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老蒋从西安安全返回南京，没有抓紧时间处理政务，收拢权力，却仅在南京逗留了几日，就带着妻子返回老家了。

此后，南京方面陆续发布了几条政令，而教员明确认为，现在的问题已不止于张学良回不来和南京必欲派中央军进驻陕甘，最直接的问题是顾祝同一旦入驻西安，西北三位一体势将难以继续。

为何如此说？

西安事变的解决并非一帆风顺，其解决实际上存在三个过程：酝酿、发生、解决。

西安事变的解决并不以1936年12月25日释放老蒋而结束，恰恰相反，老蒋返离开西安后，和平解决远远没有到来，反而随时有发生战争的危险。

尽管张学良将全部心神都放在了西安事变的后续解决上，但由于他经验有限，政治尚不成熟，难免把落实各项条件所要面对的困难看得简单了，把结果想的也太过理想化了。

12 月 31 日，张学良被送上军事法庭，判处徒刑十年。

一开始张学良是拒绝接受的，但老蒋告诉他审判过后就会特赦他，宋子文也保证多等几天即可特赦返陕，让他配合委员给国人和南京诸位同仁一个交待，也好让老蒋恢复领袖威信，破除谣言。

这一套说辞，正中张学良心思，故张学良还是对蒋践行承诺抱以期望。

他这时甚至还曾给教员去信称: “弟在此尽力奋斗，虽多困难，尚可顺利，俟二三日把政府做完，几天即回。”

张学良这里指的政府，既督促老蒋落实“改组政府”这一诺言，但改组一个政府牵涉这么多势力的根本利益，岂是什么简单的事？

就算老蒋有心落实，恐怕也会被亲日派等势力劝回。

张学良的书信，也让陕北信心大增，此时的陕北由于形势转变，也对后续战略规划做了适当更改，12月27日，陕北召开重要会议，在会后形成的《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等文件内中明确提出: 我们的策略，是“推动左派，争取中派，打击亲日派”，目的是“用蒋之力量实行结束内战转到抗日”。

故此，当老蒋返回南京后，陕北的主要任务就变成了“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实现他自己所许诺的条件”，并要“巩固西安发动的胜利……把陕甘两省首先成为抗日根据地与策源地”。

但老蒋26日回到南京，立马发表了《对张杨训话》，全文未提在西安的允诺，随后教员也发表了一篇文章，帮老蒋回忆了一下，他都做了哪些承诺。

而张学良和西安方面不了解的是，回到南京后，经反复考虑并与众多亲信商讨后，蒋介石在 29 日已下决心不放张回陕了。

蒋在当天的日记中清楚地写道: “若复放其回任，不惟后患无穷而政府之地位立即摇动”，且彼“可借口前所要求者，如有一件不行，彼即可叛变也”。

何况，“彼所要求者为中央在西北部队一律撤退，此为其唯一之要求。如果放弃西北，任其赤化，则不惟国防失一根据， 而且中华民族发祥之地且陷于永劫不复矣。”而“西北动摇则统一之局全堕，经济计划无从实行，十年建设成绩毁于一旦矣”。（老蒋写的日记真是个好东西）

由此可见，老蒋虽然被释放了，但南京方面和西安方面的冲突在所难免，这涉及到各方的根本利益，一方要统一，一方要半独立，无论如何也不能避免冲突。这就是症结所在。

这也佐证了，一开始教员等人坚持要“审蒋”的正确性，因为不把老蒋拿掉，不让国民政府的抗日派上台，那陕北的利益就无法得到切实保障，可当时我们太过弱小，无法依靠自己的实力完成这一构想，最后只能无奈释放老蒋。

针对西北“三位一体”的政治格局，老蒋针对性的制定了“政治为主，军事为次”的瓦解西北抗日联军的计划。

1937年1月初，在老蒋的命令下，原本已经要撤退的中央军，调整部署向西安进逼。

1月2日，老蒋和宋美龄携手回奉化老家疗养，走之前还把宋子文弄去了上海，独留何应钦在南京，很明显这是南京内部在大方向上，达成一致意见了，老蒋离开避嫌，好让何应钦这个亲日派报复派放开手脚搞事。

1月4日，南京方面在宣布限制张学良自由的同时，内定在西安设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派顾祝同为主任，“综理陕甘青宁军事及西北国防准备事宜”，以王树常为驻甘绥靖主任，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这个时候是内定，还没有对外宣布）

一场西安事变，无数人的命运为之改变。

老蒋重返南京后，没有派刘峙或者何应钦来当这个行营主任，却将顾祝同提到了这个位置，各中意味不言自明。

老蒋手下的五虎上将都有别称，刘峙号称“福将”，而顾祝同则号称“忠将”，这个“忠”字是恰如其分，不管是不是乱命，只要是老蒋的命令，顾祝同都是闭着眼执行，皖南事变就跟此人有极大关系。（1935年国军搞了新军衔，这五个人都被授予二级上将军衔，所以有人戏称他们是老蒋的五虎上将，另三个是“干将”陈诚，“飞将”蒋鼎文，“虎将”卫立煌）

