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后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也仅仅停留在萌芽阶段，就像宋朝一样。
明朝曾用盐引引导商人向边疆运粮，商业政策为军事服务。

我们已最简单的方法给你解答，你要根据你自己的方式方法去解决问题，给已合理的答案，你已明确的问题来提问相关内容已非处合理的方式问你解答

　　一、开中则例的制定及其依据

　　明朝开中制分为边仓纳粮中盐和召商运粮中盐两种形式。②但问题是，由于纳粮、运粮、中盐的经济活动，是在不同地区、不同的价格形态下进行的。因此，有必要对上述两种开中形式的价格形成问题进行探讨。

　　-----------------------

　　①[日]中山八郎《开中法与占窝》，刊于《池内宏博士换历纪念东洋史讲座》，日本座右宝刊刊行社，1940年；[日]藤井宏《开中的意义及其起源》、 《明代盐商的一考察一一边商、内商、水商的研究》等力作，中译本参见拙译《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黄山书社1987年5月版；藤井宏先生《新安商人的研究》由傅衣凌先生于50年代末译成中文，刊载于《安徽史学通讯》 (1958年)，1985年经译者重新校订，刊于拙编《徽商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版；李龙华《明代的开中法》，刊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72年4卷2期；台湾大学徐泓先生的《明代前期的食盐运销制度》 (《文史哲学报》1974年第23期)、 《明代后期的盐政改革与商专卖制度的建立》 (《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1977年第4期)；薛宗正《明代盐商的历史演变》，刊于《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刘淼《明代盐业经济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

　　②在此分析中，仅以盐粮交易为代表，盐同其他物货的交换关系及其比价问题，俟后专论。

　　应该承认，开中总引数的确定，当是明朝廷确定其米粮与盐引交易比例的基本条件。关于开中总引额的规定，乃最早见于正统四年因明军征讨麓川①， “师众费多”，次年，云南大理府和金齿卫指挥使司上奏因“用粮数多，蓄积数少”，户部遂规定“中淮、浙、云南盐各三十万引”②，招商中盐。此制度遂成为日后出现突发事件时的应急措施之一。如在正统五年陕西延安绥德州的开中盐粮，则是依照上述办法开中的。其规定是“将正统五年淮盐一十二万引、浙盐八万引，如肃州纳米例”招商中盐③。

　　召商运粮中盐的具体运作，从朝廷的角度说，主要是确定合适的“开中则例”。其典型的实例，如成化十九年(1483年)户部议处“大同各边事宜”，记录了运粮中盐则例确定的大体情况。其中说： “两淮运司见有成化十七、十八年存积盐三十万三千余引，宜以二十万引召商于通州仓领米运赴大同交纳。每运一石，与盐二引，量地添减，不出二引之数，限一月以里完，即与支给。”④按成化年间户部议定的运价，一般是运粮7．5—8．5斗给盐一引；如果是纳银，盐一引则纳银o．4—0．5两。这样，户部最初议定的运米1石给盐2引，大体可以确定通州仓至大同仓的运价每石为银1两左右。然户部所拟

　　“以两淮盐二引为脚价费，今久无报纳者”，其原因不用说是朝廷酬盐较低之故。于是户部议定

　　“加半引，不拘客商官民人等，听其各给路引往纳”⑤。如果理解不错的话，成化年间的“加引”召商运粮则例的制定，显然源于永乐二年

　　(1404年)户部尚书郁新所定的“召商运盐”法。商人为官运盐， “年久者，增引数以为路费”。其“加引”的比例是，河东地区每引加40斤，陕西地区朝邑县每引加80斤，西安府每引加140斤，山西地区平阳府闻喜县每引加80斤，翼城县每引加200斤，河南府的淮浙盐，则每引加1引⑥。既然在官运盐货中，是以“加引”、 “加斤”的方法来调节运价的；那么，在召商运粮中盐的体制下，其投入开中的盐粮交易，其比价就具有如同上述“加引”、 “加斤”

