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面临复杂的边疆问题，首先也是坚持“以和为本”这一“经”，重在安抚，先礼后兵，以“义理”制人，而反对使用武力。如贞观元年(627年)，岭南诸州互相攻击，久不朝贡，而地方长官又奏报岭南高州酋帅冯盎反叛朝廷。唐太宗本欲调集大军，下令讨伐，后来接受魏征的建议，派大臣李公持代表朝廷前往“慰谕”，结果岭南悉平。唐太宗高兴地说：“初，岭南诸州盛言(冯)盎反，朕必欲讨之，魏征频谏，以为但怀之以德，必不讨自来。既从其计，遂得岭表无事，不劳而定，胜于十万之师。”

当然，唐朝为解除边疆安全威胁，更多的是“经”、“权”互用，即交替使用政治上的“德怀”与军事上的“力服”两种手段。如唐太宗时代，就曾抓住时机，运用政治、军事手段，彻底解除了东突厥的威胁。后来为解决北部边疆薛延陀部的时降时叛问题，唐太宗曾与大臣讨论说：“朕熟思之，惟有二策：选徒十万，击而虏之，灭除凶丑，百年无事，此一策也；若遂其来请，结以婚姻，缓辔羁縻，亦足三十年安静，此一策也。未知何者为先”？大臣房玄龄提出：“今大乱之后，疮痍未复。且兵凶战危，圣人所慎。和亲之策，实天下幸甚。”唐太宗权衡利弊，接受了房玄龄的建议，决定与薛延陀首领和亲，以暂时缓解了北部边疆的危机。但为了彻底解除薛延陀部对北部边疆的威胁，唐太宗最终还是在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之后，派大军征服了薛延陀部。此后，唐太宗又以主动进取之态，派大军深入西域，打击西突厥的势力，设立安西四镇，驻军于战略要地，从而为国家的统一和边疆的安定奠定了基本的战略格局。

随着边疆各游牧帝国的瓦解，内属民族越来越多，新的问题不断出现，为维护国家的统一、政权的稳定，唐太宗又适时突出“德怀”，慎重地采取以下治边措施：在各民族聚居地区列置“羁縻”州县，任命其首领为都督、刺史，允许其世袭；尊重各族风俗习惯，保留各族内部的社会组织或与新的行政机构并存；对边疆民族和汉人“爱之如一”，不轻易对其用兵，以减少冲突；挑选“达蕃情、识利害”者为边州长官，严明法纪，严惩破坏民族关系的官员。这些“因俗而治”的举措，虽不脱传统“因抚”之窠臼，但毕竟使一度紧张的民族关系得到缓和，调动了各族的积极性，既加速了边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各族间的文化交流以及边疆与内地的互动，从而迎来了封建盛世。

在治边上成就最大的清朝，在统一边疆各部和地方政权的过程中，也是以“德怀”为“经”’“力服”为“权”，才不断地将各边疆地区纳入了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之中，使其接受清王朝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如喀尔喀蒙古的主动归附，整个蒙古高原的统一，就是以和平方式完成的。而清朝最终将西藏置于中央的直接管辖之下，基本上也是通过政治策略，经历了长期耐心细致的磨合而实现的。但对背离大一统的分裂行为，清政府也毫不手软地出兵讨伐。当然，即使是武力征讨，清朝统治者也往往有一个原则，即并不把军事威慑和用兵视为解决边疆问题的唯一途径，同时，在平定叛乱之后，往往能立即实施安抚政策加以善后，如此“经权”互用，保证了边疆的长治久安。

可见，“以和为本”、恩威并用，既体现了中国政治哲学中的“经权”原则，又切合了传统治边理念中“德化”与“怀柔”这一主旨。历代王朝正是遵循这一原则，在边疆经营实践中注重政治与军事并用，交替使用封官授职，羁縻、开放互市、军事征伐、闭关绝市等手法，从而务实理性地应付来自边疆的挑战，以达到安边稳边的目的。

既坚持华夏文化本位，又尊重边疆民族的文化习俗，兼收并蓄，促成中华文化的大一统

人类的共同体一旦被称为“民族”，就意味着它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单位，更是一个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共同体。正如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任何大一统帝国的文明所占据的文化领域都处于异质文化区的包围之下，而大一统帝国内部的文化结构也都会存在着高度的多样性。因此，要塑造民族共同体以维持大一统的政治体系，就必须特别重视作为民族价值观基础的文化和共同的文化心理。历史上，边疆民族与中原内地在文化上的不断认同，始终是安定边疆和促进国家在政治上大一统的至关重要的基础和纽带，对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