神支柱。但迦腻色迦也不排斥其它宗教，贵霜帝国的钱币背面有希腊的、两河流域的、波斯的和印度的神像，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帝国的统治，或者说他不能不利用各地的神来作为其帝国政治统治的精神工具，不能不采取兼容并包的宗教政策。不过，尽管他设法缓和帝国存在的各种矛盾，但贵霜帝国依然是一个昙花一现的帝国，迦腻色迦本人就是死于非命的。

　　社会性质 多分裂少统一的古印度是什么社会性质，当然只能从其短暂的统一时代去考察。一般认为，孔雀帝国是奴隶社会，贵霜帝国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阶段。但实际上这个问题也存在着意见分歧。

　　从土地制度来看，孔雀帝国的土地表面上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实际上是分三类：一是国家和国王占有的土地；二是僧俗贵族占有的土地；三是农村公社占有的土地。国家的土地是指全国的山林、水源、地下矿藏、无人占有的荒地和农田，这类土地的耕种者对份地只有使用权，无所有权，要向国家纳税；国王的土地是指其直接经营的王庄，其收益归王室，王庄上的劳动者是奴隶、雇工、罪犯，这些人不占有份地，由王庄视其劳动情况发给口粮或工资。僧俗贵族的领地也有两种情况：一为封邑，即国王赐与的土地，这类土地可免税，也可继承，但无所有权，不得买卖和转让；二为直接经营的私人农庄，这种土地一部分由自己的仆人和奴隶耕种，一部分交给雇工耕种，这种土地可买卖和转让。农村公社占有的土地情况也不同，一为公有制；二为公私并重，即水源、森林等属公有，份地则分给每个家庭使用，村社社员要向国家交纳赋税。此外，经济发达区也有小土地所有制。

　　从奴隶制度来看，孔雀帝国之前是家内奴隶，是小农带着奴隶种地，或小农种地奴隶送饭。孔雀帝国时，王庄和贵族领地有生产性的奴隶。从《摩奴法典》可知，奴隶来源大体分七种：战俘、家生的、买来的、授赠的、继承的、为取得给养自愿的、犯罪的。但帝国对奴隶也有种种规定：一是雅利安人一般不允许沦为奴隶，如出卖或抵押孩子为奴隶的家长，要受处罚；二是出身雅利安人的奴隶，应由其亲属尽早赎回，以恢复其自由身份，非雅利安人出身的奴隶，也不能随便虐待，如让奴隶搬运死尸，清扫粪便，或打骂奴隶，破坏女奴隶的贞操等，就要给受害奴隶以自由，所以有人说这是温和奴隶制。有的长期研究古印度史的权威专家甚至认为，奴隶在生产领域的使用规模也是有限的。这样，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因为在生产领域使用有限，就意味着奴隶制度在当时的社会不占主导地位，或者说这个社会不是奴隶社会。所以，这个问题还有待深入探讨。

　　三、多种姓与多教派

　　种姓制度 这是古印度的特产，西方人通常称此为“卡斯特制度”，印度人称此为“瓦尔那制度”，瓦尔那意即颜色、品质或肤色。这种制度在早期吠陀时代就萌芽了，进入次大陆的雅利安人，自称为“雅利安瓦尔那”，即把自己当作高中贵者集团，而把当地居民称为“达萨瓦尔那”，意即敌对集团。随着雅利安人的内部分化，部落中出现了平民与贵族的差别，平民称为“吠舍”（vis氏族成员的意思），贵族称为“罗舍尼亚”（

精彩

埃及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
金字塔是利用大石建成的巨大三角形建筑物，是法老的墓穴。由于古埃及人在尼罗河两岸生活及耕作，所以金字塔主要是在沙漠地区兴建。从公元前2700 - 1800年这900年里，估计古埃及人共建筑了超过80座金字塔。而建于公元前2589 - 2566年间的“大金字塔”是最大的一座金字塔，它是为法老胡夫而兴建的。

古埃及人在“大金字塔”附近建造了一座“狮身人面像”。至今仍然没有人知道建造这座由“狮身”与“人面”组成的巨大石雕的原因，他代表着法老的智慧与勇猛。一些人相信“狮身人面像”可能是金字塔的守护神，另一些则认为它是古埃及伟大文明的象征。

古埃及位于非洲东北部尼罗河中下游地区的一段时间跨度近3000年的古代文明，开始于公元前32世纪左右时美尼斯统一上下埃及建立第一王朝，终止于前343年波斯灭亡埃及。
古王国时期 孟卡拉和他的共治女王卡蒙罗内比蒂二世。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古王国时期建筑、艺术、科技取得惊人进步的基础，而完善的中央政府使这些成为可能。[27] 在“维齐尔”（Vizier）的指导下，国家官员征税、协调水利工程以提高农作物产量，征用农夫进行建筑工程，建立司法系统维护和平与秩序。[28] 富裕和稳定的经济保证了财政的盈余，使国家有能力主持建设纪念性质的巨型工程和让皇家工场委托制作杰出的艺术品。乔塞尔、胡夫和他的子孙们修建的金字塔是古埃及文明（和法老们的权力）令人难忘的象征。中央政府重要性的上升随之而来的是被法老承认土地拥有权并供养的官吏和书吏阶层。法老也会将土地用于修建陵寝或赠与地方神庙以保证死后对自己的崇拜。这样的五个世纪的封建统治逐渐削弱了法老的经济实力，到古王国后期，法老已经无力维持庞大的中央机构。[29] 法老的权力下降了，地方统治者随即开始挑战法老的权威。再加上公元前2200年到公元前2150年的严重干旱，[30] 最终导致国家陷入被称为“第一中间期”的长达140多年的饥饿和动荡之中。第一中间期
古王国后期中央政府崩溃后，政府已经无法维护经济稳定。地方统治者无法依靠国王帮助及时化解危机，接着发生的食品短缺和政治辩论升级为饥荒和小规模内战。尽管存在难题，但地方统治者不再对法老进贡，而利用新获的独立维护各省的繁荣。一旦掌握了自己的资源，各省经济上变得更加富足 － 社会各阶层的更大更好的墓葬证明了这个事实。[32] 在这次创作力爆发之际，各省的艺术家继承和调整了古王国时期服务于王权的文化主旨，书吏们发展和丰富了文学的风格，表现出这一时期的创造力和乐观。从对法老的效忠中解脱后，地方统治者开始互相争夺领土和权力。到公元前2160年，耶拉孔波利斯（Hierakonpolis）的统治者统一了下埃及，而底比斯的因提夫家族统一了上埃及。因提夫家族不断在北方扩张势力，南北朝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约公元前2055年，底比斯军在门图荷太普二世率领下击败了耶拉孔波利斯统治者。埃及的再次统一，开创了经济和文化复兴的新时期。