　　关系，抑或以下降纳粮数，以保持盐粮交易比价的平衡。

　　如前所述，在召商运粮的体制下，商人承运的粮食主体则是府县的税粮。这一点，从明初边方奏请或廷议的诸记录中，都能反映商人承运税粮的关系。如开中法施行之初的洪武四年(1371年)二月大同卫都指挥使耿忠奏言： “大同地迩沙漠，元季勃罗帖木儿、扩廓帖木儿等乱兵杀掠，城郭空虚，土地荒残，累年租税不入，军士粮饷欲于山东转运，则道里险远，民力艰难。请以太原、北平、保安等处税粮拨付大同输纳为便。”由于大同驻军的粮饷供给依制由山东府县承担，而欲改其军饷供应地，则须边臣奏请，此当制度使然，毋庸赘释。此奏经廷议，决定“于山东所积粮储拨一十万石，运至平定州，山西行省转至大[太]和岭，大同接运至本府，及以附近太原、保安诸州县税粮拨付大同以为储待。”至于税粮的具体运法，无非是官运(其中包括军运)或民运两种形式，而在民运方面，大多是由民之“富室”或商人承担的。以宣德十年(1435年)商人组织民运税粮的事例，可知当时赤城堡需运粮3万石，哨马营3万石，独石1万石。即是按明代定制“凡输粟于各边者，量地远近，价各有差”组织实施的。参与承运税粮的商人均“自备脚力，朝廷则以盐偿之”⑦。这里所说的“价各有差”，实即反映在开中则例中盐一引与上纳米粮斗数的差异上。仅以此例，即可说明开中制条件下官与民的盐粮交易比价关系。

　　-------------------------

　　① 宜德三年，云南麓川宜慰思任发侵夺南甸、路江等处村寨， “云南总兵官黔国公沐晟议论调兵剿捕”．因军需问题，故开中云南井盐，招商中纳。关于此，参见《明宣宗实录》卷四二“宜德三年闰四月”条。

　　②③ 《明英宗实录》卷六七“正统五年五月己酉”条。

　　④ 《明宪宗实录》卷二四五“成化十九年十月丙寅”条。

　　⑤ 《明宪宗实录》卷二四七“成化十九年十二月丁亥”条。

　　⑥ 《明太宗实录》卷二八永乐二年二月甲申”条。

　　⑦ 《国朝典汇》卷九六《户部十·盐法》。

　　上表所载开中则例，乃是明代较为典型的例证，值得注意。其则例的基本要素是户部根据道里远近、粮米时价低昂，以及所中盐运司的盐价高低确定的。而开中则例准确与否，当与明代“时估”制度是否严密有直接的关系。其“时估”制的具体实施情况，按(诸司职掌)卷三的记载：“民间市肆买卖，一应货物价值，便从州县亲民衙门，按月从实申报合干上司。遇有买办、军需等项，以凭照价收买。”而盐粮交易的比价，当是户部所办军需的主要方面。无论边境还是腹里地区，其开中则例的确定，乃是以“时估”物价为其依据，这一点当无疑义。而对于商人运价的估算与调整，显然也是以盐粮交易的时估价格为基础。通过前述“加引”、“加斤”的事例分析，可知此制对于保持民间物料价格的平衡，多少都发挥了调节作用。时估制度，大体上为有明一代所遵行。如万历末年的庞尚鹏《清理盐法疏》，则记述了明季时估制在开中法中的实际应用情况。其疏云：“各边开中盐粮，务要量彼处米价贵贱，及道路远近险易，定夺则例具奏，召商中纳。此祖宗成规也。迩来边中上纳，多不依时估，及虽依时估，而转运交收，领给勘合，其间私费尤难尽言。”①这一方面反映了庞尚鹏对明末时估制崩坏的忧虑；而另一方面却表明开中则例不仅是以

　　时估制为物价基础的，而且民间商人参与盐粮交易的过程中，对旧有的时估制亦多有所突破。

　　尽管开中则例以时估制为其依据，但在现实中，由于盐粮开中的地域广大，盐粮价格变动频繁，加之吏治衰微，户部很难准确地掌握和调节盐粮交易的比价关系，这就使开中商人感到米重盐轻，无利可图，致使开中制时续时断，有误军储。朝廷为挽救开中制的颓势，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的变通措施，由此引发了开中制的演变。

