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世纪早期，在熙熙攘攘的公民大会广场上，一排通过抽签选出的雅典审核员，正在紧张地清点流放政客得到的票数。一旦某人的得票数超出了6000票，那么他们就会被城邦判处放逐10年、但是保留公民权和财产的处置。

其实不仅仅是陶片放逐法，在古希腊世界，流放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公共政策。虽然在历史教科书里，这种流放制度的非理性一面被放大，如果我们仔细回顾一下这种政策的历史根源，就会发现：这远非精英政客们所谓的“暴民政治”，而是在具体时代背景下，维系城邦稳定的安全阀。

1.希腊世界的流放和流亡传统

俄狄浦斯王的流亡来源于历史上古代部族的传统

在王以欣教授的《古希腊英雄故事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在很多古希腊和拉丁人城邦，以及其他的印欧部族的神话中，都有非常经典的弃子母题，那就是流放或者抛弃作为城邦灾星的被诅咒者，比如长相及其丑陋的人，或者国王、王子，以驱逐或者牺牲他们的方式，来起到疫情减轻、灾祸消失。类似的风俗成为了古希腊人城邦制度中流放贵族的传统基础。

迈锡尼文明末期的海上民族大迁徙，导致了古希腊人的大流散

在神话背后的真实历史上，在青铜时代末期，迈锡尼文明在海上蛮族入侵的压力下，一部分人退入伯罗奔尼撒的阿卡迪亚地区，一部分人扬帆出海，漂泊到了小亚细亚西海岸、塞浦路斯、中东的巴勒斯坦乃至埃及地区。再固有的流放传统基础上，这一波希腊人口的大流散，以史诗的方式，被保留在俄狄浦斯王、玻耳修斯、奥德修斯之子、提修斯、狄俄尼索斯等人的传奇故事里，漂泊的王子和消逝的故国成为了希腊人永恒的乡愁。

2.激烈的政治变革和政治流放风潮

典型的希腊城邦

在黑暗时代之后，希腊世界终于在公元前8世纪逐渐走出了黑暗时期，以之前的定居点、宗教中心和部族聚居地为基础，一个个城邦开始出现；与之相伴的，是希腊世界的政治生态从君主制-贵族制-僭主制的变化。

在古风时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军事战术的演进，逐渐由单一的君主制向着贵族制演变。

大体上看，政治制度中国王的权利整体呈下降和稀释的趋势，具体表现为科林斯的末代君主被杀害，王族成员被流放到斯巴达、科西拉等地；而雅典的末代君主科德鲁斯在抵抗多利亚人入侵的战斗中殉国后，君主制遭到了实际上的罢黜，取而代之的是3个执政官，王族成员成为了3个执政官之一。而随着贵族实力的增长，执政官的任期从终身缩短为10年，最后缩到1年；而执政官的人数也由3人增加为9人，王族仅仅是其中一员。

斯巴达的两个国王被降格为议事会成员

在希腊城邦中少见地保留了国王的斯巴达，其实王族也是以退为进，2个国王被降格为30长老的成员，以这种方式逃避了被罢黜的命运，并保留了军事、宗教和裁判上的权力。与之类似，在其他的希腊城邦里，国王的头衔其实最后成为了贵族执政官的称号，君主制基本上被贵族制或者寡头制所取代。

除了君主制和贵族间的明争暗斗，社会中其他成员间的关系也在激烈变化。随着海外殖民的开展、重步兵作战方式的逐步完善，以手工商业致富者在经济上并不输于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贵族，而公民重步兵所代表的集体战术，正在展现出比英雄单打独斗更高的战争效率，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对于旧贵族垄断政权和大量土地感到不满。

古希腊僭主以篡位的形式登上了政治舞台

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三种政体：僭主制度在希腊世界大量出现：一批通过非合法手段攫取城邦权力、笼络平民对抗贵族的独裁者上台了。这些人往往打扮成公民利益的维护者，一般是借助军功、体育赛会赢得民心，或者是利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多利亚征服者和之前的古代遗民间的矛盾起事，比如阿尔戈斯的裴东、雅典的庇西特拉图、西锡安的克里斯提尼、萨摩斯的波利克拉特斯等人。这些人一般通过鼓励工商业发展、减免人民债务、奖励文化事业的方式扩大民意基本盘，并以各种温和或者激进的方式抑制贵族的权利。