[编辑] 中王国时期

曼图霍特普二世, 中王国的建立者。中王国的法老们恢复了国家的繁荣和稳定，刺激了艺术、文学和纪念性建筑工程的复苏。[35]第十一王朝的门图荷太普二世和他的继承者们从底比斯统治全国。约公元前1985年，维齐尔出生的第十二王朝建立者阿蒙涅姆赫特一世将首都迁往法尤姆绿洲的伊塔威（Itjtawy）。[36] 在那里，第十二王朝的法老们实行了富有远见的垦荒和灌溉计划以增加这一地区的农业产量。此外，对努比亚的再征服获取的领土中富产石料和黄金，人民被驱使在三角洲东部修建防御建筑，称为“大公墙”（Walls-of-the-Ruler），用于抵御外族入侵。[37]

拥有可靠的军队、政治稳定和丰富的农矿业财富，国家的人口、艺术和宗教繁荣起来。与大力推崇神灵的古王国形成鲜明对比，中王国时期经历了一种被称为“民主化”（Democratization）的“个人的虔诚”的增长，依据这种信仰据说所有人都能支配一个灵魂并能在死后陪伴神灵。[38]

中王国文学的特点是诡辩的主题和自信而雄辩的人物风格。[33]浮雕和肖像雕塑艺术精湛，细节上尽善尽美，达到了新的技术高度。[39]

中王国的最后一位有为之主，阿蒙涅姆赫特三世，允许亚洲移民进入三角洲地区以为他的采矿业和水利工程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但这些充满雄心的水利工程和采矿活动，与他统治后期尼罗河泛滥不足联系起来，透支了经济，加速了国家衰落，最终在公元前14世纪和公元前13世纪进入“第二中间期”。这次衰落期间，外来的亚洲移民开始控制三角洲地区，甚至建立了希克索斯王朝。[40]

[编辑] 第二中间期和希克索斯王朝
约公元前1650年，中王国衰落，居住于三角洲东部城市阿瓦瑞斯（Avaris）的亚洲移民随之夺取了这一地区并逼迫中央政府迁往底比斯。在那里，法老们成了附庸，称臣纳贡。[41] 希克索斯们（即“外来统治者”）效仿埃及统治模式，也将自己描绘为法老，把埃及要素融入到他们的青铜时代文明中。[42]

南迁后，底比斯的国王们发现自己被夹在北方的希克索斯王朝和它的努比亚盟友－南方的古什之间，100多年在沉闷和不作为中度过。到公元前1555年，底比斯的军队终于强大到可以挑战希克索斯王朝。冲突持续了30多年，[41] 法老陶二世和卡摩斯最终打败了努比亚人。卡摩斯的继任，雅赫摩斯一世成功地在一系列战役中让希克索斯王朝永久地退出埃及的历史舞台。之后的新王国时期，军队成了优先考虑的核心问题，法老们籍此扩张埃及的疆界，维护他们在近东的优势。[43]

古代埃及的最大疆域范围。（公元前15世纪）
[编辑] 新王国时期
新王国的法老们通过维护边境安全和加强与邻国的外交确立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图特摩斯一世和他的孙子图特摩斯三世时的军事征服让埃及的势力扩张到叙利亚和努比亚，巩固了人民的忠诚，打通了急需的铜和木材的进口通道。[44] 新王国的法老们推崇太阳神阿蒙（Amun），开始大兴土木，对它的崇拜的基点是卡纳克神庙。法老们还修建了一些纪念碑为自己的（现实的或虚幻的）成就增色。两位法老之间上台的是女法老哈特谢普苏特，她通过宣传使自己的权力诉求合法化，[45] 她统治时期的特点是停止对外战争，派遣商业探险队联络庞特（Punt），开展与邻国的贸易；以及修建了位于卡纳克的典雅的停灵庙，一对巨型方尖石塔，一个小礼拜堂。尽管取得很大的成就，但在她死后，她的过继外甥图特摩斯三世大量毁掉刻有她名字和形象的塑像，希望抹去这位篡位的母后的统治痕迹。[46]

四尊拉美西斯二世的巨型石像拱卫着阿布辛拜勒神庙（Abu Simbel）的入口。约公元前1350年，阿蒙霍特普四世出人意料地登上王位，开始了一系列激进且无秩序的改革，威胁到新王国的稳定。他改名埃赫那顿（字面意思为“阿顿的仆人”或“阿顿光辉的灵魂”。），将以前不起眼的太阳神阿托恩（Aten）吹捧为最高的神，禁止对其他神的崇拜，打击了僧侣集团的权势，[47] 还将首都迁往新城埃赫塔顿（Akhetaten，意为阿托恩的视线，即今天的阿马尔那（Amarna））。他对外国事务置若罔闻，全神贯注于他的新型宗教和艺术风格。在他死后，对阿托恩的崇拜很快被禁止，首都迁回了底比斯。后来的法老图坦卡蒙，伊特努特·阿伊，哈伦海布迅速抹去了阿孟和蒂四世的所有记载，这段短暂的时期被称为阿马尔那时代。[48]

第十八王朝结束于最后三位法老 － 图坦卡蒙、伊特努特·阿伊、哈伦海布，他们死后都没有后裔。18岁的拉美西斯二世，或称拉美西斯大帝，于公元前1279年继承王位，他是埃及历史上修建神庙、树立方尖石塔、生育子女最多的法老。[49]

大胆的军事领袖，拉美西斯二世率军抵抗赫梯的入侵，双方在卡迭石战役中死伤惨重，最终在约公元前1258年缔结了有史以来第一份被记载的和约。[50] 埃及的财富让它成为侵略者，尤其是利比亚人和“海洋民族”（Sea People）垂涎的目标。起初军队还能抵御这些侵略，但埃及最终失去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外患在腐败、盗墓贼、动乱等内部问题辅助作用下急剧恶化。底比斯的阿蒙神殿（Precinct of Amun）大祭司们聚敛了大量土地和财富，他们势力的膨胀在第三中间期分裂了国家。[51]

约公元前730年利比亚人从西面的入侵破坏了埃及的统一。
[编辑] 第三中间期
公元前1078年，拉美西斯十一世去世，斯蒙迪斯一世取得埃及北方的统治权。南方则在底比斯阿蒙神庙的大祭司的有效统治下，后者仅在名义上承认斯蒙迪斯的权威。[52] 这一时期，利比亚人已经在三角洲西部地区定居，移民的首领们开始逐步取得自治权。公元前945年，利比亚王子舍顺克一世控制了三角洲地区，建立了所谓“利比亚王朝”或“布巴斯提斯王朝”（布巴斯提斯是首都），即第二十一王朝，持续200多年。舍顺克也通过将自己的家族成员安置在重要僧侣位置上控制了埃及南方。利比亚统治腐朽的同时，它在三角洲地区的对手开始在利安托波力斯（Leontopolis）兴起，库施威胁于南。约公元前727年，库施国王皮耶侵入北方，占领了底比斯，并最终占领了三角洲地区。[53]