西事变期间，亲日派何应钦组织“讨逆军”进攻西安，宋美龄和宋子文拦都拦不住，而这个时候宋美龄找到顾祝同，让他帮忙，当时被任命为讨逆军西路军总司令的顾祝同二话不说，当着宋美龄的面就先向委员长表个忠心。

随后不管是讨逆军东路军总司令刘峙催他，还是何应钦号令他，他都不听，随便找个借口，赖在南京不走，帮助孔祥熙他们策划和平救蒋的计划。

故此，老蒋一回来，对顾祝同再无猜忌，马上就任命他为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让他全权处理西北的事。

4日，南京方面内部协商一致，向外宣布对西安和张学良的政策当天，何应钦就通过国军内部专门搞交通和通信徐庭瑶，用电话联系上了杨虎城，让他代表西安方面发表“拥护通电”。

国民党搞政治斗争的手段一向不弱，何应钦这手四两拨千斤的手段，让杨虎城背上了很大的政治压力，意图就是分化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制造矛盾。

但杨虎城背后还站着周恩来、教员等人呢。

周恩来得知消息后，立马传陕北与教员等人分享，通过何应钦这一手，教员等人得出了：蒋实行的是“政治分化、军事压迫”的策略。虽说是军事为辅，但中央军放了几十个师摆在前面，可不是开玩笑的。

老蒋的计谋是上策攻心，中策围困，下策死战，如果不能政治取胜，军事决胜负是肯定的。

此时东北军群龙无首，而十七路军又很弱，张学良一走，“三位一体” 的所有重压都落在了陕北身上。

当晚，周恩来、叶剑英与杨虎城、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等一起开会讨论了作战准备问题，并拟定了具体的作战计划。随着南京方面达成共识，西安的形势急转直下，压力扑面而来。

另一边，教员、张闻天等人也在紧急商议对策。

5日晚，教员、张闻天联名致电周、博和彭、任：“南京报复派现在没有政治口号，只能偷偷摸摸地干，希望吓一吓，把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等吓得就范，然后慢慢宰割，孤立红军。目前只要三方面团结，真正的硬一下，并把红军的声威传出去，使中央军不敢猛进(猛进时消灭其一部)，有可能释放张学良，完成西北半独立局面。”

根据陕北中央意见，5日，杨虎城公开通电，以“张副司令留京未返及中央军匪惟未遵令东还，而反大量西进”为词，指出这与蒋介石在陕西时所作的诺言不合，表示要起而周旋，至死无悔。

几乎同一时间，南京方面也以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决定的形式，公开宣布了西北军政组织人事任免及其“陕甘军事善后办法”，决定中央军进驻“由潼关沿铁道至宝鸡再沿渭河至天水秦安之线”，“以巩固豫鄂陕川之国防根据地”；东北军一律恢复西安事变以前原位置，即全部退回甘肃；十七路军主力则须移驻陕北。

这说明国军不是吓唬人，是真准备来硬的。

老蒋被扣押的时候，何应钦就嗷嗷叫要打到西安，此时更是摩拳擦掌，摆开阵势要向西北发起进攻，给了西北很大压力。

拳头有多大，道理就有多大。

弱小的红军再一次被中央军的拳头逼到了墙角，打是肯定打不过的，而最大的人质也在国际势力的干涉下放跑了，此时，我们该如何做，才能破局呢？

何解？

教员明确认为，现在的问题已不止于张学良回不来和南京必欲派中央军进驻陕甘，最直接的问题是顾祝同一旦入驻西安，西北三位一体势将难以继续。

“顾来则张、杨两部全被宰割，红军将被迫登山”。因此，教员的意见是“坚决奋战，拒顾迎张”。

这个有个问题，教员为什么说顾祝同一来西安，那三位一体就要被瓦解？原因倒也不复杂。

问题就出现三位一体的另两位上，杨虎城的胆子大，啥都敢干，但十七路军的实力太弱了，而东北军呢，张学良走的当晚少壮派和元老派就差点干起来了，要不是少帅余威尚在，局势还不明朗，东北军都有可能原地解散。

东北军是典型的军阀部队，部队内部山头林立，一个大军阀统治几个小军阀，就这样一级一级垒成了一个东北军，而且东北军内部还存在保守和激进两派。

中下层的年轻军官基本都是张学良培养起来的少壮激进派，但更加保守，只看利益不看其他的保守派却凭着资历老，霸占着上一层的军一级的高位。

虽然张学良临走时，交待部队都听杨虎城和于学忠的，但实际上杨虎城根本调动不了鼻子朝天的东北军元老派，顶多拿着张学良的手令将他们召集起来开个会，其余就是奢望的。

张学良一走，王以哲就成了事实上的东北军统帅，而以王以哲为代表的元老派，他们对西安事变其实并不怎么感冒，对陕北红军也是小心戒备，当了一辈子的军阀，突然让他们转了性，基本不可能。