3.流亡者的抉择：复仇与引入外敌

整体迭代容易引发内战

由于三种政体的迭代斗争激烈，而希腊本土的各种资源相对有限，每一轮内部斗争都多多少少会产生一群失败者，为了缓解城邦的紧张内政氛围和经济形势，城邦的做法一般是主动流放失败者，或者是礼送失败者离开。如果能安心前往海外开扩殖民地，对于母邦的威胁其实不大，但是很多流亡者热衷于希腊式的内斗好戏，以愚公移山的执着对抗本国政敌，乃至让让子孙继承自己的遗志。

比如萨摩斯统治者波利克拉特斯曾经派自己的反对者组成先遣队，协助波斯入侵埃及，但是这些武装流民不甘心就此执行任务，反而回家乡攻打自己反对的统治者，在再次战败后又前往斯巴达求援。由于僭主家族之间有互相通婚或者交还人质的关系，所以即使僭主和他们的支持者战败，他们也可以从盟友那里得到军队，对母国的政敌反攻倒算。

持续的内斗不只波及希腊，内斗失败者甚至会前往吕底亚、埃及、巴比伦等东方大国的宫廷游说或者服务，从这些大国那里得到更充足的政治资源，然后威胁母国。总体来看，经过这样的权利游戏，有的城邦会出现零和博弈的局面，斗争各方一无所获后，一个缺乏背景的野心家会出来收拾全局，或者是引来外邦的致命干预，造成国运衰败。总体来看，内斗对于小国寡民的城邦及其容易造成致命内伤。

波斯人也是希腊流亡者的游说对象

而到了公元前6世纪末、僭主时代的末期，希腊本土的僭主政权大都被反僭主、畏惧政体颠覆的斯巴达所干预，或者被各自城邦的敌人推翻，而在波斯控制下的小亚细亚西海岸希腊城邦，依旧处于波斯扶植的僭主的统治下；而且希腊本土的流亡僭主、内战失败者也纷纷前往波斯宫廷游说，煽动波斯对希腊的大举武力干预，比如雅典的希庇亚斯、斯巴达的废王德拉图玛斯就是如此。

因此在这一背景下，在希腊文化的语境中，僭主逐步出现了负面的意味，人们将僭主与潜在的斯巴达干预、波斯入侵联系在一起。而当斯巴达与雅典矛盾缓和，开始了一系列反波斯的外交合作后，流亡政客引来的波斯入侵逐渐成为了雅典国家的大患。而事实证明，在伊奥尼亚大起义和希波战争中，希腊世界既出现了列奥尼达这样的勇士，也给波斯大王贡献了各种各样的带路党，他们或者为波斯舰队指引航道，或者为波斯大军开城门、提供给养，甚至如底比斯一样，和希腊同胞大打出手。

4.陶片放逐法：对于政治流亡者的温和处置

小城邦无法承受巨大的内部动乱

由于流亡者的怀恨在心和兴风作浪，迫使所有的古希腊执政者反思：如何避免将全力斗争彻底变成零和游戏，是很值得正视的问题：而流亡者对于本国的潜在威胁是悬在所有统治者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对于城邦内的动荡，除了贵族们的轮流执政、对百姓象征性和实质性的惠民政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将一些重大事物的决定权交给百姓，请他们参与到最终决策中，从而稳固自己的执政基础。

刻有人名字的流放陶片

在历史大背景和城邦发展的小背景下，权利意识日益增强的雅典公民，在历经了僭主统治崩溃，斯巴达干预内政，波斯的外交讹诈，以及马拉松之战的胜利后，公元前488年左右，根据出土的陶片遗迹和亚里士多德的文字记载，他们第一次实行陶片放逐法：依据一人一票的原则，选出最有可能复辟僭主、威胁民主的人，在收集到超过6000张有效选票（约相当于雅典公民数的20%，是雅典通过重要政策的必备参与公民数）之后，统计得票最高的姓名，并将得票最多者放逐10年，以确保他的党羽和他们的领袖分开，以时间流逝的方式逐渐瓦解僭主派的党羽。由于古代希腊是口头社会，一旦首脑和党羽分开在两地，那么基本上意味着政党的势力大减；同时吸取之前对流亡者的极端惩处的教训，为了避免彻底逼反被放逐者，被放逐者的财富和公民权会得以保留，以保住流亡者对于城邦的归属感，并在国家需要时应征回国服务，以防止流亡者怀恨在心，彻底导向敌国。