到第三中间期结束时，埃及原本深远的影响力大打折扣。它的外国盟友沦为亚述的势力范围，到公元前700年两国间的战争终于不可避免。公元前671年到公元前667年，亚述人开始攻击埃及，遭遇塔哈尔卡和他的继任坦沃塔玛尼坚决抵抗，埃及赢得了几次胜利。但最终，亚述人将库施人赶回努比亚，占领孟斐斯，洗劫了底比斯神庙。[54]

[编辑] 晚期
亚述人没有长期占领埃及的打算，统治权落入二十六王朝一系列称为“赛特王”（Saite kings）的诸侯手中。到公元前653年，赛特王普萨美提克一世借助唯利是图的希腊雇佣军驱逐了亚述人，并在希腊人的帮助下建立了埃及的第一支海军。希腊的在埃及影响急剧膨胀，三角洲地区的城市纳奥克拉提斯（Naucratis）成了希腊人的家园。建都 Sais 的赛特王们见证了这次短暂而充满生气的经济文化复兴。然而好景不长，公元前525年，强大的波斯帝国在冈比西斯二世率领下开始了对埃及的征服，最终在贝鲁西亚（Pelusium）之战中抓获了法老普萨美提克三世 。冈比西斯二世于是采用法老称号，但却在远在苏萨的家中统治，将埃及划为总督区。公元前5世纪有几次较成功的反抗波斯的起义，但埃及从未能永久地驱逐波斯人。[55]

在波斯的统治下，埃及与塞浦路斯、腓尼基被一同划入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下的第六总督区。波斯第一次统治时期也被称为第二十七王朝，结束于公元前402年。公元前380年至公元前343年，最后的本土王朝、第三十王朝统治埃及，结束于奈科坦尼布二世（Nectanebo II）。公元前343年，波斯人短暂地恢复了对埃及的统治，也被称为第三十一王朝。但不久后，在公元前332年，波斯统治者Mazaces将埃及拱手让给了亚历山大大帝。[56]

[编辑] 托勒密王朝

克利奥帕特拉七世 接受了埃及的语言和古代传统。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大帝在几乎没有遇到波斯人抵抗的情况下，被埃及人当成解放者占领了这片土地。亚历山大的继承者托勒密仿照埃及模式建立了政府机构，定都亚历山大。这座城市试图展现希腊统治者的权威，并以著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为核心，成为了文化和学术的中心。[57] 亚历山大灯塔照亮了许多船只的航程，保证了城市间贸易的畅通。托勒密统治者将商业和创收行业作为发展首选，例如纸莎草纸的制造业。[58]

希腊文明并没有取代埃及的传统文明，托勒密王朝的统治者扶持埃及历史悠久的传统以保证人民的忠诚。他们建立了埃及风格的神庙，维护传统的宗教仪式，把自己描绘成法老。两种文明的许多传统融合了，希腊和埃及的诸神融合为兼具多重神性，如塞拉皮斯（Serapis）。古典希腊风格的雕塑也影响了传统埃及的艺术题材。尽管希腊统治者试图缓和埃及人的情绪，托勒密王朝还是面临叛乱、家族权力斗争，以及伴随托勒密四世之死而来的亚历山大里亚的暴乱。[59]。此外，由于罗马严重依赖埃及的粮食进口，罗马人对埃及的政治状况也大有兴趣。持续不断的叛乱、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和强大的叙利亚对手动摇了王朝统治，以至埃及沦为罗马的保护国，并最终成了一个行省。[60]

法尤姆画像是埃及文明和罗马文明交汇的缩影。
[编辑] 罗马统治时期
屋大维在亚克提姆海战中打败了马克·安东尼和托勒密王朝的克列奥帕特拉七世后，埃及在公元前30年成了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罗马人严重依赖埃及海运输出的粮食，罗马军队在皇帝任命的长官的控制下，镇压叛乱、强征重税、打击强盗，而后者此时已经成为严重的问题。[61] 亚历山大里亚逐渐发展成为东方重要的商业中心，充满异国风情的埃及奢侈品在罗马销量旺盛。[62]

虽然罗马人比希腊人更加敌视埃及人，但很多传统如木乃伊和对传统神灵的崇拜保留了下来。[63]法尤姆画像（Faiyum mummy portraits）艺术繁荣，一些罗马皇帝也将自己描绘为法老，虽然不及托勒密统治者的程度。罗马统治者远离埃及，无法履行国王的职责。地方政府机构风格上罗马化，更加接近本土埃及王朝。[63]

公元1世纪中期，基督教在亚历山大里亚扎根并传播。与其他宗教不同，基督教试图使异教徒皈依，威胁到当时流行的传统宗教，引来了对基督徒的迫害，在公元303年戴克里先的大清洗中达到顶峰，但基督教最终获胜。[64] 因此，埃及的传统宗教逐渐没落。尽管埃及人仍然说他们的语言，但随着神庙祭司的减少，能读懂象形文字的人越来越少。而神庙有时也会改建为教堂或遗弃于沙漠。[65]

公元395年，罗马帝国被分成东西两部分，埃及属东罗马帝国，继续归“新罗马”的皇帝管辖。640年，埃及被阿拉伯人占领，随之开始阿拉伯化。至12世纪，已普遍使用阿拉伯语，皈依伊斯兰教，延绵数千年的古埃及文明被阿拉伯文明取代。1517年，埃及受奥斯曼帝国统治；1798年 － 1801年，受法国奴役；1869年后，英国势力侵入。埃及最终在1922年取得独立，1953年建立共和国，但它已经是一个阿拉伯国家了。

[编辑] 埃及学
主条目：埃及学
由于长达两千多年的外族统治，埃及失去了原有的古埃及文明，古埃及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历史记录、政府和风俗等都被彻底遗弃了，以至于后来的人们在看到古埃及文明遗迹（如金字塔）时不知道当时的古埃及人为什么要建造，现代人也读不懂用古埃及文字写成的碑文。由于好奇心的驱使，人们希望了解古代埃及文明和历史，于是一门专门研究古埃及的学科逐渐形成了，这就是“埃及学”。

在两千多年前，人们对于古埃及的研究就已经开始了，例如在希罗多德所著的《历史》中就多次提及古埃及。但埃及学真正的大发展是从1822年法国人商博良对于古埃及文字破译开始的。18世纪，拿破仑带领法国军队打败埃及的英国殖民者并占领埃及，他带来了167名学者，包括历史学家、天文学家、画家、工程师、矿物学家等等，并成立了“埃及协会”专门研究古埃及文明。在进驻埃及其间，法国学者对古埃及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并搜集了许多文物带回法国，其中包括于1799年8月被发现的刻有三种文字的罗塞塔石碑，这块石碑成为破译古埃及文字的直接线索。不久之后，英国打败了法国，重新夺回了对埃及的占领，但法国研究者得以保留古埃及文物的记录，并一直在埃及学方面保持主导地位。

