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崇祯十七年，明朝274年的统治戛然而止，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攻占北京城后，崇祯皇帝自缢而亡，正式宣告了明朝的灭亡。明朝京城沦陷，明朝中央朝廷灭亡，残余在中国大地的政权，主要有农民军和清朝。虽然明朝的中央朝廷灭亡了，但是明朝在中国东南方的势力还在。盘踞在东南方的明朝遗臣相继拥立明朝亲王自立，建立了南明政权。

在计六奇的《明季南略》中，记载明朝灭亡之后，南明政权发展的历史。从1644年——1665年，计六奇以一个客观史学家的角度，详实记载了南明政权的发展，为日后的南明史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史料。在阅读《明季南略》后，对南明政权亦有充分认知，这个腐败的小政权，只存在了几十年不到，而且政权皇族交替迅速。

那么是什么，使这个南明小王朝迅速覆亡？其中又有什么原因，使明朝复兴的救命稻草付之一炬？在《明季南略》中，计六奇也对南明政权迅速的灭亡进行了分析，并以可靠的语句记载了南明政权的荒诞。其皇权的沦丧，官员的腐朽，军队的罪恶，民心的离失，导致了南明政权的快速倒台，其中究竟有何始末？便需要通过《明季南略》的史料内容，进行解读。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皇权一直是政权发展的主线。中央朝廷灭亡后，想要延续王朝的统治和复兴，便需要皇族亲王继承皇权，来引导政权的发展。如西汉政权与东汉政权的交替，就证明了这一点，从此，亦被中国人视为定制。可是南明政权继承的皇权，并没有将明朝开国时期的良好精神传承下去，而是选择偏安一隅，奢淫无度。在《明季南略》中，亦有翔实记载。

1、大兴土木，注重名号

当南明政权的皇权确立后，皇族并没有像他的祖先朱元璋一样“广积粮，缓称王”，而是选择大兴土木，来宣扬自己的名号。“至是，曾后至，遂大兴工作，扩构宫殿，卮匜之属皆用黄金。开织造府，造龙袍；后下体衣，皆织龙凤”。

由此可知，南明政权所确立的皇权只是借口，他们并没有兴复明朝政权的伟大理想，而是想通过皇权的建立，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所以，其以仪仗的奢华来宣扬皇权的正统，只能说是自欺欺人。

2、沉迷奢淫，无法自拔

当皇权确立后，南明政权的皇帝并没有将天下事视为己任，反而通过皇权的权威，来发泄自己的私欲，强抢民女，强征民粮。“时上（弘光）深居禁中，惟渔幼女、饮火酒、杂伶官演戏为乐”。更有甚者，“淫死童女二人”，可见皇权成为了南明皇帝用以奢淫的手段。皇权作为政权发展的主线，对政权发展起着领导作用，可是皇帝淫乱不堪，上行下效，又怎能使南明政权获得长足的发展呢？

3、皇权渐失，权臣为政

在弘光政权倒台后，相继建立的南明政权成为了权臣争先抢夺皇权的借口。各方权臣争先抢立自己选择的亲王，以延续明朝正统，获得更广泛的支持。甚至于唐王与桂王还同室操戈，互相征伐，为清军留下了可乘之机。

由此可见，南明政权的发展中，可谓群龙无首，并没有一位亲王，能可靠的掌握皇权，率领明军重新夺回明朝的江山社稷。随着历史的发展，明朝皇权权威渐渐消逝，权臣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以皇权作为赌注。

1、选官制度的腐朽

以弘光政权为例，在选任官员的过程中，跳过了有关部门的审核，而是由皇帝直接任免，称为“中旨”，又称“内传”。虽然此项制度源于崇祯时期，但是在弘光时期，内传成为了朝廷选官的主要制度。可是其跳过了户部的审核，导致“其所得阁臣，则逢君殃民、奸俭刻毒；其所得部臣，则阴险贪猾；其所得勋臣，则力阻南迁、尽撤守御；其所得大将，则纨绔支离；其所得言官，则贪婪无赖之吏”。

由此可知，南明政权的选官制度出现了问题，导致官员集团也发生了问题。但是导致这个问题扩大的，并不全是选任的官员，而是历史遗留问题。

2、以阉党为首的奸邪

在崇祯上位后，对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进行了肃清，打击了阉党在明朝政权上的大好局势。可是由于纠正过甚，使大部分阉党退居二线，进行隐秘的朝廷斗争。在明朝灭亡后，南明政权建立时，阉党随着皇权的步伐，再次崛起，并控制了南明政权的发展，使南明政被阉党掌握。

