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被杀，有点咎由自取，他自毁长城，杀了抗金名将毛文龙，令满清没了后顾之忧，并导致崇祯皇帝对袁崇焕的极大不满，随后清军入关，袁崇焕没有守住重镇蓟西，在没有崇祯皇帝允许的情况，把关宁军带到北京城下，外地部队没有圣旨是绝对不可以进驻北京，否则会有造反之嫌的。崇祯皇帝抓了袁崇焕后，还没处置,关宁军就哗变，回师宁远不听朝廷的命令，最后是袁崇焕一封信才劝住了关宁军，这是皇帝最忌讳的事，国家军队成私家军队，不听皇帝圣旨，只听主将命令； 当年蓝玉就是因为这样的事掉的脑袋，袁崇焕的死，他个人要负主要责任。　　　　 松山之战的失败不能怪在崇祯皇帝头上,洪承畴出师救锦州,一开始是一帆风顺的,打了几个小胜仗，清军完全处于劣势的,皇太极被迫抱病率军增援，洪承畴却不听部下的劝告，没有派兵防守从锦州到后方的一条小路，这条小路正好可以切断明军的粮道，结果让皇太极钻了空子，一举焚毁了明军的粮草，上演了官渡之战的翻版。
　　
　　 孙传庭兵败，虽然有崇祯皇帝催战有原因，但孙传庭在皇帝面前夸口在前，他自称只要有五千精兵就足以破李自成，结果呢，他率几万人驰援开封就打了败仗，崇祯皇帝并没有责难他，让他戴罪立功，由于当时国库已经没银子，庞大军费开支已经让明朝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而关外清军虎视端端，随时可能入关，不迅速解决李自成军，就会让清军钻空子，所以崇祯皇帝他拖不起，所以才放手赌一把，让孙传庭出潼关会合左良玉的军队和李自成决战，从交战双方实力对比，其实胜率应该在50%以上，可惜，胜利的天平还是倒向李自成。
　　
　　 至于内帑，那就更不值一驳了，有史书说崇祯内帑有3700万两白银，请问这笔巨款从何而来，明朝一年的财政收最多也就400万银，而军费高达2000万两，打从万历朝开始明朝年年财政赤字，在财政赤字的情况还能攒这么多钱？崇祯在位期间连陵寝都没修，给天启皇帝盖陵寝的钱还是东拼西凑来的，有一部分还是从崇祯的伙食费中节省下的钱，要知道历代皇帝是很注重给自己修陵寝，崇祯皇帝的宠妃下葬时，没有钱弄金器陪葬，就以铜器代替,李自成军逼近北京，崇祯放下皇帝的尊严，竟然低声下气的向大臣们讨钱发军费,看看崇祯都穷到这个份上，还说他内帑几千万两白银，这不是搞笑么！
　　
　　 说白了崇祯皇帝亡国的原因其实就一条，没有力排群臣的意见，采取杨嗣昌的意见和尽快和满清讲和，采取“攘外先安内”的政策，和满清讲和，一旦和议达成就可以节省军费开支，降低百姓赋税，并腾出手来集中兵力解决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解决内乱，没了军费开支，就可以全力发展经济，整顿吏治，等国力富强起再收复辽东的领土，当年汉朝就是采取和匈奴和亲，才有了“文景之治”，北宋放弃收复北方失地的愿望和辽朝结兄弟之盟才成就北宋空前发达的经济实力，俗话说得好“退一步海阔天空”，对于做人如此，治国更应该如此，崇祯皇帝是很想和满清讲和，但是大臣们一个个都理直气状，坚决反对议和，呼声那是一边倒，崇祯皇帝也无可奈何，可以说明朝士人太注重大明的尊严了，简直有点愤青的气质了，宁可经济崩溃，民不聊生,面对两线作战也坚持不与夷敌讲和，结果导致了亡国！