从结果看，这次流放的阿里斯提德斯、克珊提伯斯、卡利阿斯几乎都没有走向城邦的对立面。而且在7-8年后的第二次希波战争中，英勇地加入了保家卫国的行列。其中阿里斯提德斯曾经为一个不识字的公民，在放逐陶片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原因是普通公民厌倦了政治谣言和政客的名声，已经听够了阿里斯提德斯作为“正义之士”的盛名。但是在萨拉米思海战前夕，阿里斯提德斯依旧响应雅典政府号召，回到了希腊联军驻地，不计前嫌地与放逐了自己的地米斯托克利合作，并用带来的情报，促使地米斯托克利和其他希腊将领坚定了就地迎战波斯人的决心，并在海战的最后关头带兵斩杀了驻扎在萨拉米思近海海岛上的波斯不死军，为战争的最后胜利画上了句号；而在地米斯托克利在被流放、辗转来到了波斯大王的宫廷之后，在最后关头也避免了和祖国的兵戎相见；而被流放的克蒙，虽然无法亲自参与塔纳格拉战役，但是依旧鼓励自己的朋友去参战。

小结：流放政策的功过是非

有人认为，以雅典放逐制度为代表的流放政策导致了政局动荡，但其实在放逐政策实行的1个世纪里，几乎只有10人遭到放逐，而且流亡者的基本权益没有受到侵害，所以他们都没有在海外兴风作浪，对于雅典的政局几乎没有干扰。

虽然被放逐的英雄人物有着高风亮节，但是这种做法的本质，却是与古希腊文化人本精神、伸张个性的特征相矛盾的：在崇尚竞争、追求优秀的文化氛围下，公民集体却对公民的成就做统一化、等高化的态度，对公民中德性最优秀者视为神明，而神明是不受法律节制的。因此，希腊人认为，这样的人应该被逐出城邦之外，从而将人们对优越者的嫉妒给制度化。和抽签制度一样，再完善的制度，也会因为人情因素，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如果人人都满足于平庸，畏惧优秀，那么又何来整个城邦的繁盛呢？如果人人都嫉妒并迫害阿里斯提德斯、伯利克里这种卓越之士，那么还有谁来在关键时刻，为城邦建言献策呢？

和抽签制、直接选举一样，如果说过分的重视程序正确，但是却忽视了程序背后的理性精神，那么一种制度其实也就沦为了空壳。无论流放制度最后导致的闹剧：本来无足轻重的小政客，在两大寡头的

公元前三九九年，哲学家苏格拉底被雅典的一个人民法庭判处死刑。
苏格拉底于是被投入监狱，等待雅典在提洛岛祭祀阿波罗神的活动结束后处决。其间，弟子们轮流探监，陪伴老师度过最后的日子。于是，便有了柏拉图记载苏氏狱中言论的那几篇著名的对话录。约摸一个月后，这位年已七旬的哲人遣退妻儿，在众位弟子面前饮下毒鸩，从容就死。
在苏格拉底一案中，一方是追求真理、舍身取义的伟大哲人，另一方则是以民主自由为标榜、被视为民主政治源头的雅典城邦。孰是孰非，谁善谁恶，不那么泾渭分明，感情上的取舍则成为一种痛苦的折磨，因而其悲剧色彩愈加彰显。在民主自由观念深入人心的现代世界，苏格拉底之死就不仅成了一个问题，而且成了现代人心里一个难以解开的结。