罗塞塔石碑是古埃及托勒密王朝托勒密五世颁布的一条政令，由于当时是外族（马其顿王国）统治埃及，官方文字是希腊文，而当地埃及人则习惯使用埃及文字（包括圣书体和世俗体），于是这块石碑就使用两种埃及文字和希腊文共三种文字记录同样的内容。法国学者商博良就利用这种对照关系，通过希腊文的含义将古埃及的文字成功破译出来，于1822年9月29日写成通信报告，宣布古埃及文字破译成功。自此，古埃及的文字和文明被现代人重新理解，埃及学进入大发展时期。[6][66] 本条目介绍的内容基本都是埃及学的研究成果。

[编辑] 社会
古埃及人称他们的君主为法老，这个词语解作宫殿。古埃及人相信他们的君主拥有如神一样的权力，因此他们不会直称君主的名字，只称他为法老。君主之下有贵族、祭司和官员，他们是古埃及的特权阶级，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及拥有田地和奴隶，过着极为奢侈的生活。而农民、工匠和商人则属于古埃及的平民阶级，生活平稳，却不艰苦。奴隶（即战俘或罪犯）属于古埃及的最底层阶级，没有任何权利，生活极之困苦。

[编辑] 国家和政府
古埃及一直是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一切的权力都归属于法老，包括司法、行政、立法、宗教等，法老的王权还被神化，称为神王。法老之下有一套政府机构，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全国各地进行各方面的管理。中央政府最高官员是维西尔，相当于宰相，其权力仅次于法老，但也是全方位的，对各个政府部门都进行监督和管理，如立法、建筑、国防、国家资源调查和分配、征兵、祭祀等等。维西尔职位重要，古王国时期一般由王子担任，老国王去世后则可以由王子继位。古王国衰败后，维西尔职务开始被非王族控制，并开始威胁法老的王位。在中王国时期，首个维西尔政变的情况发生了，阿蒙涅姆赫特取代了第十一王朝末代法老曼图霍特普四世登基，开创了埃及第十二王朝。后来一些法老曾试图削弱和分散维西尔的权力，如设置两个维西尔等，但维西尔成为法老的情况还是时有发生。

中央政府在维西尔之下设有司法部、财务部和军事部等部门。司法部分为高等法院和地方法院（诺姆法院），高等法院设一名院长，受维西尔领导，并由一些将领和祭司组成，主要处理危害国家安全的重要案件，例如叛国、盗墓、政变等。埃及地方40个诺姆各设有地方法院，对本诺姆的案件进行审理，国家的法律在地方是适用的。财务部设有财务大臣，负责国家财务相关事务，如税收、国库、土地丈量、外国贡品等，但后来在新王国时期财务大臣的权利逐渐转移给内宫总管，使王宫的权力凌驾于政府权力之上。地方诺姆的财务权则由市长（诺姆长）担任，他们负责收集运送谷物和税收，并直接向维西尔负责。古埃及的军事部门也是不断演变的，但在埃及统一的古王国时期、中王国时期和新王国时期，国家军事是中央集权的，使法老可以有效的统全国之力进行军事行动。另外，早在古王国时期，埃及就出现了管理武器、部队补给和防御工事的后勤部门——“军械院”。在军事发达的新王国时期，军队则发展分化为步兵、海军、战车部队。全国步兵分几个军区（称“梅沙”），以埃及神只的名字命名，一般拥有几千人，之下设连队、排、班等，层层组织。新兵一般从埃及和埃及的殖民地征集，进行统一的训练，退伍的老兵则受到政府的厚待，例如发放土地、奴隶和牲畜等。埃及还设有常备军，主要负责法老和王宫的安全，相当于王宫卫队。[67]

[编辑] 经济
大部份古埃及人是农民。埃及位处沙漠地带，而尼罗河每年7月都会氾滥，但古埃及人懂得修筑水库储起泛滥的河水，并在曾受河水泛滥的土地上耕种，让水患变成为水利。他们又懂得挖掘水渠引水灌溉农作物，并发明了用牛拉动的犁耙，破土和翻松泥土来种植农作物。此外，他们还发明了抽河水灌溉农田的汲水器（shaduf）。

部份古埃及人是商人。虽然埃及大部份的地区都是沙漠，但尼罗河沿岸却盛产一种称为芦苇的植物。芦苇浮力大且能防水，所以是造船的好材料。古埃及人就以芦苇作材料造船，并乘坐这些芦苇船在尼罗河、地中海及红海一带航行，与当地居民进行以物换物的贸易。通过这些贸易往来，古埃及人把他们的文明及生活方式传播至其他地方。古埃及地理位置是亚洲和非洲的枢纽，另外其农业为主的经济模式对其他手工业产品有很大需求，因此古埃及是古代重要的贸易中转和加工国家。古王国时期，古埃及经济发达，出现了很多剩余的产品，以物易物的商业模式产生。当时埃及对外的贸易对象主要有努比亚、黎巴嫩、蓬特等地，也不时伴随有军事掠夺，不完全是平等交易。中王国时期，埃及造船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埃及人还在尼罗河和红海之间开凿运河，埃及对外贸易的范围扩大了很多，到达亚洲叙利亚中南部。此时，开始出现官方贸易，即国家之间互赠礼物，埃及周围的一些国家通过这种“进贡”的方式成为埃及的属国。新王国时期，埃及国家统一，霸权形成，伴随着军事征服，埃及的商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市场上出现了很多奢侈品，显示人民生活的富裕。国际贸易则为国家垄断，还出现了一些掠夺性的“进贡”。另外，政府开始发行类似于货币的金属圆环，并将其价值同金银挂钩。为了保持军事实力，埃及很大的贸易比重与武器制造有关，从其他地方进口原料（比如木材），然后制造武器和战车出口，埃及制造的战车甚至出口到战车发明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后来埃及帝国分裂，是贸易不再受国家控制，此时走私行为普遍，人们更多的利用政府发行的金属圆环，埃及步入货币时代。波斯统治时期，埃及对外贸易几乎停滞，后来马其顿统治，贸易逐渐恢复并达到巅峰，亚历山大城称为当时最重要的商业城市。托勒密时代埃及经济则被国家完全垄断，各种商品的价格都由国家制定。罗马统治时期，罗马帝国对埃及收受重税，古埃及贸易随着古埃及文明一起趋于消亡。宗教信仰
古代埃及人信仰和崇拜多神，神有多种形象，有的具有人的形象，其他形象还有动物、植物和星辰、自然现象等。另外，不同地区也有不同的神只，也有几个地区共同崇拜一个神，同时一个地区还可能崇拜多个神，至今考证的古埃及的神多达上千个。这种多神崇拜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在埃及统一之前的各个小国家里，人们都崇拜各自不同的神。随着美尼斯统一埃及全境，法老开始推行各自出身地的神，使其称为主神，由全埃及共同崇拜。在古王国时期主神是鹰神荷鲁斯，后来改为太阳神拉，中王国时期则主要崇拜阿蒙，新王国时期拉和阿蒙相结合，形成主神阿蒙拉。在国家统一崇拜主神的同时，各个地方（诺姆，相当于省）仍然崇拜原来地方的神。参见埃及神话人物列表。
另外，神只也有不同的属性，有的是农业的神，有的是阴间之神，还有的是工匠技师的神（比如孟菲斯的普塔赫神）。而法老则是神的化身，或者是代言人，具有神的特性和神的名字，比如阿蒙霍特普、图坦卡门都是用阿蒙神的名字作为自己名字的一部分的。因此，法老被称为神王，拥有行政、司法和军队的最高权力，同时也是其主神的大祭司。法老手执生命之符，表示对埃及人有生杀大权
由于古埃及人极重视宗教信仰，所以他们建造巨大的神庙来崇拜天神。在新王国时期，埃及通过武力扩张积累了空前的财富（参见新王国时期和第十八王朝），但在几代法老在位期间都被用来修建神殿，比如公元前1200年，古埃及兴建了最大的神庙——位于尼罗河中游的阿斯旺（Aswan）的阿布辛拜勒神庙。重视宗教的另一个影响就是神职人员的权力过大，一般除法老之外，管理主神祭祀的祭司（称为“维西尔”，相当于宰相）拥有国家第二大权力，有的时候甚至超过法老的权力，使得一些维西尔可以成功篡权称为新法老，如拉美西斯一世。鉴于这种情况，在埃及第十八王朝中后期，阿蒙霍特普四世进行了宗教改革，修改主神阿蒙为阿顿（太阳神），关闭所有崇拜旧神的神殿，还迁都修建新神阿顿的神殿，他自己也改名为埃赫那顿，意为阿顿神的光芒。但由于祭司们权力过大，以及整个社会的习俗形成已久，这次宗教改革失败了，在埃赫那顿死后不久旧阿蒙神又重新成为主神，祭司们的权力也被恢复了。
文明成就
古埃及文明是四大古文明之一。古埃及人除以建筑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及制造木乃伊而闻名天下外，还发明了许多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东西。
古埃及的文化非常丰富。创造的象形文字对后来腓尼基字母的影响很大，而希腊字母是在腓尼基字母的基础上创建的。此外，金字塔、亚历山大灯塔、阿蒙神庙等建筑体现了埃及人高超的建筑技术和数学知识，在几何学、历法等方面也有很大的成就。古埃及文字
古埃及人是文明的人，因为他们懂得以文字记事。古埃及文字创于前3500年，是一种称为圣书体的象形文字。这种文字是人类最古老的书写文字之一，多刻在古埃及人的墓穴中、纪念碑、庙宇的墙壁或石块上，所以被称为“圣书体”
1799年，法军上尉皮耶-佛罕索瓦·札维耶·布夏贺（Pierre-Fran?ois Xavier Bouchard）在尼罗河三角洲的港口城市罗塞塔（Rosetta，今日称为el-Rashid）发现了“罗塞塔石碑”。石上刻有三种文字，分别是圣书体、世俗体和古希腊文。历史学家一直不明白石刻上“圣书体”的意思，直至1822年，法国学者尚-佛罕索瓦·商博良第一个理解到，一直被认为是用形表义的埃及象形文，原来也是具有表音作用的，这重大发现之后成为解读所有埃及象形文的关键线索。