即使崇祯处在嘉靖的位子，他也一样会明朝搞垮。崇祯最大的问题是到死都没弄明白什么样的君主才是合格的君主。
　　 在明朝正德皇帝之后，厂卫是皇帝唯一能够直接掌握的可靠力量.崇祯在灭老魏之后却搞出了裁撤厂卫来，并且直到煤山上吊也没能使厂卫的力量恢复到他即位之初。袁崇焕的种种荒唐行为都是文官集团失去的厂卫力量制约的结果。
　　 再则崇祯毫不清楚权利运行的规则，在袁崇焕杀毛文龙时没有立即出手维护中央和皇权的威信，而是心存侥幸的看袁是否能兑现他的承诺。可以想象如果袁崇焕真的哪怕只是在表面上做到5年平辽的话，那毛文龙的事情绝对不会被追究的。但是毛文龙事件的政治影响之恶劣远远超出辽东战场的屡战屡败。他使整个国内的权力规则都发生了改变，地方军镇普遍的藐视朝廷可以说由此而起，既然挑战中枢的威信的做法可以不受惩罚的话地方实力有什么理由忠心不二呢。如果是一个合格君主就算拼上关外的土地不要也必须立即捉拿袁崇焕，即是给武官系统一个交代同时也是维持中央政府的权威。　　 最后，崇祯在全国的武装力量基本失控的情况下，居然仅仅因为缺钱就遣散了由太监出面整训的直属军队。合格的君主宁可被人骂昏君也会无所不用其极的保住能够直属的军队