起诉苏格拉底的三人都是雅典公民，以美莱特斯为首，他们依法提起公诉。对苏格拉底主要的指控是不敬神和敬事新神。
审判苏格拉底一案的陪审团由五百人组成，先是由原告和被告分别为自己辩护，并进行举证。之后陪审团举行第一次投票，决定被告是否有罪。
苏格拉底在第一轮的投票中以二百八十票对二百二十票被判有罪，在法庭上，他辩解自己非但无罪，反而于城邦有功，理应得到城邦的礼遇。对自己提出的处罚方案又近乎玩笑，仅希望罚款一百德拉克玛了事。
他那不合情理的刑罚意见，和藐视法庭的态度，反而迫使本来同情他的部分陪审员转向选择原告提出的刑罚，最后以三百六十票对一百四十票被判死刑。
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苏格拉底的罪名似乎是莫须有的，没有确凿的犯罪行为，其言论也没有导致直接的伤害。但在雅典，对犯罪行为的认定不同于现代。无论什么指控，无论犯罪行为是否确凿，也无论是否造成直接的伤害，只要陪审团投票认定，罪名即告成立。
有人会问，对于像苏格拉底这样一位大哲学家，雅典人似乎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对权威人士的尊敬，仅以区区罪名，即判以极刑。这不是太难以令人理解了吗？
殊不知，当时在雅典是不存在任何个人权威的。既没有知识的权威，也没有道德的权威，甚至没有政治的权威。唯有一个权威，那就是人民的权威，一切都得服从人民群体。苏格拉底虽然是一位名人，但却并不是备受尊重的哲学权威。相比起来，他的名气更多地来自于他的怪诞。
古代希腊的民主政治同现代世界形形色色的民主政治并不一样。在现代的民主政治中，个体一面从属于群体，一面却享有作为个体的独立性，享有自由。但在古希腊，个体是完全从属于群体的，他没有脱离于群体之外的自由。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个体只有在属于城邦（亦即群体）时才具有存在的意义，不属于城邦的个体要么是鬼神，要么是兽类。
群体的意志和利益高于其它一切，为此可以牺牲个体的利益和权利。雅典一条独特的法律即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依法雅典人每年可以放逐一位政治领袖，由公民大会投票选出。因以破碎陶片充作选票，而得名“陶片放逐法”。投票时只要在陶片上刻上名字即可。无需过失，也无需罪行，只要获得票数超过六千，即遭流放。
如果以现代人的眼光看，这纯属对个人自由与权利的践踏。但在雅典，像底米斯托克利等一批最著名的政治家都在流放之列。这就是说，在古代希腊，个人是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自由的（即柏林所说的“消极自由”）。既没有脱离群体的自由，也没有言论的自由。苏格拉底的言论明确表示出他对“人民”这个群体的轻蔑，想要同它保持距离。同时在“人民”看来，他的言行实际上已经造成了某种伤害，因为他的弟子参与了推翻民主政治的活动。他的被处死，其实在情理之中。
而现代人惯于拿现代的民主来衡量古代希腊的民主政治，认为平等与自由理所当然都是民主政治的内容，因此苏格拉底之死才成了难以解开的结。

此做法在古代希腊城邦民主时期采用，属于不记名投票选举。其缺陷是：普通民众如不了解被放逐人的品质，会造成盲目跟风性。同时也不可避免的为可能的串通埋下种子，掩盖了可能存在的肮脏交易。

缺陷是依陶片放逐法作出的判决，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公民的情绪，而公民的情绪常常因受一些政治家的鼓励波动不定。因此，公民对官员优劣的判断未必都能深思熟虑，用贝壳或陶片投票作出的判决也就未必准确。雅典民主政治后期，党派斗争频繁尖锐，一些政客常常以民主为号召，鼓动民众把“陶片放逐法”作为打击政敌的武器。“陶片放逐法”的弊病更加严重地显露出来，越来越失去了维护民主秩序的作用，相反，加剧了无政府主义的泛滥。

苏格拉底是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一生追求智慧，信守法律与正义。由于直言不讳，苏格拉底得罪政客美雷图斯、吕康和安涅托斯，他们以“不信神”和“误导青年”的罪名将苏格拉底告上法庭。按苏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图的《申辩篇》所记，苏格拉底在法庭上慷慨陈词，据理力争，不畏强权。大多数参加表决的公民不能容忍他的强硬态度，再加之某些与他为敌的政客的蛊惑，公民大会最终判处他死刑。苏格拉底慷慨赴死，他认为判决的不公正并不等于法律本身的不义。 健全的民主制度一定应该与相对的权力集中相匹配，缺乏必要的民主集中机制，很容易导致民主决策效能的下滑，甚至是政治生活的混乱与内耗。由于公民素质在整体水平上参差不齐和民主制度某些环节的漏洞，民主政治很可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沦为政客争权夺利的工具。既然大多数的投票就意味着一切，甚至是不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那么民主的进程便与其初衷南辕北辙。这种体制一方面成全了某些别有用心的野心家，另一方面也豢养出一批无所事事、只靠填选票过活的职业“流氓无产者”，这是对“极端民主”的一种嘲讽。伯里克利死后，一些不负责任的流氓和别有用心的政客利用轮流当公民大会主席和陪审员的机会，左右群众，蛊惑政局，雅典民主政治沦为一种暴民政治。希腊成于民主，也败于民主，这应该值得我们好好总结与借鉴。

凡事，有利有弊，所谓民主也一样，要正确看待。
绝对的民主和绝对的独裁，就像撑死的人和饿死的人，结果都是死，死法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