我也是个科普迷，我知道金字塔有不同的年份，有4500年前，还有历史更悠久的。金字塔十分神奇，它的数据十分奇妙，比如长·宽·高，它对应了我们的年份，圆周率的前几位小数。古夫王是第一位建造金字塔的法老，主要就是胡夫的金字塔比较有名。那个埃及的地图你可以在去埃及之后再买或在网上看看。去埃及大约是10000块。埃及金字塔的一部分可以进去，可有一部分只有考察人员才可以进去。 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II，前1314年—前1237年）古埃及第十九王朝法老（前1304年—前1237年在位），其执政时期是埃及新王国最后的强盛年代。法老塞提一世之子。拉美西斯二世进行了一系列的远征，以恢复埃及对巴勒斯坦的统治。拉美西斯二世下令在东北尼罗河三角洲新建一座城市为首都，并将其命名为培尔—拉美西斯（意为拉美西斯的宫殿）。

建造于4500年前 古夫王是第一位建造金字塔的法老 主要就是胡夫的金字塔比较有名 好像 那个我不知道是哪个 那个埃及的地图你可以在去埃及之后再买 或者在网上看看 还有就是要想去的话 可以和旅游团一起去 好像是10000块 在埃及和欧洲几个国家几日游 好像 呵呵

金字塔没有具体的创造于多少年，至今还是个迷吧
埃及金字塔是开放给游客参观的

其余的就不知道了

拉美西斯二世是葬在帝王谷里的

河姆渡遗址（Hemudu
Site
）中国南方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距宁波市区约20公里的余姚市河姆渡镇，面积约4万平方米，1973年开始发掘，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之一。
河姆渡遗址发现于1973年，遗址总面积达5万平方米，叠压着四个文化层。经测定，最下层的年代为7000年前。通过1973年和1977年两次科学发掘，出土了骨器、陶器、玉器、木器等各类质料组成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装饰工艺品以及人工栽培稻遗物、干栏式建筑构件，动植物遗骸等文物近7000件，全面反映了我国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的繁荣景象。河姆渡遗址的发掘为研究当时的农业、建筑、纺织、艺术等东方文明，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佐证，是我国建国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文物曾多次出国展览，深深地震撼着整个世界。
　　河姆渡遗址是世界闻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总面积约四万平方米，堆积厚度四米左右，上下叠压着四个文化层，其中，第四文化层的时代，距今约七千年，是我国现已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地层之一。第三、四文化层保存了大量的植物遗存，动物遗骸，木构建筑遗迹和构件，以及数以千计的陶器、骨器、石器、木器等。

河姆渡遗址（Hemudu Site）

中国南方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余姚市罗江乡河姆渡村东北，面积约4万平方米，1973年开始发掘。
先说一下新时期时代：

新石器时代（Neolithic Period）

在考古学上是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以使用磨制石器（见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这一名称是英国考古学家卢伯克于1865年首先提出的。这个时代在地质年代上已进入全新世，继旧石器时代之后，或经过中石器时代的过渡而发展起来，属于石器时代的后期。年代大约从1万年前开始，结束时间从距今5000多年至2000多年不等。

基本特征和分期

一般认为新石器时代有3个基本特征：开始制造和使用磨制石器；发明了陶器；出现了农业和养畜业。有的学者特别强调农业起源的意义，认为它才是新石器时代的主要特征，或者说是新石器时代革命的主要内容。世界各地这一时代的发展道路很不相同。有的地方在农业产生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没有陶器，因而被称为前陶新石器时代或无陶新石器时代；有的地方在1万多年以前就已出现陶器，却迟迟没有农业的痕迹，甚至磨制石器也很不发达。所以并不是3个特征齐备才能称新石器时代。

由于各地新石器时代的情况很不一致，所以没有统一的分期标准。有的地方分早晚两期，有的分早中晚3期。有的在晚期出现少量铜器但还不会有意识地制造青铜合金时，单独列出一个铜石并用时代，作为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的过渡期；有的则把这个阶段归入新石器时代晚期。