　　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studa.net

明朝开中制分为边仓纳粮中盐和召商运粮中盐两种形式。②但问题是，由于纳粮、运粮、中盐的经济活动，是在不同地区、不同的价格形态下进行的。因此，有必要对上述两种开中形式的价格形成问题进行探讨。

原因和影响：
明朝洪武时期为了防卫瓦剌和鞑靼对中原的袭扰，设立九边进行防御。由于九边距离帝国的统治中心遥远，后勤补给困难重重，为了减少这种负担，洪武帝（洪武三年）与山西商人达成了一个协议，山西商人向大同、居庸关等几大边关要塞输送粮食，山西商人获得了合法贩卖“官盐”的资格。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虽然减轻了朝廷补给九边的负担，但是却损失了相当大份额的盐税。山西人商人不仅获得了河东盐池的盐引，也迅速的垄断了两淮的盐引。帝国虽然节约了每年九边的500万石的后勤供给，却也损失了大规模的盐税，在更大程度上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简单地说，明初是商人把内地的粮食、粮仓运到边防，然后官府以什么来补偿呢？给你盐引，相应的运多少粮食给多少盐引，然后拿这个盐引到盐场去领盐、去销售，商人赚的是差价（输粮换引），这个叫开中制。 所谓盐引，就是垄断运销盐的凭证。
明代开中制的兴衰史可明显地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为开中制的肇始阶段，以纳米中盐为主要内容。自太祖时起，便置局设官，派专人管理盐务，并特别规定开中时要缴纳以米为主的粮食作物（应该看到，缴纳米麦等粮食作物在“以农为本”的封建社会中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然而，当时尚属创业阶段，所以分类不细，部门不全，且当时主要是为了解决长途输送粮食的矛盾。
第二阶段，为开中制继续发展并鼎盛的时期，也是开中制因损、变革、更替最为激烈的时期。以折色开中；设常股和存积之制；剥削灶户、以余盐补正课之不足为三个主要内容。
首先是开中折色之制。开中初期，缴纳米麦，谓之本色。永乐后期，纳钞、银、马、茶、帛、铁等形式逐渐取代了纳米，谓之折色。仁宗时，以钞法不通，因此以户部尚书夏原吉所请准许纳钞中盐。初仅偶而为之，为流通钞法的暂时补救措施，后来便一发不可收拾，至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副都御史鄢懋卿整顿盐法时，大肆搜括，折色开中遂登峰造极，不可遏止。表面上，国库充盈，然招致的是粮仓空虚、商屯尽废、边储无积粮的恶果，这实际上是“涸泽而渔”的作法，是不可取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明中叶以后，开中商人分化为边商、内商、水商，分别承担报中、守支和市易的任务，前面所提及的报中、守支、市易均由边商完成的这一盐业运行体制已被打破，报中、守支、市易三个环节已分别独立。加之势豪占中，对奏买余盐进行垄断，形成“内商坐致富饶，而边商益困”的局面，作为输粮边地、商屯开垦主体的边商在此过程中遭受了致命的打击，边商无利可图，于是商屯尽废，开中之崩溃已不可挽救。
第三阶段，为开中制彻底衰亡阶段，以内商演变为包销商和纲运制的出现为主要内容。纲运制标志着我国盐法中商人包销制的最终确立，这一改革本是为了挽救开中危机而作的最后努力，结果却导致了开中制的被取代。从此，结纲行贩的内商开始垄断了盐的运销全过程，成为清代运商的前身。
前述余盐之行，边商遭受了重大打击，因此有人主张起掣河盐。“所谓河盐者，沿河径自超掣，不上堆也”，即具有不上廪，在河径自超掣，易支、获利捷等优点，封建国家乐得以此作为边商的特殊优待：“内商安坐，边商运输，故掣河盐以惠边商耳。”从而，优待边商，而内商则遭受重大打击。
实际上，起掣河盐的本质在于边商只在表面上受惠，边商亦非最终受惠者，造成新、旧引俱滞，内商和边商俱困的局面。因为，此时出现了一种专以套购盐引、居中谋利、囤积居奇、垄断市场的囤户，他们是从内商中分化出来的、势力强大的那部分盐商。“其囤户即内商之有力者”，“利归于囤户，而害及两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