明朝经过万历时期的怠政，实际上是衰而未亡，萨尔浒之战明军虽然败于后金，但是只要有装备精良的关宁铁骑牢牢地把守着山海关这道通向中原腹地的门户，除非明帝国国内发生足以从根本上动摇其统治的大变乱，无论是后金，还是后来的清帝国若想灭亡明朝，都是殊非易事。可是崇祯皇帝即位不到二十年就一手断送了看似固若金汤的江山社稷，而且他还是一位死不瞑目的末代皇帝，他在临死前说出的那句“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的谬论，多年以来不知道迷惑了多少人。
　　 即位之初，崇祯皇帝轻而易举地铲除了祸国殃民的魏忠贤集团，使这位登基御宇的时候年龄尚且不到二十岁的皇帝真地以为普天下的烦忧事都不过是君王一朝振作就可解决的。在他看来，无论是嘉靖时期的朝政昏暗，还是万历时期的国事日非，都是君王不思振作造成的。只要有一位励精图治的君主严厉地督促群臣，天下何患不治啊？崇祯打心底里无比崇拜明太祖洪武皇帝，在他看来朱元璋的一切所作所为和所思所想都是那么英明、伟大和正确。难道不是吗？天启时期之所以朝政败坏，不就是因为天启皇帝忘记了宦官不得干政的圣明祖训而招致的恶果吗？嘉靖时期朝政昏暗，万历时期国事日非，其根本原因不就是由于皇帝不够勤勉吗？只要像太祖洪武皇帝那样勤于政事，不尚奢华，对群臣的要求严厉到苛刻的地步，实现国朝中兴的宏图，岂不是如探囊取物一般容易？
　　 好多关注明朝历史的人认为崇祯皇帝与洪武皇帝禀性很相似，其实并非完全如此。在对待臣工的苛暴方面，二者确实相差不远。但是在老练、沉着和冷静方面，二者可谓相去甚远。朱元璋并不急功近利，他面对元朝衰微，天下似乎唾手可得的大好局面，并没有被眼前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仍然能够做出冷静的决策。他否决了猛将常遇春孤军冒进，直捣幽燕的主张，而是稳扎稳打，先定中原，再取潼关，最后席卷大都，水到渠成地赢得胜利。崇祯皇帝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者。他所面对的关外后金政权，是一个方兴未艾，兵民合一，军力强悍的劲敌。后金政权的实力远在曾经逃亡漠北的蒙元残余势力之上，当年明帝国国力如日中天的时候，永乐大帝五次用兵进击蒙元，尚且未能把这股残余势力完全肃清。到了崇祯皇帝执政的时候，明帝国的国势已经日薄西山，后金政权的实力又非蒙元可比，可是崇祯竟然相信了袁崇焕提出的五年平辽的方略。其实以当时明朝和后金政权的实力对比来看，莫说五年，就是十年八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明王朝也未必有确切的把握能够把关外完全荡平。崇祯皇帝在这件事上轻信了袁崇焕立下的军令状，可见其头脑是何其发热。仅仅头脑发热还不是最要紧的。要紧的是崇祯皇帝眼见袁崇焕夸下的海口不能实现，不但不反思自己的决策有无失当之处，还一股脑地把罪责全都推到臣子身上，说什么“袁崇焕咐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及至城下，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把袁崇焕捉拿下狱，处以极刑。在崇祯皇帝看来之所以不能克竞平辽之功，完全是由于袁崇焕不尽心尽力造成的，他根本就没有想到当年君臣二人定下的五年平辽的决策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在崇祯眼里只有成功是硬道理，失败即使是偶尔的失败都是不能被允许的。臣子只要失败了，就是一无是处的。在处死袁崇焕的时候，崇祯难道就没有想到袁崇焕曾经是赢得了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的功臣，是抵御后金入寇的柱石和干城，对待勋劳如此卓著的功臣，除了杀戮以外，难道就不能让他戴罪立功，继续为国效劳吗？按照〈〈明史〉〉的说法，崇祯执政时期 “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此说未必尽然。难道袁崇焕不是一位军事才华出众的堪比李光弼、郭子仪的名将吗？李光弼、郭子仪当年又何尝只打胜仗，不打败仗呢？只是唐肃宗和唐代宗不以一时的失败而全盘否定将领的功绩和干才，而崇祯皇帝则是一位输不起的君主，一点儿都没有拿得起，放得下的气度，一输急了，必然红眼，必然对失败的臣子大开杀戒，所以唐肃宗和唐代宗依靠李光弼和郭子仪最终平定了安史之乱，而崇祯皇帝自毁长城，诛杀了袁崇焕，致使明王朝进一步滑向了败亡了深渊。
　　 朱元璋过河拆桥，诛杀为他打天下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功臣，历来为后世所诟病。但那毕竟是在天下已定的情况下进行的大清洗，朱元璋德行有亏，策略却没有失算。崇祯皇帝即位仅仅三年，在内忧外患都未解除的情况下，河还没有过去，却急不可耐地先把桥给拆了。其行事之躁切，之有失沉稳，莫说比之于朱元璋，即使与唐肃宗和唐代宗那样平庸的君主相比，尚且远远不如。可悲的是，在穷途末路的时候，崇祯皇帝居然说出了“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这样没有自知之明，也没有知人之明的蠢话。崇祯一朝的确缺乏能够匡扶社稷的文臣，但是明朝皇帝历来都是乾纲独断，大权从不旁落的，唯一的例外是在万历朝的前十年里张居正成为实际执掌朝纲的权臣，可是张居正最终却落得了一个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下场。在他死后，不仅十年执政之功废于一旦，还被亲政后的万历皇帝抄了家，子孙都遭到了皇权下的清洗。到了崇祯朝的时候，张居正身死家亡的殷鉴不远，在君主如此高度集权的体制下，即便文臣有经天纬地之才，也不得不韬光养晦，明哲保身。期盼出现治国安邦的文臣虽然不现实，但是崇祯一朝的确不缺乏能征惯战的武将，难道这些武将都是亡国之臣吗？如果崇祯不杀袁崇焕，袁崇焕会是亡国之臣吗？如果在松山之战的时候，崇祯不急切地迫令洪承畴出兵，导致全军覆没，洪承畴被俘，洪承畴会是亡国之臣吗？如果在明军与李自成农民军对决的时候，崇祯不急切地迫令孙传庭师出潼关，导致孙传庭兵败战死，孙传庭会是亡国之臣吗？在胜负攸关的十字路口上，崇祯一次又一次地迷失了方向，失去了太多的力挽危局的机会，这难道不是崇祯皇帝的内在素质使然吗？自从崇祯登基御宇以来，明王朝的国势可谓江河日下，在败亡的道路上越陷越深，外因毕竟只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依据。就内在素质而言，崇祯难道不是亡国之君吗？实际上崇祯皇帝既乏自知之明，又无知人之明。被他委以重任的温体仁和周延儒都是奸佞小人，他最宠信的杨嗣昌也是一个心胸狭窄，排挤贤能，最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宵小之辈。即便温体仁、周延儒和杨嗣昌可以算作是小谋而大任的亡国之臣，可是对他们委以重任，使这些宵小之辈得以执掌了炙手可热的权柄的崇祯皇帝，难道就可以推卸掉作为亡国之君的责任吗？　　 按照〈〈大学〉〉中的观点：“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它的意思是说，治国安邦之道在于使良好的德行和德政得到发扬光大，在于尊重民意，亲近民众，采取最合理最完善的政策。崇祯的素质与作为与〈〈大学〉〉中要求的标准相去甚远。经常有人提到，在崇祯皇帝身上有着勤政和节俭的美德。但是一个刚愎自用的君主，越勤政就越做出更多的错误决策。崇祯皇帝固然节俭，但是也是一位吝啬的守财奴。在他眼里，家和国之间的界限是绝对明确的。直到末日来临的时候，崇祯都不肯把皇室内孥中所藏的丰厚资财充作军饷。皇帝惜财到如此地步，怎么能够让将士们在疆场上甘心效命呢？至于亲民，崇祯皇帝就更做不到了。一位真正爱民如子的皇帝怎么会在赤地千里，民不聊生的时候还在层层加码地对老百姓加派“剿饷”、“辽饷”和“练饷”呢？用竭泽而渔的办法把老百姓逼到绝路上，其结果只能是老百姓揭竿而起，用遍地烽火把明王朝这座将倾的大厦付之一炬。在大厦即将被烧毁的时候，一直只知道“敬天法祖”，却从来也不知道“敬天爱民”的大厦主人，却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完全无辜的受害者，这简直是一幕不可多得的历史笑剧。