除了张学良一个人，任何人来了都统御不了东北军，包括于学忠和王以哲，张学良一走，整个东北军就两个想法：1、保存实力。2、要求释放张学良。

但只要顾祝同一来，都不需要用什么手段，只要往那一坐，王以哲这些人立马就要发挥动摇的军阀本性，纷纷倒戈。

故此，教员直接点出首先要防止十七路军和东北军内部将领的和叛变。教员等人的意思很明白，就不要给老蒋搞分化的计划，绝不让顾祝同来西安，此外还要将张杨的部队调动起来，也不要让这些人有机会多想。“张、杨两军速向阵地，红军担任野战，坚决为保卫西北革命局面奋斗到底”。

可教员他们的举措，以及王以哲等人的犹豫，恰恰说明“三位一体”互相有了戒心。

不得不说，老蒋“政治为先，军事为次”的招数很厉害，不管他明面上还没有得逞，仅是拿出了这一姿态，三位一体内部立马就生出了间隙。

除了不信任东北军的军心之外，教员对东北军的战斗力其实也没有多少信心，虽然东北军有五十多个团十几万人，红军连他们一半都不到，但此前红军与东北军交手时，可是充分了解了东北军到底有多水，战斗力有多拉胯。

如果按这个剧本走下去，“红军将被迫登山”。

对于夹缝中求生存的陕北红军来说，并没有太好的选择，我们只能一边组织防御做最坏的打算，一边让周恩来和潘汉年多做沟通，争取和平，此外还要小心东北军内部的动摇。

对此，教员做出了如下安排：

1、“一般的避免在同一战场作战，红军担任单独的一方面，可免去指挥不合拍，胜则见忌，败则见怪，泄露机密，相形见绌等不利情事”。

2、“在不与联军的战略意图相违背下保持红军的单独指挥系统，此点有重要意义”。

3、“红军的实际的人数武器数目电报密本等概守秘密，此事必须密告团以上干部遵守，以防泄漏于敌人。红军的位置及行动计划联军军委会不应下达与他军，以防泄露”。

内战一簇激发，到了这时，才能明白老蒋的奸猾，他带着老婆回家疗养了，当上了明面上的甩手掌柜，却让何应钦这个激进派在前台放手开干，真是好计策。

但到了此时，我们却只能从老蒋身上寻找突破口，因为何应钦那边是完全走不通的，老蒋到还能试一试。

那老蒋现在究竟是个什么态度呢？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西安事变之前，老蒋铁了心要将红军剿灭，那时的老蒋就剩红军这一块心病了，大西南还有川蜀等地也都借着追击红军而收归了，与苏联方面也达成协议了，大事基本都了了，所以1936年底，老蒋根本不需要与红军多谈什么，已经没有意义和必要了。

而西安事变之后，西北出现了半独立的可能性，让老蒋统一的大计划出现了致命缺漏，此时老蒋是一门心思要收归西北，纳入中央统治，故此又跟陕北红军有谈的必要了。

老蒋原定方针是用政治手段解决西北事端，他要分化红军和十七路军、东北军，将西北三位一体彻底瓦解，并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肢解。

为了使西北善后与解决红军问题分割开来，老蒋花了几天时间考虑“对共党之策略与行动”，最后明确了“予之出路，以相当条件收容之”的具体办法。

我们是想谈判，但又怕周恩来到了南京商谈后，成为“张学良第二”，所以就像让老蒋派个人来陕北谈。

1月6日，陕北中央急电潘汉年，让他赶紧去南京和上海，看能不能把张冲邀请到陕北来商谈。

1月7日，出于自救的心理，张学良拿出了甲、乙两种解决西北问题的方案给老蒋看。张学良深知西北问题发展到如今这种地步，已经没有大的转变了，他一方面急于自救，另一方面急于将东北军摘出来，防止被老蒋瓦解。

1月8日，在潘汉年陪同下，张冲抵达潼关。但到了地方后，张冲也担心自己被扣，所以连西安都没有去，只是请潘去西安代为向周转达意见。

周之后向陕北中央报告：蒋介石让张冲转达的仅三事，一是张学良必须留京；二是西北问题将取政治解决办法；三是同红军的谈判可根据与周所谈基础继续谈下去，希望周到奉化密谈。

老蒋自然不是有什么好心，他第一步是将红军切割出去，便于处理西北问题，第二步是肢解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彻底消除张杨的势力和影响，第三步就是肢解红军了。

彼时，人为鱼肉，我为刀俎，

此时，我为鱼肉，人为刀俎。

西安事变前后，形势转变之快、之急、之大，让人莫测。

就在陕北中央进退失据，陷入困境时，共产国际又横叉一杠，发来了一封电报，教员等人看后，气得直拍桌子。

而西北善后事宜，也因共产国际的这封电报发生了极大转变。（未完待续）

部分参考资料来源（阅读部分电子版参考资料，见知乎主页）：

1、杨奎松《中共中央西安事变善后方针变动经过及原因的再考察》

2、《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

3、《张学良年谱》

4、《蒋介石日记》

5、《有关西安事变后“陕甘善后问题”政治解决经过的函电》

6、《毛泽东军事文集》

7、张友坤等编著《张学良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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