以马士英为首的阉党组织，成为了阉党之中的权威，并直接导致了弘光政权的灭亡。在朝政之上，民间歌谣唱到：“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荫起千年尘，拔贡一呈首；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正是因为马士英以公谋私，使南明政权很快走向颓势。

3、党争的影响

虽然马士英对弘光政权造成了极大影响，但是在南明后期政权的建立中，马士英并没有插手，可是南明政权还是迅速倒台。这是因为，阉党的势力并没有被剿除。在南明政权建立之后，不少大臣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出仕，没有将明朝的国家大事视为己事。由此，一批又一批有识之士选择与阉党抗衡，最后的历史证明了阉党的胜利，南明政权迅速灭亡。

在政权建立的基础上，需要军队的保障，可是南明政权的建立，失去了可靠的军队。与南明政权并存的，还有农民军政权和清朝政权，所以南明政权所面对的外部压力是很严峻的。在南明军队中，有敢于为民的史可法等人，亦有为己谋私的小将。

在《明季南略》中，记载着更多的是为己谋私的小将，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将兵戈指向平民百姓，面对强敌，又苟且而逃。正是一只毫无斗志、罪恶满贯的明军，导致了南明政权的迅速灭亡。

1、屠戮百姓

“渡河劫掠，至泗、至扬，四厢之民何啻百万；杀人则积尸盈野，污淫则辱及幼女。新旧城环围，绝粮已经月余”。在政权的发展中，是需要可靠的政权掌握的，所以军队在一定程度上，还代表政权。明朝的建立，也与其良好的军队形象脱不了干系，可是南明政权的军队，凶于盗匪，在民间和历史上，闯出了难以原谅的罪责。

2、勇于私斗，怯于公战

除了屠戮百姓，对内施压以外，南明政权所依附的军队，其形象不亚于土匪。在对皇权的争夺中，拥有军权的武将奋力抢夺皇位的正统权，并且在朝廷之中，相争不下。“命四镇各率兵由六合驰赴督辅调用；皆不奉诏”，来以此展现自己的权力。当“二将既出关，疏称候饷，不行；逗留月余”，面对敌人来犯，又止步不前，如此，又怎能指望自己的政权获得长足的发展呢？

3、毫无斗志

在南明军队表现的种种罪责中，可以看出南明政权的军队毫无斗志。“不恢已失之州邑而杀自有之良民”，将依附于自己的良民当作羔羊，任其宰割，面对强敌则“一战而败；阖城上下斫北关，弃釜飧而走”。在战争史中，最好的武器便是军队的斗志，可是南明军队毫无斗志，南明政权由此岌岌可危。

在皇权丧失、官员腐败、军队唾弃的大背景下，真正受苦的是江南百姓。在仕途上，他们发挥不了自己的才智，更不用提有可靠的领导来带领他们走出苦海，只要南明军队不侵犯自己的领地，便是幸事。苦难会使农民百姓开始寻找自己生存的方法，最后的历史，也终会使百姓脱离苦难。

“小民不恨贼而恨兵，甘心合顺而从逆”，在南明政权昏庸的统治下，百姓也开始忽略明朝政权的正统性，而选择能保证自己生存的政权。从“民苦兵”到“兵与民相杀，民又与兵相杀”，就已经证明了南明政权的民心离失。政权的最基本因素，便是农民百姓的支持，可是南明政权已经失去了民心的取向。

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最害怕农民百姓的起义，来推翻自己的政权，甚于对孟子的“民贵君轻”的说法产生了排斥。在近300年后，明朝最终还是亡于农民百姓之手，朱元璋再怎么改变制度，都无法保证自己政权的长久。

这是因为，朱元璋并没有对政权的结构有一个正确和充分的认知，在制度的建立上，他想方设法来满足统治者的利益。所以明朝最终灭亡于农民百姓之手，而南明政权的建立，在其发展态势上，对明朝局势的挽救，可谓杯水车薪。

在《明季南略》中，我们可以看到南明政权客观的历史发展，皇权的沦丧、官员的腐败、军队的罪责，导致了政权根本的民心离失。政权的存在，代表的是普通百姓的根本利益，倘若政权的拥有者不能以正确的心态来重视普通百姓的利益，那么这个政权就是腐败的，普通百姓迟早会推翻它。

这便是“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可是许多统治者在权威的虚荣之下，迷失了自我，使事物的发展本末倒置，那么其结局是凄惨的，历史的评价自然也是贬低的。南明政权，正是一个典型的历史教训，亦是一段令人叹息的历史发展。