各地的新石器时代

西亚、北非和欧洲西亚的新石器时代发展较早，考古研究也较深入。这里是农业起源最早的地区，以后又最早出现金属器，最早进入文明时代，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西亚最早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是利凡特（今以色列、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叙利亚）、安那托利亚（今土耳其）和扎格罗斯山山前地区，即所谓农业起源的新月形地带。这一地区具有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冬季多雨潮湿，夏季炎热干燥，有适于栽培的野生谷物和易于驯养的动物，从旧石器时代到中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已有相当的基础，因而成为最早出现农业和养畜业的地区。大约在公元前9000～前8000年，便进入原始新石器时期，有了农业和养畜业的萌芽。公元前8000～前 7000年，先后进入前陶新石器或无陶新石器时期，已种植小麦、大麦、扁豆和豌豆等，开始饲养绵羊和山羊，有的遗址还有猪骨。这个时期的典型遗址耶利哥遗址，已出现用土坯砌筑的半地穴式房屋，村外有石砌围墙和濠沟，墙内有石砌的镃望塔。这在世界上同类建筑中是最早的。大约在公元前7000～前6000年，西亚各地先后进入有陶新石器或发达的新石器时期。最早的陶器可称为土器，火候极低；稍后有厚胎的素面灰褐陶，最后出现彩陶。这时农业已有进一步的发展，有的地方已有灌溉农业。房子一般为多间式、平顶，有的房内有牛头形塑像。大约在公元前6000～前5000年，这里的一些遗址有了铜器（个别遗址中用冷锻法制造的铜扣针等，可早到前7500年左右），进入铜石并用时代。

西亚的新石器文化在发展中对周围地区产生过明显的影响，一是向北非尼罗河流域传播，一是向欧洲东南部扩展。尼罗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分为3期，从早期开始即为有陶新石器阶段。北非其他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三大系统：撒哈拉新石器文化、地中海新石器文化和卡普萨传统的新石器文化。在欧洲的希腊本土、克里特岛以至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亚等地存在过前陶新石器文化。从陶器出现以后，欧洲南部主要有印纹陶文化，而多瑙河流域则为线纹陶文化，这些地区在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后出现了彩陶文化 （见特里波利耶-库库泰尼文化）。而东欧较北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则流行小窝篦纹陶文化等。

中亚、南亚和东南亚中亚大约在公元前6000～前5000年进入新石器时代，其代表有哲通文化。该文化分布于土库曼斯坦境内。石器大多继承当地的中石器时代传统而多细石器，同时也新出现磨制石斧和磨谷器。已种植小麦和大麦，饲养山羊。陶器均为手制，胎中多掺草末，除素面外还有一些彩陶。从总体文化面貌来看明显受到西亚新石器文化的影响。中亚北部的新石器文化年代较晚，其代表为克尔捷米纳尔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4000年～前2000年，经济以渔猎和采集为主，陶器多饰刻划或戳印纹，彩陶极少。

南亚次大陆较早的新石器文化大约开始于公元前6000年左右，分布在俾路支和印度河流域一带。居民种植小麦、大麦，饲养绵羊、山羊和牛。大约到公元前4500年左右才出现陶器，并且很快出现彩陶。到公元前3500年左右进入铜石并用时代。

在东南亚，印度尼西亚等地有种植薯芋为主的新石器文化，没有发展起真正的农业经济。

北亚和东北亚 日本是世界上陶器出现最早的地区，蒙古和西伯利亚也有个别遗址的陶器年代接近1万年。但这个地区的磨制石器一直不很发达，农业出现的年代也很晚，与西亚情况正好相反。这个地区的陶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筒形罐特别流行，一般为灰褐色，饰刻划纹或压印纹。在日本，陶器多绳纹，故日本的新石器时代又称绳纹时代。朝鲜和西伯利亚的陶器则多施篦纹。

朝鲜的新石器文化因受中国东北新石器文化的影响，在公元前4000多年就已发展起旱地农业，种植粟和黍。蒙古东部地区在公元前3000年～前2000 年也已种黍，并饲养牛羊等家畜。日本的农业只是在公元前1000年以后，因受大陆的影响，才急速发展起来的。西伯利亚则一直以渔猎和采集经济为主。

美洲、大洋洲和非洲中南部这些地方的史前考古通常不使用新石器时代这一概念。但若用旧大陆考古学的标准去衡量，那里也还存在新石器时代文化。美洲在欧洲殖民者到达以前基本上处于新石器时代，即使已创立高度文明社会的玛雅王国（见玛雅文明），也基本上不使用金属器。美洲是农业起源的重要地区，那里最先培植玉米，还有豆类和南瓜，印第安人称之为三姊妹。家畜仅有骆马一种。大洋洲在殖民者进入以前基本上仍处于狩猎、采集经济阶段，不会制造陶器，所以那里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界线不大明显。非洲中南部的新石器时代仍多打制石器，种植薯芋，同东南亚的情况有些类似。

中国中国大约在前1万年就已进入新石器时代。由于地域辽阔，各地自然地理环境很不相同，新石器文化的面貌也有很大区别，大致分为三大经济文化区：①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包括黄河中下游、辽河和海河流域等地，这里是粟、黍等旱作农业起源地，很早就饲养猪、狗，以后又养牛、羊等。②水田农业经济文化区，主要为长江中下游。岭南地区农业则一直不发达，渔猎采集经济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可划为一个亚区。本区很早就种植水稻，是稻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早期饲养猪、狗，以后陆续养水牛和羊。③狩猎采集经济文化区，包括长城以北的东北大部、内蒙古及新疆和青藏高原等地，面积大约占全国的2／3。这个区域除个别地方外基本上没有农业，细石器特别发达而很少磨制石器，陶器也不甚发达。

上述除第③区因考古工作不够深入难以分期外，前两区大致可分为4期：早期约当公元前10000～前7000年，以华南的洞穴遗址和贝丘遗址为主，有少量磨制石器和陶器，农业已有萌芽，个别地点已会养猪。中期约当公元前 7000～前5000年，华北的磁山文化等已有较发达的旱地农业，种植粟、黍，养猪，并有较发达的磨制石器和陶器；华中的彭头山文化（见彭头山遗址）等已栽植水稻，养猪和水牛等，磨制石器尚不多见 ，陶器则比较发达。晚期约当公元前5000～前3500年，华北主要是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农业进一步发展，有较大的聚落，如半坡和姜寨等（见半坡文化，姜寨遗址），流行多人二次合葬，发达的彩陶是一大特色。华中主要是河姆渡文化和大溪文化等。河姆渡文化有极为丰富的稻谷遗存和骨耜等水田耕作农具，大溪文化中房屋建筑往往用稻壳掺泥抹墙，陶器胎壁内也掺有大量稻壳，表明稻作农业已有很大的发展。最后一期是铜石并用时代（也可不归入新石器时代），约当前3500～前 2000年。这时华北主要是山东龙山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华中主要是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这时已普遍出现小件铜器，有了中心聚落和最早的城址，如山东章丘城子崖城址，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湖北天门石家河和湖南澧县城头山的城址等。房屋建筑中出现分间式大型建筑，开始用白灰和土坯抹地、筑墙。陶器普遍采用轮制，出现大量的精美玉器，石器中钺、镞等武器明显增加。墓葬出现两极分化，大墓往往有棺有椁，有丰富、精美的随葬品；小墓则既无葬具，多数也没有任何随葬物品。良渚文化中甚至出现大规模的人工堆筑的贵族坟山。这种物质财富的增加和贫富与社会地位的两极分化 ，预示着文明社会行将来临。
遗址有4个相继叠压的文化层，其中第三、四层是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早文化层，距今约6000—7000年。出土文物内容非常丰富，有人工栽培水稻的大量遗物，带榫卵的木构建筑构件，以及数以千计的陶器、骨器，上刻有比较精细的装饰花纹。