崇祯不算是好皇帝，当然他就算是朱元璋、朱棣再生也未必挽回大明的覆灭。

崇祯17岁登基，快刀斩乱麻的消灭了魏忠贤，随后17年执政自杀而死。

抛去国家大环境不谈，崇祯这个人性格有问题。

他过于强硬，这从他最后宁可自杀也不逃亡或者投降可以看出来。

历史上，汉人王朝灭亡过一次，北宋灭亡靖康之耻，徽宗钦宗都被俘虏；南宋灭亡，临安皇帝是投降的。

这些皇帝都没有死，然而崇祯是主动自杀的，宁死不受屈辱。

这说明崇祯皇帝性格的强硬一面，很有骨气。

但做皇帝，绝非刚硬就可以的，一定要有强大的军政能力，还有有政治家的特殊性格。

远的不要说，看看他的祖先朱元璋、朱棣，都是能力超群，性格狠辣又极有谋略、城府之人。

而崇祯最大的问题在于自己能力不足，还不相信大臣，经常胡乱干涉。同时，崇祯生性多疑，经常有怀疑就擅自杀死或者废黜大臣，哪怕大臣在非常关键的岗位上。

这导致本来就混乱的明末政府和军队，更加混乱，最终彻底崩盘。

就用人来说，我们看看崇祯怎么回事？

以对付流寇农民军来说。崇祯帝先用杨鹤主抚，后用洪承畴，再用曹文诏，再用陈奇瑜，复用洪承畴，再用卢象升，再用杨嗣昌，再用熊文灿，又用杨嗣昌。

区区13年内，竟然更换了这多主将。每个主将上台以后，指挥1年甚至不到1年就被替换。

而农民军的实力庞大，北方就有至少百万之众。区区1年时间，就是神仙也不可能将农民军彻底歼灭。

这导致围剿农民军政策，关键时候总是功亏一篑。李自成数次大难不死，后往河南聚众发展。

再说崇祯干涉一线指挥问题。

所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隔行如隔山，非专业人士不能随便做专业的事情。

之前2003年伊拉克自由运动期间，某些专家对于战争惊呼搞笑的判断，大家也都看在眼里。

这说明什么？所谓的军事专家在电视上说说段子是没问题的，同打仗的军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根本不是一回事。

而崇祯明明不是军人，却往往在关键时候干涉具体指挥，出现一系列灾难性后果。

比如著名的松锦大战，也就是明军和清军最后的战略决战。

在明军并没有能力进行野外决战情况下，崇祯却横加干涉，强宁洪承畴率领13万主力营救锦州。

而虽然洪承畴明白明军同满清野战就是寻死，也明白皇太极包围锦州是围城打援，却架不住崇祯的催促。

结果13万大军刚刚出兵，就被满清优势兵力团团包围，切断粮道。

此时洪承畴出战，打不过；死守，没有粮食。

于是袁崇焕等人苦心经营多年的关外明军精锐，以及强悍的关宁锦防线，全部崩溃。

至此，虽有吴三桂退守山海关，其实已经无法阻挡清军。

所以，崇祯的性格不适合做皇帝，甚至不适合做团队领袖。

当然，如果他生在明朝中期，依靠内阁掌握大局，还是没有问题的。

可惜他生在覆巢之下的明末，就算有通天彻地的才能也是无用的，更别说还是这样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