永嘉南渡之后有东晋，靖康之变后有南宋，弘光南渡后也有南明。然而，史学家们把东晋和南宋分别视为晋朝和宋朝的一部分，偏偏把南明和明朝割裂开了。南明肯定不是属于清朝历史，那么南明怎么也不是明朝历史了？南明的皇帝也不能算明朝的皇帝，这是为什么？

任何问题，溯本归元，首先肯定是自身的问题，南明虽然有一个"明"字，但是因为内斗不断，导致统治的时间太短、疆域也不稳定，经济、文化等方面也没有什么发展成果，难以和东晋、南宋相提并论。其次是清朝的问题，清朝从打天下到治天下，都不认可南明是明朝的一部分。

明朝末年形势图

一、 南明不争气

1、 可恨的弘光和隆武

崇祯皇帝去世之后，南京方面的一些大臣迎立福王朱由崧为帝，建立弘光政权。福王是打败了竞争对手潞王才成功上位的，但是福、潞之争却并没有因此结束。支持福王的马士英等人和支持潞王的史可法等人一直不对付。马士英这个人，争权夺利是一把好手，治国理政却是LJ中的战斗机，他在掌权之后，不思如何加弘光政权的实力，一门心思地打压东林党，并且对宦官多以重用，搞得是贪污腐败横行，党争不断加剧。

没过多久，驻防在武昌的左良玉因为心向东林党，加上和马士英的矛盾不断激化，所以左良玉打着清君侧的旗号顺江而下。马士英等人连忙调江北四镇迎击左部，导致江淮防线出现真空，清军趁势南下，一路上势如破竹，朱由崧也被清军所俘，弘光政权仅建立一年就宣告灭亡。

政权垮台之后，一些福建官员迎立唐王朱聿键为帝，建立隆武政权。隆武帝深知形势之危急，他甫一继位，就定下了和清军只战不和的基调。对内，他多番下令安抚百姓、招抚流民；对外，他积极与大顺军、大西军等势力联系，力争联合抗清。尤其是，作为皇帝的他，在面对来势汹汹的清军时，没有表现出任何惧怕的情绪，反而准备御驾亲征，他的一番明君作为很好地

众所周知，在大清确立统治地位前，曾有一王朝苟延残喘地短暂存在，其名曰“南明”，南明基本是明代朱氏血脉的延续。清军入关后，朱明王朝内部不愿意投降于满清的“殉国者”、“殉节者”比比皆是。这一类南明忠义之士，落在清人眼中会是什么样的——处于不同的位置的清人会有不同的看法。

就刚一统天下的清政府而言，在统治地位尚未牢固之际，其心里自然是更赞同那些“望风归附”的明代旧臣。若人人都像史可法般宁死不屈、强烈抗清，对新王朝的统治显然是不利的。可处于下层的汉族士人却出于秉笔直书的使命感、责任感，即便冒着“犯忌”的风险，也认为应对忠节义士进行表彰。

早在清廷入关之初，顺天督学御史曹溶便提议优恤死于明末农民军的“誓节死难之臣”，以此来强调风化，顺治元年时，得到朝廷批准。这是汉族士大夫向清朝请求表彰明末忠节的最早记录。其后，曹溶又向朝廷奏请旌表故明殉节范景文等二十八人，未得到批准。顺治九年，又一文臣魏裔介提出相似的表彰建议，这两次提议的表彰对象包括明清易代之际抗清死节之人臣。而顺治帝认为表彰追随崇祯帝殉节的人臣即可，抗清的那些就不必了。

时至康熙年间，《明史》开馆，关于明清易代之际抗杰人臣的表彰再次成为当时讨论的热点。修史的主要负责人有黄宗羲的弟子万斯同、昆山二徐（徐乾学、徐元文兄弟）等，黄宗羲作诗提醒他们：“定知忠义及韩通。”意思是不要忘记表彰南明抗清人臣的忠义行为。黄宗羲的建议与当时的史臣不谋而合。康熙二十三年确立的《修史条议》在综合史馆内外多位大臣的意见后，达成共识——南明抗节人臣写入《明史》，写成《忠义传》。

不过如果我们对照着313卷本万斯同撰的《明史稿》（初修稿），来看后来定稿的416卷本的《明史》和王鸿绪《明史稿》，不难发现：原来应该载入《忠义传》的南明抗节人物多被剔除，且大多采取附传形式编排。在史事叙述上，官方定稿的版本偏重于明亡以前的历史，略写明亡后抗清的事迹，此举乃是在毫不掩饰地弱化“南明史”的影响。清廷终究还是赢得了在“南明史书写”这件事上的绝对话语权，向后人展示了一个带有官方论断色彩的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