遗址中发现的榫卯，是中国现已发现的古代木构建筑中最早的榫卯。在动物遗骨中，有人工饲养的猪、狗、水牛骨骸，其中猪骨的数量最多。人工栽培的水稻遗物，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农作物。以往的国际文献认为，印度是亚洲水稻的原产地。但印度最早的稻谷发现于中部的卢塔尔，经C14测定，它的时代为公元前1700年，比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水稻晚3000年。最令人感兴趣的是骨哨，现在还能吹出动听的音响。河姆渡遗址大量文物的发现，证明早在6000—7000年以前，长江下游已经有了比较进步的原始文化，它和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发祥地。

河姆渡文化

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在浙江省余姚县的河姆渡遗址首先发现，故于1976年命名。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波）绍（兴）平原，并越海东达舟山岛。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前3300年。河姆渡文化的发现与确立，扩大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领域，说明在长江流域同样存在着灿烂和古老的新石器文化。

该文化目前唯一经过较大规模发掘的是河姆渡遗址，在1973～1974年和1977～1978年，由浙江省文管会、浙江省博物馆主持，进行了两期发掘。1982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在浙江鄞县辰蛟，宁波八字桥，舟山白泉、大巨等地，都发现有河姆渡文化的晚期遗存。

文化特征

陶器主要是夹炭黑陶和夹砂红陶、红灰陶。除素面陶外，盛行在釜类腹底交错拍印绳纹，陶器的宽边口沿上常刻划平行条纹、波浪、圆圈、叶形、谷穗状等几何图样，偶见白地深褐色纹的彩陶。以平底器和圜底器为大宗。代表性器物有釜、罐、带把钵、宽沿浅盘、垂囊式□、支脚等。与支脚配合使用的陶釜，始终是河姆渡文化的主要炊器。骨制生产工具丰富，尤其在早期，骨器数量远超过石、木、陶质各种工具的总和，就目前所知，为中国新石器文化中所独有。木器较精巧多样。梯形不对称刃石斧、拱背厚体石锛、骨耜、斜铤骨镞、管状骨针、骨哨、木矛、木刀等，都是具有特色的器物。大批榫卯木构件及干栏式建筑的遗迹，显示了河姆渡文化的住房特点。

分期和年代

河姆渡遗址的第4、3层和第2、1层,分别代表河姆渡文化的早、晚两期。①早期：约前5000～前4000年。陶系简单，夹炭黑陶占绝对优势。除磨平素面外，绳纹较多，刻划的几何图案花纹和动植物图案突出。主要器形有敛口或敞口肩脊釜、直口筒式釜、颈部双耳大口罐、宽沿浅盘、斜腹盆、环形单把钵、大圈足豆、盆形甑、块状体支脚等。石器种类少，一般磨制不精，斧、锛较厚硕，主要石器工具中未见穿孔者。②晚期：约前4000～前3300 年。夹砂红陶、红灰陶数量最多。前段的泥质红陶外壁红内壁黑，常施红陶衣；后段的泥质红陶表里色泽一致,很少施陶衣。沿用绳纹,出现镂孔纹饰。新出现鼎、落地式把两足异形□、垂囊式□。其他主要器形还有敞口鸡冠耳釜、敞口扁腹釜、牛鼻耳罐、折沿罐、镂孔豆、空腹倾斜体支脚。石器多通体磨光，出现了扁平长条石锛，穿孔石斧、长方形双孔石刀和石纺轮。

农业和家畜饲养

河姆渡第 4层较大面积范围内，普遍发现稻谷遗存，有的地方稻谷、稻壳、茎叶等交互混杂,形成 0.2～0.5米厚的堆积层,最厚处超过1米。稻类遗存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都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罕见的。经鉴定，主要属于栽培稻籼亚种晚稻型水稻。它与马家浜文化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的稻谷，年代都在前5000年，是迄今中国最早的两例稻谷实物，也是世界上目前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这对于探讨中国水稻栽培的起源及其在世界稻作农业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河姆渡文化代表性的农具有骨耜，仅河姆渡一处就出土上百件。采用鹿、水牛的肩胛骨加工制成，肩臼处一般穿凿横銎，骨质较薄者则无銎而将肩臼部分修磨成半月形，在耜冠正面中部刻挖竖槽并在其两侧各凿一孔。还发现了安装在骨耜上的木柄,下端嵌入槽内,横銎里穿绕多圈藤条以缚紧，顶端作成丁字形或透雕三角形捉手孔。此外，还有很少的木耜、穿孔石斧，双孔石刀和长近1米的舂米木杵等。

家畜主要有猪、狗。破碎的猪骨和牙齿到处可见，并发现体态肥胖的陶猪和方口陶钵上刻的猪纹。有一件陶盆上刻划着稻穗猪纹图像，大体是家畜饲养依附于农业的一种反映。此外，还出土较多的水牛骨头，可能牛也已被驯养。

渔猎

河姆渡出土大量野生动物遗骨，计有哺乳类、鸟类、爬行类、鱼类和软体动物共40多种。绝大多数是梅花鹿、水鹿、四不象（麋鹿）、麂、獐等鹿科动物，仅鹿角即有 400多件。鸟、鱼、龟、鳖遗骨数量也不少。还发现有极少的亚洲象、苏门犀、红面猴等温热地带动物的遗骸。骨镞达千余件之多，以铤部不对称的长锋或短锋斜铤镞较富特色，另有窄长锋柳叶形镞、钝尖或锐尖的锥形带铤镞等形制。未见网坠之类渔具，而存在大量鱼骨，有些骨镞当兼用于射鱼。其他渔猎工具还有木矛、骨鱼镖等。柄叶连体木桨的发现，说明已有舟楫之便，除用于交通外，可能也在渔捞活动中乘用。利用禽类骨管雕孔制成的骨哨，既是一种乐器，狩猎时也可吹音用以诱捕动物。

原始手工业

陶器以夹炭黑陶最富特点。尤其在早期，无论炊器和饮食容器,都属这种陶质。胎泥纯净,含铁量仅为1.5%左右。以大量的稻壳及稻的茎、叶碎末为羼和料。工艺技术上比较原始，器物均为手制，不甚规整；据测试，烧成温度为800～900℃，在缺氧的还原焰中烧制而成。胎质比较粗厚疏松，重量较轻，吸水性强。晚期阶段，基本上仍用手制，但有的经慢轮修整。出现了三足器、袋足器等较复杂的器形，有的陶器烧成温度提高到1000℃左右。

关于编结纺织，在河姆渡发现有芦苇席残片，采用二经二纬的编织法。质轻的木纺轮，连同大小轻重不一的陶、石纺轮。可供抽纱捻线之用。还发现了据认为可能属于原始腰机部件的木质打纬刀、梳理经纱的长条木齿状器、两端削有缺口的卷布轴等。

河姆渡文化的骨器制作比较发达，有耜、镞、鱼镖、哨、锥、针、管状针、匕、有柄匕、梭形器、锯形器、凿、匙等各种器物，广泛使用于生产和生活领域。有笄、管、坠、珠等装饰品。还有蝶形器（原料有木、石、骨、象牙4种)、靴形器等暂不明用途的器物。磨制普遍精细，少数有柄骨匕、骨笄上，雕刻图案花纹或双头连体鸟纹，堪称精美的实用工艺品。另有20余件象牙制品，其中刻有双鸟朝阳图像的蝶形器、凤鸟形匕状器、雕刻编织纹和似蚕纹的小盅等，显示了当时的精湛技艺。

凤鸟形象牙匕状器

木作工艺十分突出。除木耜、小铲、杵、矛、桨、槌、纺轮、木刀等工具外，还发现了不少安装骨耜、石斧、石锛等工具的把柄。用分叉的树枝和鹿角加工成的曲尺形器柄，叉头下部砍削出榫状的捆扎面，石斧当是捆绑在左侧，石锛则捆扎在前侧。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许多建筑木构件上凿卯带榫，尤其是发明使用了燕尾榫、带销钉孔的榫和企口板，标志着当时木作技术的突出成就。在河姆渡第3层出土一件瓜棱状敛口圈足木碗,外表有薄层的朱红色涂料，剥落较甚，微显光泽，经鉴定是生漆，这是中国迄今最早的漆器。

房屋和水井

河姆渡文化盛行一种栽桩架板高于地面的干栏式建筑。在河姆渡遗址各文化层，都发现了与这种建筑遗迹有关的圆桩、方桩、板桩、梁、柱、木板等木构件，共达数千件。第4层的一座干栏式长屋,桩木和相紧靠的长圆木残存220余根,较规则地排列成4行,互相平行，作西北—东南走向。现存最长一行桩木长23米，由西南到东北的第 1、2、3行之间的距离大体相等，合计宽约7米，推知室内面积在160平方米以上。第3、4行的间距1.3米,这是设在面向东北一边的前廊过道。建筑遗迹范围内，出土有芦席残片，许多陶片以及人们食后丢弃的大量植物皮壳、动物碎骨等。这座大型干栏式建筑当属公共住宅，室内很可能隔成若干小房间。干栏式建筑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重要建筑形式之一，目前以河姆渡发现的为最早。除干栏式建筑外，早期稍后，还出现一种立柱式地面建筑，在柱洞底部垫放木板作为基础，有的则是填塞红烧土块、粘土和碎陶片等，填实加固形成臼状柱础，中间立木柱。

榫卯木构件和企口板

在河姆渡遗址第 2层发现一眼木构浅水井遗迹。这是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水井遗迹，也是迄今发现的采用竖井支护结构的最古老遗存。水井位于一处浅圆坑内，井口方形,边长约2 米，井深约1.35米。井内紧靠四壁栽立几十根排桩，内侧用一个榫卯套接而成的水平方框支顶，以防倾倒。排桩上端平放长圆木，构成井口的框架。水井外围是一圈直径约6米呈圆形分布的28根栅栏桩,另在井内发现有平面略呈辐射状的小长圆木和苇席残片等，可见井上还当盖有井亭。

墓葬

在河姆渡第4层的居住区,发现以陶釜、陶罐为葬具的婴儿瓮棺葬2座。第1至3层有20多座墓,均不见墓坑和葬具,仅有1座以木板垫底。成人和婴儿多为单人葬。有3座是两人合葬墓，其中1座是两个儿童。第2和3层内的墓流行单人侧身屈肢葬,个别的是俯身葬,头向东或东北,大多数无随葬品。第1层内的墓流行单人仰身直肢葬，也有个别仰身屈肢葬，头向不一，以西北的居多，普遍有随葬品但并不丰富，最多的两座墓各有6件,一般放置釜、豆，少见生产工具。总的看，不同时期的葬式、头向和随葬品是有所变化的。

居民种属

见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体质特征。

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以河姆渡遗址第 4层为代表的河姆渡文化早期遗存,与以罗家角遗址第4层为代表的马家浜文化罗家角类型，年代相当，陶器中的六角形口沿的盘盆类和弧敛口双耳钵等形制接近，表明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河姆渡文化晚期的前、后阶段，分别与马家浜文化马家浜类型和崧泽文化（见崧泽遗址大体同时。马家浜类型发达的素面腰沿釜（或称宽檐釜），在河姆渡文化晚期前一阶段偶有所见,反之,河姆渡文化晚期数量虽少但富有特征的垂囊式□，在马家浜类型中也有个别发现。河姆渡文化晚期后一阶段，长条石锛、突棱镂孔豆、花瓣形圈足、凿形鼎足等，均与崧泽文化的风格相同。河姆渡文化晚期可能受到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的强烈影响。也有人认为，河姆渡遗址第4层、第3层是新发现的河姆渡文化，第2层、第1层则应分属于马家浜文化马家浜类型和崧泽类型（或单独命名为崧泽文化），并进而提出由河姆渡文化发展为马家浜文化的意见。

河姆渡文化的早、晚期衔接关系及发展去向，有待于在发现更多的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分析；对其晚期遗存的性质和归属，需再作进一步的研讨。

参考书目:

浙江省文管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1期。

牟永抗：试论河姆渡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

河姆渡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举世闻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余姚市罗江乡河姆渡村东北，面积约4万平方米，1973年开始发掘。遗址有4个相继叠压的文化层，其中第三、四层是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早文化层，距今约6000—7000年。出土文物内容非常丰富，有人工栽培水稻的大量遗物，带榫卵的木构建筑构件，以及数以千计的陶器、骨器，上刻有比较精细的装饰花纹。遗址中发现的榫卯，是中国现已发现的古代木构建筑中最早的榫卯。在动物遗骨中，有人工饲养的猪、狗、水牛骨骸，其中猪骨的数量最多。人工栽培的水稻遗物，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农作物。以往的国际文献认为，印度是亚洲水稻的原产地。但印度最早的稻谷发现于中部的卢塔尔，经C14测定，它的时代为公元前1700年，比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水稻晚3000年。最令人感兴趣的是骨哨，现在还能吹出动听的音响。河姆渡遗址大量文物的发现，证明早在6000—7000年以前，长江下游已经有了比较进步的原始文化，它和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发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